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吸毒者的自尊、应对方式与吸毒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 ：调查。结果： ①吸毒次数与性别、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吸毒时间与性别、年龄、应对方式、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②吸毒时间对吸毒者自尊水平有显著性影响，吸毒时间越长，自尊水平越低，戒断毒瘾的可能性越小；③吸毒者的自尊水平评分与健康人群相比明显偏低，而且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关键词】 吸毒者 自尊水平 认知评价 应对方式 吸毒行为

　　众所周知，吸食毒品不仅给世界各国每年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由于吸毒人群中共用、滥用静脉注射器的比例非常高，是产生和传播HIV病毒的高危人群，严重威胁着广大健康人群的生命安全。同时，吸毒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世界各国在打击毒品种植和贩卖的同时，进行了各领域的戒毒研究工作。目前，在医学药物脱毒治疗的基础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也积极地介入了有关戒毒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治疗工作。心理学，尤其是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从影响吸毒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群体文化及态度等外在环境刺激）和个体心理因素（人格特质、态度、自尊、情绪情感等内在刺激）及其与有机体的交互作用来探讨如何从心理上戒断毒瘾和防止复吸。

　　个体是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有机体与内、外在刺激的交互作用来认知和评价主、客体对象的，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格和态度，其中对自我的态度——自尊，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和形成健康的人格、行为的影响最为重要。自尊（selfesteem），最早由 James（1890年）提出，是自我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衡量个体社会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Coopersimth (1967年)认为，自尊指个体对自己做出的并通常持有的评价，它表达了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表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和有价值的［1］。Solomon（1990年）认为，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意义感，以及对这些环境中的价值感的体验，其目的和功能是减少和缓解焦虑［2］。黄希庭等［3］则认为，自尊即自我价值感（Selfworth），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认知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我对社会主体（包括群体和他人），以及作为主体的自我的正向的自我情感体验。与自尊的相关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的情绪情感有直接的制约作用，影响着个体的社会适应性，能够预示个体对其行为的认知模式［4］。高自尊的个体能够对自我进行客观、积极的认知和评价，体验着幸福感、满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有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得到有效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并能形成积极的情绪情感和良好的社会适应性行为。而低自尊的个体则体验到紧张、焦虑、压抑、抑郁、内疚、自责、冲突和较强的挫折感，并伴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情感体验，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性，往往易形成社会偏差行为。

　　应对（coping）是个体面临应激情境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作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在应激源和应激结果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适应活动［5］。Folkman等［6］将“应对”定义为“当一个人判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可能会为自己带来负担，甚至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时，他为处理（降低、最小化或忍耐）这种交互作用的内、外需求而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指个体在面临挫折和压力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又可称作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它是心理应激过程中一种重要的中介调节因素，个体的应对方式影响着应激的性质和程度，并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的关系。应对方式既受生活事件等情境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指向外在的情境环境和内在的心理环境，在适应的过程中反映并受稳定的人格因素（自尊、特质等）影响。相关的研究证实，具有积极应对方式或适应性应对方式的个体，能够预防、减少、消除不良情绪，有利于消除紧张、重组认知、解决问题，能够适应应激环境和改变自己的消极情绪情感与偏差行为［7］。相反，具有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则逃避现实、依赖他人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困境出现时负性情绪体验比较强烈，出现社会偏差行为的概率比较高，而且行为矫正较困难。

　　吸毒行为，是指个体从开始吸食毒品到对毒品形成心理依赖的整个行为过程。本文中用吸毒次数和吸毒时间作为吸毒行为的观测指标，以此对吸毒行为进行量化。通过以往众多关于吸毒行为观测指标信、效度检验的研究证明，吸毒次数和吸毒时间是描述吸毒行为的两个重要的有效测量指标。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可能影响吸毒者自尊水平、应对方式和吸毒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是对吸毒者背景变量中的可控因素（如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水平等）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对吸毒行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同时，本文还重点分析了与吸毒行为相关的吸毒次数、吸毒时间及其交互作用对自尊水平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完善和补充了毒品心理戒断的干预理论，以期为戒毒治疗工作中从业人员和戒毒者认知情感的自我改变提供理论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戒毒所全部戒毒者（除文盲）作为被试，发放问卷363份，实际收回问卷3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7%。选取的样本中，男性269人，占79.1%，女性71人，占20.9%；年龄跨度为33岁，最小年龄17岁，最大年龄50岁；受教育水平中，小学54人，占15.9%，初中131人，占38.5%，高中100人，占29.4%，中专35人，占10.5%，专科15人，占4.4%，本科5人，占1.5%；未婚155人，占45.6%， 已婚132人，占38.8%，离异53人，占15.6%；210人在进入戒毒所前没有固定工作，占61.8%，155人进入戒毒所前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占45.6%；月收入1 000元以下者260人，占76.5%;而且99.1%的戒毒者是强制戒毒，他们多为复吸者，有的吸毒次数高达13次，毒龄长达18年。

　　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自编的背景资料问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自尊量表（SES， selfesteem scale）。其中，自编背景资料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有无固定工作和经济来源。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包含20个项目，分为消极应对（NC）和积极应对（PC）两种应对方式，采用1～5级计分方法；所有项目在各自因素上的负荷均>0.45，重测信度为0.75，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尊量表（SES，Rosenberg， 1965年）由10个项目组成，分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水平越高；重测信度为0.82（Fleming，1984年）。

