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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如何受毒品之害
2014-04-24 20:05:58 来自:网易新闻网 作者:杜新忠转 阅读量:1



明代文俶《罂粟花图轴》



民国时期“拒毒”宣传画

  李治:受罂粟之害的第一位名人
  
  中国人接触毒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被视为仙丹一类的“不老药”等毒品大多以壮阳药、保健药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当时的名人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都热衷于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最早且在现代仍流行的毒品种类,当是含有罂粟提取物,亦即鸦片一类的毒品。
  
  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位皇帝。
  
  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位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著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
  
  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底也伽”就是该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旧唐书。拂菻传》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那么,拂菻国为何要向大唐进贡“底也伽”?
  
  李治原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影响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显庆(年号)以后,李治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当时不到30岁的李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好多本应他亲自处理的国家大事均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此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所记载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
  
  李治笃信长生之术,曾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名医名道都曾被召入宫问药。有一次李治召炼丹道士一百多人进宫,两三年内“化黄金冶丹”,耗资千万。
  
  联系李治生前求医问药的史实,拂菻国进贡“底也伽”应该是有目的的。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故当时鸦片是“万用解毒药方”的主要配方。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正对李治的病症。所以,拂菻进贡“底也伽”,最大可能就是出于治疗李治“风疾”的需要。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御医秦鸣鹤“刺百会”,采用在李治头上放血的疗法才减轻一下痛苦。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当时的医生也未必注意到,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位名人。
  
  苏辙出现吸毒后典型症状
  
  实际上,含罂粟成分药物进入中国应该更早。有学者考证,“底也伽”进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在隋朝。朝鲜《医方类聚》引《五藏论》称,“底野迦善除万病。”“底野迦”,即底也伽,《五藏论》在《隋书》中已有记载。
  
  李治主政时,曾颁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国家级药典《新修本草》(《唐本草》),药典中即录有“底野迦”,并对之有详细叙述,称其药“主百病”。并特别指出这是一种进口药——“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
  
  宋代人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徽宗赵佶的御医寇宗奭即持此观点,可以想见,当年赵佶应该服食过御医配制的罂粟制品。
  
  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词人辛弃疾,即服用过由一“异僧”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
  
  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做“佛粥”。
  
  苏轼、苏辙兄弟也可能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苏辙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
  
  明代对鸦片之害已有认知
  
  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当是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晚清曾留英的陈寿彭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毒品泛滥,当从明代始。虽然明代之前有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但并无鸦片的输入和采集方面的记载。“鸦片”一词,最早便出现于明代的书中。徐伯龄《蟫精隽》“合甫融”条称,“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可见,明代是将鸦片这种毒品当成“壮阳药”来服用的。
  
  当时,鸦片很贵,“其价与黄金等”。所以,当时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主要消费者当然是社会名流、权贵。明朝皇宫吸食毒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已出现。王玉海在《续绀珠集》中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太监多嗜之。“碗药”,即鸦片。
  
  由于鸦片稀贵,明宪宗时,朝廷曾派遣太监到“近西域诸处”采购。
  
  明代文化名人谢肇淛《滇略。产略》“哈芙蓉”条,也提到云南人对鸦片的看法和使用情况,哈芙蓉即鸦片,是阿拉伯语Afyun的音译,又称“阿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
  
  明代,关于鸦片的毒性已被认识,谢肇淛即记之“有大毒”,“往往吞之即毙”。
  
  万历皇帝懒政,被指系毒品所害
  
  谢肇淛是万历年间进士,当时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因其陵墓定陵在1956年被考古发掘而广为知晓。据史书记载,朱翊钧即是一位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宅在深宫大院里,“群臣罕能窥其面”。有人认为朱翊钧是“奸臣毒药所蛊”,清代的俞燮《癸巳类稿》则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即当时藩属国进贡的鸦片。
  
  从《明神宗实录》中所记来看,朱翊钧经常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显然,这是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在定陵发掘后,人类学家从朱翊钧的头盖骨中检出了毒品吗啡成分的残留,这证明他生前长期吸食毒品。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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