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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内幕系列
2020-04-25 19:31:27
来自：平淡清幽
作者：杜新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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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真正改变中国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国门开始被迫打开，中国逐渐开始进入屈辱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个人认为，可以说不下于崖山之战。
这场战争引起的根源就是鸦片贸易，鸦片流入到了中国后，举国上下迅速迷上了这种精神麻醉方式，百姓趋之若鹜，烟馆遍地皆是。甚至连很多王公大臣也吸食鸦片。每年国家大把的银子流出去不说，国民也因为吸食鸦片而体质孱弱。那句有名的“东亚病夫”最早出处便源自于此。
鲁迅说过：鸦片到中国后，国外用它治身体上的病，中国人却用它治精神上的病。林则徐也曾上折奏道：长此下去，国家将无充饷之银，亦无可用之兵。道光皇帝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开始禁烟，最终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场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战争已经有过无数叙述，这里给大家说说引发这场战争的鸦片的那些事。直到今日，鸦片的危害已广为人们所知，但鸦片背后有的历史，恐怕并未完全为人们所全知。
最早使用鸦片的是土耳其和印度，而不是西方国家，人们主要用它来止痛。英国人在19世纪初才知道鸦片这个东西，而鸦片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讲仅是一种异国药物，它有害无害，无论在医学界还是民间均无法得到统一认识；和中国一样，鸦片当时在这些地方的下层劳工中也相当普及。
其实鸦片有多种医疗功能：镇定、止痛、兴奋、止咳，并有治疗痢疾和脱水的功能。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容易上瘾，一旦上瘾的话，吸食者就无法离开并有加大用量的趋势；如果突然强迫中断吸食，吸食者则会相当痛苦并会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鸦片，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种头一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并取得丰厚回报的商品。而对当时中国人来说，鸦片带来了利益和毒瘾：有的中国人以此暴富，有的人治好了疾病，有的人得到了快乐，但更多的人却染上了毒瘾。
鸦片并不是英国最先带入中国的，中方有关历史记载的鸦片输入为18世纪上半叶，由“西方某国”传入。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得益于在更早时传入中国的烟草的流行，中国人发现将烟草浸过鸦片汁后吸食味道更好。
在19世纪初，这种混合式的吸食方法得到进一步流行，这种吸食鸦片方法很可能与当时鸦片来源不稳定和价格昂贵有关。于是179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设立了鸦片制作场，对鸦片实行专产，使鸦片制作规范化，提高了鸦片质量和输出。
当时中国还处于闭关锁国时期，这些鸦片无法官方进入中国。但尽管东印度公司没有直接对中国出口，但其在加尔各达所进行的鸦片拍卖，所拍卖的所有鸦片的最终目的地均为中国。
有数据显示，1780年，英国对华鸦片的进项还不能达到收支平衡，但到1839年已达到4万箱 （每箱约140磅）。让英国人赚的盆满钵满。
在鸦片的流入过程中，私人鸦片贩子是鸦片贸易的主角。在这些人中间，顶顶大名的就是今日怡和集团的创始人威廉-加丁和詹姆士-梅瑟森。加丁出生于1784年，9岁丧父，在其兄长的帮助下勉强从爱丁堡医科学校毕业，而后在鸦片商船上得到了一个医官助理职位。鸦片贸易，使得加丁由一个船医助理成为了一个鸦片商人，并迅速地暴富。
其实，当时清政府对鸦片贸易从一开始就是禁止的，私人鸦片贩子所进行的所谓贸易其实就是走私。在这个走私贸易中，英方聘请了大批中国的鸦片分销商及其雇员（掮客、送货、验银等），而腐败的政府和水师的官员则在其中大举收贿。
一个走私商人如果走运的话，负责检查的官员会简单的对每箱鸦片要求一份标准的贿赂，有如对某种合法的货物征收关税；如果不走运，就会被负责检察的官员先义正言辞地教育一通，然后再多收取一部分贿赂。
只有到鸦片商船卸完货物，完成交易后，清政府的水师这才会出现，远远地“追击”着鸦片商船，而后，则会发表一篇通告“大清皇帝水师……如何……如何……教训了犯寇”。然后回去报捷和分赃。
如此这般，国焉能不弱，焉能不亡！
鸦片走私上岸后，由中国的小烟贩们用各种运输工具经陆路从广东运到中国各地，远到最为西北的新疆，鸦片的使用也迅速地从富人阶层传到低层的劳工阶层。
