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边境地区已经成为贩毒集团扩展到其他形式犯罪的中心，包括为强迫犯罪和影响环境、破坏脆弱生态系统和对当地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犯罪而贩运人口。

　　

　　与可卡因贩运以及犯罪集团与帮派之间的竞争有关的暴力猖獗程度令人震惊，正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西欧各国造成影响。

　　

　　犯罪集团正转向非洲大陆转运可卡因，因此非洲日益受到贩毒和与吸毒有关的危害的影响。

　　

　　合成毒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其非法制造正在高中低等国家扩张。然而，大规模制造仍然集中在深受治理挑战和不稳定影响的地区，例如阿富汗、墨西哥、缅甸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二、随着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高点，可卡因的使用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可卡因的供应量于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高点，当年制造了2,700多吨可卡因，较前一年增加了20%，是2013年和2014年制造量的三倍。

　　

　　西欧和中欧的市场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被贩运到该次区域，特别是经由北海各港口进行贩运。不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因可卡因贩运而受到影响。

　　

　　可卡因贩运的主要路线仍然是从安第斯地区流向美洲其他国家以及西欧和中欧。

　　

　　在过去十年中，可卡因贩运向东扩展，一些亚洲国家报告称近年来缉获了大量可卡因，该区域一些新兴市场对这种毒品的需求有所增加。

　　

　　可卡因贸易的影响在厄瓜多尔等国家显而易见，近年来，来自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贩运有所增加，引发了与当地和跨国犯罪集团有关的致命暴力浪潮，2019至2022年间，可卡因缉获量和凶杀率上升了五倍。据报告，用于向北美洲和欧洲的主要目的地市场贩运可卡因的沿海地区凶杀率最高。

　　

　　需求也在增加，指标显示，可卡因的使用在经历了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短暂减弱之后呈增加态势。

　　

　　明确证据显示，因使用可卡因而造成的危害日益明显，尤其是在西欧和中欧。吸毒的强度正在增加，住院人数、治疗需求（包括针对“快克”可卡因的治疗需求）和死亡人数也在增加。除成熟市场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可卡因的使用和与之相关的危害都有所增加。

　　

　　三、阿富汗阿片剂市场急剧收缩，可能在该国国内外造成严重后果

　　在阿富汗，随着2022年毒品禁令的颁布，2023年鸦片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较上一年骤减了95%。长久以来，全球非法生产鸦片产量中的绝大部分来自阿富汗，往往达80%以上，如果继续实行禁令，阿富汗阿片剂主要目的地市场的阿片剂将出现短缺。

　　

　　这种急剧减少对阿富汗脆弱的农村社区产生了直接影响。农民通过向贸易商出售收获的鸦片而得到的收入减少了92%以上，从2022年收成的估计收入13.6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1.1亿美元。

　　

　　根据初步观察，2024年的鸦片产量可能略有增加，但大概率远不及禁令前水平。从长远来看，阿富汗的现有存量或其他国家增加的鸦片产量也不太可能弥补这一缺口。

　　

　　因此，海洛因的供应量预计将会减少，需求市场则预计将根据各自国情以不同方式进行调整。对与阿片剂相关治疗服务的需求预计将会增加，但如果这类服务不足，海洛因使用者可能会转向其他阿片类药物。市场上可能会出现新的、更为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并大大增加用药过量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2022年4月颁布的毒品禁令是否也影响了阿富汗甲基苯丙胺的生产和出口。

　　

　　阿富汗的邻国报告称它们缉获的甲基苯丙胺仍大多来源于阿富汗，到2023年底，这些邻国的缉获量并未表明甲基苯丙胺的贩运有所减少。

　　

　　四、甲基苯丙胺的全球缉获量趋于平稳，但近东和中东以及西南亚的市场仍在扩大

　　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全球缉获量保持在历史高位。尽管在2022年略有下降，但根据2023年部分区域的初步数据，缉获量可能会再次增加。甲基苯丙胺继续在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非传统市场上的贩运也在增多。

　　

　　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的增加大多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和西南亚，以及海上，主要是阿曼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近年来，两个最大的新兴甲基苯丙胺市场分别是近东和中东/西南亚以及东南欧。

　　

　　除甲基苯丙胺之外，近东和中东的“芬乃他林”市场继续繁荣发展，其2022年的缉获量仍保持在2021年达到的创纪录高位。来自西南亚的甲基苯丙胺贩运和来自黎凡特的“芬乃他林”贩运正在近东和中东汇集。

