一个患者的死亡之路

　　杨勋死了，家属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生锈的螺丝。他的父亲说，如果不是受医院和一些媒体误导，或许，杨勋不会走得这么快。

　　这是5月的最后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闷热，当记者几经周折找到 杨勋在成都市金牛区金牛村的家时，他的妻子罗丹正和公婆坐在院子内，8个月的身孕令她的行动有些不便。

　　为了调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泸医附院”)的开颅戒毒手术，我在一个星期内采访了16个曾在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按照采访的先后顺序，杨勋是第6个。

　　此前采访的5个“瘾君子”的父母曾一致反映，在做完开颅戒毒手术之后，他们的孩子多次出现厌世自杀念头，有几位甚至多次付诸行动，所幸未能“如愿”。他们提到了杨勋，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杨勋，26岁，有8年吸毒史，去年10月1日，在泸医附院做完开颅戒毒手术后1个多月，他与罗丹结婚，4个月后，他在云南戒毒期间坠楼而亡。

　　曙光展现

　　23岁的罗丹对于丈夫的死神情悲戚，坐在公公杨大武身边沉默不语，“杨勋的死，是泸医附院开颅戒毒手术失败的极端典型案例。”此后的叙述中，杨大武的情绪颇为激动。

　　我的家境在这一带算是比较丰实的，杨勋是我的独子，从小对他比较溺爱，的确疏于管理。这小子长得很帅气，8年前，他交了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朋友小雪，那是我一个世交的女儿，我没有料到她早就染上了毒瘾。

　　那一年的3月9日，两个小孩子叫来一帮朋友在迪吧庆祝生日，其间，小雪要杨勋弄点“白粉”来享受享受，并告诉他哪里有，这小子就照办了。

　　后来，杨勋与小雪出走了一年多，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染上了毒瘾，但我对他们小小年纪同居的举动很不赞成，还多次去女方家中要人。

　　杨勋后来回来了，我发现他变了，他哭着说“她把我的青春给毁了”，却又不肯告诉我详情，后来他割腕自杀，我这才知道这小子染上了毒。

　　小雪不久因为注射毒品过量死在湖北，这对杨勋打击很大，他开始戒毒，并被送去强制戒毒所多次，但根本不起作用。

　　2002年4月，我狠下心送他劳动教养，一年半后，杨勋出来了，认识了在酒店担任领班的罗丹，两个人谈起了恋爱。

　　一直沉默的罗丹突然开口，她说，我知道他的过去，也知道吸过毒的人很难戒毒，但是我也知道他从劳教所出来后半年多没有再碰毒品。那时候他很自卑，很多人都远离他，我想我要是离开他，他就会彻底放弃自己了……

　　罗丹又垂下了头，婆婆看着她隆起的腹部，眼中充满感激。杨大武说，杨勋的堕落，他作为父亲难辞其咎，因此期望他有了家庭后能被自己的女人管着，杨勋吸毒，可喜欢他的女娃子还不少，罗丹不是最漂亮的，但杨大武作主选了她，因为她很善良。

　　本来早就准备把他们的婚事办了，但去年3月底，就在结婚前夕，两个人去买结婚用品时，杨勋身上的3000多元钱没了，在罗丹的追问下，这小子承认熬不过毒瘾，把钱偷偷买了毒品。

　　婚事只好推迟，为了让他能和罗丹好好过日子，我开始找根治毒瘾的方法。2004年7月14日，我看到成都一家知名媒体报道说：某部门委托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的“脑立体定向治疗戒毒手术基础与临床”研究课题启动，成功为两名瘾君子摧毁了毒瘾。

　　我们一家高兴得一夜没睡，报纸介绍，泸医附院的技术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手术戒毒成功率达到90%，而从事这项手术的神经外科主任，被称为西南手术戒毒第一人的陈礼刚博士也被介绍为拥有17年的临床经验。

　　这么大的报纸，我想是不会骗人的吧！我是成都地区送孩子去手术的第一个人，我认为，把孩子送到泸医附院做戒毒手术的家长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

　　但事实是，媒体当初的报道误导了我们。

　　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泸州。我是去考察的。我见到了泸医附院第一例接受开颅手术戒毒的患者赵学锋，他是6月27日做的手术，陈礼刚和赵学锋的妹妹赵兰都说，他是免费治疗的。

