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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综合
全球毒品治理:发展、困境与中国的参与
出处 《国际禁毒蓝皮书:国际禁毒研究报告(2025)》,第46-69页
2026-10-23 14:29:02 来自:禁毒研究 作者:刘若锋 阅读量:1
  摘要 全球毒品治理始于1909年召开的上海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历时一百一十余年,形成了以联合国三大毒品管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全球毒品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因权力格局的变化和治理理念的冲突陷入困境,表现为“软性违约”行为的增加和“毒品战争”的失败。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毒品治理中扮演好践行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角色,立足国内、强化周边、带动全球,为纾解全球毒品治理困境,推动全球毒品治理可持续发展,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全球毒品治理 国际毒品管制体制 治理困境 中国参与
 
  一、全球毒情形势新特征
 
  作为国际公害物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之一,毒品及其衍生的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但未被充分研究的重要议题。毒品(Drug)一般指的是(除医疗和科研用途外)受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及未受管制,但以纯药物或制剂形式滥用,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其本质特征是成瘾性(Addiction)。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毒品问题日益复杂化,被视为21世纪最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当前全球毒品治理的核心制度是以联合国三大毒品管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Regime,IDCR),该体制是历史最悠久的、基于协商一致原则的多边体制之一,采用禁止和监管相结合的方式,以维护人类健康和福祉为初衷,最终目的是实现“无毒的世界”(Drug-Free World)。
 
  目前,关于全球毒品治理的研究,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研究仍然有限,主要围绕现有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展开,尝试对其形成和历史演进、当前陷入困境的原因以及未来演变的方向和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并未针对当前陷入困境的全球毒品治理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有必要对全球毒品治理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且此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为建立多元多层次的全球毒品治理体制提供可行路径;其次,有助于更全面认识当前的毒品问题。那么,全球毒品治理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目前存在什么困境?作为“全球毒品治理的模范”,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毒品治理?其发挥的作用是否能纾解当前全球毒品治理的困境?本文将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二、全球毒品治理的百年演进
 
  毒品的使用始于约公元前4000年,长期被人类用于医疗、科研、宗教等领域。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毒品各不相同,其中以大麻、可卡因、鸦片等天然毒品为主。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不同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毒品也随之向全球扩散,其成瘾性使得使用毒品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涨船高”,到20世纪初已“蔓延全球”。毒品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消极影响,使得不同行为体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对毒品进行管制。早在1729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世界首部禁止进口和销售鸦片的法令,中国也成为最早管制毒品的国家之一。然而,鸦片走私活动的猖獗和国内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中国国内的禁令效果始终有限。以鸦片为代表的毒品对个人健康的损害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推动包括跨国道德企业家(Transnational Moral Entrepreneur)在内的行为体开始寻求针对鸦片进行管制的措施。最终,各方达成共识,决定在1909年召开第一次讨论世界麻醉品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海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下称“上海会议”),全球毒品治理自此“拉开帷幕”。迄今为止,全球毒品治理已存续逾一个世纪。
 
  (一)全球毒品治理的兴起(1909~1919年)
 
  20世纪初跨国道德企业家的活动为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09年,查尔斯·亨利·布伦特(Charles Henry Brent)主教和进步改革家汉密尔顿·赖特(Hamilton Wright)博士等人组织召开了上海会议,会议共有13个国家参加,第一次对鸦片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有关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达成“将鸦片及其生物碱用于非医学目的是邪恶的”共识。会议还强烈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吗啡和其他鸦片衍生物的制造和分销进行管制。尽管上海会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为促成1912年《国际鸦片公约》(下称“1912年《公约》”)的缔结奠定了基础,但也暴露出各国在达成国际共识方面存在困难。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毒品管制是应当禁止医疗和科学用途以外的任何毒品使用,还是应当减轻毒品使用和生产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禁止主义制度,希望通过提高毒品价格的方式来管制毒品,但秉持实用主义的国家认为,毒品滥用不可能消除,应着力于限制其不良后果。由于存在这种分歧,各国未能就“合法使用”的定义达成一致。
 
