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在明确登记职业信息的吸毒人员中，农民占总数的17.3%；抓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和无固定职业人员15.3万名，占总数的78.9%(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6)。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表示，涉毒问题农民居多，原因是中国近年来的毒品发展蔓延首先是从农村开始，逐渐蔓延到城市的，需要对农村毒品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整治(人民网，2016)。然而，近几年我国政府出台的多项禁毒举措，2014年开展的百城禁毒会战，2015年启动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31”工程，仍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阵地开展禁毒工作，缺乏对农村地区毒品问题的关注。那么如何基于农村毒品滥用现象的实地研究，探索影响农村地区吸毒行为治理的理论框架，有效防控农村毒品滥用的发生和蔓延，给研究者和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

　　

　　当前各学科都在积极探索毒品滥用的解释框架，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次。个体层次的研究涉及生物学、心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生物学强调遗传基因的生理基础，把成瘾行为看成是大脑中某种共同生理或生物化学的活动(瑞、科塞，2001)；心理学侧重差异性的群体交往，认为吸毒行为是青少年与吸毒同辈群体交往中习得的行为方式和有计划的行为(Akers,1985；Fishbein,1994；Ajzen,1985)；法学基于道德弱化观点，认为毒品成瘾是个体缺乏足够能力对抗毒品诱惑与抵制“成瘾”影响的结果。

　　

　　社会层次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领域，它不满足其他学科脱离社会背景和结构过程来讨论个体自身的责任危害，主张应该寻找社会的而非个人的问题，强调不平等视角下影响毒品滥用的社会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者的研究开始，社会学者关注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纽带和社会控制的崩溃，以及伴随而来面临如何行事的困惑”(斯蒂芬，2011:193)。他们将毒品使用与资源剥夺联系起来，考察“社会和经济劣势与毒品使用失序之间的紧密关系”(UNODC,2016),强调贫困、失业、低教育水平，无家可归和监禁等风险因素的边缘化影响(Peck&Plant,1986；MacDonald&Marsh,2002；SocialExclusionUnit,2004；Buchanan,2006；Gorman,2008；王嘉顺等，2014)。随着20世纪80年代消遣类毒品使用的显着增长，学者的研究视线转向在后现代和风险社会背景下青年毒品使用的流行性和变迁性质(Parkeretal,1999,2002),关注毒品和酒精使用的正常化，及以个人战略冒险行为谈判为特征的青年亚文化(Caiata-Zufferey,2012),强调基于日常生活成本效益分析的个体理性行为模式，以及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风险和责任(Sanders,2006；Forsyth,1996；Meashametal,2001；Parkeretal,1999；Robson,2009)。

　　

　　我们认为，个体层次研究基于吸毒成瘾的个体特征与病理后果，将吸毒行为看成是“危险行为”。这种观点在当前毒品治理的认识框架中占据主流，但是个体层次研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法毒品市场的规模和性质”(Bewleyetal,2005:1),无法捕捉导致吸毒行为发生的结构背景，难以全面认识毒品问题的本质(林少真，2015)。社会层次研究则弥补个体层次研究的这一不足，将毒品使用的认识转向“风险行为”(Caiata-Zufferey,2012),把毒品滥用问题放入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洞察在不同现代化阶段毒品使用的风险特征与社会排斥机制。在工业化阶段，毒品使用反映了对劣势人群的资源剥夺和边缘化影响。而当现代化发展到后工业化与风险社会，毒品使用则呈现出针对不同人群更为复杂与隐蔽的排斥特征。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由于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失去了社会联系的参考依据，集体解决方案日益变得无效和不确定。每个个体被迫在这种机制中以一种个人风险的形式活着，承担着个体应对社会风险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只有在风险社会与个体化背景下，“才能恰当地理解当前盛行的那种排斥观念”(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240)。当毒品使用成本的自我负责被包裹进当代的青年生活方式中，毒品使用的特征被看作使用者自身如何定义与解释他们的实践的结果(Heymanetal,2010；Caiata-Zufferey,2012；Lin&Zhang,2014)。而面对不同应对能力(刘绍华，2013)和自控能力(Elder,1997)的群体和个体，个体化给高效能感的青年带来的，是进行自我决定和通过个体努力积极塑造个体经验的新机遇。对于低效能感的青年，个体化过程则变成一种负担，他们在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感时遭遇更多的个体压力和无助感，转而寻求毒品慰藉(Foster,2000；Parker,2003；Cheung&Cheung,2006)。