　　我问赵学锋还想不想毒品，他说不想了，但是我觉得他反应迟钝，脑子好像不太正常。陈礼刚就解释，赵因为是第一例，所以手术“打”了17个靶点，可能需要一两年恢复。

　　陈礼刚要我放心，说一般人打七八个靶点就够了。我还见了第二例患者，姓汤，他打了14个靶点，也是免费的，当时医院解释他们两个是关系户，所以免费。

　　我后来想跟踪过这两个人，看他们是否复吸，但是陈礼刚多次表示不同意吸毒者家属互相联系，以免吸毒者互相联系，不能远离毒品，导致戒毒失败。

　　所以，亲属之间一般都不联系，后来杨勋出事了，我才打听到，赵学锋他们做完手术不久就都复吸了。

　　术后巨变

　　记者后来找到了赵学锋的妹妹赵兰，她证实了杨大武的叙述。她说：“赵学锋是我三哥，有10年吸毒史。2004年7月，陈礼刚在三哥的一个朋友的引荐下，向我们介绍了开颅戒毒术，当时说手术对人体不会有多大影响，复吸的几率很小，我们就动心了。陈礼刚说，因为是第一例手术，为了宣传，所以免费治疗。 

　　“6月27日做完手术后，三哥因为打了太多的靶点，人一直昏迷，医院也一直给他注射镇定剂。从神经科换到精神科，再转到康复科，直到7月31日，因为三哥差点从泸医附院大楼跳楼自杀，我就在陈礼刚同意下，把三哥接回了家，但是没有办出院手续。”

　　赵兰说，赵学锋接受手术后，眼睛没有余光、反应迟钝、情绪时常失控，是非分辨能力也变得很差。“回来没几个月就复吸了，但是陈礼刚说我们不能再回医院了，要回就要付费治疗。”

　　杨勋家人至今仍有悔意，说，当时，他们没有对手术多个“心眼”，杨勋本人也很愿意做手术，彻底摆脱毒瘾，全家都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手术的费用是与打的“靶点”数有关的，底价1万，多打一个靶点费用增加1000元。2004年8月9日上午，杨勋被剃光了头，躺到了手术台上。3个小时的开颅手术后，他回到了病房……

　　杨勋自此换了一个人……

　　做完手术后的杨勋非常兴奋，手舞足蹈，6个人都按不住他，他嘴里说着胡话：电钻钻我的头，钻得好响啊，钻得好焦臭啊，我觉得自己好英雄啊，陈教授(指陈礼刚)说我的螺丝上偏了，要重新上……

　　我很担心，但是陈礼刚说没关系，一个小手术，几天就能出院。

　　下午，他迷迷糊糊，医生给他测量体温，他突然醒了，还是手舞足蹈：螺丝上偏了，我的头好痛啊，吓死我啦，我不敢再吸毒啦……

　　其实他在昏迷时就要毒品，不停地做着吸毒的姿势：头往前凑，噘着鼻子猛吸，然后摇摆着头……

　　杨勋逐渐恢复了平静，寡于言语，8月16日，一家人满怀希望回成都，临行，杨勋特意给陈礼刚送去了一面锦旗，这面锦旗在今年4月，杨勋死后两个月，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还看到挂在陈礼刚的办公室内。“锦旗是陈礼刚要的，他跟患者暗示，是他主刀的，要给他荣誉。”杨大武说。

　　回来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发现他变了，经常头疼，每天都要洗两次头，使劲抠手术的地方，说螺丝上偏了。他说没了嗅觉，也没了味觉，情绪开始变得焦躁，总要往外跑，我就怀疑他复吸了，但是一直没能现场抓到。为了他远离毒品，我就把他锁在家里，还特意焊了一个铁门。

　　但他还是跑了出去，我以为是罗丹放他出去的，就在门上又加了一把锁，结果他又跑出去了，这才发现他从房顶的一个洗脸盆大小的气洞爬出去的，他都疯了一样，几次翻围墙，想跳楼，都被我发现了。

　　罗丹也怀疑他吸毒了，但是婚期不能再推了，请帖已经发出去了，婚期定在10月1日。事后我们听他说，他结婚前一天晚上做了准备，把毒品吸了一个饱。

　　大喜之日，来了300多个亲友，人家都不知道手术失败了，还真来庆祝了。我给陈礼刚打电话，邀请他来，目的一是请他帮我当面诊断一下杨勋一系列的反常现象是怎么回事；二呢，如果杨勋真好了，陈礼刚就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陈礼刚来了，但他擅自带来了我提过的那家报纸的记者，我很感冒，陈礼刚给我100元彩礼，记者要拍照，我没同意。

