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1840——1842年的战争是英国对中国发起的一场关于毒品贸易的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今我国对各类毒品有着极其严苛的管制，普通的大众对毒贩恨之入骨，跟鸦片战争给我国带来的屈辱有着莫大的关系。鸦片战争当然不仅仅是毒品贸易的问题。中国战败也是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不管何种原因，通过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也使得中国人民身体素质急剧下降，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成为了东亚病夫，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水平也急剧下降。

　　

　　多年以来，在我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当年的英国政府是在英国本土禁鸦片的，而那些鸦片是英国政府专门拿到中国来害人。

　　

　　这个说法其实错了两个地方。

　　

　　首先，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是一群犹太人，这群犹太人的国籍是英国（土耳其转成英国），但是直接贩卖鸦片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家族式的犹太毒贩。当然，英国政府有没有责任？肯定有！马克思就专门批判了英国政府这种行为。马克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１６年后，即：1858年写过一篇《鸦片贸易》的文章，里面重点批判了英国政府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做法！马克思分析到：“英国政府以帝国政府的资格，假装着与鸦片贸易全无关系，甚至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法令。可是又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标价拍卖，把它从国家官吏手中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转入走私商人的手中，运入中国……”请留意马克思讲的投机商人，它们大部分是犹太人！

　　

　　其次，英国本土并未禁止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它限制的是犹太毒贩不能成箱成箱的把鸦片从印度运往英伦本岛。其种植不广是因为英国本土不适合种鸦片，并且在这帮犹太毒贩的推广下，英国本土的吸食鸦片之风也非常广泛。不过，英国及欧洲吸食鸦片的主要方式跟中国不同。

　　

　　中国吸食鸦片叫抽大烟，是用抽的方式，这点跟当时的土鸡国有点类似，但是吸食的道具有点不同，中国主要是用烟枪，而土鸡国则用玻璃器皿的方式，有点类似现在的溜冰。

　　

　　而欧洲，是用鸦片酊（Laudanum）。也就是烟膏子就酒或者说是类似红毛药酒一样的药酒形式，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鸦片酒。鸦片酊这种吸食方式很流行，上图的德国货郎是走街串巷形式卖鸦片酊。而且是现配现卖，并大声的吆喝能包治百病，绝对不是来自天堂的毒药。而给这位货郎提供鸦片的人十之八九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所以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肤色各异，有黑皮肤的，也有及其少量的来自开封黄皮肤的犹太人。而在1840以来，从事贩毒的犹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它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占犹太人大约20%。由于长期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葡萄牙那个地方），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颇为不同。说拉迪诺语。当年西班牙跟土鸡国干架，西班牙把伊斯兰势力赶跑了，接着也把这支犹太人也驱逐了。这批犹太人就跟着奥斯曼土耳其，跑到了巴格达等地。

　　

　　1840年以后接近一个世纪向中国卖鸦片的人大都是塞法迪犹太人。请牢记这些家族：沙逊(Sassoon)、嘉道理(Kadoorie)、哈同(Hardoon)、亚伯拉罕(Abraham)、所罗门(Solomon)、埃兹拉(Ezra)、托依格(Toeg)、海亦姆(Hayim)、索福(Sopher)等家族这些家族都贩卖过鸦片。而其中最有名的是沙逊家族。

　　

　　塞法迪犹太人往中国贩卖鸦片历史，要上溯到葡萄牙占据澳门。在明朝那会澳门还不叫“澳门”，而是叫濠镜澳、香山澳、豪海、濠镜、镜海等名。葡萄牙人开始想用强硬的手段占据澳门，被明朝硬肛了几次，失利后，他们用贿赂与巴结地方官员的办法，终于在1553年在澳门定居下来。

　　

　　从那时候开始，就有犹太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当时的中国人可不是把鸦片当成毒品，而是把鸦片当成一种及其珍贵和神奇的药。能享用鸦片的可不是平头百姓，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鸦片在达官贵人，乃至皇帝体验到的功效与作用远高于现在的什么人参、冬虫夏草、燕窝、鹿茸、虎鞭等名贵中药材。