　　

　　我们进一步参考了阎云翔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研究。阎云翔(2012:375)拓展贝克的个体化命题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间关系的结构性转变”的关注，认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特点是“国家的管理、民主文化和福利体制欠发达，以及古典个人主义的发育不充分。”通过国家的管理形成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形态，可以在脱离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个体主义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自由主义欣欣向荣，市场个体化茁壮成长”(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9)。他指出，中国个体化经历了建国后两次大的社会变迁，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消解传统权威的影响，打破了传统权威与个体纽带；农村土地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强调个体依靠市场而非政治或集体安排来分配社会地位，进一步打破个体对国家的依赖，最终迫使个体自我依赖、积极竞争。结果是，对政府而言，采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提倡的发展策略，依靠市场竞争与优胜劣汰的治理原则，对教育、经济、劳动力市场、日常文化和消费、医疗资源逐渐解除管制；对村庄来说，随着早期个体与国家和正式管理系统的频繁互动，以及随后城市打工和接触新事物机会的增加，父辈们生活的方式和出路失去了参考意义，村干部的政治权威也逐渐弱化为国家与村庄之间协调的中间人(阎云翔，2012:84),家庭、亲属和社区的非正式权力控制下降；对个体来讲，出现农村青年从家庭邻里等村庄传统中“脱嵌”,在市场推动和缺乏福利保障中抽离，个体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同时面临不可靠的自由与不确定性的个体化特征(阎云翔，2012:372)。本文认为，沿着阎云翔的中国个体化认识，只有将农村吸毒问题的分析框架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青年个体化的背景下，通过对“国家-村庄-个体”三个社会结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行为机制做出深入的洞察，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以及个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如何深刻地影响农村青年的生存机会与吸毒风险实践，才能深入理解农村青年吸毒问题的发生过程与治理困境。当前一些毒品使用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受新自由资本主义逻辑的驱逐影响和因个体主义兴起导致的更广泛权力失衡，迫使遭遇药物或疾病困扰的地区与人群转向社会边缘(Bourgois,2003,2009；Garcia,2010；刘绍华，2013；周如南，2015)。本文对市场化与个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地区与吸毒青年可能遭遇的风险后果与社会排斥，也表现出同样深切的焦虑与担忧。

　　

　　

　　我们选取H省M县A村作为个案研究。M县属于H省9个禁毒执法检查的重点市县之一(H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2016),据当地吸毒者介绍，M县属于毒品重灾区，辖内LF、TB、HZ、A村等多个村庄都深受毒品的困扰，吸毒情况严重。本文选取其中的A村进行实地调查，A村位于H省西北部，距离县城仅十七公里，属于热带季风的海洋性气候，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种植瓜果、水稻、橡胶树等。近十来年，A村成为反季节瓜菜的生产基地，村民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全村已实现通电、通路、通电视、通电话四通，部分家庭实现通网，还有一些收入较好的家庭盖起平顶房。然而A村在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吸毒多、治安乱，成为本村人与外地人对A村的共同印象。全村82户，总人口477人，超过20户的农户家庭受到毒品困扰，其中海洛因滥用人数高达30人1,海洛因涉毒比例高达6.29%。该比例高于同时期H省在册吸毒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5%,更远高于全国0.66%的平均水平(N都市报，2015)。如当地村民所说“M县是H省的吸毒大县，而A村是M县的吸毒大村”。

　　

　　我们主要采用“滚雪球”调研方法，以吸毒者推荐吸毒者的方式，最终完成对当地14位吸毒男青年的深度访谈。14个被访者中：毒品使用方面，所有人均有过海洛因吸食经历；年龄方面，20岁以下的2人，21-30岁之间的8人，31-57岁之间的4人；教育程度方面，只有小学文凭甚至小学没毕业的7人，初中毕业或者初中没毕业的7人；就业方面，在访谈期间只有3人有工作，分别从事生意、安装窗帘和保安工作，其余均无业；违法方面，只有3人没有违法记录，1人因赌博被行政拘留，其余均有刑事监禁或强制戒毒经历。同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当地的相关资料，我们对村干部、非吸毒村民、年长吸毒者和村庄中更多的其他人群进行非正式访谈和参与观察。集中调查时间分为三个时间段：2014年1-3月，2016年1-2月与2017年1-2月。