  上海会议后,布伦特主教继续游说各国举行一次有全权代表权力的后续会议并制定一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最终,会议于1911年12月1日至1912年1月23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和美国等13个国家。经过深入讨论,会议就首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1912年《公约》达成一致。除了在上海会议上广泛讨论的鸦片和吗啡外,1912年《公约》还将海洛因和可卡因列入受管制的物质清单。一战结束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战胜国决定将1912年《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纳入1919年《凡尔赛条约》,最终有60多个国家批准了该项公约,1912年《公约》得以生效。
 
  (二)国际联盟框架下的全球毒品治理(1920~1945年)
 
  《凡尔赛条约》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下称“国联”)的建立奠定基础。国联设立鸦片问题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OAC,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前身)以监督1912年《公约》的实施情况,并指定其秘书处内的鸦片和社会问题科向鸦片问题咨询委员会提供管理和行政支持。国联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负责就医学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为检验1912年《公约》的实施情况以及解决毒品贩运问题,1925年,国联成员国在日内瓦召开了两次会议,并先后签署了两项国际毒品管制协定:《关于禁止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和使用的协定》以及新《国际鸦片公约》(下称“1925年《公约》”)。其中,前者侧重于约束鸦片生产国,明确签署国“有充分决心逐步有效地禁止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和使用”;后者详细完善了1912年《公约》的内容,使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化,将大麻纳入管制范围,设立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The Permanent Central Opium Board,PCOB),管理成员国送交的统计资料,并采用英国的进出口许可证模式作为主要的国际贸易管制体制,这种体制至今仍在适用。
 
  虽然1925年《公约》第一次将大麻置于国际管制之下,但管制的力度有限。该公约只规范了大麻贸易的国际层面,没有要求管制大麻生产和国内贩运,也没有规定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减少国内消费并向委员会提供大麻生产估计数。
 
  到20世纪20年代末,毒品管制工作实现了一些目标,但由于上述公约和协定缺乏普遍性,赞成管制毒品的成员国开始研究其他可采用的管制办法,并在1931年7月13日签署了《限制麻醉品制造及管制麻醉品运销的公约》(下称“1931年《公约》”),该公约在获40个国家批准后于1933年7月生效。1931年《公约》引入一种强制性估计数制度,目的是使毒品的生产限于医疗和科研所需的数量,并设立了毒品监督机构(Drug Supervisory Body,DSB)以监督该制度的运行情况。1931年《公约》还引入了目前所称的附表原则,即根据特定毒品所产生的危险程度,以及被医学界使用的范围,采用三种不同的毒品管制标准。
 
  上述公约在限制精神活性物质的合法贸易方面卓有成效,但也促使非法活动的出现。毒品市场的扩大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在此背景下,国联在1936年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取缔非法贩卖危险药物公约》。这是第一项明确针对毒品贩运的条约,第一次将部分毒品犯罪定为国际性犯罪。该公约还首次明确论述了在境外实施涉毒犯罪和引渡问题。这项公约只有13个国家签署和批准,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才开始生效,此时毒品管制优先事项已被更加紧急的对外政策事务所取代。从1940年起,国际毒品管制系统的多数办事处逐渐迁移到美国,但其官方所在地仍在日内瓦,为二战后联合国履行毒品管制责任奠定了基础。
 
  (三)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毒品治理(1946年至今)
 
