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地点不同，全世界的机场有相似的特征，你发现了吗？知名的药物历史教授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 Courtwright ），敏锐地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嗅出一些不寻常：为何机场最热卖的无非是酒、烟、咖啡、茶、巧克力？从药物的发展到帝国主义与禁止令；从金三角到欧美校园、轰趴、离不开的“成瘾物”；从五百年前当时视为伟大的发现谈起，而到如今成了有人嫉恶如仇、有人爱不释手的违禁品。作者将他锁定探究的药物们分为三大宗：酒精、烟草、咖啡因，与三小宗：鸦片、大麻、古柯硷。让我“上瘾”于思辨“瘾”的旅程中。
这位北佛罗里达的历史学教授，重新检验药物与日常生活世界史的关系，药物的全球化就是一部殖民史，此一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刺激革命/演化（psychoactive revolution）的发展，今日的世界已是一个精神刺激物质的世界，奠基于1500至1789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这批权贵阶级与殖民者讽刺地就是“反反毒”的资本主义先锋部队。只要欧洲白种人喜爱的东西，就变成全球性的消费品/药物，从无数的劳工、被殖民人种之血汗转变成诱发优越白种人在卧房与舞厅享乐的神经刺激物质，从印地安人的传统待客点心到六零年代嬉皮们高唱花与无辜的梦想大餐。
戴维·考特莱特首要的问题即是：天然的精神刺激物质到处可见，从可可、巧克力、烟草、葡萄酒、咖啡、可乐果、糖、大麻、古柯叶（提炼物古柯硷，曾是可口可乐一种主要的成分）、罂粟（浓缩物即为鸦片、海洛因、以及可皮下注射的吗啡）、槟榔、咖瓦（kava）、咖特（qat，一种阿拉伯茶叶）、佩奥特（peyote， 印地安人用的一种仙人掌，其含有类似今日年轻人爱用的魔菇的成分），有些变成全球流通商品，为何有些则否？为何烟酒咖啡可可合法，而大麻与古柯硷则否？这与欧洲人的偏好、宗教信仰、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与是否为“毒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次，作者处理药物与贸易，药物与医疗关系，特别是后期医学发展与药学工业开始发展之后的合成药物，如安非他命、LSD、百忧解、威而刚、减肥药丸、消化汽水/饼干、安眠药、巴比妥酸盐类与摇头丸等，与各种皮下注射技术的发展，甚或许多能让男性延后射精（延后射精表示某种逐渐阳痿的过程，不知何时变成了一种勇猛的阳性象征）的药物都造就了新一波药物消费平民化的过程。最后，作者批判地检验药物与权力的关系，在早期越洋贸易与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里，药物是控制被殖民者以及获取暴利的最好工具，如鸦片控制华工，以酒精交换印地安人的土地与皮革。撑起这些贸易大国（如在1885年，英国的总收入有将近一半来自烟、酒、茶的收入）与欧洲殖民帝国的根本与现代化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药物税。
当然，在一个无处不药，被刺激性物质包围的日常生活里，由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划分着高下。真正的苦难是今日的象征资本与五百年由殖民地帝国所分类、独断决定的标准并无二异，抽Downhill烟的白领高于嚼槟榔的劳工？无论是品味、教育程度或者个人健康，地球生态？真正的考验是我们满足于星巴客消费咖啡、躲在派对抽大麻时却又难得兼顾殖民尚未结束之人民与土地的苦难？真正的挣扎是我们自己想象力的缺乏以及复杂社会世界带来的集体性压迫让我们不得不徘徊在大麻与摇头丸之间找寻一些出口与和平幸福感？即便我们避免背负历史知识带来的巨大债务，我们又如何在反毒与反反毒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让身体自主与社会成本、幻想出轨与宗教道德变成可能平衡甚或互补的策略？又或，消费主义挑动的欲望是追求满足，那又如何停止我们自己变成反反毒的先锋却同时与五百年前殖民者的角色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我们是数千万的小股东与消费者，操纵剥削着哥伦比亚大罂粟田与大麻田里的劳工？
六千年前在中国曾被广泛使用来制作成食用油、绳索、衣服、动物饲料的大麻，原产于安地斯山脉东部的古柯叶、哥伦布自印第安人那儿发现的新奇烟草，经过层层关卡与筛选，从遥远的异国流传到我家巷口。除了这些药物本身的“群众魅力”，使它们在世界打响名号的竟是当今社会抨击成瘾物最有力的“欧、美权势阶级”。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提高税收、使奴隶佃农听命于自己、使劳工阶级、原住民族归顺服从、使入超变为出超……”药物大约在十六世纪从原产地旅行到了各国港口，从一开始被视为下层人民等而下之的娱乐，在愈多寻找自我、解放自我的冒险青年追逐下，吸烟成了时尚的最佳见证、抽大麻则是青春与勇气的宣言。
烟与大麻似乎是相似的物质，但他们却有迥异的命运。对健康有害的烟之于工作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大麻使人思考停滞，毒品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应该是被禁最主要的因素。但书里也提供另一个骇人观点，使用烟、酒的族群广大到无法禁止，甚至因为考量“政府税收”而也不愿积极禁止！
任何事物都应去尝试看看，原本我是极为赞同这观点。但是看了《上瘾五百年》更了解毒害的操控。因好奇心的驱使而选择尝试这些成瘾物，不仅会错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更会让所爱的人失望。我确信有些事是不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