　　

　　

　　研究发现，由于毒品市场的流动性影响，城市禁毒力度不断加大，容易导致禁毒手段相对薄弱、地理环境易于隐蔽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成为毒品市场转移的重灾区(农民文摘，2012；中国禁毒网，2014)。M县下属多个村庄遭受毒品问题困扰，而当地政府对农村毒品干预严重不足，一般重抓捕威慑、轻医疗戒治。考虑到农村吸毒者众多和医疗资源缺乏，政府主要依靠“树立典型”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

　　

　　

　　H省自1991年发现毒品以来，出现毒品供应的大量增加。1989年，H省的毒品犯罪为零，2002年省法院毒品案件上升至492件，2016年则高达2854件。这与它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通过“多头入岛，全线渗透”,H省逐渐成为新的国际贩毒通道和毒品中转站。截至2014年年底，全省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数达6万余名，吸毒人员遍及所有市县，吸毒人员千人以上的市县达12个(法制时报，2015)。随着城市禁毒力度的加大，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将毒品市场转向不易被查获的小城镇与农村地区。近年来，在城郊结合部、乡镇、农村、甚至一些隐蔽民宅、废弃工厂，频频出现一些无证经营的、使用毒品的“暗场”(H省日报，2016)。

　　

　　研究发现，海洛因与合成毒品作为毒品市场的两大主要药物，需要不同的吸贩空间。合成毒品作为“娱乐场所的重要图景”(Sanders,2006),一般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娱乐产业中间隐蔽且快速地传播。海洛因则“见不得光”,需要更为隐秘的吸贩空间。而A村的地理位置恰好与这两类毒品所需要的吸贩空间相吻合。A村距离县城仅十七公里，去县城的娱乐场所交通便捷。一般骑摩托车到县城就20来分钟的路程，到省府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因此A村年轻人几乎人人都去城里的“包厢”2玩过，也在“包厢”里尝试过合成毒品。他们认为：

　　

　　年轻人去包厢玩很正常，很多人都玩过，女孩子也有玩的，甚至学生都有玩的。(个案13)

　　

　　与此同时，A村属平原地形，间有丘陵，村内河流与池塘众多。一般常年在田里种植水稻与瓜菜，在丘陵种植橡胶。而且村里还有许多破弃的老屋、偏僻的灌木丛等，这些地方均可成为毒品吸贩的绝佳隐蔽点，容易逃避警力打击或隐瞒自己的不良嗜好。一位吸毒青年说：

　　

　　比如在村里一些被遗弃的破旧屋里吸。那些地方是不会有人到的，平时没人敢去的。我们不会害怕，在那吸了睡觉。(个案12)

　　

　　可见，毒品在城市的严厉打压可能导致毒品向农村地区转移，而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又适合需要隐藏的毒品吸贩需求，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青年接触与使用毒品的机会。按A村吸毒者的说法，毒品“从城市流入农村的”,“哪里都有卖啦”,“只要有钱，一打电话过来，就会有人送货上门，就怕你没钱”。随着海洛因与合成毒品在A村的传播，14位被访青年中，至少有10位随后变成多种药物使用者。吸食毒品涉及K粉、摇头丸、神仙水、冰毒、海洛因等。

　　

　　

　　截至2014年，14位吸毒被访者中，7位有过被强制戒毒或者劳教的经历，其中3位是“几进宫”3。他们当时对禁毒政策的判断是，政府对于农村吸毒人员的逮捕不严厉，一般不犯案不抓，不是禁毒日(每年6月26日)不抓。

　　

　　一般是吸毒了之后没有钱了，去外面作案才会抓，也有是被人报案抓的，当然了，不小心被派出所的人现场看到的，也会抓到。(个案13)

　　

　　不过随着公安抓捕吸毒者的力度加大，2016—2017年间这14位被访者中只有2人没有被逮捕过。

　　