  从1946年起,联合国继承了国联履行的毒品管制职能和责任,并成立了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下称“麻委会”)作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的职司委员会,监督国际毒品管制条约的实施。为适应管制需求,麻委会在1948年起草了《合成麻醉品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49年12月1日生效,第一次将一系列新的合成毒品置于国际管制之下。1953年6月,各国同意拟定《限制并管制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生产、国际贸易、批发销售及其使用的议定书》(下称“1953年《鸦片议定书》”),旨在将鸦片生产和使用限于医疗和科研需要。在强硬的法国外交官查尔斯·维尔(Charles Vaille)的支持下,美国召开了一场有争议的会议,强行通过了1953年《鸦片议定书》。截至1961年,共有9项关于毒品的国际法律协定。它们有数量繁多且复杂的重复条款。为纠正这种情况,自1948年起,经过13年的谈判,《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下称“1961年《公约》”)于1961年通过并于1964年12月13日生效。起草1961年《公约》有三重目的:将现行的多边条约编入一项单一文书、精简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以及将毒品管制延伸到新的领域。1961年《公约》一方面对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采取强硬措施,另一方面在处理当地毒品滥用问题上给予缔约国政府高度的灵活性,只要求这些国家履行以下一般义务,“采取立法及行政措施,使麻醉品的……使用及持有,以专供医药及科研用途为限”,就视为遵守公约。为进一步减少供应和需求,1972年3月联合国相关机构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修正1961年《公约》,即《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下称《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公约〉》),强调必须加强当前管制制度,努力防止非法生产,打击非法贩运麻醉品,预防吸毒和应对毒品滥用的后果。同时要求缔约国政府必须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下称“麻管局”)提供关于“种植罂粟所用土地的面积(以公顷计)及所在地区”和“生产鸦片的大约数量”等资料,旨在改进对合法鸦片生产的国际管制。
 
  为应对甲基苯丙胺、麦角酸二乙酰胺等精神药物的滥用,1971年签署的《精神药物公约》(下称“1971年《公约》”)将这些物质置于国际管制之下。该公约提出了一般的处方要求:所有物质只有凭处方才能得到供应或配给个人使用。该公约根据以下两项标准制定了四种不同的受管制精神药物附表:毒品的潜在医疗价值和与其消费相关的潜在风险。20世纪80年代,鸦片、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现象增多,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全球影响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1988年11月25日至12月20日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下称“1988年《公约》”),1988年《公约》强调前体管制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建立一个由麻管局进行监测的国际前体管制制度,确定经常被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物质,并将其列入两个附表中。1988年《公约》还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减少毒品需求,反映了一年前《控制毒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首次确立的平衡兼顾的方针。
 
  至此,以《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公约〉》、1971年《公约》和1988年《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基本建立,并形成了联合国框架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毒品治理制度。与大多数以联合国条约为基础的制度一样,多个机构参与了上述三项公约的运作和监督。其中,麻委会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麻管局和世界卫生组织协助麻委会执行其任务。麻委会和麻管局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行政和技术支持。在这一体制下,成员国在制定毒品管制政策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所有毒品管制公约都强调国内法的自主权。因此,虽然公约规定各国有义务遵守国际法,但联合国机构不能直接或立即执行此类法律。这一法律现实使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产生了一定的政策空间。首先,毒品管制公约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其次,与国际社会关注的其他领域一样,联合国各成员国对毒品管制公约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对公约中许多条款的主观解释为个别国家在制定国内毒品政策时创造了一定的灵活性。但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缔约国必须遵守以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为主体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即“维也纳共识”)。
 
  总体而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毒品管制,毒品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例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全球的鸦片生产减少了70%;毒品每年致死人数(约20万人)远低于烟草(约500万人)和酒精(约250万人)等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但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如犯罪黑市“繁荣”、政策位移、气球效应、物质置换以及对毒品使用者的污名化和边缘化等),还引发了公共卫生、发展、环境等危机,目标与现实严重脱节。意图通过强制手段打击毒品贩运和消费的“毒品战争”也已宣告失败,未能实现减少或消除毒品生产、贩运和消费的目标,还造成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等传染病传播、部分地区止痛药缺失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表明,以国际毒品管制为核心的全球毒品治理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全球性毒品问题上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距离充分实现维护人类健康和福祉的目标仍存在差距,全球毒品治理的推进面临诸多困境。
 