　　后来陈礼刚又要我帮他宣传，还要给亲友发他的名片，都被我拒绝了。但是第二天报纸还是登了，大意是：借助泸医附院的开颅戒毒术，8年的瘾君子成功击败毒魔，迎娶美人。

　　我很气愤，给报社打了电话：当初就是受你们的报道误导去做手术的，现在不是拿我们去误导别的吸毒患者嘛！

　　迈向毁灭

　　罗丹接上话茬说，婚后第二天，杨勋就向她承认已经复吸，因为秘密被揭穿，杨勋开始公开吸毒，亲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手术前只是吸食毒品，现在却改为了注射，而且量在不断增加，术前每天毒资消耗100多元，术后增加到了1000多元。

　　与此同时，罗丹还发现杨勋的性欲开始急剧下降。杨大武于是又将儿子带到了泸州，反映手术失败，要求重做手术，陈礼刚回答，二次手术风险较大，需要半年后才能再做。杨大武说：“当时我们还谈了价格，陈礼刚说，手术费用可以优惠，这次只需要1万元。”

　　但是未过多久，卫生部就紧急叫停了开颅戒毒手术，有关这一手术副作用的报道铺天盖地地出现，杨家开始忧心忡忡。

　　我真正意识到这个手术失败了，因此送儿子去自愿戒毒所，第一次，还没到戒毒所，人就跑了；第二次交了钱，第二天就跑了，说手术戒毒都失败了，没有希望了。

　　2005年1月9日，为了让杨勋换一个戒毒环境，不再接触毒友，我将杨勋送到了昆明我一个朋友家，同时用中药戒毒。但是1月14日，杨勋就坠楼了……

　　我在云南打电话给陈礼刚，说杨勋跳楼没死，你是脑外科专家，能有什么办法挽救吗？他说，可能这次坠楼，再做抢救手术，毒瘾反倒根治了。陈礼刚的名片上有好多头衔，我这时候还是相信他的医术的。

　　我们把杨勋带回了成都，2月22日，他死了。我跟陈礼刚说，我要告你，陈礼刚说：“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公证过了”。但问题是，当初公证时说90%的治愈率嘛，这不是欺骗我们吗？

　　杨勋火化后，我们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几个金属片，还有几个螺丝生锈了。这才明白他生前为什么一直喊头疼。

　　陈礼刚说金属片是铂金的，不可能生锈。杨记者，你也看到这个螺丝上的锈了。

　　陈礼刚始终不承认手术失败，他说：“少数个案并不能说明问题。你药物治疗没有效果，去戒毒所也戒不了。我这个手术，哪怕只有20%的人成功，都算成功。”

　　杨勋的坟墓就安在家门口的一个小绿地里，没有碑文，紧挨着爷爷奶奶的坟墓，就在杨大武接受采访时，罗丹默默抱来了和杨勋结婚时的影集，那上面的杨勋阳光照人，看不出任何瘾君子的影子。

　　罗丹低声自语：“要是我们不坚持去做这个手术，或许，就不会……”

　　这番话被公公杨大武听到了，他有些愧疚，他保留着杨勋头脑里的那几个生锈的螺丝，正在联系更多戒毒手术失败的家庭，准备向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讨公道。

　　“还有一个多月，我就做爷爷了。”采访结束时，杨大武露出了凄惨的笑容，“我联系的那些家庭，多是独生子女，我的家还有希望，他们呢？”

     宁愿有尊严地死去？

　　那一瞬，我就想着，我要是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孤注一掷

　　此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在重庆大渡口区，是一个叫做周颖的28岁女子。因为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做的开颅戒毒手术“失败”，她的情绪失控，于今年3月21日，从所在的居民楼四楼飞身跃下，幸运的是没有摔死，但造成了尾椎骨骨折。

　　与杨大武一家相似，周颖对于记者的到来心情复杂：究竟是相信媒体好呢，还是防着媒体好？见面后，她的这个问题令我有些尴尬。

　　她递给了我一支烟，我没有迟疑，接了过来。她愣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我，这很难得到。”

　　她并不像我以往接触过的那些瘾君子那样面黄肌瘦，眼睛泛青无神，相反，她的面色红润，不过，眼睛里还是流露着一种无助与忧郁。

　　她说，已经两个月未曾吸毒，但是谁也不信她，包括她的父母。“这并不是手术的成果，事实上，我在手术前已经成功戒毒半年，在做完手术后却很快复吸了。并且有了很多并发症。”

　　周颖说她有两个埋怨的对象，一是母亲，是她执意强迫女儿接受开颅戒毒手术的；二是媒体，老人之所以如此，正是看了重庆一些媒体当初对开颅戒毒手术“惊奇成功”的报道。

　　她染上毒瘾的过程与大多数吸毒者相似：年少无知时，缺乏父母管教，混迹江湖，被瘾君子拖下水……

　　周颖已经被父母赶出家门，在征得她的父亲周小平的同意后，我们得以进入她的家。这是一般吸毒者家庭可以想象的残破与贫穷：昏暗的走廊让人踉跄，屋内淡淡霉味，一台电视机是仅有的家电……