　　访谈发现，不管有没有吸毒被捕经历，A村吸毒者对于政府戒毒机构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认为进了戒毒所就是关禁闭，限制自由，没有什么治疗的。“戒毒所就是监狱啊，一样的”,“没有治疗，要是有治疗就好了”。虽然自2007年起，我国的戒毒体系转变为以社区戒毒、自愿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三大措施为主体，开始突出戒毒治疗的重要性，M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开设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但是由于门诊接收受治者条件严格4,A村吸毒者并未受惠于政府治疗政策，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被纳入到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中。

　　

　　当问及是否有意愿去专门戒毒机构自愿戒毒时，A村吸毒者表示哪有可能去，费用太贵，“农村人哪里住得起”。一位从事多年戒毒工作的社工告诉我们：“当前全国自愿戒毒医院在萎缩，平均入住率较低，费用昂贵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我们也曾咨询过邻省G省的一家中医治疗戒毒医院的费用，海洛因自愿戒毒一个疗程15天，费用12500元，必须全部自费。以我们2013年在A村收集到的54户村民家庭收入看，人均年收入只有7280元，当地吸毒者家庭一般难以支付自愿戒毒机构的戒毒费用。

　　

　　阿蒙·约瑟夫(AmonJoseph)认为，评模范或树典型成为中国政府在政策实施初期或者管理资源不足时期的一贯做法(Joseph,2010)。面对严峻的农村吸毒现状和短缺的禁毒资源现实，当地政府一般采取树立先进典型的方式，在治疗资源方面优先分配这些地区。调查发现，M县多个村庄的吸毒现象严重，不过有少量村庄的严重毒情得到改善。比如当地LF村，抓住与政府各部门共建“无毒村庄”公益活动的机遇，成功地获得政府的治疗资源，动员吸毒人员自愿到戒毒医院戒毒，也为吸毒人员减免戒毒费用。LF村因此成为当地禁毒模范地区。

　　

　　朱利亚·佐卡蒂尔尼(GiuliaZoccatelli)对云南的田野研究表明，毒品使用不一定出现在远离家庭的地方，但它却发生在家庭和家属的联结圈子之外，独立于家庭和家属的社会影响(Zoccatelli,2014)。A村的调查也发现，随着1980年A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越来越多的当地青年进入非农领域工作，农村青年个体主义意识不断上升。而村干部、家庭、邻里等传统权威影响明显下降，对农村青年的行为制约弱化。

　　

　　

　　吸毒青年认为，当地的毒品滥用问题与村干部不作为、能力不行有关。LF村能够成为M县禁毒村庄的典型，与村干部利用官方资源与动员村民行动的能力有关。当问及“如果村里的干部也像LF村那样，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吸毒了？”,吸毒青年表示：

　　

　　但是谁敢带这样的头啊，谁发动得了大家，村干部都没把村里的事务搞好，还想管吸毒的吗？不怕被打吗？(个案2)

　　

　　调查发现，A村村干部的政治权威缺乏。村民抱怨最多的是村干部的无能、谋私利，普遍认为“村干部是个闲职，有点利益就装进自己的腰包”。5他们对村干部的选举并不重视，认为只是走走形式，对村干部是否作为也不寄希望。村民表示，村里十几年来都没开过一次村民大会，没有几个村民知道村里的事情，有什么事情都是村干部几个人做决定。而且A村村干部家庭也出现吸毒者，上一任村长的两个儿子吸毒，前任副村长的一个儿子也吸毒，这使得村干部在治理毒品问题上更加缺乏威信，难以服众。

　　

　　当询问“对A村的吸毒问题采取什么措施”,村干部只是说村民素质低、不团结，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现在的村民都太难管了，自由了嘛，不像以前的生产队管理，每天都要出工劳动，现在的人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又很懒，不愿意干活。村民不团结，父母不会教育孩子，溺爱孩子。我们村干部也管不了。(个案15)

　　

　　村干部认为，村庄获得政府禁毒资源与村庄能人有关。邻村毒品问题治理较好的村庄，是因为有在镇或县教育系统、公务员系统中担任领导职位的，或做生意比较成功的能人，这些能人能为村里做贡献。而A村没有这样的能人，据2014年数据统计，A村村民中共有十位拿到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但全在外地工作。而且只是普通的打工者，收入也不高，不能对村里的发展有所贡献。他们认为A村没有能人，所以A村没有获得政府部门或公共福利机构的任何禁毒资源，他们也没有办法。

