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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史鉴》内容简介：毒品传播，人称现代瘟疫，在当今西方国家相当流行。毒品交易额十分巨大，是仅次于军火交易的世界第二大买卖。近年以来，毒品贩子千方百计地向我国走私毒品，使新中国本已消灭的毒害又死灰复燃，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我国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91年至1995年9月，全国共破获毒品案件12.5万起，查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18．9万名，缴获海洛因15．8吨，鸦片10．6吨，大麻3．4吨，冰毒2．3吨。对吸毒成瘾人员强制戒毒18万人次，劳动教养戒毒10万人次。在执法机关深入开展禁毒斗争的同时，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禁毒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禁毒的意识。同时，禁毒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鸦片烟毒对于近代中国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100余年"东亚病夫"的羞辱，而且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英国殖民强盗为了向中国输入毒品，相继发动了两次可耻的鸦片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永久侵占和奴役中国，又在占领区强制推行毒化政策，"日旗所到，毒品随之"。近代中国鸦片流毒泛滥成灾，最严重时期每年有数千万毒瘾患者，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毒害。近代中国人民曾多次掀起禁烟拒毒运动，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奴役和麻醉，而历次禁毒运动总是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扰和破坏，总是受到国内腐朽官僚、军阀、毒品贩子和各种黑社会势力的顽固阻挠，最终无不归于失败。直到新中国诞生，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彻底扫荡了鸦片烟毒，创造了世器禁毒史上的奇迹。中国历次禁烟拒毒运动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研究。

　　王宏斌同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项专题研究，并已获得丰硕成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撰成《禁毒史鉴》一书，对于中国历次禁毒运动的成败得失作了系统分析和总结。这部著作有利于我们系统地了解近代中国历次禁毒运动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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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鸦片问题之由来(1773年以前)

　　天生灵草阿芙蓉，要与饔飧竞大功。豪土万金销夜月，乞儿九死醉春风。香飞海舶关津裕，力走天涯货贝通。抵得懵腾兵燹劫，半收猿鹤半沙虫。

　　--摘自《程侍郎遗集·粤东杂感》

　　鸦片传入中国之后，作为珍贵的药材，初期曾在中国医药学上得到积极的应用；而作为麻醉性的奢侈品，自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即开始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使中华民族蒙受了100多年"东亚病夫"的羞辱。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吞服鸦片或鸦片质的药丸主要是为了健身治病，这种服食方法对社会危害不大；作为奢侈品的鸦片流毒，主要是通过吸食方法的发明和传播造成的。关于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与传播情况，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含糊不清，近代学者众说纷纭，至今仍引起种种误解。有的人说吸食鸦片法在公元前的印度早已发明，有的人说明神宗朱翊钧"吸食鸦片烟"，这些都是猜测。为查清鸦片传入的时间、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方法传入中国的情况、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以及中国第一个关于"鸦片烟"的禁令等问题，爰述中国鸦片问题之由来。

　　一、罂粟的种植与鸦片的生产

　　罂粟(Papaver somniferum)，又称罂子粟，为两年生草本植物，一般在九月份播种，秋天发芽，越冬生长，第二年夏季开花，秋天结实。在亚热带地区一年四季均可播种。全株无毛，叶为长椭圆形，或长卵形，基部抱茎，边缘有缺刻，长宽一般不超过5～7厘米；花型较大，单生枝顶；萼片二枚，花开即落，花瓣四片，有红、紫、白等各种颜色，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果实为球形，或椭圆形，种籽粒小而多，适宜种植在温湿地带，无论土地肥瘠均能生长。明朝诗人吴幼培咏赞罂粟日："庭院深沉白昼长，阶前仙卉吐群芳。含烟带雨呈娇态，傅粉凝脂逞艳妆。种自中秋须隔岁，开于初夏伴倾阳。更夸结子累累硕，何必污邪满稻粱。"这首诗描写了罂粟在华北的生长情况。

　　罂粟原产于西南欧和小亚细亚。在古代希腊文献中曾多次提及罂粟的种植情况，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动听的故事。相传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司谷女神吉利斯出外旅游，在一农家门前休息。听说主人的幼儿得了重病，善良的女神吉利斯便不顾疲劳到麦田里采了一把罂粟花，回来后捣成花浆，和着乳汁喂下，这个小孩的病立即奇迹般地痊愈了。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在希腊人雕刻的神像中，便让司谷女神吉利斯手持一束盛开的罂粟花。罂粟的种植技术逐渐由西向东传播。阿拉伯人在公元6世纪前后已经认识到罂粟的药用价值。7世纪的中国可能以阿拉伯人或印度人为媒介也掌握了罂粟的栽培技术。15世纪日本开始种植。20世纪初期，墨西哥的许多山区盛开着罂粟花，后来秘鲁、厄瓜多尔等中美洲国家亦开始种植。19世纪以来，就世界范围来讲，亚洲是罂粟的主要产地，欧洲部分地区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亦种有大量罂粟。亚洲种植罂粟的主要国家有印度、孟加拉、土耳其、伊朗、中国、阿富汗、日本和缅甸等。

　　鸦片(Opium)分为生熟两种：生鸦片系由罂粟花子房内取出之汁浆自然凝结而成者。每年七、八月间，罂粟花谢半月结为青苞，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三五处，白色乳状粘液从果内渗出，第二天早晨以竹刀刮收入器皿之中，阴干，变为褐色块状。因气候、土壤条件的不同，有的则呈黑色。熟鸦片是一种棕色的粘性液体，由生鸦片原料加工而成。其加工方法有溶解、煎熬、发酵和煮沸等几种。熟鸦片的质量一般以所含吗啡成分的多少而定。吗啡成分越高，价格越贵。近代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土耳其、波斯和孟加拉。印度鸦片的主要产区有Patna，Benares，Malwa。鸦片因产地不同，名称各异。兹参考诸书，将19世纪输入中国的主要外国鸦片名称、产地和包装方法列表如下：

　　吗啡和海洛因。吗啡(Morphine)为鸦片的主要成分之一，由生鸦片进一步加工而成。白色结晶性粉末，化学分子式为C。H，0。N，通常作为针剂注入人体起麻醉镇痛作用。其制作方法主要是：将生鸦片浸入水中，滤清后，使其蒸发，尔后加上苏打，促使其有机成分分离。或者采用沉淀法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19世纪末20世纪前50年，生产吗啡的主要国家有：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意大利、荷兰、瑞典、美国、俄国和日本，其中以德国产量为最多。海洛因(Heroine)由吗啡与醋酸酐等混合制成，白色晶体，又名底埃西特吗啡(Diacetyl morphine)。海洛因在华北通常被称为"白面"，在苏、皖、浙、赣则被叫做"老海"。20世纪前50年主要生产国有：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日本，后来主要集中在亚洲的"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关于海洛因的毒害，我们在第十章再详细介绍。

　　二、鸦片的医药功能与毒性

　　鸦片作为麻醉药品，具有神奇的疗效。鸦片的主要成分为生物碱，按化学结构和作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吗啡、可待因及蒂巴因为代表，具有镇痛麻醉作用，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凡是神经系统疼痛，服用均有显著疗效，而极易成瘾；另一类包括罂粟碱、诺司咳平(即那可丁)等，无麻醉镇痛作用，能松弛平滑肌。目前医药学虽有长足进步，生产了多种麻醉合成代用品，但多年来缓解剧痛仍然离不开鸦片的主要成分吗啡。鸦片生物碱临床用于镇痛时，可以口服、注射，也可以灌肠。鸦片对于腹泻、痢疾、咳嗽、哮喘、肠胃蠕动等症，疗效十分显著。所以，鸦片、吗啡作为珍贵的药品，只要使用得当．可以起到保护人类身体健康的作用。

　　鸦片、吗啡等麻醉性极强的药品，用之不当，极易成瘾和中毒，对于人类身体也会产生很大伤害。过量吞服鸦片、注射吗啡针剂和长期吸食鸦片烟，容易引起中毒症。鸦片中毒通常分为急性与慢性两种。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中毒，经解剖尸体检验，都会发现神经中枢发生了病变。急性鸦片中毒，通常使脑细胞大量坏死，变为胶质，其他脏器亦常出血或充血；慢性鸦片中毒，会引起脑细胞脂肪化，脑组织逐渐损坏，肝、肾、心肌组织也常出现脂肪性病变，身体个别部位出现瘀血、出血和浮肿。一般说来，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服用鸦片和吗啡，都会相应引起毒副作用。所以，医生用其治病，应当尽量避免长期和过量使用。反复数次吞食生熟鸦片，注射吗啡针剂，或吸食鸦片烟、海洛因等都会成瘾。所谓"成瘾"，就是成为一种特殊的癖好。医学家称之为药物依赖，认为反复吸食鸦片成瘾的主要原因是，鸦片作为麻醉品可以刺激脑下皮质，提起精神，使人出现快感。反复使用，脑组织机能受到损伤；精神疲乏，便需要重新服食鸦片，才能恢复神经系统之机能。否则，心神不宁，烦闷异常，形容枯槁，脸色苍黄，精神疲惫，喷嚏呵欠频作，涕泪满面。一旦成瘾之后，不仅不能停止服用，而且要逐渐增加剂量，才能使成瘾者精神满足。因此，服用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瘾君子，往往服用量越来越大，服用频率愈来愈高，毒性之侵入自然日益加重。久而久之，精神颓唐，体质孱弱，寿命缩短。吸食鸦片、服用毒品实际等于慢性自杀。服用毒品成瘾的人一望而知，通常面色灰黄，身体枯瘦，未老先衰，瞳孔缩小，皮肤干燥，声音嘶哑。人们戏称其为"烟鬼"。

　　注射吗啡针剂成瘾的人，通常先从两臂开始注射。肌肉注射部位短期不能松弛，打一针需要换一个部位。胳膊打满之后，只好改从两腿及臀部注射，然后再打背部、腰部。周身打过一遍后，又从胳膊打起。重复注射，皮肤容易肿胀溃烂。溃烂的部位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臭味，令人闻之作呕。注射吗啡成瘾的人一旦停止注射，会出现各种虚脱、休克现象，严重者会丧失生命。突然停止吸食鸦片烟，个别也会出现虚脱现象，症状较之停用吗啡、海洛因为轻，主要表现为茫然张口而不闭，鼻涕不止，头晕耳鸣，精神不安，恶心呕吐，继之以咽喉肿痛，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两眼深陷，虚脱休克。毒品致瘾之后，对于患者生育也有严重影响。女子嗜毒月经不调，男子嗜毒阳萎早泄。如果男女双方嗜毒，因基因问题影响受精卵的发育，其子女畸形率特别高。所以，毒品泛滥是人类的巨大灾难。

　　长期吸食鸦片或服用毒品，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损害。这一点不仅早已被东西方医学所证明，而且为社会所公认，就是那些深深染上毒瘾的人们对此亦十分清楚。然而，瘾君子们为什么不痛下决心，戒断毒品，自重自爱，保护身体?那些贫穷的吸食者，为什么终日辛苦，不顾家境困顿，甚至卖妻鬻子，徒得一呼一吸?那些官绅富豪为什么要把几代聚敛的财富大笔大笔地花在吞云吐雾、耗财伤身的毒品上?那些羽扇纶巾儒雅之士为什么口头上对毒品深恶痛绝，而却在家中密室静静地受用毒品?那些身体健壮毫无病症的人为什么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毒品，身陷毒穴，不能自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用病理需要毒品来解释。

　　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作为麻醉品不仅使患者可以暂时解除肉体上的疼痛，而且可以使服食者忘记尘世的忧愁和烦恼，得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产生奇妙的梦幻。正是这种肉体的快感和奇妙的精神梦幻，诱导许多人极力追求鸦片等毒品。晚清一位鸦片瘾君子的体会是，"盖当瘾之发也，凡吾目中所见者，无非愁云惨雾，苦雨凄风。及其吃到痛快淋漓之后，天怀畅适，爽气拂拂于眉宇间，此其时在在皆景星庆云，光天化日。噫!大地山河之变态，造物不得而主之；斯人哀乐之情形，天君不得而操之"。鸦片已经成为吸食者心目中的上帝。"食之爱不如钱之爱，钱之爱不如烟之爱"。鸦片成为吸食者人生追求的最重要目标。

　　吗啡、海洛因等麻醉性比鸦片更强，刺激性更大，幻觉更复杂。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很多，但很少有人将他们的真实体会详细记录下来。这里引述英国一名鸦片瘾君子的一些自白，使读者间接体味一下瘾君子的感受。

　　"坦白地说，我得承认市场和剧院并非瘾君子常去的合适的地方，当他处于与他的享用鸦片必然相连的最神妙的状态的时候。在那种状态下，人群对他变成了一种压力，甚至音乐也太肉感和粗鄙。他自然寻求孤独和静寂。孤独和静寂则是那些出神，或最深刻的幻想境界的不可缺乏的条件，而出神和幻想又是鸦片能够使人性所能达到顶峰状态......我常在服用鸦片时陷于那些幻想，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夏夜，我在一个房间的敞开着的窗户旁边，从那里既可以俯瞰一英里以外的大海，又可以远眺大约同样距离上的巨大城......那在永久的轻微的激动中并被一种鸽子般的平静笼罩着海洋，也可以恰当地说是心灵和支配它的心境的象征。因为我觉得仿佛我远离了生活的喧嚣，仿佛那骚动、那狂热、那争吵都已停止；那仿佛是一种摆脱心头秘密的负担的缓解，一个安静的安息，一种摆脱人间苦役的休息......那四年我完全在鸦片的女巫般的控制之下，但对于不幸和痛苦，我的确可以说是处于睡眠状态。我很少能够使我自己来写一封信。我顶多能够对我收到的信写几个字的答复，而且往往要等到那封信在我的写字台上放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来答复。要是没有的帮助，付过款的和要付款的所有帐单一定保存不下来；且不说政治经济学的结局如何，我的全部家庭经济一定会陷入无可补救的混乱。我以后将不提这部分情况。不过，由于无能和虚弱的感觉，由于每天对职责的忽略或拖延所产生的歉疚，而且由于那必定时常加剧一个沉思的正直的人对这些不幸的悔恨之情，瘾君子终于会发现这种情况也像别的情况一样，是令人难忍的、折磨人的。瘾君子并没有丧失自己道德上的情感或抱负，他和从前一样热切希望或渴望来实现他认为可能办得到的事情，也感到职责对自己的要求，但他智力上对可能办得到的事情的忧惧却大大超过了他实现它的能力，甚至来尝试的能力。他处在梦魇和恶梦的重压之下。正像一个人由于一种令人松懈的疾病所招致的精神上的倦怠而卧床不起，并被迫亲眼看见他心爱的对象受到损害而无可奈何那样，他也睁眼望着他所乐意实现的事情却无能为力。他诅咒那束缚着他使他不能行动的魔力。要是他能起床行动，他就肯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却像婴儿一榉无力，甚至连尝试站起来都办不到。"

　　这些真实的自白，充分展示了鸦片服食者的幻觉和痛苦。从热情追求鸦片，寻求欢快，到精神颓废，喜欢宁静，行动懒惰，再到性格变得软弱，失去进取心，最后完全成为鸦片的俘虏，这是所有吸食毒品者共同的生活轨迹。

　　三、罂粟与鸦片的传入与早期应用

　　盛唐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外交和经济来往。大约在这一时期，经阿拉伯人介绍，罂粟移植到中国。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有人这样描写罂粟的生长情况说："罂粟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色晕子，其囊形镐头，箭中有细米。"雍陶《西归出斜谷》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米囊花就是罂粟花。雍陶是四川人，由此可知唐代四已开始种植罂粟。宋代罂粟的种植比较广泛。大诗人苏轼在一首诗中说："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小孩子可以熬制罂粟汤，说明罂粟已不很贵重。苏轼的弟弟苏辙对于罂粟的种植和医药功能也有相当详细的叙述。他说："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拔刺开畦，以毓嘉蔬，畦告夫子，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偕种，与棕偕熟，苗可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三年杜门，莫适往还。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罂粟在这时被看成是一种补药，犹如对待参茸一般。《图经本草》的作者苏颂说："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种有红白二花，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治反胃吐食，有罂粟粥。用白罂粟米三合，人参末一大钱，生山芋五寸，细切研三物，以水二升三合煮取六合，入生姜汁及盐花少许，和匀分服，不计早晚，亦无妨别服汤丸。"关于治疗痢疾，王硕的《易简方》说："罂粟治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若今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法矣。或用四君子药，尤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此后，历代医书对此均有记载。

　　鸦片作为罂粟果的汁液充作药用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被人类发现。希腊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一377年)称其为艿os unkwros。后来由渐os(汁液)演变为希腊语之67rwr和拉丁语之Opiom。现在英语叫0pium，意大利语叫Oppia，都源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文之鸦片、雅片、阿片、阿扁等名，都是英语Opium的音译。中世纪的阿拉伯人转呼67rwr为Afyfin，传入波斯为Abyum。中文的阿芙蓉、亚荣、合浦融，应是阿拉伯语Afyfin之译音。

　　鸦片作为药材用于治病始于古希腊。希腊名医丢斯哥拉底斯在他的《万种药料集成》中，罗马名医百利尼在他的《动植金石物考》中，均载明鸦片能安人心神和止痛，"使人多眠获安之各种功效"。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很早知道了鸦片治疗痢疾和咳嗽的功能。问题是鸦片何时输入中国?有些人认为始于唐代，其主要根据是《旧唐书》卷一九八《拂棘传》所载："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拂棘，旧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底也伽"是Theriaka的音译，是一种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其中含有鸦片的成分。我认为这是含有鸦片质的药丸偶尔的少量输入，而不是真正鸦片输入的开端。主要理由是：其一，"底也伽"与鸦片的概念毕竟不同，正如罂粟不是鸦片，鸦片不是吗啡，海洛因不是吗啡一样，尽管后者都是由前者提取加工制成的。其二，自唐代到明成化年间，史籍浩繁，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鸦片向中国输入的正式记载，因此，把数百年前的偶尔的零星含有鸦片的药丸作为鸦片输入中国的开端是不妥当的。其三，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物向中国输入的，应当在医药典籍上有应用记载，然而查阅唐、宋、辽、金、元数百年间的重要医药书籍，从民间配方到宫廷医案，并未提及鸦片的临床应用。 ．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开始流入中国的外国鸦片，是葡萄牙人从卧亚和达曼贩运来的。"这话并不准确。

　　有人根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交往的外交情况，猜测说鸦片作为贡品很早就传入中国，也无明确记载。查阅《大明会典》卷九十七、九十八各国贡物，仅发现暹罗、爪哇、榜噶刺三国的贡物中列有"乌香"。"乌香"即鸦片。这些资料既未说明鸦片来自阿拉伯国家，又未载明输入的时间。但鸦片的确"至明时始错见于诸家文字"。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徐伯龄是记述鸦片输入中国及其应用的最早学者。他是明天顺、成化时期(1458-1487)人，著有《蟑精隽》一书。在第十卷《合甫融》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状若没药，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气，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又能治远年久痢，虚损元气者。往往服不三数分，多服能发人疔肿、痈疱、恶疮并一应热疾，而其性酷烈，甚于硫黄、丹砂；热燥猛于苏合油、附子；自仙灵脾、琐阳、阳起石、丁香、鹿茸、龙骨、兔丝而下，功皆不及也。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浙、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这一资料除了说明"合甫融"的药用价值之外，更主要的是记述了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成为商品，"价同黄金"，可以在广东、福建、浙江、陕西等地收购。同时，还说明鸦片产于"西方诸国并西域"。这一资料还是明廷在市场上直接收买外国商人鸦片的最早记载。明廷派太监到各地大规模收购鸦片，于此可以想见鸦片在当时宫廷生活中已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鸦片既然作为珍贵的商品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它的医药功能自然为当时医家所了解。王玺的《医林集要》刊刻于成化年间，说："阿芙蓉，天方国种红罂粟花"，"治久痢不止。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浆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1575年(万历三年)，李梃著《医学入门》，认为鸦片性急，"不可多用"。"治虚痢及久痢，一切诸痢。用黄莲四两，以吴茱萸煎水，浸炒木香一两，阿芙蓉一钱，右为末。陈米糊和丸绿豆大，每二三丸，以莲肉煎汤吞下，被盖就睡，奏效神矣"。1578年(万历六年)，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巨著《本草纲目》，该书刊刻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对于鸦片的医药功能做了这样的描写："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津液也。......气味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俗人房中术用之。京师售一粒金丹，云通治百病，皆方伎家之术耳。附方：新旧久痢，阿芙蓉小豆许，空心温水化下，Et一服，忌葱蒜浆水，若渴，饮蜜水解之。"其中"一粒金丹"的制作方法是，用鸦片一分与粳米饭和作三丸。每服一丸，无效，再进一丸，不能多服。此外，李时珍还列有数种鸦片配方，主要用于治疗痢疾、偏头风、关节痛、疟疾和咳嗽等症。1625年(天启五年)，医药学者缪希雍撰成《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在第三十卷《阿芙蓉》条中说："其气味与罂粟壳相同，而此则止痢之功尤胜，故小痘疱行浆时，泄泻不止，用五厘至一分，未有不愈，他药莫逮也。"清乾隆、嘉庆时期医药学者黄宫绣著《本草求真》，认为鸦片产于天方国，"气味与粟壳相似，而酸涩更甚。用阿芙蓉一分，糯米捣作三丸，通治虚寒百病。凡泻痢脱肛，久痢虚滑，用一二分......其功胜于粟壳"。从上述医药书籍记载来看，鸦片在明、清时期的医药方面得到了积极而广泛的应用。

　　正是由于鸦片在医药上应用广泛，奇效无比，它才成为外国商人经常向中国输入的重要商品之一。明朝中央政府为此还制定了鸦片进口税率，保存到现在的《陆饷货物抽税则例》规定："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这项税则制订于1589年(万历十七年)。一项税则不可能对偶尔的少量的货物来制定。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明朝政府新订《货物抽税见行则例》，将鸦片进口税率改为"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项税则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这些资料足以证明，16世纪以后，鸦片已成为中国需要经常进口的贵重物品。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商贩，先是阿拉伯人、爪哇人、泰国人。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开始从卧亚(Goa)和达曼(Daman)贩运。1624年，荷兰人劫夺台湾之后，也以殖民强盗的方式从爪哇等处转贩鸦片。只是到了18世纪，英国才逐渐成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主角。顺便指出，在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前，中国人服食鸦片的唯一方法是吞服，即由医家将其拌合其它药料，制成中药丸散，如"一粒金丹"等，主治痢疾、偏头疼及男子遗精等症，鸦片在中医学上得到了积极的应用，对于中国人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但由于吞服鸦片或鸦片质的合成药品极易成瘾，一些患者难免受其控制，成为瘾君子，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当时鸦片价格极为昂贵，普通百姓无力消费，鸦片流毒限于富贵阶层极少数人。"相传明神宗御极三十年，不召见群臣，即为此物所累"，绝非空言。1958年发掘定陵地宫，经过科学化验，发现朱翊钧尸骨中确实含有较重的吗啡成分，偶尔吞服鸦片不可能留下这样的记录。这证明他是一位经常吞服鸦片的瘾君子。皇帝如此，王公大臣、贵戚阉宦难免互相浸染，宫廷先受其毒，无怪乎成化年间，明廷派出太监到各地收买鸦片。只是由于流毒范围有限，尚未引起医家重视而已。

　　四、鸦片与烟草拌合吸食法的传入与传播

　　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导因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这个问题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即使偶尔提及，也未深究，还有严重误解。

　　这里首先需要追述一下吸食烟草方法的传入问题。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原产于美洲的烟草被带回欧洲，美洲土著居民吸食烟草的方法很快经欧洲人介绍传播到世界各地，大约在万历末年或天启初年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识》中记载说："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叶大于菜，暴干以火酒炒之日'金丝烟'。北人呼为'淡把姑"或日'担不归'。可以去湿发散，然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姚旅说："吕宋国出一草，日：'淡巴菰'，一名日'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明末清初，种植和吸食烟草风气迅速传播。崇祯年间，"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兵役妇女都有许多人嗜吸烟草。正是由于吸食烟草习染太快，引起明朝政府警惕，于1639年(崇祯十二年)即诏令禁止，"犯者论死"。1643年再次下令禁种禁吸，然而由于政纲失坠，社会秩序大乱，无法杜绝，"至论死而不能革"。吸食鸦片是从吸食烟草的方法中发展而来的。烟草传入东南亚国家较早，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发明于爪哇，经荷兰人传入中国。艾约瑟说，德国医生甘伯佛耳在康熙年间著有一书，记载了鸦片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情况。"咬喀巴黑人吞服之外，复有一以黄烟和鸦片之法，先取水入阿片中搅和匀，以是水拌黄烟，竞吸取。其能使头眩脑热，志气昏惰，而多生喜乐也。咬嘧吧地处于孔道旁，高搭芦棚，以阿片水所调和之黄烟待客，有于之途经过者，即招之使吸。服食惯者，不能令其中止不服"。这里所说的咬嘧吧，一作噶喇巴，系爪哇的一座城市。李圭的《鸦片事略》也说："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而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虑去渣滓，复煮烟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之。"苏门答腊与爪哇隔海相望，应是鸦片水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早期发源地之一。这一说法与德国医生甘伯佛耳的记载基本一致。而问题是，鸦片水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方法何时传入中国?传播情况如何?

　　马士说："在1624--1662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他们从爪哇把那里所盛行的烟草与鸦片拌合的方法介绍到台湾，这种习惯又经由殖民者的首府--厦门传播到中国大陆。"中国的史籍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1724年(雍正二年)，一位参与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的清朝官员，在其治台方略中提出禁止"鸦片烟"问题。他说："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蛊只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然三年之后，无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可哀也。"这一资料证明"鸦片烟"于康熙年间已在台湾、福建厦门流行开来，成为一种风俗。正是由于发现这种吸食"鸦片烟"的恶习迅速蔓延，出于整顿风俗酗，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道查禁自己的臣民贩卖"鸦片烟"的命令。规定："凡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杖一百，枷号一月；再犯，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雍正时期，清廷禁止的"鸦片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鸦片烟馆"是什么样的场所?当年在福建发生的一起平反冤狱事件，可以明确说明问题。

　　1728年(雍正六年)，福建漳州一位名叫陈远的商人，在广州以桔饼兑换鸦片、木香而归。1729年3月，因清廷要求各地查禁"鸦片烟"，陈远被漳州知府李治国所派密探查获，收缴鸦片33斤。漳州知府李治国照兴贩"鸦片烟"例，拟将陈远枷号一月，发边卫充军。这一案件申报到福建巡抚衙门，巡抚刘世明亲自提审，陈远满口呼冤，说"鸦片"不是"鸦片烟"，鸦片是药材，"鸦片烟"是鸦片水与烟草的拌合物，要求查验。刘世明乃令福州府传到太和堂药铺户陈书佩当场认验。陈书佩认验后说："验得此系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做鸦片丸医治痢疾，《大清律例案语》卷五十，第45页。1730年(雍正八年)颁布禁止台湾民人贩运"鸦片烟"条例。"台湾流寓之民，凡无妻室者，应逐令过水"。"其越界生事之汉奸，如在生番地方、谋占番地，并勾串棍徒包揽偷渡，-及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

　　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刘世明据此上奏说："夫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禁例之物。李治国何得设计诱出陈远家藏鸦片，便以'鸦片烟之例，问拟枷号、充军，错混施行，甚属乖谬。法应照依故入人罪列款题参。"在说明这是一桩冤案之后，刘世明考虑到禁止"鸦片烟"令刚刚下达，担心因题参李治国，引起百姓藐视官府，不利贯彻禁令，建议将错就错，将33斤鸦片收存藩库。这通奏折送达御案，雍正皇帝非常重视，朱批将33斤鸦片退还陈远本人。朱批说："其三十余斤鸦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既不违禁，何故贮藏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如欲留为异日证据，数两几片足矣，未有全留贮库之理。虽系细事，殊关舆论。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细而漫忽视之。蚩蚩愚氓正于此等处，观汝之体恤民隐周详与否也。志之。"从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当时清政府禁止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鸦片烟"与"鸦片"是两种东西，两个概念。"鸦片烟"是烟草与鸦片水的拌合物，是鸦片与烟草的合称。单纯的鸦片作为合法的医治泻痢等症的特效药材是允许贸易的，不在禁止之列。正是由于二者概念不同，我们才能理解雍乾时期，为什么清廷一面允许海关进口鸦片，一面又在国内查禁"鸦片烟"的政治措施。至于"鸦片烟"与"鸦片"在晚清演变为同一概念，那是词义变化的结果。通过陈远冤案的处理，还可以看出，当时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尚未发明，尚未造成社会危害。

　　有的学者看到这一资料后，不加深入考辨，而根据晚清以来人们把"鸦片烟"与"鸦片"视同一物的现象，嗤笑刘世明等人把"鸦片烟"与鸦片区别对待的作法是无知，实际上是自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雍乾时期，"鸦片烟"一词专指鸦片水与烟草的拌合物，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1728年(雍正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苏明良在其《奏陈失察洋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等四条管见折》中说："鸦片一项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兴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因而一种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均，亮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从无间断。初吸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堕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则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不致速害，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在这里苏明良把鸦片拌烟的制作方法、吸食工具、身体中毒过程和社会危害写得清清楚楚。正是这一奏折促使清廷做出了查禁"鸦片烟"的决定，雍正帝当即批示日："此系应行者，该部详议施行。"因此，在第二年春天向全国颁布了前述查禁"鸦片烟"的条例。这一资料虽未明确区别"鸦片"与"鸦片烟"概念的不同，但至少说明"烟"是指鸦片与烟草的混合物。雍正初年，清廷派黄叔墩为巡台御史，他在《台海使槎录》中对于台湾的政教风俗做了详实的考察记录。在卷二的《赤嵌笔谈》中说："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专制此者，名开'鸦片烟馆'。吸一二次后，便刻不能离，暖气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官弁每为严禁，常有身被逮系，犹求缓须臾，再吸一筒者。鸦片土出咬咯吧。"此书成于乾隆元年(1736年)，为当时学者推重，将其内容直接纂入地方史志。这一资料不仅说明了"鸦片烟"的制作方法和"鸦片烟馆"的名称由来，同时指出了它的社会危害，而且载明了官方禁止的情况。1747年(乾隆十二年)，台湾提督范咸在《重修台湾府志》中，全段录用了黄叔墩的记载，并说夷人"怀其土入中国，依法制烟，流毒漳、泉、厦门，今则蔓延及台，虽禁不能遽绝"。1751年(乾隆十六年)，印光任在《澳门纪略》中指出，"鸦片烟"有禁勿市，而鸦片则可以合法输入。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余文仪在《台湾府志》中，重述黄叔墩的记载，并在《外岛》条中说，在爪哇的华侨中有人"怀其土入中国，依法制烟"。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说："鸦片产外洋咬喀吧、吕宋诸国，为渡海禁物。台地无赖人多和烟吸之，谓可助精神，彻宵不寐。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地，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日为率。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棕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捏成壶卢样，空其中又火煅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壶卢首，烟止少许，吸之一日立尽，格格有声，饮食顿令倍进，日须肥甘，不尔，肠胃不安。初服数月犹可中止，迨服久，偶辍，则困惫欲死。卒至破家丧身。"这里将混合吸食鸦片烟的工具、过程和吸食量说得相当具体。其工具就是现在在农村中常见的"旱烟袋"，其吸食量是"百余日至数百日"。这种混合吸食法，由于鸦片量较小，"初服数月犹可中止"，服久才能成瘾。这与后来单纯吸食鸦片方法和成瘾过程有很大区别。这一资料还说明，直到1772年，"鸦片烟"的含义仍是鸦片与烟草的拌合物，依然流行于福建、台湾等地。

　　另外，还有一条重要史料说明，直到乾隆末年，这种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仍在京师地区流行。1793年8月16日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到达通州，该使节团的秘书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记录说："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悬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伊闲时间，他们就吸烟，或者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

　　从上述情况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大约在1624年以后，由荷兰人传入台湾及福建沿海地区。随着这种吸食"鸦片烟"习惯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1729年清廷采取严厉措旋，下令禁止贩运和制售"鸦片烟"。但有禁不止，直到1793年，鸦片"和烟"的方法仍未彻底禁止。大约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乾隆中后期，由于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才被取代。所以，自传入到消失，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在中国大约流行了170余年(1624--1793年)，待到乾隆中后期，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流传后，直接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中承袭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一个是"鸦片烟"，另一个是"鸦片烟馆"。不过，它们的含义已有重大变化，"鸦片烟"成了鸦片的同义词，"鸦片烟馆"不再是炮制鸦片与烟草混合物的场所，而是专供人们消费鸦片膏的毒窟。

　　五、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

　　利用烟枪单纯吸食鸦片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消费毒品方法，主要流行于中国，其它国家和地区很少采用。中国人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是：先把生鸦片切碎放在锅里，加水熬成粘液，然后分别倒在小银罐中，以一尖头平尾的银签沾些鸦升汁在灯上烘烤，等到汁液烘干，再沾些鸦片汁烘烤，如此反复多次，直到银签尖上累积成一个小球。这小球叫做"烟泡"。烧好烟泡后，把它放在一尺多长的竹制烟枪末端的铜质烟斗中间的尖嘴上，尔后将烟斗部分置于带有玻璃罩的灯火上烧烤，待烟泡遇火化成烟时，躺在卧榻上静静地将其全部吸入胸腔，如此反复数次，直到满足为止。这种吸食法需要一整套包括烟灯、烟枪、烟签、烟膏盒、烟灰缸、烟盘在内的工具，程序较为复杂。

　　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导致消费毒品的恶习在中国迅速蔓延，不可遏止，毒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在鸦片流毒中国的历史上是一相当重要的事件。因为史籍记载简单，过去人们对此很少研究，大都认为是个"无从查考"的问题。由于无法确切地指出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的时间和地点，只好笼统地说是在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基础上发明的。但是，如前所说，拌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是把鸦片切成碎沫，放入水中搅匀煮沸，然后把切成丝的烟草放入鸦片水中搅匀烘干而成。这种炮制方法如同将香料加入烟丝一样较为简单，吸食工具也不很复杂，无需烟灯、烟盘、烟签、烟榻之类。而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工序和工具都相当复杂，所以，很难想象单纯吸食鸦片法是从混合吸食鸦片法中直接发展而来的。

　　这里有一条颇有价值的传说史料，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我们不妨将其全文抄录下来，姑备一说。"鸦片入中国近百余年，流毒遍各省。然其吸食之始，莫得其原。或言乾隆中粤东有富室妇人，少年丧夫，因出家为尼。其母家筑庵以居之，郁郁数十年，渐得瘫痪之疾，两腿木僵，不能起坐。母家怜其孤苦，因多方以娱之。家故世族，亲交多富豪，时各遗以珍玩。有某者，亦十三行之一，偶赠以西人手执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跳舞会所用灯一具，鸦片膏一器，系彼时用为药者。比尼以无事，故常燃灯帐中，偶拔簪挑鸦片膏置灯上，辄发泡甚大。尼见可喜，因常燃以为玩。一日，偶取瓶棍玩弄，忽误将棍末插瓶中，辄以棍挑瓶摇之以为戏。不意瓶触木适穿一孔，因烧鸦片膏泥穿处，忽闻香气扑鼻，戏就灯以吸旱烟法吸之，则烟入腹中，异常舒泰。吸竞，欲稍转侧，则两腿忽如常，遂矍然起坐，前患洒然若失。次日病如故，又试吸之，则立时能起，遂因日日吸之，且出诣戚里，咸讶其病愈之奇。询其故，以实对，人怪之。戚里中有病气喘者、肝气者、胃肠痛者，试仿服之，无不立愈。于是人知鸦片作药之灵效，由是遂传遍天下"。

　　这虽是一种传说，但说得合情合理。目前，虽不能肯定单纯吸食鸦片法就是这样发明的，但可以找到许多资料证明单纯吸食鸦片法的确发明于乾隆中后期。浙江绍兴一位大儒在其《梦庵杂著》中说："鸦片出海外诸国。其物如马粪，色微绿，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而先后出者递为高下，微火炼之成膏，如医家所用以敷人疮毒者，分之丸如粟粒，置灯檠于床，持竹筒如洞箫者，横卧而吸。其烟必两人并卧，传筒互吸，则兴致倍加。其烟入腹能益神气，彻夜无倦色。然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浸人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这里对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煎熬的程序以及产生的危害描写得相当准确。此书成于1800年(嘉庆五年)以前，可见单纯吸食法在乾、嘉之际已为人熟知。嘉、道之际许多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也都一致认为，单纯吸食鸦片法开始流行于乾隆中后期。例如，萧令裕在《粤东市舶论》中这样说："其吸食也，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食者渐多，至今日而家喻户晓，俗不可挽。"这里说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出现于乾隆末年，恰于上述传说暗合。另一位经世派学者说："雍正十二年，(英国商人)来通贡市时，雅片已渐入粤东，列药物籍中，未之禁也。乾隆间遣使入贡，乞于浙江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为互市地。朝廷烛其奸，不之许。嘉庆三年，雅片之来日多，食之者日众，始设禁。"这里说到了嘉庆初年"始设禁"，也符合事实。

　　另外，进口鸦片数量的变化，也可以证明单纯吸食法开始流行于乾隆中期以后。因为，在1765年(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进口的鸦片"不过二百箱"。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和流行，国内鸦片需求量迅速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瞄准这个机会，扩大对华鸦片输入，1795年前后达到每年三四千箱的水平。从1765年到1795年，这三十年间鸦片输入量的激增，可以看出单纯吸食鸦片法一旦发明，便迅速蔓延。反言之，鸦片进口量的激增，正好说明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于乾隆中后期。

　　由以上叙述可知，鸦片输入中国初期，作为珍贵的药材，得到了积极的应用。自17世纪上半期荷兰人占据台湾，将混合吸食鸦片和烟草的方法传入开始，毒品日渐蔓延，到18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引起清廷重视。出于整顿风俗的原因，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道禁止兴贩、制造"鸦片烟"的禁令。由于它的制订者缺乏对鸦片毒性的深入了解，没有设法禁止鸦片进口，因此失去了将这一祸种消灭在萌芽阶段的机会。单纯吸食鸦片法一经发明，便迅速在官宦富商子弟中传播，很快进入官僚衙门，吏胥幕宾竞相效法，成为一种时髦风尚。上层社会以吸食鸦片为时髦，正好与官场中早已形成的糜烂生活趣味相投合，"俗不可挽"。吸毒风气盛行，毒品需求量越来越大，为殖民主义者输入鸦片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毒品传播初期，各级政府如能认真堵塞防治，犹不至溃决难治。