　　周颖侧对着父亲，香烟一根接着一根。

　　1995年，一向忙于生意的父母发现我吸毒后，把我从广州带回重庆，从此想方设法给我戒毒，前后进强制戒毒所十几次，但每次我都是心瘾难除。

　　长期以来，我依靠药物治疗毒瘾，“美沙酮”、“那曲酮”不知吃了多少，一小瓶“那曲酮”就要600多元，费用很高。

　　后来对这些药物也有瘾了，每天超数倍的剂量服用，吃下去人像疯了一样，脑子一片迷糊，眼珠子发亮，却死死地盯着前面，一动也不动。

　　虽然吃这些药能够摆脱毒瘾发作时那种浑身疼痛、流鼻涕、万蚁噬心的痛苦，但终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月上千元的治疗费，把开面馆的父母压得喘不过气。

　　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觉得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我就让父母把我反锁在家里，吃安眠片，没日没夜地睡觉，睡着了就不会想毒品了。

　　我坚持了两个月，再见到毒友时，他们在我面前吸毒，我也能忍住。但是我对自己还是缺乏信心，我想尽快彻底除掉心瘾。

　　2004年9月3日，一个曾令我们全家欣喜万分的报道刊登在重庆一家报纸上：全程直击开颅戒毒手术，报纸还刊登了大篇幅照片。

　　两天后，父母就去了泸州，他们看到了报道中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做完手术，满脸浮肿，还在乱摸，喊着要白粉，但是医生说这是暂时现象。

　　周小平说，他与妻子瞒着周颖去了泸州，在医院内，他们听说有一个成都人交了住院费，但是并不需要手术，而在病房内卖白粉，就在周颖做完手术后，还有人跑到周颖身边问周颖要不要“药”。

　　做父亲的考虑过手术的风险，毕竟医院的宣传中说手术成功率是90%，并非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宁可要一个呆子，傻子，也不要一个吸毒的女儿，何况，医院宣传单上说，尽管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性功能减退等后遗症，但会逐步恢复正常。

　　因此，周颖的母亲拍板：立即让周颖住院。

　　飞身纵楼

　　当时，医院的一个保安私下对我说不要做这个手术，说有一个人手术后傻了，还有一个人大小便失禁。我也很担心，但是9月22日上午，我还是手术了。主治医师是陈礼刚，手术也由他亲自主刀。

　　我被剃光了头顶的头发，后脑穴位被注射了麻醉剂，然后戴上一顶金属圈。后脑的皮肤因为压力开始收缩，最后鼓起几个巨大的包，医生就在这几个包上扎上了4颗螺丝钉，然后在头盖骨的两端分别开了两道口子。

　　我当时是清醒的，没感觉疼。就听见医生用钻钻骨头的声音，特别响，震得我耳膜快破了。我吓坏了，只好大声尖叫。

　　我很奇怪，这样的手术，医生竟没有为我戴氧气罩，打的麻药从头顶一直流到脸上，又渗进眼睛里，像火烧一样疼。

　　手术临近尾声的时候，医生问我：“你现在还想不想吸毒。”我回答，你不说当然不想，你一提到我就想了。而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脸上因为麻醉剂的侵蚀已经红肿。我突然发现我的嗅觉没有了，食欲开始下降，我以为是暂时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恢复，而且我很快开始偏头痛，记忆力迅速下降。30日，我出院了，共计花费3万多元。但一出院我就想毒品，我脑子懵了：完了，手术失败了。

　　我四处找毒品，一个月内吸了不下20次。

　　就在此时，周颖的父母还蒙在鼓里，他们放心地把周颖留在家里，经营着小面店的生意，就因为医院曾宣传，手术失败率只有10%。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邻居却跑来告诉他们，周颖因为吸毒被派出所抓走了。

　　母亲赶紧跑到派出所，看到女儿直愣愣地望着派出所民警，民警问她任何问题，她也不回答，最后干脆一把扯下头上的假发，对民警说：“我刚去泸州做了开颅手术，你们看嘛，还有两个大口子。

　　周颖头顶的两道伤疤触目惊心，民警动了恻隐之心，对她一番教育后放她回家。

　　一个“面目全非”的周颖开始展现在父母面前。

　　每天夜里我都会因为头疼呻吟吵醒父母。那种痛，根本不能用语言描述，就像有人用铁丝用力扯着你脑袋里的神经一样。最痛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敲碎。

　　我的情绪开始失控，很暴躁，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也想出家，思维开始迟钝，说话不流利。

