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4）

　　阿尔斯通推翻了原有的鸦片稀释血液的传统理论，指出它不作用于大脑，或者血液，而是作用于神经。他的理论似乎被现代试验结果所证实。但是在19世纪，人们认为，鸦片通过血液循环吸收和传递。苏格兰医生约翰·布朗（1735-1788）甚至比阿尔斯通还更有影响力。他的《基础医学》（Elementa Medicinae，1780）中的纯正拉丁文体，确实使他在国外拥有热心的读者，尤其在意大利和德国。他的书被译成英文，在费城出版，哥本哈根、米兰和其他地方也有出版；法文本使拿破仑·波拿巴接受了所谓的布朗医药体系。他的高招是将大部分疾病与体虚联系起来，正确之处是指责许多流行的、低劣的医药技术是错误的。在《基础医学》里，布朗称赞鸦片是最强的、最好的兴奋剂。

　　他在爱丁堡教他的学生，并发表文章说：鸦片酊使病人提高兴奋度，达到他认为生命需要的程度（他自己有痛风症，他把此症归咎于体虚--即生命活力减少的意思--他用鸦片进行治疗）。他的追随者提炼鸦片，试图提高体虚病人的活力。布朗和他的追随者轻率的鸦片处方造成了大量西顿海姆警告的"异常事故"：许多病人上了瘾，一些布朗分子自己用药毁了自己。与阿尔斯通和布朗相反，乔治·杨医生（1697-1757）在1753年的《论鸦片》（Treatise on Opium）一文中指出：鸦片的有益作用在于它的安眠性。"杨体弱多病。他大量服用鸦片治病，习惯在睡觉时服用20滴鸦片酊作为止咳剂。

　　他把身体状况的改善归功于晚上睡眠好，但是人们怀疑他咳嗽之患是他给自己开鸦片的一个借口。"我的咳嗽似乎常常一到早上就好，是我头天晚上吃鸦片治好的；但到了下午，鸦片的劲一过就又咳嗽了：然而只有鸦片能治。"杨遗憾的是，"鸦片已经到了每一个冒牌医生的手中，每天都有人开，不仅是慈悲善意的女医生开，甚至非正规、愚昧不堪的护士也开。"这很危险，因为，正如他警告的那样："鸦片是一种毒药，每天毁掉大量的人，不是由突然致命的剂量造成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而是给的不合时宜。"杨的论文原打算是作为家庭手册的，这使他对妇女的态度更加尖锐。

　　在他的论述中，女人是愚蠢和不可靠的。作为母亲，她们是失败的。一些孩子每天都被他们温柔的母亲用各种果冻、甜点和蜜饯喂得饱饱的。对于这些孩子，当他们的消化力大大破坏的时候，我们常常添加许多消化丸、消化水，把所有这些加在他们的饭里，毫不吝惜。后果常常是腹泻。遇上这种情况，如果母亲不告诉医生给孩子吃了蜜饯和泻药，医生马上就会开处方--鸦片酊。这时用白垩和水，并且少吃一些，是更好的办法。因此，孩子渐渐变得愈加苍白、消瘦和腹泻……直至生出其他的病，或者医生发现母亲育儿方法不当，然后予以纠正。

　　两百年以后，一位著名医生，阿尔莫斯·莱特（1861-1947），1912年写道：男人对于妇女的生理和心理都充满困惑。当他遇上妇女阵发性神经过敏、不讲道理、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极度迷惑不解；遇上性格突变的怀孕妇女，他极度困惑；当他目睹妇女精神变态，神经不正常，失恋的痛苦造成身体极度糟糕，他惊骇不已；当他看到严重的、持续不断的心理疾病，伴随着妇女即将来临的更年期，他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他却不能随意谈论这些事。这种女性医学观，在18世纪杨的叙述中已显而易见。这对毒品史至关重要。

　　鸦片被用来调节妇女的情感，让她们按男医生理解的方式行事。杨对其女病人的看法，用莱特的另一段话来说，是"由于生理突发性的影响，始终受到危险的威胁"。一项典型的个案研究反映出他的态度：某女士，体弱有病，非常羸弱，脉搏低沉，四肢冰凉，精神低落，单从鸦片得到的受益的确比我能够想象的要多。它不仅仅止住了她的经后出血，还消除了她所有恐惧和悲观思想。她所有的朋友都建议她戒掉鸦片，以免上瘾。但是，她私底下说，她宁愿丢掉她的朋友。她继续服鸦片，直到怀孕几个月之后。"现在她把它留在身边，用于精神紧张的时候，例如，感到绝望的时候。"对于月经，杨建议使用鸦片酊。当神经衰弱，因莫名恐惧而心慌，预感和害怕出现一切不利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鸦片。杨把孕妇的反胃当作"一种神经性疾病"，他的处方是"五滴鸦片酊，常常用薄荷或桂皮水伴服，或者用香料煮的红葡萄酒伴服……但是，在怀孕后期，我认为不适合用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