第二章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进攻(1773-1834年)

　　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未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酿。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

　　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

　　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詈，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瘾则同。边臣之瘾日养痈，枢臣之瘾日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齄溽《阿茎菸播白《士船营诸墓》

　　如前所述，鸦片自明代输入中国，作为珍贵的药物，它在中国医学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吞服鸦片质的药丸虽不可避免地产生过一些毒副作用，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危害不大。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始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的传入，但由于流毒范围有限，没有引起全国的高度重视，虽制订了禁止兴贩、制售"鸦片烟"的条例，而仍允许鸦片进口。鸦片对中国造成巨大危害主要是在单纯吸食鸦片方法发明之后。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大致是在乾隆中后期的广东，随着这种吸食方法的流行，国内鸦片需要量急剧增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准了这个机会，对印度鸦片生产、销售实行了垄断，向中国大力发动鸦片进攻。由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腐朽，沿海官员兵弁择肥而噬，与中外鸦片贩子勾结在一起，破坏王朝的禁令，使鸦片走私输入越来越大，流毒日益严重。东印度公司是无耻的殖民强盗，中国的腐败官吏是为虎作伥的伥鬼。诚如魏源所云："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

　　一、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攻关

　　为了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在战胜海上霸主西班牙之后，英国便极力由海路向东扩张。1591年，英国人东航抵达印度，160C年便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垄断东方殖民地贸易的庞大公司。这个公司既拥有雄厚的资本，又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带有浓厚的海盗性质。它的活动范围名义上限于印度半岛，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亚洲。该公司以租赁方式使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成为自己的商业据点，又迅速将其变为军事据点。当时，莫卧尔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政治非常混乱，各邦之间矛盾重重。由于政治上分崩离析，便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力扩张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东印度公司玩弄一系列政治阴谋，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和收买印度地方长官，对印度的政治取得了很大支配权。1757年，又以武装力量征服了孟加拉王国。从此，东印度公司变成了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1772年，哈斯丁斯成为孟加拉第一任总督后，继续玩弄"分而治之"的伎俩，挑拨印度各地王公的关系，从中坐收渔利。各地王公在公司的威胁利诱下，逐渐沦为其藩属。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参加对华贸易后，便积极进行活动，寻求和扩充自己的市场，在广州派驻了负责商务的正式代表--"大班"。大班一到广州，就为公司和商人的权益而到处奔波，时而抗议中国政府的附加税，时而以撤退广州贸易相要挟。1757年，清政府感受到了海上日益增强的压力，限令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这时，英国以工业革命生产的大量产品为后盾，对华贸易迅速超过了其他国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占有广州中外贸易的大部分产品。

　　18世纪中叶，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和土布，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货物，如大黄、瓷器、食糖和樟脑等。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也是茶叶、生丝和土布。英美两国几乎垄断了这三项货物的全部出口贸易。其中英国在茶叶和生丝上占绝对优势，美国运出的土布比英国相对多一些。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从茶叶中得到的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10％。经东印度公司贩往中国的商品数量则很有限。英国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金属，另外从印度转贩棉花。所有这些商品对中国来说，都无很大吸引力。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的毛呢织品很难在中国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其他商品市场需要量也很小。印度的棉花比较有销路，因为这是两广地区手工业的重要原料。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淞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所以，棉花贸易有一定风险，销路好时，英国商人可以赚一笔钱，有时连一包货也卖不出去，赔累不堪。总之，英国不能向中国提供适宜消费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茶、丝和土布，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经常处于出超国的地位。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合法商品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须用白银来支付。在历史上，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几只英船，就开始向中国输送白银，抛出了80000枚西班牙银元，却没有卖出几件商品。一直到18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90％的白银，商货船载不及10％。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商人最终和唯一的目的。东印度公司当然不甘心每年把大量白银输往中国，不愿做这种单程贸易，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必须设法扭转对华贸易上的逆差。为此，他们选中了鸦片，采取种种手段向中国倾销杀人的毒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印度公司于1773年制订了鸦片政策，随后便一步步贯彻执行。

　　英国商人很早就参与了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活动。1720年，英国出版了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在这本书的第二卷里已经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早期的鸦片贸易问题。书中描写的主人翁鲁滨逊是位商人，这位冒险商人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他在中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售鸦片。他说："我们买了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很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1773年以前，英国的商船已经成批地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这些商人肯定夹带数量不等的鸦片。英国人也承认："通常公司开行到中国之船，其船员常有携带鸦片之事。"1729年，中国禁止"鸦片烟"令下达之后，为了不妨碍其它贸易，东印度公司曾警告其所属船员不要夹带鸦片，以免引起中国当局的干涉。例如，1733年东印度公司有三条船来华，启航后，率领这三条船的突孥(Turner)便向他的船长发出了这样的通知："前时经圣乔治要塞开来的船只，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现在不知在你的船上是否有这种商品带往该市场，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中国皇帝最近制定严厉禁止鸦片的律令。科罚办法是，凡在你的船上发现，一律没收，不仅将船只及货物没收，而且将敢于向你们购买者处以死罪；顾虑及此，必须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发生这种不幸事件。为此，你必须尽可能用最好的办法，严密查询及检查你的船，查看船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你应立即在离开马六甲之前，将它从你的船上拿走。"东印度公司虚惊一场，因为中国禁止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不久，他们又开始大量贩起鸦片。

　　随着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和流传，中国消费的鸦片数量逐渐增加。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大量向中国贩运鸦片，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英国人看红了眼，企图以发展毒品贸易，达到其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1727年，英国运到中国的鸦片约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十年之后，运到中国来的鸦片增加到1000箱。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政策，把孟加拉、比哈尔和奥理萨的鸦片专卖权给予了东印度公司。1797年，又将制造鸦片的特权给予东印度公司，从此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就在这个垄断组织的操纵下，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为什么要垄断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W·Hastings)在1773年曾直言不讳地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生产鸦片主要是为了出口。这里尽管没有专门指明是为了运销中国，而在事实上是把中国作为鸦片倾销市场的。从哈斯丁斯起的历任印度总督所奉行的鸦片政策，都是以严格限制鸦片在国内的消耗，反而极力扩大外销为其罪恶目的。一场以鸦片为武器的攻关战争悄悄开始进行了。

　　1782年，东印度公司的恩沙资号(Nonsuch)海船一次运到中国的鸦片即高达1601箱，规模之大，实属罕见。1786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航务长曾记录当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2000箱。这时，"鸦片像英国的哆哕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是进口船只中的货载，公开的交易，并且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这些资料表明，东印度公司垄断后的鸦片贸易额在迅速增加，鸦片贸易在公开、大规模地进行。

　　唯利是图的英国商人在殖民地印度垄断了鸦片生产后，便把它向中国极力推销，借以抵销茶、丝的货款，然后在欧洲市场上卖掉从中国贩回的茶、丝，再带上棉纺织品和其他奢侈品跑到印度提取鸦片和棉花。在这种循环转贩的三角贸易关系中，鸦片起着重要的作用。东印度公司紧紧抓住这个关键环节，把英--印--中的三角贸易链条带动起来，从而使自己获取了一箭双雕的便宜，既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在印度大量倾销出去，又把本国需要的茶、丝从中国大量购进。对于英国来说，没有鸦片，就不会有三角贸易。

　　二、1796年与1800年的鸦片贸易禁令

　　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的迅速增加，意味着中国吸食鸦片烟毒人数的增加。"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吸食鸦片恶习的蔓延，引起社会风气进一步败坏。尽管在乾隆时期进口的鸦片尚不足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清政府不可能从财政上着眼下令禁止，但作为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它不可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1796年(嘉庆元年)，为了制止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单纯吸食鸦片风气的迅速蔓延，清廷下令禁止从海外进口鸦片，废止鸦片输入关税。鸦片自此由合法贸易变为违法毒品，由公开输入变为暗中偷运，进入走私贸易期。下令停止鸦片贸易，表明中国政府对鸦片的毒性已经了解。然而地方官员对待这道命令似乎有些意见分歧，执行不力。1798年12月9日，印度总督接到东印度公司一个航务长的报告。报告说："本年初，职处又屡闻中国政府禁止再将鸦片输入这个帝国，因为这种毒品对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都有损害，同样的传闻，经由商人们口头通知在此处的私商，我们深信无论如何最近还没有法令颁布，因为大家相信海关监督从这种非法贸易中获得巨额规费(走私贿赂费)，他暗中鼓励而不是真想采取有效的办法，但据说本省的抚院或总督已对这种交易采取积极行动，而且可能会找一些有利的机会重提此事，我们迫切希望防止公司被卷入这种非法贸易的任何事故。因此，我们请求总办事处颁布严令，禁止今后驶来中国的公司船载有鸦片。"从这则报告中可以看出，鸦片输入之所以有禁不止，销量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吏受贿、纵容、鼓励的结果。粤海关监督作为政府要员尚且置禁令于不顾，暗中支持鸦片贸易，希冀多收关税，献媚皇帝，借以发财升官，其他属吏自然效尤。

　　在政治专制的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与官员的政治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贤明廉洁的官员对于政府的法令贯彻比较积极、坚决，而那些贪污受贿、昏庸无能的官员对于上级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带头干扰和破坏法令与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是一道法令，由于行政长官素质不同，执行的效果可以截然不同。粤海关监督对清廷禁令阳奉阴违，带头破坏，1796年的禁止鸦片贸易命令事实上等于一道空文，直到1798年尚未认真施行。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与粤海关监督不同，他的禁烟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觉罗吉庆为官比较清廉，于1796年擢升为两广总督。他一到任就着手整顿海防水师，修筑炮台，缉拿海盗。1798年，他看到吸食鸦片的风气有禁不止，继续向内地蔓延，鸦片输入越来越多，认为这是海关官员受贿纵容贩运的结果，遂咨照海关监督，转饬所属职员认真查禁鸦片，如再受贿放纵，将严惩不贷。1799年，他又向行商们发出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通知所有外商，以后不准再运鸦片来中国。这些通告命令发出之后，立即在广州的外商中激起很大反响。东印度公司的航务长认为，这是"中国初次采取积极步骤制止鸦片贸易"。这种雷厉风行的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行动，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称赞和支持。1800年，谕令严厉查禁自外洋输入的一切鸦片，并下令禁止国内栽种罂粟，这进一步表达了清朝中央政府禁烟的态度。中国商行的行商也宣布停止所有鸦片生意。

　　东印度公司看到这种情况，也被迫宣布自己不再经营鸦片生意，但这不过是虚伪地应付清朝政府。实际上鸦片贸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把鸦片货栈迁移到澳门而已。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每年交澳门当局100000两白银为代价，换取葡澳当局允许英国船只每年装载5000箱鸦片进入澳门。这样，澳门不仅成为鸦片的囤积地，而且作为鸦片的最大市场很快兴盛起来。中国方面由于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很快去职，查禁鸦片的活动立即松弛。1803年，东印度公司的航务委员会向公司报告说："这个法令的实效随立法者迁调而终止，自从他离开后，售卖这种货物就毫不困难，正如他未到任之前一样，而我们已经很早就趁便将这种情况报告。"中国这次较为积极的禁毒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三、疯狂的港脚商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的初期，除了公司的船只大量装载鸦片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港脚商人参与对华鸦片贸易。中国宣布禁止鸦片输入之后，东印度公司被迫宣布不再经营鸦片贸易，大批港脚商出现在中国沿海，非法经营毒品贸易。所谓的"港脚商"，就是指那些来往于中、印之间进行贸易的英印散商。他们所从事的贸易活动被称为"港脚贸易"。他们的船只被称为"港脚船"。港脚商人虽不属于东印度公司，却受到该公司的控制。港脚商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又有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中国禁止输入鸦片，东印度公司为了继续从中国输出茶、丝等大宗合法商品，表面上不得不宣布自己与鸦片贸易没有关系。尝到了甜头的东印度公司又不肯放弃鸦片贸易获取暴利的机会，便把鸦片贸易的许可证签发给了港脚商。这样，由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种植和加工，然后把生产出来的鸦片拍卖给港脚商，再由港脚商把鸦片运到中国沿海推销，形成了从生产到运销的全过程。东印度公司继续控制着对华鸦片贸易，港脚商实际是公司的鸦片推销员。没有这些推销员，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就不能顺利出手；没有公司颁发的特许证，港脚商就不能参与鸦片贸易，从而获取贩毒暴利。这就是他们之间在罪恶的毒品活动中结成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依赖的狼狈为奸关系。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鸦片利益上。港脚商不愿接受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代表的控制的最初原因，是感到"大班"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方式。后来由于中国采取严厉的查禁鸦片走私措施，走私船无法进入广州附近的内河，只好停留在伶仃洋上推销。这样，从印度来的鸦片走私船不再进入商馆的视野范围，便与中国的鸦片贩子发生联系，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也就逐渐失去了它对港脚商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依靠贩毒获取暴利的港脚商很快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在拥有了较为雄厚的资产后，很快成为一个利益一致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对于公司垄断鸦片生产、实行专卖非常不满，便设法摆脱公司的控制，在伦敦上层社会活动，收买报刊，鼓吹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特许状。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的早期(1773-1795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靠公司自己的船只运输，通过中国的行商进行销售，港脚商所从事的鸦片贩运活动自然有限。1796年，清廷下令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行商表示不再经营鸦片生意，东印度公司也被迫宣称自己与鸦片贸易脱离关系。东印度公司退居幕后，继续操纵向中国进攻的鸦片战。港脚商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疯狂地进行走私活动。港脚商作为鸦片推销员与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沆瀣一气，共同经营着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毒品走私贸易。

　　从1796年清廷宣布禁止鸦片入口，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贸易垄断权这38年间的鸦片走私，以其走私方法和地点的不同，可以1821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鸦片囤积地点在澳门，后一阶段鸦片储存在伶仃洋的趸船上。

　　第一阶段开始时，由于两广总督觉罗吉庆认真执行禁毒上谕，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的鸦片船不能直接停靠广州，迫切需要一个不受清廷控制的而又紧靠中国大陆的鸦片集散中心，很快他们就发现澳门是最为理想的地点。澳门，这块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东方殖民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之前，就曾是鸦片交易的重要场地。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之后，澳门的鸦片交易虽不兴旺，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东印度公司想把澳门变成对华鸦片批发中心，就必须同葡萄牙人进行交涉，付出一定代价。通过一阵肮脏的谈判，英国的鸦片贩子与葡萄牙人勾结起来，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葡政府允许英船运鸦片入澳门，每年五千箱......英公司须每年纳交澳门海关十万两(银)"。澳门因此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市场和存储站。为了解决鸦片顺利进入中国大陆问题，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的代表共同讨论决定，从每箱鸦片价值中抽取洋钱(西班牙银元)40元，作为"贪污基金"，专门向清朝海防官员行贿，以保证鸦片走私渠道的畅通。当时，在中国的鸦片贩子中也出现了一种"捐派"办法。所谓"捐派"，就是按照每箱鸦片的价值抽收一定比例的钱，按期呈交地方长官，以换取其对鸦片走私活动的默认。经过东印度公司和中国鸦片走私贩的轮番糖弹攻击，中国沿海官员的眼睛全部闭了起来，鸦片箱几乎可以在缉私艇水师官兵面前公开地抬上抬下，鸦片在广州的销售几乎毫无困难。

　　然而，过了不久，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的澳门参事会之间，因为争夺鸦片贸易的暴利出现了一次纠纷。1805年(嘉庆十年)，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利用占据澳门地利的方便，加入了鸦片走私者的行列。东印度公司在英籍港脚商的要求下，对前往加尔各答批发鸦片的葡萄牙商船课以重税。葡萄牙澳门当局得悉这一消息，为了报复东印度公司，便宣布拒绝非葡萄牙的鸦片船靠岸。但这种冲突在以后十年间未发展到决裂的程度，双方经过谈判妥协，继续维持着澳门作为鸦片囤积地的局面。

　　四、虚张声势的禁烟措施

　　1807年(嘉庆十二年)，粤海关新任监督到达广州后，立即向行商们发布了一道语气比较强硬的训令。这道训令的主要内容是：海关属员应当严查鸦片走私贩运；外国船只入口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才能起货上岸；行商奉到此令后，必须迅速通知各国商人，不准再运鸦片；如果违犯禁令，不仅要把全部鸦片没收归官，还要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和中国保商。1809年(嘉庆十四年)，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兼理粤海关关务，也发布了一道命令，认为从前禁止鸦片输入失败，主要是行商贪利与夷人勾结，通风报信，"官吏上下串通"，营私舞弊造成的。"何以此辈明知该船载有鸦片，但仍以查究消息告知，而隐庇外人将其私行运入?是以外洋船只未驶入本口之前，即将鸦片起出，并分由小路运入，偷越关卡而运入内地。而不轨之徒，则往来买卖，以致祸害蔓延广阔，不知伊于胡底。近来似乎所有官吏上下串通，私行售卖鸦片"。这道通令认为毒品的泛滥一是由于行商与外国鸦片贩子勾结所致；二是官吏上下串通，对于毒品走私受贿放纵。已知症结所在。当时，广东地方官员以放纵鸦片走私为贪污受贿的重要财源，发布禁令的目的在于索贿，只要足够的贿金到手，便会敷衍了事。中外鸦片贩子熟知此种弊端，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贪污基金"和"捐派"的一定数额的银元送给新来的官老爷，依旧猖狂贩运，而无丝毫顾忌。1811年，东印度公司的航务长向公司报告说："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这样的禁烟方法，这样的行政长官，只能大大助长鸦片走私贩的气焰，只能导致鸦片走私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嘉庆皇帝不能说不够重视。自登位以后，他一边指挥军队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一边密切注视着日益蔓延的鸦片烟毒。禁止鸦片贩运的命令发了一道又一道，可是鸦片输入屡禁不止，走私贩运反而更加猖獗，入口数量日益激增，吸食鸦片风气越传越广。有的鸦片贩子甚至将鸦片带到京城进行兜售。京城清查的结果表明，不仅发现一批外官子弟染上了烟霞癖，而且在皇宫内揭发出多起侍卫官、太监吸食鸦片案例。这件事引起清廷关注，不得不在官员中开展讨论。有的官员认为，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在于吸食人数众多，需求量大，供不应求，走私贩运可以获取暴利，不法分子因此铤而走险。只有制订新的条例，禁止吸食，才能制止恶习传染。刑部为此专门制订了买食鸦片烟分别治罪条例，规定："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枷号一月。"1813年8月(嘉庆十八年七月)的上谕说："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均照所议办理。近日侍卫官员中，朕风闻即有违禁买食者，姑因事未发觉，免其查究。若不知悛改，将来或经举发，即照新例惩办，不能宽贷。"

　　这道禁令与以前有关鸦片的禁令相比，除了重申惩治贩运者外，新增了惩治吸食者的条例。这是中国法令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在禁毒史上具有创始的意义。

　　嘉庆皇帝的上谕还分析了禁毒失败的原因，说："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④。"于此可见，嘉庆帝对于地方官弁和海关监督阳奉阴违的禁毒行为是了解的，但对这些亲信没有给予任何严厉处分，仅仅要求各省督抚对于海关监督以后的行为注意查参。在官官相护的腐败政治体制之下，这实际是官样文章，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1815年，这位讲求"宽容"的皇帝又下令宽免查禁鸦片不力官员的处分。皇帝对于查禁鸦片不力的官员姑息养奸，势必贻患无穷。

　　1815年，在嘉庆帝的督促下，两广总督蒋攸锯负责制订了一个《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西洋商船到达澳门，必须经过检查，证明确无鸦片才能卸货；如商船载有鸦片，不准贸易，立即驱逐。这个章程被批准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执行，蒋攸锸便离职而去。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阮元新任两广总督。他是一位出生于江苏扬州，长期在东南沿海省区任职，密切注视祖国海防安危的经世派学者。阮元一到任，就连续上奏，强调要"预防夷患"，以为英国"船坚炮利，技长于水短于陆"，"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1820年，他通过粤海关监督和公行向外国商人首领发布了一道训令。指出，自嘉庆二十年查禁鸦片章程颁布到现在已经五年，抵达澳门的外国商船中仍有奸商偷载鸦片，要求葡澳当局认真搜查。同时指出，黄埔附近的江面上仍有伪装的鸦片船只停泊，负责缉私的官吏必须严行搜捕。"行商当通知住在广东或澳门之外国首领，严守天朝法令，不准偷运鸦片。倘敢违法，发现以后必被驱逐，不准贸易。保商也必受罚"。尔后，阮元又增派缉私船只，加强海防巡逻，修筑虎门炮台，严阵以待。

　　阮元查禁鸦片的行动最初没有引起外国鸦片贩子的足够重视。他们认为这位总督同历任总督一样，不过是虚张声势，待到"贿赂基金"送到手中，就会默认鸦片继续走私。不料，这次他们的算盘打错了。1821年7月，中国有16个鸦片贩子在澳门先后被捕，外国鸦片贩子对于中国缉私官的情报准确感到十分吃惊，立即引起一阵恐慌。在澳门被捕的这16个鸦片贩子中，有一个名叫阿徐的人泄露了鸦片走私的秘密，详细交待了各级官员受贿的情况。这一案件牵涉到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别名伍崇曜)，总督阮元便以徇隐外船夹带鸦片之罪，请旨摘去其三品顶戴。9月，阮元向英国、葡萄牙等国的鸦片贩子们发出了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警告书，要求所有外商遵守天朝的鸦片禁令。11月，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Matheson，James wi11iam，1796-1878)的"米罗普号"(Merope，又名吃船)、"胡兰号"(又名喧咂船)、"犹金尼号"和美国的"爱米雷号"(Emily，又名噫畹呛船)等四艘鸦片走私船被查获。阮元立即命令水师官员捕获了澳门鸦片囤户叶恒树，同时勒令四艘外国鸦片船主如数交清罚款后，立即离开中国，以后不得再次来华。"1820--1822年，中国官员查禁鸦片走私贩的行动也波及到澳门，当官员缉拿最严厉的时候，除非将鸦片包装得像是它种货物，无法将一箱鸦片从一所房子搬运到另一所"。黄埔附近的江面上，鸦片走私船由于广东水师的查缉而无法停泊，澳门的鸦片市场由于严厉搜查也被迫关闭。

　　阮元领导的这次查禁鸦片行动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1821年(道光元年)，御史尹佩菜上奏批评广东地方官员查禁鸦片不力，"一由于地方官之不认真查拿，或差一二武弁巡查，徒为该弁肥囊之计；一由于粤海关之包税，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将烟雇载渔船先行寄顿，然后查船"。道光帝得悉这种情况，当即谕令两广总督严厉追查。谕令说："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商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总在有犯必惩，慎勿日久生懈，仍归具文。"接着，又密令阮元秘密查访粤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鸦片税情事，指示说："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

　　据实奏闻。务期洋船出入积弊革除，以清关隘，而裕民生。"连皇宫派出的亲信监督也令阮元秘密查访，表示了道光帝对阮元的高度信任。这两道上谕表达了道光帝禁毒的决心，对于阮元在广东的查禁行动是一种有力支持。

　　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不甘心停止其罪恶活动，面对阮元积．极查禁鸦片的行动，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干扰、破坏。他们首先是反对中国水师的搜船行动。由于查禁鸦片章程明确规定，外国船只停泊澳门，必须经过查验，证明该船确无鸦片，方准起货上岸。中国官员开始奉命执行任务。东印度公司及其鸦片商贩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藐视中国主权，蛮横拒绝中国官吏的搜查。公开的理由是，"为保持其国家之尊严及公司之利益，凡悬挂英国国旗之船，必须拒绝搜查"。实际则是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破坏中国的禁令。其次是反对向中国官员出具无鸦片甘结。1821年，清政府重申禁令，要求"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中国行商因担心受到牵连，要求外国船只先具甘结，否则，不予作保。对此，东印度公司不但不予合作，而且还以取消特许证威胁愿意具结的合法贸易散商，要求与他们的行动保持一致。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坚决拒绝出具并无鸦片甘结(即誓书)，主要是担心，"假如一旦实行，显然行商由于在鸦片贸易中无何种利益，将用各种可能的方法阻止它运入黄埔"。这里一语道破了他们拒绝甘结的天机，根本不是违犯了什么国际商业惯例，而是中国有效制止毒品走私。所以，他们发誓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抗拒。

　　东印度公司的这种蛮横态度激怒了两广总督阮元，澳门和黄埔很快被缉私船封锁了，载运鸦片的船只被成功地逐出了珠江。这是阮元领导的查禁鸦片走私行动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这些鸦片走私船驶出珠江后，并不甘心其失败，他们把鸦片走私船停泊在伶仃洋上公开进行鸦片走私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阮元没有认识到伶仃洋鸦片走私的巨大危害性，没有对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趸船进一步采取有效制止措施，致使鸦片走私在伶仃洋上很快形成了新的走私方法，走私毒品更加猖獗。尽管他于1826年被调任云贵总督，但对于粤督任期的后半段查禁鸦片不力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

　　1821年，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的三条鸦片走私船被阮元逐出了珠江。这名鸦片走私暴发户不肯放弃其罪恶的勾当，洗心革面。他的船只被迫驶出了珠江，但是一经驶出虎门之外，便在该河口的伶仃岛下抛了锚，等待鸦片走私的新时机。不久，其它被逐出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船亦麇集在这里，伶仃洋由此成为新的鸦片囤积地。伶仃洋的毒品走私同以前在黄埔的方法近似，但比以前更自由、更便利、更少风险，因此更加猖獗。伶仃洋这个新的鸦片集散地，当时贩运鸦片的主要方法是，首先在伶仃岛附近的水域上停泊一些经过武装的浮动的废旧海船，用以贮存从印度运来的鸦片，供应中国的鸦片贩子前来提货。这些船只的作用与停泊在码头附近的趸船很近似，因而被称为鸦片趸船。通常在它的旁边配备有武装船只，用以抵抗清军的查缉和防止海盗的突然袭击。伶仃洋因此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外国鸦片贩子勾结广州的不法分子，以开设普通商店为名，暗中为外国鸦片贩子招徕客户，批发鸦片。这种黑店被当地人称为"大窑口"，在广州这样的大窑口有数十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营小量批发业务和直接向吸食者提供鸦片的小批发商。这些小店被称为"小窑口"。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子在大窑口看过样品，交纳现款后，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然后到趸船上提货。有时是中国鸦片贩子先向大窑口交纳"定钱"(一般是每箱50一100元)，然后带着货单到伶仃洋的趸船上缴付差额，而后提货。在鸦片趸船上，总是先把鸦片从箱中取出，分散包在大小不同的席包中。提出的鸦片通常由专门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买主事先约定的秘密地点。包揽运送鸦片的快船被广东人称之为"快蟹"或"扒龙"。这种快船一般由50一70名水手划桨。"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逃脱"。或者夺路强行通过，或者行贿买路驶入内河，这些事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并且往往是在巡逻船只附近大摇大摆地通过的。这种情况尤其在两广总督阮元离任后，更是明火执仗地进行。1826年到任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除了到任时发布了一通禁止鸦片走私的布告外，并未采取实际措施制止鸦片走私。据时人揭发，总督李鸿宾设巡船，每月受规银36000两，听任鸦片走私入口。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鸦片走私公开化，又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正常的贸易也可能演变为大规模走私，这一点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看到了。他们说："假如中国政府不采取比当前的表现更有效的办法去制止走私的扩展，则本口岸的散商贸易就可能全部变为非法买卖。因为很多海关官吏，他们的工作本来是制止走私的，但常有代理商用他们的工具进行走私。"负有缉私责任的海关官吏，却为走私毒品者提供走私工具和便利，如此腐败行为，鸦片走私是无法制止的。

　　由于鸦片买卖是在黑市上用现钱交易，比外国商人推销合法商品困难少得多(其它合法商品贸易必须以赊帐的方法，卖给保商，拿到现钱的周期很长)。这为鸦片走私者备办回头货物提供了便当。因此又有许多商人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走私贸易空前兴旺。1821--1828年，每年鸦片的平均走私数量为9708箱，比1811-1820年平均每年走私的4494箱提高了一倍多。即使如此，也不能全部处理从印度运来的大量鸦片。一些大鸦片贩子试图开辟新的鸦片市场，进一步扩大鸦片销路，决定派船到东海冒险。

　　为了开辟新的鸦片市场以满足更大的嗜金欲，富于冒险性的马地臣于1823年6月乘坐悬挂西班牙国旗的"圣西巴斯提恩号"鸦片船到福建沿海兜售毒品。这次走私探险尽管不很顺利，马地臣仍不气馁。他说："106天辛苦的结果很小，但是前途的展望，却足可鼓励我们再作一次冒险。"第二次的冒险尝试看来比较成功，走私收入高达132000元。随后几次走私尝试也很成功，在伶仃洋上已经停泊了三年的"米罗普号"也加入了东海走私活动。如蚁附膻，其他鸦片贩子闻到新的血腥味道，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葡萄牙人的"康司提图秀号"，英国的"犹金尼号"、"詹姆西牙号"等，都满载着鸦片蜂拥驶到东海。由于竞争的鸦片船过多，很快引起福建地方官员的注意，"常常发生很严重的干扰"，时机不利，鸦片贩子被迫暂时停止了在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

　　1828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胁迫、利诱下，印度农民种植罂粟面积进一步扩大，鸦片生产量增大，输入中国的毒品数量急剧增加。由于主要鸦片市场限于广州附近，供大于求，价格一度大幅度下跌。外国鸦片贩子认为是由中国的鸦片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所致。他们又想到东海、渤海去寻找新的市场。这时，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港脚贸易的头目查顿(Wi11iam Jardine，1784-1843)与马地臣合伙组建了"查顿一马地臣公司"，成为广州最有实力的经营鸦片走私生意的洋行。他们俩野心勃勃，以重金聘请普鲁士在华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 Karl FriedrichAugust，1803--1851)为翻译，租赁了"气仙号"飞剪船，装上鸦片驶往上海和天津。"气仙号"出航不久，"詹姆西亚号"即驶往福州，"约翰比加尔号"驶往泉州。在福州和泉州的冒险很成功，每箱鸦片的售价比在广州高一百元。查顿因此认为这是将沿海贸易作为一种正规办法的时候了。为了达到目的，自然需要更多的快船，所以这家洋行便着手组建一支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组成的船队，他们先后购买了"壮士号"、"马叶斯夫人号"、"杨格少校号"和"小神仙号"各船。查顿当时谈了组建这支大规模鸦片走私船队的目的。他说："我们的想法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满期以后，各类投机商人单单为了划汇，而不是为利润，似乎就要大量经营鸦片贸易。如果不大规模地经营，并且常常比我们的同行消息更灵通，从而站在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值得再按旧有的计划行事了。"查顿已经看准了机会，要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满期之后，在自由竞争的鸦片市场上成为最大的贩毒集团，成为牢固的优胜者，所以把赌注押在建立一支新型船队和进行东海走私活动上。难怪人们称其为无孔不入的"铁头老鼠"。结果，新的鸦片市场开辟了，鸦片销路进一步扩大了，新的瘾君子大批增加了，中国的鸦片流毒更重了。

　　六、鸦片走私数量与价值

　　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生产前一年，即1772年，以葡萄牙人为主的鸦片商已将输入中国的鸦片提高到1000箱左右。177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努力扩大对华鸦片输入，鸦片进口数量不断增加。80年代中期每年平均达到2000箱，90年代中期达到每年4000箱，个别年度甚至超过6000箱。1773-1795年，日益增加的鸦片其主要用途不是作为珍贵的药材，而是化为烟雾被瘾君子消费掉的。尽管如此，由于清政府尚未取缔鸦片关税，禁止所有鸦片输入，我们不必怀着强烈的义愤谴责东印度公司输送鸦片的行为。但自1796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不顾中国政府的一道道禁令，想尽种种办法向中国偷运鸦片，甚至不惜凭借武装强行向中国走私毒品，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从1796-1834年，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回答。因为这种贸易毕竟属于走私性质，"因此不可能有绝对可靠的数字"。马士根据不同方面提供的资料，编制了一份统计表，分别载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两书中。多少年来，人们谈论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时，多以此为根据。事实上，这个统计还不够准确。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马士的统计数字限于官方公开公布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经销的部分(包括极少量由公司商船代运的美国人经营的土耳其鸦片)，对于英印散商不经公司而走私出境的鸦片(UP没有商标的鸦片)没有统计在内。另外，向中国输入鸦片的不但有英国、印度人，而且有美国、葡萄牙、荷兰、丹麦、西班牙、比利时、瑞典、普鲁士和俄国人。马士的统计表中显然对这些国家输入的鸦片缺乏明确说明。

　　第二，在马士的统计表中明显有缺项。如前所述，19世纪初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除了波斯、土耳其鸦片外，单是印度鸦片就有四种：产于孟加拉的有公班土和喇班土两种，出口地点是加尔各答，这两种鸦片因产地缘故，又称孟加拉鸦片。产于麻洼的有红皮土和白皮土两种，红皮土大部分被东印度公司收买，由孟买拍卖出口，又称孟买鸦片；产于麻洼的白皮土是一种次等品，自1813年葡萄牙人将其运往中国，引起英国人的不满，到1834年以前主要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由达曼出口，故称达曼土。马士的表中显然缺少达曼土这一项。

　　刘鉴唐同志根据《英国对华贸易与中国门户开放》(The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一书所披露的查顿一马地臣洋行经销鸦片的帐簿，密尔本的《东方贸易》以及其他中外文有关早期鸦片史的论述，对马士的统计表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现将本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和走私商的国别摘录列表如下：

　　从表中反映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810年，每年不超过5000箱；第二阶段到1821年，每年平均增加500一600箱，后5年增加幅度远远超过前6年；第三阶段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停废为止，每年平均递增1000箱左右。从1800--1834年的35年间，东印度公司走私输入的鸦片有324415箱，葡萄牙人走私输入76627箱，美国商人输入的有15313箱；法国商人输入的有6000箱，其它国商人输入的鸦片有10285箱，总计有432640箱。必须指出的是，鸦片走私自1796年开始，至1799年，每年平均走私约4000箱，四年共计16000箱。从1796-1834年，共输入鸦片448640箱。

　　由于鸦片走私的投机性和冒险性，鸦片的售价很不稳定。时而由于供给的鸦片过多，时而由于中国查缉走私卡断了供应渠道，时而由于鸦片贩子哄抬哄抢，常常出现暴跌暴涨。不仅各年度鸦片价格差异很大，就是在同一年度，由于走私地点与政治气候变化，鸦片的售价也有很大差异。加之鸦片贩子之间互相保密，封锁消息，想搞清鸦片的平均价格，比弄清其输入的数量更加困难。

　　在中国禁止鸦片输入的初期，即1800年前后，公班土在澳门的价格是每箱560一590元；1805年公班土的行市已高达1400元，而品质较差的白皮土"每箱很难卖到400元"①，喇班土的价格比公班土通常少卖100元左右，每箱售价为1300元，土耳其的金花土价格为1000元。1806年，鸦片市场出现了一次萧条，部分原因是查禁鸦片活动迫使中国鸦片贩子暂时收敛，鸦片需求减少；部分原因是海面上海盗活动增加，使鸦片在海面上的交易陷于停顿。各种鸦片价格都向下跌落，喇班土的售价降到1130元，还是卖不出去。在第二阶段，由于印度供应的白皮土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其他各种鸦片的售价。1817年公班土每箱价格为1300元，第二年跌到每箱840元，白皮土为680元，金花土为700元。1819年，鸦片贸易突然兴旺起来，鸦片像黄金一样，可以随时出手。公班土每箱售价为1170元，白皮土上升为730元，金花土为1000元。1820年，喇班土每箱售价1800元，还是供不应求，白皮土每箱为1320元。1821年，公班土的最高售价为每箱2500元，白皮土为1800元，金花土为1200元。这一年，由于阮元领导的禁烟活动很有成效，3月，公班土的售价每箱不足2000元，白皮土为1200元。然而到了8月，鸦片价格又暴涨至每箱2500元。暴涨的鸦片价格刺激了鸦片商的贪欲。但很快鸦片贸易又面临着崩溃。

　　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东印度公司的白皮土政策造成的。1815年以前，港脚商进口白皮土很少。由于外国鸦片贩子互相哄抬孟加拉鸦片价格，白皮土作为廉价的替代品吸引了许多小投机商。白皮土在中国售价较低，销售量增加很快。东印度公司最初对次等鸦片的销售不够重视，后来觉得应当参与白皮土市场。从1821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便用各种手段来控制白皮土的收购和运销。1822年，卖了4000箱白皮土，结果使走私输入的白皮土增加了一倍。白皮土供应量过多，导致价格下跌，其它各种鸦片价格也随之下跌。1823年6月，公班土跌到每箱1800元，白皮土为1120元，港脚商大吃苦头，齐声咒骂公司，认为公司收购白皮土是愚蠢的方案。1824年，公班土的价格进一步跌到1600元一箱，白皮土550元一箱。1828年，白皮土每箱售价是465元。1829年，每箱公班土的售价只有800元。1832年，略有回升，每箱公班土的售价为1000元，白皮土的售价约为500元。

　　由于鸦片走私价格极不稳定，经常出现暴涨暴跌，很难找到一个平均价格，推算出比较精确的输入鸦片总值。但为了分析东印度公司时期鸦片走私所犯下的罪行和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有必要对输入的鸦片价值进行概略估计。到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有关此时鸦片总值的估计有三种：一是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列举的1800--1815年鸦片成本与利润的估计和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列举的1815～1834年走私鸦片价值估计；二是李伯祥、蔡永贵等同志经过认真分析马士书中的资料来源，重新对1830--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做了推算，所得到的货值简表；三是刘鉴唐根据当年鸦片售价和走私鸦片箱数(包括已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推出来的数值。马士的统计有缺项，也有错误，是很明显的，但对他公布的1816年以前的数字，人们还提不出有力的否定证据，故应予保留。李伯祥等同志的考订非常谨慎，他们注意到了印度输出的鸦片不全是输入中国的问题，认为应当从中扣除当年运往东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大约5000箱左右的鸦片。然而他们似乎未曾发现马士的统计数字主要是转抄英国官方公开公布的东印度公司经销的部分，对于英印散商不经公司许可而私自购运的无公司商标的鸦片没有统计在内；未曾发现查顿一马地臣洋行帐簿中尚有一些数字未被统计上，所以不够全面。刘鉴唐同志的统计数字来源较多，在搜集资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不过，似乎也有疏漏的地方。譬如，自东印度公司销售的鸦片中应当扣除每年销往东方其他国家的5000箱鸦片问题；另如，"未公开"鸦片箱数与"已公开"鸦片箱数栏目的倒错问题以及估计数字偏大问题。因此，我们无法肯定哪一个统计和推算比较接近事实。此处存疑待考。而为了读者参考之便，现以刘鉴唐附表为主，补修若干项目，聊备读者思考。若以刘文推算估计，1800--1834年间的走私鸦片总值高达482093380元，接近5亿元，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罪恶掠夺!