  三、全球毒品治理的困境
 
  现行的全球毒品治理制度以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为核心,它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共性在于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以及治理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特殊性则在于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对毒品生产、贩运、销售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毒品的区域间流动加快,并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合成毒品层出不穷,暗网毒品交易和跨国毒品犯罪愈演愈烈,现有制度应对乏力,全球毒品治理陷入困境。
 
  (一)“软性违约”行为的增加
 
  “软性违约”是指国家在保持成员国身份的同时,利用公约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尝试通过非惩罚性和以健康为导向的方法来减少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对其不利的影响。在“软性违约”的过程中,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会发生制度弱化。这种“软性违约”的结果是规范的损耗,即体制的核心规范被部分成员的分歧所侵蚀,这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所称的规范竞争相关。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软性违约”来应对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利用公约的灵活性和模糊性,扩展国内的政策空间。例如,《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公约〉》和1971年《公约》对“医疗和科学目的”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这为成员国制定国内毒品政策提供了相当大的解释自主权。总之,国家不愿意超越“软性违约”,主要是基于后果性逻辑,即正式挑战或退出现有体制的成本和后果超过了留在其中的收益。在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内部,“软性违约”主要表现为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和大麻合法化(Legalization of Cannabis)。
 
  减少伤害策略源于公共卫生领域,是一套旨在最大限度降低毒品使用等高风险行为带来的负面健康、社会和法律影响的政策、方案和做法,该策略不以完全戒除高风险行为作为干预的前置条件。减少伤害策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但这个词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的影响推动了这一趋势,使减少伤害成为一些国家毒品管制议程的一部分。在一些国家,减少伤害包括四个核心措施: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Opioid Substitution Therapy,OST)、针头和注射器项目(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s,NSPs)、海洛因管制处方(Controlled Heroin Prescription,CHP),以及毒品消费室(Drug Consumption Rooms,DCRs)。
 
  在减少伤害的相关行动中,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通过德国技术合作公司(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GTZ),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许多国家开展旨在减少注射毒品造成的危害的各种项目,并帮助乌克兰、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家开展相关活动。欧盟在2004年公开承认减少伤害是毒品政策“健康化”进程的核心部分。欧盟部分成员国在多边层面上对此进行支持,并采取行动在麻委会上提出以减少伤害为导向的决议,其目的是软化现有体制的核心规范,并围绕被视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适当应对措施形成习惯行为。
 
  然而,美国等国家的态度使得决议的最终文本始终不包含“减少伤害”一词或与其相关的内容。这种一贯的立场是担心这种语言可能会被视为麻委会对上述毒品政策的认可。日益激烈的规范竞争也表明麻委会内部达成共识的表象越来越难以维持。
 
  由于大麻的使用人数众多,且相对来说对身体的伤害程度及成瘾程度较低,部分国家和地区基于《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公约〉》的灵活性,也开始尝试根据剂量阈值,寻求一种方法应对个人使用和持有大麻的问题,并先后出现两波浪潮。
 
  第一波大麻合法化浪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的特别委员会报告,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麻的精神活性危险被夸大,定罪的成本超过了收益。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了对大麻使用更宽容的早期浪潮,当时有11个州软化了对大麻的法律回应。例如,在阿拉斯加建立了个人持有和使用大麻的有限合法化制度。20世纪80年代,荷兰以开创性的“咖啡店模式”建立了一个监管准大麻合法销售的框架。第二波大麻合法化浪潮发生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和美洲部分地区,原因是大规模监禁和将大量大麻使用者定罪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以及在相对无害和更危险的毒品市场之间建立屏障的好处。各国的政策选择各不相同,并没有形成“统一战线”挑战现有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大麻合法化模式主要包括:警告或转移禁令(“非刑罚化”)、民事处罚(“非刑事化”),以及部分禁止(包括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合法化)等。
 