　　我的头脑开始恍惚。3月21日晚上，父母回到家刚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双眼斜视着他们，一边穿旅游鞋，一边把粉红色的外套往身上套。

　　我当时就想着我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我并不知道我在自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手术前，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跳楼前我曾到泸州反映手术失败的问题，医生说如果手术不成功，吸毒量会变得变本加厉的。

　　屋子外面嘭一声巨响，父母都以为我死了，他们气乎乎地坐在屋内，110来了，他们不肯开门看看我到底怎样，120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出来。

　　后来医院打了十几个电话，爸爸才接了，听说我只摔伤了尾椎骨，他就去了医院，但母亲没肯去。

　　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但是手术后，我整个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我开始卖家里的东西，有次毒瘾犯了，想也不想就把家里的洗衣机、空调和功放机以一两百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收破烂的。

　　卖到只剩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时，因为家里的大门被父母反锁了，我就让收破烂的人站在家窗外，捅烂防盗网，再一起把电视机抬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好邻居及时发现，保住了这台电视机。我以前吸毒再厉害，也不会卖家里的东西。

　　我现在控制不住自己，看见水杯放在茶几上，就觉得应该把水杯摔在地上，然后就会马上去摔。事后，清醒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并非个案

　　周颖无助地抽着烟，她的父亲却在一旁驳斥她：你那不是卖，是偷！小偷！他为此把女儿三次送到派出所，要求民警法办。邻居们也开始鄙视她，周颖参加社区的劳动，有人讽刺她。“我要捍卫我的电视机。”周小平当着我的面跟女儿针锋相对，他在女儿骨折恢复后将其赶出了家门。

　　“你们从来都不相信我。我不是卖去吸毒，我是筹集生活费。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吸毒了。”周颖有些恼怒，她曾私下告诉我，跳楼受伤在家养伤期间，母亲日夜照顾，令她心生愧意，决心不再碰毒，于是边借助烟酒麻醉自己，每天能喝近一斤白酒。

　　“你继续撒谎吧，谁信？！”周小平有些不屑，“杨记者，她把两个手机都卖了，你问问她干什么去了。”

　　周颖不言语了，她开始干咳，吐痰，坐立不安，然后赶紧抽烟……

　　跳楼后，一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一路问讯找到了我家，她说她儿子也是在泸医附院做的开颅戒毒手术，经常在家里莫名其妙摔东西，前一秒可能规规矩矩看电视，后一秒就可能把家里砸个稀巴烂，还时不时自残，割腕，用香烟烫自己。

　　因为泸医附院专门交代患者之间不要互留电话号码，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我一个人手术失败了。其实，就在我自杀前一天已经有6名与我相似的患者家属到泸医附院投诉手术失败，要求给个说法。

　　过了一个星期，来自四川各地和重庆的9个手术失败的患者家庭，包括我父亲又相约去了泸州交涉，但医院就是不承认手术失败。

　　经过一天一夜的协商，医院答应5月对我们进行全面检查，但是后来又变卦不肯报销车费。

　　5月12日，我接到泸医附院电话，到泸州接受检查，但是整个过程简直就是“敷衍了事”，检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卫生部对他们的鉴定，我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如实检查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把结果如实上报卫生部。

　　周颖是在9月22日接受手术的，我获悉，21日接受手术的成都患者余柯志、张时栋，23日接受手术的雅安人方咏、泸州人李果，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头痛、脾气暴躁、自残、失去嗅觉、复吸、人格变化等情况。

　　“既然治愈率90%，为什么这三天的失败率是100%？！“周颖现在居住在一个朋友家，此人曾经是一名瘾君子，但周颖介绍，说他成功戒毒十多年了，周颖渴望像他那样。

　　5月29日晚上，在周颖母亲的面店，我劝慰这位饱经沧桑的母亲给自己女儿一些信心，不要让她有被抛弃的感觉。

　　老人一直没有说话，要么盯着地面，要么抬头望望女儿，周颖还是那句话：“妈妈，我真的不吸了。”

　　“撒谎！”

　　周颖不言语了。

　　就在记者回沪写稿期间，周颖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她期望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是又一次被父母拒绝了。

　　“弟弟，我这是最后一次打你电话，我这回准备从十几层跳下去，我这样生活太累了，没有希望。”

　　她把我叫做弟弟，说是这么久，我是她第一次碰到的尊重她、相信她、鼓励她的人。

　　我说，包括我和你父母，从感情上可以相信你，但理性上，我们告诉自己，不可能，除非你以一个彻底的新的生活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你现在一刻不能离开“烟”。