　　七、鸦片走私与白银流向的改变

　　鸦片走私使清政府对外贸易受到了极大损害。"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鸦片大规模走私引起的中国白银外流，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由于封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优势地位。16世纪，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始发生接触，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尚处于初级阶段，东方的中国封建社会亦正在孕育新的生产关系。西方的精致的消费品运到中国的种类很多，但大多被视为"奇技淫巧"，销量十分有限。相反，中国的茶、丝、土布成为西方国家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因此，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维持着出超地位，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白银流进中国。一方面由于银矿不够丰富，一方面由于手工业开采技术落后，中国自身每年产银不多，不能满足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贸易出超所产生的白银内流，恰好对中国贵金属货币手段量的不足起了一定补充作用。内流的白银尽管还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社会经济的需要，然而犹如注入的血液，对于日渐发展的商品经济起着促进流通的作用。有人估计，1681-1833年的153年间，"输入中国的银元和银块纯额有7000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

　　但是，鸦片大量输入之后，扭转了白银的传统流向。中国白银外流量究竟有多大?何时由入超变为出超?这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人们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一种现钱交易，鸦片输入始于何时，便是白银外流之时；鸦片价值有多大，便是白银外流的绝对数额。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中外贸易各种货物相互抵消作用。颇为令人费解的是，现在仍有人沿袭这种错误。事实上观察白银流向和外流数额，应当同时注意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情况。也只有联系整个进出口情况，才能搞清白银流向的变化情况和白银外流量的大小。鸦片走私引起的白银外流是一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因为白银外流如同鸦片输入一样是不合法的，是被中国法律禁止的，所以不可能有系统的统计资料。目前看来，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从整个中外贸易的差额中寻找。马士认为，直到1830年，白银仍从国外流向中国，1831年以后才出现中国白银外溢。他说："从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年，一直到1817年的贸易，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并停留在那里；在1818到1830年期中，所知道的进口金银(主要是由美国输入的)为数已达60000000元，所知道的出口数额(全部是由英国船只运往印度的)约在40000000元之谱；从1831年以后，这种趋势转变了，进口减到很小的数量，而只能用增加运输金银的方法才可以使贸易平衡。"马克思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1830年以前，由于中国在贸易方面一直是出超的，所以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根据严中平等人的统计，中国对外合法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从中扣除每年鸦片透漏出去的白银数额，从1827年白银由入超才正式转变为出超，到了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越来越大。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约为3800万元。白银外流，30年代的外商是有目共睹的。1833年《中国差报》上有一位侵略分子以快慰的心情说："促致中国最后屈服，愿以合理的条件对待外国人，或许没有再比吸取其流通手段，使这个国家继续不断贫困化，更为简便的了。"这些资料，都一致反映出19世纪30年代初期，白银已开始大量流向国外，因此可以断言，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的转折时间。

　　19世纪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究竟有多大?有的估计在这十年间，平均每年白银外流1000万两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3000万两。许乃济认为鸦片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黄爵滋说鸦片"岁漏银二千余万两"，"或三千万两之多"。许、黄二人的奏折是将鸦片价值作为白银外流数字的，显然不是白银外流的实际数据。对此，马士说："清帝政府之所以要禁止鸦片贸易，除开高尚的道德立场以外，还根据一个事实，即为了偿付鸦片以致纹银流出国外，在1830--1839年的十年中，每年达到一千万两。而这一事实，即纹银因此外流的事实，是在历史中为一般人所普遍承认的，但是这一纹银出口确在一千万两以上(这不是事实)，这不能说，出入相抵之后，净出口就是这些。"

　　严中平先生所说的白银外流"似乎也决不在一千万两以下"，其主要根据已不是鸦片的绝对值。他说："鸦片走私最猖獗的1833--1834年至1838--1839年这六个年度里，平均每年出超达4281033两"；"白银的对印出超，只是中国白银流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看为最低限。实际广州这时对欧美或亚洲其他地区一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白银出超的"。严先生的后一推论，除了新加坡地区有微小的数字可查外，别无其它可供参考的资料以资证明，不足为据。对于上述情况，李伯祥等同志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认真考察，否定了1830年--1839年这10年每年漏银超过1000万两的说法，认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约七八百万元(合银五六百万两)，比较符合事实。这里笔者还可以提供一份1830--1834年白银外流数字的分析统计，补证30年代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不超过1000万两的说法。

　　在约翰·福浦斯的著作里公布了1830--1834年东印度公司和散商从中国运出的白银数字，并且作了这样的说明："输出的白银有西班牙银元、美国银元、纹银、南美银条，还有少量的银饼，系以前由美国商船自南美洲载运而来者。"这项统计(详见表4)具体说明了在30年代初期的白银外流量。

　　19世纪30年代，人们公认鸦片偷漏白银使流通手段量紧张造成了银贵钱贱。这一观点提出于嘉庆年间。包世臣说："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夫银币周流不息，何以近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这一观点在官方文书中正式提交出来是在1822年。御史黄中模说："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日广，耗财伤命，莫此为甚。"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的观点又为近代史家肯定，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

　　清代，在市场上充当主要交换媒介的货币是银两和制钱。按照理财家的设想，银两与制钱并用必定发生兑换关系，二者之间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最合适的比例是一两银子可以兑换到1000枚重量为一钱二分的制钱。超出和低于这个比例都是不正常的。从清初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一百多年间，银钱比价相对稳定，每两白银价钱800文左右。1765年以后，银价开始增昂，1790年每两银价突破1000文，出现了所谓的"银贵钱贱"问题。到嘉庆年间一度达到1300--1400文。此后银价继续增昂，到东印度公司取消特许状这一年(1833年)，每两银价涨到1500文左右。银价的大幅度上涨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震动，影响到清廷的财政收支，自然引起政治家、理财家的关注。

　　笔者认为，导致本时期银贵钱贱的原因极其复杂，在此不便深入讨论，这里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仅供参考。金属货币价值取决于生产其贵金属的劳动时间，同时受社会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取决于货币数量的简单变化。当时之所以出现银贵钱贱，既有钱的原因，又有银少的问题。就制钱来讲，一方面由于制钱自身减重变劣，一方面由于国际洋铜价格的下跌(由1765年前后每百斤铜价银十七两五钱，到嘉道之际跌至每百斤价银十二三两)。估计这两种因素造成的钱贱，至少对银钱比价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影响。就银贵而言，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加造成的。"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银则轻便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兑，散而见少，安得不贵"?"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非银莫为用"，是白银排挤制钱情形的最好写照。正当国内对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大时，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走私鸦片大量偷漏白银出境，使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矛盾，使银钱比价飞速上涨，遂使白银排挤制钱的运动成为一种病态，中断了中国货币向银本位正常发展的道路。

　　鸦片走私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害，而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政府却获得了巨额利润，财政收入直线上升。1774年鸦片专卖收入为270000卢比，1829年上升到20000000卢比，55年间增加了73倍。鸦片专卖收入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5％提高到12％。从1793年至1817年，在加尔各答一地拍卖鸦片的纯利润就高达110547580卢比，约合中国海关关平银31837701两。其逐年拍卖鸦片所得利润，大致如下表：

　　1817年以前的鸦片利润就如此之大，1817年以后的利润更大。由此可以想到鸦片生产贸易对印度经济生活的重要程度。"鸦片生产使土地价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这正像当时英国的一本小册子所描写的，"多年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了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了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差额情况的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因此，东印度公司就尽其力之所能来推广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对于英印政府如此重要，他们势必不肯放弃可耻的毒品贸易，必然以坚持扩大鸦片贸易为其掠夺政策的中心点。

　　八、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终止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鼓励，港脚贸易在广州迅速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很大发展。1834年以前，英国对华贸易的半数以上金额已经握在这些港脚商人手中。例如，1825--1826年英国输入中国的总货值为2120万英镑，其中1570万英镑已经属于散商名下。港脚贸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他们本身以美国伦敦汇票为基础的信用机构同样重要的发展，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不依赖公司。此后，在争夺垄断鸦片贸易利润等问题上造成了利益冲突。港脚商希望冲破公司的垄断，抱怨这种贸易是一种听命于人的贸易。并且对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政策不够坚决、强硬表示不满，希望对华鸦片走私贸易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显然是东印度公司所无法给予的，这是鸦片贩子们希望废除公司特许状的主要原因。1829年，孟买籍的44名港脚商，几乎全是印度的土财主和富商，曾联名呈请英印殖民当局，要求督促东印度公司改善"对华贸易条件"。1830年12月，又有47名英国籍港脚商共同签署请愿书，要求取消公司的垄断权。

　　不过，要求取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更主要的力量是曼彻斯特的工业资本家。英国工业资本家认为公司垄断权是扩大新市场的一种严重障碍，而新市场的扩充被视为工业扩张的必要条件。当1813年公司特许状换领新照时，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其他纺织业城市的资本家就纷纷呈递请愿书，要求"作为所有英国人民之天赋权利的商业自由"。1829年5月15日，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格、布里斯它尔、伯明翰、利兹和加尔各答的工商资本家的代表们集会于詹姆士街的劳顿饭店，一面运动国会议员，一面派代表谒见政府首脑人物，要求全面调查东方贸易，重新考虑商业政策。1830年2月24日，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各城市的工商代表举行大会，集体呼吁取消公司的特权。此后，这种集会持续不断举行，声势越来越大。1834年，英国工业资本家与港脚商人赢得了胜利。4月22日，根据英王威廉四世的敕令，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正式终止。公司垄断权的废除使鸦片贸易向英国私商完全开放，其它商人也可以自由入华贸易，进入金果园的大门敞开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时，已经养成了一支攻打广州城堡的"新的劲旅"。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鸦片贩子蜂拥来到中国，走私贸易更加猖獗。所以，马克思认为，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这既是旧的犯罪时代的结束，又是新的更大规模的犯罪时代的开端。

第三章 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1834--1839年)

　　不缴汝不能飞，不缴汝不能出。杀人者抵，杀亿万人者议遵何律?羁縻勿绝，敢舌其说!

　　纤悉不留，亦复何求?

　　鼓角哀，蛮首来，高冠兮长剑，面色作死灰，釜鱼笼鸟吁可哈。燃犀相逼知多少，万八千箱排日了。

　　羽檄催，关市开，郁林石压空船回。惊闻大臣又传令，罂粟香浓还未净。蠢尔西洋早倾听，巨浸茫茫独澳门，市舶先朝舶蠓镜。

　　--《缴阿荚蓉诗》，摘自谭莹《乐志堂诗集》

　　在鸦片流毒日益严重、白银外流日益严重情况下，面对鸦片造成的社会道德危机和财政危机，清廷君臣不得不认真思考解决危机的方案。有的主张弛禁鸦片，以物易物，缓解国家财政金融困难；有的主张以极刑对付中外鸦片贩子和吸食者。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在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道光帝决定自上而下地发动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这场禁烟运动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清廷对国际形势缺乏清醒的了解，对于紧叩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强盗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外交举措失当，顽固闭关自守，海防失修而不加认真整顿，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缺乏预感。决斗场上的失败是必然的。

　　一、形形色色的鸦片走私者

　　东印度公司失去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之后，"尝到了血的滋味"的英国商人以及其他国籍的欧洲人蜂拥来到东方，加入鸦片走私贩的行列。这些人中既有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又有工商界的巨富；既有富于冒险精神的新贵，又有握着权力的英国政府官员。他们一手拿着《圣经》和工业品，一手握着杀人的毒品，或者坐候在伶仃洋的鸦片趸船上，或者躲在广州的洋行内干着肮脏的勾当。从1833年开始，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撤退，广州的洋行像毒菌遇到潮湿的空气一样一个个地冒了出来，由1833年的66家迅速增加到1837年的156家。这些洋行几乎全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当时如果有一家不参加这种罪恶活动，就会受到其他鸦片贩子的公开嘲弄。在为数众多的英国洋行中，有几家最为臭名昭著的贩毒机构，它们是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和曼彻斯特商会。

　　怡和洋行是当时贩运鸦片最大的私人机构，1782年设立于广州，初为散商经营，行主屡有变更。1824年改名为莫尼克洋行，以贩运鸦片为主。1827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和查顿入伙。1832年因行主莫尼克回国，马地臣和查顿将其更名为"怡和洋行"，后以两人姓名为名，称为"查顿一马地臣公司"。这个最大的贩毒集团，为了走私的需要，1832年便决定建造一支由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到1836年就建成了这样一支性能良好的船队。

　　宝顺洋行是英商中仅次于怡和洋行的一家贩运鸦片的公司。这家洋行在1807年成立时称为"巴林洋行"，1811年鸦片贩子大卫荪加入，更名为"大卫荪洋行"。1813年，另一个与查顿齐名的大鸦片贩子颠地(Dent，Lance10t)加入，改名为"宝顺洋行"。为了扩大走私鸦片业务，增加贩运鸦片的速度和能力，从1833年开始，它也逐渐拥有了一支包括"水妖号"、"伊芒特号"和"戴雷尔号"等著名的快艇组成的大型鸦片走私船队。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在1836年成立时聚集了109家与中国、印度贸易有关的工商和金融界的巨头。协会主席拉本德是辉格党的一名议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鸦片贩子。副主席哈斯提也是一名鸦片商。

　　曼彻斯特商会是当初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最积极的工商业集团。他们来到中国后，一方面推销工业品，一方面积极参与鸦片走私活动。该会主席莫克维卡不仅委托怡和洋行替他们代销鸦片，还在广州专门开设莫克维卡公司经营鸦片生意。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贩毒集团外，还有那些早期从事港脚贸易的散商，这时也更加活跃起来。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手里，他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

　　美国人参与向中国走私贩运鸦片是比较早的。独立之后的美国因资金缺乏，需要资本积累，然而在对华贸易中，长期找不到在中国能够畅销的商品，只好运载大批金银补充贸易逆差。英国人从事鸦片走私牟取暴利，使美国人红了眼，跟着干了起来。鸦片走私利润因此成为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之一。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承认："早期对华贸易提供了一个积累起来，供迅速发展中的各州的迫切需要之用"的资金。这里的早期贸易包括向中国运送鸦片和从中国运出棉布。由于英国人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美国鸦片贩子只好借道土耳其和波斯向中国运送鸦片，到后来才挤进印度的鸦片市场。19世纪初，美国人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仅次于英国和葡萄牙。根据报关数字，从1806年到1834年的29年间，美国人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有8901箱。这个数字不包括运自印度和波斯的，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根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从1805年到1834年，美国人运到中国的鸦片至少有15313箱。1817年各国运到中国的鸦片共有12375箱，其中由美国人运到的就有2648箱。早期，美国人贩运鸦片通常要经过伪装，或与英国鸦片贩子勾结起来，把鸦片搬到悬挂英国旗帜的船只上运往中国；或将大批鸦片装入棺木，冒充船上水手尸体，蒙骗中国海关人员，抬到洋行的货栈里发售。例如，1815年，一艘藏着鸦片的美国小帆船驶到广州，它的上面装着茶叶、食糖和大米，船底则藏着鸦片。当广东水师兵弁登船检查时，领事官员威里各(B．C．wilcocks)使用巧妙方法逃避了检查。原来这批鸦片的主人便是领事本人。1828年，美国的鸦片走私船"蔷薇号"(Rose)装载着300箱鸦片到东海冒险，遇到南澳水师兵弁的盘查，他们便以贿赂手段，购买到在水师船只监视范围内，停靠在沙滩上将鸦片公开销售出去的便利。

　　1818年，美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成立了罗斯尔公司(俗称"老旗昌")。1825年前后，该公司改组为旗昌洋行。这家洋行一方面推销美国和欧洲的商品，采购中国的茶、丝、土布；一方面走私鸦片。它与广州十三行的伍浩官关系十分密切，业务发展十分迅速。30年代，为了在鸦片市场上取得优势，美国人专门研制了鸦片飞剪船。飞剪船有这样二个特点："第一，这类船只必须建造得比其他任何船只的速度都快，这一点确实做到了。第二，这类船只一律装以重武器，以'羚羊号'为例，每侧都装有两门炮，另外在船当中还有一尊旧式海军炮，主桅四角的架子上，层层叠叠排列着一些攻入敌船时用的长矛，后甲板上的大军械柜里则装满手枪和朴刀"。很明显，这种飞剪船是专门用于武装走私的。旗昌洋行拥有许多只这类飞剪船，诸如"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羚羊号"、"安格洛纳号"与"马泽帕号"等，使这家洋行成为在所有外国洋行中仅次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第三大鸦片走私集团。旗昌洋行是19世纪美国在华最大的企业机构，以鸦片贸易利润为其资本原始积累，"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随着美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量的激增，中美贸易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美国出产的能与中国相交换的商品不多，在大量运送鸦片之前，它不得不带上足够的白银来换取中国的商品。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输入中国的现银愈来愈少。这种变化说明鸦片贸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821-1830年间，入超为17477013元，1831--1840年间入超增至48474020元。美国商人并未再将白银运华，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来支付这巨大的入超数字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将同样价值的鸦片运入中国"。英美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彼此之间是有矛盾的。印度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下，美国人不能分享，因此愤愤不平。而美国鸦片贩子从土耳其大量采购鸦片，又使英国烟贩深深嫉妒。1801年，东印度公司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美国鸦片贩子的活动。1821年，美国烟贩挤入印度鸦片市场后，它们互相抱怨，互相排挤，矛盾时有发生。但在对待中国政府的禁烟法令上，他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自然是由其利益一致所决定的。

　　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废止以后，英国政府开始直接处理对华贸易问题，外交部代替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驻华商务监督代替了公司原来设在广州的理事会。1833年12月，英国贵族、上院议员、皇家海军大佐律劳卑(wi11iam John Napier，1786--1834)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商务监督。1834年7月，他乘坐军舰抵达澳门。从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的训令中，可以看出律劳卑负有三项使命：其一是推广英国的在华贸易，开辟新的商埠；其二是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块可以作为海军基地的地方，一旦发生敌对行动，可供海军使用；其三是"不要干涉和阻扰鸦片走私"。换句话说是继续对罪恶的鸦片贸易表示沉默，实际是纵容和鼓励这种活动。7月下旬，律劳卑一到中国便与大鸦片贩子查顿和马地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寄居在查顿家中。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监督的任命发表后，在华的英国鸦片贩子之间立即"引起了激动"。查顿听说之后，在给他的英国朋友的信件中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当律劳卑的策略导致中国封禁英国贸易，引起许多英国商人表示不满时，又是查顿写了许多信件表示支持律劳卑政策。另一位大鸦片贩子马地臣也认为律劳卑在华的武装挑衅行为非常正确，"使中国方面已经得到了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由此可以想见，律劳卑出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目的及其所干的罪恶勾当。

　　律劳卑到达广州后，故意违犯中国海关惯例，拒绝与公行的行商接头，直接投信要求面晤两广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认为外国人直接投递书信不合以往惯例，拒绝接收，并先后四次派行商面见律劳卑，向他解释广州中外贸易章程，告知其外国文书惯例应由行商代递，并询问其来华目的和要求。律劳卑拒绝回答行商的询问，不让行商代递文书，声称自己不是以往公司的"大班"，而是英国国王陛下特命的商务官员，坚持要与两广总督直接交涉。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既没有发给律劳卑一件凭证，也没有将任命律劳卑一事通知清政府和广东当局。卢坤指出，律劳卑"在该国是商是官，本部堂无从查悉，亦未接有该国王咨文"。因而无法证明其身份。尽管如此，卢坤还是派遣广州知府面询律劳卑来华目的，是否照旧贸易?"兵船二只何以久泊外洋不行回国"?律劳卑态度蛮横，拒绝回答询问，因而谈判破裂。8月26日，律劳卑散发中文通告，不顾外交礼节指责清朝官员"固执不明"，声称英国商人在中国贸易这一要求"定必勉求得之"。就是说，英国要把它的经济力量扩张到中国，并且要强行达到目的。当两广总督卢坤以停止贸易的"封舱"方法相抵制时，律劳卑便用大炮来威胁。9月7日，英国的两只军舰闯进海口，一路轰击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等清军炮台，于9月11日强行驶入黄埔。

　　这种狂妄的战争恫吓激怒了中国军民。水师的船只动员起来，1000名陆军官兵奉令据险守卫抗击，并包围了英国的商馆。广州的市民贴出了揭贴，强烈谴责英夷的蛮横和刁猾。大街上群情激昂，十百成群。当时英军在广州附近的海面只有两艘军舰300余名士兵，不允许律劳卑采取大规模的侵略行动。面对已经动员起来的中国军民，他只好请求英商出面说项，退返澳门，不久病死。

　　继任的德庇时(Davis，John Francis 1795-1890)和罗宾臣(Robinson，George Best)，根据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决定暂时采取"沉默政策"(The Quiescent policy)。这个政策的特点是，暂时放弃与清政府的直接谈判，保持以往的贸易关系，继续扩大鸦片走私。罗宾臣执行这项政策最为积极。在罗宾臣就任商务监督以前，自伶仃洋开往广州的英船，通常先到澳门向驻在该地的英国监督领取货单，这种方法使经营鸦片走私贸易的贩子感到很不方便。为了便利英国商人走私贩毒，罗宾臣于1835年11月干脆把自己的办公室移到伶仃洋上停泊的"路易莎号"(10uisa)船上。从此，鸦片走私更为方便，更加猖獗。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都是鸦片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鸦片使者。

　　二、猖獗的武装走私

　　1834年，摆脱了东印度公司控制的鸦片贸易直接以英国政府为后台老板，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在伶仃岛附近停靠的鸦片趸船，不仅摆脱了葡澳当局的控制，而且避免了广州中国官商向他们索取的"陋规"，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很快由最初的几艘，发展到后来的二三十艘，储存的鸦片高达20000箱，成为当刚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仓库。伶仃洋鸦片走私时期的走私方法也确新的变化，由原来内河的隐蔽偷运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贩运。除了继续向广州的大窑口提供充足的鸦片之外，还扩展了沿海鸦片走私的市场。由于各大贩毒集团先后装备了美国人发明的酝备精良武器的飞剪船，他们疯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根本不把中国缉私的水师船放在眼里。他们到处耀武扬威，时而在走私船上张起旗帜鸣炮示威，"以引起满大人对他们来到的注意"；时而击毁敢于拦阻他们航道的水师船只，或命令靠近他们的中国巡船立刻驶离。1835年4月，英国鸦片贩子以水师船只离它太近，感到不自在为理由，竟派出武装水手登上一艘中国巡船，抢走了船上全部大小武器。然后又登上另一艘巡船，把船上的武器全部投入大海。本来应该是中国水师扣押、惩办鸦片走私船，在这里却变成了走私者侮辱、轰走中国水师的巡船，人间正义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同样，美国的鸦片走私船碰到中国的巡船，也是横冲直撞，"决不改变航路～。可见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达到了何种程度!在走私的英国鸦片船队中，除了飞剪船之外，有时还有海军兵舰游弋在附近，保护着这种可耻的毒品走私。

　　前面已经说过，伶仃洋鸦片走私初期主要是通过广州大窑日的发货票，鸦片商贩直接到趸船上交票领货。随着鸦片武装走私的日益猖獗，美国的鸦片贩子开始把鸦片公开送到广州，交给货主。这些活动差不多就是在广州中国官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他们出售鸦片时同政府官吏直接打的交道，并不比出售英国哆哕呢和美国水银时更多"。"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形愈演愈烈，不久就有大批外国船只，或由外人控制的船只以客船的姿态出现；在虎门外面有五十艘30吨到300吨的大型船，在内河里也有30艘，或者更多一些，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池，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

　　猖狂的鸦片走私，使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1835年输入的各类鸦片有34700箱，比东印度公司尚未取消鸦片垄断权的1834年增加了12515箱。1836年继续保持激增势头，1839年增至50350箱。从1835年到1839年每年平均递增5000箱，五年累计为205299箱(详见表6)。

　　江南名士吴兰修记载，1834年公班土每箱售价约800元，白皮土约600元，平均价格为700元。1835--183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是这两种，若以平均售价700元推算，总价值有143709300元。这个数字加上1800--1834年鸦片走私价值(估计总价值472493389元)，合计有61620万元。有人估计1800-1839年，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三至四亿银元"。可以说毫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笔多么巨大的罪恶掠夺1835--1839年间，外国鸦片输入数量激增，固然主要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武装贩运的猖獗，同时也由于中国政治腐败。海关关员及缉私水师官兵收受贿赂，纵容支持内地鸦片贩子采取各种手段将鸦片大批运入内地省区，使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鸦片需求量日益增大。这一时期，在广州、厦门等城市除了设立有推销鸦片的大大小小的窑口外，还出现了许多向内地贩销鸦片的团伙。他们成群结伙，包销包运鸦片。"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至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一。有的鸦片走私贩子甚至敢于聚众抗官。《黄赞汤自纂年谱》记载，江西抚州等处鸦片烟贩成群结伙，包送鸦片，"经过州县，目睹凶顽，莫可如何。缘此辈横暴成性，利之所在，罔恤身家。且声气相通，稍有衅端，一呼百喏，蜂屯蚁聚，恃众抗官"。《裕泰年谱》载1839年一次拿获的内地烟贩就有40名。有的鸦片贩子包揽一省或数省的鸦片生意，有的包揽一县、一乡、一邑。1838年的上海，因处于海口地位，成为鸦片走私的发散地。"上海县地方滨临海日，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书信)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福建的鸦片贩运和销售通常掌握在豪强大族手中。他们往往利用宗族势力控制鸦片贩销。"以泉州言之，如衙日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素皆恃鸦片为生业。夷船一到，彼此则盈千累万交水师哨船代为交易。其运送各处销售，或由惠安、洛阳、陈三坝、晋江、河市送至仙游地面发卖，或由南安、埔头、小罗溪等处，送至永春、龙溪交界地面，再用大船载至延、建地方销卖"。当地著名的鸦片贩子施侠，家住晋江县衙口乡，负山临海，村多丁壮，"勾引夷船，泊衙口沙岗，招接各乡奸贩，包买包送，抽取用钱，修浚码头，搭盖囤土寮屋，俨同行店，奸贩趋之者有如归市。实为历来及它省之所无"。1837年，清政府派人查获此案，"获巨奸大贩及包庇之贡监生员、得贿之丁胥共五十余人"。由此可以想见，内地鸦片团伙藐视清廷禁令，明目张胆贩运毒品到了何等猖狂的程度!

　　广州的大窑口这时开始雇佣大批的镖客将鸦片运往内地，交给出了高价的买主。"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广州的大鸦片贩子专门向各海口城市运送大批鸦片，每当夷船运鸦片至黄埔和老万山等处，他们按时接运，再将鸦片海运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东北各海口。各海口又有专门收囤转贩之户，再分送内地城镇。这种包买、包送和包销的鸦片走私方法，在1834年以前是没有的。

　　三、泛滥全国的烟毒

　　嘉庆、道光年问吸食鸦片的方法已不同于乾隆中期以前，原来盛行于福建沿海的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已被由广东逐渐传开的单纯吸食鸦片方法所代替。由于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盛行，已有一整套吸食鸦片烟工具供应瘾君子。"日枪，上有斗，吸时装膏于斗之小孔。枪，即筒也(一般为竹管)。日盘，吸时置杂件者也。杂件甚夥，有蘸膏之签，有燃火之灯，有盛膏之盒。盘之质，或白铜，或彩瓷，或以雕漆，或以红木。盘之式或长方，或椭圆，或梅花。有夹煤之镊，有盛水之壶，有阁签之架，有挖灰之钩。日箱，不吸时储杂件者也。此外，又有所谓通条者，至膏塞枪时，用以通之者也"。制造鸦片烟具成为一种讲求工艺的副业，技术日益精工。"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来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者，以宜兴为高。恐其屡烧易裂也，则口包以银锡，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矛戟锥刀，不一其状"。另外，已形成一种专供鸦片烟瘾君子消费毒品的场所，名日"鸦片烟馆"。烟馆通常由不法商人或地方富豪开设。他们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牟取暴利。有的鸦片烟馆即为地方官吏所开设。

　　随着可耻的鸦片走私愈演愈烈，鸦片像一股黑色的毒流，自南而北泛滥于全国。鸦片这种使人堕落的毒品，由于价值非常昂贵，最初吸食的人只是官僚、富商和纨祷子弟，后来地主、士绅以及依附于封建统治机构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幕友、书办、兵丁，另外，还有僧道、妓女等也吸食起来。他们竞相追逐鸦片，形成一种堕落的社会风气。早在乾隆末年，就有人惊叹广东吸食鸦片之众，说："近日四民中，唯农民不尝其味。"这是说，除了农民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包括手工工人、小商小贩、车夫轿夫、水手等劳动者在内受到毒害的人很多。此后，这股毒流由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向内地迅速蔓延，"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与火烟相等，耗财伤人，日甚一日。"1807年，鸦片贩子将这种毒品带到京师进行兜售，侍卫官与太监吸毒成风。1831年破获的一起吸食毒品案，一名太监供称，他吸食鸦片已有30余年的历史。1830年，鸦片烟毒已经扩散到了广大农村。为了满足农村吸食者的需要，浙江、云南、福建、广东、安徽、甘肃、湖南、四川等省已开始成片播种罂粟，生产鸦片。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制订查禁烟苗章程，规定：

　　"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例治罪"，"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

　　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鸦片烟毒已蔓延全国，"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鸦片烟毒不仅泛滥于内地18省，而且也扩散到东北和西北，就连遥处大西北的新疆"亦多传染"鸦片烟毒。鸦片烟馆不仅林立于通都大邑，而且在一些重要城市周围的乡镇上也开始出现。

　　随着输入的鸦片数量激增，吸食鸦片的人愈来愈多，"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至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刑部官员奏报说："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林则徐的估计也很严重，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中，"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由此可见，在国家机关中吸食鸦片的程度最为严重，清政府已经彻底腐败。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这是当时经世派官员和后来的史学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当时因吸食鸦片违禁，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人形容吸食鸦片人数语言比较模糊，有的说："几遍天下"；有的说："十居七八"。包世臣估计1820年的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这是就局部地区而言。1835年，有人估计吸食毒品的总人数有200万人。1838年，林则徐估计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约400万人之多。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由于估计方法未予公布，数字相差太大，目前我们还很难确认哪一种估计比较接近事实，不知道上述数字指的是已经吸食成瘾的人，还是包括了偶尔的吸食者。这里我们又不能回避这一难题，需要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种说法是："有节制的吸食者每年很少能够消耗上的，偶然的吸食者每年消耗的鸦片不多于一英两左右，而最无节制的吸食者每年不会超过4磅。"这里所说的"有节制的吸食者"和"偶然的吸食者"，显然都不是鸦片的正式俘虏，正式的瘾君子每人每年消费量是4磅，即3市斤。另一种说法是："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二钱七分零，每人岁食六斤。"这里试用这两种说法进行一下粗略的推算：1838年，进口的鸦片有40500箱，约合6042000斤，以岁食3斤计，当年应有2014000人经常吸食鸦片；以岁食6斤，则有1007000人。若考虑到偶然吸食者还要消费掉一批鸦片的因素，可以肯定鸦片战争前夕经常吸食鸦片的人数大约在100一200万人之间；若包括偶然吸食者，吸食鸦片的人数可能要大于100一200万。

　　从鸦片的危害来看，它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溢，造成国内银根短缺，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生活，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深了封建政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鸦片作为慢性麻醉毒品，能使吸食者甘之如饴，受其毒而不觉。吸食之后浑身舒服，产生难以形容的感觉，使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一旦陷溺既深，则志气昏惰，废时失业，畏蒽庸琐，精神困顿。成瘾之后，吸食者必须按时按量不间断地服食，否则，呵欠频作，涕泪交流，难以自控。瘾君子为了消除痛苦，获得暂时的快感，宁可不吃饭，非吸鸦片不可。为了满足毒瘾，许多贫穷的吸食者弄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在所不惜。久而久之，毒贯全身，脸色枯黄，肌肤日削，面貌黧黑，一命呜呼。一首诗这样描写道："人吃鸦片，鸦片吃人。销膏血，耗精神，鸦片之瘾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瘾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故鬼无人色。"说鸦片吃人，一点都不过分。学者陈澧愤怒写道："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鸦片烟毒弥漫中国，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走私通常要贿赂地方官吏和缉查人员，"得规包庇"成为沿海各省地方政治腐败的普遍现象之一。缉查人员查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有的水师巡船甚至与英国鸦片贩子约定，"每箱鸦片收五元到十元"，每月到鸦片船上一次，按时取走贿金。缉私兵弁"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之土规者百之九十九"。据揭发，1837年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营私舞弊现象应当说不是舶来品，它是封建制度，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现象。然而，鸦片贩子的重金腐蚀海关人员和地方官吏，使中国沿海政治更加腐败也是事实。军官士兵吸食鸦片烟，战斗力明显削弱。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率领清军镇压"猖匪"，官兵因吸食鸦片人多，畏葸不前，临阵溃散。鸦片战争时，清军遇到英军，一触即溃。军队作为地主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腐败程度如此严重，从清朝的统治立场看，是最为严重的事情。

　　总之，鸦片烟毒在全国迅速蔓延，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遭受了严重毒害，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由于鸦片的猖狂进攻，国家机器更加腐败。"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鸦片走私已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有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四、鸦片弛禁论的酝酿

　　鸦片走私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已构成了一种严重威胁。白银外流，财政困难，上层社会萎靡不振，吏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减弱等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各阶层议论的中心。令人更为忧虑的是，外夷的船只频繁出没于沿海各地，使清廷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面对禁烟法令的失效，有的人对于能否禁止吸食鸦片表示怀疑，以为犹如饮食男女之欲，不可能禁止，从而提出了弛禁的观点。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广东顺德乡绅何太青和嘉应名士吴兰修。

　　何太青认为："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20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他的鸦片弛禁主张有三：其一，听任民间自种罂粟，熬制鸦片烟膏，借以抵制外来鸦片的输入，减少白银外流；其二，对于外来鸦片，弛其关禁，"厚征其税"，寓禁于征；其三，实行以货易货的外贸方案，防止白银外流。根本的着眼点是防止白银外流。

　　嘉应名士吴兰修专门写了《弭害》一文，发挥何太青的观点。他承认："鸦片其于人也，利一而百害；其于国也，无纤末之利，有莫大之害。"但他认为弭此大害，靠"闭关绝市"和"严法例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说，西洋有许多国家与中国通商，"其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将绝英吉利乎，抑尽诸国而绝之乎。尽绝则无以服其心，专绝则无以善其后。即使诸夷尽去，而濒海数十万众，一旦失业无以为生，小则聚而为奸，大则引以启衅，东南之患自此始矣"。又说："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后则屯贩有禁，熬者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徒，加以连坐，法非不严也，禁非不厉也，而弊仍不止。何也?盖法令者，吏胥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兴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否则，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犹自贩耳。而况伪官假役，百弊丛生。前车之辙，亦可鉴矣!"这是说，闭关绝市不可，严法例禁也不能有效制止鸦片流毒。

　　诚然，闭关绝市不是一项高明的政策，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大举东侵，面对那些带着蒸气机和亚当斯密理论到来的锐不可当的工商资本家，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闭关锁国只能导致固步自封、落后挨打。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完全有权选择合法的贸易伙伴，拒绝从事肮脏走私毒品的敌国。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坚持这样做无疑是比较正确的选择。至于"严法例禁"不能有效制止鸦片贩运和吸食，主要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和政治腐败造成的，而不能倒果为因，把政治腐败、百弊丛生归结为严法例禁。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国家机器的腐败是难以克服的，但不能因"百弊丛生"而放弃对毒品的宣战。较为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制订行之有效的督察条例，尽可能地防止和杜绝弊端，而不能放任鸦片流毒，苟安于一时，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吴兰修的弛禁方案，无非仍是"内地种者勿论"；"外夷照旧抽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这与何太青的主张是一模一样。何太青、吴兰修的主张着眼点是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禁止白银外流，而不考虑国内民众遭受的毒害。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一种消极退让，而不是积极的抗争。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对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派官员的鸦片政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许乃济在广东当按察使时，听到朋友何太青、吴兰修的议论，"大为所动"，便向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埙推荐。卢坤等人对禁烟已经失去信心，对于吴兰修的文章，"见而心折"。但因清廷禁令方严，卢坤不敢明请弛禁，便将何太青、吴兰修、熊景星、仪克中等人的文章辑为《粤士私议》，于1834年11月附片上奏说："鸦片势成积重，骤难挽回"，曲折表达了禁烟的困难，然后将广州士绅的弛禁意见介绍了一番，接着自己评论说："其所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意思是鸦片弛禁论虽有一定道理，不过与当前的禁令相抵触，行不通。表面上是含糊其词，实际是试探道光帝的意见。道光帝对于卢坤的试探不置可否，实际是犹豫不决。

　　1836年6月10日，调任京官的许乃济看到鸦片流毒日益严重，难于制止，按照吴兰修《弭害》一文的观点，"稍稍润饰"，改写成《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道光帝。这个奏折的主要论点有三：其一，鸦片流毒日深，白银外溢严重，国家财政困难。其二，解决鸦片问题闭关绝市不可，严刑峻法也不可。"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法愈峻，则胥役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夷船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沿海数千里无法设防。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闭关也不可。其三，应公开弛禁鸦片，允许外国鸦片输入，照药材纳税。鸦片进口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此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抵制外国鸦片进口。以上这些观点，与吴兰修的意见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许乃济提出了对文武官员、士子兵丁限制吸食问题。"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至于一般老百姓，在他看来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一概勿论"。这种方案，显然是不顾人民死活，放纵烟祸，以牺牲人民身心健康为代价，换取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统治基础。