到鸦片战争前夕，当时的中国不仅仅输入鸦片，而且大量种植、生产鸦片。种植、生产鸦片的省份，最初主要在西南各省，而后陕西、甘肃、新疆均有种植。尽管中国所产的鸦片，在质量上远逊于进口鸦片，从而限制了其销售能力，但价格也便宜，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即便这样，鸦片的利润也非常可观，到1839年，在中国的东南省份也出现了鸦片种植，因为对于一个农民，鸦片种植的收益可十倍于种植粮食。大家还记得《白鹿原》吧，白嘉轩把土地改种罂粟几年就暴富起来，那正是一个真实写照。
清政府在1729年就颁布了鸦片禁令，1796年重申了该禁令，1799年再次重申，1811至1813年颁布了加重惩罚令，但到了1839年，鸦片走私进口量比1800年上升了十倍！
满清政府无法彻底禁烟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各方无法对鸦片是否有害，有多大的害达成一致看法，因为鸦片也确实有医疗功效，在没有过量吸食的情况下，也鲜有人由于吸食鸦片而死亡。
尽管有人由于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但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嫖和赌。清政府最初所担心的是人们吸食鸦片后“纲常失乱”，从而出现不稳定；而后，这种担心又被白银的大量流出所加剧：从1800年到1820年，约2千6百万白银流入，但到了1828至1836年，约3千8百万白银流出。
此时，由于鸦片泛滥，自然就成为清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停顿、环境过度消耗、人口膨胀、军力下降及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最好的解释。
至于清政府的白银流失是否全部是因为鸦片走私，现在仍还有许多争议。但以下数据也许能作为一个旁证。
中国的鸦片进口在1852年前从未超过每年800万磅，在随后的40年内，除了其中4年，每年均超过此数，有好几年高达到1千零60万磅；然而，尽管满清财政继续下跌直到1855年，而后，却止跌回升，从1855年到1886年竟出现了6亿9千1百万银洋的盈余。
原因在于，长久以来，清朝通过对西方及菲律宾出口货物来赚取白银，而在1829年之前的40年间，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金和银产于墨西哥，1810年至1820年间的墨西哥独立运动，造成了白银产量下降了56.6%。
由于缺少白银，英国减少了对茶和丝绸的购买。其次，英商宁愿以鸦片销售收入来购买他们原本就要买的茶和丝绸，从而运回英国进一步盈利，而不是用鸦片来换取白银。
由此来看，清政府的白银短缺，一方面和鸦片输入有关，但也和国际上白银供应紧张有关。不管怎样，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鸦片被清政府认为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也许某些方面看起来是不公允的。
历史就是如此，背后的很多真相需要一层层抽丝剥茧一点点来分析，任何东西都不能一以概之。需要辩证的来看，这场战争的失败，个人认为，其实真正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满清朝廷的腐败，封建制度的落后。以及那种因自大而锁国的思想。
中国的皇帝看上去是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尤其满清皇帝，纵观满清一朝，历代十二位皇帝在勤政方面基本上上合格的，除了同治和溥仪，溥仪作为一个末代皇帝手中已无政事可理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唯一比较疏于政事的只有同治。
但在内有母亲慈禧把政，外有曾国藩等贤臣的帮助下，也有过“同治中兴”这样的时代。这里必须说下，早年的慈禧在政务能力、识人选材、平衡大局方面是相当优秀的，晚年慈禧的昏庸这个时候在她身上还没体现出来。所以在勤政方面，满清皇帝绝对不应该被诟病。绝对远非明代皇帝所能比的。
坦白地说，当满清皇帝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清代皇家祖训，凌晨四点必须起床，五点读书，六点用膳，七点上朝，聆听和审阅数量繁多的奏折，有的必须立刻决定，有些则需与大臣讨论后再决定，很多时候几乎一整天就缠于这些事情不能拔身。
嘉庆死后，道光皇帝继承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从1644年进入中原以来，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发展，满清的疆土已扩大到北囊外蒙古，西括准噶尔和西藏，南至越、老、缅甸。
但是，如所有前朝一样，满清的统治是靠暴力夺取的，所以它也同样想方设法不断说服百姓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它对外的行文基本千篇一律，大多如：“我天朝……养育万民， 明鉴……，光大……”，这一切，并非简单地渲染给众人看，更重要的是炫耀和显示自己的威权。每一代的“圣皇”都是如此，不断向外展示其“非凡”的能力，而将因责任重大而引起的忐忑不安深藏于他们心中。