　　

　　它就是从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那里来的，万历沉迷于炼丹，把鸦片当春药跟补药用，吃多了鸦片（是吃，不是抽），觉得鸦片能壮阳且能延年益寿，然后就取了福寿膏的名字。

　　

　　不过，葡萄牙人当时有更赚钱的的生意，如：白银、香料等，鸦片的比重并不高。而犹太人由于不受待见，且在14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就大规模的驱赶犹太人。因此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并不多。自然而然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犹太人也不多。从已有的资料来看，明朝那会一年进口的鸦片也就100来箱的样子。而这100箱鸦片里犹太人占据的比例也就5-6箱的样子。

　　

　　

　　沙逊家族发达的起点跟鸦片紧密相关。鸦片战争爆发的19年前——1821年！士耳其管辖的巴格达行政长官叫达乌德。他很看不惯犹太人，一上任就杀了一个叫埃兹拉的犹太人的族长。当时沙逊家族的首领叫大卫·沙逊(Dvaid　sasson)，他有一个官职类似巴格达财政部长的官。一看达乌德的做派，就给上级政府打报告，请求上级政府把达乌德撤职查办。

　　

　　达乌德知道大卫打小报告后，马上反击，他以大卫开银行放高利贷（伊斯兰禁止利息）、贪污受贿之类的理由准备弄死大卫。同时，达乌德的报告得到了一些高级官员的认可。

　　

　　1829年大卫一看搞不过上级领导，于是赶紧携全家开溜，辗转多地后，在1832年成为了英国人，并在1833年把一定数量的家族财产转移到了印度孟买，并定居下来。

　　

　　大卫沙逊刚到孟买，赶巧了，当时的孟买总督的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就通过各种势力影响英国的议会。1833年8月和1834年4月，英国议会相继通过法令，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和垄断特权！

　　

　　于是有很多阴谋论者认为，英国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跟大卫沙逊等一票犹太人背后的游说、行贿有很大关系。同一时期，大卫沙逊在孟买设立了沙逊洋行。此后，他开始将印度的棉纺织品和鸦片等商品运往中国，销路很好，营业不断扩大。沙逊洋行的鸦片生意实在太好了，其它商人眼红的说道：“黄金雪片似地向大卫飞去。”

　　

　　资料显示1836年鸦片贸易量超过3万箱（不包括偷税漏税的走私鸦片），中国沿海城市中吸毒泛滥成灾。其中的97%以上是被犹太毒贩控制，当年沙逊家族控制量一般认为是在20%左右。到了1839年这些毒贩遇到麻烦了。

　　

　　林则徐到了广州，并进行了虎门销烟。虎门销烟值得中国人永远的纪念。事实上，我国的国家意志里是以最顶格的的方式纪念虎门销烟！对虎门销烟的纪念是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毛爷爷给人民英雄纪念碑还专门提到了1840年这个年份！虎门销烟用石灰销毁鸦片的过程就用了23天，直到6月25号才销毁完。而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

　　

　　事实上，虎门销毁的鸦片比起进口量少得多。总共销毁了１万９千多箱鸦片。虎门销烟的时候，沙逊一伙毒贩被迫交出鸦片，急忙跑到了澳门躲风头。看着被销毁的鸦片大毒贩们心疼不已，更心疼的是以后没法贩鸦片了。于是以大卫·沙逊为主犹太毒贩，要求英国政府替他们出头以挽回损失。

　　

　　沙逊家族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亲家。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塞法迪犹太人。不过两个家族的业务有很大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按当时的话来说主要是放印子钱，即高利贷的，他们倒不是毒贩。

　　

　　就这样，有一个说法形成了，正是由于沙逊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游说下，使得英国议会批准了英国对中国的战争。英国议会做出战争的决定是不是完全受犹太毒贩的影响还说不准。但是这帮毒贩跟放高利贷的如果没有去游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的概率不到１％。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再现了辩论的结果，赞同与反对的票数差距非常小。