　　

　　

　　调查发现，1980年的分田到户彻底改变了当地青年的生活方式，没有了生产队时期的统一劳作规定，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与生活。他们开始进入非农领域工作，比如当保安、开三轮车等，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钱。有被访者谈及自己的经历说：

　　

　　1991年我15岁，去了一家公司当保安，工资380元一个月。这个收入在当时算是很好的了，农村种田有的半年才有这个钱。不过当时这工资还是不够花，每个月还欠人家钱。因为那时候已经沾染毒品了。(个案1)

　　

　　随着农业吸引力的下降以及家庭经济功能的丧失，家长权力和权威出现式微(阎云翔，2012)。被访者表示，自己天天跟朋友混在一起，有事不会跟父母说，吸毒更要瞒着家里了。访谈发现，当地父母对于吸毒青年的日常生活“不了解也管不了”,一般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外面做什么。问及“平时有没有对孩子进行毒品危害教育”,他们表示，大家都知道吸毒不好，自己说孩子也不会听，顶多说句“你不要吸毒干坏事”。这些父母一般都是在自己孩子染上毒瘾后，从他人那里听说的。而一旦听到别人议论自己的孩子吸毒，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会很生气，为自己的孩子辩解，甚至同他人吵架”,回到家后对自己孩子却是“生气，打骂，不给钱花”。

　　

　　吸毒者父母表示，对于自己孩子吸毒没有有效的管教办法。他们一般的应对方式是：知道孩子吸毒后就打骂；打骂没用就劝说，“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美沙酮戒毒”；戒不掉就“不给钱花”,“不管了，死了就死了，已经说得厌烦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叫人来抓”,“带去戒毒所”。当地一位吸毒青年父亲表示：

　　

　　作为父亲，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后面我听说他吸毒了，我就骂他。他还跟我打起来，朝我扔碗。我已经管不了孩子。年轻人就靠自己了。

　　

　　

　　阎云翔(2006:21)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私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导致公共生活迅速衰落，个人利己主义的迅速膨胀以及无公德个人的形成。这与A村村民对本村人际关系变化的主观认识相吻合，认为“80年代村里很团结，进入90年代后，村里越来越不团结了，都是各顾各的了”。A村最年长的吸毒者抱怨道：

　　

　　那时候一个村的人很团结的，有人打架都是整个村出动的，像争抢土地也会打架，以前打过一次很厉害的呢。现在本村的人都只是各顾各的，谁都不希望他人好，都害怕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思想不好，不团结，以前的人团结。就是有什么事情是全村都要遮一下嘛，自己村的人说自己村的人不好，这叫团结吗？

　　

　　研究发现，A村是熟人社会，邻里之间彼此认识，日常交往频繁。但是村民谈及村里问题或者邻里事情的普遍态度是“只要我自己家过得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村里的吸毒问题，村民们也是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谁吸毒谁想死，那是他的事”,“只要我不吸毒就行了，我才不管那么多”。一般当场看到有人吸毒的，村民就静静避开，偶尔也会劝下吸毒不好；但背后都会议论、“嚼舌根”,认为只要跟吸毒者在一起的，都是吸毒的；只要吸毒者能有钱的，都是因为贩毒。

　　

　　像同村的AJ跟我们玩了几天，就有人传他也吸毒了，实际上他没有，就因为跟我们一块玩了几个晚上。(个案3)

　　

　　个体应对：有限生活机会下的风险实践

　　

　　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MacDonald)和简·马什(JaneMarsh)认为，青年“问题性”毒品使用生涯的出现与当地盛行的合法(或非法)机会结构相关(MacDonald&Marsh,2002)。A村青年渴望脱离传统约束与农业生活，尝试更多的社会流动与城市生活机会。然而低教育和无技能导致的市场竞争弱势和合法就业机会缺乏，使他们逐渐在无所事事与闲暇娱乐的过程中，接触并逐步进入吸毒生涯。而面对政府与村庄毒品治疗资源的不足，吸毒者只能根据自身有限的毒品知识，对自己的毒品使用加以风险管理与实践。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A村青年投身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的洪流中，尝试去大城市打工，寻找就业机会。14个被访者中，13人有过城市或工厂打工经历，他们一般会选择到省会城市，或者邻省的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等各个城市打工。由于文化程度低以及缺乏技能培训7,他们从事一份职业的时间一般不长，最长的两三年，最短的只干了几天。大部分所从事的工作是在工厂里做鞋包、当保安，其中最好的工作是开夜餐店。

