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世界联合禁毒的发祥之地。1909年2月，来自中、美、英等13国代表汇聚在上海外滩豪华的汇中饭店，隆重举行万国禁烟会。

　　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多被1912年《禁止鸦片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

　　在纪念世界联合禁毒百年之际，我们深感重任在肩。万国禁烟会所开创的国际禁毒合作事业，至今仍在各洲各国蓬勃展开，它的遗产正鼓舞着人们为有效管制和铲除毒品而奋斗。

　　讲演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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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

　　1956年6月生于上海，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禁毒社团）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董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史、上海史和抗战史。

　　曾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禁毒史》等，著作有《中国毒品史》、《禁毒全书》（主编）、《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合作）、《上海禁毒史》（合作）等。

　　1  洋药土烟在中国泛滥成灾

　　20世纪初，外国人把鸦片与食、性、茶、中药、麻将等同起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大要素。吸毒成瘾、骨瘦如柴的瘾君子成为中国人的象征，被斥为“东亚病夫”。

　　随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等中国特产进入英国并受到极大欢迎，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到18世纪，英国为了平衡中英贸易，在其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大量种植罂粟，向中国倾销鸦片，直接导致中国形成吸毒贩毒的社会问题。

　　1838年，林则徐在道光皇帝支持下，发动禁烟运动，阻断鸦片贸易。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但鸦片问题并没有解决。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被冠以“洋药”之名堂而皇之进口。从此，外国鸦片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经营下，泛滥于中国各地。

　　为抵制洋烟，增加税收，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等提出“以土抵洋”政策，提倡“鸦片救国”之论，企图以自产鸦片与洋药争夺市场。1890年代后，洋药确实有所收敛，但价格低廉的土烟，飞快增长。随着鸦片的本土化，种植范围越来越广，产量不断增加，吸食人群扩大，消费量也逐年增加，鸦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鸦片的吸食逐渐平民化，在平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鸦片作为“佳肴”来款待客人。烟馆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供给鸦片、满足烟瘾之地，它还兼有联络旧识、结交新知以及谈买卖等社交功能。

　　于是，上至官宦士绅，下至工商优隶、妇孺僧道，形成一个庞大的吸毒阶层。有外国学者指出，华洋杂处的上海成了著名的“鸦片之都”，成年男子中，瘾君子所占比例高达55%。吸烟之风逐渐由沿海城市向内地乡村蔓延，在盛产鸦片的云南，男女老幼皆食鸦片烟，山西的女子大半抽鸦片。时人发出警示：“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清人李光昭的一篇《阿芙蓉歌》描绘了鸦片进入广州湾后，烟雾熏罩下的众生相：熏天毒雾白昼黑，鹄面鸠形奔络绎；长生无术乞神仙，速死有方求鬼国。

　　随着鸦片的涌入，中英贸易由战前的出超转为入超，大量白银外流，导致中国出现“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的局面。大量农田种植罂粟，毒卉与粮食作物争地利，有些地方的农地十之六七改种罂粟，致使粮食急剧减产，形成大饥荒。洋土烟泛滥又使得城市、农村经济凋敝，正当的贸易萎缩，近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到20世纪初，中国的瘾君子已增加至1345万人。外国人把鸦片与食、性、茶、中药、麻将等同起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大要素；吸毒成瘾、骨瘦如柴的瘾君子成为中国人的象征，被斥为“东亚病夫”。

　　2  禁毒，清政府与人民取得一致

　　晚清战火连连，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各阶层的中国人日益认识到鸦片为毒害之源，纷纷倡议禁毒。在禁烟问题上，人民与清政府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意见，从而推动了禁毒运动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朝廷决心禁毒。1906年清廷颁布《禁烟章程》，内容主要是实施禁种、禁吸、禁售，其中禁吸以禁止官员吸食为主，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1908年，民政部颁布禁烟稽核章程考成办法，将禁烟之成绩作为奖惩官员的标准之一。此后各地相继设立禁烟公局，禁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浙江省临海县政府在劝禁罂粟的告示中，运用当时颇为流行的“天演论”来阐述禁烟与新政的关系。“照得鸦片毒我中国，祸久且烈，数十年来财源枯竭民情偷惰多由于此，稍有见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朝廷以振兴贫弱挽救危亡之策，非从扫除烟毒入手不可……再不愤志戒除，我国民将在天演淘汰之列矣。”