这个帝国在道光接手时已经开始衰败：动乱、财政拮据，更糟糕的是军队的作战能力下降，下降的军力反过来进一步使得各种内乱难以收拾。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控制其边界能力已经开始下降。
先是1766年到1769年间对缅甸的征讨不顺，清军被击败或者说是战事无果；而后，1788年对越南的占领在一个月中损失了4000人，并被越南人赶了出来。国内也不平静：1774年白莲教起义，起义一直延续到1805年才被完全剿灭，而最后剿灭还是靠民间所组织的团练。总而言之，当时，中国各阶层的矛盾已经开始尖锐：满汉、南北、外省豪杰与中央政府等等。
平心而论，道光在其即位后的十年中，对各种棘手的天灾人祸处理的还是颇为得当：他整修了河堤；整顿了盐税；镇压了西北的回民起义。但他并不知道问题根源，他所做的只是不停的修修补补。
中国官员的文化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满清继承了汉族近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在文化人的心中，深植了只有“作官”才是文化人自豪的正道。但随着历朝代人口的膨胀，到了清朝，在近2百万人的乡试中，仅有1.5%的人能通过成为秀才；
通过秀才考试的人中，低过5%的人可考取举人；在剩下的人中， 约1.5%最终成为进士而进入官僚系统。绝大部分落榜者则只能咽下懊丧，来年再试；一小部分中则有的失望退出；有的发疯；有的自杀；更有极少的则选择造反。李自成据说最初就是因科举失意后而成为驿卒，最后起义推翻了明朝；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同样是一个科举失败后的小学教师。太平天国在与清朝搏斗了十四年后才被扑灭，几乎推翻了清朝，对清朝打击是毁灭性的。
然而，仅为汉族人口三百五十分之一的满族人，则不完全需要遵循这个科举制度，在每一阶段的录取中，都会为他们留有一定通过的比例。他们的提升远快于汉人，因为为他们所保留的职位多过他们能通过考试的人数。
那些奋斗半生的汉族同僚，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不称职的异族一个个地高升。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受。这种环境造就了两类官员：不加约束的激进思想和极端守旧的保守思想，这两种思想的极端对立，部分促使了鸦片战争的暴发及不幸。
1832年，清朝军队在镇压广东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时被击败。其后，派去调查失败的官员向道光报告该军来自沿海，不适应山地，许多士兵沾染了鸦片瘾，这件事让道光开始担忧。
与此同时，水旱灾情和饥荒也接踵而来，加重了道光的忧虑，他更换了放任鸦片走私的广东官员，指示接任者强力禁烟。然而，新任官员不久也与当地腐败的商宦同流合污，因为在鸦片走私泛滥的沿海地区，腐败的机会与文化，远大于封闭的北方。
以广东十三行中伍秉鉴为例，其个人财富是欧洲巨富纳丹-罗斯柴尔德的十倍！另外，阻断鸦片的走私，会影响资金的流动，也势必影响地方的正常贸易。
1836年，一位高官上书争辩禁烟令，他认为禁烟无用，严刑会使民众反叛，外寇入侵，而政府尚无实力进行剿灭；而对鸦片的危害则认为食用者多是一些懒惰、无用的刁民，应让他们吸食到自己死亡，日渐增加的新生儿会填补这些死亡人口。
广东巡抚支持这一主张，并通知十三行准备让鸦片合法化。但没过多久，禁烟一方以黄爵滋为首，上书坚决主张禁烟，他们指控鸦片是西方列强的阴谋，指控英国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诱其上瘾，从而达到削弱其意志及体魄，夺其财产的目的。
他主张对吸食者给予一年的悔改期，如仍不改，则处以死刑。他认为极刑加以孔孟之道教育，吸食者十有八九将会悔改，他将用“五室连坐”方法来确保其方案的执行。但同时在上书中他也暴露了他对外国的无知：他说英国人对他们中间吸食鸦片者，会将其绑在一枝竹竿上，当众射入大海，因而西方各国仅制作鸦片而不吸食。
在读完黄爵滋的上奏后，道光诏示满朝及各督府，寻求建议。在二十九封回奏中，仅有八封支持黄的建议，其余均要求加强对广东的鸦片走私的稽查。一封奏折中认为，在广东和福建，鸦片食用者“十有八九”，执行死刑的话至少要杀数十万人，不但恐怖也难以执行。
以此推断，假定在全国4亿人口中，仅对1%的人执行死刑的话，那就是4百万人头落地，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从事鸦片走私的人， 而仅针对鸦片走私的话，则牵扯面要小的多。
在审阅完有关鸦片的奏折后，1838年底，道光召见了林则徐，经过数次恳谈，于1839年初，任命林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出生于福建，12岁考中秀才，19岁中举，26岁中进士。在随后的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勤勤恳恳，修坝治水，整顿盐务，镇压反叛。他以勤恳、正直、廉洁为同僚和百姓所赞颂，并为皇帝所欣赏。
他对鸦片，这个使他留名史册的东西，之前并没有打过很多交道，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改进漕运上，在1833年，他曾上书建议以种植鸦片来对抗鸦片走私。一切情况表明，当时的林则徐只想快速处理完广东的鸦片问题，这样他可转任两江总督继续他的漕运改革。