　　

　　访谈发现，这些A村青年对于分田与农活没有兴趣，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没干过农活，不想干，都是闲着。(个案10)

　　

　　不干活的，每天闲着。我爸妈叫我干农活，我才不干呢。(个案5)

　　

　　当地村民批评这些青年不安分，是“懒惰的”“变坏的人”。而吸毒青年对自己不干农活的解释是：

　　

　　因为种瓜菜累，不能用机器，全人工。犁地、除草、施肥、育苗、搭架、传粉、灌溉、喷农药、采摘，工序太多。这么累，还不一定赚钱。遇到市场好的一年有几万收入，不好的就几千，也可能因为天气影响，或者种出来市场没人要，都没有收入。所以说，干农活太苦，也赚不了多少钱。(个案12)

　　

　　2010年前后，反季节瓜菜受到了市场的青睐，许多开发商、承包商收购农产品需要人手帮忙打包装。被访者表示，打包装是当地人人想抢着做的工作，一天可以赚两百块。不过A村村民得到打包装的机会并不多，随着2012年之后香蕉产业长期的低迷，打包装的工作越来越少。2012年，A村有15人得到打包装的工作，但是2016年只有5人。而因吸毒身体不好的吸毒者就更难找到打包装的活。

　　

　　艾里-艾琳娜·阿莱斯特(Airi-AlinaAllaste)和米科·拉格斯佩茨(MikkoLagerspetz)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和偏远的社区，青年可能有更多闲暇时间用于越轨行为，如吸毒和酗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越轨行为逐渐变成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化的娱乐形式(Allaste&Lagerspetz,2002)。对这些A村青年来说，他们融入现代经济体与城市生活的个体效能和生活机会十分匮乏，他们一面不愿意走父辈的老路，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面又很难有农业生产之外的出路，无论是城市打工还是农业市场化中的打包装，受教育水平低下及市场供需不稳定的影响，当地青年成为民工或者进入稳定的民工群体的机会很小。访谈发现，吸毒青年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不干活的，每天闲着”。而在长期的闲暇时间里，吸毒行为成为同村同龄青年们玩乐时习得的娱乐行为。“吸毒的都是成群的，一个人吸不了”,“吸毒是要几个人在一起才好玩的，一个人吸没意思”。被访青年介绍自己染毒的经过：

　　

　　我从外面回家，就经常跟村里那些人(也是吸毒被访者)在一起，玩、喝酒、睡觉都在一块。那时他们在家里吸，已经上瘾了，我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玩嘛，就觉得没什么，随便玩的。(个案5)

　　

　　吸毒青年用当地方言“假精”来评价自己的吸毒行为，一旦发生与朋辈的社会交往以及群吸的娱乐情境，他们很容易降低毒品使用风险认知，发生同龄人间共同的高风险行为。

　　

　　跟朋友一起玩，知道(毒品)不好也玩，也什么都试。(个案7)

　　

　　被访者表示，玩这些，是因为太无聊了，而毒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填补生活空虚的作用(Foster,2000；Lin&Zhang,2014)。

　　

　　有时候我心理很烦，有压力，想掀桌子。这很正常，多少人都是因为心理不好去吸毒的。今天，我吸了海洛因，如果一次用药很足，可以从今天下午直接睡到明天下午，什么也不用想。(个案8)

　　

　　

　　研究发现，A村吸毒青年一边抱怨着政府与村干部的无所作为，一边又忍受着村民们的闲言碎语。他们表示，“已经走上这条路就没办法了，管不了那么多，只能自己小心了”。他们根据自己或他人的吸食体验以及逃避风险经验，对自己的吸毒行为加以有限的管理。

　　