  包括减少伤害和大麻合法化在内的“软性违约”行为是在当前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框架下发生的。1998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后,越来越多的体制成员在其国内推行减少伤害策略和大麻合法化政策,这无疑导致了毒品管制规范的流散,削弱了当前全球毒品治理制度的有效性。
 
  (二)“毒品战争”的失败
 
  “毒品战争”指针对毒品的预防和管制而做出的行动,包括军事援助、军事干预、减少毒品交易等。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动“毒品战争”并将其扩散至全球时,政策制定者认为,对那些参与毒品生产、分销和使用的人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会使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等毒品的市场不断萎缩,最终实现“无毒品的世界”。然而在实践中,美国毒品政策的两大支柱——根除毒品作物来源和拦截毒品运输——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在减少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毒品供应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全球毒品市场规模在1998~2008年急剧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发动的“毒品战争”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犯罪黑市的蓬勃发展,将毒品以“地下”的方式从生产商送到毒品消费者手中;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所谓的政策位移;第三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气球效应”;第四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物质置换,即如果通过减少供应或需求来控制一种毒品的使用,供应商和使用者就会转而使用一种具有类似精神活性但管制相对不严的毒品;第五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毒品使用者被污名化。
 
  上述意外后果难以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是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复杂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制度惰性。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中的三项毒品管制公约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制定的,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速度也在提升。新的健康危机,如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正叠加在尚未解决的毒品问题之上。1961年《公约》明确指出,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类的健康和福祉”。然而,衡量“毒品战争”成败的标准主要是逮捕人数、缴获毒品数量或者惩罚的严厉程度,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毒品管制的力度,但并不能说明“毒品战争”在维护人类健康和福祉方面的成功。
 
  综上所述,“软性违约”行为的增加以及“毒品战争”的失败,表明现有的以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为核心的全球毒品治理制度不足以有效应对毒品带来的全球挑战,全球毒品治理出现困境。全球毒品治理困境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两点: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凸显了全球毒品治理制度的代表性不足,以及治理理念的分歧和竞争削弱了全球毒品治理的规范。
 
  近年来,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全球毒品治理领域兴起,联合国开始通过全面、综合、平衡的办法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并先后在1990年、1998年和2016年举行了毒品问题特别会议,会议推动了毒品治理从禁止主义向多元主义的转变。例如,2016年毒品问题特别联大通过了《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将发展、健康等理念融入毒品治理中;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机构联合通过《公民权利和毒品政策国际指导原则》,以更好应对与毒品使用和贸易相关的危害等。
 
  在这个过程中,以跨国倡议网络为代表的全球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全球毒品治理,有利于推动现有的毒品政策调整,将健康、发展等规范融入现有的全球毒品治理制度中,使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以跨国倡议网络为代表的全球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毒品治理同样面临挑战,如地缘政治回归带来的治理赤字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逆流引发的治理空间压缩。这表明,国家仍将是全球毒品治理的核心行为体。
 
  四、全球毒品治理中的中国参与
 
  作为 “全球毒品治理的模范”,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毒品管制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在不同地区和全球治理领域付诸实践,在毒品治理领域,中国坚决打好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并取得系列成果;在此基础上,2023 年 2 月 21 日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结合毒品治理的实际,提出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纾解全球毒品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也为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毒品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新的机遇。作为 “全球毒品治理的模范”,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毒品治理中,将自身视为真正的全球毒品治理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以开展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为手段,以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强化自身的参与程度,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是中国参与全球毒品治理的三大抓手。
 
