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在美国政府的倡议下，受鸦片毒害最深的中国作为东道主，在上海召开了世界历史上首次国际禁毒会议，史称“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今年是这次禁烟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一百个年头，万国禁烟会再次进入人民的视野。为了纪念中国近代史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也是为了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由上海市禁毒办公室、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近现代史学科等单位资助，由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苏智良教授偕弟子刘效红共同撰写的《全球禁毒的开端——上海万国禁烟会》日前付梓刊行。该书详细地介绍了1909年万国禁烟会议召开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会议的进程、各与会国递交的议案内容、存在的分歧以及达成的共识、会议的召开对当时国内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并对某些关键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了重新定位。

　　该书第一部分内容是会议召开的背景。自英国以鸦片为由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为了在鸦片市场方面争夺利权，清廷采纳了有关大臣所谓的“鸦片救国”理论，鼓励国内罂粟的种植，从此，土药便大肆泛滥开来。到19世纪80-90年代，清廷“以土抵洋”政策此时土药的产量达到最顶峰，在市场上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成功地”战胜了洋药，掌控了鸦片市场的主动权。鸦片数量大增，导致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极为普遍，吸食者遍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官宦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鸦片也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的“佳肴”，甚至有时人戏称，大烟已经是除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开门第八大件。在外国人看来，在其他国家，人们以鸦片为药，在中国，人们以鸦片为食，因此，把罂粟花戏称为中国的“国花”。

　　然而，禁烟的呼声在中国从未停止过。鸦片战争、中法之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无一不是以割地赔款为代价，让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便发出禁烟呼声：“烟不禁，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到20世纪初，新式教育的发展，留学生的增加，民族工商业的出现，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因素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民族危亡意识，当时，爱国志士纷纷以《申报》、《字林西报》、《东方杂志》为阵地，宣传禁烟思想，并且成立禁烟团体，加强宣传禁烟的力度。

　　书中指出，应当特别注意关于传教士在禁烟运动中的评价问题。国内在对这一群体的评价上，基本上以否定为主的，但是在禁烟方面，鲜有人注意到传教士所起的积极作用。传教士是同鸦片一起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福音”，其教规中也有规定，不允许有瘾之人入教，因此在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大大受挫，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目睹了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他们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或撰写文章，或召开禁烟会议，或设立戒烟所，宣传禁烟思想，并向人们发放戒烟药丸，帮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铲除毒患。1871年时，传教士于当时的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到20世纪初，全国已到百余所。传教士不仅尽可能地利用民间力量进行禁烟，还就禁烟问题向清廷积极谏言，如1906年全国1333名传教士联名向中国皇帝呈递请愿书，请求中国政府实行彻底禁烟的政策，这对后来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著名的禁烟法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年，驻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伦脱（Bishop Brent）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他关注远东的毒品问题，并协助中国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禁烟会议。因此，在禁烟问题上，传教士是中国禁烟运动的有力推动力量之一。

　　自鸦片开始成为贸易商品始，它已不仅仅是一国的事情了，而是重要的国际事件。尤其是当鸦片泛滥，英美等国国内的鸦片问题逐渐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之一。除此之外，大量的华工纷纷踏上赴美、英等国的船只，为华工而设的烟馆数量急剧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社会问题。鸦片问题开始成为国际上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美国的倡议下，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禁烟会议在中国的上海拉开帷幕。

　　该书第二部分内容是会议召开的过程。该书通过翻译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英文会议文件和公告，并查阅《申报》等报刊资料，复原了禁烟大会的会议进程和会议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细节。上海万国禁烟会原定于1909年1月1日召开，但是因1908年11月14日38岁的光绪皇帝离奇病逝，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相继去世，中国陷于国丧之中，所以会议推迟一个月召开。1909年2月1日，会议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拉开帷幕，会址选在了当时设备最为先进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与会国家有中、美、英、德、日、法、荷、葡、俄、波斯和暹罗（今泰国）等十余个国家，会议从2月1日至26日，共召开了14次会议，大会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月1日至4日，为会议章程的协商阶段；第二阶段从2月5日至22日，为大会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第三阶段从2月23日至26日，为大会的总结阶段。在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就禁止鸦片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了鸦片禁种、禁运、禁吸等问题，最后通过了九项议案，作为大会的最终成果，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禁毒事业的发展。

