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大预防和打击毒品犯罪等力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纵观全球禁毒历史，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减轻毒品危害。毒品危及人类健康与福祉，导致生命安全与公共卫生问题，乃至演变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危机。近年来，国内滥用物质种类发生结构性变化，麻精药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快速蔓延，青少年滥用问题突出。这种天然毒品与合成毒品、传统毒品与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和其他成瘾性物质等滥用叠加，对新形势下毒品问题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长期以来，以打击为主的减少毒品供应策略，是绝大多数国家最优先、最主流的禁毒策略，这不是因为它最完美，而是因为它最现实、最可行、最符合治理逻辑。

 

　　一是在治理效果上“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能负责”。打击毒品犯罪、抓捕毒贩、查缴毒品，成果直观。

 

　　二是在治理逻辑上“合情、合理、合法、彰显主权”。毒品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稳定等，用立法、执法、司法手段打击，是主权国家最正当、最无争议的权力。毒品犯罪供应链结构决定了源头不打，需求末端压不住。毒品从种植、提炼、合成、走私、运输、分销、零售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只要上游供应不断，下游就控不住。所以，各国都会优先采取边境堵截、打击贩运、摧毁制毒窝点等措施，这也符合打击毒品犯罪的逻辑。

 

　　笔者认为，理想的禁毒策略是“减少供应 + 减少需求 + 减少危害”三管齐下。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财政不足，预防教育体系不全，专业戒毒、社工、心理干预力量薄弱，公众对预防教育“柔性策略”接受度低，更易接受打击执法“刚性措施”，于是只能先把最能做、最必须做的打击做到位。

 

　　在以打击为主的毒品问题治理进程之中，减少毒品需求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1970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专家委员会第18份技术报告，率先关注减少毒品需求及药物依赖治疗康复问题。1970年9-10月，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特别会议首次决定正式研究如何减少毒品的非法需求，开启专项探索。1975年5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减少麻醉品非法需求的措施”决议，明确同时把控非法供应与需求，推动毒品问题治理供需双侧发力。

 

　　1982年9月，减少药物滥用专家组会议强调综合施策，更加注重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层级多元性与技术策略多样性。1987年6月，国际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会议进一步确认减少毒品需求的重要性，还将6月26日设为“国际禁毒日”，提升公众认知水平。同年，联合国《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在“防止和减少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非法需求”部分，提出“通过教育开展预防”的目标。教育预防是持续的过程，需要长期推进，条件适宜时还应将提升公众认知纳入国家公认战略。1989年5月，国际社会对降低毒品非法需求给予较多关注，倡导把适当的资源和服务用于预防、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等方面。

 

　　1990年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在纽约举行，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全球行动纲领》等文件。《政治宣言》宣布，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同滥用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祸害进行斗争。《全球行动纲领》提出，为避免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滥用、加深大众对其危害的认识，需推行新闻传播和教育计划。该纲领还指出，要拟定吸毒预防措施，若实际需要，应尽可能纳入各类教育机构课程。《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确立了减少毒品非法供应和降低毒品非法需求的“两大禁毒战略”。毒品预防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教育、生命至上”的基本理念，坚持“面向全民、实效实用、分类指导、形式多样”的原则，全面落实联合国三级预防策略以减少毒品需求。

 

　　显然，毒品预防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人远离毒品”，而是“让人无需毒品”，从根源上消除成瘾的驱动力。打击毒品犯罪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消灭毒品”，而是“控制毒品”，从根源上减轻毒品危害。因此，毒品问题的治理必须从“预防”走向“促进”，从“管理”走向“治理”，从“单一”走向“综合”，从“专业化”走向“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