  (一)立足自身:推动国内毒品治理多元化
 
  毒品对中国影响深远,危害深重。近代以来,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使得大量白银外流,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迫使中国取消鸦片进口的限制,鸦片在中国贸易完全合法化,严重损害民众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为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民众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中国在 2007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下称《禁毒法》),明确毒品管制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禁毒工作应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在上述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在毒品管制、戒毒、国际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毒品管制部门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严厉的毒品管制,打好禁毒人民战争,不断巩固拓展毒品管制形势整体向好的态势。2019 年进一步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毒品治理能力,走中国特色的毒品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通过 “清源断流” 行动,2023 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4.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5 万名,缴获毒品 25.9 吨,同比分别上升 12.6%、21% 和 18%。这离不开国内的多元治理,包括立法管制新精神活性物质和易制毒化学品、提升毒品管制技术、注重社区毒品治理、做好青少年涉毒预防工作等。
 
  随着毒品管制工作的深入和毒品获取难度的加大,部分具有成瘾性、危害性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如一氧化二氮,俗称 “笑气”)在一些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逐渐发展蔓延。为有效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蔓延,中国及时更新法律规范,对某些物质的管制甚至超前于国际社会。例如,中国在 2019 年 5 月 1 日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为防范其非法制贩及滥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随后,中国通过完善法律保障等方式,确保整类列管规定落地见效。总体而言,在行政法规、刑事裁决规则以及管制程序和手段等层面,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制度性规范基础。中国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平衡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更新速度和法律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采用了在上位法之下更新规范的方式,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管制,同时又没有破坏原有的毒品管制制度。但目前的管制手段依旧是以列举管制为主,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仍然是被动地应对而不是主动或前瞻性地预防。未来,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应当以厘清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自然和法律属性为基础,客观把握新精神活性物质发展和泛滥的客观规律,通过合理借鉴域外的制度经验,在结合我国现存的毒品管制法律体系和法律资源的前提之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制度,为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提供中国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在易制毒化学品管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 1999~2013 年,通过专项行动进行重点整治,建立多部门、跨区域协作的机制,建成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服务平台,基本形成以《刑法》和《禁毒法》为基础,《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为核心,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体,地方规范性文件和国际条约等为补充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也形塑了 “制毒物品” 和 “易制毒化学品” 并用的概念体系。自 2014 年起,以 “全要素监管制毒物品” 为核心,建立 “4・14” 打击制毒专案工作机制,统一人民法院司法适用标准,弥补相关工作漏洞,不断完善立法。未来应该在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强 “智治” 与 “自治”,提升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制效能。
 
  中国同样注重毒品管制技术的提升。科研成果已经成为毒品管制工作最重要的力量,国家毒品实验室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在毒品标准物质合成、毒品来源地及合成工艺判定、污水及毛发检测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助力毒品管制实战取得显著成效。未来,国家毒品实验室将继续在科技支撑毒品管制的道路上迈开坚实的步伐,助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更大的成果。
 
  在社区毒品治理领域,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探索社区毒品治理的中国模式,目前已建立起了数万个社区戒毒工作机构,并为之配备专兼职的毒品治理社会工作者,推动社区毒品治理工作迈出新步伐。包括全面加大吸毒人员的发现管控和戒治安置力度,深入实施社区戒毒康复工程,着力加强吸毒人员的网格化管理。目前已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并充分依托互联网等新媒体,积极创新宣传手段和方式,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访问量达数百万。未来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区毒品治理体系,创新毒品治理工作举措,力争取得更大的治理成果。
 
  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社会稳定和民族兴旺。为做好青少年毒品滥用预防工作,国内行政司法戒毒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毒品治理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 “科学戒毒毒瘾” 和 “毒品预防教育” 两手抓,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司法部围绕 “防范青少年毒品滥用” 的主题发布了多篇指导案例。然而,当前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重毒品危害宣传,轻视预防教育;教学资源缺乏,教育方式单一;教育人员数量不够,教学质量不高。为解决这些问题,构建完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应该以育为先,创新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理念;构建新时代青少年毒品价值观教育理论体系;融合资源,探索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模式;育防结合,丰富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资源库;通过循证实践打造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教师队伍;等等。中国对青少年毒品成瘾的预防成效明显,未来可以向世界分享相关经验。
 