　　周颖沉默了：“我现在是还没好，这需要时间……手术后我控制不住自己，很绝望……”

　　这些都是后话，我当时决定，第二天带她去成都等地一起走访张时栋、方咏等人，让她亲见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现实教训。

　　她有些惴惴不安，但是她的母亲却对我露出了一丝笑容。

　　“16个”背后的担忧

　　我的采访机中录入了更多手术失败者或他们亲人的控诉，一个星期内，我找到了16名这样的患者，而张时栋、周颖他们的父母仍在继续寻找更多的手术失败者。

    周颖不断为方咏的遭遇叹气，在泸医附院手术期间两人认识，从此互相鼓励，渐渐产生感情，成为情侣。

　　5月29日，方咏听说我即将带周颖去看他时很开心，和我约定晚上再通电话确定会面时间。但是晚上，接电话的却是他的前女友思思，思思也是一个瘾君子，她承认方咏在她家，但不肯叫其接电话：“采访什么吆，反正没救了。”

　　周颖很沮丧，她说方咏此时肯定在吸毒。两天后，这个25岁的小伙子找到了我，说话结结巴巴，低沉得像蚊子叫，果真如周颖介绍的那样：手术后变得比女人还要温柔，一点阳刚之气也没了。周颖曾说她妈妈因此不赞成两人继续交往，她也很犹豫。

　　方咏突然哭了?“谁都不要我了，周颖是我的精神支柱，可刚才她骂我，说对我很失望，我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求你帮帮我，我跟你道歉，那天晚上，我的确……

　　我是泸医附院开颅戒毒手术的“实验品”之一，去年9月21日在泸医附院做的手术。我很倒霉，手术时电钻坏了，我的脑壳是用手钻打的洞。医生钻得吱嘎吱嘎响，我忙喊医生和我聊天，医生干得专心，我只好一个人哼起歌儿来分散注意力。

　　手术那天，全家人像过节，父母觉得哪怕是治成傻子，都要来做手术。可是手术第二天清晨，我醒后就想到了毒品。我心里一惊，这个手术没起到作用，医院说可以除心瘾，而我的心瘾根本没除！手术后第14天，我复吸了。

　　而且，我的记忆力减退了，人格改变了。要命的是我的双眼现在几乎没有视力，一切都是模糊的……这倒也好。

　　我连手术都失败了，还有什么救啊？！人家说我是社会渣滓。我觉得活着好没意思。

　　结束采访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无法再联系到方咏。6月6日，他母亲突然给我电话，说方咏在三天前被抓进看守所了，估计与贩毒有关。

　　就在今年，方咏曾被父母送到成都戒毒，此前一直与余柯志、张时栋两名患者在一起。在张时栋家里，方咏看到张余两人已经把毒品放好，准备注射。

　　钱花光了，为了弄到海洛因，方咏伙同余柯志、张时栋一起对卖“药”的毒贩进行抢劫，因为对方反抗，他们甚至将对方手臂砍伤。

　　5月30日，我带着周颖到了张时栋在都江堰市的家。

　　家是一样的残破，屋内一大袋张时栋戒毒后吸完的烟壳。

　　张时栋已经于5月18日被进了成都市强制戒毒所，三个月后才能出来。

　　张时栋的父亲拖着一双残腿，那是20年前一次医疗误诊后的结果。他拿出了一大堆控诉材料。

　　8年前，张时栋染上了毒瘾。和周颖一样，也是多次去戒毒所，试遍了戒毒方式，但没有效果，后来也是看到媒体报道，看到泸医附院的90%成功率的宣传，觉得倾家荡产也要做这个手术，哪怕做傻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路了，因为术前听说有人做傻了，张时栋不肯接受手术，但我们还是把他逼上了手术台。

　　出手术室后他手舞足蹈，唱着：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觉得他不太对劲，但是医院说没事，手术效果很好。

　　周颖、张时栋、余柯志、李果、方咏他们都是一天出院的，出院前一天，李果、张时栋、余柯志就跑到院外找毒品，只是没有找到。

　　回家后，他满都江堰市找毒品。手术花了3万多元，都是我们借的，但换来的却是他吸毒量的增加，原来注射一次能坚持十几个小时，后来就只能管七八个小时。

　　他的头时常很疼，性欲没了，味觉没了，脾气变得暴躁，记性下降，好几次想自杀，而且有了强迫症，放一个杯子，要做十几次动作。

　　周颖每听到一位家长的哭诉，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心情压抑，实在没有勇气随我继续走访，因此中途逃回重庆。接下来的几天，我的采访机中录入了更多手术“失败者”或他们亲人的控诉：

