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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纪实•调查
理性时代的咖啡
2019-09-17 14:53:17 来自:《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作者:汤姆・斯丹迪奇 阅读量:1
 
  咖啡杯边的启蒙

  咖啡是提神的饮料,是滋补心神的营养品。与酒精饮料不同,咖啡让我们神志清醒,思维专注;它吹散了胡思乱想的愁云惨雾,用真理的灵光照亮了真实的世界。

——朱尔斯·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1798~1874)
  
  希腊人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重的物体并不会比轻的物体先落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心脏也并不是为血液加热的炉子,而是为体内的血液循环提供压力的泵。但直到17世纪初,随着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带领人们一步步走进从前的未知世界,欧洲的思想家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向古希腊的传统哲学定论发出挑战。
  
  意大利的伽利略和英国的培根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们拒绝对古代经典盲目跟从,提倡实际观察和实验。1620年,培根的着作《新工具》出版问世。培根在书中提出:“通过在旧理论上嫁接或叠加新理论的方式,我们是无法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重新建立科学系统必须从根基入手——除非,我们愿意在一个永无尽头的圈子里迈着小步子打转。”培根第一个站出来,抨击希腊哲学思想。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拆除传统理论的藩篱,重建人类知识大厦,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好这座大厦的地基。
  
  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挑战,没有什么是凭空假设就能成立的。王朝复辟的宗教战争削弱了欧洲(尤其是北欧)的教会势力,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道路。欧洲人一心想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新理性主义在荷兰和英格兰兴盛起来。理性主义的发展还引发了一场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科学革命。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追求理性主义的精神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随着经验主义和怀疑论不断由科学研究领域向哲学、政治、商业及宗教领域渗透,理性主义革命迎来了它的高潮——启蒙运动。在那个理性时代中,西方思想家挣脱了古代思想的束缚,开放地接受新思想,冲破了旧世界的重重枷锁,用思想革命的音符附和着大航海时代地理扩张的旋律,奏出了一首壮丽的时代交响曲。
  
  新理性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其代表物之一便是“新饮品”——咖啡。咖啡能够提神醒脑,因此它逐渐成为科学家、商人及律师等群体的最爱。这些青睐咖啡的人大多是坐在办公桌前的脑力劳动者,很少有工作在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咖啡帮助他们调节工作时钟:早上让他们惺忪的睡眼清醒过来,让他们一整天都精力充沛,直到完成一天的工作为止。如果下班后还不想休息,那么一杯咖啡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再次振奋起来。那个时代,人们喝咖啡的主要场所是咖啡馆——一个安静闲适、环境幽雅的地方,它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自我完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7世纪前,欧洲人的日常饮品不是啤酒就是葡萄酒;而咖啡的传入则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在人类生活区,尤其是脏乱拥挤的城市,清水往往容易遭到污染;而生产啤酒和冲泡咖啡时用的都是开水,因此,饮用酒精饮品和咖啡要比饮用清水安全得多。
  
  葡萄酒和啤酒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饮料,而只有当人们想喝得酩酊大醉时才喝烈酒。酒精饮品使人精神颓靡;而咖啡则使人每天都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工作效率也显着提高。咖啡和酒精逐渐被人们视作相互对立的两种饮品:一个使人清醒,一个使人迷醉;一个让人感觉灵敏,一个让人反应迟钝,忘却现实的生活。
  
  1674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匿名诗集中不乏对酒精饮品的谴责之词。在此书中,葡萄酒被斥作“阴险的葡萄送给人类的甜蜜毒药,以溺死我们的每一点理智、每一寸灵魂”;啤酒也被贬为“围攻我们大脑”的“朦胧淡味酒”;而咖啡则被赞为“有益健康的饮品”:
  
  它驱寒养胃,让天才反应更敏捷,  
  把你从回忆中解脱出来,化沮丧为振作,  
  让人精神振奋,又不失理智。
  
  被酒精迷雾笼罩了几百年的西欧从此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166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从前那些喜欢在早餐喝点儿小酒的人,现在也大多改喝咖啡了。因为酒精使他们整天昏昏沉沉,难以很好地工作;而咖啡则使他们精力充沛。咖啡也被人们喻为“解酒剂”。1671年,法国作家杜福尔写道:“咖啡让你立刻清醒起来。”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咖啡能够解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咖啡使醉酒的人清醒,但实际上,喝了咖啡,酒精反而更难从血液中代谢掉。
  
  新生事物总是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咖啡也不例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咖啡一无所知。因此,对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饮用咖啡象征着他们对古代思想的超越。咖啡是伟大的提神剂,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简而言之,咖啡是理性时代的理想饮品。
  
  咖啡的凯旋
  
  17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咖啡成了预示伦敦政治气候的风向标。查理一世被处以绞刑,英国内战结束,清教徒克伦威尔随后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清教徒统治时期,咖啡馆开始在英国出现。它以优雅的环境、自由闲适的气息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博得了大众的青睐。酒馆里往往光线昏暗,令人觉得颓靡消沉;咖啡馆则截然不同。这里光线明亮,常备有书架、镜子及典雅的家具,墙上还挂有镶着金色相框的油画,令人觉得轻松闲适。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随后,公众的支持开始倒向君主制度。随着王朝复辟的道路逐渐被扫清,咖啡馆成了政治论战的主要场所。1660年,查尔斯二世回到英国。他的顾问威廉·考文重曾记述道:“在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查尔斯的支持者们经常在咖啡馆里集会。国王的朋友在咖啡馆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更多的言论自由。”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咖啡馆里的“聚会”,国王也许无法复归其位。
  