　　接着，清政府取消鸦片税，表示牺牲鸦片税收、禁绝毒害的决心。“国家财用虽绌，岂恃此鸩酒漏脯以救饥渴，而不为吾民除此巨害耶？”晚清战火连连，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各阶层的中国人日益认识到鸦片为毒害之源，他们纷纷发表禁烟文章，倡议禁毒。在禁烟问题上，人民与清政府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意见，从而推动了禁毒运动的发展。

　　中国迫切希望英国能结束对华鸦片贸易。早在1869年时，恭亲王奕訢就对即将离开北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说，把你们的鸦片烟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

　　鸦片成为国际性问题，来自国际上的反鸦片舆论也愈来愈把矛头指向英国。在此情况下，英国被迫与中国就禁烟问题进行交涉，并于1908年3月最终签订禁烟协议，同意逐年递减输华外国鸦片。

　　美国也曾向中国输入过大量鸦片。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要比英国少得多。当鸦片贸易受到越来越多谴责之时，美国朝野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认为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世界各文明国”。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美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已超越英国，他们很担心烟毒会彻底削弱中国的购买力，从而阻碍美国的商品倾销政策。实际上，鸦片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的泛滥，已经使美国深受其害，头疼不已。而华人劳工大量被送到美洲，也使这种恶习在美国随处可见。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小说中描绘唐人街上鸦片烟馆里的场景：“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像个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二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大约20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是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干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支持中国禁烟，并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研究远东的鸦片问题，以此来遏制英国的鸦片贸易。

　　3  万国禁烟会是上海开埠后首个重要国际集会

　　“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中国）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

　　1909年2月1日上午11点，万国禁烟会在上海汇中饭店五层会议厅开幕，这也是上海开埠以来举行的首次国际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各国互相交流有关禁烟问题的情况，相继提交有关鸦片问题的议案，讨论禁止种植、吸食、贩卖鸦片的问题，探讨禁止使用吗啡、贩卖含有鸦片烟质的戒烟丸药的问题。

　　汇中饭店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宾馆，位于“十里洋场”的东首，外滩和南京路的交汇处；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这幢典型的文艺复兴样式的6层大楼，可谓鹤立鸡群。其室内装饰颇为豪华，楼梯木扶手雕有精致的雕花，最时新的转门；会议大厅能容纳300余人，大厅四周有柚木护壁，顶部饰以精美的石膏花饰，具有巴洛克风格。

　　万国禁烟会议的会场便定于此，各国与会代表白天在此讨论禁烟事宜，晚上返回各公寓、旅馆或使馆。

　　万国禁烟会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月1日至4日，这是关于如何开会的协商阶段，期间各国代表研究大会章程，通过了设立大会主席、会议的官方语言及讨论办法等三项决议；第二阶段从2月5日到22日，为大会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代表相继将有关本国及其属地内的鸦片问题的报告递交大会，由大会讨论，并接受各国代表质询。为了统计世界鸦片贸易及其税收等情况，大会还设立了税务、统计等专门委员会，负责拟定最后向大会提交的总结报告的具体内容，制定禁毒计划；第三阶段从2月23日至26日，这是大会的总结阶段。各国代表认真讨论议案草稿，最后通过议案九款。会议主席是美国人勃伦脱主教，他当时已是从事禁毒的国际知名人士。

　　中国代表们为万国禁烟会的圆满成功付出了艰辛工作。首席代表、两江总督端方“以热忱禁烟，善于词令著称”。他在开幕式上发表讲演，介绍中国的禁烟情形后乐观预测，“我们完全有希望，在不到规定的10年期限之内，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消除吸食鸦片的现象”。端方以东道主身份在汇中饭店宴请各国代表及各国总领事，赢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唐国安、刘玉麟等，在万国禁烟会上的表现也十分敬业、积极。尤其是当时的外交部司员唐国安，他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之一，肄业于耶鲁大学。在大会上，他积极与美国等代表沟通，多次挺身与英国代表抗争，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维护国家利益。唐国安敏锐意识到日本对华走私毒品的新问题：“在上海的租界内，就有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日本的戒烟丸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是最大的供应商。”唐国安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在戒烟丸药方面的合作，以早日清除中国的毒患。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唐国安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禁烟演说。其中，他提到了禁烟的急迫性：“中国非常不幸地对于本次会议的结果要比其它各国更要深表关切。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