　　

　　就这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有两个看点。

　　

　　

　　因大清钦差大宪（不是臣，大宪是下级对上级的称呼）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林则徐是强行把英国人围困起来，以不交出鸦片就用弄死他们为威胁，英国毒贩们没有办法交出鸦片保命。大清皇帝批准用600万银元按原价补偿毒贩的鸦片损失。

　　

　　南京条约之所以只有一处提到鸦片，这跟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头头义律有关系，他本人特讨厌鸦片。在鸦片战争前，给英国国内报告中，就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而林则徐收缴鸦片时候，毒贩哪里肯乖乖的交出鸦片，一直硬抗。义律一看这个不是事，就自作主张直接命令毒贩交出20283箱鸦片，并承诺英国政府会补偿给这些毒贩。

　　

　　虽然义律承诺的有２万多箱的鸦片，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存货。而最终给出了１万９０００多箱鸦片。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大烟馆老板以及中国的官员给沙逊顶杠用的。中国的毒贩这么干很好理解。

　　

　　

　　从综合资料来看，林则徐收缴的鸦片接近一半是沙逊家族的。因此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英国政府为沙逊家族为首的毒贩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卫沙逊迅速出手、他带领着他的８个儿子，先在香港扎根成立了沙逊洋行。随后便派次子伊里亚斯·沙逊前往广州负责在华业务。1841年，沙逊洋行在香港建立第一个办事处，没过多久就发展为分行。接着由他的儿子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同时沙逊洋行的各种业务在印度、上海、香港、印尼、英国、马尼拉等地迅速展开。其中上海的业务发展最好，尤其是鸦片业务、因此上海很快就变成沙逊洋行在华的业务中心，其地位远超香港和广州。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期间与之对应的这场战争，中国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获利最大的是趁火打劫的沙俄，而俄国之所以占了那么大便宜除了实力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大清朝的一些参与谈判的官员是鸦片鬼！毛子谈判的时候很精，一看老烟鬼烟瘾犯了，就开始墨迹，扯东扯西，并狮子大开口，大清朝的毒鬼官员只想着鸦片，谈判场合又不敢抽大烟，所以，哪里管得了国土，于是一块块土地就划出去了。老毛子这招用过多次，并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使用。

　　

　　除了沙俄，另外一个收益最大的是以沙逊洋行为首的贩毒集团。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天津条约明明白白的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该条款概括为如下一句话。

　　

　　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100斤鸦片约等于一箱鸦片。这么规定是限制大清政府重复收税，比如从上海下船后，鸦片进入到内地，并且到了最终端的消费者手上，不管流转了多少次，清政府只能收一次税。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上海的新沙逊洋行的发展蒸蒸日上。财大气粗的沙逊洋行在1864年8月，他伙同同其他洋行创办了上海香港汇丰银行。

　　

　　沙逊家族能在众多贩毒集团中拔得头筹，祸害中国以及全世界，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犹太人的商业理念——厚利多销。沙逊洋行后来能占据了国外输入中国鸦片的70%的份额。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鸦片来自于罂粟。产地不同，罂粟的品种也不同，提取出的烟土成色也不同。孟加拉大烟品质最好，离不开沙逊贩毒集团的深耕。孟加拉是穆斯林区，再看看大卫沙逊的装扮，除了宗教信仰外，很难分辨出他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因此在孟加拉地头上推广鸦片种植跟收购有天然的优势。

　　

　　沙逊能打败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贩毒集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沙逊集团能够轻易的调动大量人员到孟加拉的鸦片地头上，跟农民直接签订收购协议。并且能用印子钱的方式，先期提供大量的资金与鸦片种植技术给贫苦的农民种植鸦片，前提是，生产出的生鸦片只能卖给沙逊。当然该给英国政府的钱，沙逊是一个子儿都不会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政府以及军队，就是贩毒分子的强力武装保镖。