林则徐在面觐道光时，面对道光所问的所有问题，他都有应对方案（对不对另当别论），但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所有人均未提出如何对待外商的反应。也许，有人担心会被扣上胆小卖国的帽子而不敢提出。两年后，当英舰的大炮摧毁了中国的海防时，林则徐则声称他早已料到此事会发生， 但事实上，英国的每一次反应，其激烈程度，几乎全都让清政府为之震动。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随即，他就开始禁烟行动。首先，他建立了保甲连坐制度来对付中国人的鸦片走私和吸食，他抓捕了约1600名贩毒和吸食者，没收了十四吨鸦片及43000支烟枪。
3月17日，他在钦差衙门召集了十三行全部商人，怒斥他们协助贩毒，为非作歹。当后来伍秉鉴试图收买林则徐时，林则徐大怒，扔下一句话：“本钦差不要银子，只要人头！”
随后，林则徐开始对外商施加压力，他先致书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信中原谅其对大清禁烟决心的无知，并警告她须将她所管辖下的鸦片生产全面停止，否则大清将停止对英贸易。
3月17日，他命十三行商人向英人传讯， 要他们交出所有在广州的鸦片并具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如带鸦片，“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到了3月23日，林则徐不再以文书形式知会英方，而是直接让十三行的牙商披镣带枷的去传话。
律劳卑的首席助手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在1836年接任了其职务。义律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十四岁时加入海军，在十四年的海军生涯中，他升到海军上校军衔。在1830年他转到外交部，先是在西印度群岛任管理奴隶的官员，而后作为律劳卑的助手来到了中国。
有意思的是，义律并不是在历史上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压迫、奴役殖民地人民和鼓动对中鸦片贸易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并对鸦片贸易极度厌恶。
但是尽管他厌恶鸦片商人的唯利是图和野蛮，但他明白鸦片在对中贸易的平衡作用；尽管他鄙视那些商人的海上行为，但他知道他的职责却是保护这些人在英国法律下的权益，他是那个时代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和守职的公务员，除此之外，他坚信自由贸易并认为为此而战是公正的。
所以义律得知林则徐的行动后，立即穿上海军上校的制服，在3月24日由澳门赶到了商馆，并在商馆里升起了英国国旗。当时，商馆里的英商一直以拖延的方法来应付林则徐，先是说没有鸦片， 而后筹齐了一千箱交了出去。但林则徐不为所动，坚持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并对鸦片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发出了逮捕令。
义律一到广州，立即将颠地置于他的保护。其实早在1838年12月17日，义律曾对英国的鸦片贸易行为感到极度羞愧，并曾准备将鸦片商人的命运留交中方的法律来决定。然而在林则徐的压力下， 义律突然180度转弯，公然介入鸦片纠纷，并宣称：“将阻止对英国国民生命及财产的侵略行为”。
林则徐这下被彻底激怒了，下令中断贸易并将商馆围困，发誓不缴鸦片决不收兵。从24日晚8时开始封馆，约有350左右的英国商人，包括义律在内，被困在馆中。
3天后，义律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同意向林则徐交出一共20283箱鸦片；第二，他向商人保证英王政府将支付鸦片款项。于是这样一来，原本是中国与英国鸦片商人之间的纠纷，变成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事务。
当六个月后，封馆的消息传到英国，当英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为鸦片支付200万英镑的巨额支出后，后者对于战争的鼓动力，远比前者“对国家的污辱”要大的多。
为何义律要这样做呢？为何他毫无必要地介入清政府和鸦片贩子之间的纠纷呢？为何他一开始十分强硬，但仅过了三天就放弃了对抗呢？为何他要交出全部如此之多的鸦片呢？对于林则徐这样一个无法收买，完全不同于其他满清官员的禁烟圣徒，义律能有什么办法吗？然而，真正的原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他没有在他的日记里或回忆中，留下任何记录。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1839年，义律是一个绝望的人：他为他的上司、外交大臣巴麦尊前后不一的外交指示弄得焦头烂额：一方面要求他不要触怒中方，另一方面要他与中方交涉时不能软弱；一方面他要确保茶丝等合法货物进口，另一方面他又无权去干涉鸦片走私。