　　余柯志，22岁，成都市人，去年9月手术，出院后即复吸，他母亲说，小伙子术后出现了与张时栋差不多的情形，术前每天注射毒品四五次，术后却要注射十几次才能满足需求。4月21日因吸毒进了成都市强制戒毒所。

　　杨明，32岁，成都市人，去年9月手术，两个月后复吸，记忆力急剧下降，沉默不语，变得非常胆小，现在云南戒毒。

　　周勇，29岁，都江堰人，去年9月手术，第二天复吸，六亲不认，拿着刀追砍父亲，差点掐死女友，并一拳打落了母亲的三颗门牙，并多次自杀，曾一刀插进自己腹部，后因毒瘾发作，盗窃被抓，5月26日被判刑6个月。

　　武勇，26岁，绵阳人，去年9月手术，十余天后复吸，剂量增加，六亲不认，失去性欲，无嗅觉，脾气暴躁，术后被强戒一次，自愿戒毒两次。

　　王伟，27岁，攀枝花人，去年9月手术，十余天后复吸，头胀痛、无嗅觉、记忆力下降、性欲下降。

　　李远林，36岁，攀枝花人，去年9月手术，一个月后复吸，无嗅觉、脾气暴躁，妻子反映先是每天要两三次，后再无性欲。

　　……

　　一个星期内，我找到了16名这样的患者，而张时栋、周颖他们的父母仍在继续寻找。

　　争议声中的开颅戒毒术

　　或许，开颅戒毒术真能成为人们战胜“毒魔”的法宝，但在此项技术成熟之前，面对生命，更需要一份慎重。

　　争议不断

　　开颅戒毒手术被卫生部叫停半年多，争议持续了半年多。

　　“心瘾”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社会学和医学双重难题，横刀切断了绝大部分吸毒者走向新生的征途。

　　90%的复吸率多少让人对戒毒产生“徒劳”的绝望情绪。

　　不久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杨凤瑞公布了一组最新的数据，截至2004年，全国共有8.8万海洛因吸毒者戒断巩固3年以上。

　　8.8万，这相对全国吸毒者人数79.1万而言，似乎少得可怜，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

　　以往，我们把毒瘾视为一种恶习，但现今在医学上却有新的理解：此为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脑病。

　　2000年，开颅戒毒手术在广州亮相，引来一片“奇迹”的惊呼，2004年这一手术被推至高潮，众多吸毒者将其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截至去年11月2日，卫生部紧急叫停此项手术时，全国已实施手术500多例，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历年累计的300多例。广东、湖南、四川等10多个省市进展如火如荼，有吸毒者的家属甚至跑到医院跪在地上哭求医生做手术。

　　何谓开颅戒毒术？它实则是一项舶来术，最先由俄罗斯科学家发明，利用医疗设备，确定脑内毒品渴求区“毒瘾”位置，将高温细针插入脑内，损毁毒品心瘾“渴求区”。

　　卫生部有关人士在叫停时表示，脑科手术戒毒原是作为临床医学研究立项的，在研究未取得有效成果之前，将其作为临床服务项目向患者提供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同时，有人认为，国内脑科手术戒毒已有500例左右，满足了科研的要求，因此，手术亦无必要继续开展。

　　事实上，此前，这一技术在发源地俄罗斯，因为受到患者“手术无效并有副作用”的控告而被中止，至今未能解禁。

　　我们形象地把需要手术摧毁的“渴求区”叫做“靶点”。然而，国内进行该手术的医院，靶点数没有一个较确定的标准，有七八个的，也有多达十几个的，都比俄罗斯的技术复杂很多。而靶点越多，不可知的副作用也就越多。这是手术被叫停的重要原因。

　　大半年来，针对卫生部的叫停，争议不断，一些医院“翘首期盼”卫生部解禁，一些医院的表态却较为谨慎。

　　有拍手叫好的，指责一些医院以盈利或获得“诺贝尔奖”为动机，同时还认为戒毒术被定为研究性，因此不应向患者收取费用。

　　也有人叫冤，理由是目前的各种戒毒方式都不彻底，只有手术是比较有效的“根治法”。

　　在叫停后不久，卫生部要求各地，尤其是开展这项手术较多的广东省和四川省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案，对已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观察和随访，客观科学地确定手术的适应症、安全性、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脑科手术戒毒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深入研究的意见。

　　今年3月，卫生部在西安召开了手术戒毒临床技术研讨会，随后，开颅戒毒术有望今年10月解禁的消息传出，但不久，在一片争议声中，卫生部又于4月予以了否认。

　　5月，我们接到了多个曾接受开颅戒毒手术的患者从四川打来的电话，反映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开颅戒毒手术宣传存在欺骗性质”、“手术失败导致患者雪上加霜”等问题。