　　

　　沙逊一伙基本上买光了罂粟的“青苗”，怡和洋行就算有钱收购烟土，也只能收购到一些质量很差的烟土。从鸦片的品质上来说，沙逊的贩毒集团恪守毒贩子的质量标准。包括鸦片的形状，各种成色，是否便于运输等都胜过其他毒贩一筹。更是远胜过中国产的川土。

　　

　　在销售方面，沙逊贩毒集团更是做出了奇迹。大清朝时期的鸦片市场，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竞争的市场。沙逊洋行，给中国的买办经销商相当优惠的折扣，条件就是是这些经销商不能够卖中国本地的鸦片。也不能用中国本地的鸦片冒充“洋药”，更不能低价倾销与串货。

　　

　　而买办们与大烟馆欣然接受沙逊洋行的要求，因为这样沙逊洋行提供的毒品卖得更快，且卖得贵，他们能赚的更多，傻子才不接受呢。对于沙逊贩毒集团来说，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干，除了鸦片的品质外，还是跟税有关。因为沙逊洋行出来的毒品只需要缴纳两次固定的税，即：在印度装船前，给英国政府缴一次税；到中国后，固定的缴30块银元一箱的税。

　　

　　而对于中国本地的毒贩来说，他们跟沙逊合作等于变相的受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恩泽”，他们卖洋药跟卖四川等地的川土相比，相当于可以少缴很多保护费了！

　　

　　此外，沙逊洋行还有详细的用户抽大烟的调查报告。比如一个烟鬼，一个品种的大烟最高的一年需要７斤，大部分人一年只需要一斤。并且细分到各种口味，这些都便于他们改进鸦片的生产方式。沙逊洋行靠贩卖鸦片从中国赚了多少钱？为了能更直观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大清帝国的四次有名的赔款。

　　

　　

　　辛丑条约特别说一下，出兵的有８个国家，签订条约的有１１国，有几个国家顺带要了中国的赔偿。庚子赔款的总金额是4.5亿，这个金额是羞辱性的惩罚，代表的意思是一个中国人赔1块银元。

　　

　　庚子赔款让中国彻底的破产，大清朝根本赔不起，按条约规定是39年赔完，可是还没有到那个点，大清朝就没有了。民国成立后，中国依然赔款，一战后当时的奥匈帝国没有了，国家都没有了当然就无法赔。同时由于一战，其它国家都没有要求赔，或者退回了余款，法国退回得最多，有1亿多法郎。只有日本鬼子最黑，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才全部停止了赔款。1937年卢沟桥事变那年，中国还在给日本庚子赔款的钱。

　　

　　而沙逊洋行在中国卖鸦片卖了１个世纪，大清朝完了后，鸦片的比重逐年下降。因此我们以７5年来计算。就沙逊洋行７5年里靠卖鸦片赚了多少钱，统计方法有很多。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其数据相差很远，最低的是比马关条约赔款的数字即2.3亿白银高一点。最高的有10多亿白银。笔者根据资料，用了多种方法进行计算。现在把最简单的一种处理方法的结果先说一下。那就是：沙逊洋行75年里通过贩毒获利最少为4.5亿的白银。

　　

　　《南京条约》规定600万是赔偿鸦片的损失。收缴的鸦片是2万箱计算。一箱按100斤计算，就是200万斤，1斤鸦片算过去才3个银元！一箱也就是300块银元。这个价格显然就是成本价，成本价——指的是毒贩给过英国政府与印度农民钱之后的价格。这点从马克思的《鸦片贸易》里得到验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毒贩从印度拿到货后的成本是1000多卢比左右一箱，大致是400银元。

　　