　　许乃济的奏折到达御案后，犹豫不决的道光帝将这一折子批交广东地方官员讨论。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和粤海关监督文祥接到京师发来的谕折，立即责令他们的僚属和公行的商人，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然后，将各种意见归纳起来，联名复奏清廷，表示同意许乃济的意见。他们说："原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且还具体拟定了九条办法。这说明广东官绅中同意弛禁鸦片的人数较多，势力较大。

　　许乃济的奏折内容被外国鸦片贩子得悉之后，立即产生了喝彩声。他们称赞说："这个奏折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是个聪明的办法。鸦片贩子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弛禁鸦片上谕的公布。'这时，义律(Charles E11iot 1801～1875)已经接替罗宾臣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他对这个奏折也很满意。1836年7月27日，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采纳许乃济奏折中政策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10月10日，他仍然满怀希望地说："我们正期待着不久将接奉来自北京的开禁鸦片贸易的最后命令。无疑的，这是这个朝代自从定鼎以来在对外贸易方面所采取的最堪注目的措施......这些奏折使我们相信，只需慎审从事，便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十分重要的弛禁。"《澳门月报》的社评也说，除非有一个相反的奏折能说动皇帝对许乃济条陈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不到数月的功夫，鸦片就要合法地进口了"。鸦片贩子、英国政府以及舆论界在当时都对鸦片弛禁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可以由此看出鸦片弛禁论反映了谁的想法，符合谁的利益。

　　这里我们需要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国内种植罂粟，能否抵制外国鸦片输入?从事实上讲，1858年以后中国鸦片弛禁，许多省区广泛种植罂粟，土产鸦片数量急剧增大，年产数十万担，但并没有有效抵制鸦片的大量进口，"土药自为土药，洋药自为洋药，其进口仍如故"。光绪前期，每年入口的洋药高达八九万担；到光绪末年，随着土产鸦片数量的激增，洋药输入量有所下降，但仍有五万担左右。这说明土产鸦片的增大对于洋药输入有一定抵制作用，而效果却不如鸦片弛禁论所设想的那样有效。许乃济等人以种植罂粟来抵制外国鸦片入口的想法，是对外国入侵的消极反映，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软弱性。

　　五、禁烟大讨论

　　许乃济的奏折公布之后，在京城的廷臣中没有人出来附和，"九卿台谏多不为然"，举朝无继言者。1836年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蟪、兵部给事中许球先后上奏驳斥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后来，江南道御史袁应麟也上奏声援朱、许，反对弛禁。朱蟮反对以牺牲人民健康为代价，弛禁鸦片而换取财政收入的增加。他认为鸦片流毒不仅妨碍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残害国民的身体健康。两害相比，妨碍财政事小，残害民众身体健康为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他尖锐指出，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鸦片，不禁民间贩卖吸食是一项愚蠢方案。因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即如兵丁失察，必募于民充补，而应募者为无赖之民，为平民之日则食之，及为兵丁烟已成瘾"。"民与吸食，则员弁兵丁何得而禁?"况且，"鸦片之来源不绝，即难保营伍之中无私相吸食者。一经沾染，寝以成风，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又安能勤训练而成劲旅乎?"这是就鸦片对国民对军队的毒害而言，立论十分精辟。

　　对于放松关禁，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银购食鸦片，可以防止白银外流的设想，朱蟮也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允许鸦片入关纳税，"其言不顺，其名不美"，不仅损伤国体，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制止白银外流。因为外国人输入鸦片可以换易中国茶、丝，假若茶、丝不足，势必易银而出，谁能禁止!如果能以法令禁止白银外流，理应也能禁止鸦片走私。"更张之不如仍旧之"。所以应当维持禁令，严禁鸦片输入。朱蝤还以事实批驳道："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不可能有效抵制外国鸦片输入。"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满山遍野，鸦片之出生总亦必不下数干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今之食者择食求精，又必以洋烟为美也"。如此这般，洋烟泛滥依旧，白银外流如故。宽内地罂粟之禁，必然使天下膏腴良田遍植毒卉，破坏农业根本。譬诸病，引肢体之疾而入于心腹，欲求生存，不可得矣。他坚信，只要认真执行禁令，实力搜查，取其贩者按律惩治，决不宽贷，禁烟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许球旗帜鲜明地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反对弛禁鸦片。他说："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对于英国军舰在中国沿海的游弋，许球主张防患于未然，要做到使侵略者"不敢有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倘竟迁就因循，内地财力必至日行消耗，及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要求立即查拿狡猾的外国大鸦片贩子，"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如鸦片趸船不再来华，即行宽释，仍准互市。倘仍设立趸船，潜来勾诱，茶叶丝斤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这一主张对林则徐以后在广东的禁烟措施有明显影响。在道义方面，许球认为："明知其为毒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失此体统。"鸦片之所以难禁是由于官吏玩忽职守、贪污索贿造成的。因此主张"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奸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内地而可肃清"。尔后对外可以采取坚决的态度。当年11月12日(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应麟上奏声援朱、许，从"是非"与"利害"两方面立论批驳弛禁观点。他说："窃以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鸦片禁例载诸谟训......议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也，其戾于是非者一；朝廷政令最宜划一。今吸食鸦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先紊其例......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其戾于是非者二；国家经费有常，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也。其戾于是非者三。"这是以"祖制"、"政体"、"义利"三个大是大非来规劝道光帝。接着，从六个方面讨论"利害"问题。"纹银出洋诚为可虑，要视查办认真否耳......不认真，则鸦片之禁弛，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而后查办易......(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其暗于利害者一；准令内地布种罂粟......膏腴之区且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也。其暗于利害者二；若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其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效，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其暗于利害者三；粤东兵丁吸食鸦片以致兵力脆弱......今禁兵而不禁民......将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吸之民......借毒物以疲内地，实属猾夷故智。今若竞为所愚，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也。其暗于利害者四；......洋行奸商勾串夷匪......今反令其兴贩......此后更复何所顾虑，是济奸民而通洋匪也。其暗于利害者五；尤有大可虑者，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迨至禁已开，害益烈，然后悔弛禁之非......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是又狃目前而贻后患也。其暗于利害者六"。这里从利害方面立论，义正辞严，透辟入里，令人心服口服。

　　以上三道奏章立论严谨，理直气壮，是非利害昭然若揭，且依托有"祖制"成法，先声夺人，使犹豫不决的道光帝开始认真考虑禁烟政策。这三道奏章不仅从各方面批驳了弛禁观点，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禁烟措施。

　　1836年9月，道光帝接到朱、许等人的奏折，思想已倾向于维持既往禁令，在没有接到邓廷桢、祁顷、文祥复奏情况下，便下了一道谕旨。"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H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著邓廷桢等，将折内所奏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邓廷桢接到谕令，改变了原来赞成鸦片弛禁的看法，在广东开始对官吏违禁行为进行查处。

　　1838年6月2日，经世派官员鸿胪寺卿黄爵滋耳闻目睹国内禁烟忽紧忽松和外国鸦片继续大量输入的情况，为王朝的前程深深忧虑，上奏提出更加严厉的禁烟措施。在《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他首先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的形势，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接着他分析了鸦片走私、白银外流无法堵塞的原因：其一，稽查员弁玩忽职守，每岁分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何况沿海数千里，随处可以出入，查缉本身也有一定困难。其二，鸦片输入系非法走私，鸦片趸船停泊大洋，内地吸食者偷偷贩运。闭关绝市既不能杜绝鸦片输入，也不能制止白银外流。其三，查禁内地鸦片贩运也有很大困难。主要障碍是官吏与鸦片贩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其四，开放罂粟之禁，熬制土产鸦片，亦不能抵制外来鸦片。在他看来，只有根绝国内吸食者，严惩瘾君子，才能有效堵塞漏卮。他说："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具体的方案是，勒令吸食者必须在一年内彻底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以死罪，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五家邻右互保，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种严厉的禁烟主张虽然用意在于彻底禁烟，但其立法精神过于残酷。这是鸦片输入中国以来最为严厉的禁烟方案。若就禁止输入与查禁吸食两者比较，黄爵滋的禁烟方案的特点是偏重于内禁。

　　道光帝接到黄爵滋的奏折，欲广收众论，当即批交九卿及各省督抚、将军讨论，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各地督抚、将军接到谕令，各自发表了个人意见。清廷很快收到了29份遵旨议复的奏折。这次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该不该对国内吸食者处以死刑，而不是该不该禁烟。

　　完全赞成和基本同意黄爵滋用严刑峻法惩治国内吸食者的督抚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漕运总督周天爵、湖南巡抚钱宝琛、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河东河道总督栗醢美和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8人。林则徐认为，过去的大清律例对于吸食鸦片者处罚太轻。法之轻重应以弊之轻重为衡。鸦片烟毒泛滥到如此严重程度，断然不是一般的刑罚能够制止的，"为害甚巨，法当从严"。对于吸食者处以死刑，是为了使人戒除恶习，而且限期一年戒绝，给予了足够的戒烟时间。这些措施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苟法同日而语也"。陶澍也说，重治吸食是万不得已，是救时之急务。刑法是为了防止人们犯罪，这完全符合古圣先贤"生道杀民"、"刑期无刑"的本义。他们还建议对鸦片贩子、开设鸦片烟馆者、贩卖鸦片烟具者，勒令限期自首缴赃，逾期从重治罪，斩枭示众。对于文武官员有意包庇属下者，亦从重治罪。这些主张表现出了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但把吸食者定以死罪，立不赞成"重治吸食"意见的人有：盛京将军宝兴、吉林将军祥康、黑龙江将军哈丰阿、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山东巡抚经额布、山西巡抚申启贤、护理湖北巡抚张岳松、陕西巡抚富呢杨阿、贵州巡抚贺长龄、福建巡抚魏元娘、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四川总督苏廷玉、江西巡抚裕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云南巡抚颜伯焘、陕甘总督瑚松额和广西巡抚梁章钜等21人。他们有的主张制止白银外流，严厉打击外国鸦片贩子，驱逐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有的主张首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重点打击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严惩受贿包庇的官员。如此等等，无不要求查禁鸦片。但对黄爵滋的重治吸食者的方案不以为然。盛京将军宝兴说，将吸食鸦片者定以充军不为不严，若加重定以死罪，国法失之于平。"盖王道本乎人情，严刑重法定于习染未遍之初，奉行无所窒碍。今则吸烟者几遍天下。此法定后，倘仍视为具文，是徒为胥役添一诈赃之路。如果认真查拿，窃恐不可胜诛"。山东巡抚经额布说："若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而兴贩之犯转从轻典，不特轻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食者众，诛不胜诛，兴贩者转得兴贩如故。"直隶总督琦善提出的禁烟方案是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他认为："立法贵乎平情，而惩恶在于诛首。"认为以前对吸食者定以枷号和徒刑比较合适，不赞成以死罪对付吸食者的方案。黑龙江将军哈丰阿认为鸦片禁令，实不在定罪之轻重，而在于能否认真执行。"地方各官诚能实力严拿，则吸食之习白弭，又安用加以死刑"?贵州巡抚贺长龄说："凡论罪必须衡情，食烟者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酒色过度之自戕躯命耳，而与杀人同科，毋乃过当。"其他督抚也持类似看法。

　　以上这些讨论都涉及到封建国家立法的原则性和法律的稳定性。一般说来，吸食鸦片者有的是为了治病；有的是为了追求享受，生活奢侈；有的是被人诱骗，误入歧途。情况不同，应当分别对待。采用一概诛杀的政策，执法过于严苛。因为吸食鸦片，毕竟不能等同于杀人、放火等危及公众安全的穷凶极恶。再者，吸食鸦片者与贩运、销售相比，危害程度也不同。前者属于受害者，后者则是害人者，一概以死刑相加，不合实际，不近情理。其三，法律过于严峻，惩办人数过多，难于切实执行，势必玩法，禁烟法令再次受挫，这也是可能出现的结局。此外，严厉惩办人数众多的吸食者，容易破坏社会稳定，作为封建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出现聚众抗官的局面。所以，反对重治吸食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简单归之为"弛禁派"的观点。总之，1838年清廷内外出现的这场关于鸦片问题的大讨论是道光帝主动组织的。经过讨论，可以看出在对待鸦片是否应当禁止方面，清廷内外意见一致，都认为必须禁止鸦片，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个弛禁派。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当重治吸食者?在鸦片烟毒泛滥积重难返情况下，不能片面强调重治吸食的作用，而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案。一方面对鸦片吸食者加以适当限制和制裁；一方面把那些疯狂的外国鸦片贩子、谋财害命的中国烟贩和开设鸦片烟馆者处以极刑。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制止毒品泛滥。根除鸦片罪恶，对于一个已经没落的王朝来说，任务太艰巨。谁如果把根除鸦片这类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一纸严厉的法令，谁在政治上必定是幼稚的。

　　六、道光帝的禁烟决策与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道光皇帝无疑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自然灾害、政治变乱程度一年比一年严重，终于在末年酿成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在国外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毒品和大炮一齐进攻之下，清廷被迫缔结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尽管如此，我们对道光帝本人不能一概否认，因为他不是一个荒淫无度、乱杀臣民的暴君，也不是一个不想有所建树的皇帝。1820年，他登上皇位时，继承的是一个盛行贪污的腐败政府，对此，他想加以改良，但失败了。鸦片走私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他即位之前已日渐严重。出于统治的本能，他早已觉察。现在我们翻阅一下道光朝《清实录》或《大清宣宗圣训》，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在他一生处理的政务中，没有一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鸦片，没有一个问题像鸦片这样从他即位一直缠扰到病死，也没有一个问题比鸦片更为棘手。尽管他对鸦片深恶痛绝，千方百计地试图加以解决，但仍旧失败了。"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他的诚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

　　从1821年到1836年，道光帝曾多次发布制止鸦片流毒的上谕，诸如摘去徇隐夹带鸦片行商伍敦元的顶戴，命令广东及各省督抚查禁鸦片进口与纹银出洋，谕两广总督阮元在广东查拿鸦片烟贩，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颁布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并禁鸦片入口章程，谕内阁通谕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谕山东巡抚纳尔经额妥议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谕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谕内阁通谕各省严禁兵弁吸食鸦片，谕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私贩鸦片之策，谕两广总督卢坤严查私贩鸦片船只不使行销及越驶他省，等等。这些还不是所发禁烟上谕的全部。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对鸦片危害的关注。如果说，初期禁烟的着眼点侧重于道德危害，那么到后来愈来愈重视偷漏白银和弱兵的统治危机。在他三令五申的督促下，广东官员先将鸦片贩子驱赶出广州，接着又把他们成功地驱逐出了黄埔和澳门。但万没想到转移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比以前更加便利，更加猖獗。面对30年代愈禁愈多的鸦片输入，为了帝国统治的安全，当许乃济提出弛禁观点时，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受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他需要慎重做出决择，需要全面听取疆臣大吏的意见，表现出了一度的犹豫。然而当朱崞、许球针对许乃济的奏折提出批驳意见时，特别是彭应麟关于"祖制"、"政体"和"义利"的提醒，使他初步坚定了禁烟的决心，立即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认真调查禁烟流弊，以便为正在酝酿的全国性禁烟运动制订有针对性的禁烟章程。这一良苦用心一般人是难以觉察的。1838年6月，黄爵滋关于"重治吸食"的提议引起道光帝的重视，他当即把这一奏折批交九卿及各省督抚、将军讨论，这可以视为他决定发动全国性禁烟运动的必要的舆论准备，目的在于统一整个统治集团的思想。由各主要大臣参加的这场讨论，除了在是否"重治吸食"问题上有一些意见分歧外，在要求查禁鸦片方面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决策于是成为关键。

　　这时，道光帝又陆续接到湖广总督林则徐、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南巡抚钱宝琛等人的禁烟报告。湖北查获鸦片12000余两，收缴鸦片烟枪1260杆；湖南破获烟案10余起，收缴鸦片烟枪3540杆；在天津附近海面查获外国鸦片贩子82袋鸦片。这些禁烟成绩进一步坚定了道光帝查禁鸦片的信心。为在全国掀起禁烟运动，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1838年9月7日发布《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谕》，要求"有犯必惩，毋稍疏纵"。"至各省官民人等吸食鸦片、开馆设局者亦所必有。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其省会地方商旅辐辏，该奸匪等开馆射利，更所难免，尤当加意侦察，驱除净尽，以祛积习"。这是向全国各地行政长官下达的命令。9月15日，谕令广州将军德克金布驱逐英国鸦片船，毋得松懈。

　　(二)10月25日(九月初八)，以"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实属藐法无耻"为由，革去二人爵位。10月28日，又以1836年许乃济冒昧奏请弛禁鸦片，"不得政体"为由，"著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此后，又陆续惩处了一批藏匿鸦片烟具，继续吸食鸦片的官员，并奖叙了一批查禁鸦片出力的人员。这些措施，显然是向各级官员显示道光帝禁烟的决心。

　　(三)1838年11月9日，召林则徐来京陛见，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8天内连续召见8次，面授禁烟方略，人称此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鸦片重灾区广东，担负断绝鸦片来源的重任。

　　(四)1838年10月23日，谕令首席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根据各省所拟查禁鸦片章程，综合制订全国禁烟章程。

　　1839年6月15日，正值全国禁烟运动如火如荼达到高潮之时，清廷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一条例由于是在军机大臣穆彰阿主持下制订的，通常被视为投降派的产物而予以否定。主要原因是穆彰阿被划归投降派的首领。例如，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说这一条例是投降派打击抵抗派的工具。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事实上，这一条例是1838年全国重要大臣关于禁烟问题大讨论的产物，是根据道光帝的旨意由亲王、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联合会议制订的，是统治集团的一种综合意见。尽管穆彰阿本人在讨论时也不赞成"重治吸食"的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严禁，这一条例贯彻了一种从严从重的治罪精神。这一点在颁布条例的上谕中讲得相当明白。上谕说："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因思海贩窑口实为祸首罪魁，倘非一律从严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偷漏而塞来源。至吸食之弊一日不断，兴贩之来一日不绝，亦不得稍从宽宥，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朕姑宽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其各激发天良，湔除积习，同心协力，仰体朕怀，为民除害，其有不肖属员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重治其罪。"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共39条，主要内容是：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囤积、转贩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沿海员弁兵丁收受窑口财物，放纵烟贩，拟绞立决；沿海奸徒贪利寄囤夷船鸦片，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寻常贩卖鸦片案内，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吸食者，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及知情租给房屋之犯拟绞监候，房屋一律入官；兵役受贿包庇与本犯同罪凡私种罂粟，收浆制取鸦片，熬制鸦片烟膏出售者，首犯、从犯均拟绞监候；兵役受贿包庇一体科罪；邻右、地保、牌长知情不首告，各杖一百；制造及贩卖鸦片烟具者，均照制造、贩卖赌具例，分别首从治罪；吸食鸦片者均限一年半以内戒除烟瘾。逾期未戒，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平民吸食鸦片在一年半限内者，拟杖责和流徒。如系旗人，除名旗档。职官在限内吸鸦片，发往新疆充苦差。兵丁在限内吸鸦片，发往近边充军。幕友、差役在限内吸鸦片较平民罪加一等。宗室有吸鸦片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或有爵位，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半限后，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

　　从以上这些措施看，道光帝禁烟决心已定，禁烟的方针、政策也已确定。其基本精神是，以加重惩罚为手段，通过杜绝来源和严惩兴贩、生产、吸食，彻底查禁鸦片。外国鸦片贩子和窑口为罪魁祸首，是首要打击目标，故以广东为重点，特派林则徐全权主持，遏断鸦片来源；同时根据从严从重原则，重治吸食者、贩运者和开设鸦片烟馆者以及贪赃枉法的官员。这主要由各省督抚负责查办。分工负责，责任明确。

　　七、全国禁烟运动的兴起与成效

　　现在，要确切地说出19世纪30年代国内禁烟运动兴起和结束的时日都有一些困难。因为在整个30年代，鸦片问题一直是清廷特别关注的国家大事。但由于抓得时紧时松，不好以某项方针、政策或法令的确定、颁布作为运动兴起的标志。若以禁烟运动出现高潮时间划分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各省禁烟行动很不一致。例如，邓廷桢奉旨于1836年在广东积极查禁鸦片时，其他各地尚无任何大的禁烟举动。而广东的禁烟在1837年出现高潮之后，其间一度放松，到再度掀起高潮，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后还在进行。除了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禁烟运动也开展得较早，大致从1838年6月份接到道光帝批发的黄爵滋奏折开始，一边拟订本省禁烟章程，一边展开查禁活动。其他各省基本上是从接到9月7日(七月十九日)颁发的《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烟贩吸烟人犯》上谕才开始行动。至于禁烟结束的时间，过去的教科书通常以林则徐被迫离开广东为准。实则不然。因为直到1842年各省还在向清廷纷纷奏报禁烟情况。这说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禁烟运动仍在一些省区进行。考虑到这次禁烟运动的复杂性，本书只好暂定以道光帝决定严厉实施禁烟措施，向各地发布《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上谕的时间为运动兴起之日，即1838年9月7日。

　　在叙述全国禁烟运动进行的情况之前，有必要先交待一下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1836年11月，按照许球奏折中的点名，两广总督邓廷桢下令驱逐了9名英美大鸦片贩子。次年春天，又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令汛弁舟师，无分雨夜，加紧巡查禁阻"，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1837年6月，宣布取缔珠江内航行的一切走私渡船。8月，命令停泊在伶仃洋上的趸船一律驶离。与此同时，广东按察使王青莲也奉令积极查封了广州城内的烟馆、烟店，大批逮捕内地的鸦片贩子。这次查禁鸦片开始的时候，外国鸦片贩子并不惊惶，按照他们的经验，以往的查禁总是紧张一阵子，虎头蛇尾，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大鸦片贩子查顿相信，"风暴不久就会刮过去"。1837年底，广东禁烟运动初见成效，伶仃洋上鸦片趸船的交货，由于缺乏需要，寥寥无几。广州市场上的鸦片供应几乎陷于停顿。大鸦片贩子马地臣说："在过去十二个月，我们的药物(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此地卖出的有限数量完全靠欧洲船只在沿海脱手的。"几个月后，查禁活动放松了，走私贸易变本加厉，英美大鸦片贩子的单桅、双桅帆快船都加入了走私行列。1838年5月，马地臣兴高采烈地写道，鸦片季节已经轰轰烈烈开始，"至于札谕之类的装模作样的禁令只不过被当作是一大堆废纸"。但是，到了9月份，查拿鸦片烟贩的活动又加紧起来，大约有2000名内地鸦片烟贩和瘾君子被逮捕。1838年底，查顿又写道："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在林则徐到达之前，邓廷桢领导的广东禁烟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

　　1838年9月的上谕到达各地后，除了已经开展禁烟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外，其他各地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清查吸食、收缴烟具、鸦片、缉拿烟贩、铲拔罂粟的热潮。这次禁烟，各地比较认真。据各省奏报：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抚经额布报拿获商船夹带鸦片7箱，重13444两；十二月初三，两江总督陶澍报拿获鸦片烟贩多名，收缴鸦片57000余两；十二月二十九，广西巡抚梁章钜报查获鸦片128400两，烟枪6340杆，烟具750余套，捕获烟贩120名；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十，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报拿获鸦片烟贩150名，收缴鸦片9140两，铲除罂粟230余亩，查获烟枪3237杆，鸦片烟具183件；三月二十四，四川总督宝兴报查获鸦片32630两，收缴烟具3340件，破获烟案33起；三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钟祥报查拿鸦片烟贩324名，收缴烟土烟膏125400两；烟毒重灾区的广东查禁烟馆、吸食和贩运的成绩也很显著，自道光十八年七月开始严禁到次年底，共查获贩卖鸦片人犯1600名，收缴鸦片461526两，收缴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连遥处西北边境的新疆，1839年也收缴自克什米尔走私入口的鸦片10700两，破获烟案30余起。从上述记载看，这次全国性的查禁鸦片运动自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各地都积极行动起来了。有人对广东之外各省查禁成绩做了一下粗略统计，自1838年下半年开始，到1839年4月为止，全国共收缴鸦片烟588179两，烟枪、烟具39468件，拿获鸦片烟贩4111名，铲拔罂粟230余亩。这一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例如查铲罂粟只有浙江方面的统计，而云南这时已成为种植罂粟较多的地区，却没有铲拔罂粟的统计。另外，有些省区的奏报根本没有统计进去，漏项很多。即使如此，根据以上这个很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加上广东方面的汇报，也足可以说明各省禁烟普遍取得了很大成效。

　　这次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主要是它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受害的吸毒者)的拥护。例如，1839年2月22日，邓廷桢奏报广东禁烟情形说，自去年夏秋以来，"医人断瘾之药廛肆通行，民间劝善之文城乡遍贴"。许多人将鸦片烟膏、烟具自动抛入河中。由此可见人民自愿戒断毒瘾、痛改恶习的实际情况。禁烟成效显著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道光皇帝曾一度比较重视和严密督饬。例如，道光十八年十月，道光帝严厉申斥两广总督邓廷桢说："历任大小文武相率姑容，致有今日之患。此时若再因循，其害尚复忍言乎?朕姑既往不咎，看汝等能否具有天良，所办若何耳!"同月，闽浙总督奏报拿获出洋贩运的鸦片贩子，道光帝批日："早应如此严办，姑从宽既往勿论，此后务当督饬文武，劝惩兼施。无论兴贩、吸食官兵百姓，一概认真查办，断不准仍前松懈，海口尤当加意查缉，务要认真禁止。即其勉力佐朕除中国一大患也!"次年三月诏令指出："自查禁以来，各省纷纷具奏，民间呈交烟土烟具，投首者甚多。行之既久，恐滋流弊，不可不防其渐......朕闻烟膏烟具多有假造，地方官竞有邀功，贪多务得，或心存避咎，苟且塞责，托收缴之名，以售其嚎混之术，其弊不可胜言......嗣后各省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其从前投首不实之犯，仍著各督抚等严饬该地方官，随时查察。如有再犯，即加重治罪，以杜朦混而归核实。"四月，道光帝又以官府幕友类多沾染烟癖，令各省督抚及在京衙门，严饬所属认真查办，倘不破除情面，依律严惩，如经发觉，该管官将受严惩。上谕特别强调，要想禁止民间吸食鸦片，必须先从官署开始。官府必须为民间做出榜样。同月，又令各省在查破烟案时，务必追查鸦片的来历和兴贩团伙。五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督责各级官吏认真查拿鸦片烟贩。道光帝既然重视，各级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懈怠。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颁布，为禁烟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推动作用。条例颁布后，"各省查办日严，纷纷戒食者十有五六"。"粤中办理已节节从严，访缉贩户不遗余力。货舟往天津，官为查验封舱，抵津复有官验启。沿海诸营，以兵递送。驻舟师中路伶仃，东路惠、潮洋面，按月轮截。民泊夷船售私者，格杀勿论"。据另外一份地方官报告说："本年五月奉到新例，复蒙出示晓谕，刊本通行。激发天良，认真拿办，不许稍形松懈，业经各属县营拿获烟贩盈十累百，无案不破，有犯必擒......惟源源破获，人数既众，而罪应遣军流者尤多，省会固已随审随解，而省内各厅州县先后审拟，由府州次第押解司道勘转．，长途跋涉，既增经费之烦，沿途及省城案寄各监，亦有拥挤之患。"从这一资料来看，《禁烟条例》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比较认真地执行。

　　不过，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查禁鸦片活动，正像1838年展开的关于鸦片大讨论时有人预料的那样，对于民间造成了很大骚扰。例如，广东省中兵役，"栽赃肆害，旦夕诈索，络绎于道，皆雇贱役，巨贩率以贿纵，获者寥寥，外县武弁，尤借以居奇，草木皆兵，几无宁宇"。"民俗骚扰，熬验于官日以百计，瘐死者众，诬首之风四起"。查办的大多是平民吸毒者，或小鸦片贩子，而真正的大鸦片贩子"率以贿纵，获者寥寥"。反对鸦片走私，不对走私庇护的官员进行严厉查处，不论暂时取得的成效有多大，最终是要失败的。这是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下难以避免的政治丑恶现象。此外，还有种种弊端，诸如"首告者反坐，犯法者漏网，以实作虚，化有为无"，以及官吏兵弁挟嫌报复，"任意吹求，甚至栽赃诬控，百弊丛生"，不可胪述。至于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由于禁烟条例规定在一年半以后执行，没有开始实施便爆发了鸦片战争，很快中国战败，缔结城下之盟，禁烟运动事实上陷于停顿，对于吸食者的重治无法执行。假如实行的话，会提高禁烟成效。但同时也会造成某些副作用，甚至危及社会安全和百姓生存。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禁烟运动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受贿纵毒，庇护走私的官吏作为重要打击目标。腐败官吏逍遥法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必然使禁毒成效十分有限。鸦片战争后，毒品走私公开进行，禁烟成果很快被破坏无遗，也种因于此。大量事实说明，道光以前的毒品泛滥，是由清政府官员受贿包庇、放纵造成的。禁毒，不打击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势力，终久是无望的。作为最高统治者，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不敢下决心清除其腐败势力，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不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需要不断清除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分子。

　　八、收缴鸦片与虎门销烟

　　道光时期，林则徐是清统治集团中少数几位精明强干、办事雷厉风行并讲求效力的官员之一，很受皇帝的赏识。因此，他的仕途特别顺利，升迁很快，历任学政、监察御史、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1837年被擢为湖广总督。他受今文经学的影响，与龚自珍、魏源过从甚密。他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对于国家的政治前途有着强烈的责任感。1838年，接到道光帝批交的黄爵滋的奏折，林则徐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在他看来，鸦片流毒已很严重，"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也有时不能不用也。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之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书》所谓：'旧染污俗，咸与惟新'；《传》所谓火烈民畏，故鲜死焉者，似皆有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致与苛法同日而诏也"。重治吸食者的目的在于救治大多数瘾君子。死刑，对于吸毒者来说，惩罚固然有些严酷。但考虑到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使用严禁刑罚也是可以的。在此以前，很少有人讨论吸毒心理学，也很少注意戒除鸦片烟毒的方法。林则徐注意到，"夫鸦片非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之法"。道光帝禁烟的决心已定，正在部署全国的查禁鸦片活动，物色前往广东的钦差大臣执行扼断鸦片来源的首要任务。林则徐赞成严禁方案，且办事雷厉风行，讲求实效，在他的辖区开展的禁烟运动已有明显成效，因而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838年11月9日(九月二十三)，道光帝召林则徐进京陛见。12月，他风尘赶到京城，连续被召见，君臣一道商定查禁外国鸦片的策略。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专门查禁外来鸦片的钦差大臣。谕令内阁说："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1839年1月3 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道光帝把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分工、合作予以明确规定："朕因近年来鸦片烟传染日深，纹银出洋，销耗弥甚，曾经降旨，令该督抚等认真查办。但锢蔽日久，未能尽行破除，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赴粤省，查办海日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惟该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著邓廷桢、怡良振刷精神，仍照旧分别查拿，毋稍松懈，断不可存观望之见，尤不可有推诿之心。再，邓廷桢统辖两省，地方事务殷繁，若专责以查办鸦片以及纹银出洋，恐顾此失彼，转不能专一心力，尽绝弊端。现派林则徐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这道训令将堵塞鸦片之源与截断鸦片之流做了明确分工。邓廷桢、怡良继续负责清查两广地区的窑口和珠江上的快蟹走私船、鸦片烟馆和吸毒者。林则徐担负的是清除弊源任务。这里的弊源显然是指来自海口以外的外国鸦片走私。特别规定："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以往的一些史书对此似乎没有分清，以致于有人将禁烟运动说成是林则徐领导的，并把"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看成是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新认识。实际上道光帝交给林则徐的任务就是断绝鸦片来源。关于林则徐主要负责断绝来源的任务问题，还有林则徐的亲笔书简可以佐证。"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福祸、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住进越华书院。这时，广东的禁烟活动已经在邓廷桢领导下搞得颇有声势。钦差大臣的到达使禁烟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林则徐一到广州，便开始调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收集国外的情报资料，准备同各国的鸦片贩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与邓廷桢密切配合，加紧搜查鸦片贩子，要求检举受贿纵放毒品走私的官吏。例如，利用省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数百学生毕业考试之机，林则徐要求主考在试卷中夹入要求揭发"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的纸条，令考生当场检举揭发。"于是，诸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则尽悉屯户姓名及水师贿报获献功欺嚎大吏状"。根据大量揭发的材料，林则徐、邓廷桢奏撤了水师总兵韩肇庆的职务。到5月12日为止，捕获的鸦片贩子有1600名，收缴鸦片烟枪2700枝，鸦片461500两。自5月13日至6月28日，又查获鸦片烟贩192名，鸦片187100两，烟枪27500枝。

　　与此同时，为杜绝弊源，林则徐按照既定方针，把矛头指向外国鸦片贩子及其包庇这项贸易的英国政府在广州的代理人。林则徐到达广州的第8天，就传谕外国鸦片商呈交运入中国海口的鸦片。要求外国商人在三日内报告存贮广州及其附近的鸦片数字，全部无条件呈交中国政府，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还郑重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广州外国商会，仅向林则徐递交了一纸复文，轻描淡写地表示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但林则徐坚持收缴鸦片。商会又经过讨论，表示愿意交出1037箱鸦片，想以此搪塞这位新来的钦差大臣。此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正借故避居澳门，观望事态发展。英国头号鸦片贩子查顿早在林则徐尚未到达广州前，就逃避通缉，溜回了本国。另一个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继续留在广州，操纵鸦片商，试图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三日限期过后，林则徐命令广州知府拿究颠地，"听候审办"。3月24日，义律公开出面采取敌对行动，调动军舰游弋于珠江口，进行战争恫吓。他亲自乘快艇到达广州，准备帮助被困在商馆里的颠地逃走。当时他认为，只要使用"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手持利剑的义律一到商馆，便向英国在商馆的鸦片商们宣称："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最后一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艘英国军舰在外边，并且由一英国军官指挥。"但他没料到，同一天林则徐按照"抗命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人包围了洋人寄居的商馆，撤退了在洋馆中的中国雇员，隔绝了鸦片趸船与洋馆的联系。当晚9时左右，商馆里已没有一个中国人，只有为数约200一300名外商(其中大部分参与鸦片走私贸易)。广州，或者至少说是邻近外商馆驿的地区实行了戒严。外商们被迫去做不习惯做的烹调、洗涤、扫地、挑水、挤牛奶等一些日常家务。

　　3月26日，林则徐又向外商发布通告，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等四个方面论述必须立即呈缴鸦片的理由，严正指出，外国鸦片贩子数十年来非法向中国走私，"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钱银，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则是天朝宽大之政。至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罪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嗣后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要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不夹带甘结。如有再带入口，人即正法，货尽没官"；"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同一天，针对义律的阻挠行为斥责说："义律进省(城)，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若非防范严密，几致兔脱狼奔，是义律如此行为直同鬼蜮，尚能胜任领事之任乎?且一日之间......混递两禀，于查禁鸦片谕令呈缴之事一字不提，壹似无故留难者......此时抗违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

　　义律被包围在商馆中，与外界断绝了通信联系，这才发现自己是自投罗网，使用"坚决的语调和态度"者不是自己，而是林则徐。但他仍不甘失败，于25日以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臣的名义，要求林则徐在三天内把护照发给英人和英船。这个申请，理所当然地被拒绝。26日，义律收到林则徐要求他不得拖延呈缴鸦片的第二道命令，接着又接到第三道命令，仍然是严正警告他不得拖延。林则徐的"全部方针是像水晶一样明晰"。除了迅速交出鸦片之外，义律已无任何可施的伎俩。他只好通知林则徐说，愿将英商手中的鸦片全部缴清。28日，在林则徐的督促下，义律被迫说明愿缴鸦片的数字，"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

　　4月11日，林则徐与邓廷桢出广州，赴虎门开始验收鸦片，当天没有进行。第二天开始收缴，各国鸦片贩子的22艘鸦片船，先后驶抵澳门，听候查验。直到5月18日才一律收清。林则徐向道光帝报告说："截止四月初六(5月18日)收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19187箱，又2119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20283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臣等于亲督收缴之际，节经饬令委员，每起尽一船，即将各层舱底逐一查验，不任稍有留遗。此次收缴全清。"同日，林则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午刻拜发两折一片，由驿飞递，统计前后所收烟土，截止本日止，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关于林则徐收缴外国鸦片的箱数，诸书记载不一，或是概略数字，或取诸传说，或以义律愿意呈交的20283箱为依据。实际收缴的数字与呈报数字有一定差距。应以当事人林则徐向道光帝奏报的数字为准。

　　收缴鸦片时，义律就准备寻找事端，挑起对华侵略战争。他抓住具结问题，蓄意制造中英政府之间的紧张气氛。林则徐禁止鸦片走私步骤的第一步是勒令缴烟，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通知所有外商出具甘结，声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本是杜绝鸦片来源的必要措施。外国商人在中国经商理应遵守中国法令。而要求签写不走私毒品甘结正是要维护合法贸易。作为一个深受鸦片毒害的国家，中国有一切理由、一切必要这样做。

　　4月4日，缴烟问题基本解决，林则徐拟好甘结式样，送交各国商人。4月6日，又向义律发出《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要求："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④。"由于在具结问题上，各国商人意见不一致，4月8日，外国商会解散。此后，美国、荷兰商会总管表示愿意出具甘结。义律拒绝英国商人出具甘结。当时，林则徐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收缴鸦片问题上，以为具结比缴烟更容易做到，所以没有严厉督促。5月2日，除继续扣留16名大鸦片贩子作为人质，以保证此后缴烟的顺利进行之外，允许其他人离开商馆。同时取消封港，允许贸易。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林则徐在16名大鸦片贩子具结后，下令将其驱逐出境。

　　5月24日，义律声称有病，到澳门就医，率领英国在广州的商人离开广州。6月，林则徐派遣佛山同知刘开域赴澳门颁赏缴烟外船茶叶(共1640箱，每箱50斤)，并催促其他商人赶快具结。义律"负气缴还所赏茶叶，坚不具结"。义律的抗拒，反而加强了林则徐坚持具结的决心，"若竞任抗结，则夷人夹带之念，断不能一日忘......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具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萌孽"。林则徐坚持要求按照所颁款式具结，是因为他深信那些愿意进行合法贸易的外国商人是乐意具结的。

　　事实也是如此。到6月底，已有11艘美国船只在广州装卸货物。8月25日，又宣布了贸易的新规定，要求合法贸易商船驶进黄埔进行贸易，不得在伶仃洋面停留。凡不愿意贸易的外国货船，应立即驶离。9月，在内河里航行的外国商船有美国的，有丹麦的，有德国的，也有西班牙的。他们不仅忙于自己装卸进出口货物，而且由于义律封锁英国货船进出口，还代替英国商人购买中国货物。"在美国的国旗下，交易活跃进行，为英国的朋友们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饱获利润。各种茶叶是这些内运货物换回的物品，带出来之后再转运英国"，或转交英国商人。这种交易，使一批英国商人按捺不住发财的欲望，他们认为义律反对具结，阻止中英贸易是没有道理的，"禁止英商贸易是越权行为"。有的英国商人开始按照中国的规定具结入口。例如，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Goutts)与"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yon)都在10月份具结，准备进口。

　　义律闻此，恼羞成怒，宣称他必须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然后才能同意具结贸易，不惜以武力阻止英国商船驶进黄埔，开展贸易。11月3日，当已经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驶向穿鼻洋面、中国水师启装迎护时，义律下令从印度早已调来的英国军舰"士密号"及"华伦号"向在穿鼻洋面保护商船进口的中国水师船发动了攻击，挑起了海战。这次事件成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信号。12月13日，道光帝接到川鼻之战的报告，立即谕令停止一切英商贸易。1840年1月3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林则徐接到谕令，于1月5日札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入口。在此之前，林则徐收缴的外国鸦片都临时贮存在虎门镇口。外国鸦片一收缴完毕，林则徐与邓廷桢就联名上奏清廷，建议委派官员将全部鸦片送到京师检验、销毁。道光帝考虑到路途遥远，地方治安不靖，担心强盗在路上打劫，也担心不法官吏偷漏抽换，遂于1839年5月9日(三月二十六)谕令林则徐就地"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烧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成知震慑"。

　　5月30日清晨，林则徐接到就地公开焚毁的上谕，紧急布置焚毁鸦片场地。经过几天准备，于6月3日祭告海神之后，开始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销毁的方法是，先挖成两个纵横各15丈的方型池子，池底用石板平铺，四旁栏桩钉板，以免渗漏，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销烟时，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撤盐成卤，然后将鸦片箱劈开，将鸦片球切成四瓣，投入卤水中，浸泡半日，再将烧透的石灰石纷纷抛下，倾刻便如汤沸。"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响迩"。鸦片一遇卤水石灰，颗粒悉化。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使其随波入海，尔后再用清水涮涤池底，不留涓滴鸦片水。林则徐遵照谕令，每日亲临销烟场地，仔细检查每一个销烟过程，极为认真负责。至6月21日销毁完毕，除其间端午节暂停一天外，前后共进行了18天。除将公班土、白皮土、金花土、小公班等四种鸦片各留两箱(共8箱)作为样品外，将其余鸦片全部销毁。共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实共2376254斤"。6月25日，林则徐离开虎门，回到广州，收缴与销毁鸦片活动从而结束。

　　在销烟过程中，远近人民络绎不绝赶来观看。尤其在端午节(6月15日)前后，围观者人数众多，无不拍手称快。往来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在经过虎门镇时，目睹销烟认真进行的情况，也都引领瞻望。还有一些外国人跑到现场观看。如美国商人查理听说销烟，携带女眷专程前来观看。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也都仔细参观了销烟的全过程，然后走向林则徐座前，"摘帽敛手"，表示敬佩。对于虎门销烟，外国人纷纷发表评论。《澳门月报》6月号上，有人评论道："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地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中国总论》的作者卫三畏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通过这次销烟，有的西方基督徒心灵发生了震颤，"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记载上，可曾有过异教徒的光明正大给基督教徒的堕落蜕化以这样更锋利的训斥吗"?