　　此前，四川有条件和已经开展开颅戒毒手术的仅有成都军区总医院和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其中，成都军区总医院实施手术70例、泸医附院实施手术158例。

　　据四川当地媒体报道，泸医附院曾整理了158例患者的术后情况及回访情况，向省卫生厅汇报，这158例没有出现一例严重并发症，没有一例死亡，复吸病例仅有7例。

　　或许，开颅戒毒术真能成为人们战胜“毒魔”的法宝，类似手术也正被应用于网瘾、酒瘾、赌瘾的治疗，但多处于科研阶段。

　　科学需要冒险精神，但在此项技术成熟之前，面对生命，更需一份慎重。

　　院方解释

　　5月30日至6月1日，记者一直试图就部分开颅戒毒手术者所反映的问题采访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但过程颇费周折。泸医附院宣传科李科长表示，一切采访均需经省卫生厅科教处同意。

　　5月30日，四川省卫生厅科教处陈处长回答，按卫生部要求，四川省对全省两百多名接受开颅戒毒手术者的回访工作已经展开，31日上午，课题评估小组将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到时泸医附院将有人参加，“能否接受采访，需由专家组讨论决定”。

　　31日下午，陈处长答复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解释，媒体前阶段对开颅戒毒术“后遗症”的报道已经给评估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泸医一共做了158例，只出现了十几例投诉的，这很正常，今天上午总结，四川省总体手术效果非常好，泸医说很多人给他们送了锦旗。”

　　“成功的病例很多，作为一项新的引入技术，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了。”但陈处长拒绝透露有关具体数据。

　　那么能否提供手术成功患者的联系方式呢？他说真正效果好的患者不愿意回访，有些出国了，有些把手机号码换了，“他们想彻底告别过去”。

　　他说评估刚开始，如果此时报道，会造成不良影响，“吸毒者素质都不是太高，看了报道，认为是拿他们做试验。”陈处长并不认为开颅戒毒手术是一项科研项目。

　　对于周颖、方咏他们，陈处长表示，评估结果出来后将直接有利于此项技术的完善，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二次补救。

　　对于16个“失败者”，陈处长表示医学伦理最重要的是“知情同意”：“据我所知，手术前，医院将可能的后遗症包括复吸、记忆力衰退、人格改变等都告知了患者，患者同意并公证过。”

　　随后，记者又联系泸医附院神经外科主任陈礼刚博士，他表示，上午的会议他参加了。

　　记者：16个“手术失败者”认为，医院90%成功率的宣传是欺骗性的，泸医附院去年6月刚开始此项手术，90%的成功率从何而来？

　　陈礼刚：这是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

　　记者：周颖等人手术后不久就复吸，是否意味着手术失败？

　　陈礼刚：复吸有很多可能，他们(患者)之间互相联系，到处跑……

　　记者：开颅戒毒手术最吸引人的就是驱除“心瘾”，但他们手术后还是抵挡不住毒品诱惑。

　　陈礼刚：我说过，复吸有很多可能……一切要等卫生部的结论。

　　记者：你知道杨勋嘛？

　　陈礼刚：知道。

　　记者：你参加过他的婚礼，还带了记者去。

　　陈礼刚：是的。

　　记者：但是他复吸了，而且量增加了，2月份死了。

　　陈礼刚：我知道啊。谁知道他怎么又跑到云南去了，跟什么人接触？……我还要赶回泸州……卫生厅同意了，你再来采访。

　　6月1日，记者赶到泸州，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建在半山，曾经，158个吸毒患者在这里接受手术，以期重获新生。

　　记者几经努力采访到了泸医附院院长。他说：“卫生部正在进行科学评估，有部分病人复吸，有部分病人有并发症，有部分病人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重庆的那个(周颖)家属等也来过医院两次，医院也做了解释。我们的回访正在进行中，回访后肯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做法。医院也很难办，这些病人是特殊群体，是吸毒的，有些人有闹事倾向……希望媒体能够理解，医院也是希望对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戒毒增一个途径。”

　　他补充道：“(我们的手术)肯定有成功的，也有复吸的，但是现在数据没有办法给你，给你了也没有科学依据。”

　　院长也拒绝提供任何手术成功患者的联系方式，他说：“……现在正在回访，效果好的(那部分患者)是电话回访的，但是我们需要他亲自来，经过检查确认实际效果……”

　　医院曾经说是手术有90%或左右的成功率，但院长说的是，最终的回访结果至今仍未出来，那么这个数据又是如何得来？

　　院长对此的解释是：“这个数据是科学的，有别人(指国外医院)前期工作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