  在这段时期,伦敦逐渐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商业中心。咖啡馆为商业对话和应酬提供了一个便捷而优雅的交流场所,因此广泛博得商人们的青睐。王朝复辟后,咖啡馆人气更旺。清教徒们在这里聚首,谋反者在这里策划阴谋,资本家们在这里思量扩大资本的战略……就这样,咖啡馆映射了伦敦社会的风云变幻。
  
  1652年,一个叫帕卡·罗西的亚美尼亚人开设了伦敦的第一间咖啡馆。罗西是英国商人丹尼尔·爱德华的仆人。丹尼尔在游访中东时“迷上”了当地的咖啡。于是他将咖啡带回了英国,并经常邀请三五好友来品尝咖啡。为此,罗西每天都要为丹尼尔煮好几次咖啡。朋友们都对这种新饮品赞不绝口,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丹尼尔决定派罗西去经销咖啡。为了给新开业的咖啡馆做宣传,罗西制作了很多传单,并派人到处分发。传单的标题是“饮用咖啡的好处”,开篇先对咖啡的起源、制作方法、相关的风俗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用大量篇幅来介绍和强调咖啡的药用价值,如:“治疗眼睑发炎、头痛、咳嗽、水肿、痛风、坏血病、预防孕妇流产……提神醒脑,让你精力充沛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吃晚饭时千万不要喝咖啡,除非你想晚上睡不着,因为咖啡能让你在三四个小时内全无睡意。”正是因为这些商业性的广告词,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要到罗西的店里看个究竟。
  
  罗西的生意是如此红火,以至于当地的酒馆老板们纷纷到市长那里抗议,他们的理由是:罗西不是伦敦市的自由人,因此没有权利与他们在生意上竞争。最终,罗西被赶出了英国,但经营咖啡馆的想法却留在了当地人的脑子里。17世纪50年代,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开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到1663年,伦敦的咖啡馆已达83家之多。虽然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大火过后,人们又新建了更多咖啡馆。到17世纪末,伦敦的咖啡馆已达上百家。据当时的官方数字统计,伦敦约有3000家咖啡馆。但对于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虽然伦敦的咖啡馆有时也出售热巧克力和茶等饮料,但主要的卖点还是咖啡,而且其内部环境和总体氛围也都是按照传统阿拉伯咖啡馆的风格设计建造的。
  
  虽然咖啡很受大众欢迎,但对咖啡馆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酒商和酒馆老板们对咖啡屋的咬牙切齿自不必说,一些医药学者和评论家也高高竖起了反对的大旗。前者认为咖啡有毒;后者则声称咖啡馆让人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细枝末节的小事上,而忽略了正事大业——这与阿拉伯批评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也有人讨厌咖啡的味道,说那闻起来简直就像是“煤烟”或“久穿不洗的老臭鞋”。
  
  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不仅唇枪舌剑,而且还发表了不少公开性文章,如“咖啡混战”(1662)、“谴责咖啡”(1672)、“守护咖啡”(1674)、“为咖啡馆辩护”(1675)等。其中最着名的要数“女性控告咖啡的请愿书”。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女性组织发布的,文中指出了过度饮用这种“令人憔悴的”液体产生的“亢奋”给她们带来了诸多“不便”。女人们抱怨道: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她们的丈夫变得“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实’,这导致了家庭不和睦”。此外,由于男人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咖啡馆里,而咖啡馆又不允许女人进入,“人类都濒临绝种了”。
  
  这场关于咖啡的争论愈演愈烈,后来英国当局都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其实那段时间,国王查尔斯二世也在暗自思量关闭咖啡馆的借口。和阿拉伯官员一样,查尔斯也怀疑咖啡馆里的自由言论会暗酿阴谋。他对这种事很敏感,因为当初他自己也是通过咖啡馆里的谋划登上王位的。1675年12月29日,国王颁布了“查禁咖啡馆公告”,宣称:咖啡馆产生了这么多邪恶危险的后果……在这些地方……“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恶意诽谤的文件;这些文件传到国外,破坏了政权机构的名誉,扰乱了王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现下令关闭和查封所有咖啡馆”。
  
  这个公告一经宣布,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交生活、商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不久,国王就发现,这一禁令非但不会有人遵守,而且还会有损政府的威望。于是,他又赶紧颁布了另一则公告,宣布只要咖啡商们缴纳500英镑,并发誓效忠于国王,他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出售咖啡。但没过多久,国王又觉不妥,于是又出台了新的公告:只要咖啡馆拒绝间谍和谋反者入内,就准许营业。由此可见,没人能阻挡咖啡的“征程”,甚至连国王也不能。
  