　　“历史人物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书中强调，“1909年万国禁烟会中，中国政府派出了以端方为首席禁烟大臣的代表团。众所周知，端方在辛亥革命后的保路运动中，作为封建王朝的走狗，被资产阶级革命派送上断头台，以往历史学界对端方的评价以消极为主，但是在禁烟方面，端方基本能将清廷的禁烟政策付诸实践，为了取得禁烟实效，颇能做出一番努力，例如在万国禁烟会议之后，江苏境内的海州地区仍查有罂粟种植，对此，端方作出较为严厉的批示。在端方的督饬下，江苏及全国其他地区的禁烟事宜均须上报禁烟大臣，若有不当之处，端方亦会毫不客气地进行批斥。为了使乡民明晓禁烟事理，端方还亲自编纂了歌谣类的禁烟告示。由此看来，在禁烟方面，身为禁烟大臣的端方颇能实力奉行，且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这是值得肯定的。”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禁烟专员唐国安的生平及于禁烟运动中的作为。我们大多数人对唐国安的了解，大致是停留在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一层面上，很少有人知晓他是首届万国禁烟会议上中国的禁烟专员。唐国安出生于中国最早开埠的地区——广东省珠海市，儿时便聪慧出众的他被清廷选中，作为第二批赴美留学幼童，由于品学兼优，被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的法律系录取，也正是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名校的学习，为唐国安回国参与政务积累了宝贵的法律知识。1909年2月1 日，唐国安被清政府委以禁烟专员的身份，在会议之上，唐国安凭借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流畅地回答了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了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了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此外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了4项提案。在2月24日即第十二次会议上，唐国安发表了一篇八千余字的英文演说，演讲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语言优美。在开篇便指出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危害和道德危害以及中国实行禁烟的迫切性，他强有力地回应了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是否能力自主禁烟的质疑，同时也强调了国际联合禁烟的重要性。最后，唐国安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圣经》里的“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一样”作为自己演说的结束语。他的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极富说服力的演讲。在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禁烟运动的展开，唐国安联合天津的士绅创设振华戒烟会公司，以“振华”为目的，通过向民众发放戒烟药丸，并借助于《申报》一角多次刊登戒烟广告，宣传禁烟思想。唐国安在禁烟方面的成绩被民众和政府认可，1912年时，再次被派往海牙参加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

　　第三部分是万国禁烟会议的召开意义。该书从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方面做了充分阐述。在中国国内，禁烟运动再度高涨，吸食鸦片这一行为被人们所唾弃。大多地方官吏颇能将禁烟政策付诸实践，其中，也出现了许珏、锡良等禁烟楷模。知识界充当了宣传禁烟的急先锋，他们以《申报》等报纸为宣传阵地，或撰写禁烟小说或禁烟诗歌，甚至将禁烟小说改编成形象生动的戏剧，搬上舞台，以扩大禁烟的影响力。除此之外，民间的禁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社会各界的名人志士积极参与，扩大了团体宣传禁烟的号召力度，并借助于《申报》等多家报纸刊登戒烟广告，为世人戒烟提供了颇为宝贵的信息资源，在宣传禁烟思想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万国禁烟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禁烟的信心，在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努力下，中国在禁烟方面取得了显出的成效。

　　在国际上，中国在禁烟上的举措和成绩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在1907年时，中英就禁烟问题达成协议，试行三年，试中国禁烟成绩如何，再续订禁烟协议。到1910年，中国试行禁烟的三年期限满，中国的禁烟成绩已是世人瞩目。万国禁烟会议之后，禁烟已成为国际多数国家的口号，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1911年5月，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续订禁烟条件。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议的召开，达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国际禁烟的协议，为1912年海牙禁烟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的国际共识，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

　　《全球禁毒的开端——上海万国禁烟会》作为国内第一部就此会议进行专题学术研究的著作，它不单弥补了历史学术研究上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构，再次唤醒人们对禁毒事业的关注和努力，真正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作为一本历史学专著，本书在资料收集上下了很深的功夫，资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内权威藏书机构的珍藏文件及现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苏智良教授及其学生刘效红冒严寒、顶酷暑奔波于千里京沪之间；资料的整理和文章的撰写更是倾注了作者大量的精力，出于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历史尊重，本书作者曾数异手稿，经过3年的打磨才得以完成。以出版优质图书而著名的三联书店出版社承担了本书的出版，更加放大了本书的学术光芒和现实意义。

　　1909-2009年，万国禁烟会已历百年，它所开创的国际禁毒合作事业，至今仍在各洲各国蓬勃开展，它的遗产正鼓舞着人们为有效管制和铲除毒品的目标而奋斗。

　　2009年2月26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公安部、外交部在上海举行隆重的"万国禁烟会"百年纪念活动，在外滩万国禁烟会遗址的纪念铜牌前，国人深感今日之重任。

　　该书作者简介：

　　苏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 研究方向有社会史、上海城市史、抗战与中日关系等。著有《上海近代史》（合作）、《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中国简史》、《中国毒品史》、《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合作）、《上海禁毒史》（合作）等20余种。

　　近年主要著作有：《中国毒品史》、《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禁毒全书》（主编）、《中国简史》（主编）、《罪孽滔天——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真相》、《血泪慰安妇》（原著者）、《当代人类社会问题》（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评析》（副主编）、《近代上海黑社会》（合作）、《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合作）、《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合作）、《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纪实》（合作）、《追索--朴永心与她的姐妹们》、《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合作）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所研究的毒品史、"慰安妇"问题等前沿课题，被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主要有：新华社、《半月谈》、央视《东方之子》、《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国新闻社报道》、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 中央社、韩国联合通讯社、TBS、BBC等。

　　刘效红，1981年8月生，山东潍坊人，上海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重点研究“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于2009年1月出版《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已发表《百年前的上海万国禁烟会议》（载于2009年2月《百年潮》），《中国首席禁烟大臣--端方》（载于2009年2月《上海滩》），《细节成就历史：万国禁烟会值得记录的瞬间》（载于2009年3月《社会观察》），文章曾被上海市都市文化论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论坛等编入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