　　虎门销烟有力地声讨了英国鸦片贩子的罪行，揭破了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文明伪装下的卑鄙肮脏面目，表达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反对毒品的纯洁心灵。虎门销烟在世界反毒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马克思评论中国的禁烟事件说："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又说："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对虎门销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四章 鸦片战争与毒品弛禁(1840--1858年)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是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摘自马孛熙《艟诗留属十》

　　鸦片战争的结局在事前已经确定，王朝的长矛大刀、火铳土炮根本无法阻挡英军的坚船利炮。而问题是，英国殖民强盗明明是为了维持可耻的毒品贸易而来，明明是强索鸦片赔款，却在英国国内设法掩盖其战争目的，说什么英国商人在商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说什么为寻求公平的商业机会而战。英国政府之所以竭力掩盖其战争目的，主要是为了逃避国内人民反对毒品贸易的批评。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继续垄断和扩充鸦片利益，千方百计诱逼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清政府为了迅速扑灭农民起义的烽火，为了筹措内战的军费，在殖民强盗的诱逼之下，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方案，放弃了自己的鸦片禁令。

　　一、鸦片贩子的战争叫嚣

　　1839年，当中国禁烟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国内关于鸦片问题掀起了一场激烈辩论。在中国实施严厉禁烟运动之前，英国政府主要是消极维持鸦片贸易的现状。1837年11月19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交部报告，鸦片走私已发展到中国东海岸及福建全省，鸦片走私船经常与中国缉私船发生武装冲突。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Palmerston，1784-1865)于1838年6月15日指示义律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违犯他们与之贸易的国家的法律而进行干涉。......至于您在11月19日函件中所作的建议，即派一特使赴舟山设法和中国政府就鸦片贸易作一定安排的计划，女王陛下政府认为目前尚无足够明显的理由采取这种行动(!)。"英国政府之所以听之任之，是因为鸦片走私贸易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禁止鸦片走私贸易，意味着放弃这一巨额收入；如果用武力强迫中国放弃鸦片禁令，必然遭受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尖锐批评。所以只能采用消极的听任鸦片走私的"沉默"政策。当中国实施严厉禁烟方针后，一旦完全堵住了鸦片走私输入，势必影响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保住这项巨大的罪恶收入，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心发动一场可耻的侵略战争。

　　在英国议会辩论对华是否使用武力的过程中，鸦片贩子的鼓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839年4月，当马地臣还被围困在商馆中的时候，他就狂叫道："我想下一步骤就将是对华战争。"5月24日，在广州的英国各家经营鸦片的公司和商号联名向帕麦斯顿发出了请愿书，诬称中国的禁烟措施是暴行，请求英国政府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8月7日，伦敦也召开了一次鸦片商的紧急会议，出席的人员有"约翰·阿拜·斯密斯(John AbelSmith)--一位银行家，我们的下院议员，是由他的两位兄弟奥斯瓦尔德·斯密斯(Oswold Smith)和汤玛斯·斯密斯(Thomas Smith)找来的，这两位兄弟和查顿的公司有关。此外还有颠地、拉本德、巴林公司的拜兹(Bates)、莫克维卡(Macvicar)(会议就是由他召集的)，曾任查顿快艇船长的格兰特(Grant)和我(威廉·克劳复Wi11iam Crawford)"@。参加会议的9个人全是鸦片商或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议的目的是请求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勒索鸦片赔款。会议之后，他们集体谒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威廉·克劳复在其私人信件中谈了这次接见的情况，他说："他(指帕麦斯顿)向我们查问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就把他的企图在我们心上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预料政府要采取强硬行动，派出足量的海军，教中国感觉得到海军的威胁。譬如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或者还要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这种供应是福建人不可少的。"

　　头号鸦片贩子查顿溜回英国后，在策动对华战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林则徐在广州收缴鸦片之后，在华的英国鸦片贩子选出了一个包括查顿和马地臣等人组成的请愿代表团，按每家被收缴鸦片的箱数，以每箱摊派一元，集资两万余元作为查顿到伦敦活动的经费。查顿8月份伦敦，就加紧联络与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商界人物，向政府施加影响。他雇佣了一帮无耻文人，出版各种攻击中国禁烟、煽动战争的小册子和文章。例如，为瓦伦尔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要他写成《鸦片问题》的小册子，在英国上下议院广为散发。瓦伦尔在这个小册子中把中国军队包围商馆、拘禁鸦片贩子的正义、合法行为描写成"另一个加尔各答军牢"，是对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旗帜的不可容忍的侮辱，狂妄地鼓噪说必须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军事报复。9月下旬，查顿还带了许多有关中国沿海防御的地图、表册等军事情报资料，秘密拜谒帕麦斯顿，讨论如何对华战争。"舰艇的只数，陆军的人数，必要的运输船只等等，也全部讨论到了"。1839年6月3日，印度孟买商会也致书英国，请求对中国的禁毒措施进行干预。他们说，鸦片贸易是在"不列颠政府的授权与明令照准之下，由印度政府完全为了国家的目的加以鼓励、怂恿与指导，而通过她的臣民之手的资本、劳力与企业发展起来的。印度政府就用这样方式从鸦片贸易上取得了庞大的收入，近年每年达到两百万镑，几乎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列颠政府和印度政府都知道：出口鸦片专门运销中国，而在中国这却是一项非法的、走私的生意......政府从中国收来的用以鼓铸钱币的白银价值有多大，而这项来源主要是由鸦片贸易吸收来的"。没有鸦片贸易，就不可能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运送白银，不管英国政府从事这种贸易受到多大责难，都应当以最强有力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关系安置在稳固而荣誉的位置上"。7月4日，在加尔各答经营鸦片生意或与鸦片生意有利害关系的英籍商人在上枢密院请愿书中说："尽管公认中国政府是禁烟的，可是中国人还是热烈地追求鸦片，印度不列颠政府还是用尽心智策划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鸦片贸易扶植到最近这么大的规模。印度不列颠政府是贝哈尔和班奈尔土的唯一种植者和制造者。""从印度输出的鸦片，打破了中国禁银出口的政策。......所以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了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全额"。

　　1839年4月3日，被困在广州的义律致信帕麦斯顿，气急败坏地说："我认为，我的勋爵，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指林则徐勒令收缴鸦片的措施)的反应，应该出之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的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指鸦片)就是一种侵略，这在原则上是如此其危险，在实际上又如此其不能容忍，所以，为每一件损失要求完全的赔偿，已成为文明的高尚的义务了......我以最最忠诚的心情献议，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陛下政府将从此获取最最适宜的满足。"帕麦斯顿一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立刻表示对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训令义律尽快搜集中国沿海的军事、经济情报。事情非常清楚，英国国会和内阁是鸦片贸易政策的制订者，印度政府是鸦片贸易的执行者，二者都是鸦片贸易的主要受益者。鸦片商不过是被英印政府雇佣的仆人。"贩运鸦片人的利润是很少超过政府售价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的，而制造鸦片者的利润，亦即印度不列颠政府的利润，却达到制造成本的百分之二百至百分之五百的庞大数字"。英国政府的决策人物对此十分清楚。中国禁烟的鞭子打在鸦片贩子的身上，疼在英国政府的心上。即使没有鸦片贩子在幕后如此频繁的活动，英国政府也要发动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侵华战争。

　　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帕麦斯顿根据查顿等人的建议，提出派军舰封锁中国海口、勒索鸦片赔款的战争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决定发动战争，训令海军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的意向性引导下，英国各大城市鼓吹对华战争的喧闹达到了高潮。在整个10月，曼彻斯特、伦敦、里兹、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特等大城市的商会，也纷纷上书，请求对华断然处置，采取"强有力的手段"。1840年1月16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在议会中发表演说，声称中国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并且影响了英王的尊严。这一演说，实际上透漏了即将发动战争的信息。2月20 Et，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好望角舰队总司令的乔治·懿律(George E11iot)为全权代表和侵华英军总司令。

　　同一天，帕麦斯顿发出致清政府照会一份，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赔偿货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欠的战争要求，并声明英军此次行动的军费全部由中国负担。3月19日，英国国防和殖民大臣罗素(10rd John Russe11)在回答下院询问在印度集结军队的目的时，宣布战争的目的是："首先是要为女王陛下的商务监督和臣民所受中国政府的侮辱和损害取得赔偿；其次是摹考车华贸易的英国商人所受的财产损失取得赔偿，这一损失是中国政府所派的人用暴力威胁造成的；最后是要去取得安全条件，以保证在华贸易商人的生命财产从此免遭侵害。"

　　4月7日至9日，英国议会才针对中国问题举行了一场讨论。会议的争论十分激烈。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认为，英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从任命律劳卑为商务监督到义律动用军舰封锁中国海口，都是错误的。他指责义律"既无口实又无结果地一再攻击中国战船"。中英贸易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女王陛下的枢密院大臣对于我们与中国之关系缺乏先见之明引起的"。对华战争是不必要的。而支持对华宣战的人则宣称："(英国)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和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具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针对这一观点，一位托利党人尖锐地反驳道："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然而，帕麦斯顿否认英国政府支持这种走私贸易，他狡猾地辩解说，向中国派遣军舰是为了英国公民的贸易安全。于是，在资产阶级议会的一片嘈杂声中进行了表决。反对战争的有262人，支持对华宣战的有271人，结果以9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战争决议。一场不义的战争就这样准备停当了。

　　二、战争时期的鸦片走私

　　当中国对外杜绝鸦片来源，对内严查吸食、贩运鸦片的禁烟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外国鸦片贩子在沿海的走私活动一度收敛。飞剪快船纷纷驶回印度，把林则徐查缴、销毁鸦片的严厉禁烟消息带到拍卖鸦片的市场上，人心惶惶，新产的白皮土在孟买200元就可以买到。鸦片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说明鸦片产地的交易很不景气。在中国沿海一带的鸦片交易，"几乎已经完全停止"。然而，大鸦片贩子并不甘心其失败。富有冒险精神的马地臣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可惊慌的。"他从被围的广州商馆中一出来，便运送10万元到新加坡替行号投资新上市的鸦片，"同时还向加尔各答定了同样数目的一笔货"。他考虑到，在商馆已经向中国政府具结，保证不再进口鸦片，如果再次被中国政府逮捕，自己就没有第二条命继续经营毒品生意了。办法还是有的，为了防止中国缉私员弁的检查，他使用了一种秘密方式，所写的信件都不署名，并且规定用密码与他联络。这还不放心，他干脆把办公桌安置在船舱中，"在6月里，英商刚从广州撤退以后，据报已有沿海贸易船只经营鸦片贩卖了"。鸦片贩子不惜以生命来冒险。这时的销售量虽然比较小，而利润却非常高。200元买进的一箱鸦片可以卖到800元以上。1839年10月，每箱鸦片的售价高达1600元。在马地臣的带动下，其他鸦片走私贩纷纷把走私船驶到东海。沿海一带从事这种非法交易的船只之多，可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这些鸦片走私船为了对抗中国水师的缉捕，全都武装了起来。

　　对于这种猖狂的鸦片走私，林则徐也有觉察。1839年8月20日，他指出："今奸夷尚有多名未去，趸船尚有一半未开，尖沙嘴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屡经示谕，皆又匿不呈缴。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船上买出，赃证确实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写明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涨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岂能将就姑息，致贻民害!"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下令水师官兵轰击这些敢于抵抗的鸦片走私船。1840年5月，英国鸦片走私船希腊号(He11as)曾在南澳附近水面抗拒中国水师查缉，激战4小时被击毁。一些鸦片走私船船长不愿再冒生命危险，辞职洗手不干了。

　　1840年，当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沿海之后，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中国水师失去了控制鸦片走私的能力。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广州纪事报》又开始公开登载鸦片价格。英国海军北上时，鸦片走私船踵随其后。英国舰队陆续占领沿海据点，鸦片走私船跟随至厦门、舟山和吴淞口。广州一失守，鸦片走私船就驶到黄埔。鸦片贩子这种猖狂的走私活动，分明是在英国军队保护之下公开进行的，属于地地道道的强盗行径。1840、1841、1842年，由于战事的影响，鸦片输入量不算很大，分别为18965、17858、18827箱，每年仍有近二万箱鸦片非法走私入境。由此可以想见，战争时期鸦片走私活动的猖獗。

　　战争时期，美国的鸦片贩子诡谲异常。他们一面将从印度贩来的1540箱鸦片交给义律，以英国商人名义转交中国；一面将从土耳其贩来的鸦片藏匿起来，拒不交出。正当禁烟运动雷厉风行进行之时，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从广州秘密装载20箱鸦片运到新加坡卸下，在新加坡制造在中国鸦片无法卖出的空气，使当地鸦片价格狂跌。这名狡猾的美国鸦片商在24小时内便以每箱250元的低价抢购了700箱鸦片，连同原来的20箱鸦片一起重新装到快船上，运到中国福建、浙江沿海兜售，每箱鸦片售价最高时为2500元。

　　三、英国内部的抗议

　　自从英国作家汤姆斯·德·昆西发表了《一个瘾君子的自白》以后，鸦片在英国成了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洒过许多墨水，也流过许多鲜血。在英国，鸦片问题引起了一个世纪的道德、宗教、政治争论。

　　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中国禁烟日益严厉之时，在英国国内关于鸦片的争论也出现了一次热潮。一些鸦片贩子雇用无耻文人为鸦片走私罪行进行辩护。他们公然宣称，鸦片是一种奢侈的用以款待客人的合理的社交用品，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有利无害。有人虽承认鸦片是一种毒品，鸦片贸易是一件坏事，而说由于中国人需要，"如果我不经营它，其他人必会经营的"。这些荒谬的观点在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英国一些善良的人的愤怒，他们纷纷致信编辑，抨击鸦片贩子的怪论。

　　针对鸦片贩子所散布的鸦片对于中国人就像酒对于英国人那样无害，那样有吸引力而难于禁止的观点，有人这样驳斥道："倘以鸦片比酒，我可说这也仅是妄谈，因由此试图演绎出来的议论，并不比胡说好些。......中国人谴责吸食鸦片者，认为吸食鸦片是有害和致命的癖习，一旦沉溺于它，戒绝就几乎不可能了，而未老先衰和死亡，就结束这个走入了邪途的放荡生命。鸦片绝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交际上的奢侈物品。读了朱蹲和其他人的刚正有力的建议之后，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爱国者，把这种可爱的'奢侈物品'究竟看成是什么东西了!......意志清醒的中国人都会看出这是诡辩。从而提出：远方国家既是文明的，其人民又是高尚的，为什么这些基督教的信徒和实行者，却坚持着要干这种危害别人国家的鸦片贸易?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帝国政府为什么强迫它的农民种植鸦片?"

　　针对那种既知道鸦片贸易为害人的勾当，又要厚着脸皮走私毒品的人，有人斥责道："这是上帝指导人类做事的法规吗?因为别人会干，我就有权去干坏事吗?别人犯谋杀罪，我们有权去干吗?别人掠夺与世无争的非洲，把人的筋肉运过重洋去贩卖，我有权利去干吗?鸦片贸易的卫道士!你会按照你自己的原则同贩奴者共享人肉利益吗?"

　　鸦片走私贩干着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严重践踏了人间正义和道德。他们不仅对自己的罪恶行径毫无愧疚之心，反而诬称中国禁烟措施苛酷，违犯了国际惯例，有害于道德风尚。对此，有人抨击说："中国的道德家或政治家将会作出理智的判断。他们愤慨地看待这些唯利是图的外国商人，这些外国商人凭借其国家的力量，用致命的鸦片来毒害一个民族的健康和败坏其道德，而却傲称优越，把自己打扮成心怀仁慈的基督徒和受过教育的正人君子......还故作激烈地演说，辱骂中国人苛酷，指责他们对欧洲人在中国居留的厌恶与无理地要求其政府严禁鸦片输入。"是的，已经把人类道德、正义践踏无遗的鸦片贩子，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的禁烟措施?保护毒品贸易的政府，有什么权力指责中国政府的保护措施?听一听他们自己同胞的谴责吧！

　　1839年，当中国禁烟运动达到高潮，外国鸦片贩子及其政府代理人义律正在设法加剧中英两国紧张气氛，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时候，英国的反毒品贸易运动兴起。一些正直的公民发了言，他们认为：

　　"目前对华贸易的显著危机是由几个并发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我们不能不归咎于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关系中的不道德上面。鸦片贸易的起源及其迅速发展，都出自这个原因。......1832年，英国众议院作有关印度岁入和商务时，他们的言词既是一份熟知鸦片贸易毒害的深深忏悔，同时又是一派要为此负责的全然伪装。由于印度政府和英国国会的决议，至少得到公众默许的批准，因而最有声望的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参加鸦片贸易，社会上流人物决不会因为参加东方鸦片贸易发了大财而不受欢迎。直到今天，全印度和在中国的许多注重公正与荣誉追求的杰出商人，都是在这种贸易中始终名列前茅的......招致当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信帝国政府禁止此项贸易的愿望的真诚......在事实上我可以肯定，为这种贸易敞开大门的是低级官吏。我们也不否认，帝国政府对这些官吏的行为应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说这些政府低级官吏受贿是不忠于职守，那么对那些行贿者行为又当如何解释呢?如果一些律例禁令分明是不公正的，那么外人可以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出抗议。如果他怀疑帝国立法官的意图，那他也可以自行其是，而视帝国的布告等于空文。在过去可以有所辩护，但现在在充满罪恶的过程中坚持，最后将是无理的和危险的了。我们非常痛心地听到，有些人极力图谋恢复鸦片贸易。今非昔比，帝国的决心已经明白宣示，吸烟祸害的帷幕只拉开一些，暴露出来的毒害就使人触目惊心了。......最后一个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此间局势的发展无动于衷......在中国人的眼中，我们的品格是下流的。无论个人和团体都很少有所提高。我们说实话，可以肯定，西方各国的方针是宁可在华利益下降了，也不愿提高外人的品格。这归咎于已经看到的道德松弛，抑或归咎于别的原因，让别人去决定罢。然而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我们正为此而感到痛心。我们民族的品格死了，被我们的愚蠢和疏忽弄死了。......缴交鸦片的事情结束之后，新的一幕开场了......应当记下，在新的历史的第一页，一切与东方有商业的西方国家，决心坚持与中国作公平正直的交往。直接公然造成已被中国人斥之为罪恶的行为，又在中国政府一再明白抗议下，仍将鸦片运入中国，那就充满祸根了。在同情中国政府的老实人眼里，这只能是非常不友好，而且是含有敌意的。西方政府由于不注意，不听劝告，以致造成中国人的耻辱与损害。那么，除了坦诚认错、老实赔偿之外，没有其他补救办法。特别是英国对中国负有赔偿义务。她是首犯，应让她做第一个赔偿者。"

　　这是一位诚实的英国公民的正直发言。他不仅阐述了导致中英贸易危机的鸦片走私根源，而且对中国遭受的鸦片毒害作了客观的描写，同时还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是鸦片走私的首犯，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魁，要求它赔偿中国遭受的损失，向中国人承认错误。这种呼声反映了英国一部分工商业者和人道主义者反对毒品贸易的意见。与当时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操纵下的"金喇叭"要求对中国实行战争的喧闹声相比，这种呼声尽管有些微弱，但它代表着正义，它揭示了导致中英贸易危机的真正原因和性质。

　　从1839年底兴起的英国国内反鸦片的抗议运动，给维护鸦片贸易利益的英国政府造成了一定压力。宪章派是反鸦片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1840年3月19 日，英国国防和殖民大臣罗素在下院宣布要对中国进行战争的消息公布之后，宪章派以《鸦片战争》为题，在《北极星报》上发长篇评论，驳斥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文章认为，罗素宣称女为英国商人所受的财产损失，以战争的方式索赔，"这就直接招认了鸦片问题是中英争端的基础，而这场战争无论就其意图或目的来看，完全是一场鸦片战争。"针对罗素诬称中国禁烟为暴力的说法，文章批驳道："中国政府的全部行为明显表现出一种温和和克制，这和'文明'的基督教各国在远非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所采用的野蛮武力形成强烈的奇特的对照。他们的法律早已公诸于众，因此他们有权无须警告就立即实施法律，正如任何基督教国家都会做的那样。然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走私犯警告，规劝他们不要铤而走险并运走鸦片；直到克制到极点而要变为虚伪之时，他们才用最温和的方式行使其权力，以对公开违法者实施法律。因此，在这场纷争中，在华的英国臣民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侮辱和伤害，受控告的都不应是中国政府，而应是鸦片走私贩们。所有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受的损失，所有因茶价上涨给整个英国带来的损失，也应该由这些鸦片贩子负责；英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派遣军队去掠夺平白无辜的中国人，而是相反，即让这些走私棍们说出所损失每一个小钱的原因，然后立即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以按中国法律，对他们给中国政府的侮辱和给'天朝'人民造成的多方面损害予以处理。"

　　鸦片贸易罪恶昭著，鸦片战争践踏人类正义。它激起了英国人道主义者的抗议。伦敦差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其著作中愤怒谴责鸦片贸易是当代最大的罪恶。费赖伊在《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事实和证据》中指出，英国政府是鸦片罪恶的制造者。1840年5月1日，伦敦各界人士举行集会，通过了向议会两院递交的反对鸦片战争请愿书，发言人泰勒指出："这次会议，在最坚决地摈除任何党派或政治目的、最强烈地反对任何这类组织对它施加影响的同时，对由于英国臣民把鸦片输入中国，有意直接违反那个帝国的法律，使英国的道德和宗教感情遭到蹂躏，使基督教的形象在全世界黯然失色，使英王国卷入一场反对多达三亿五千万人民的战争而深感痛心。"

　　英国的工商业者在反对鸦片贸易和战争的队伍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人道主义者致力于呼唤民族道德和良心的时候，工商资本家萦怀于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商人亚力山大在1840年5月1日的反战集会上说："政府进行的使整个国家卷入的战争将对我们的商业造成最严重的损害"，"鸦片贸易阻止了我们的制造品进入中国"。1842年7月，英国235个商人和工厂主联名向内阁首相皮尔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中，他们运用大量资料说明，只要鸦片走私继续下去，他们的商业就不能在一个安全的基础上顺利进行。请愿者以统计资料为根据，说中国在1834--1839年对全部英国产品的平均需求比他们在1803--1809年单独对羊毛品的需求还要少50000镑，而在1834～1839年鸦片输入则从3000箱增加到30000箱。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结束。随着鸦片战后鸦片走私愈加猖狂，英国国内又一次掀起了抗议鸦片贸易运动的高潮。1842年12月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评，敦促英国政府摆脱对鸦片贸易的责任，放弃不道德的财政收入，说："由于在因为我们有罪于中国而引起的争执中掠夺了它的城市，屠杀了它的人民，我们在道德上有负于中国。"在这一次高潮中，英国下院就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议员阿什利和沙夫茨伯里先后提出鸦片问题议案，并连递了美以美教会、浸礼教会和伦敦会的三份请愿书，呼吁下院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制止印中之间的鸦片贸易。阿什利的动议是："议会认为，鸦片贸易的继续以及对英属印度领地鸦片生产的垄断，破坏着英中之间的整个友好关系，使合法贸易严重缩减，危害了英国制造业的利益，完全背离了一个基督教王国的职责并玷污了它的荣誉。议会认为，在适当考虑政府及个人权利的条件下，应尽快采取措施废除罪恶的鸦片经营。"

　　从1839年到1843年，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在英国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尽管这场抗议毒品贸易运动没有达到制止鸦片走私的目的，但是，它给英国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其在通过战争或外交手段维护鸦片贸易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设法掩饰，无法把罪恶的毒品贸易直接写进《南京条约》中。

　　四、关于鸦片的"谅解"

　　当英国军舰抵达南京附近的江面时，道光皇帝由于一连串的军事惨败，只好在安危之间，而不是在是非之间，选择了一条道路，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派代表在南京附近的江边上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割占了香港，勒索到2100万元的巨额赔款和协定关税特权。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准许英国领事驻在新辟的口岸，基本满足了英国政府的侵略欲望。然而，最为奇怪的是，人们公认英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可耻的毒品贸易，而作为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除了规定清政府赔偿鸦片费600万元的货价外，中英双方对今后鸦片贸易在华的地位没有任何规定，好像英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鸦片似的。实际上这是英国政府故意掩饰自己的鸦片政策而制造的一种历史假象。由于鸦片贸易声名狼藉，追于本国人民抗议的压力，英国政府不便公开支持鸦片走私，不便把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款写入《南京条约》。然而，英国又不愿意放弃这一巨额掠夺，只好采用欺骗舆论的方法，装作战争与鸦片贸易没有多大关系，而在暗地里加紧诱逼清政府开禁鸦片。发动战争的目的明明是为了鸦片贸易，战争的借口却是为了英国人在华的安全和英国女王陛下的"尊严"。"为不列颠的商务利益计，为女王陛下的荣誉计"。

　　英国政府既要扩大鸦片贸易，又想掩盖其与贩毒的直接关系，缓和国际国内抗议鸦片运动的压力，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开始诱逼清政府自动开放鸦片禁令。1841年2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训令海军司令懿律及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已经将关于中国鸦片贸易的各种情况加以考虑，我必须训令你与中国政府努力商得一些协议，把鸦片当作一种合法商业的物品准许进口。在你向中国全权大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声明，准许当作合法贸易的一种物品输入中国的建议并非你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之一。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不使中国的全权大臣们想到，对于这个问题，女王陛下政府有任何强迫手段的意图。但你必须指出，假若任凭鸦片贸易现状继续下去，两国政府之间的永久谅解是不大可能维持下去的。很明显的，中国官宪的力量是无法将中国沿海的贸易活动压制下去的，因为这贸易对于买主和卖主的诱惑力都超过了他们对于被破获和被惩罚的恐惧心。同样清楚的是，阻止鸦片运到中国也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权力，因为即使在大英帝国的属地上没有一处种植鸦片，在其他许多国家中也可以出产很多，从那里，冒险的人们，不论是英国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就会把它们运到中国去。"

　　1841年5月31日，帕麦斯顿又训令新任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说："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经验已经指明，防止鸦片输入中国完全是中国政府力所不及的，而由于种种理由，使英国政府在达到这一目的上又不能给予中国政府以任何有效的帮助。但鸦片贸易既被法律禁止，它将势必要用欺蒙和暴力手段来进行。因此在中国查缉人员和从事鸦片贸易的当事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经常的冲突和斗争。这些当事人一般都是英国臣民，所以也就不能想象英国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当局间长此进行着私下的战争，而不会危及中英两国政府间真诚谅解的事端......但所希望的是，你能够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以你照理所想到的一切论据，力求给予中国全权大臣，并通过该大臣给予中国政府一个印象，使他们领会改变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中国法律，并以一种正常关税代替他们所不能禁止的一项贸易，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中国政府本身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两道训令中所强调的促使中国鸦片进口合法化的主要借口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阻止鸦片走私，毒品贸易势必继续进行下去。参与鸦片走私活动的主要是英国臣民，英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这部分臣民的活动，必然要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两国之间的谅解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莫如使鸦片进口中国合法化。采取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可以增加海关税收，充实国库，由此可以达到所谓的中英政府的真诚"谅解"。这明明是一种讹诈，全部的理由都是荒谬的，完全是一副殖民主义的无赖腔调。通过外交途径劝说清廷取消鸦片禁令，从而为鸦片贸易谋取合法地位，这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外交策略。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显然是受到了国内反鸦片运动的压力。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政府对外武力的恐惧，则为英国外交代表采取这种诱逼方式提供了有利机会。

　　璞鼎查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全权大臣，忠实地执行了帕麦斯顿的训令。1842年8月，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清廷决定议和投降，派伊里布、耆英赶赴南京。8月12日，璞鼎查代表英方提出谈判条约草稿的同时，就"建议将鸦片作为货物纳税，公开贩卖，请清政府答复"。当时，清廷主张妥协退让的大臣，把林则徐执行的严杜外来鸦片来源的方针看成是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禁烟，在谈判桌上又急于妥协签约，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禁烟事宜。相反，当英国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态度畏葸，不敢正面回答。例如，8月16日，黄恩彤、咸龄往英船洽谈条约细节时，英方代表又提出"请开烟禁"的建议，而黄、咸二人回答说："烟土一节，俟姑再商。"这是一种回避政策。8月26日，《南京条约》基本商妥，单等29日签字画押。璞鼎查又以个人名义就鸦片问题向与会者发表了一通演说。事后，他把自己的演说内容写成备忘录，连同帕麦斯顿的上述两道训令一起交给清钦差大臣耆英。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旁征博引，竭力证明鸦片贸易是禁止不了的，为了中国的利益，建议中国政府在对待鸦片问题上，应当依照西方国家允许酒类贸易那样去做。最后的结论是："除非中国能完全禁止，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否则用实物买卖的方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就是对这一贸易的唯一补救办法。"但他同时又声明，并没有强使中国的谈判者接受他的意见的任何企图。对于璞鼎查的演讲，出席南京谈判的英国舰长利洛(10chGranvi11e G．)写道："中国代表们都承认这种说法颇能言之成理。但是，他们表示大皇帝不会听从这种议论。"所以，在当时还不宜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和奏折。根据璞鼎查给英国政府的报告，钦差大臣的回复是："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至中国官宪之责，止限于禁本国兵民吸食。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毋庸绳之以法。"这种答复给了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既不受法律制裁，又不纳税的实惠。至此，英国谈判代表在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已取得实质性结果，但仍不满意。《中英南京条约》因此没有对此后的鸦片贸易作出明确规定。英国政府鉴于国内反鸦片贸易运动的高涨，面对反对党的压力，仍希望英国在华全权代表迅速使鸦片贸易取得合法地位，以便摆脱遭受谴责、抨击的困境。它一方面摆出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的姿态，一方面训令璞鼎查加紧劝说清廷自动开禁。1843年1月4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指示璞鼎查说："对从事非法投机的鸦片走私者不予保护和支持"。并说，枢密院已授权"英国公使禁止在香港进行鸦片交易"。同月，璞鼎查在广州与清钦差大臣伊里布会晤时又重提鸦片弛禁问题，当时交给伊里布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我愿意发表公告，告诉所有英国臣民遵受中国政府的要求，警告他们如果无视这一要求，船只和货物就有被没收的危险。"这些举动，只是向中国政府摆一摆英国代表貌似公允的样子而已。伊里布不久死去，英国代表又开始向新的钦差大臣施加压力。

　　1843年6月，英国译员马儒翰(Morrison，John Robert1814--1843)奉命利用钦差大臣耆英到香港谈判关税的机会，再说鸦片开禁问题。耆英不敢断然拒绝，乃"设重税难之"。他的建议是：每年定鸦片税额为300万元，由英国公使保交10年；10年后税额再定；现在先预付五年税额1500万元。耆英说，这样办，道光皇帝也许会同意鸦片弛禁。璞鼎查认为这种建议不切实际，予以拒绝(!)。7月下旬，璞鼎查再次向耆英递交讨论鸦片问题的备忘录，重提鸦片弛禁的好处。并告诉耆英，他已获得禁止鸦片进入香港的权力，说如果禁止鸦片进入香港，会迫使载运鸦片的船只大量进入中国内河，事情会变得更糟。耆英由此得知英国政府授权英国公使在香港禁烟，态度变得较为强硬。他说："中国严禁鸦片各条例，均所以约束中国人民，未尝禁及外国。亦犹贵公使之能禁英商，而不能禁他国也......嗣后英国商人夹带鸦片者，应由贵公使禁止进口；中国商民贩买吸食者，应由本大臣等饬各管官严行查拿，有犯必惩。其各国商人，应俟该国领事官到日，再由各海关照会，自为查禁，不准贩烟进口。""至所论拟收平允之税一节，事无把握，又无成说，非奏明请旨，此时不敢遽议也"。璞鼎查见谈判没有进展，只好将耆英的复文发回伦敦，并向外交大臣阿伯丁汇报说："无论这一文件或其他换文怎样谈鸦片贸易，我有最充分的理由怀疑，在中国官员中，百个中是否有一个完全赞成禁止这一贸易。"璞鼎查一面竭力使英国政府相信中国不会真正禁烟，一面欺骗国内舆论。于8月1日，在香港发布命令说："鉴于中国皇帝的谕令和法律已经公开宣布鸦片贩运是非法的，任何人从事这一贸易将自负其责，如果英国臣民从事这一贸易，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保护和支持。"璞鼎查的这一公告，显然不是向中国政府表明他对鸦片贸易的真正态度，而是向英国公众表白英国政府与鸦片走私贸易没有什么关系。正如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给他的伦敦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公使发表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布告，等于零。是说给英国的圣人们听的。亨利爵士(即璞鼎查--引者注)绝不会想到要去执行它，而且私下肯定会把它当作一个绝妙的玩笑。不管怎么说，他准许鸦片在香港上岸和存放"。

　　10月，在《虎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璞鼎查又派马礼逊(J．R．Morrison)重议鸦片开禁问题。其理由仍是：以前中国禁鸦片，英国商人在海上照常贸易，结果是"名禁实不禁"，因此不如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谈判代表英耆认为，道光皇帝是主张禁烟的，改变皇帝的意志是危险的，没有上谕不便谈论此事。这位昏庸的政府代表，按照他自己的体会，可以采用中国的惯例，让法律听任它写在法典里，而不去执行，便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向璞鼎查保证说："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与卖国的清朝政府代表就鸦片走私贸易问题在口头上取得了"谅解"。这种作法尽管对国库收入没有什么好处，但顾及了道光帝的尊严。由于没有公开废止道光帝关于鸦片问题颁布的一道道禁令，皇帝也只好默认了。

　　此后，道光帝仍在国内坚持发布禁烟谕令，但很少再提查究外国鸦片贩子走私进口问题，显然他已经改变了"以断绝来源为首"的禁烟方针，已经改变了1839年发动全国禁烟时的那种"除恶务尽"的初衷。1843年12月初，道光帝在批阅耆英的折、片时，谕令说："耆英奏，通商事竣，夷酋恳请抽收鸦片烟税，该大臣以夷务甫定，操纵两难，密片具奏，所见真切。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这道上谕明显反映了耆英与璞鼎查关于鸦片问题谈判的情况。言外之意是，鸦片问题主要是国内官民吸食造成的，如果中国人不吸食毒品，外国鸦片贩子就不会贩运来中国。因此，应当继续查禁国内吸食者，"有犯必惩"，把禁毒的侧重点转移到国内来。谕令要求海关官员对待外国鸦片走私不得"过事诛求，致滋扰累"，采取"不禁自止"的态度，实际是放松关禁，听任鸦片走私。