当他无比耻辱地向清政府的官员解释他无权驱逐英国的鸦片走私船时，被官员轻蔑地嘲笑他是否称职。他厌恶鸦片贸易，但他所认识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与鸦片走私有关系；在1834年他甚至两次被清朝官员敲打头部，但巴麦尊在读他写的信时几乎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也许是因为这些细节改变了义律的思想，也许是因为交出鸦片，他可以获得他的外交大臣的注意力。也许， 他也象他的前任律劳卑一样，认为一场短暂的战争，可能会对双方都有利。
就这样，他在1839年4月11日给巴麦尊的信中，强烈要求对华战争，由此，一个公开反对鸦片的人转而乞求其政府为鸦片进行一场战争。
在今天的虎门，在销烟的旧址，还竖立着林则徐的塑像。
1839年4月11日，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就开始络绎不绝的运到此处，其中，约7000箱原属于怡和。5月初的一天，在广东虎门，在祭海以后，连续3周开始销毁鸦片。大约价值5到6百万银洋的鸦片被混入盐和石灰，然后倾入海水，冲入大海。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后，4月22日，林则徐被转授两江总督，一待广东鸦片事宜结束，就要赴任。当时在收到两广总督邓廷桢所送的荔枝时，正春风得意的林则徐还题了一首诗：“蛮洋烟雨暗伶仃，忽捧雕盘颗颗星，十八娘来齐一笑，承恩真及荔枝情。”
然而仅过数天，另一件事关中英两国的事情发生了。在该事发生前，林则徐曾让人带一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给义律签字，但义律拒绝签字，义律理由是这与英国一向所持的原则相违背。
一直以来，西方和中方对如何处理犯法的西方人多有争执，数次造成贸易中断。1784年，一艘英国船休斯夫人号， 在鸣炮致礼时，由于疏忽，一枚弹头忘了取出，从而造成一名中国人死亡。当它的船主上岸解释时，被中方扣下并要求用炮手来换。
炮手换回船主后被带到中方法庭受审，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听不懂法庭说了些什么，而法庭也不知他在讲些什么；他在投入监狱6个星期后被判绞死。这在英国法律下是再简单不过的误杀，不应该死刑，在今天法制下的我们来看也不应该死刑，西方人所以一直由此认为满清的法律是野蛮而落后的。
在义律眼里，如果签了保证书，如此众多的英人和鸦片有牵联，以清廷的法律，多半会血流成河。义律致书林则徐说：“毫无疑问，英国商人如想在华经商的话应遵守贵国法律，但此保证书上的惩罚条例与英国法律相差太大……如非签不可，则英国只好退出贸易。”
林则徐则强硬地回答：好！你退了就别回来。林则徐为何如此信心十足，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英国人不喝茶就会腹胀而死。中国的茶叶是英国人的必需品。最后，无奈之下，义律只好带领英船退到了澳门。
7月7日，一伙英美水手在九龙尖沙咀上岸寻欢作乐，在喝了许多酒后，与当地人起了冲突。冲突中，一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被打死。我们无法得知义律是何时及如何听到这个消息的。不过作为一个比较务实的外交官，义律知道当时的中英关系再也经不起另一件英国人“践踏他国法律”的事件的折腾了。
于是，他赶紧做出补救，通过一个当地有头脸的人给林维喜家人1500银洋；其中400银洋给当地的恶棍以避免他们敲诈林家；100银洋散给在冲突中受损失的村民，希望平息事件。他在随后致巴麦尊的信中说他已平息了事件，死者家属接受了死者死于意外说法并签字画押。
林则徐后来得知了此事，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了此事，他派了一位官员去九龙了解详情，甚至请一位在当地行医的美国人为他翻译了国际刑事法，确认犯法的外国人必须由所在国审判。
8月2日，林则徐向义律发信要求他交出凶手，在信中不仅将犯事的水手人数，来自何船，带着何种木棒，如何将林维喜毒打致死一一道出，并详列了义律所为平息事件所提供的每一笔款项。林则徐向义律提出严正交涉：交出凶手，以命抵命，以安抚死者的亡魂。
但义律拒绝交出凶手，他觉得此案子无法找出凶手。义律的理由是：尽管林则徐已指出参与斗殴的水手们，但这场殴斗参与者是一帮英、美醉汉，是谁造成林维喜的死亡，无法说得清；此外，林维喜死于第二天，确切的死亡原因已无法得知。
8月12日和13日，义律在船上审问了6名涉案水手，对其中5名判处罚款和监禁，这些水手被送回英国服刑。但船一到英国，这些水手就被释放，因为按英国法律，义律无权审判这些水手。
义律的这些缓和努力没有被英国政府所承认，更不被林则徐所接受。林则徐在8月15日派了约2000士兵封锁了澳门，最后义律全家（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及另外56户英国家庭离开澳门，逃到停泊在香港的商船上避难，他们不得不蜷缩在狭窄的船舱内，与他们所不信任的鸦片商人挤在一起，没有了可口的食物，连淡水供应都无法保证。
林则徐则一如即往地相信英国人很快就会屈服。实际上，他和清廷从未将义律放在眼里，尽管林则徐被中国称之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们则对其研究西方的目的及方法：譬如雇请人翻译外文书籍、报纸；请教旅居广东的西方人有关英国人对鸦片的态度，及英国人在印度的活动等等，有着较大的分歧。
很多结论是林则徐严重地低估了英国人，而林则徐的翻译们似乎应该负很大责任。例如，林则徐曾写信给英过女王，他把一份由其首席译员所翻译的译稿拿给过一群英国人看，其中一人后来说他“看后几乎忍不住要笑，……很多章节都语法不通，让人不知所云。”