  与伦敦的情况相似,1671年,法国的第一家咖啡馆正式开业。由于法国的葡萄酒商们担心咖啡会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便唆使马赛的医生以有害健康为由,反对人们饮用咖啡。这些医生对世人宣称:“咖啡不过是一种不起眼的外来事物,一种由山羊和骆驼发现的长在树上的果实。它能使人热血沸腾,能导致痉挛、身体虚弱和消瘦。它会损害马赛市民的健康。”但这些指控并没能阻止咖啡的传播,因为咖啡早已成为马赛上流社会的流行事物。到17世纪末,咖啡馆已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当咖啡流行风吹入德国时,着名作曲家巴赫还特意写下了“咖啡大合唱”一曲,讽刺了那些企图以药用借口反对咖啡未遂的人。在荷兰,咖啡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世纪初的一位荷兰作家写道:“在我们国家,饮用咖啡是如此普遍的习惯。要是女仆和缝纫工们早上不喝咖啡,线都穿不进针眼儿。”就这样,来自阿拉伯的饮品征服了欧洲。
  
  咖啡帝国
  
  18世纪之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
  
  正如一位波斯作家所说:“在麦加城的周边地区,咖啡丰收了。人们先将咖啡豆运往吉达港,再由吉达港运往苏伊士,最后用骆驼运至亚历山大。法国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大多从亚历山大进货。但有时他们也搭荷兰人的船走水路直接从麦加进货。
  
  随着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欧洲人开始担心自己会过于依赖进口产品,于是他们开始着手自己生产咖啡。阿拉伯人自然不愿意别人跟他们抢生意,于是想方设法地阻止欧洲人生产咖啡。在咖啡豆装船以前,阿拉伯人先将咖啡豆烘熟,以防止欧洲人将它们作为种子栽培新的植株;阿拉伯人还严禁外国人进入咖啡产区。”
  
  首先打破阿拉伯垄断的是荷兰人。17世纪,荷兰人取代了葡萄牙人成为东印度地区主要的欧洲宗主国,同时他们还获得了香料贸易的控制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业大国。
  
  荷兰水手从阿拉伯的咖啡树上偷来一些枝干,带回阿姆斯特丹,并在温室中成功地培植出了咖啡树。17世纪90年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当时荷兰的一个岛屿殖民地,位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建立了咖啡种植园。没过几年,直接运往鹿特丹的爪哇咖啡就使荷兰掌握了咖啡市场的主控权。虽然内行人认为荷兰咖啡不及阿拉伯咖啡味道纯正,但在价格方面,阿拉伯却无力与荷兰抗衡。
  
  荷兰人成功之后,法国人也开始探索咖啡的种植。荷兰人的成功让法国人认识到:咖啡树生长所需的自然条件与产糖植物的生长条件相似,这意味着在印度东海岸枝繁叶茂的咖啡树在印度西海岸也同样能茁壮成长。
  
  法国人马蒂厄·克鲁是当时驻扎在法国岛屿马提尼克的一名海军军官。他自愿承担起将咖啡树引入法属殖民地的光荣任务。1723年,在访问巴黎的途中他秘密执行了一项非公计划:采一些咖啡树枝带回马提尼克。当时,让蒂植物园的花房里有一株保存完好的咖啡树标本,这是1714年荷兰人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也是巴黎唯一的一株咖啡树。但路易十四似乎并没把咖啡当回事儿。克鲁无法亲手从这棵皇家玉树上剪下枝干,于是他便托人去采。有一位年轻的贵族小姐爱慕克鲁,克鲁便托她找皇家医生帮忙,因为皇家医生有权从任何植物上采集他认为有药用价值的部分。皇家医生得手后将这珍贵的树枝交到了克鲁的手里。克鲁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玻璃盒子里,双手捧着踏上了直达西印度群岛的航船。
  
  如果克鲁的“自我吹捧”句句属实,那么这树枝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着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事隔多年后,克鲁在自己的航海回忆录中开篇就介绍了这段经历:“在那漫长的路途中,这娇弱的枝干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为了保护它,我挖空了心思,这些麻烦和心思是数不清也道不尽的。”每天克鲁都把他的树枝拿出舱房晒太阳,而他则陪在旁边寸步不离。一天,克鲁在陪树枝晒太阳时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一个荷兰人把树枝上的芽掐掉了。而这个荷兰人在船靠岸马德拉岛时就已登陆了。此后不久,他们又遇上了海盗,险些全军覆没。在与海盗搏斗的过程中,装咖啡树枝的玻璃盒子被摔坏了。所以,克鲁不得不求助船上的木匠帮他修补盒子。随后他们又遭遇了暴风雨,盒子又一次被摔坏,树枝浸在了海水里。暴风雨过后,海面平静了下来,一丝风也没有。但是,船又因无风而被迫在海上漂浮了好几天,饮用水也要定量分发。
  
  克鲁写道:“饮用水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多月以来,我都不得不与我的咖啡树枝分享我那可怜巴巴的一份水,这树枝承载着我全部的欢乐和希望。”
  
