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在中国的蔓延，道光年间是继明末以后的第二个转折点。到了道光时期，鸦片由宫廷流传至各级官吏，又由统治阶层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各个阶层。烟毒的泛滥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还造成社会劳动力的萎缩、军队丧失战斗力、官僚阶层更加腐败堕落。同时，吸食鸦片烟膏，给吸食者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林则徐曾估算过，吸鸦片者每天除衣食日用外，至少要花一钱银子吸鸦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必然导致倾家荡产。吸食者为了弄到过瘾的钱而不择手段，时有歌谣：“最毒是鸦片，害人真毋浅，哪个上了大烟瘾，逼得卖屋又卖田！”

　　

　　道光帝所处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弊病百出、社会问题迭起的时期。鸦片以及鸦片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外交、政治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棘手的。

　　

　　道光帝对鸦片烟危害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实际上，他曾是继明神宗之后的又一位吸食鸦片的皇帝，年轻时吸食鸦片烟，几乎成瘾，忽有所悟，果断地说：“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正因为对于鸦片危害有亲身体验，他继位后即决心禁绝鸦片。道光二年（1822年），他严谕广东及备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次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每年连连下达禁烟上谕。

　　

　　19世纪20年代，尽管鸦片流毒日广，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没有暴露出咄咄逼人的威胁。白银虽有输出，大臣们多认为是外国人用洋钱套换所致。道光帝对广东海关的百万银两的岁入和种种报效十分看重，而且每年税课有盈无损，所以在道光前期，清廷对鸦片的禁止是流于形式的。

　　

　　1830年后，各地奏疏开始揭露鸦片泛滥对国家财政的危害，白银的严重外流，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视。1831年，他加强禁烟的法律力度，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禁止贩运及私种罂粟，但第二年输入的鸦片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9000箱。1832年，广东连州瑶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统兵镇压，但由于兵丁吸食鸦片，失去战斗力，几乎全军覆没。御史冯赞勋就此事上奏，他指出，兵丁吸食鸦片，“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患贻不可胜言”。冯赞勋的奏折使道光帝相当震惊，即发出上谕，通令各省督抚严禁兵并吸食鸦片。尽管道光帝主张严禁鸦片，但鸦片的入口仍有增无减。

　　

　　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鸦片这个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又依靠谁来力挽狂澜？道光帝心中尚无定计。1836年弛禁论提出后，道光帝发动朝臣进行议论，直到朱樽、许球等上奏批驳，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民穷财绌”的可怕景象，以及英国利用鸦片“毒害中华”的野心，道光帝这才意识到：“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与火菸相等。耗材伤人，日甚一日。”更坚定了严禁的决心，不久他又发出上谕：“着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

　　

　　1838年6月，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痛陈鸦片耗银为病国之忧，其指出，鸦片贩子与官吏、兵丁勾连一气，“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呼吁必须重刑严禁，“必先重治吸食”，引起朝野的震动。道光帝即要求一些督抚各抒己见。到9月各地督抚的29件复奏到达朝廷，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表示支持，而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建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显然道光帝的禁烟主张影响了内外大臣们，而这场讨论的结果，基本决定了朝廷的禁烟政策。

　　

　　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多次上奏呼应黄爵滋之后，于10月初再上一本，这就是着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在条陈种种利害后，林则徐将禁绝鸦片与否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高度：“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殆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吁请道光帝早日实行严禁：“臣……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据说，道光帝在11月9日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之句时，大为震动和感动，朱圈赞赏。

　　

　　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就此展开了。为显示禁烟的决心，道光帝首先将送呈烟具的太监立毙杖下，同时，将到僧尼庙内吸食鸦片烟的王公大臣予以革爵，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道光帝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要求粤、闽接连缉拿败毒要犯；云南严禁种植罂粟，惩办吸烟官吏；奉天加紧查办鸦片贩子。之后，邓廷桢在广东搜缴鸦片26万两；琦善也在大沽口捕获要犯，起出15万两鸦片。全国查获的鸦片达80万两。

　　

　　1838年12月26日，就在全国禁烟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林则徐到达京城。第二天起，道光帝在8天中接连召见林则徐8次，商议禁烟大计。皇帝如此隆顾臣工，为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鸦片，他希望依靠林则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烟患，解决财政和国家的危机。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怀着如蹈汤火的决心奔赴广东，他将祸福荣辱置之度外，表示“苟利社稷，不敢竭肱骨以为门墙辱”。一场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