作为一个清流派官员，林则徐的傲慢与偏执还体现在他对广州人中为外商工作的那些人的态度。按理，他完全可以在许多那些为西方人服务的买办、中间商中招一些翻译，但作为清流，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允许，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曾公开地表示他鄙视这些人。
在对鸦片的认识上，林则徐也同样茫然无知，从他上奏给道光的一封信中可知：林则徐在信中说他坚信鸦片是由罂粟汁与人肉，及死乌鸦肉混合而成，所以才得名“鸦片”。
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在对待对手的认识上更是可笑，5月1日，他上奏朝廷时称：这些外国人外强中干……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只会海战，在广州坚固的城墙下将无计可施……。
到了9月1日，他再上书说：尽管他们有大炮，但他们不善于陆战；他们的士兵腿不能打弯，一上岸，将非常容易对付。当英舰队迫近的消息传来时，他甚至斥为谣言；当1840年6月中旬，英军已抵达广州湾，而林则徐在上奏时仍坚持说英舰队是大批鸦片走私船，而当该奏折抵达北京时，英舰队已经占领舟山12天了。
欧洲人一直认为，清朝政府及其官员在鸦片战争之前一向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人是野蛮的“蛮夷”，天朝才是上国。这种自大的思想甚至一直延续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在林则徐致英政府的许多信函中，动不动就是“我天朝”如何如何，对义律则是以老师教育学生的口吻。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的对英国的茫然无知，意味着整个清廷也对外部的世界茫然无知。这个国家的皇帝和他的钦差大臣同样对国际贸易缺乏真正的认知，不了解长期的中英贸易是可以互补互利的，也没有对中英开战的可能结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做最坏结果的打算。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是我们后人一个最真实的借鉴。当时世界已经日新月异，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已经远远被世界甩在后面，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下，林则徐这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种种认知和误判，都显示了这个帝国还只是一直在将自己严密地包裹起来。道光皇帝后来对林则徐处罚的批示总结：误国误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
一个民族是需要精神的，而林则徐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但一个国家仅有精神是不够的，要在世界之林中保住自己利益和发展强大，则更需要那种开放和务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满清一朝，独服曾国藩。
在1839年的正式冲突爆发之前，中英之间的的对立，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英商希望他们能不受限制地在中国沿海销售他们的商品，特别是走私的毒品；清政府则想限制贸易并在广州一地禁售鸦片；英国人希望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则想维持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对外国人的司法地位。简单地说，就是英国人想要一切都如他们所愿，但清政府就是坚决不答应其中任何一条。双方就是这么杠上了的。
这种对立，尤其英商不愿按另一国的规则行事的行为，被英国商会中的好战分子塑造成正义行为，对华战争这场也就被他们渲染成一场正义的战争。这个观点长期以来在当时的一家以广州为基地，西方人为读者的杂志《广州纪事报》（又称《广州记录报》）上占有大量篇幅。一直由第1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负责经费支持。
1834年之后，在律劳卑死亡之后，该杂志转向英国国内寻求支持。詹姆士-梅瑟森在1836年在媒体上撰文控诉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的认为地球上其他族类……都是野蛮人。”当中英关系极度紧张时，1839年，加丁遵照梅瑟森的建议，随身携带了20000英镑（折合约100万今天的英镑）用于交给该杂志。
1840年，当林则徐封商馆的消息传到英国，该杂志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国商人是如何帮助英商，是如何将面包、烧鸡等食品偷运入商馆。这一系列的报道，将清政府描述成一个以不公正、压迫性的方式对待外国商人，欺压无辜的英国人，剥夺他们食物和淡水，威胁他们的生命；叫嚷着要让清政府为其暴行和凌辱英国付出代价。