　　事实也是如此。1852年，德庇时(Davis John Francis1795--1890)说："战争以来，至今已近十年。在这段时期中，众所周知，满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禁止鸦片的措施。......耆英在1844年给了我一封短信，坦率地指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按照这一默契实现和平后，一次有关严禁鸦片的公告也没有发表过。"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鸦片战后十几年间，中国政府不仅对外国鸦片走私不加干涉、制止，而且对国内吸食、贩卖毒品亦撒手不管。1839年掀起的全国禁烟运动，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干扰，到1843年底基本终止。此后，道光帝还曾对官员、兵丁吸食鸦片烟以及民间私种罂粟发布过一些禁令，而实际被视为一团废纸，毫无效力可言。

　　与此相应，英国政府一待国内反对鸦片贸易运动走向低潮，便把自己的禁烟声明置之脑后。1844年4月16日，璞鼎查指示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Balfour，George 1809--1894)说："据我所知，英国法律没有给你权力去直接干涉任何载有鸦片的船只......鸦片贸易在广州已经公开进行，在那里以及在其他条约口岸，清朝官员们公开声明，他们不能也不敢制止这一贸易。"不久，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便写信告诉璞鼎查，可以暂缓执行禁止鸦片进入香港及其水域。

　　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关于鸦片走私贸易问题，就这样达成了"谅解"。英国方面尽管暂时没有达到使鸦片弛禁的目的，但取得了事实上鸦片贸易的"认可"，输入鸦片既不纳税，又不禁止，可以大规模公开进行，取得了最大的实惠；清朝方面表面上维持了禁烟令的存在，而实际上放弃了禁毒的权力。一个得到了实惠，一个顾全了"面子"，各取所需，互相"谅解"。

　　五、鸦片走私方法与价值

　　英国以炮舰迫使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采取"默认"政策后，立即在印度鼓励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大力收购鸦片。附表7是印度比哈尔(Behar)与贝拿勒斯(Benares)两地区生产出口鸦片情况。英国政府强行割占中国香港之后，立即把这个小岛变成为远东地区鸦片的最大集散地。1843年《南京条约》生效之后，外国鸦片贩子立即麇集到香港筑室建房，开设鸦片趸船停靠的码头，把它很快变为自由的鸦片仓库。马士说："香港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同样的作为鸦片和其他货物的一个自由的仓库。"到了1845年，就有80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周围。英国公使璞鼎查，除了在1843年发布过一个禁止鸦片进入香港的通告外，从来没有履行过任何禁止鸦片的义务。

　　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被迫陆续开放后，外国鸦片贩子纷纷抢占最有利的走私地点，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在广州，鸦片船只最初停靠在黄埔下面三英里的地方，后来以河口两边的金星门作为固定的停泊地。这些外国鸦片贩子对于中国尚未取消的禁令毫无顾忌，他们在停靠鸦片船的陆地上擅自造屋修路，好像得到了中国法律许可似的。在金星门停泊的四只鸦片趸船，"分属于两个英国公司，一个港脚和一个美国公司"。在福州，1845年就有两艘双帆鸦片船停泊在闽江口，作为储存运到福州的鸦片仓库。这两艘鸦片船的船主都是英国人，他们在福州城内租赁了房子，作为鸦片临时批发站。当时，从香港到福州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鸦片船，英国的副领事就是乘坐鸦片船到福州上任的。曾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卫京生这样回忆道："在当时，鸦片是外国输入中国最重要的而又是最值钱的货物，在名义上中国政府对鸦片买卖是禁止的，但由于官吏的纵容，这个贸易几乎完全是免税的。单在福州地区一年的消耗量估计约在二千至三千箱之间，大约有半数的成年男子染上了烟瘾。这些鸦片船还没有来之前，此间消费的鸦片是取道福、厦之间的泉州进口的，鸦片船来了之后，鸦片就直接运到福州了。"

　　在厦门，鸦片走私贸易也很猖獗。1850年，停泊在厦门附近的鸦片船只有颠地洋行的三桅帆船"阿美士德勋爵号"，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开路者号"，合记洋行的纵桅式帆船"保王党号"。直到1855年，这些船只还抛锚在外港。据不完全统计，1849年，从厦门输入的鸦片有3200箱，仅次于广州的金星门，位居五个通商口岸的第三位。厦门的鸦片走私是公开的。有人这样描写道："在厦门，鸦片是存放在外国仓库的。有一条鸦片趸船泊在与海关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俨然很安全地放下桅杆安逸地停在那里，并不畏惧中国官吏的干涉(!)。"

　　上海开埠之后，很快代替了广州，成为最重要的鸦片输入口岸。1849年，由上海一埠入口的鸦片几乎等于输入中国鸦片总额的一半。1857年，从上海走私入口的鸦片有31000箱，成为最大的鸦片市场。上海一开埠，外国商船就载运鸦片云集到吴淞口。从1843年5月到11月17日的半年间，由上海输入的鸦片就高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由于上海处在长江入海口，临近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英美鸦片贩子便把上海作为鸦片走私的主要地点。1848年，停泊在吴淞口的鸦片趸船有12艘之多。1854年，鸦片大量搬入岸上的仓库，停泊的鸦片趸船仍有10艘，"其中四只是受英国公司委托作鸦片生意的，四只是受犹太人或港脚公司委托的，还有两只是受美国公司委托的"。在上海鸦片买卖是公开进行的，鸦片商人敢于公开抬着鸦片箱从海关关员的面前走过。据不完全统计，由上海输入的鸦片及其价值如下(表8)：

　　在宁波的鸦片趸船也有两只，都是英国的，停泊在镇海河口。

　　外国鸦片贩子不仅向通商口岸大肆兜售鸦片，而且把鸦片船只驶到没有开放的港口附近。例如，汕头在1858年开放之前，就停泊着两艘鸦片趸船，均属于英国两家最大的贩毒公司。此外，在漳州、天津、威海卫、南澳、锦州、福建的集美和晋江都停靠过鸦片趸船。总之，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趸船停靠的口岸。有人这样描写道："沿着整个海岸线，在五口及其他重要据点，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鸦片船。吴淞、福州、宁波、厦门、舟山、刘公岛、锦州及广州，都是烟船所爱好之抛锚地。1848年，报纸上列举三十五个这样的'水面炮台'(即鸦片走私的武装趸船)，十二个在上海，八个在广州。一个美国专使曾这样讥讽说：'鸦片船坞在中国之为人所熟知，如同美国海军船厂被人稔悉一样'"

　　英国在华的最大两家毒品公司--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各自拥有一个庞大的鸦片船队。怡和洋行有一只700吨的趸船长期停泊在香港，散泊在其他口岸的鸦片趸船共有8只，此外还有9只鸦片快船来往于中印之间，或者从香港把鸦片送往沿海各口岸。颠地洋行的鸦片船队稍次于怡和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趸船有4艘，另有3艘鸦片飞剪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五口通商时期，在英美政府的庇护下，在清廷的放纵下，鸦片走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外国鸦片贩子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走私制度已经达到高潮，竞争的狂热吞噬了一切鸦片烟的商人，没有一个公司不想尽最好的走私办法，企图赛胜过它的竞争者"。英国、美国的鸦片走私者彼此互相夸耀他们的走私装备。在这一时期，鸦片走私船又有了新的改进。从1850年开始，美国人发明的汽轮船加入了鸦片走私船的行列，鸦片走私已不受季风变化的影响。1858年，已经有美国造的许多汽船在中国沿海航行。据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Reed，Wi11iam Brad-ford 1806--1876)报告："在中国海面最活跃的鸦片汽船，都是纽约建造的，挂的都是美国旗。"这些飞速行驶的汽轮船，抢先把加尔各答有关鸦片的消息传递到新加坡、香港，再从香港传递到上海等其他鸦片趸船停泊地，然后把鸦片销售情况迅速带回印度的鸦片产地和市场。这些鸦片快船通常还兼营邮政业务。为了竞争，他们总是把除了自己原主的信件以外的邮件，故意扣押24或48小时，或更多的时间，以便在别人获得鸦片消息之前，保证自己的洋行处置鸦片的优先地位。这些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除了用于轰开中国水师的偶尔查缉外，主要是为了防止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西方国家的海盗的突然袭击。在鸦片贩子看来，中国的水师官员已不需要任何武力就可以轻易对付，"那些从事于这项贸易的船只所以必需充分武装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贵重的货物和由货物换来的银子，免得受到那些骚扰沿海的海盗们的时常会有的袭击"。

　　以英美为主的鸦片走私者还采用讹诈的手段强行销售鸦片。1856年江海关道蓝蔚雯曾揭露说："西洋各国进口货物，近以烟土为最盛......五口行销几于无处不行。其贩来上海者，夷商以抵付丝茶价值为大宗。比如，应付丝价银一万两，夷商只付现银六七成，余以烟土抬价推抵，丝茶商不敢私运，即就地售于潮、广土栈"。"抬价推抵"鸦片完全是一种无赖行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销售已不需要采用秘密的方法。"这种贸易虽然没有正式被认可，可是实际上是被承认了的，鸦片公开在大街上搬运，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一。在上海，"鸦片成了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物"，它可以在海关关员的面前公开地通过；在广州，"鸦片在街道上成箱地公开运送，并且像非违禁品一样地进行销售"；在福州，"不是每个礼拜，而是几乎每天都在离海关大门不到十尺的地方，大白天就把鸦片搬送上岸"(!)；在厦门，"鸦片小艇像渡船一样地来来去去，鸦片公开地在大街上贩卖"；在宁波，"鸦片贸易也同样是公开的"。这一时期，广州的鸦片窑口也已恢复营业。1843年有20余家。清政府的官吏公开向窑口索贿分肥，每个窑口每日派规银百元有奇。广州城内的鸦片烟店林立，至少有五六百家。总之，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实际上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这一时期，参与鸦片走私的主要还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印度人、葡萄牙人、犹太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菲律宾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对中国的毒品进攻战。

　　在英美国家军舰的庇护下，在清朝政府的默许下，由于鸦片贸易地点的增多、市场的扩大和运输工具的改善，鸦片走私数量激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五口通商时期，由于海关管理的混乱，各年度输入中国的鸦片缺少精确的统计。目前，各家史书所依据的数字仍是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提供的下列数据(表9)。马士的推算是不精确的。就印度而言，他只统计了两个主要输出口岸，实际上还缺少达曼和果阿两地输出的鸦片箱数。何况除了印度鸦片之外，鸦片贩子还从土耳其、波斯等地输出鸦片。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实际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要大于马士的推算。统计表明，在五口通商时期，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大，每年高达六七万箱，几乎是鸦片战争前的两倍，由此可以想见鸦片走私规模的扩大。

　　在这一时期，输入鸦片的价格和价值也没有精确的统计。由于走私性质，鸦片价格忽涨忽落，很不稳定。在上海，1847年平均每箱价格为500元；1848年公班土的售价为500一630元，白皮土为530一1100元，平均售价700元；1849年，平均售价每箱跌至600元，这个价格维持到1853年；随着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由于供大于求，1855年公班土售价每箱跌至360元，白皮土为420元；1856年又进一步下跌。到了1859年，鸦片售价又回升到每箱500元的水平。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做一粗略推算。按照马士的估计，从1840年到1858年的19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约有808125箱，若以平均每箱售价550元计，鸦片总价值大约有444468750元，相当于一次国际战争的巨额掠夺!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这里只能做一概略估计。马士说，1855年中国消费的鸦片有65354箱，公班土、喇班土每箱120斤，白皮土、金花土每箱100斤，平均为110斤，大约有7188940斤。若以每人岁食3斤计，习惯吸食者应有2396313人；若以每人岁食6斤计，则为1198156人。考虑到偶然吸食的因素，同时也考虑马士统计数字不完全的因素，可以推测中国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当在二三百万之间，比鸦片战争时的吸食人数又有大幅度增加。

　　鸦片战争前，烟毒主要泛滥于广东和福建。鸦片战争后，上海日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输入口岸，浙江、安徽、江苏等省鸦片流毒日趋严重。例如，浙江"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呆杲日出，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即鸦片烟市)"。《松江府续志》记载："吾郡自道光以前吸食(鸦片)者无多，季年以后，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口众。城市而外，寝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米粮，往往因之败业，以促其年。"道、咸年间的南汇县，鸦片流毒相当普遍，"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据记载，吴江县、秀水县也同样是烟灯遍地。江南，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乡、最发达的商业地区，已被弥漫的鸦片烟毒所笼罩。鸦片烟毒不仅摧残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肌体，而且严重破坏着中国的生产力和商品市场；不仅败坏了炎黄子孙的道德观念，同时还不断破坏着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五个通商口岸宣布开放时，英国资产阶级兴奋异常，他们一想到一个拥有三四亿人口的国家敞开了大门，就认为发财的机会到来了。各种工业制造者和商人都作着同样的黄金梦。什么中国人每年每人消费一顶帽子，英格兰所有的工厂就会供应不上；什么兰开厦纱厂的全部生产品不够供应中国一省制袜之用；如此等等，都是说中国市场是巨大的。然而市场消息很快就使这些热昏了头的资本家困惑不解。运到中国的刀叉食具和钢琴在中国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睡帽连一顶也卖不出去。美国的床单和衬衣也卖不出合适的价格，只好长期堆放在货栈中，即使降价抛售也卖不出去。原因何在呢?英国下院小组委员会在研究英国商品输出额不能迅速增大的原因时，认为："既非因为中国对英国货物没有需求，亦非其他国家与英国竞争。唯一的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从而对英国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是的，假若说刀叉、钢琴等商品，由于中国人传统生活习惯的原因，文化心理素养的原因，无法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话，那么，图案美丽的床单，剪裁合体的衬衣、衬裤、睡衣、睡帽，不应该在中国没有市场。即使中国人有浓重的"老大自尊"心理，也不可能违反常识，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予以拒绝。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限的资金被吸进鸦片烟枪中去了。

　　马克思在1858年分析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要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又说，"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妨碍中英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强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一般的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英国鸦片贩子破坏了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用大炮轰开的远东市场，而这种破坏活动又是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庇护下进行的。

　　六、方兴未艾的反鸦片贸易运动

　　鸦片贸易从19世纪开始在人类道德法庭上就被看成是可耻的罪行。在东方它激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仇恨，在西方它同样受到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的尖锐批评。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时，曾遭到国内舆论的激烈批评，在下院仅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战争决定。战争结束之后，鸦片贩子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更加猖狂地走私毒品。英国国内对于本国政府在中国强行推销鸦片的政策的抨击更加激切。侨居在伦敦的马克思经常搁置自己的研究计划，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评论文章，谴责英国的鸦片政策和战争。在公众舆论压力之下，英国政府辩护说，它出动军舰是为了保护女王陛下臣民的财产和安全，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国旗，并不是为维持鸦片贸易而战。至于鸦片走私贸易，那是由于中国。政府无能禁绝，英国没有制止鸦片输入中国的义务。

　　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且不谈英国国会议员对政府的尖锐批评，当时的宗教团体对于鸦片走私贸易亦表示强烈不满。在中国的英国基督教各派传教士一致认为，鸦片贸易是一种人类罪恶，在中国从事这种罪恶勾当的主要是英国人，因此损害了英国人的声誉，妨碍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一位著名的伦敦会传教士(格尔福斯Griffith John)尖锐批评说：

　　"想起鸦片贸易以及这无穷的祸患，现在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了。中国人称我们为魔鬼，而当我想起这种不道德和破坏性的贸易，我就觉得不再奇怪!......现在我不能检查这段可悲复可耻的贸易史，也无法叙述英国政府对这种贸易自私的行为该负的责任。我们知道，道光皇帝因为企图阻止这项贸易，反成了我们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场战争花费了中国人2100万元和香港的割让，并且为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和损失。为了中国焚烧鸦片，我们又强迫它们付600万元的赔偿费。当这些都过去以后，我们的全权大使璞鼎查尽所能地迫使中国签订这项贸易。但是中国的皇帝如何回答?'是的，我无法禁止这种泛滥的毒品被介绍进来。虽然那些贪财好色、追逐名利并受贿赂的人将破坏我的愿望，然而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诱我，去从罪恶和我百姓的痛苦中取利'。多么高贵的话!这些话值得用金字写出来。我认为，这位非基督教徒皇帝，站在比我们的基督全权大使还高的道德水平上。接着，英国所做的下一件事，便是通过额尔金伯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鸦片通商合法，然后使鸦片成为一种安全的、受人尊敬的、广泛的习惯，遍布在中国的土地上。

　　"每一年，中国人都得为这有害的毒品付出1400万一1600万镑的代价，而从大英联合王国输到中国的鸦片不过是800万一1000万镑的价值而已。在东方是基督教的代表，在中国是商业的大国，这就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地位。但是对中国而言，鸦片不仅年复一年地剥夺了他们上百万的金钱，还实际地摧毁了他们的民族。鸦片在中国无形中破坏了宪法，摧毁了健康，缩短了吸食者的寿命，瓦解了每一个家庭的欢乐和兴盛，并且正逐步地促使这整个国家民族身心以及道德的低落。

　　"......吸食鸦片在中国绝对不是一种无害的享受，它不论对国家，或对个人都是一种绝对的伤害。传教士始终感觉到这种致命的通商，有着不光荣的历史，促使中国的人心抵挡基督教。它的破坏性远比基督教能为中国所做的还要多，这种贸易已经造成中国人对传教士和福音的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们无法了解何以同样肤色的人会一面带给他们救赎的福音，另一面又带给他们具有毁灭性的毒品。他们无法了解何以当我们正在大量摧毁他们的身体时，竟会以为对他们灵魂有益。他们必然怀疑像我们为他们带来这种贸易的民族是否还有权利向他们传播福音，劝他们行善。虽然，身为传教士，我们与这种可憎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中国人却无法分辨外国人和传教士......总之，这项贸易是不道德的，并且是英国的一种污点。......

　　"目前，鸦片是最大的灾祸。同时，我认为在中国政府方面，虽然他真诚地使用法律限制，却无法杜绝。如果事实发展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当采取的途径便十分清楚了。我们已经在中国人民的身上造成了一项可怕的错误，现在我们的严肃任务，就是立刻放弃这项贸易，并尽我们的力量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再加上他们的努力，将这种灾祸从他们的国土上完全排除。如果能让英国政府亲眼看到鸦片贸易罪恶的本质，进而导使他们将鸦片的收入奉献在我们国家的神和中国富强、康乐的祭坛上，那该多好!"

　　这位传教士一针见血地分析了鸦片问题的实质，代表了英国反鸦片贸易人士的正确意见。英国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士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为促进英国人民和政府与鸦片贸易断绝一切关系"，该委员会的主席沙甫慈百利于1855年8月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鸦片危害的调查备忘录，促使英国反鸦片贸易运动出现了一次新高潮。

　　美国在华传教士也积极参加了反鸦片运动。他们向国内各团体提出各种关于鸦片毒害的报告。著名的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Walter Henry 1796--1857)曾激烈批评鸦片贸易说："这项贸易以莫大的耻辱玷污着英国人在中国的令名，由于有些英国臣民继续从事于一种害人的毒品的武装走私，借着这种买卖使自己发财致富，却摧毁并杀害了那些可怜的吸烟成瘾的中国人。"尽管这位美国牧师没有同时把美国人也列入鸦片贩子的行列，而这些尖锐的批评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产生一定影响。此外，还有那些在华经营合法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贸易也表示不满和谴责，这在国内也形成了一种反鸦片贸易的舆论压力。在这种舆论影响下，美国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特别是出于争夺中国市场的需要，在胁迫中国签订条约时，公开宣布他反对可耻的鸦片贸易。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33条中说："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这是清政府在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批条约中，唯一的、也是最早的国际间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在它的影响下，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的海关税则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不过，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政策是表里不一的，它表面上反对鸦片贸易，而委任的驻中国各口岸的领事，大多是从大规模从事鸦片走私的旗昌洋行的人员中选派的，所以在事实上也支持了鸦片走私贸易。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和其他国家关于鸦片贸易的评论，都对英国政府维持鸦片贸易构成了国际压力。

　　维持鸦片走私状况使英国政府既受到国内人民的批评，又受到国际上的压力，处境颇为难堪。而这种极不道德的贸易给英印政府带来的巨大财政收入又使其不愿放弃这项罪恶的掠夺。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英国政府曾一再训令其驻华公使千方百计诱迫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以便把鸦片贸易的责任和国际国内的不满推到清政府身上。

　　英国鸦片贩子对于本国政府的处境和意图是清楚的。1845年，马地臣指示他的鸦片船船长说，在中国人面前不要夸耀英国海军的胜利，"要尽力讨好清朝官吏，如果他们要求我们从一个停泊处开到另一个停泊处，我们就要照办，并且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城市。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过分"。像马地臣这样的大鸦片贩子尚且要顾及国内的舆论，足以说明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运动对政府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

　　1844年，德庇时代替璞鼎查成为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他忠实地执行了上司的训令，曾多次向清朝负责外交的大臣说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好处--"收入的增加和走私的弊害"。耆英对此感到疑惧和戒备，没有积极反应，英国没有就鸦片合法问题取得任何进展。1848年，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继任驻华公使，对于促致中国自我解除鸦片禁令，他似乎信心不足，除1849年2月15日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提出过鸦片开禁照例纳税的要求外，没有特别积极的努力。这时，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eock，1809--1897)对于鸦片合法化的问题格外热心。1849年，他向英国下院小型特别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当前的局势和我国与中国关系的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他指出：中国对英国产生的敌对情绪和不信任态度根源于鸦片问题。"这里不会产生其他感情，在我们谈判的每一个回合中，在日常的交往中，以及在我们关系中的一切更迭关头，我们都会面临到它的后果。由于它以一种毒害的影响笼罩着我们政治行动的整个领域，因此对之必须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所有我们在中国所作的努力中把它估计成一种破坏的因素"。"并且由于这种鸦片贩运事业已成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手段，所以庞大的资本，巨额的收入，以及与之密切的合法贸易都被卷入进去，这就排斥了任何歇业，或是撤退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英国解决鸦片走私问题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说明鸦片未必是一种纯粹的祸害，英国不是这种犯罪的根源，也没有权力根绝它；二是修正鸦片合法化的要求；三是"教育说服和威胁恐吓要交替使用，并且要以强迫作为最后手段来取得一切公正和必需的让步"。他建议三种方案同时实行，侧重点是武力解决的第三种方案。他说："假如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或是道义责任来说，这种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措施被拒绝的话，看来对于那种一定要把这种贸易的主要贩运者加到我们身上的恶作剧，便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想了。但是，一旦考虑到我们方面的任何权利时，我们便用不着讳言，这种诽谤的影响将会永无止境地对我们的政治行动产生作用。正因为如此，这就有必要把我们的刀剑的法码掷放到另一端去--尽管是没有拔出鞘的，而其效果依然是很有意义的，并且是强制力的。"用不着分析，这完全是一套赤裸裸的强盗逻辑。1852年6月，阿礼国致信文翰，继续要求采取强硬手段胁迫清朝政府就鸦片问题再一次让步--开禁。他说："同中国人打交道，没有什么事较之坚持一旦曾经提出来的立场更加主要了。设若这是正确的，在首先为一项权利提出声明，或进行抗争时，就不能太小心谨慎。而且一旦那样的步骤被采用，在获得完全成功之前是没有什么踌躇余地的。"阿礼国的这种战争要求，显然主要代表着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的要求，"鸦片商号召彻底征服中国，并把中国变成英国的新的殖民地"。1856年，英国政府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拔出了刀剑，企图通过军事讹诈夺取更多的权益，迫使中国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挑起了新的对华战争。

　　1856年10月8日(咸丰六年九月十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在停泊黄埔港的一只名为"亚罗"的商船上逮捕了两名中国海盗(梁明太、梁建福)和10名嫌疑水手。这只船原系中国人苏亚成打造，因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为走私方便起见，船主苏亚成曾在香港注册，并以1000银元买到香港当局的通航证。但在中国水师捕捉海盗时，该船已超过一年限期11天，通航证自然失效，不属英国领事保护范围。何况，"亚罗号"不管是否悬挂英国国旗，它当时既然参与了走私活动，藏有海盗，广东水师完全有权缉拿罪犯，拘留、审查与海盗在一起的嫌疑水手，这完全是中国的主权，与英国政府毫不相干。

　　可是，刚从英国伦敦回来的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为了满足鸦片贩子的战争要求，为了执行帕麦斯顿对清政府"提高嗓门"的训令，便制造借口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中国水师上船捕人有损英国领事的体面，要求清政府赔礼道歉。并且无中生有地说，广东水师曾扯下悬挂着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政府。10月21日，巴夏礼无理要求两广总督于24小时内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两广总督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将拘捕的12名人犯"一并交还"。巴夏礼蓄意挑起战争，不肯罢休，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亚罗号事件"迅速传到英国，在英国引起激烈争论。英国一家报刊用比较合乎人情的推理表示了意见。《每日新闻》这样写道："真是奇怪，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的骄横气焰报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纪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我们原来是像不速之客那样闯入他们的海岸的。且不说这次轰击广州的后果如何，无所顾及地毫无意义地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

　　对于英国政府以"违背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悍然进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连英国统治集团内的许多人都表示了强烈不满。1857年2月24日，在英国上议院发生了一场激烈辩论。得比勋爵和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充分证明了英国在"亚罗号事件"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得比勋爵痛斥英国的军事行动，以讥讽的语气说："我不愿意说任何不尊敬包令(Bowrin9，sir John，1792i1872)博士的话。他也许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据我看来，在准许他进入广州的问题上，他简直是害了偏执狂(赞同声和笑声)。我相信，他真的梦见自己进入广州了。我相信这是他清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入睡以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他要是半夜醒来，这个念头也会出现(笑声)。我相信，约翰·包令爵士只要能在广州衙门受到正式的接待，他会认为，同这件事所得到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都不为大，任何通商中断都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笑声)。"

　　接着是林德赫特的发言，他说："约翰·包令不仅是全权代表，而且是著名的人道宣扬者(笑声)，他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船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他所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他甚至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实质上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条约的罪过，但是我们不告诉他们这件事；我们坚决要求赔偿损失并且要求在送回被捕者时举行特别仪式。要是不按照这种仪式送回水手，那么采取什么补救办法呢?很简单，攫夺一只中国帆船，即中国兵船。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攫夺几只，直到我们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虽然我们明知道他们有理，而我们没有理(笑声)。以往有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

　　最后是格雷勋爵发言，他强烈谴责违犯外交常识的行动，要求立即召回包令。在下院的辩论中，包令也遭到同样的斥责，而科布顿一开始演说就宣布同这位有着20年交情的人绝交。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持续了四个夜晚，经过激烈争论，终于以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而平静下来。但帕麦斯顿用"惩罚解散"来回敬对他的不信任，把议员罚回了老家。辩论的最后一个夜晚，下院会场内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众都出现了强烈激动的情绪。这不单是由于这个问题关系重大，而且更主要的是受审判的这个人的特点。帕麦斯顿的统治是一种独裁，不是普通内阁统治。马克思评论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剔伯爵推荐的那些低级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密毒药'的鸦片走私者，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私利'--这颠倒乾坤的势力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以伦敦的'尸首贩子'自豪，同样，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c毒品贩子'自豪"。帕麦斯顿内阁与英国鸦片利益集团粘连在一起，他是毒品贩子的代表。

　　1857年4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思在给英国侵华全权专使额尔金(James Bruce，Earl of Elgin。1811--1863)的训令中，明确指示说："鸦片贸易合法化是否将扩大鸦片贸易，还有疑问，因为现在的鸦片贸易，在地方当局的许可与纵容下，似乎已达到充分满足中国鸦片需要的程度。但是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显然是比现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更为有利。"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发动新的对华鸦片战争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可耻的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以便使英国政府摆脱国内压力，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本质问题，"亚罗号事件"只不过是侵略者的最虚伪的战争借口。英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不义的侵略战争。

　　八、鸦片贸易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道光帝尽管改变了首杜外来鸦片的禁烟方针，但并没有立即放弃对国内吸食和贩卖者的查禁。直到他死亡前夕，还在批发谕旨，处罚那些吸食鸦片的官吏。在他统治的最后8年里，尽管英国驻华公使和其他官员多次暗中策划开禁鸦片，但始终没有一个清朝官员敢于向皇帝提出类似的建议。咸丰帝登极之后，表示要继承乃父的禁烟政策。1850年8月，他颁发了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上谕，表示要在国内绝对禁止吸食鸦片，要求所有吸食者于当年八月初一(9月6日)起到年底彻底戒绝，过期以后，如发现吸食，立即判处死刑，将其眷属发卖为奴，其子孙三代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但这一谕令，同先前的许多禁烟令一样，并未认真执行，很快成为一道空文。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向全国蔓延，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清廷财政大臣"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至"，而前线清军请饷纷纷，"日不暇给"。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一边铸大钱，发行钞票，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边向商人开刀，征收厘金；同时开始加紧酝酿鸦片弛禁问题。1852年12月，御史张炜、给事中吴廷溥相继上奏，请求弛禁鸦片，征收烟税，应付军事危机。他们共同认为，禁烟日久，奉行不善，明为禁止，实为不禁，流弊丛生，莫如弛禁鸦片，解决财政问题。张炜建议说："烟土诚为饮食之妖，愚民不悟晏安之毒。彼既以身徇欲，则行将必死，而法可姑宽；彼既为利忘生，虽曩本无征，而税难竟已。与其有刑而无死，莫如明减其死，以使之自新；与其公禁而私征，莫如实加其征，以使之共儆。合无请旨敕下刑部议减其罪名，户部议增其税法"。吴廷溥说："迩来各处海口及内地关津，莫不暗通客商，抽收烟税。以国家之科条，为奸猾之利薮，名例禁綦严，而实私收更甚。揆之政体，岂宜如是......今沿海口岸、驿路关津百货出入皆有例税，而烟土一项为数最巨，而反听其私行，不立课额，非所以尊朝廷而崇国体也。今果明定税额，则取什一于千百，我之利源日益开矣"。这些都是说，与其维持鸦片名禁而实不禁的局面，莫如减轻刑罚，加征烟税，开辟新的财源。它的实质是，听任鸦片流毒，不顾人民死活，增加政府收入，摆脱政治危机。这种建议与英国公使的宣传意见一致，说明清政府在鸦片问题上准备与侵略者携起手来，纵容毒品贸易，承认其合法性。

　　正在为财政拮据焦虑的咸丰皇帝，接到这两个奏折后，立即批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九卿讨论。经过10天讨论，会议认为，两人所奏"均系为筹补经费起见"，本意是好的，但不便弛禁鸦片。他们的奏折说，鸦片伤财害人，从前例禁不严，沉溺众多。自从道光十九年颁布严禁鸦片章程以来，"虽以身徇欲之徒、干犯法纪者固不乏人，而畏法悛改、革面洗心者正复不少"。可见，禁烟起了一定作用。决议是："鸦片为流毒之物，税不宜增，定例有专立之条，刑无可减。"

　　清廷的这次内部讨论，尽管否定了弛禁鸦片的主张，但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登载在1853年2月5日的《北华捷报》上。英国的鸦片贩子感到清廷的禁烟政策有所松动，英国领事官文翰也觉得有机可乘，以为这是自许乃济提出弛禁鸦片以来，又一次大的松动。他立即报告说："中国政府由于国库迫切需要正当的收入，已有一种采取鸦片合法化的政策的一种鲜明的意图。"1855年，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取得了辉煌胜利，清朝统治危机更加严重。为了筹足军费，又一次提出征收鸦片烟税问题。8月15日，河南布政使英启奏请征收鸦片税。他基本上重复了张炜、吴廷溥的观点，认为："虽严定科条，而积重难返，其弊愈甚，徒为胥役人等倚势讹诈，甚或旅行往来，匪徒每持器械冒充官役，名为查禁，肆行抢劫，盗风日炽，职此之由。"建议"各关口一律加重收税，其外洋烟土与内地货物互相交易，内地罂粟听民自种，使外洋烟价日贵，内地烟价日贱，庶免居奇，人皆舍贵就贱，则银两仍在内地流通，银价自平，商民完纳粮课较易，奸商不得把持利权，而实银无从偷漏，库款日见充盈"。英启在这里强调的是罂粟广种之后可以抵制洋烟，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平抑银价，可以整顿社会秩序，可以克服许多弊端，根本目的仍是"国库日益充盈"。这种观点与许乃济的建议一致，与后来李鸿章等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在英启上奏要求开禁鸦片的同时，上海的道台已开始与中国鸦片商接触，准备秘密征税。"1855年8月，帝国海关的头脑上海道台一方面威吓要没收没有经他允许就上岸的鸦片，另一方面又对他所允许上岸的鸦片密索二十元的税款。没收和征收都被中国商人所拒绝，但是，经过一年之后，在1856年10月，这件事情就在每箱纳税20元的基础上获得妥协。飘扬着官方旗帜的小船，停在吴淞鸦片船附近，以便收取这种最后定为十二两银子的税款，但是那带有鸦片的趸船，却并不比以前受到更多的干涉"。两江总督怡良对此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对鸦片抽厘，必须官给执照。烟贩持为护符，随处可往，莫能究诘，这与弛禁完全相同，不但违背祖制、禁令，且以英国人屡求不准之事，很轻易地让了步，一旦作此掩耳盗铃之事，势必处处受人挟制。这次鸦片抽厘，因怡良反对而改名为"义捐"。所谓"义捐"，即要求鸦片贩子根据贩运箱数的多少向地方政府纳税，每箱鸦片24两银子(其中20两作为军费，4两作为办公费)。这项收入列入"捐输"项下。"江南军饷赖以接济"。1857年开办时，由钦差大臣和春派员劝办，只抽10两，后经藩司王有龄整顿，加至20两。同年4月，闽浙总督以军需孔亟为由，将这种抽厘方法扩展到宁波、厦门等处。其它如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均以鸦片烟厘为税收之大宗。这些征收鸦片税厘的行动肯定得到了清廷的默许，说明清廷为急于筹措内战军饷，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就在这时，美国公使也表示支持鸦片弛禁。列卫廉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时，华盛顿重申了它反对鸦片贸易的政策，要求列卫廉支持中国的禁烟政策，进一步确认《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鸦片的条文。任何有经验的外交家，任何训练有素的国家公务员，必须认真接受上司的训令，即使他对于训令有相反的意见，在要改变政府的明确训令之前，至少要持保留态度，等待新的训令的到来。列卫廉这个人在鸦片问题上违背了外交常识，作出了损害中美关系的蠢事。列卫廉奉令到达中国，1858年5月向中国代表提出了"请禁鸦片烟的建议"。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似乎对此缺乏热情，没有积极响应。列卫廉对此不解，不久，他就改变了反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成为鸦片合法贸易的支持者。1858年9月，列卫廉给英国公使额尔金发了一份照会，建议在讨论新关税时改变鸦片条款。他说，他所奉的训令是在任何取缔这项走私贸易的措施上，要给中国人以美国政府支持。但是，在他与中国官吏的会谈中发觉，他的禁烟建议没有得到积极反应，于是，他就得出了中国人想从鸦片贸易中取得税收的愿望，要比禁止它的愿望更加强烈的结论。对于有效的查禁毒品他是失望了。"现在他也赞成对于一种无法有效制止的贸易使它合法化，并且加以管理"。列卫廉之所以违背其上司的训令，借口是中国政府对于禁毒无热情，实际是他发现许多美国人也大规模参加了鸦片走私，罪行并不比英国小多少，所以他置训令于不顾，作出了相反的举动。在天津他故意在他所签的条约中把《中美望厦条约》中有关鸦片的条文删除掉，在上海他怂恿额尔金向中国旋加压力，促使鸦片贸易尽快合法化。1858年初，英国公使额尔金看到清政府为筹措军饷开征鸦片税厘，美国公使也已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准备给英国声援，觉得促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然而在6月的中英天津谈判桌上，狡猾的额尔金并没有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原来，他也知道鸦片贸易并不光彩，若在当时压迫中国代表接受，可能会遭受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这一点，他在答复美国公使列卫廉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我衷心赞成阁下在谈论到鸦片贸易时所表示的意见，以致使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详细谈论你来信中的这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只冒昧地陈述一下所见，当我决定不强迫天津的钦差大臣们对这件事加以注意时，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种贸易合法化的优越性有所怀疑，而是因为当我们在天津所施的那种压力的影响下，去强迫皇家政府放弃在这方面的传统政策，我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好一个讲道义的君子!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又丢掉了道义的遮羞布，成为恶魔。

　　1858年10月，当中英在上海重新开始谈判时，额尔金向中方代表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钦差大臣们被告知说，假如这种药材能同其他输入品同等对待的话，许多与鸦片贸易连在一起的弊端都将得以避免。钦差大臣们同意这样的意见，鸦片因而被列入税率，要缴纳的关税是每箱银子30两"。清政府这时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做了一些特殊规定：外国进口商只准在通商口岸出售鸦片；鸦片只能作为中国人的财产由中国人带到内地出售；外国人不得护送，或向内地贩运；护照和子口税的特权不能扩展到鸦片上；鸦片子口税如何抽厘征税听凭中国政府规定。《关税则》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30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

　　在英国看来，中国为了禁止这种毒品的进口已经进行了60多年的抵抗，现在终于让步了。那些具有绅士气派的英国鸦片商及其政府代理人自此以后，再也不必为走私毒品感到难于启齿了，因为中国政府"自愿"承担了这种罪恶的责任。最为令人奇怪的是，清政府对于鸦片合法化的态度。本来鸦片合法化是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商长期追求的目标，清政府这时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固然有急于筹措军饷的因素，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被迫妥协退让。清朝官员却打肿脸充胖子，不承认这是英国侵略者压迫的结果。1858年10月9日，负责谈判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说："鸦片烟我虽有禁，彼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也。"10月19日，何桂清又辩解说："至鸦片之弛禁与否，利害全在我，于夷酋夷商皆无出入。"这都是说，弛禁鸦片对中国有利，弛禁与否是自己决定的，与英国侵略者的威胁、诱逼并无直接关系，英国发动新的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进入广州和扩充商务。这是何等的昏话!中英两国政府在毒品贸易上各怀鬼胎，在鸦片贸易合法问题上这样达成了协议。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吸取了中国的教训，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种学习的积极成果表现在：日本在开国之初就把严禁鸦片输入的条款写进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明治维新政府一经成立，就以大政官布告的形式严厉禁止吸食鸦片；当明治10年发生英国商人偷运鸦片事件之际，日本立即发动了一场废除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成功地避免了一场鸦片灾难。