　　唐国安的英语演说，被当时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讲演，“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他成为仅次于会议主席勃伦脱的第二号重要人物。1912年，唐国安代表中国参加海牙万国禁烟会议，再度与勃伦脱合作，制定和通过《禁止鸦片公约》，为人类的禁毒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4  禁毒首次由国家单边行动上升为全球合作

　　清末民初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一派革除陋习的新气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万国禁烟会的推动。连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说，“出乎所有外国人的意料，中国方面竟能履行国际条约中中国所负的责任”。

　　彪炳千秋的上海万国禁烟会，在世界禁毒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万国禁烟会揭露鸦片、吗啡的罪恶，公开举起了反毒禁毒的旗帜。

    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前，尽管鸦片、吗啡等毒品，对于人类身心健康的危害已经为人们所认识，有识之士对鸦片贸易也早有揭批，但是，真正主张反毒禁毒的主要是宗教人士，他们的反毒宣传也主要是为了同毒品划清界限，借以争取人们（主要是中国人）对宗教的好感。万国禁烟会则以国际集会方式，第一次公开将鸦片、吗啡等毒品押上了“被告席”。这次会议意味着人类正式向毒品宣战，各国已经不再把反毒禁毒当成中国或美国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开始将毒品视为全人类的公敌而采取一致行动。特别是中国代表的发言，更使与会者认识到：毒品不仅危害健康，而且危害经济，危害社会；鸦片贸易“对全世界是经济上的损失”，不仅会使输入国民穷国弱，而且会严重阻碍正当的国际贸易，最终使输出国也同样受害。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有效地根除这种恶习的唯一办法是彻底禁止鸦片”。

　　第二，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

    面对日益严重的毒祸，中国很早就颁布了禁毒法令，其他国家也不乏限制鸦片、吗啡使用，甚至是禁止的法令。然而，鸦片等毒品却屡禁不止，愈禁愈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过往的禁毒都属于“单边行为”，缺乏国际支持和合作。由于利益驱动，英国开始是武装鸦片走私，继而又以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万国禁烟会召开前，英国仍然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其他如日本、法国等国尽管表示“赞助”禁烟，也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日本正在步英国之后尘，逐渐向中国输运毒品。在会上通报毒品和反毒状况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美国、英国等20多个，其规模为人类社会第一次，从而使各国政府对正在日益扩大的毒品贸易，开始予以高度重视。万国禁烟会的最大成果，就是它使各相关国家在鸦片、吗啡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制订禁毒的初步方案。

　　会议期间成立的万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便是各国代表，自会议开幕起开始工作，它成为第一个国际反毒品组织。万国禁烟委员会的工作和成果，为后来建立国际联合反毒组织提供了经验。

　　会议最终通过的9项决议，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禁烟协议。决议明确指出： “凡与会各国均有责任订立相应之规定，以禁止鸦片及鸦片提制品运往已颁行禁例之他国。”从后来的情况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与会国家，都基本履行了决议的条款，开始参与或“赞助”禁毒。决议的主要内容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1912、1913年两次海牙国际鸦片会议正是上海会议的延续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国禁烟会堪称国际联合反毒禁毒事业的开端。

　　第三，万国禁烟会消除中国禁烟的国际障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开展。

　　万国禁烟会在中国召开，本身就是对中国禁烟运动的极大鼓舞。对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平等参与国际禁烟的平台，并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中有关鸦片贸易的条款，恢复中国的禁烟主权。

　　万国禁烟会的协议充分肯定了“中国之坚诚”，会议在充分肯定中国政府禁烟成就的同时，代表们看到“比朝廷和封疆大吏所表示的决心更为令人鼓舞的是人民的响应！”“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至最底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很明显，禁烟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万国禁烟会的推动下，国内禁烟取得显著进展，各地的罂粟面积也大大减少，遍及城乡的禁烟运动，呈现出一派革除陋习的新气象。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表示说，“出乎所有外国人的意料，中国方面竟能履行国际条约中中国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清末民初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正是得益于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万国禁烟会的推动。