　　确认了进价是300银元一箱，出手的价格就有更多的资料了，通常认为是3000块一箱。刨除流通中的各种渠道的毒贩，需要孝敬与打点的各路贪官与土匪流氓。犹太毒贩纯赚300银元一箱这个数很可信，属于合理区间的值。而1939年虎门销烟那年，中国进口的鸦片为3万9千多箱，接近4万箱。沙逊占比大致为50%。因此很容易得出沙逊洋行一年的利润为：600万银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猛增。根据海关给出的数据（刨除走私）1880年的鸦片数目为：94,835箱而其中沙逊贩毒集团所占的比重跟虎门销烟那会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就算沙逊洋行全年贩毒的利润保持不变。因此很容易得出：75×600万=4.5亿。

　　

　　

　　大卫的孙子维克多·沙逊1918年在印度继承了沙逊洋行的产业。1923年，沙逊洋行的业务基本在上海，除贩卖鸦片、军火外，最大的业务是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投资，建造了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又建造了凡尔登公寓、仙乐斯产业等房产，还有罗别根花园、伊扶司乡村别墅等产业。又相继吞并与开设了华懋洋行、业广地产公司、祥泰本行、安利洋行等企业。

　　

　　沙逊洋行主业不是贩毒了，而是搞房地产开发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贩卖鸦片不是厚利多销了，毒品生意不好做了，而当时的地产行业比毒品生意还赚钱，还能混个好名声，当然就去搞地产了。

　　

　　1932年开始，整个形势对犹太人极为不利，尤其是日本鬼子在上海跟十九路军打起来。于是沙逊洋行开始抛售在上海的产业。到1941 年，各直属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仅仅为8689.3万元。抗战胜利后沙逊洋行持续的抛售产业，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伦敦，并将新沙逊洋行的总部迁至巴哈马的拿骚。解放后，欠了一屁股债的空壳沙逊洋行全部并入了国营企业的范畴。

　　

　　聚焦到沙逊洋行贩毒这件事上。我们来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转行。导致他们转行大致为如下几个原因。

　　

　　

　　现在总是有很多人讲墨西哥的毒贩生产了多少多少毒品，南美某国生产了多少多少毒品，还有金三角、金新月的毒品很多。其实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现在的毒品产量，跟1865-1945年的中国比，他们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中国之所以成为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与最大的毒品消费国，且毒贩最多的国家，跟清政府的政策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有莫大关系。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没有钱了，就放纵地方种植鸦片。而四川由于地理位置适合种鸦片，很长一段时间其鸦片产量是全世界鸦片产量的一半！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针对包括犹太毒贩，中国毒贩在内的所有毒贩与毒鬼的宣战。它一次性的销毁了1000吨的鸦片，这批鸦片相当于金三角高峰时期一年的所有鸦片产量。随后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最后返回福建老家的过程中死在了普宁。

　　

　　林则徐临死前讲了三个字：“星斗南”。对于这三个字无人能解，于是有人基于林则徐讲的是福建闽南话，“星斗南”跟“新豆栏”发音是一样的。而新豆栏就是广州十三行的一条街道。是犹太毒贩与中国的毒贩与贪官的集聚地。

　　

　　多年以后，很巧合的在广州缴获了全球最大的一批高纯度的冰毒。而制作这批冰毒的人是林则徐的福建老乡刘招华。另外一个毒枭则来自林则徐故去的地方普宁。2009年，在林则徐发配的地方新疆毒品泛滥！就在那年一个叫阿克毛的英国人因为贩毒被处决。

　　

　　尽管包括英国网友在内的大部分网友认为这种毒贩处决了最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编辑皮策尔依旧撰文警告中国“必须宽恕阿克毛”，“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皮策尔还说，英国政府必须“对中国野蛮的司法施加影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舰炮外交，但如果中国执意处死阿克毛，欧盟必须用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中国，并且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只有那样才对中国有杀伤力，直至中国的司法符合欧盟的评判标准”。

　　

　　这个皮策尔的警告并非没有典故的。南京条约里都清楚的写着　：“……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只不过这次的中国政府真不是吓毒贩，也不要他的毒品，是真要毒贩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