  总体而言,中国国内的毒品治理在上述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成果显著,毒情反弹的势头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未来要深化新型毒品治理,坚持精准施策、综合施治、群策群力,创新毒品治理工作机制,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推动毒品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为全球毒品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二)强化周边:改善区域治理现状
 
  中国毗邻的 “金三角” 地区和 “金新月” 地区是全球毒品的 “重灾区”,治理工作极为繁重。对于中国来说,在国内打好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同时,应该在周边毒品治理中扮演好推动者的角色,以区域治理成效的改善来缓解全球毒品治理的压力,预防两大毒源地毒品的进一步扩散。目前,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周边毒品治理机制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应对以 “金三角” 为主的东南亚地区的重大毒品问题,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在 1993 年 10 月共同签署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形成了 MOU 机制。该机制成立至今已逾 30 年。2023 年 9 月 6 日,第 14 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方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议对确定该机制未来走向、推动该区域毒品管制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修订后的《次区域行动计划》(第 12 版)更客观地反映地区毒情,更有效促进区域毒品管制方面的合作;《北京宣言》重申维护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承诺以全面均衡的策略应对毒品问题,呼吁各方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毒品治理策略;《中方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方合力应对合成毒品的倡议》创新发展机制运行方式,设立预防教育、化学品管制、毒品分析技术三个优先领域工作组,中方率先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经验交流、执法行动、能力提升等具体活动,促进机制良性、持续、高效运转。当前,这一机制已经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多边毒品管制合作机制,也是对中国最重要、中国参与程度最深的多边毒品管制合作机制。中国始终坚持双边和多边合作要紧密结合,总体合作与不同领域的具体合作要相互配套,这样才能深入参与 “金三角” 地区的毒品治理,维护周边安全稳定。
 
  为防止阿富汗毒品问题进一步蔓延,中国一方面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毒品管制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阿富汗国内重建,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始于边境安全,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不断变化,安全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也有了一定的转变,在执法合作层面开始加强毒品管制合作,根据 2004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开展联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动,并重视司法部门的沟通和人员培训。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定期举行的 “蛛网” 禁毒行动、“无毒世界” 毒品预防行动等,也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地区反恐机构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设立禁毒中心作为应对毒品问题的常设机构。在 2024 年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上批准的《2024~2029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及其落实行动计划是有效应对毒品威胁、建设 “无毒社会” 的重要举措。针对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中国坚定支持阿富汗国内的毒品管制,期待并支持阿富汗在打击毒品种植、生产和非法买卖方面采取更多务实举措,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阿富汗发展替代种植,打击跨国毒品犯罪,共同消除地区毒源。此外,中国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为防范和降低阿富汗毒品带来的安全风险,积极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声明》所确定的共识,利用 “上海合作组织 — 阿富汗联络组” 机制,设置具体、务实的议程,为同阿富汗开展毒品管制合作搭建平台,向阿富汗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毒品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的毒品治理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机制也为有效应对地区毒品问题、纾解全球毒品治理困境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各国在毒品治理方面面临资金不足、政策分歧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它们参与全球毒品治理的积极性。对此,中国将发挥大国作用,在上述机制内妥善协调各国的毒品治理目标,凝聚各方共识,在打击跨国毒品贩运、替代发展等问题上形成相对一致的政策,避免毒品治理受到政治波动的影响。另外,中国还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更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推动中国国家毒品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同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科技交流,促进周边国家毒品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护周边安全稳定。总之,中国将继续履行毒品管制的承诺和义务,坚持综合平衡的毒品管制措施,积极深化拓展国际毒品管制合作,同周边各国一道,勠力同心,守望相助,为推进区域毒品治理,保障周边安全稳定,纾解全球毒品治理困境作出更大贡献。
 
