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杜月笙与旧中国的苦命孩子一样，出生于当时上海浦东的一户平民人家，父亲虽然与人合伙经营着一家米店，却是入不敷出，赚得钱连最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能保障，导致杜月笙的母亲朱氏，只能去帮人洗衣服补贴家用。在杜月笙一岁之时，母亲朱氏怀了二胎，但由于长年工作，且营养跟不上，在产下一女之后，因身体极度衰弱而撒手人寰。失去母亲的杜月笙，很快又失去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被父亲送给了宁波的一位黄姓商人，此后不知生死，再未相见。

　　

　　没过多久，父亲续弦，给杜月笙找了一个继母张氏。两年之后，杜月笙父亲也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还好继母张氏善良，承担起抚养幼小的杜月笙的责任。然而祸不单行，三年之后，张氏外出突然神秘失踪，7岁的杜月笙成了孤独，只好投靠外婆和舅舅家。

　　

　　在那种年代，家家都是食不果腹，舅舅固然没有拒绝投靠的外甥，但其家人对蹭吃蹭喝的杜月笙也没有好脸色，幼小的他饱受人情冷暖。14岁之时，杜月笙再无法忍受这种生活，辞别痛爱自己的外婆，只身跑去上海滩讨生活。

　　

　　童年生活给了杜月笙无尽磨难，但也让他养成察言观色、机灵懂事的做事风格，在上海滩他很快受到水果店鸿元盛老板的青睐，成为一名学徒。用心尽责的他，在19岁的时候正式成了鸿元水果行的一名伙计。

　　

　　此时的上海红灯酒绿，黑帮横行，年轻的杜月笙身处这样的环境，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结交很多当地整日在街上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的流氓痞子，并打得火热。杜月笙的转变，鸿元盛老板看在眼里，很快意识到庙小装不下大佛，便找了一个理由辞退了他。

　　

　　20岁的时候，杜月笙经人介绍正式拜师青帮“通”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按照当时青帮的辈，杜月笙属“悟”字辈。靠着青帮陈世昌的关系，杜月笙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黄金荣夫妇，成为其门生中的一员。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杜月笙发现黄金荣夫人林桂生，人称桂生姐，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受其喜爱。想在讨好黄金荣的众多门生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他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这点在电影《上海皇帝》中也有体现。

　　

　　不久机会就来了，桂生姐生了一场大病，杜月笙一直在旁边尽心照顾，这让桂生姐无比感动。病愈后，她经常在黄金荣面前吹耳边风，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情，让他渐渐成为黄金荣夫妇心腹。

　　

　　所谓心腹就是可以帮黄金荣进行秘密赚钱生意-抢夺鸦片，然而当时在上海最会抢夺鸦片却是以沈杏山为首，被人称为“大八股党”的集团。他们后期又帮潮帮土商押运鸦片，收取保护费，以英租界为巢穴，定期给巡捕房贿赂，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运输业。

　　

　　如日中天的“大八股党”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屡次破坏其抢夺鸦片的生意，让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于是，杜月笙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自建队伍抢夺“大八股党”运输鸦片的生意，得到两人的赞同。

　　

　　很快，杜月笙就网罗了一帮亡命之徒，建立起一支队伍，被人称为“小八股党”。他们手段彪悍毒辣，经常利用“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屡屡得手，让后者在多次打击之后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没过多久，英国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上海租界开始禁烟（鸦片），这迫使在英租界做鸦片生意的潮帮土商只得另觅新地盘。趁此机会，黄金荣请求法国总领事开放法租界的鸦片公卖，吸引鸦片商贩来做生意，得到允许。于是盛行于英租界的鸦片生意开始往法租界转移。

　　

　　通过抢夺鸦片的事件，杜月笙领导的“小八股党”在上海声名鹊起，也让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法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

　　

　　鸦片生意不仅让杜月笙大发横财，也让他成为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还兼任着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和地位已经达到与黄金荣分庭抗礼的地步，两人与张啸林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这三人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属于目光短浅之辈，而杜月笙会做人，因此到后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打着公司的名义，贩卖鸦片、开设赌场，逼良为娼，横行霸道的黑帮集团。而杜月笙用这些不义之财，又笼络社会各阶层人物，从政治要人到文人墨客，无所不有。

　　

　　就这样，从水果行学徒到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依靠着鸦片毒品生意完成逆袭，成为跺跺脚就能让上海抖三抖的人物，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厚黑教主”。

　　

　　杜月笙在法租界成立的三鑫公司第一大业务是为中外鸦片商贩在租界内提供保护，收取费用。无论来自哪里的鸦片，只要进入了上海，就要向三鑫公司交给鸦片价值10%的保护费。当然如果鸦片被抢劫偷盗，商贩们就可以获得赔付。

　　

　　三鑫公司的另一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生意，即必须得到认可才能销售。这意味着凡是在租界贩卖鸦片，都必须向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交税。光是鸦片保护费和税收，三鑫公司就已经日进斗金，但这一切对于杜月笙来说远远不够，他又开展多项针对鸦片的收入。

　　