  最终,克鲁和他珍贵的树枝一同抵达了马提尼克岛。克鲁写道:“一到家,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树枝栽在花园里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虽然它就在我的视线里,但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人将它从我身边夺走。最后,我像履行一项义务一样,用荆棘丛将它围住,以免有人靠近它,直到它成熟为止……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我为它操了那么多心之后,这珍贵的植株在我眼中显得越发珍贵。”
  
  两年后,克鲁第一次从他的咖啡树上收获了咖啡豆。然后,他将一部分咖啡豆赠予友人,使他们也能种植咖啡树。克鲁还派人把咖啡树苗送到圣多明各岛和瓜德罗普岛。后来,这两个岛屿也成了咖啡产地。
  
  1730年,法国开始正式对外出口咖啡。由于咖啡产量已经远远超出本土需求,法国人开始把多余的咖啡从马赛运往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在那里,法国咖啡以低廉的价格又一次击败了阿拉伯咖啡,占据了地中海东部市场。
  
  1746年,为了表彰他的突出成就,国王路易十五召见了克鲁。与他的父亲不同,路易十五对咖啡颇为热衷。同年,荷兰人将咖啡传入南美殖民地苏里南。克鲁的那颗原始植株的后代也被带到了这一地区,并在海地、古巴、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地繁衍生长。最终,巴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产地,而阿拉伯国家早已是望尘莫及。
  
  在回马提尼克岛的途中,克鲁和他的咖啡枝共同分享一份水。从也门的一种名不见经传地方的宗教饮品到风靡世界的时尚饮品,咖啡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占据了阿拉伯世界之后,咖啡又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扩张传遍世界各地。
  
  作为酒精饮品的重要替代品,咖啡逐渐走上世界舞台,并深得知识分子和商人们的青睐。更具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是人们饮用咖啡的方式——咖啡馆,既是人们饮用咖啡的场所,又为社交应酬、文化交流、商业谈判和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咖啡驱动的网络
  
  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里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皆在咖啡馆。——托马斯·乔丹《来自咖啡馆的新闻》(1667)
  
  最新的贸易要闻,商品的价格浮动,政坛的风吹草动,新近的科学动态,乃至人们对一本新书的评价——如果一个17世纪的商人想要了解以上讯息,那么只需走进咖啡馆,便可知晓天下事。在这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时事新闻,与其他顾客闲聊,与商业伙伴洽谈生意,或加入大家的讨论,闲话文学政治;而享受这一切,只需付一杯咖啡的钱。17世纪,欧洲咖啡馆是科学家、商人、作家及政客们交流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它颇似现代的网络,充满活力,信息丰富,但又不乏流言蜚语和捏造的假象;它是信息的自然通风口,大量的新闻通讯录、宣传手册、广告传单及党派间互相攻讦谩骂的言论都从这里散布出去。那个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曾写道:“咖啡馆是自由交流的理想空间。在这里您可以随意阅读报章杂志,如《伦敦公报》(每星期一、四)、《每日新闻》(每星期一至六)、《邮差报》、《飞邮报》、《邮童报》(每星期二、四、六)、《英国邮报》(每星期一、三、五)以及各类副刊。”同时,这些刊物也将咖啡馆里的睿智传播到城镇和乡村。
  
  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一些咖啡馆还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船时刻表贴在墙上。有的甚至还订了外国刊物供读者阅览。咖啡馆也经常进行具体的商贸活动,演员、乐手和水手们大都可以在这里觅到心仪的职位。有些咖啡馆迎合特定的消费群,有些咖啡馆承办某种特定的商业活动,而功用相似的咖啡馆通常会聚集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现象在伦敦尤为突出。在伦敦,有上百家始建于18世纪的咖啡馆。每家店门前的招牌上都刻着该店的店名和店标。服务定位相近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一起。政客们频频聚首圣·詹姆斯和威斯敏斯特地区的咖啡馆;牧师和神学家们青睐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咖啡馆;文人墨客经常光顾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30年来,诗人约翰·德赖登和他的圈内好友们就是在这里修改作品,谈论最新的诗歌剧作。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是商人聚集的地方,老板们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光顾这里,以便他们的助手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及交易场所。法院街的“男人”咖啡馆出售书籍。有些咖啡馆还充当拍卖场,拍卖各种货品。1709年创立的伦敦杂志《泰特勒》曾以不同咖啡馆的名字作为各类文章的主题板块。该杂志第一期这样介绍道:“‘怀特的巧克力屋’将向您介绍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威尔咖啡馆’将带您领略风雅诗人的集会;‘格雷生咖啡馆’是一个学习的园地;在‘圣·詹姆斯咖啡馆’里,您将可以了解到来自国内外的大事要闻。”
  
  《泰特勒》的编辑理查德·斯蒂尔在杂志上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写为“格雷生咖啡馆”——当时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咖啡馆的又一个新用途。
  
  1680年,伦敦有了廉价邮政服务设施。从那以后,将咖啡馆当作邮件收寄点的情况就变得司空见惯。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们通常一天会来一两次,每次都会点一杯咖啡,听听周围人谈论的新鲜事,然后查一下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
  