　　应当指出，作为第一次国际性的反毒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参加会议的国家仅有13国；且代表大多是宗教人士或商务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无代表各国政府处理相关事务的全权；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远东地区的毒品问题，尚不能实施全世界范围的禁毒；会议最后所通过的9项协议，有“敦促”或“陈请”各国政府字样，并没有法律的约束效应。

　　虽然清季末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十年禁烟的条约，并在万国禁烟大会上得到了与会列强的承诺，但事实上，上海租界当局在清末的禁烟仍只是一幕滑稽剧。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成为烟贩的避难所，瘾君子的逍遥窝。尤其是吗啡、海洛因等新型毒品从国外运入租界，再从那里销往全国。因此，表面上禁烟的租界，却又变成了公开半公开地贩卖新毒品的基地，鸦片烟毒禁而不绝，界内烟馆关而不闭。

　　100年前，亲临上海万国禁烟会会场的《申报》记者曾颇有远见地预言，万国禁烟会“必为将来世界上绝大之纪念日，”“此会之效果，必能格外满足，而其为益于人类，非特中国前途之幸，亦世界各国进步之征也。”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到1909年积极主办和参与万国禁烟会，并两次与英国达成递减鸦片进口的协议，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潮流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标志。

　　如今，1909年万国禁烟会这个中国近代重要国际会议已历百年，2009年2月26日，在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环顾今日世界，“禁绝毒品”的使命至今仍未完成，我们任重而道远。万国禁烟会所开创的国际禁毒合作事业，至今仍在各洲各国蓬勃展开，它的遗产正鼓舞着人们为实现有效管制和铲除毒品的目标而奋斗。

　　100年前，亲临上海万国禁烟会会场的《申报》记者曾颇有远见地预言，万国禁烟会“必为将来世界上绝大之纪念日。”

　　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到1909年积极主办和参与万国禁烟会，并两次与英国达成递减鸦片进口的协议，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潮流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标志。

　　如今，1909年万国禁烟会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国际会议已历百年。2009年2月26日，在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环顾今日世界，“禁绝毒品”的使命至今仍未完成，我们任重而道远。

　　点评：从万国禁烟会细节看近代中国的禁毒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苏智良教授的讲演，信息量大，深入浅出，评论允当，非常精彩。看了他的讲演，回顾一百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我有三点感慨：

　　第一，更深切地理解国家独立与富强的伟大意义。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举行，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禁绝鸦片的心声，也是包括两江总督端方等人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持续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国家许多主权被侵夺，走私横行，毒品泛滥，鸦片禁而不绝。中国真正禁绝鸦片，那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建设，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健康水平空前提高，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更深刻地认识到持续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意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鸦片为害中国的历史，始于18世纪，开头只是少数富家子弟吸食，后来才逐渐蔓延开来，以致不可收拾。这是个极其惨痛的教训。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贩毒集团又在我国西南边境进行毒品滲透活动，毒品犯罪死灰复燃。尽管这一情况不能与近代鸦片毒害相提并论，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对贩毒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是维护广大人民身体健康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繁荣昌盛的需要。

　　第三，更全面地看待近代中国禁毒问题。1909年的万国禁烟会，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这个会议之所以在上海召开，是鉴于清政府在禁烟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实际行动。1906年，清政府下令禁烟，要求以十年为限，将洋土药之害处一律革除尽净。此后两年，清政府在禁烟方面确实进行了一些努力。其二，这个会议是美国倡议召开的，是得到德国、日本、英国等国支持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支持禁烟，当然有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帮助中国禁烟的动机。其三，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勃伦脱是美国圣公会主教，这一身份很有象征意义。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传教士是很特殊的群体，形形色色的教案，使这一群体蒙受很多恶名。但是，在禁烟这一问题上，传教士从整体上说，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们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禁止瘾君子加入教会，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编写戒吸鸦片烟歌诀，宣传吸毒危害，努力介绍戒除鸦片的药方，并在各地成立戒烟所。注意到这三个细节，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待近代中国禁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