这些敌意，逐渐盖过了英国本土的鸡毛蒜皮小事及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的争吵，其实当时在英国，对于鸦片贸易的合法性上是有很大争议的，当鸦片商人进入议会的时候，甚至被很多议员指责痛骂他们是“骗子”、“毒品贩子”。
但舆论的敌意引导后来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对清帝国的种种缺陷的系统性诊断，掩盖了其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只是清政府想以它自己的方式控制进出口这一简单的事实。
欧洲国家是些小国，活力充足，变化快；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保守，几乎不变的联合体。欧洲，尤其是英格兰，文艺复兴所带来的自由风气，使人们享受自由和独立。对比下，满清统治下停滞的中国有如浑身乏力的病人：拒绝改进，拒绝向他人学习，拒绝跟上世界的潮流。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必将走向垮台。
当世界由18世纪跨向19世纪时，中国被西方描述成一个捣蛋的国家：庞然大物、军事化、异类、敌视他国，拒绝按欧洲才形成的国际准则行事。“人们热切的期望一个有智慧的政府， 会采取一些强力而有效的措施，来教训这个傲慢自大蛮不讲理的民族。”一本在西方很流行的小册子就是这么说的。
最后英国议会得出一个结论，中英间的争吵已不再是英方经济上的贪婪或毒品走私，而是中方对他国的国家尊严的挑战，对应这个挑战英国将以军事行动来扞卫。
而一旦决定使用战争手段，英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就被打上了烙印：不可理喻的中国迫使英国使用暴力的观点成为主导，遮盖了所有与此观点不同的一切证据。英方在战争中的大获全胜更进一步的使西方人相信这一观点：如清政府不是所说的那样，它又如何会被代表自由贸易和进步的力量打的如此惨败呢？
为何19世纪英国的战争贩子，对林则徐1839年的封锁可以如此迅速地回击，而不担心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力量呢？为何这些商人、传教士和政客有如此信心地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呢？
答案也许部分就在于中国在对待与其冲突的欧洲人的方式上，在2000余年的中国历史里，中国自认为其为世界中心，皇帝为上天之子，其它国家则应向其进贡，由此来确定其附属国的地位。
但事实上，中国从汉至清，中国的部分地区，甚至全部被其北方的部落所征服。因此这个进贡可同样用作保存面子的贸易幌子，或者是一种虚张声势地外交保护，以帝国的经济损失方式来运作的。
中国皇室“赐给”这些好战的部落丰厚的物品，换取没有任何意义的“贡品”，和他们不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保证。中华帝国的千余年的对外交流，就是这种进贡方式，金钱赐与及外交手段的混合。而对遥远的附属国，甚至使用放任自流的松散统治方法：如他们进贡，则笑纳；如不进贡，也不去征讨。
这个进贡方式自明朝至清以来，逐渐形成一种规范：当外国使节进入中国，他们将被护送至京城。在京城，他们被以盛大的筵席招待，然后向皇帝磕头，而后再是筵席，娱以音乐，给予礼物，最后是皇帝对使节所提要求回答的诏书。
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的使节们对这个规则的报怨声越来越大：诸多限制的官僚方式；对磕头要求的坚持；无法与之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更不用说自由贸易、领事权和外交平等。
1792年乔治-马卡尼公爵出使北京，携带有代表欧洲最新技术的望远镜、时钟、气枪等物品，以期能让乾隆批准与英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然而这个行程花费了马卡尼约两年时间，其中数月时间则是用在去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和他所带的物品究竟应算作是贡品还是礼物，他是否要向乾隆磕头的争论上。
最后，乾隆拒绝了乔治三世的自由贸易和在北京建立大使馆的要求，声称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乾隆的回信，简洁地表明了满清仍生活在对他国至高无上的梦境里。马卡尼在回英后，在所发表的游记和日记里，认为满清是一个“一流的腐朽而疯狂”的国家，应被海浪“冲击成碎片”。这个结论为英国人广泛接受，认为中国应该被几艘护卫舰用大炮将其轰炸到现代、文明和自由贸易的世界来。
然而，清政府也许并不知道它从东南亚、朝鲜和日本通过贸易引进了大量的稻米、木材、糖等产品，用于弥补其产出的不足。中国商人并非被动地等待他国的商人上门来做生意，相反，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远至南亚甚至非洲。
中国海岸其实仅短期关闭过：一是明朝倭寇入侵；二是收复台湾。但清政府对欧洲人的贸易限制为什么远多于对亚洲人，原因就是认为他们很野蛮，是蛮夷。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的葡萄牙人就很随意、甚至用武力进入中国境内，做生意还不服约束。而乾隆还听说到英国人是靠抢夺他国商船致富的，这些野蛮的行为让他极感不舒服。所以这些也是限制欧洲贸易的因素之一。