  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在其着作《英国史》一书中写道:“外国人说,咖啡馆是伦敦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咖啡馆是伦敦人的家。打听别人的住址时,人们并不问你住舰队街还是法院街,而是问你经常去’格雷生’还是‘彩虹’。”一个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并不止一家,至于什么时候去哪家,全凭当时的心情。比如:一个商人可能周旋在一家以金融为主题的咖啡馆和一家以船运贸易为主题的咖啡馆之间。17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大约有60家之多——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兴趣爱好之广。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事要闻被顾客们从一间咖啡馆传到另一间咖啡馆。有时,他们还雇佣专门的跑腿者,让他们把诸如战争的爆发或大人物的死讯这样的重要消息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咖啡馆。
  
  通过这种咖啡驱动的网络,消息传播得很快。正如1712年《观察家》杂志所刊载的那样:“几年前,镇上有一个人经常以说谎自娱。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咖啡馆去撒一个谎。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咖啡馆论坛在公众舆论和私人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塑造了大众观念,同时又反映了大众观念。理论上,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但女性除外,至少伦敦的咖啡馆是禁止女性入内的),但其实际的内部装饰、舒适的家具以及顾客们频频的光顾,却给人们一种温暖的家的感受。在咖啡馆里,人们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正如当时的一首押韵诗所写:“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笑盈盈。”
  
  1680年至1730年,伦敦是世界上咖啡消耗量最大的城市,可见当时咖啡馆在伦敦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日记上潦草地记录着他们在咖啡馆的经历和收获:“然后,我去了咖啡馆。”这句话频频出现在英国政府要员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里。他在1664年1月11日这天所写的日记,为那个时代的咖啡馆蒙上了一丝神秘而浪漫的色彩——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而且,你永远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遇见谁,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然后,我去了咖啡馆。
  
  佩蒂爵士和格兰特船长也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开始畅谈音乐,探讨世界的本质,讨论回忆的艺术……以及其他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谈得兴致盎然,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知己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认识一下希尔先生……镇上人们谈论的焦点依然是科隆奈尔·特纳,他犯了抢劫罪,大家都认为他会被处以绞刑”。
  
  情况相似的是,胡克的日记也记述了他的咖啡馆生活:在咖啡馆里,他与朋友进行学术讨论,与建筑商及乐器商们洽谈生意。有时,他甚至还把这里当作实验室,集中进行科学实验。他在1674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朋友在盖拉维咖啡馆所谈论的话题——盖拉维是他当时最喜欢去的咖啡馆——据说,印度商人都有一种习惯:他们的脚能像手一样灵巧地握住东西,比如高大的棕榈树,还有那“鲜美无比的大菠萝”,对于那时的英国人来说,菠萝还是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域水果。
  
  咖啡馆是自我教育的中心场所,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精神领地,是商业创新的发源地;有时,它甚至还是政治变革的温床。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是绝好的信息源——在咖啡馆里,什么样的刊物都能看到,什么样的消息都能听到。人们口口相传,把信息从一家咖啡馆传到另一家咖啡馆。总体说来,欧洲的咖啡馆充当的是理性时代的因特网的角色。
  
  创新与思考
  
  西欧的第一家咖啡馆并不是开在繁华的商业区,而是开在大学城牛津。这家咖啡馆是1650年一个叫雅各布的黎巴嫩人开设的,比帕卡·罗西开设的第一家伦敦咖啡馆早两年。虽然咖啡与学术的联系早已被现代人视作是理所应当——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间歇时间里,人们饮用的通常都是咖啡——但在最初,这种联系是颇具争议的。在牛津,当咖啡开始风靡,咖啡馆开始增多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校方却极力遏制它们的传播,因为他们担心咖啡馆会让学生们变得懒散、懈怠,不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当时,许多人都斥责人们对咖啡的热情,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安东尼·伍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学问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现在很少有大学生愿意研究它们了呢?答案是咖啡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那里。”
  
  但实际上,上述说法大错特错。因为咖啡馆正逐渐发展成为学生们进行学术讨论的集会地,尤其是那些对科学发展过程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那时,他们把科学发展过程称作“自然哲学”。咖啡非但没有阻碍文化活动,反而对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咖啡馆有时也被人们称作“便士大学”,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来和大家交谈,而你只需为此支付一两个便士——不过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正如当时的一支小曲所唱的:“像这样伟大的大学,我觉得真是史无前例;只需花一便士,你便可置身其中,成为一名学者。”
  
  有很多年轻人在牛津求学期间迷上了咖啡馆讨论的形式。英国建筑家、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就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作为享誉世界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者而名垂青史以外,雷恩还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是不列颠的先锋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始于1660年)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胡克、佩皮斯、埃德蒙·哈利等。通常在学会的例会结束后,他们都会转战咖啡馆,继续讨论。如1674年5月7日,胡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演示了天文四边形理论的改良方案,随后又在盖拉维咖啡馆对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演示了一遍。第二年,弗拉姆斯蒂德就被查尔斯二世任命为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与学会会议的严肃氛围相比,咖啡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轻松的环境,这种环境更适于讨论、思考和沟通。
  