　　由于法租界可以公然售卖鸦片，因此租界内鸦片烟馆遍地林立，于是当局规定每家烟馆都必须根据烟灯向三鑫公司缴纳“烟枪捐”，也就是保护费。一旦有烟馆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以上还只是针对烟贩、烟馆的费用，三鑫公司实际上还直接参与鸦片贩卖。由于其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他们经常操纵着当时上海鸦片的价格涨落。与此同时，三鑫公司还与中国各地军阀合作，把鸦片销往军阀统治的防区，同时也包销军阀运过来的鸦片。

　　

　　三鑫公司的生意火爆也让很多人眼红，例如之前被杜月笙领导的“小八股党”打压的，以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多次纠其人员与其展开力战，虽然每次都未占到上风，但也让三鑫公司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生意开始下滑。

　　

　　于是由会做人的杜月笙牵头，把沈杏山拉入利益圈中，与黄金荣结为儿女亲家，平分鸦片利润，于是双方很快就化敌为友，继潮帮土商之后，“大八股党”正式归并于三鑫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一致对外。

　　

　　此后，三鑫公司的鸦片生意不仅在法租界门庭若市，更是渗透到公共租界，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整个上海的地下鸦片市场。而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依靠公司，每年都可以分红数百万元，而鸦片税也成为当时法租界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如果只是在法租界呼风唤雨，杜月笙充其量也只算是偏隅一方的人物，这对于怀有远大的志向的他来说，肯定是不满足的。1927年，杜月笙涉足政治，投身国民政府，协助蒋介石发动412政变 ，诱骗杀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作为回报，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提升到地方领袖、党国要人的地位，并展开了更深入的合作。第一步合作就是“禁烟”，名为禁烟，实则官方专营贩卖，这也是蒋介石为了筹集军费采用的“寓禁于征”政策开端。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禁烟的规定，鸦片烟瘾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

　　

　　鸦片为国民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仅1929年，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然而政府直接参与贩毒名声终究不好，蒋介石希望在民间找一个商业合伙人，转移视线，而在法租界有鸦片生意经验的青帮头子杜月笙无疑是最佳人选，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为了便于挂职，杜月笙被蒋介绍授予少将军衔，并任命为上海禁烟局负责人。由毒贩领导的禁毒局，结果可想而知。背靠蒋介石给予的官方毒品专营渠道，杜月笙比以往更赚钱，当然也为国民政府筹集到了更多的军费。

　　

　　杜月笙是一个知恩回报的人，他明白自己的前程与国民政府是密不可分的，于是在赚了大量财富后，他于1935年，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次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又送私人飞机一架，并命名“上海禁烟号”。

　　

　　在经营着鸦片生意的同时，杜月笙也与时俱进，开始筹建当时流行的新毒品吗啡工厂。他先在南京与人合伙，雇用工人300多人，采购先进设备，制作出纯度较高的吗啡（即初代海洛因），销往全国各地。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的老家建成杜氏祠堂，轰动一时，据称有8万人参加了落成庆典。蒋介石亲送 匾额“孝思不匮”祝贺。然而，杜月笙的目的却是用豪华的祠堂为幌子，成立远东最大的地下海洛因加工厂。

　　

　　此外，杜月笙还与各地方军阀开展合作，进行制毒贩毒。例如与川军将领范绍增合作，在其防区内开设海洛因加工厂，前者负责鸦片原料和安保，后者负责设备、技术和销售。不久，杜月笙又在重庆新开分厂。

　　

　　到了后期，杜月笙的毒品除了在国内贩售，又开始伸手进入全球市场。而他的背后是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支持，他制作的海洛因都是通过法国总领事的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及殖民地，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

　　

　　这个强大的贩毒网络，后期又从法国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当时的美国政府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足以见杜月笙的毒品销售渠道的强大。

　　

　　据传闻，巅峰时期，杜月笙控制了全世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总量的40%，虽然夸张成分居多，但也从侧面证实其大毒枭的身份。终其一生，杜月笙都没有离开过贩毒生意，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也从未停止，多次与戴笠合作在港、渝之间运送毒品数目不菲。

　　

　　虽然，杜月笙一生污点无数，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着实让人刮目相看，不仅拒绝日本的拉拢诱惑，还力劝其他两大亨不要做汉奸，并且在香港出钱出力资助各方的抗日工作，还号召帮内门生参加抗日别动队亲赴战场。

　　

　　从这一点来看，黑道出身的杜月笙心怀民族大义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亮点。但不能否认，终其一生的贩毒行为，是导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毒品消费国的“帮凶”，让“全民吸毒”的中国社会越陷越深，这个罪孽是永远无法洗刷干净的。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在香港的杜月笙原本以为自己是有功之臣，重返上海会得到蒋介石的重赏，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标语口号，他明白自己被蒋介绍抛弃了，于是便有了着名的“夜壶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再三邀请杜月笙去台湾，但他早已对其心寒，婉拒了邀请。但杜月笙知道自己也不可能留在上海，身上背负的血债累累，他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余生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走完自己传奇的一生，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参考文献：

　　

　　《中国毒品史》 作者：苏智良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旧上海三蠢公司研究》 作者：苏智良，姚霏

　　

　　《黄金荣与杜月笙发迹之谜》 作者：张岩 张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