　　五、新型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出现带来致命风险

　　2022年，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大致稳定，而新查明的阿片类药物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则略有减少。然而，硝氮类物质格外引人关切，这是一类合成阿片类药物，在某些情况下效力比芬太尼更强，并已在北美、西欧、南美和大洋洲市场扩散，对健康构成重大风险。

　　

　　最近出现的高效力硝氮类物质和在一些国家因过量使用高效力硝氮类物质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表明使用这类物质会如何迅速影响公共健康和安全。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目前因硝氮类物质使用过量而导致的死亡浪潮与阿富汗的鸦片禁令有关，但强效、有害的阿片类药物可能进一步扩散仍然令人关切。

　　

　　六、非洲国家日益受到贩毒和使用新型危险毒品“鸡尾酒”的影响

　　非洲国家传统上并非主要贩毒路线的一部分，但犯罪集团越来越多地转向这片大陆，用于转运可卡因、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毒品贩运到和贩运出非洲的现象显着增加。

　　

　　这导致国际贩毒溢出流向当地市场，加剧了吸毒的危害。根据定性数据，非洲是大麻用量增加最快的区域。发现在非洲主要使用的另一种典型模式是非医疗用途使用伪造的曲马多，这是一种不受国际管制的阿片类药物。

　　

　　过去的观点是可卡因只是在该区域过境，但现在当地的用量越来越多，因使用可卡因而接受治疗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一些国家，可卡因甚至已经成为接受戒毒治疗的妇女最常报告3的主要毒品。此外，在北非和东非以及南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海洛因依然导致许多人接受戒毒治疗。

　　

　　愈发引人关切的问题是使用名为库什（kush）、卡尔库比（karkoubi）和尼奥佩（nyaope）

　　

　　等毒品混合物和调合物。根据可用的有限证据，它们往往含）些有害物质，包括各种非法药物、苯二氮?类等药品、酒精和溶剂。

　　

　　毒品供应动态越来越复杂，其特点包括：贩运者在改变毒品、路线和方法方面灵活多样；毒品生产和贩运与其他犯罪之间相互关联；以及贩毒为卷入冲突局势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了机会。考虑到上述情况，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对策需要采取综合办法。这种办法应包含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更加全面地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制定让各种机构参与进来的战略，目标是：影响毒品和其他非法经济的市场动态及其可替代性；了解并探讨犯罪集团的构成、内部招募（特别是招募年轻人）和跨国联系；确定有效的建设性切入点，以便在有组织犯罪提供生计的地区和社区——特别是在冲突和脆弱环境中——重新获得控制权；增进对有组织犯罪对治理、法治、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人权的影响的了解，从而认识到其构成广泛威胁，而这种威胁往往被低估。

　　

　　2、提供社会经济替代措施：向处于较低级毒品供应链的个人（如农民和因贫困和缺乏选择而参与毒品零售的个人）提供社会经济替代措施。这些替代措施不应仅仅局限于取代作物或收入，而应解决根本的结构性原因，比如根深蒂固的贫困、不发达和不安全。

　　

　　3、执法和刑事司法资源的战略规划：确定优先次序并分配资源，以期可持续地捣毁毒品供应链。如果刑事司法资源不均衡，侧重于毒品供应链中可被轻而易举取代的低层行为体，则需要转而侧重于对毒品贸易至关重要的高层次个人和群体。利用经改进的战略分析、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努力减少腐败以及打造熟练和专业的执法队伍也很关键，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4、执法方面的技术进步：确保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系统掌握与毒品供应链所用技术的先进程度相匹配的技术技能和资源。其中包括获得新的技术技能和适当的设备，并保持适足的科学测试和法医能力，以便确定新的毒品和新出现的健康威胁。

　　

　　5、增进对缉获毒品和执法行动的了解：评价缉获和执法行动的影响和成本效益，以确保行动针对能最为有效地严重扰乱毒品供应的装运和路线。考虑到贩运者在规避缉获方面的灵活性，关键在于采取行动的方式不仅要转移毒品或路线，更要逐步摧毁它们。为此，需要开展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对情报共享的信任和联合行动，特别是在有组织犯罪集团占支配地位的边境地区。预警和监测系统同样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