　　1.3 数据的统计处理

　　通过实际测量获得被试的原始观测值，然后在SPSS 11.5 for Windows上定义变量、输入数据，并进行数据的转换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背景变量、应对方式、自尊水平与吸毒行为的相关分析

　　通过背景变量、应对方式、自尊水平与吸毒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①吸毒次数与性别、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吸毒时间与性别、年龄、应对方式、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②应对方式与性别、吸毒时间有显著性相关，自尊水平与性别、吸毒次数和吸毒时间有显著性相关。

　　2.2 吸毒次数、吸毒时间及其交互作用对吸毒者应对方式、自尊水平的影响

　　吸毒行为给吸毒者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吸毒者认知、情感、行为、人格等方面均与健康人群存在很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已被很多的相关研究所证实。吸毒行为与应对方式、自尊存在的关系，通过重复实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1）吸毒次数、吸毒时间及吸毒次数与吸毒时间的交互作用对吸毒者应对方式和自尊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吸毒时间对吸毒者自尊水平却有显著性影响，F2（2，289）=3.287，P2＜0.05。

　　（2） 通过对不同吸毒时间的均值的两两多重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吸毒时间对自尊水平的影响中，只有吸毒0～1年与吸毒2～5年之间差异不显著，其他因素水平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2.3 吸毒者与健康人群自尊水平、应对方式评分的比较

　　在任旭林等［8］的研究中发现健康人群的自尊水平评分为27.94±3.58。而本次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吸毒者的自尊水平评分为26.71±2.58，与健康人群相比明显偏低，而且两者之间差异显著，t2(307，340)=-8.335，P2＜0.05。

　　同时，相关研究测定1 305例健康人群积极应对 PC=21.25±7.14，消极应对NC=30.26±8.74［9］。而本次调查结果为，吸毒者积极应对PC=32.13±5.21，消极应对NC=30.19±5.20。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吸毒者积极应对评分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的积极应对评分，而且两者之间差异显著tPC(332，340)=38.08，PPC＜0.05。吸毒者消极应对评分比健康人群的消极应对评分还要低，但两者之间不显著，tNC(332，340)=-0.259，PNC＞0.05，见表1。

　　表1 吸毒者与健康人群应对方式与自尊水平评分的比较（略）

　　注：PC=积极应对方式，NC=消极应对方式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吸毒者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经济水平等背景变量与吸毒者的自尊水平、应对方式和吸毒行为没有显著相关，但这并不能说明吸毒者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经济水平等不是导致吸毒行为发生的诱发因素。因为在本研究中只考察了这些变量与吸毒次数、吸毒时间的关系，而前提条件是他们都是吸毒者。并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94.1%的吸毒者是中、低文化程度，45.6%和15.6%的吸毒者为未婚和离异，61.8%和45.6%的吸毒者在进入戒毒所前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经济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受教育水平低下是导致吸毒者对毒品危害认识和防范不足的原因之一。婚姻状况的不幸或爱情归属的缺乏给吸毒者带来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在处理和应对日常生活负性事件的过程中更可能倾向于回避和幻想，借助毒品来逃避现实。在这一点上，女性比男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破损和感情的变故等更容易使他们吸毒和复吸［10，11］。大多数吸毒者为无业和低收入者，他们处在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偏差行为。相关的研究也证实，教育程度低、无业、离异或失恋、低收入和经济来源不稳定等因素是导致毒品成瘾和复吸的重要原因［12］。

　　通过吸毒者与健康人群自尊水平均分的比较发现，吸毒者的自尊水平比健康人群明显偏低，而且两者差异显著。重复实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也证明，吸毒时间对吸毒者自尊水平有显著性影响。同时，我们可以从不同吸毒时间的均值的两两多重比较中看到：除了吸毒0～1年与2～5年的吸毒者在自尊水平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外，其他吸毒者均因吸毒时间的不同在自尊水平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吸毒时间越长，吸毒者的自尊水平越低，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和自我监控能力越差，戒断吸毒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所以，在不能完全依靠自我控制和自愿戒毒的前提下，应加大打击吸毒行为的力度，及早发现并强制吸毒者进行戒毒，以避免吸毒时间越长，稽延性症状和毒品心理渴求越强烈，而使得吸毒行为难于戒断。至于研究结果中显示出的吸毒次数、吸毒时间及吸毒次数与吸毒时间的交互作用对吸毒者应对方式的影响不显著，吸毒者与健康人群应对方式均分的比较中吸毒者的积极应对评分比健康人群高、消极应对的评分比健康人群低，这些都与研究假设和以往研究结果有矛盾之处。原因可能在于，吸毒者在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这两个项目上产生了自我保护心理，回答往往指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而对自己有可能产生不利或消极评价的问题采取了说谎，而使得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

　　4 结论

　　（1）吸毒次数与性别、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吸毒时间与性别、年龄、应对方式、自尊水平有显著性相关；

　　（2）吸毒时间对吸毒者自尊水平有显著性影响，吸毒时间越长，自尊水平越低，戒断毒瘾的可能性越小；

　　（3）吸毒者的自尊水平评分与健康人群相比明显偏低，而且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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