  胡克的日记中举例说明了在咖啡馆的讨论中大家是如何交流的。一次,胡克和雷恩在“男人咖啡馆”碰头,他们就弹簧的特性互相交换了意见。“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弹簧运动演示实验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关于晴雨计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的另一个想法……我向他讲述我的哲学弹簧秤……他为我解释他的机械杆秤。”另一次,胡克和朋友在圣·顿斯坦咖啡馆交流药物疗法的配方。这些讨论使科学家们得以验证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和想法。但胡克因在讨论中常常妄自吹嘘、咄咄逼人和夸大其词而恶名在外。一天,在盖拉维咖啡馆与胡克争论过后,弗拉姆斯蒂德便愤愤地抱怨道:他“早就发现自己天生就有游刃有余地反驳别人的本事,连想都没想,他就用未经证实的推论来反击你”。而胡克则称:“他的谣言真让我忍无可忍,他总试图说服别人,让大家都以为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有他才懂。”
  
  但胡克在咖啡馆的夸夸其谈的确是不明智的,后来出版的《科学的革命》一书就是因此而起。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利和雷恩三人又在争论不休。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引力理论。这是令当时的科学家绞尽脑汁、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题目。哈利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发问:“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与引力变化一致?”胡克紧接着就接过话来:“就是那样,反比—平方定律(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足以说明行星的运动规律了。”他还说他已经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但雷恩却怎么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自己也试过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并没有得出胡克所说的结果。后来,哈利回忆道:雷恩提出“要给胡克和我两个月的时间来向他证明这一点,如果谁证出来了,他才心服口服,并且送给这个人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但哈利和胡克都没能证出来,因此,那份奖赏也就一直未能兑现。
  
  几个月后,哈利来到牛津大学拜访了另一位学界同僚,艾萨克·牛顿。一想起在咖啡馆与胡克和雷恩进行的那场争论,哈利便问牛顿同样的问题:反比—平方定律是否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和胡克的反应一样,牛顿也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当哈利要求他拿出实际证据时,牛顿当场并没能证明出来。哈利离开后,牛顿依然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他开始埋头钻研。11月,牛顿派人给哈利送去一张纸,上面详细论证了反比—平方定律确实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张纸不过是一场重大变革的序曲。哈利的问题让牛顿找到了动力。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们集结成册,出版发行,这就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部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里程碑式的着作出版于1687年。牛顿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万有引力定律是如何解释万物运动的,从落地的苹果,到行星的轨迹,万物皆如此(当然在今天看来,书中的理论并不一定都正确)。通过这本书,牛顿最终推翻了古希腊人毫无根据的揣度,为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牛顿用理性解读了宇宙,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直到今天,牛顿依然被人们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胡克则坚持说:几年前他和牛顿通信时,早已将反比—平方定律的想法告知了牛顿。1686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随后,胡克就在一次咖啡馆讨论中大肆宣扬,说当年是他给了牛顿灵感,但在场的科学同僚都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在咖啡馆里提出假说是一回事,用实验推理证明假说的正确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之间虽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是天壤之别。也许这个想法的确是胡克最先想到的,但他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整理出来,提交给皇家学会。而且大家都知道胡克向来喜欢标榜自己,说什么都是自己最先想到的(尽管很多时候的确是他先想到的)。哈利在给牛顿的信中写道:“会议结束后,胡克先生就来到了咖啡馆。他竭力争辩说那是他的创意,是他给了你最初的提示。但我发现没人相信他的话。大家都认为你才算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虽然胡克提出抗议,但咖啡馆自有公断。直到今天,牛顿依然是世人公认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创始人。
  
  17世纪末期,通过伦敦咖啡馆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已经面貌一新,变得更加系统化。1698年,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海事咖啡馆举行了一系列数学学术讲座。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讲座都选择咖啡馆作为集会地。詹姆斯·霍奇森从前是弗拉姆斯蒂德的助手。在望远镜、显微镜、棱镜及液压机等先进设备的帮助下,霍奇森后来成为伦敦最着名的科普学者之一。他对人们许诺:他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讲座会为人们打下一个“最坚实、最可信的知识基础”。讲座中,他还会亲自演示推导气体的性质、光的性质及一些最新的天文学领域和微观领域的发现。霍奇森私下也会教授一些课程,而且他还出版了一本航海方面的书。与前类似,针线大街上的天鹅咖啡馆是数学和天文学讲座的集会地。南沃克大街上有一个家庭咖啡馆,这个家庭的成员既教授数学,出版航海方面的书籍,又出售科学仪器。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海事咖啡馆和纽扣咖啡馆还特意联手,同时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天文学讲座。
  
  这些咖啡馆讲座既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诉求,又为商家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商人和水手们发现,科学能够推动航海事业的进步,继而推动商业的发展;而科学家们也急于向世人证明:他们发现的那些自然的奥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正如1703年一位英国数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成了焦点,商人、水手、木匠及测地员纷纷把注意力投向它”。企业家和科学家携手合作,在航海业、矿物开采业及制造业共同探索新发现,创造新发明;他们开拓创新的成果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使科学研究和商业发展和谐统一的地方正是咖啡馆。
  