而对于满清的统治者而言，是一个征服了主体民族的少数族群，一直担心其统治的安危。乾隆对马卡尼公爵所带的礼物的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对西方而言，在1793年，他们一开始就被满清豪华的“进贡仪典”弄得七荤八素，完全弄不清满清的外交。在理想的进贡体制下，满清皇帝一方面以儒家哲学学说统治天下，四方各国自动臣服于天子；另一方面，它可以动员所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扞卫这个帝国，这一切在西方人眼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一切随着清帝国的经济和军事两块基石的衰败，在18世纪开始瓦解。
尽管欧洲学者们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解读，但均落入责怪经济、环境或帝国主义扩张方面。实际上，当年的中华帝国也许更应该解读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糟糕的走钢丝表演者，是一个集结了激情、虚张声势和摇摇欲坠等元素的综合体。这就是在1839年准备与巴麦尊的炮舰进行较量的中国。
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的场景。
1839年9月4日早9时，义律带着3艘小型武装商船由香港北出发，前往九龙，与封锁英商取粮取水的满清水师对峙。传教士卡尔-古治拉夫（Karl Gutzlaff，中文名叫郭士立）将义律的数封致当局的书信转交给中方，义律在信中警告中方如不解除封锁，他就要诉诸武力。
但中方代表表示他未经授权，拒绝接受信件。下午2时，义律再次警告中方30分钟后他将动武， 到了2时30分，英舰开火，满清水师并未逃跑，相反，他们开始还击。但到了4时45分，两方船只接近对射后，英方的强大火力将中方舰船打得粉碎，中方在损失两艘舰船后撤离，这次海战中方史称九龙海战。
此时，但尽管双方第一枪已经击发，但全面开战还是可以避免的。冲突后，当地居民重新被允许向英商供应食品，水井也没有“有毒”的警告标志了。9月15日，义律和一部分英商也被允许重返澳门，义律和林则徐之间也开始了约一个月之久的、相对平和的意见交换。
义律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方可以搜查船只，如有鸦片，可以没收货物；同时义律悬赏2000银洋找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但林则徐不为所动，扬言要扫平英国人，但双方并未再交火。与此同时，美国商人趁机与中方签定了一份美式的保证书（据说根本不提死刑），从中大捞好处。他们将英商的货物买下来，运入广州销售，而后将在广州买入的茶、丝等，再卖给英商。
不久，义律的霉运又来了。10月4日，英商船托玛斯-库茨号由新加坡至粤，船上载着印度出产的棉花、藤编和胡椒，并未在香港停留，而是直赴虎门。在虎门，船长签了保证书，开赴广州。林则徐趁机再次下书义律，以此船为例，说明签保证书各种利弊比搜船好。
同时，林则徐在穿鼻海面集结了水师的舰船，而在此处，聚集了大批等待装卸货物的英国商船。第二天，11月2日，义律乘坐单桅炮舰风信子号，带着刚从印度赶来的无畏号护卫舰，赶到了穿鼻，随之发生了穿鼻海战。
这场海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按义律和无畏号舰长史密斯后来的说辞起因是中方又开始令人火冒三丈的外交手法：将领关天培拒收外交信函并重提交出林维喜案凶手，对此义律的回答仍是不知谁是凶手。中午时分，史密斯认为天黑后中方水师会对英商船不利，而退却会“有辱英国的荣誉”，在征求义律的同意后，开始向中方开炮 。
而林则徐在上奏中对此战的记录是在第二艘英国商船皇家萨克森签保后，准备进入珠江，两艘英舰强迫其返回，正当水师提督关天培准备向前询问时，风信子号向其开炮。关天培随即还击，并令水师向前，仗剑倚桅大呼“退后者斩”，虽为弹矢所伤，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将一艘英舰舰首击毁，造成许多英国水手落入海中，由于英舰迅速逃跑，所以水师决定不再追击。
而义律的对此战的描述则是："我们沿着中方舰队队形，发射着毁灭性的炮火……；可怕的效果很快就清晰可见，一艘水师船在十余米处爆炸……另外击沉3艘。另有数艘明显进水……对方水师提督的表现与其职务相称，勇敢但徒劳无用。战斗持续不到45分钟，而后，提督和他的水师悲哀地退回到他的泊地。史密斯舰长无权继续扩大战争……他停止射击后返回澳门。"此战造成一名英国水手轻伤。
虽然双方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一致的，那就是水师提督关天培确实在战斗中非常英勇称职。事后，林则徐也应该是从穿鼻之战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警示：满清的水师从船到火力均与英国相差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为此，应当避免与英国公开宣战。
但是，就算他得到这个结论，也已太迟了，因为英国内阁很快就会将战争的决定权拿走了。
[责任编辑]杜新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