  (三)带动全球:优化国际毒品管制体制
 
  事实上,中国参与全球毒品治理由来已久,早在百余年前,国内的民间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国内开展运动的同时,就积极参与国际毒品管制事务,同国际联盟持续交流。国际毒品管制运动和中国民间毒品管制组织的发展呈现出 “西鸣东应、互相促进” 的态势。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初期也积极参与国际毒品管制体系的构建,上海会议、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上都活跃着中国政府代表的身影。中国与当时的西方列强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既影响了国内毒品政策的制定,也折射出中国的毒品外交在西方列强的阻碍下取得的有限突破。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发展,中国在毒品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全球毒品治理的典范。因而在未来的全球毒品治理中,中国将作为引领者,依靠自身努力带动全球毒品治理制度的优化,并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行动,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重点从优化制度体系和扩大合作范围两个维度采取措施。
 
  以联合国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是全球毒品治理的核心制度,它实际上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禁止和监管是当前全球毒品治理的主要手段,但 “软性违约” 行为的出现和美国发起的 “毒品战争” 的失败严重削弱了当前国际毒品管制体制的有效性,全球毒品治理制度难以满足治理需求。面对这一现状,中国应当秉持前瞻意识,尽早为毒品治理制度的改革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相关调研、需求分析和意向沟通等工作,引领未来全球毒品治理制度改革进程。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在卫生、发展等相关内容已经纳入国际毒品管制决议的基础上,积极为全球毒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并一如既往坚持综合平衡、责任共担的原则,积极落实特别联大成果文件,全面加强毒品管制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同各国、各地区在情报交流、案件侦办、司法协助、执法培训、技术交流、人员往来、青少年毒品滥用预防与矫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在预防性措施上投入更多资源,为推进全球毒品共治提供更多方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毒品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重视国家间毒品管制合作的同时,也要扩大合作范围,注重同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借助它们具备的独特优势,将它们的理念融入全球毒品治理的中国方案之中,并为它们更好地参与全球毒品治理提供 “机会窗口”。作为麻委会重要成员,中国积极参与麻委会年度会议并发言。在 2024 年的一般性辩论主旨发言中,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三项毒品管制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毒品管制体制,推动理念和行动创新,共同应对毒品带来的新挑战。同时将继续采取综合平衡的措施,同国际社会一道,更好地应对全球毒品问题。中国还将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年度毒品管制捐款额度增加至 200 万美元,用于推动 “金三角” 地区的毒品治理。同时还主办了防范非列管化学品流失主题边会,举办了减少毒品需求专题展览,参加了 “2019 年以来的工作”“迈向 2029 之路” 两场圆桌会议及多场边会,全面展示了中国在替代发展、缉毒执法、戒毒康复等各个领域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并就四项决议草案同各国密集磋商,进一步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担当贡献。
 
  总而言之,全球毒品治理是一个由来已久又历久弥新的议题,虽然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采取了多项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有的治理资源、能力和成效仍然与预期目标差距较大。这印证了全球毒品治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同行为体协同参与。作为全球毒品治理的典范国家,中国应当在其中扮演好践行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角色,立足国内、强化周边、带动全球,坚定践行并完善现行全球毒品治理制度,推动不同行为体加强互动与合作,为全球毒品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结论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对全球毒品治理进行系统梳理,在分阶段阐述其百年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其目前存在的困境,并指出中国在全球毒品治理中的参与方式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国际毒品管制为核心的全球毒品治理,从诞生到发展,迄今逾百年,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并衍生出了包括健康、发展、环境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当前全球治理制度难以满足治理需求。权力格局的变化和治理理念的冲突使得全球毒品治理陷入困境,集中表现为“软性违约”的增加和“毒品战争”的失败。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为全球毒品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面临地缘政治回归和经济全球化逆流等挑战,难以取代国家在全球毒品治理中的地位。为纾解全球毒品治理的困境,中国将充分发挥引领者作用,立足国内,推动毒品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强化周边合作,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毒品治理机制,改善区域治理现状。与此同时,还将带动全球毒品治理制度的改革,优化国际毒品管制体制,为纾解全球毒品治理困境、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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