  勇于创新和实践的咖啡馆精神也感染了金融界。在投资业、保险业和合资经营方面,不断有新的理念涌现出来。虽然咖啡馆中策划的事业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但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最为着名的案例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在伦敦开设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后来成为船长、船主及商人们的集会地,他们纷纷到这里来打听航海方面的信息或来参加船只和货品的拍卖会。于是,劳埃德便开始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他还雇用了一些外国人组成一个信息网,定期以业务通讯的形式向他汇报国外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手写的报告进行整理,印制成册,寄送给客户。劳埃德的咖啡馆是船主和保险商的天然交易场所。一些保险商们开始在这里租固定的位子作摊位。到1771年,在这里租固定位子的商家已达79家之多,他们组织建立了“劳埃德商会”。这个商会后来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一流的保险市场——伦敦劳合社。
  
  咖啡馆也充当过证券市场。起初,证券交易和其他货品交易都是在皇家交易所进行的。但随着注册公司的逐渐增多,贸易活动也增多了。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强行限制证券经纪人的数量和证券交易活动。为此,证券经纪人联合罢工,以示抗议。他们放弃了交易,转战附近的咖啡馆,其中一家便是乔纳森咖啡馆。1695年,一家经纪公司的广告语写道:“约翰在乔纳森咖啡馆进行交易,票券如愿收放,诸事皆顺利。”
  
  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咖啡馆贸易非正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那些有不良付款记录的经纪人被乔纳森咖啡馆拒之门外;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去别处交易,但至少也意味着他们在商业上已经一败涂地。拖欠货款者的名单被公布在一块黑板上,以防止几个月后他们又混迹其中。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彻底解决问题,1762年150名经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与乔纳森咖啡馆的老板达成协议:为了回馈客户们对咖啡馆的支持,咖啡馆主决定允许客户们使用咖啡馆的附属建筑,并授予他们驱逐不诚实的经纪人的权利。但后来一个被驱逐的经纪人辩驳道: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有权利进入。于是,他们的协议也只好不了了之。1773年,一伙交易商从乔纳森咖啡馆撤台,一同迁往一座新楼,他们称这座新楼为“新乔纳森”。但这个名字启用不久,《绅士杂志》就报道说:“不应该称它为’新乔纳森’,而应称它为‘证券交易大楼’。”——这便是后来的伦敦证交所。
  
  这段时期,关于金融行业的创新理念层出不穷,如股份公司、股份买卖、保险业的发展、政府债券的发行,等等。这些创新和尝试推动着英国的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段历史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金融革命”。金融革命的起因主要有两点:扩张海外殖民地要消耗大量财力用于军用开支,这迫切要求金融业募集钱款;咖啡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它所提倡的自由精神也为金融业创新理念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着作《国富论》可谓是金融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中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亚当·斯密认为,政府鼓励贸易、促进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采取不干涉政策。该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不列颠咖啡馆中完成的。当时,这家咖啡馆是苏格兰知识分子的集会地,斯密也经常光顾这里,并将这里作为他的通信地址。在咖啡馆写《国富论》一书时,斯密还经常将部分篇章拿给在场的同行阅读,并请他们予以批评指正。就这样,伦敦的咖啡馆成了铸就科学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熔炉。两大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伦敦的咖啡馆功不可没。
  
  咖啡杯边的革命
  
  在英国进行金融革命的同时,法国也在酝酿另一场革命。18世纪,启蒙思想开始在一些法国思想家的脑海里萌芽,如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讽刺作家,他曾将新科学理性主义传播到社会学和政治领域。1726年,他因一句玩笑话得罪了一位贵族,被关进巴黎的巴士底狱,后来被驱逐到英国。在英国避难期间,他苦心钻研牛顿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就像牛顿以“力学三大定律”重建物理学大厦一样,为了重建政治哲学大厦,洛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生来平等,人性本善,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的生活,损害别人的健康,妨碍别人的自由或侵犯别人的财产。在这些激进思想的激励下,伏尔泰回到法国,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笔端,集结成册,这就是《哲学通信》。该书以讽喻的笔调、犀利的言辞,大肆批评法国的政府体制。结果,出版不久就遭禁了。
  
  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丹尼斯·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为该书撰文的作者包括了当时法国最着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这几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都深受洛克的影响。看了此书撰稿作者的名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本书看作启蒙思想的权威概述。该书提倡一种建立在科学宿命论基础上的理性独立的世界观,痛斥对教会权力和法律的滥用,因此激怒了宗教势力。不久,教会就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对这本书下了禁令。尽管如此,狄德罗依然平静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并于1772年最终完成了这本着作。接着,他就秘密地将这本书的28卷一卷不少地送到了发行商的手中。
  
  和在伦敦的情形相似,巴黎的咖啡馆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会地,而且逐渐发展成启蒙思想的中心策源地。事实上,《百科全书》的编撰是狄德罗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完成的。这家咖啡馆叫作摄政咖啡馆,狄德罗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妻子每天早上给他9个硬币来支付他喝一天咖啡的费用。然而,法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咖啡馆的属性。在伦敦,咖啡馆是无拘无束、自由谈论政治的空间,有人甚至把咖啡馆当作政治党派的大本营。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他坚信,“接近任何达官显贵都不如从咖啡馆政客那里得到的消息来得真实”。创立于1659的“米勒咖啡馆”就是一个叫作“业余议会”的讨论小组定期聚会的地方。
  