　　九、太平天国的禁毒政策

　　清朝政府面对外国鸦片贩子的猖狂走私活动，目睹鸦片泛滥给中国人带来的无穷灾难，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对于鸦片先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后是分取利税，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与无能。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面对鸦片烟祸，这个新的农民政权制订了一套严厉的禁烟政策，表达了他们除恶务尽的精神和纯洁的道德观念。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洪秀全、杨秀清和洪仁歼都生活在鸦片流毒的重灾区。在起义以前，他们对鸦片就非常痛恨，认为鸦片输入是导致中国贫穷的根源之一，"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200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针对鸦片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洪秀全劝谕他的上帝教听众说："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他号召大家与这种丑陋的习惯决裂。太平军起义后，在《天条书》中明确规定"吹洋烟"违犯天条，应处以酷刑。《太平条规》也规定"不得吹烟"。东王杨秀清对于吸食鸦片者的惩罚十分严厉，在向南京进军途中，曾规定："凡我兄弟俱要修好炼正，不准吹洋烟......犯者斩首不留。"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一再宣布要除恶务尽，"斩邪不赦"。干王洪仁歼对于鸦片的流毒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本军师曾游诸洋，深悉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且寻其各洋邦售卖实数，每年总计耗中国银两不下四五千万之多，我中土华人其何以堪?"洪仁歼提出的禁毒措拖是，"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上述资料表明，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物在禁烟政策上认识是一致的，态度是坚决的。

　　在太平天国的统辖区，地方各级将官大都能认真执行其禁烟政策。他们通过颁布文件、告示，号召太平军官兵革除陋俗，断绝烟瘾，明确指示："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吸食鸦片是妖魔恶习，触犯天条，"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律治罪"。劝告将士们说："吹来吹去吹不饱，因何咐蠢变生妖，戒烟病死胜诛死，脱鬼成人到底高。"一位文人曾这样记叙太平军驻地劝戒鸦片的情况说，他们"先以妻子衣食为喻，继以精神血气父母遗体为喻，长篇累牍，居然苦口婆心"。这说明太平军所到之处，曾努力宣传戒毒。

　　为了禁绝鸦片烟毒，太平军在自己控制的地域内，大力查禁烟土、烟具。他们在街上巡逻，非常积极地"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尤其是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在关卡，"其搜查之酷，如寻针芥，以禁吸洋烟为名，或偶见有烟具，不论件之大小，即重加谴责"。太平军对内部的吸毒查禁也很认真。起义初期，一位拜上帝会会员因吸食鸦片，将藤盾军器换了鸦片，被毫不留情地斩首示众。1853年10月18日前三巡查赖桂英在天京拿获周亚九等人"朋吹洋烟"一案，起获烟具、烟膏，逐级上报到东王府、天王府，批示"斩首不留"。1854年，军帅张泽沛吸食鸦片被别人检举，亦被逮捕，处以极刑。

　　太平天国实行的禁吸、禁贩毒品政策，在当时影响很大。张德坚记述说，太平军"凡吸洋烟者斩首不留"。祁鸯藻说："有吸食鸦片烟者立杀。"英国传教士晏玛太也说，太平军发现鸦片吸食者，"皆治以死罪"。这些文字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军严禁鸦片的情况。

　　太平军在对外方面，也执行了"遏其航来之路"的方针。1853年，当英国船员向太平军推销鸦片时，一位太平军军官义正辞严地说："我处不用此物!"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南京后，深感如果太平军胜利，"彼等将必准许通商，但就彼等书籍之故与行动而言，鸦片将被严厉禁绝，非同现在(清政府)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也"。1854年，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告谕》中严正声明："平定时......万国皆可通商......害人之物为禁。"同年，天王洪秀全告诫外国人："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将来事定，惟有洋烟勿再来华。"可以设想，太平天国一旦取得完全政权，对于外来鸦片必定加以限制。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将官，从中央到地方，从内政到外交，都认真执行一项极其严厉的禁烟政策。太平天国的禁毒效果也是很有成效的。当时法国公使访问天京后，认为此处"鸦片烟断绝"。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在其日记中记载，天京"吃水鸦片者，一人俱无"。但由于太平军控制的区域不大，又处于战争时期，它的禁烟并没有有效阻止住鸦片的大量入口和毒品的蔓延。尤其是后期太平军纪律松弛，一些高中级将官开始纵情享乐，吸食毒品。有的人甚至以鸦片为礼物，互相赠送，这就毒化了天国。太平天国的禁毒没有坚持到底。

第五章 鸦片贸易与寓禁于征(1859--1906年)

　　咄咄夷情狡如此，通商利以鸦片止。鸦片流毒百余年，忽议禁烟会星使。烟土团合罂粟花，当日互市售丝茶，自从内地遍栽种，物产开辟盈天涯。烟税漏入奸商手，当日贩私萃渊薮，自从榷算起军兴，条约分明立海口。狡哉西夷情，诡计图美名，愚弄大吏若儿戏，弊窦益复操奇赢。

　　尚忆谏官奏疏督议抚，三十年前禁曾厉。鲸鲵跋扈沧溟翻，东南血战风涛间。

　　黄金如山压高浪，坐令贫弱疲中原。

　　吁噫嘻!前禁议非后禁示，咄咄夷情狡如此!

--褚维垲《望洋叹》之一，见《人境结庐诗稿》

　　《中英通商善后条约》在上海草签之后，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凡"外国鸦片"字样，统统被改成为"洋药"。为什么把外国鸦片改名为"洋药"?有人认为："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事也。"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还有一层意思没有完全揭破。自1796年(嘉庆元年)正式下令禁止鸦片入口，停废税率以来，在先朝皇帝的圣训中它已被判定为耗财害命的毒品，在社会上它已成为一个邪恶的名词。承认鸦片的合法化，对于咸丰皇帝来说，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不仅意味着违背祖制成法，而且有纵毒之嫌。但又不得不承认它，将外国鸦片讳其名日"洋药"，以逃避来自清廷内部的指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既然外来鸦片有了一个固定的专用名字，那么，中国的土产鸦片也就同时获取了一个相对的名称--"土药"。这种对于鸦片的称呼直到1906年清廷在全国重新发动禁烟运动时才有变化。而从1859年到1906年，在鸦片流毒中国史上又可视为一个时代，恰与上述两种称呼相始终，故本章重点叙述洋药的贸易和土药的生产情况以及地方的禁毒措拖和效果。

　　一、洋药税厘与继续走私

　　《中英通商善后条约》签订之后，为适应鸦片政策的巨大变化，清廷不得不对以往有关鸦片的禁令条例进行修订。1859年颁布的新条例规定：所有官员、兵丁、太监兴贩、收买、吸食洋药，保存烟灰以及不能禁约子弟买食之父兄，失察兵丁之该管官，并失察容留之总管首领、同房太监，都仍照定例办理。如老百姓聚集吸食至五名以上者，按照赌博例问拟；开馆销售鸦片照诱赌例，分别是否经旬累月问拟，房屋入官；地方匪棍及兵役人等借查拿为由，肆行抢夺，或希图讹诈、栽赃诬赖，并干名犯义等条，仍照各律例治罪，此外有关鸦片的禁例一并删除。另外规定，"其售卖洋货商人仍不准在铺内开馆，别项门面住户一概不准私售转卖寄存，如获有此等匪人及商民聚集者，照开局聚赌之例送部治罪，房间一概入官"。简而言之，洋药只准洋货商人经销，其他铺户及住户一概不准出售；洋药货铺不得以开设烟馆形式出售(因为开设烟馆聚集吸食人数多，易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这对于封建专制政权来说，是必须严加防范的)。虽然规定继续禁止兵丁、官员、太监等人贩运、吸食，但解除了对于民间的禁令。于是，禁令解除，不但一般老百姓可以公开吸食、贩运，官员、兵丁、太监等人的吸毒、贩毒活动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受丝毫干涉、惩罚，烟馆林立而无任何取缔行动。

　　1859年初，清政府对于各地洋药税厘征收办法进行了数次讨论。2月20日奏请皇帝批准，主要内容是，"今上海一口既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河江面，凡船只能到之各税关口，均请照上海一样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价......所有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定例办理。各府州县不准再为影射私征。其各关税口，毋庸再立条款，以归简便，均应一体遵照，认真稽核，不得听胥役卖私侵蚀。奸商包私漏税一经查出，均应照例严办。其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税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每计三个月将所征税银簿册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抵充别项"。这个征收办法的要点有三：其一，将上海每百斤鸦片征银30两的办法，推广到各海口及内地船只能到的所有税关，在各省旱路转运的地方减去10两运价，每百斤征银20两，以便外国鸦片顺利销运。其二，不准各府州县再像以前那样"影射私征"，也是便于洋药的销售。其三，洋药关税单独核算，归入国库，各地不准奏留抵充别项开支，每三个月奏报、解运一次，表明了中央政府要垄断鸦片税的赤裸裸意图。这种征收洋药税的办法一经批准，户部立即转行各省执行。然而，英国驻各地领事以条约尚未正式交换批准，四个月后始准征收为由，拒绝合作，致令洋药征税方案无法迅速实行。

　　4月28日，清廷又制订了抽收洋药厘捐办法。其主要内容是："拟请军务省分所收洋药厘捐，准其留支军饷，仍按三个月造具细册，报部查核。其无军务省分所收洋药厘捐，照前奏关税章程，按三个月一面造册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留抵别项支用，致滋牵混。"这里除了规定地方抽收的鸦片厘捐仍由中央政府垄断外，对于厘捐的具体标准并无详细规定。后来，惠亲王绵愉在议复何桂清奏请减轻洋药关税一事折中确定了征收的基本原则，即应当像其他货物那样，"经过一关，自应纳一关之税"。所以，各地征收鸦片厘捐，情形不一，或轻或重，完全由内地税关随时随意规定。大致说来，洋药每百斤完纳进口税银30两以后，各省税关征收的鸦片厘捐多寡不同，广州较重，每百斤征银50两，江苏为32两，天津为24两。福建以箱为计量单位，每箱征捐银36两。进入内地省区以后，还要过一关征一关。鸦片内地厘捐的征收，对于鸦片在内地的销售起了一定阻止作用。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香港这块殖民地仍是远东最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凡是从印度贩运来的鸦片，一般是先运到香港，上税之后，"方准运往中国各口"。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从1859年到1882年，每年输入香港的鸦片，详如下表(表10)：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贩子为了牟取暴利，不顾中英条约的限制，继续从事非法走私勾当，鸦片走私在1859年以后仍很猖獗。由于香港、澳门的地形位置便利，两地继续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这一时期，在香港附近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中国的走私者或驾小舟偷渡，或用渔船加以伪装偷运，或勾结官员强行私渡，也有武装贩运，敢于开炮抗拒查缉。同治年间，从香港到湖南形成了一条鸦片走私线，路线是：由香港到九龙，由九龙经过连平州、大庾岭进入江西，然后从江西转入湖南，到达长沙。另据拱北海关报告，澳门也大量走私鸦片，每年由澳门走私的鸦片有4000--6000担。在汕头走私鸦片也很普遍。从香港开到汕头的轮船上的中国旅客、水手、茶房及船上其它雇员，常常私带鸦片入境，并且以种种方法欺骗海关检查人员。常常发现有模仿成完全和中国货一样的炼乳、饼干、肉类、火柴、罐头等。有着原封未动的商标，而且重量也非常接近。在开着鲜花的花盆里，在表面盖着咖喱洋葱或其它气味很大的菜筐里，在细心挖空了的扫帚里，都曾发现过鸦片。最常见的是旅客把鸦片藏在宽松的衣服里。这一时期，海南岛也成为鸦片走私的重要地区。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有的不到香港报税登记，直接运到海南岛出售。其他各口岸的走私情况也很严重。1881年，李鸿章写道："各省滨海之区，袤延万余里，河港纷错，沙岸无垠，势难处处设关，节节防查。其偷入内地之后，路径四通八达，或假冒官车镳差，或附搭眷船行李，狡谋诡计，百出不穷。即使经过关卡，亦不能逐人逐件，一一搜检，致生事端。至卖放包庇之弊，在所难免。巡丁岂知大义，洋药价值甚昂，走私者即偶被查出，但分给时值十中之一二，巡丁得此，已足偿数月之辛金，未有不纵放者。更有豪强之徒，纠合亡命，执持兵器，包揽闯越，结帮兴贩，关卡巡役单弱，往往熟视，无可如何。"

　　总之，在鸦片贸易"合法"之后，走私贩运鸦片的活动仍很普遍，鸦片合法贸易并不能阻止鸦片的非法运销。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走私者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不法之徒，尽管他们不像外国鸦片贩子那样大规模进行，但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走私数量也相当大。在60年代，运到香港的鸦片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数量是通过走私进入中国内地的。例如，1869年运到香港的鸦片有86065箱，进口报税的只有5万箱左右，其余3万箱显然是通过走私途径被运往内地的。有人说，1879年由香港运到广东的鸦片有24000箱，其中14000箱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的。由于香港没有按期发表贸易统计，估算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较为困难。这里只能从输入香港的鸦片总数中减去大致在当地消费的数量和复出口运往美洲等地的，再减去在中国海关报关的数额，粗略推算一下鸦片走私额，详见表11。

　　表中所显示的香港进口超过中国各港进口鸦片的栏目中，还应扣除一小部分复出口美洲的鸦片，即为鸦片走私额。因为运往北美的鸦片数量很小，可以断言，在1887年以前，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不少于2万担。如果考虑到不经香港而直接输往海南岛及其它地方的数额，完全可以断言，每年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可能大于2万箱，价值不下七八百万海关银两。

　　二、各种鸦片税厘方案的提出

　　鸦片大量走私输入，严重影响了清朝政府的税厘征收，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看得很清楚。他毕业于贝尔法斯特最高学府皇后学院，于1854年5月离开本国，得到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的赏识，1858年即升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次年参与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中国总税务司，这时他才28岁，可以称得上是飞黄腾达。赫德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清廷赏识，掌握中国海关大权，固然由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也因其特殊的个人才能。在华任职期间，他一方面极力扩充英国的侵略权益，一方面极力讨好清廷权贵，巩固自己的权力。1861年，赫德看准机会，认为中国海关管理混乱，希图通过整顿关务，站稳脚根。6月，他向总理衙门递交了8个文件，系统提出了整顿关务的主张。针对鸦片走私，他认为是税厘征收太重造成的。"洋药之税不可太重，过重即令人随意保私漏税"。为了杜绝鸦片走私，就应当把税厘降低到人们不愿冒险走私、主动报关纳税的水平上。为此，他提出了两项治理整顿方案："一系进口时征一次重税，即每箱60两，完税之后，准往各处，而不另征别税。......一系进口时按则例征税，俟洋药入内地后，由中国自行设法办理。北方各口虽与南方港口情形不同，征收洋药税饷自可划一办理。"这里的划一办法是，由中国的鸦片商贩在通商口岸再完纳子口半税15两，然后可以运回本府州县自由贩卖，不得再征税厘。针对香港的鸦片走私，他建议："内地船只或在内河贩运，或前往香港买洋药者，均应先行赴关报明，请领执照。如有海关巡船，或在外海，或在内河，拿获无准照载洋药内地船只，即将该船货归公，并严行究办。"

　　赫德之所以提出这种整顿方案，不仅有讨好清廷的意图，而且是为了英国的鸦片垄断利益。因为上海、广州等海关对每百斤鸦片收税30两银之外，按照中英上海通商条约的规定，对于中国的贩运者还要征收50两银子(华商税30两，厘捐20两)。英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样做，印度政府鸦片税收的危机就会来临，英印政府的鸦片利益因被中国政府分取而受到损失。因此，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thomas Francis，1818-1895)曾照会抗议，声称"商民不便"。总理衙门据理驳复说："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于内地商人，征华商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这一驳论无懈可击，威妥玛不便公开阻挠，只好由赫德来曲折表达英国的意图。赫德提出的每箱鸦片一次征收60两也好，还是在通商口岸加征子口半税也好，都是为了减少通商口岸对中国鸦片商征收的税厘，减少鸦片运销内地的阻力，扩大鸦片贸易市场。他所标榜的整顿关务和防止走私的建议，不过是一种陪衬而已。只有考虑到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赫德建议的真实意图。

　　当时，清廷对于赫德的建议，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经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讨论，决定仍然维持原来的征收方案。赫德的建议受挫。但清廷对于发放鸦片贸易执照，加强缉私建议也未引起重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鸦片走私偷漏之案层出叠见，长期不能控制。

　　1875年，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46-1875)被杀。英国借此事件大肆进行战争恫吓，企图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1876年8-9月，李鸿章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英国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进行谈判。借此机会，赫德重提洋药税厘并征方案，代总理衙门起草了一份致各国的照会。照会的大意是：洋药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后引起了一系列混乱，一是大量走私使中国征收的鸦片税厘大大减少，二是负责征收洋药税厘的官员在洋商住宅周围设置检查人员，限制了洋药商的自由，出现了滋扰事件。为了制止鸦片走私和混乱，建议实行税厘并征方案。"本衙门为保护内地厘税并防在口滋事起见，现拟嗣后通商口岸洋药税厘统归新关办理，于完纳进口正税时，令买运之华商一并在关输纳内地厘税，庶觉一举两便"。李鸿章接到照会底稿后，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即发交各国使馆。中英双方会谈时，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同意洋药税厘并征原则，但在关于鸦片税厘并征多少问题上，双方有很大分歧，据李鸿章事后回忆，"七月二十一二等日，鸿章先欲加一百二十两，威使不允，嗣减为南洋八十两，北洋五十两，该使犹不允。彼固深知南省各口药厘原只每箱五六七十两不等，北口药厘原只每箱三四十两不等也"(!)。这个谈判，关于税厘并征的数额似乎并未达成一致意见。1876年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第三款规定："洋药一宗，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为另定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例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这里只是商定了税厘并征的原则。在条约正文之外，英方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洋药并纳厘税，须与各国会商再行开办"。这样，是否抽收洋药税厘的主动权完全操在了外国人手中。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凡是有利于英方的条款陆续都得到实行，惟独关于洋药税厘并征的条款久久不能落实。原来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报告到达伦敦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有所不便，既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消息传到印度，英国在印度的鸦片贩子发出了一阵阵反对的声浪，他们不仅反对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方案分取较高的鸦片利益，而且根本反对内地厘税，希望洋药毫无阻挡地进入中国各地，极力鼓动印度总督反对这一条款。"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这次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鸦片税厘并征的建议，虽经议定，写入条约，又以英国考虑他们的利益而未能执行。

　　1881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京。他主张加征洋药税厘，"寓禁于征"，每百斤鸦片税厘提高到150两。在他看来，鸦片流毒日益严重，由于价格低贱。欲禁鸦片，"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纷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闻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6月8日，他上奏指出，加重征收鸦片税厘，提高鸦片售价，对于吸食者意在戒除，不是苛索。他的办法是："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150两。""寓禁于征"虽非根治毒品的有效方案，但有积极意义，认真执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鸦片的大量进口。这份奏折送达御案后，当即批交各直省督抚讨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税厘加增太重，可能导致走私更加严重。加捐易办，偷漏难防，表示不赞成。浙江巡抚谭钟麟也认为，加重太多，征收困难，不便采用。左宗棠的建议因此被搁置。

　　1881年，广东富商何献墀看到了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得知清政府为鸦片走私和税收不足所苦恼，大胆地提出了设立洋药公司，包揽中国鸦片贸易计划。他表示可以集资2000万元作为资本，然后与英印政府商订包买章程，再与清政府签订包卖合同。"每年限定运赴香港洋药若干箱，每箱价值若干，统归公司承买缴价，再由该公司发售中国各口，不准印度洋药经运他处，售于他人。如于定数尚可多销，再由该公司寄信印度添运。该公司于卖出后每箱统交中国税厘一百余两"。这项包买计划，经琼州镇总兵彭玉、翰林院编修钟德祥等人转呈北洋大臣李鸿章。李认为："诚能以香港设立公司，专归公正殷富华商经办，仍听官主持一切，务使全纲在握，毫无偷漏，不但岁饷顿增数百万两，各省口岸、内地之局卡及各路之巡船均可裁撤，节省靡费，尤属不少。"他表示很感兴趣，也认为何氏资金雄厚，又有一批富商支持，只要派一名大员驻进公司作为监督，无虑财税亏损，是一项可以采取的建议。但同时考虑到，这项包买计划关键在于英印政府是否乐意合作，"权非自我操"。一面令该商与英国官员接触试探，一面派马建忠出国考察。

　　1881年5月，英国派往印度、中国考察鸦片贸易的代表团成员沙苗见到何献墀，得知清政府正在考虑商人包揽洋药计划，对于垄断中国鸦片贸易的暴利垂涎三尺，试图将这一特权抢夺到自己手中，立即将一份包揽中国鸦片贸易的章程草案递给总税务司赫德，请他从中活动。沙苗的章程共有17条，主要内容是：由中英两国政府批准由沙苗承包中国洋药贸易五年；试办有效，此后仍由沙苗接办；印度生产的鸦片全由沙苗包买，转售中国；在中国销售鸦片每担纳税银100两，中国政府不得在内地设卡征收税厘；中国政府应付2万两白银，作为沙苗的开办经费。这一章程的用心十分奸诈。赫德接到沙苗的章程后，便极力向总署推荐，当即拼凑了一份拟呈议收洋药厘税节略，自食其言，反复强调税厘并征的困难，说明沙苗承包洋药贸易的可行性。最后推荐说："至沙苗其人来华以前，总税务司未闻其名，抵华后数次遇见晤谈，始知其深明各国银钱及各处汇兑之事宜。而闻其说洋药办法之大概，其法似甚周到。且其手中有英国管理印度衙门大臣之文函。若其无品级之人，该大臣必不给此文函。既有此文函，必系各该大臣仰服其人，愿从其法，且知其有承办此事之本领。现在多年反复商议洋药事宜，而未见头绪。总税务司以为不若依沙苗之章定局。缘无庸商及他国，按此法可多收税项，而多省事。若准照办，似必有效验。"

　　与沙苗递交包揽洋药贸易计划的同时，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9，Gustav Von 1842-1913)也提出了一个包揽洋药计划。主要内容是：其一，选派一名精干大员赴印度调查鸦片事宜，就中国想专卖鸦片问题与印度总督进行磋商，以30年为限，印度每年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限，自订立条约之年开始，每年递减3000箱，限满断绝来源；其二，中印双方协商鸦片价格，每年按定价由中国收买，印度方面必须保证不将洋药售于其它国家；其三，中国方面严禁种植罂粟，由北洋大臣派员主持，监督各通商口岸鸦片入口情况。洋药税课以每担180两银为准，其中18两作为办公经费。洋药运到各口后，存放栈房，不准零售，批发若干，纳税若干。承办者须与某银行立约，以每年100两付息7两进行借贷。德璀琳的这项建议并没有指明谁可承包，不过，暗示说："如延洋人办理，应议定年限。"言外之意是自己可以出面办理。

　　对于德璀琳的包揽方案，赫德态度很冷淡，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觉得沙苗与德璀琳合作承包是可以支持的。1881年11月13日，赫德给金登干的信中说："德璀琳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鼓励，但是，如果沙苗失败了，他可能是一个替代者。如果他提出了一个同样周密的计划，他将从李鸿章以及其他人(包括我自己)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我前此打电报要你不要与德璀琳接触，因为我认为沙苗独自一个就有足够的力量执行他的计划。现在你暗示沙苗和德璀琳一伙达成协议，所以我又电告，如果愿意，他可以和德璀琳联合。我的希望只是让沙苗在英国放手去干，怎么干得最好，就怎么干。这样，首先计划可以由他一手筹划，如果不成，就可以试行联合。我只是要求计划实现，不管谁最后执行这个计划都行。只是，沙苗在很大程度上首创和设计这个方案，我认为需要帮助他，而不能单纯为了德璀琳一伙的利益去剽窃他的东西，才是公平的，当然，也不能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这样去干。"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赫德作为中国总税务司的真实嘴脸，他既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又不高兴德国人插手鸦片贸易，一系列的阴谋都是为了英国的鸦片利益。

　　由于赫德居间活动，德璀琳的包揽计划自然被搁置。北洋大臣张树声于1882年6月5日上奏支持沙苗包揽鸦片贸易计划，要求清廷给予明确答复。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沙苗的计划不无可采之处，而最好是实现税厘并征方案。"洋药税厘并征，烟台条约内订有此款，上年左宗棠奏请加征洋药税厘，拟并加至150两，原冀洋药税厘多加则吸食者渐少，系意图补救之法，并非专为税项起见。臣等节次与威妥玛商办，仍本税厘并征之议......沙苗所呈请由中国特派该商承办，无论所拟各条未必确有把握，即使竭洋药之薮，绝偷漏之源，而先由中国令洋人揽办，是拒之不暇，反招之使来。其事名不正，其事断不可行"。至此，所有外国人包揽鸦片贸易计划的阴谋全部破产。

　　李鸿章连续接到何献墀、沙苗和德璀琳的包揽洋药计划，认为这种方案可以正本清源，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专门派遣马建忠前往印度访问，试探印度总督的意向。1881年7月19日，马建忠在天津搭乘怡和洋行的船只启程前往印度。8月2日抵达香港，逗留数日，调查了香港鸦片贸易情况。于9月5日到达印度西姆拉，9月8日正式与印度总督代表贝尔会谈。马建忠首先说，鸦片毒害世人共知，中国鸦片流毒日益严重，英国伦敦设有禁烟会，倡议禁毒，鸦片必须禁止。但骤禁不可能，希望在二三十年内逐渐禁止，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鸦片进口，建议双方共商一妥善办法，"使印度岁出鸦片，或专售于中国国家，或专售于中国所指为承揽公司，通盘交易，不复辗转他商之手，将鸦片出口箱数立一定额，每岁递减，约积至二三十年之久减完，自然禁绝。如是办法，则销售鸦片之权操自两国国家，中国于进口鸦片无虞奸商之偷漏，贵国家于出口鸦片亦岁有定项之可收。数十年间无待仰众商之鼻息，且使贵国贻议鸦片者，见减栽有法，群喙自塞，善全之策，莫此若也"。

　　贝尔狡猾地说，印度白皮鸦片不归国家专卖，鸦片价格变化无常，难于核定，裁减鸦片征收税额不利于印度的财政收入。尔后设置了三道障碍，表示不能合作。且以中国加重洋药税厘，走私偷漏将更加严重，劝中国减轻洋药厘税，使鸦片在内地畅行无阻。马建忠回答说："吾国之加厘，亦即暗寓渐禁之意，至度支自有正项，假如欲向鸦片筹饷，则开内地罂粟之禁，由官抽税，自行贩卖，一如贵治之例，每岁进项又岂止六百万金镑。此法一行，则印度出口之鸦片日减，而岁入之税亦日减矣。故吾国现拟开禁种烟者颇不乏人。惟我傅相(指李鸿章--笔者注)心维大局，以为与贵国和好已久，事有关乎印度度支之巨款，特遣本道来此访一两全之策。如专为筹饷起见，则有开禁罂粟之法在。"

　　贝尔又以印度鸦片味浓，中国土产鸦片味薄，开禁罂粟，未必能够抵制印度鸦片输入相刁难。马建忠针锋相对地说："中国土烟销售不广者，良以栽种罂粟有干例禁，民间偷种不多，只销本土。至味薄之故，皆因民间偷种未敢公然设立厂局讲求制法。倘禁例一开，销售既广，行见烟制日精，烟味日厚，安见终让印度哉!今则我国计不出此，但愿外来之鸦片日减，内地之罂粟日稀，使吾民不受鸦片之巨祸，并使贵国可免卖鸦片之訾议，所谓一举而两得也。"

　　贝尔见马建忠的答话无懈可击，乃将辞锋一转，说："商人垄断一专，流弊滋甚，贵国恐难一一清厘，故不若国家自办之妥也。"马建忠立即答允中国政府可以包办包括白皮土在内的一切印度鸦片，反问："贵国有何善法能使白皮土与以上二种(即公班土和喇班土)一例专售我国?"贝尔说："一时别无善法。"表示要与总督磋商后再说。其真实意图是反对何献墀包买计划，支持沙苗方案，只是不好明说罢了。

　　马建忠这次出使印度，与虎谋皮，毫无效果。所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英国人一致反对何献墀包揽鸦片方案。香港总督说何献墀等人不可靠，印度总督不以华商为然，英国公使说华商实难凭信。所以，何献墀包买洋药计划，因英国人一致反对而破产。

　　三、洋药税厘并征与葡澳当局的图谋

　　1881年，是中英关于洋药贸易税厘征收方法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11月28 日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方代表是李鸿章，英方代表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会议一开始，威妥玛就询问中国的意图。李鸿章反问道："承办洋药公司恐无把握，威大使居华年久，必愿助我中国，请问究以何者为得计?"威妥玛答道："愚意办理洋药必使两国税项有加，且可永绝争端，方称尽善。六条中华商公司一层，香港燕督谓其人(何献墀)不甚可靠，印度政府也难相信，本大臣也虑其不妥。但若沙苗之议未可厚非。左相(即左宗棠--笔者注)所定之数太多，偷漏必重，且恐内地烦扰生事。烟台条约由各省自行酌量定数，英国官商皆不答应，又恐他国从中阻挠。惟有在各口新关厘税并加，通免内地厘金，与专加正税厘金仍旧二层似可商办。"这里威妥玛否定了三项提议，只留下沙苗包揽计划、税厘并征及增加子口半税的方案，供中方代表选择。

　　李鸿章说："本大臣亦同此意，惟欲通免厘金，当于海关抽税百二十两，须加正税三倍；如不免厘金，则需增加一倍正税至六十两。似此办法亦尚平允。"威妥玛说："中堂定数过昂。若不免厘金可加正税之半至四十五两，并厘税并征至九十两足矣。况贵国各口及内地厘金通盘牵算，实未有征至七十两者。如能俯从此数，本大臣当力请本国设法将沙苗章程略为变通，帮助中国杜绝偷漏，每岁可加多一万箱之税项，其实仍与加百二十两无异。"李鸿章答复说："威大人果能使贵国为吾国设法杜绝偷漏，本大臣必可保内地厘税一概豁免，还请威大人审思之。"威妥玛又问："中堂前此总署会议时，忆曾减至百一十两，今何以又增至百二十两?"答日："此次在京与政府王大臣会商，皆以百一十两不足意，故须议加正税三倍，为百二十两。如威大人嫌其太多，或仍照原议百一十两，但不可再减分毫。"威妥玛最后说："中堂坚执百十两之数，本大臣只得函请外部定夺。但中堂果能将进口税与吴淞浚口等项同时商定，则本大臣亦可将此意耸动本国。"

　　此后，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双方争论的要点有三：其一，税厘并征，英国坚持最高额为每箱90两，中方坚持最低为110两。其二，加征正税，内地厘金仍由中国自行办理。英方认为加征正税额为50两，中方坚持不低于60两。其三，关于包买洋药，英国认为中国商人没有资金承办，希望由英国人承包，中方则认为中国商人承包能力虽不足，而有人愿意以每箱交税厘150一180两承办(实指德璀琳计划)。由于在包揽者人选方面分歧明显，无法弥合，最后双方仍集中于税厘并征的方案上，但在征收额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英国公使威妥玛遂将四项意见报告本国政府裁决。其一，拟于正税30两之外，再征厘金60两，在各口新关与正税一齐征收。其二，拟将现征每担30两正税加至50两，厘金仍由中国政府征收。其三，拟由中国包买印度鸦片。由中、印两国商定数量，逐年限制递减，至限满之日，停种停买。鸦片价格由两国政府商订。其四，拟立专办洋药英商公司，每箱应偿印度政府一定价值，交纳中国一定厘税，至缴清此项厘税后，中国不再征收厘税。从1882年开始，印度鸦片种植逐年减少。这是要建立跨国公司，由英国人垄断，在印度生产鸦片，在中国倾销毒品，使英、印、中三国政府共同分取毒品利润。对于威妥玛的请示报告，英国政府迟迟不作明确答复。中英双方有关防止鸦片走私和税厘并征的谈判暂时中断。然而，德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以中德商务谈判为敲诈机会，试图压迫清廷接受德璀琳承包计划，引起清廷反感，予以断然拒绝。

　　1882年，总理衙门就洋药税厘并征问题多次照会威妥玛。威妥玛接不到明确训令，"总以咨报本国为词，借作延宕地步"。清廷颇为着急。总理衙门于1883年2月19日训令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国外交部直接谈判，并且要求税厘并征"期在必成"。事实上在1882年8月16日，总理衙门已将天津谈判情况通知了曾纪泽，说英国外交部询及，"即望与其酌议，自仍抱定一百一十两一层办理。如能就范，自属最妙。倘彼坚执，不稍转移，或我示以大方，即照威使一百两之议办理，此事即可定局"。1883年5月11日，总理衙门又寄信曾纪泽，催说："威使原允百金，如不能酌加，中国亦只可俯从，内地免厘自应切实承担。"于此可见，清廷急于达成协议，实行税厘并征，增加财政收入。

　　曾纪泽接到训令后，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直接交涉，或具呈节略，或逐条面谈，或利用英国戒除鸦片贸易会向其政府施加压力。经过力争，迫使英国谈判代表让步，"最后乃争得一百一十两之数"④，赢得了谈判桌上的初步胜利。关于逐年递减输入中国鸦片问题的谈判更加困难。英国的谈判代表援引印度的意见说，税厘并征110两，印度政府每年将损失70余万镑，英国政府必须考虑印度利益，拒绝强迫减种。曾纪泽无法取得新的进展，只好将谈判情况电告清廷。

　　1885年6月13日，总理衙门复电曾纪泽，训令"洋药事即照议划押"。7月18日，曾纪泽携同英文参赞马格里、法文翻译庆常前往英国外交部，与英国外交大臣沙力斯伯里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专条》规定："洋药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同日，中英双方还互致了一份照会，英方的照会声明："此次所定续增专条，倘中国国家不能使有约各国一体遵照，则英国国家即有立废新章之权，而洋药税项即复照中国前此已行之成法办理。"中国复照声明，此次所定续增专条，如中国不能使有约各国一体遵照，英国有权宣布废除。这一附加条件，曾纪泽似乎重视不够，他说："查总理衙门光绪九年四月五日来函，即称如议定并征税厘章程，不患各国不允。臣愚蒙之见，亦以为英国约章既定之后，在我尽可将各国未向海口照章纳厘之洋药准其进口，而加重内地厘金，务使各国不能不遵英约，本非甚难之事。"但恰恰在这里出现了巨大障碍，中国被迫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有权，才换到了征收税厘的方便。

　　由于香港是向中国大陆走私鸦片的主要基地，为了制止鸦片向中国大陆大量走私，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早在1876年就向英国谈判代表提出建议，希望香港当局配合中方查禁鸦片走私，英国公使威妥玛当时也答应协助，在《烟台条约》第三端中规定："由英国选派领事官一员，由中国选派平等官一员，由香港选派英官一员，会同查明核议定章，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然而，由于英国政府对税厘并征方案不予批准，中英会商查禁鸦片走私的方案随同搁置。1885年，曾纪泽在伦敦谈判时，再次提出这项要求，英方不便反对，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第九款中重申："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七节所载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应即作速派员。"根据这一条款，总理衙门于1886年4月29日派遣总税务司赫德与江海关道邵友濂前往香港具体谈判防止鸦片走私事宜。

　　5月19日，赫德自北京出发，一路视察了天津、烟台、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各大海关，心中盘算着他的趸船计划，于6月19日先期抵达香港。数日之后，他的谈．判伙伴邵友濂与英国使馆所派领事璧立南(Brenan Byron，1847-1927)相继到达香港。6月29日开始与香港代表劳士(Russel，Judggc)会谈。赫德认为，1875年以来香港当局一再抱怨中国在香港周围的关卡不利于香港的贸易和繁荣，一再要求中方取消这些限制。中国若将关卡取消便可以换取香港当局对他的趸船计划的让步。赫德的趸船计划是什么?现在没有查到原始的文字资料，而从申呈总理衙门的呈文中可以推知，是在香港口岸设立鸦片趸船，不让洋药上岸，以便掌握洋药进出口数额，防止走私，便利税厘并征。

　　不料，刚开始谈判，港方代表劳士说："从前关卡所为俱系香港不以为然之事，而近年来该卡并无扰累，所行所为与香港情事亦无掣肘，因此，烟台条约所提之扰累情事一节可作罢说，毋庸会议。"对于赫德的趸船计划，劳士也表示不赞成，他说："趸船办法有三不可：一则趸船囤货与岸上行栈有碍；一则香港所食之洋药以及他国在香港所购之药，其税何得由中国征收；一则已奉英国部文，饬于会商时不准商及中国在香港征税。"这样一来，赫德顿时感到失去了谈判的有利条件。他说："我的立脚根据一开始就被港方委员劳士臬司所推翻。他表示香港不需要开什么洋药委员会，对于洋药征税也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我们的需要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的话，香港愿意考虑怎样能够来迁就我们，以作为一种向中国表示友好的行动。我本来打算以取消香港的'封锁'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现在反倒被人看作是来乞求的叫花子了。我的趸船计划据说已被英国来的训令，当头驳回。"