　　访谈发现，这些青年拥有少量但不准确的毒品危害及其健康保护知识。他们共同的危害认识是“吸毒了就身体不好”。不过询问其具体疾病状况时，又表示自己没有去检查，不知道有什么病，就是感觉“身体不好，干不了活”。据村干部介绍，A村村民包括那些吸毒者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不过“没有听说过那些吸毒者有病去医院治疗的，可能是怕警察发现他们有吸毒，被抓”。吸毒青年表示，吸毒了，就“不敢喝酒了”“不敢洗澡的”。

　　

　　A村吸毒圈中还流传一些错误的减少成瘾危害的办法。被访者均采用注射方式吸毒，因为听说注射量少，比较容易戒。但他们也承认“那是骗人的，哪里能戒掉”。当问及“如何保证注射用具的安全性”时，他们表示，自己会小心的，一般是自己用自己的。而且，他们都尝试过戒毒药物，“不是买药水(美沙酮),就是买丸子(曲马多)吃”。有一定的效果，但“只能稍微缓解，戒不掉”。一般是自己偷偷去药店买，或者通过朋友帮忙买这些戒毒药物。不过通过这些方式购买的戒毒药物价格是相当昂贵的。与政府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中规定日均十元的治疗费用相比，一天十块钱的美沙酮治疗量可能转手就变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因为戒毒费用是由吸毒者家庭自行承担的，所以他们一般也没有能力进行长期的药物戒断治疗。

　　

　　研究发现，吸毒青年会充分利用他们所了解到的违法信息，以避免被抓或者争取被抓时的最低处罚。他们一般会在禁毒日前后外出，防止被公安碰上。如果出现公安到村里追捕的情况，他们也会十分警觉，利用A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藏身逃跑。有被访者说：

　　

　　有次派出所故意到村里追捕，我早上起来刷牙，站在门口那里就看到警车慢慢开进村，肯定是来抓我的，有人说的。我就赶紧跑，在农村的四周就是灌木丛和田地，很容易躲过的。(个案4)

　　

　　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进行吸毒与贩毒的违法风险比较。因为农村是零包毒品消费的主要市场，当地的毒品消费一般是“20块一小包”或“50块一小包”。基于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以及“一样是监狱”的强戒所负面认知，一旦这些青年吸毒被抓，他们会告诉警察自己是贩毒者。

　　

　　量很少，贩毒顶多判刑几个月或者一年。吸毒要2年呢。(个案10)

　　

　　最后问到“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A村吸毒青年的回答都是没钱，最大的希望是帮助他们成为有钱人。访谈发现，这些青年的成功价值观是“只要有钱”就可以，而不问钱的出处。因为毒品对健康的损坏，他们一般做不了苦力活。而吸毒被捕留下案底，让他们想重新去城市打工也变得困难重重。“一拿身份证出来，人家就什么都知道了。”因此由于当地合法的生活机会有限，加上吸毒对农村青年生存境遇的进一步恶化，他们只能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想方设法弄钱，得过且过。要么是偷东西，比如夜晚去偷田里的农作物卖；要么是打劫，比如去城市街上抢东西或者勒索不经常回村的年轻人；还有就是贩毒，14位被访者中，7位有或者被怀疑有贩毒。而一旦他们手上有钱，很快又全花在毒品上了。可以说，毒品使用加剧了吸毒青年转向边缘化与流氓化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问题性”毒品使用生涯。

　　

　　

　　我们对H省A村的个案研究表明，农村的毒品滥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个体的危险行为与病理后果，它是“国家-村庄-个体”三者在应对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及中国个体化的发展背景中共同实践的风险行为。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以及个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依靠市场逻辑配置有限禁毒资源的国家干预、传统权威下降难以形成约束的村庄管理以及有限生活机会下应对风险的个体，共同影响了农村青年吸毒行为的发生与治理。研究发现：当前的政府治理容易把毒品供应风险从城市挤压给农村尤其是缺乏治疗资源的农村地区，又采用市场治理逻辑将毒品治理责任转移到社区与个体身上；土地改革与市场化渗透下的村庄失去了传统权威，村干部政治权威的弱化与不作为、家长权力和权威的式微、“各顾各的”与缺乏凝聚力的村庄价值观，使得乡村只能被动地应对农民个体利益增长和风险行为危机；而生活在缺少个体化前置条件的乡村社会个体，在解决各种系统矛盾中，出现难以独自应对的风险表现。没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又没有效能应对市场竞争，加上毒品滥用后生活机会的加速恶化，逐渐将吸毒青年推向边缘化的生活方式与问题性的毒品生涯。