  佩皮斯发现:“这家咖啡馆里进行的辩论是他所听到的或希望听到的最具原创性、最具智慧、最具热情的言论,连议会都对此望尘莫及。”“辩论过后,他们就用一个’木制的神谕箱’——或称‘投票箱’(当时,投票箱还是个新鲜事物)——进行投票。”难怪游访伦敦的法国人普雷沃斯特称:“伦敦的咖啡馆是英国自由权的席位;在那里,任何刊物,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你都有权阅读。”
  
  巴黎的咖啡馆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咖啡馆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到1750年时,已有600多家,而且每家咖啡馆都与某个行业或领域相关。普各伯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是诗人和哲学家集会的地方,这里的常客包括卢梭、狄德罗及美国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普各伯咖啡馆,伏尔泰有自己喜欢的座位。据说,他一天能喝下12杯咖啡。英国咖啡馆聚集了演员;亚历山大咖啡馆聚集了音乐家;军人咖啡馆聚集了军官;而盲人咖啡馆除了出售咖啡以外,还充当妓院。与贵族们经常光顾的沙龙不同,法国的咖啡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女人。据18世纪的一篇文章记述,“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进入咖啡馆。他们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镇上来的男人、卖弄风情的女人、乡下佬、记者、法官、党派人士、酒鬼、赌徒、食客、寻求爱情或商业契机的探险者、年轻文人——总之,不可胜数,什么来路的都有。”表面上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似乎在咖啡馆里实现了。但实际上,信息的流通是很不自由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传播都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在对媒体内容的严格限制和独裁专断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法国的信息源远比英国和荷兰少得多。在这样的压制下,法国出现了一种手写的巴黎闲话通讯。这种通讯录由十几个抄写员抄写而成,然后被寄送到巴黎内外的读者手里(由于不是印刷品,无须经政府批准)。自由媒体的缺失意味着和咖啡馆的闲言碎语挤在一张纸上的诗歌也会成为巴黎人重要的新闻来源。此外,咖啡馆的顾客们还要谨言慎行,因为,咖啡馆里到处都暗藏着政府的耳目。如果有人说一句反政府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关进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档案馆里存有上百份关于咖啡馆不良言论的报告。18世纪2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述:“在富瓦咖啡馆,一个人说国王有一个情妇,名叫贡朵,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是诺阿耶公爵的侄女。”1749年的一份报告写道:“让·路易斯·勒克莱尔在普各伯咖啡馆说,从来没有这么差劲的国王,连法院和政务要员都能摆布他,这真让人觉得恶心。”
  
  虽然启蒙运动推动了文化进步,但陈旧的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种悖论在法国的咖啡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贵族和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却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些人又无须缴税,于是纳税的重担就落在了其余人的肩上。这自然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尤其是贫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恨透了将各种权力和特权牢牢握在手中的贵族势力。在咖啡馆里,激进的新思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法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咖啡馆逐渐成为革命种子萌发的中心地带。据可靠记载:1789年7月的一天,“咖啡馆里人满为患,门口和窗前都被人堵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一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说家站在桌子(或凳子)上,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词;听众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句子,每当提到用武装暴力反对政府时,现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不是亲历,你很难想象其场面的热烈和震撼”。
  
  在公众的激昂情绪平静之后,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但由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牧师、贵族和地方行政官,这次会议并没能为金融危机开出现实的处方。于是,国王路易十六召集议会——这是150多年来,国王第一次召集议会。但凡尔赛会议也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国王一气之下,解除了他的金融大臣雅克·内克尔的职务,并开始召集军队。1789年7月12日下午在富瓦咖啡馆,一个叫卡米尔·德穆兰的年轻律师最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人们聚集在皇家宫殿附近的花园,抗议国王把雅克·内克尔解职。在当时,雅克·内克尔是政府部门唯一一个为民众所信赖的大臣。革命者在一旁极力煽风点火,让群众觉得军队很快就要来镇压他们。德穆兰斜倚在咖啡馆外的一张桌子旁,挥动着手枪,对着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他的呼声响彻四方。霎那间,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两天后,义愤填膺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随后发现:“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们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一切都从这里(咖啡馆)开始。
  
  今天,饮用咖啡及其他咖啡因饮品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咖啡的引入带给世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世界上第一间咖啡馆带给人们多少新奇,这一个个历史片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这些杰出的历史“先辈们”相比,现代的咖啡馆黯然失色。但在这沧桑剧变的数百年间,依然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人们依然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商讨要事,互相交流,开拓创新。从邻里聚会到学术会议和商务会议,咖啡始终都伴随着我们,它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又免除了酒精饮料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18世纪晚期巴黎的一间咖啡馆。
  
  如今,最能体现咖啡馆文化精髓的场所,其一是网络咖啡吧和无线网络的集中使用区,这些地方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是咖啡连锁店,特别是这些场所被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当作办公和聚会的地点时。作为当代咖啡文化中心的西雅图不但是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软件公司和网络公司的所在地,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将咖啡与创新、理性及网络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层革命色彩——这是一段悠长的历史。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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