　　

　　阎云翔(2012)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可能在缺乏政治自由主义和古典个人主义的情况下经历个体化，是因为“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通过国家主导重塑的。然而国家鼓励个体自力更生、自我竞争，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源与机会，这并不一定使农村社会更加平等(阎云翔，2012)。一些农村社会与农村个体反而受限于更大的结构性限制，在面对市场与城乡的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出现“传统权威和年轻人自身都无法掌握的世界”(刘绍华，2013:65)。我们以H省A村的毒品滥用问题为窗口，展现的是那些生活在“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和亲密于自我表达的文化所构成的后现代大环境之中”(阎云翔，2012:375),脱离了原有集体生活保护且缺乏福利制度保障的农村青年，在从传统角色中脱嵌之后，面对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很难重新嵌入主流社会中，从而在个体无力应对社会风险的结构压力下，成为风险易感者与社会排斥人群。

　　

　　我们认为，当前个体层次的研究中将毒品治理重心放在个体行为矫治和人际关系重建上，主张通过促进个体行为的改变减少吸毒风险，难以改变农村地区毒品问题滋生的结构土壤与权力失衡问题。农村毒品治理创新首要需要考虑的是，将毒品问题的界定从个体法律执行问题转向更大的农村建设问题，把毒品有关的伤害与社会的、物质的和健康的不平等联系起来。面对基于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社会个体化特点，以及还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第一次现代性的解放政治阶段(阎云翔，2012)的农村地区，寻求国家管理下“国家-村庄-个体”三者之间结构关系的调整，本着社会公平与劣势补偿的原则，加大政府福利保障力度与培育村庄支持系统，从制度建设上提高农村个体生活的“本体性安全”和重塑集体生活的约束与保护，增加个体应对市场冲击与城乡竞争的个体效能，让农村青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能“出得去”,在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也能“回得来”。这有助于吸毒青年重新嵌入主流生活与获得脱离毒品生涯的社会支持，减少吸毒风险行为的发生。

　　

　　第一，加大政府福利保障力度，减少市场逻辑对农村弱势群体可能造成的隐性排斥。毒品治理应该转变一刀切的市场治理逻辑，灵活地适应毒情严重地区的发展现状与农村青年的期望需求。从A村调查看，A村青年教育低下导致市场就业机会缺乏，而农业现代化不足影响他们的农业生产意愿，从而制造了他们长时间无所事事的毒品传播与娱乐空间。因此，针对农村青年融入主流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生活困难，需要加大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和工作技能培训，提升他们参与城市经济生活与农业生产市场化的能力与意愿，增加农村青年远离毒品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LF村成为禁毒典范的例子说明，政府部门或者公益机构对毒情严重地区的医疗投入和补贴报销，能有效减少农村青年毒品使用人群的比率。政府应该调整城乡资源投入的差异与不均衡，尽可能地增加医疗资源投入，拓宽农村毒情严重地区的受益面。

　　

　　第二，培育村庄支持系统，增加受个体主义冲击的乡村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可能后果，是乡村社会只是出现了分化而缺乏社会整合的机制。乡镇社区在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的渗透下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难以抵御村庄危机与风险行为。与西方社会依赖福利保障而非家庭的个体化进程不同，中国农村社会的“祖荫”庇护与乡邻文化依然在当代社会中起作用。因此借助当前推动乡贤文化的政策契机，挖掘农村能人政治与重建集体认同，是可行且有实际意义的。一方面，培育团结和谐的乡村风气，创建村庄的公众生活与公共价值。强化村民们“身在其中都可能深受其害”的集体危机意识，共同参与村庄安全网建设，可以对毒品问题的流入传播形成集体威慑。另一方面，村庄治理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和乡贤能人的积极作用。A村的例子说明，面对村干部丧失政治权威和公共道德，以及村庄能人缺乏的艰难局面，村庄很难对毒品滥用产生有效约制。可以考虑挖掘当地有村务管理能力和村庄声望的社区能人，鼓励当地农村高学历青年留乡服务，以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与经济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村庄衰弱风险与毒品滥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