　　经历了这样的挫折后，赫德已经十分懊丧、失望。忽然柳暗花明，港方代表主动提出了一项方案，以表示对中国友好和对赫德的支持。这使赫德又喜出望外，认为这一方案与他的趸船计划大同小异，当即作主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三方于1886年9月11日签订了《香港鸦片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共有12款，前6款具体规定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洋药贸易管理方案，后6款规定了实施前6款的前提条件。前6款的内容是：凡洋药之数不及一箱者，不准贩运进口、出口；除香港特准包揽洋药之公司外，他人不得违章私存洋药或管理不及一箱之洋药；凡洋药运抵香港口岸，须报明理船厅，如无理船厅所发之准单，不得将洋药由此船拨载彼船，及起岸运栈互相移动装载复出口等事，并须通知包揽之公司知悉；凡洋药无论进口、出口及存储栈房均须遵照香港督宪所谕，备有册簿登记，以便稽核；一，凡洋药囤存若干，并短少若干，亦须立章，便于包揽之公司稽察究诘，且须订章，俾理船厅得悉存岸之确数，拟改订管理华船夜间出口新章。"

　　以上各条款以后6款为办理条件，否则，即不照行。后6款规定，港方认为这一条约若对贸易有妨碍，有权单方面废止；中国应与澳门商订相等办法，否则，这一条约不能生效。赫德认为，这项协定对中国有许多好处。诚然，这项协定的签订，对于中国查禁鸦片走私，提高关税收入是有一定积极作用，而它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就是规定与澳门签订相同的办法，中国因此付出了对澳门主权的巨大损失。

　　香港之外，澳门也是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基地。由于《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香港鸦片贸易协定》的签订，香港方面已经承担有查禁鸦片走私，协助税厘并征的义务。为了防止鸦片改道由澳门向中国大陆走私，影响香港的鸦片贸易，1885年7月，英国即照会中国，声明税厘并征，有约各国应一体遵照，否则，英国政府有单方面废除专条的权力。同时，由于当时中国对进出口澳门的中国民船和装载的货物均按国内的标准征税，以表示对澳门主权的拥有，而对于往来于香港的同类船货却按照较高的洋货征税，这样在贸易条件上使澳门比香港占了优势。因此，香港总督乘赫德在香港与英国代表谈判的机会，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香港不但在征税问题上要与澳门一致，同时要求洋药税厘并征也与澳门采用同样办法。

　　为了使香港和澳门在对华贸易上地位等同，为了使葡澳当局在征收洋药税厘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在香港谈判期间，赫德曾多次前往澳门与罗沙总督(Roza，Thomaz de Souza)会谈。赫德认为："为了谈判，我们必须答应签订条约，而任何条约如果不用若干字句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是决不会被接受的。"因此，他打算采用维持已成局势，"照顾中葡双方的面子，借以取得实利的手法"，承认葡萄牙永远驻扎和管理澳门的权力，以换取葡方协助中国办理税厘并征。然而，葡澳当局的胃口大得很。即将离任的澳门总督罗沙声称，如果中方要求澳门在洋药税厘并征问题上与其合作，那么，除了承认葡萄牙永远驻扎和管理澳门权之外，还要答应三项要求："一则官栈办法举行照办若干时，则澳门附近新设之关卡停办若干时；一则官栈照办若干时，则准葡萄牙国驻用管理对面山地方若干时；一则赴澳门之华船在中国各口完纳税厘，一切即照中国不赴澳门等项之船一律办理，在该口不得因赴澳门致其多纳税课，行海时亦不得因赴澳门被巡船扰累。"很明显，这三条不仅对中国的对面山地方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且要中国放弃缉私关卡，敞开通商大门。既要中国承认其永久驻扎管理澳门权，又要继续享受内地的优惠关税。

　　赫德向总理衙门报告了葡萄牙人的要求，认为："若不肯从澳门所请，似不可望"，应当答应葡萄牙的要求，承认其对澳门永远驻扎权，承认其最优惠的通商权益，以对面山管理权的暂时出让换取税厘并征是值得的，即全部承认葡萄牙的侵略条件，并建议以此为基础，派遣代表到里斯本谈判，被推荐人选是他的心腹助手，中国税务司驻伦敦代表金登干(James DuncanGampbe11，1833--1907)。在总理衙门的默许下和赫德的授意下，金登干经英国驻中国公使的介绍，开始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与其外长巴罗果美(Comes，Henrique de Barros)秘密接触。秘密谈判开始的时候，赫德曾建议中国把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买回来，并要求金登干试探葡方意见。金登干在伦敦通过初步接触罗沙，确信葡萄牙人是一个极骄傲的民族。"提起购买澳门，就会惹恼他们，只有白费时间。这等于让他们放弃殖民地，是他们永远不会干的"。当金登干提出仅以中国承认葡萄牙人永驻澳门，要求对方有效配合中国实施鸦片趸船计划时，葡萄牙的秘密谈判代表罗沙狡猾地说："洋药税厘并征专条，如没有澳门的合作，就无法实现。香港当局已经明白告诉过他。因此，问题是中国究竟愿意洋药税厘并征专条立刻就能实施呢?还是愿意等候多少年以后才能实施?"他不仅继续坚持在澳门提出的条件，还对拱北提出了新的驻扎要求，真是漫天要价。赫德得悉金登干的报告，立即致电罗沙说："中国政府仍在讨论，但反对割让拱北。他们大致将不要别人合作，而独自进行洋药征税，此事必可办成。但他们举动一彻底，可以对澳门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我极力劝您收回关于拱北的要求。"罗沙接到电文，不但不作丝毫退让，反而威胁说："葡政府宁可允设趸船，而不允陆上堆栈。他们认为拱北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因为没有它问题难于解决，而且因为拱北一定成为走私中心。中国既难于维持澳门四周的关卡，唯一的防止走私办法是将拱北置于葡萄牙的法权管辖之下。"中国方面，由于曾纪泽为兵部右侍郎、总理衙门行走，坚决反对割让拱北，谈判因而陷入僵局。

　　1886年12月4日，赫德致信金登干，强硬地说，我们本来可以不要香港和澳门的合作，只是为了避免缉私措施所造成的麻烦，才希望取得合作，这当然决定于澳门。我现在要里斯本答复的问题是，如果我替你们办到条约和澳门地位的条款，这够不够?你们肯不肯以它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我们设立趸船或堆栈和税务上的必要合作?我们不能给拱北，也不能停闭关卡。我们的缉私措施非常彻底，一旦实施，肯定严重损害澳门的商业。并且特别强调说，目前的大好机会万一错过，是决不会再来的。如果错过，就不会有条约，中国将永远不肯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12月21日，赫德又致电金登干，催促葡方代表说："我们已决定明年2月份起开征洋药税厘。曾侯(即曾纪泽--笔者注)极力反对澳门地位条款，与总理衙门谈判更形困难。但是，葡萄牙如肯立刻答应征税合作，我自信能办到地位条款。因此，我劝葡萄牙就此答应。两个星期后，就只能取得永久租赁，再迟一个月必致毫无所得。你应催葡方速答复，并作回伦敦的准备。"

　　葡萄牙外交部得悉清政府的强硬态度，只好勉强表示同意撤回割让拱北的要求，但仍坚持要求中国方面撤掉设在澳门周围的关卡。由于香港方面表示，香港四周的关卡如由赫德管理，往来香港和往来澳门的民船待遇一样，就不加以反对。总理衙门因此强调关卡不能关闭，对此毫不松动，坚持以下列五条为缔约基础："1，签订修好通商条约；2，条约内承认葡萄牙永久占据和治理澳门及其附属地；3，葡萄牙承认条约义务，未经中国许可，永不出让澳门；4，条约内订明澳门当局与香港相同办法对于中国征收洋药税厘给予合作；5，关卡继续保留，但改归总税务司管辖。"赫德将这五条电达葡萄牙政府，葡方无可奈何，表示原则上接受，仅仅提出，为了照顾葡方外交部的面子，希望将第五款的关卡保留不在条约中提出，因为澳门的合作既然与香港相同，而香港的合作保留了关卡，那么澳门周围的关卡存在是无疑的。这样做，并不变更即将签订的条约的相互义务，而容易被澳门和里斯本的社会舆论所接受。

　　总理衙门对此表示同意，并授权金登干在里斯本签订草约。金登干接到全权证书后，于1887年3月26日下午签约。同年12月1日，中葡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款规定："大西洋国坚允，在澳门协助中国征收澳门出口运往中国各海口洋药之税厘，其如何协助并助理长久，一如英国在香港协助中国征收由香港出口运往中国各海口洋药之税厘无异。"而中国取得这一条款的条件是："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此后，关于鸦片问题，中葡双方又签订了《会议专约》和《会订洋药如何征收税厘之善后条款》。中国实施洋药税厘并征计划，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以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殖民占有权，换取了征收洋药税厘的方便。曾纪泽在伦敦谈判的疏忽，竟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葡萄牙利用清政府急于征收鸦片税厘，增加财政收入的心理，进行敲诈勒索，卑鄙无耻!英国香港当局以此为借口亦要求取得与澳门同等的条件，也是十分卑劣的行为。

　　四、1859--1906年输入洋药的数量与价值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洋药作为"合法"的商品输入香港，再运到中国各通商口岸。为了便于分析和读者思考，这里将有关的几项统计汇集起来，编成表12

　　从表中可以看出：其一，这一时期开始时，输入中国和香港的鸦片箱数和价值直线上升，到七八十年代达到高峰，每年输入香港的鸦片高达9-10万担，创下了世界贩毒史上的最高记录。进入90年代，输入中国的鸦片开始逐渐减少，到190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尚有5万余担。导致洋药输入减少的原因有三条：一是中国土产鸦片数量增大，对洋药输入起了一些抵制作用；二是实行税厘并征，使洋药价格昂贵，输入受到一定影响；三是白银价格大幅度下跌，印度农民感到种植罂粟利润不如以前，减少了生产。其二，从表中可以看到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量一直高于转口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总额，这个差额可以视为鸦片走私的数量。不仅在1887年以前，走私额很大，每年平均2万担，而且在实行税厘并征后，鸦片走私额仍然相当大，税厘并征并没有完全杜绝鸦片走私。

　　从1859年到1906年，对每担鸦片的售价缺乏精细地统计。60年代初，由于国内战争的原因，鸦片在中国的售价很不稳定，1861年输入鸦片平均价格为每箱750元。70年代随着鸦片入口数量的增加，鸦片价格逐渐下跌。1882年每箱白皮土的价格为440一525两，公班土的价格一度跌到431两。1888年的白皮土价格跌到每箱360一400两之间。1891年的公班土售价每箱360两。到了90年代，由于世界性银价下跌，鸦片售价相应有所上涨，白皮土的售价每箱为740元，公班土的售价涨至778元。这一时期鸦片价格变化趋势略如表13。

　　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由于鸦片在市场上可以公开出售，其价格不像禁毒时期那样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相对比较稳定。从1859年到1906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洋药"合法"贸易时期，清政府从中获取了多少税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这项贸易和税收的不道德性等原因，清廷没有定期公布收入情况。然而，在前面研究了洋药税厘沿革和鸦片入口情况后，求取清政府的洋药税厘收入并不十分困难。1859-1886年，按规定鸦片入口关税每担为30两，只要统计的数量可靠，鸦片入口税额便可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来。同一时期，洋药在国内的厘金各省必须每三个月将收交情况报部一次，有较为可靠的统计。从1887年到1907年，实行税厘并征，每进口一担鸦片，按规定必须向税务司和海关交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起岸，只要有了可靠的鸦片入口统计，也不难获取每年税厘总额。现在借用罗玉东的统计，综合列表如下：

　　从上面推算的情况看，60年代，清政府从洋药中获取的关税和厘金每年约为200万两；70年代每年约为200一300万两；80年代前6年仍不超过300万两，后几年在实行税厘并征后，洋药税厘总额每年为600一700万海关两，此后因入口鸦片数量减少，每年仍有400余万海关两的收入。

　　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清政府的财政收支一直处于十分拮据的困境之中。鸦片贸易"合法"化，特别是洋药税厘并征之后，清政府开辟了一个新的税源，每年数百万两白银作为强心剂，使其得以苟延残喘。1859年以后，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得到了鸦片税厘的支持；1874年，清政府开始筹办海防，洋药税厘又成为其筹措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1884年，为了对法国开战，又把加收洋药厘捐视为"开源节流"的重要措施；1894年，对日战争失败，为了赔款，又将洋药税厘移抵；1901年的庚子赔款计划，也以洋药税厘为重要来源之一。这样粗略地考察一下洋药税厘的支出，就可以看出毒品税厘对清政府统治所起的输血作用了。而这些，仅仅是清政府纵毒政策的一部分受益。

　　五、罂粟种植的禁与弛

　　洋药弛禁以后，一些地区的农民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开始广泛种植罂粟，生产鸦片。按照法令，生产鸦片是不允许的。清廷一部分官员认为，洋药可以输入，就应当允许农民生产鸦片，土药生产可以抵制洋药输入，减少白银外流，暗中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另一部分官员坚持禁毒主张，反对种植罂粟，但对外来鸦片输入提不出有效禁止方案。他们认为鸦片是毒品，从道义上必须加以禁止。广泛种植罂粟，妨碍粮食生产，不能允许毒卉夺取民食。清廷主要决策人物对禁与弛这两种意见长期犹豫不决，时禁时弛，反复无常，最终确定了以广泛种植罂粟，大量生产鸦片抵制洋药输入的方针，结果是罂粟遍植全国，土产鸦片达到每年数十万担，使中国成为毒品生产的大国之一。1859年，清廷重新颁布的鸦片章程，除了保留禁止官兵、太监、士子等吸食鸦片条目外，其它内容一概删去。以往对于私种罂粟处以死刑的条款同时废止，于是，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熬制土膏开始公开进行。4月28 日，惠亲王绵愉奏请将洋药、土药一并抽厘。这一奏折得到皇帝批准，意味着清廷公开承认了土产鸦片的合法性。同年8月，云贵总督张亮基上奏报告了云南土药生产情况，中间特别提及"上命所产土药分别征收税厘"。这说明土药税厘的征收从1859年已经由清政府命令开始执行。土药既然可以公开抽收税厘，事实上等于向农民发放了生产许可证。

　　罂粟弛禁的结果是，从前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大量土地开始改种罂粟。因种植罂粟每亩可以获50两左右的生鸦片，相当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几倍收益，这不能不刺激土药生产的扩大。咸丰后期，有人看到云南、贵州、四川境内连畦接畛种植罂粟，叹惜说："近年此风尤甚，多一亩种罂粟之田，即减一亩稻麦之产，弃膏腴而滋鸩毒。"同治年间，甘肃之兰州'，浙江之温州，四川之涪陵，江苏之宿迁、砀山等地罂粟已广泛种植，小小一个涪陵县所产土药，每年可以招徕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大批商人前往预订收购，"大吏移土厘局于涪，以道员督理税收，每年数十万两"。

　　同治年间，清廷对于弛禁罂粟是犹豫不决的。1865年曾下令禁种，1868年又颁布了一个查禁罂粟种植章程。但禁种命令和章程并未认真推行。同治末年，对于是否禁止种植罂粟，清廷还在讨论。醇亲王奕谖认为，如果洋药来源不断绝，那么，势必不能禁止土产鸦片，主张"候外洋鸦片不来，再严中国罂粟之禁"。对此，李鸿章表示赞同，在《筹议海防折》中，他说："查洋药自印度进口，每年约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之多。英国明知害人之物而不欲禁。洋商贩运，并欲禁中国内地自种，用意殊极狡狠。上年修约，总理衙门与英使言之屡矣。并预声明，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惟有暂行弛禁罂粟，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将来计穷事迫，难保不出于此......应仍循总理衙门原议，阴相抵制，以冀洋药之来渐少，再加厉禁为宜。查云、贵、川、陕、山西各省多种罂粟，疆臣台谏每以申明禁令为言，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吏胥扰累之柄。究之罂粟日种日广，势仍不可遽禁。闻土药性缓价廉，而瘾也薄，不比洋药为害之烈。为今之计，似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然后妥立规条，严定限制，俾吸食者渐戒而徐绝之，民财可杜外耗之源，国饷并有日增之势，两得之举也。"对于英国鸦片的强行入侵，奕诉、奕谡、李鸿章等人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主张广泛种植罂粟，"阴相抵制"，以冀洋药逐渐减少，美其名日"夺洋商利权"，实际目的是加增税项，挽救王朝的财政危机。在这里，不道德的税厘，被说成是道德的义举和国家的需要，黑白竟然如此颠倒，实足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无耻嘴脸。此种以毒攻毒，饮鸩止渴的方案，是以牺牲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与殖民主义者共同抢夺中国老百姓手中那有限的财富。此后的事实证明，大量种植罂粟的结果，尽管对洋药的大量输入起了一些抵制作用，但要使洋药因无厚利而自不进口的设想，完全是空想。

　　六、西方传教士与禁烟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在华的和返回英美国家的西方传教士对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大都抱持反对态度。传教士认为，鸦片不仅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而且破坏了中国的道德和经济。他们说，鸦片开禁之后，人们买卖毒品，吸食毒品已无愧疚感。有的人甚至以吸毒为荣，令其妻女为其挑膏烧烟，"居然自以吸烟为尊，不许亲友劝导，觉为应分吃烟也。其不知转瞬之间形骸消损，直同鬼类，荡产倾家，死于途路，无怜悯之人，没棺材收敛，可惨已极。"所以，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毒害，主张禁吸、禁种、禁运和禁买。"如不吸可不种，且可不买。夫中国不吸不买，即英国不售不来"。他们反对将印度鸦片运到中国，也不赞成中国政府所采用的饮鸩止渴的方案，认为广泛种植罂粟抵制西方鸦片入侵的方案是一种愚蠢的自杀方案。"夫种烟与种茶、种桑不同，不得引以为例。茶、桑，益人者也；烟，害人者也。益人可种，害人不可种。烟之毒人当引砒霜为例，譬如多储砒霜，自备白吃可乎!烟之自种自吸，何以异是?......广种中国之烟，以毒中国之人，乌乎可以!西国之烟害中国，譬犹以他人之刀杀己也，以中国种之烟害中国，譬犹以己刀杀己也。智者不为也，且仁者不忍也，害莫大焉"。这种比喻说理，浅显易懂，颇有说服力。

　　传教士感到自己作为西方人与英国鸦片贩子一道来到中国，在中国人眼中，自己是鸦片贩子的同伙和支持者，所以极力说明自己与鸦片贩子不是同伙，希望划清界限。他们认为贩卖鸦片玷污了基督教国家的文明，损害了西方人的声誉。一部分归国的传教士在英国联络社会各界人士，成立戒烟公会，继续对当局的鸦片政策尖锐批评，努力宣传鸦片的毒害，要求英国政府主动停止不道德的毒品贸易。"仁人善士共具连名禀于议政院"，这类请愿活动几乎年年举行。

　　1873年11月，在英国发起了一次以"英国、印度与中国通商贸易中鸦片烟一案，嗣后关系之如何"为题的国际性征文活动。1874年5月31日截稿，这次征文活动，共收到中国论文50余篇。通过这次鸦片问题征文，在英国和中国都掀起了一次禁毒呼吁运动，这对于光绪初年中国又一次发动禁种罂粟事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874年6月，国际禁毒征文活动结束。在这次活动中的骨干人物于8月份在伦敦正式成立了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公会，会员共有65名，其中有工商界的代表马特生、有议员马克斯求尔德，有知识界的名人，有宗教领袖以及在华的著名传教士，如理雅各、德贞、毕士、丹拿、雒魏林等。该会成立后，在英国展开了积极的宣传活动，请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1874年11月13 Et，该会集会讨论禁毒事宜，主持者是伦敦会在华传教士德贞(Dudgeon，John Hepburn，1837-1901)，他曾在北京英国教会医院担任院长，对于中国人遭受的毒害程度有相当清楚的了解。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概述了鸦片问题的由来，然后说："我在中国亲见亲闻，自皇帝以至于庶民，不论穷富男女，无不恨鸦片一物，即食者亦自知其非养身救命之物，实有害而无益。"这次集会之后，德贞将各种有关鸦片的资料，汇集起来，撰成《禁烟说略》，递交给英国和中国政府。

　　《禁烟说略》全文刊登在《中西闻见录》的第30号上，《万国公报》后来作了转载。德贞认为，禁毒，靠中英两国单方面的努力不能成功，"倘不能遏绝其外来之源，徒禁止本国之栽种，终归无济。设若绝其外来之源，而不能禁止本国之栽种，亦无利益。必须内外互禁，方能绝其根株"。他强烈谴责英国的鸦片政策，说："将损人之物议入条约，而显然灭其天良矣。乃本英国之奸顽之商，昔年贩运鸦片人所不齿，入条约之后，若辈列为端士正人，今虽如盗贼洗手，终不免玷辱本国之廉耻，致邻邦之物议，中国衔恨。"他对于中国政府鼓励种植罂粟表示痛惜，说："察中国各省栽种鸦片较外来之烟约加两倍，核其物价之值并其抽厘之数，溯其款项何自而出，莫非中国之脂膏焉。均其富贵贫贱、男女老少，按每人吸食鸦片一钱核之，及诸吸烬抽灰之辈，约有瘾之人计二三千万之众。令人思之毛发凛然。"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三种禁毒方案，在当时对于清政府来说，都不失为较为积极的禁毒方案。可惜，清廷已经没有勇气这样做了。

　　1875年6月26日，由于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的活动，在下院又引发了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议员司徒亚德主张对印度鸦片生产逐渐查禁。鸦片贩子的代言人哈密顿则表示反对。他说，鸦片对于中国人，就像啤酒对于英国人一样，没有什么危害，禁止印度栽种罂粟，政府税款无处可筹，对于印度不利。这次辩论，参加者"大半曾为印度之官"。会议结果，赞成实行罂粟减种方案的有57人，主张维持原来鸦片政策的有94人。禁止鸦片贸易方案被否决。

　　1875年春天，英国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曾向中国致送公开信，说明参与鸦片贸易的只是英国的一小部分人，多数的英国人与此没有关系，而且还有一部分人乐意帮助中国力除鸦片毒害。他们还建议清廷派人前往英国交涉，呼吁中国老百姓自己成立戒毒会所。"各处绅士庶民等，当发奋自抒其见，禀明地方官宪不许在其本处种罂粟，吸鸦片。亦当各处设戒烟善会及刊书劝人勿食。此书寄来本会，翻译与英人观览，使英人知华人真欲救国出于鸦片之陷阱。十八省各城各邑各乡欲救中国之人免其吸鸦片致败亡，当各为力除鸦片公会，共誓不买不食，亦不许子弟陷溺其中，绅民又禀官宪，在属内不得开设烟馆，严禁种烟"。这个呼吁发出之后，在华传教士积极响应，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纷纷组织和设立力除鸦片会所。

　　1875年9月，羊城劝除鸦片公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仁济大街博济医局。表面上该会有中国董事12人管理，实际则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每月集会一次。宗旨是"专欲劝我华人去除鸦片之害"。在该会的会章中说明了它成立的原因和担负的任务。"鸦片之物洋人既有所运来，中土亦有所栽种，吸食日众，贻害日深，国病民贫，天怒人怨，苟非中西合力，积患断难消除。乃昨者得见英东(京)力除鸦片贸易会一书，骇其国之有心相救也，幸我辈之有机可以乘。爰集同人，立此公会，各思善法，共设良谋，或作论标贴街衢，或撰书派送闾里，或修札耸立别会，或呈禀上达官绅。速效未敢妄求成功，俟诸异日相机立法，因时制宜，务使我辈劝之于先，他人继之于后，从小至大，由卑逮尊，将必于事有济，不至流毒无穷，是所薄望"。同时，将成立劝除鸦片公会的消息以启示的形式刊登在《万国公报》上，要求各地信徒踊跃参加。这一启示，就其内容来讲，仍然是英国力除鸦片贸易会告白的翻版。值得研究的是，它所宣传的禁烟方法。"父诫其子，兄勉其弟，绅耆遍谕不准其地种罂粟花，官宪有权严禁其民开洋烟馆，吸食者迷途返步......此倡彼和，自迩及遐一。这是要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自发的禁毒运动。这是中国禁毒史上的新方法，透漏了民权意识的初步觉醒。因为它没有把禁毒的成功希望寄于政府，而是要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完成禁毒任务。

　　广州劝除鸦片公会的初次呼吁，似乎没有多大社会反响。又于1876年8月26日，再次发出倡议，似乎又是一片沉寂。1877年2月以《普劝各省教堂添设戒烟所说》为题，发出第三次呼吁，反响也不大。后来又以《求各省教友踊跃劝除鸦片》为题，第四次发出呼吁。他们还展开广泛的社会宣传活动，或将传单贴于街头巷尾，或发行批评毒品贸易的书刊漫画，或撰写毒品危害论文，或散发戒烟处方。广州方面印有多少反毒品贸易的小册子，尚不清楚。在宁波收到的宣传品集中起来有10大本。在《万国公报》上，还有15幅劝戒鸦片的漫画和大量诗文。所有这些活动，尽管没有立即促成大的禁毒运动，但他们的真诚动机是纯洁的、善良的，是值得肯定的。这些善良的要求表达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

　　1877年以后，在北京、天津、宁波、上海等城市都陆续成立了以基督教徒为骨干的戒毒公所。北京的戒烟公所成立于1878年2月17日，会址在崇文门内东城根路北。上海的戒烟会成立于1880年4月26日，会址在花草浜。尽管这些戒烟会所活动成效不算很大，而在客观上对于地方性的禁毒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华的传教士为什么不顾鸦片商的嘲弄和围攻，热情鼓动中国实施禁毒政策呢?这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有的认为，这是西洋人的"狡猾伎俩"，说他们一面将鸦片运入中国，一面担心中国广种罂粟，不利于洋药销售。鼓动中国禁种，只是为了洋药垄断市场。实则不然。英国传教士来华，固然在其侵略中国的性质上与英国政府和鸦片贩子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从传教士方面来讲，他们在华活动的目的是要扩大基督教在华影响，试图用基督教文化占领中国。在华传教士目睹了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感受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情绪以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怀疑态度。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国老百姓对于西方宗教缺乏热情的严酷事实，认为这是受了官绅的鼓动，鸦片毒害引起的仇恨情绪也是障碍之一。因而希望消除障碍，为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寻找通路。

　　《万国公报》作为西方传教士的喉舌，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在文化上，在政治上无论怎样批评它都可以，而在鸦片问题上，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它是一贯坚持反对毒品贸易的。我们细心翻阅它刊登的大量有关鸦片问题的文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尽管有的地方不免对英国政府的罪责有所开脱，但没有一篇公开支持这种罪恶贸易的文章。所以，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真诚性无需怀疑。

　　为了使英国人更全面了解鸦片对中国的毒害和中国人对于鸦片的痛恨，英国一位传教士将光绪初年在华传教士有关鸦片的论述搜集到一起，编印成书，于1882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是《关于吸食鸦片问题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书中用传教士的大量记述，说明吸食毒品对于中国人绝对有害，同时指出鸦片贸易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由于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准许鸦片进口--那造成人民贫穷与体弱的根源，它已经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我们不应该容忍这种侵害再继续下去，而应该给中国自由决定进口或不进口鸦片的权利。因为就中国人民的利益而言，这是最好的方法"。又说："我们亏负中国太多，我们伤害她土地上的百姓太深。已经造成的祸害，我们不能除去，正在形成的祸害，我们也无法阻止。由于我们供应鸦片，使中国百姓受到诱惑，使他们政府被迫准许进口，他们已经养成吸食鸦片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将摧毁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我们使罪恶成行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非我们现在所能控制，我们对中国和中国人负有责任。如果，因为鸦片的使用，在中国造成摧残与死亡，是由于英国一些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那也就够糟了；但如果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行动所造成的，那么罪债便落在我们全体的身上，我们一个个都对中国负有责任。"

　　这本书主要收录了在华著名传教士李修善、马雅各、杨格非、戴德生、理雅各等人有关鸦片问题的论文。李修善(Hi11，David 1840--1896)系英国卫理宗循道会传教士，1865年来到中国，积极参与了《万国公报》鼓动禁烟的工作。他认为吸食鸦片，在中国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被定罪的。"在中国，吸食鸦片是被社会定罪的，传教士们若欲损毁基督教在中国的名誉，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接纳吸食鸦片的人进入教会。关于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我可提供行政方面、宗教小册子的看法，因为这两者都把吸食鸦片归类为赌博与放荡不羁的"。马雅各(James L．Maxwe11)是英国长老会派到台湾的传教士。他认为吸食鸦片对人体有致命的毒害。"我在台湾传道的第一站--有着2000--3000居民的海港村镇，在这小小的地方，我很难过地说，运鸦片的船只比运稻米或粮食的船只还多。每当我看到这些瘦弱燕子般的脸孔，内心总感到十分痛苦，尤其是劳工中阶级最低的人，这都是他们吸食鸦片的后果"。戴德生(Tay10r，James Hudson 1832--1905)是内地会的创始者。1854年抵达上海。他认为中国人禁毒是诚心的。"当中国首次与英国的势力发生冲突时，我就认为中国人拥有禁止鸦片在中国使用的权力、力量和意志，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我们十分相信，如果没有英国，中国早已达到他们的这一愿望。所以，我们感到只要鸦片是从国外输入，英国就对现在产生在中国的每一盎司的鸦片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理雅各(Legge，James 1814-1897)系伦敦会传教士，1839年来到东方，先后在马六甲、香港、南京等地传教。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西传很有贡献。对于鸦片的毒害，他说："吸食鸦片在中国所引起的有害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它是一种祸害，简直就是一种祸害。我曾听见外国人为这种习惯辩护，但我从未听到一个中国人如此做，也从未听到任何一个染有这种习惯的，为它说一句话。"

　　这些著名传教士关于鸦片的论述主要是驳斥英国鸦片贩子及其政府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这些谬论主要是："吸食鸦片对中国人无甚伤害"；"英国政府从未向中国人强行销售过鸦片"；"中国人在国内种植罂粟表明禁烟无诚意"；"即使英国不运鸦片到中国，其他的国家也会照样运去的"，等等。《关于吸食鸦片的真相》在英国出版后，使更多的英国人了解了鸦片贸易的真相。但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仍然不顾人类起码的道义，漠视国内公众的舆论，继续强行维持其罪恶的毒品贸易。

　　七、历次地方性的禁毒活动

　　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对罂粟的种植时禁时弛，举棋不定，罂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吸毒人数越来越多，毒害越来越重。到了光绪时期，清廷仍然没有彻底禁毒的决心，但一些地方官员在各方面的督促下开展了一些禁烟活动，有时还很有成绩，可惜，受大局影响，地方性的禁毒成绩无法保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些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山西巡抚鲍源深在他的辖区曾努力禁种罂粟，而因其他省，区督抚放纵罂粟种植，成效不大。他目击各省毒卉盛开的情况，心情十分忧虑。于1876年9月上奏清廷，建议重申旧例，制订考成法，坚决查禁罂粟。他说："臣莅晋以来，饬属查禁，劝戒兼施，五年于兹，未敢一懈，虽私种(罂粟)十去八九，总未能一律净尽。所以然者，种罂粟之利数倍于种五谷，小民唯利是图，罔知其害。地方官不肖者收费弛禁，借以营私，其稍贤者，亦以为民利所在，不忍拂违。否则以为世俗争趋，力难禁止。大都于此一事视为故常。肯于劳怨不辞认真查禁者盖鲜，以致私种之风日浸月盛。若不于此时力挽颓流，极其势之所至，窃恐数十年以后种罂粟者十居八九，种五谷者十无二三，民食将从何出，甚非天下之小故也。"这里他描述了一般地方官吏对待罂粟的复杂态度，同时考虑到毒卉遍植，占用良田，有害嘉禾，担心粮食歉收，社会发生动荡，势将危及王朝统治。所以他发出了警告，说："自此以后，若不将罂粟禁除，一任有妨艺谷，岁当丰稔，盖藏未裕，民食犹艰，设遇荒歉，民不能以乌烟代食，道残相望，自在意中。此其患又不必迟之数十年以后矣。兴念及此，殊切殷忧。"这种声调尽管不高，而主要是从维持政治统治角度思考问题，不能不引起清廷决策人物的重视。鲍源深恳求说："应请饬下各省大吏督饬所属，于罂粟一事认真查禁，勿视为具文，勿置为末务，勿以为民利所归稍存姑息，勿以为俗情难强相率因循，勉尽实心，徐收实效，但使境内少栽一亩恶卉，即多植一亩嘉禾。民间多收数亩稻粱，即多得数月蓄积，偶遇灾荒，不虞乏食，并可出其赢余以相蜩济，全活必多。此惠政及民，功在无形，视发仓赈粟于一时者，其施仁为尤普矣。"

　　对于鲍源深的奏折，上谕日："栽种罂粟例禁甚严，乃近来私种之风各省所在多有，民食大有妨碍。地方官查禁不力，视为故常，甚有收费弛禁，借以营私者，种种流弊不可胜言。著各省督抚严饬所属认真查禁，倘仍前积玩，即行查明奏参。并著部申明旧例，通行各省，俾小民知所做畏，明定地方官查禁考成。"户部按照上谕，抄录了同治七年禁种罂粟章程，通知各省认真查禁，并拟定考成法。"嗣后官员所属境内拿获私自栽种人犯，应比照拿获邻境寻常案犯，三名以上者准其记录一次，五名以上者准其记录二次，不及三名者，无庸议。如失于查禁，应照失于查察例罚俸一年公罪。倘有不肖州县知情故纵，收取费用，经该督抚揭参到部，臣部照违例科罚，降三级调用例议处一。表面看来，鲍源深的建议受到了清廷的重视，而事实上，无论重申例禁也好，还是制定考成法也好，都是纸上谈兵。从史料来看，各省督抚并无任何积极配合行动。不过，我们不能以此否定鲍源深建议的作用，因为他毕竟预先向清廷发出了警告。

　　马嘉理案之后，兵部侍郎郭嵩焘和刘锡鸿作为正副大使前往英国执行表示"惋惜"使命。郭嵩焘一行抵达伦敦后，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50余人前往中国使馆拜会郭大使，请求中国查禁鸦片。郭嵩焘记叙说："西洋人士知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相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夏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会集多人，陈述此义"。对此，郭嵩焘非常感动，立即与副使刘锡鸿于1877年3月22日联名上奏清廷请求禁毒。

　　郭、刘二人的奏折认为，鸦片弛禁以来，社会危害更加严重。官员、士子、弁兵公开违犯禁令，而种植罂粟，熬制鸦片之风日盛一日，"一二十年来，肥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而西洋贩运中国亦逐渐增多，足见开种日繁，即吸食者日众，势将尽中国之人皆至失其生理，槁项黄馘，奄奄仅存，无异残废"。他们认为禁毒不在频繁下达禁令，而在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官之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以满三年为期，愈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其官不举发同罪"。"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

　　这一奏折发出之后，在没有接到批示的情况下，郭嵩焘又单独寄发了《续陈禁止鸦片事宜折》，提出六项具体措施。"一日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子，戒吸时间一例定为三年。一般平民若年龄超过50岁，无庸示禁。"二日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多栽一亩罂粟，民间多增一亩害苗，国家多废一亩良田。应切实查禁，断绝根株。"三日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严禁差役骚扰老百姓。若借戒烟为名，肆行讹诈，应听民人呈控。"四日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广东设有劝禁鸦片烟会，用心良善，仅有劝导之功，而无督察之责。应由官府选派公正绅士劝禁鸦片，并派得力人员负责稽查，互相配合，力求实效。"五日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使民人知利病切身，自觉戒毒。所收鸦片税厘，应当用于禁烟活动。"六日禁绝烟馆以绝传染之害"。上述六条禁烟措施，郭嵩焘进一步作了总结。"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绅士自立章程，切实劝导，求实效而不务虚文，求真有益百姓而不专假官势以责近功"。很显然，郭嵩焘的奏折曲折反映了英国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的一些主张。

　　清廷接到郭嵩焘的奏折后，对于英国设立公会提倡禁烟一节相当重视，立即批示道："郭嵩焘与英国官员妥为筹商。果使外洋烟土不入内地，则中国栽种罂粟之风不难自行禁止，而吸食亦可永绝。并著该大臣认真商议。"同时，谕令各省督抚说："该侍郎谓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该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准备在全国发动禁种罂粟、查禁吸毒的运动，但仍没有下定决心，只是打算在洋药来源断绝之后，再实行严厉措施。

　　就在清廷尚未真正下定决心查禁罂粟种植时，一场大旱灾袭击了华北，粮价大幅度上涨，饿殍遍地，迫使一些省区为稳定粮食生产，而强制查拔烟苗。旱灾从1876年开始，波及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山西旱情最重，被灾州县80有余，啼饥号寒动辄数千人，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河南被灾23州县，户少炊烟，道建相望，四野哀鸿。阎敬铭奉命前往山西赈灾。他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分析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的原因时指出，除了旱情特别严重外，更由于山西大面积播种罂粟，粮食储存太少所造成。"此次晋省荒歉，虽日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又说，山西土地气候本来不利粮食作物生长，纵令全部播种嘉谷，每年收获的粮食也不过刚够一岁之用。若将一半土地改种罂粟，本省粮食自然不足，猝遇荒歉，家无储积，而又无处购买，自然会饿死很多人。因此，奏请查拔罂粟。

　　1878年3月，清廷批准曾国荃的奏章，并将山西制订的查铲罂粟章程向全国推广，勒令各地"一体严行查禁"。山西制订的查铲罂粟章程，主要是依靠宗族关系和里甲长的力量进行督察。"一族之中有种罂粟者，责成族长率子弟拔除；一甲之中有种罂粟者，责成甲长押令拔除......如花户(指种罂粟的人家--笔者注)人等意存梗化，准该管族长、甲长禀官究治。如族甲长知情徇隐，则罪其族长、甲长。如州县官吏据为利薮，私自征收罂粟亩税，一经查出，立行参撤"。同年4月6日，清政府再次催令各省督抚说："鸦片烟有害民生，实堪痛恨，近来民间栽种罂粟，流毒愈深，著各省督抚严行禁止，并详明晓谕，有犯必惩。"似乎真的接受了华北大旱，数十万人被饿死的教训。实际上，腐败的清廷仍然因循玩俣，并不关心人民死活，从未认真推行禁令，除了陕甘晋三省查禁罂粟较为积极外，其它各省很少有具体行动。陕甘晋三省最初查种虽比较认真，但没从1878年开始的较大规模的查禁罂粟活动，虽导源于山西，而山西禁种的成绩并不大。1879年编修李用清到山西各州县视察，"所历之处，种罂粟者较去年约减十之六七"。这说明查禁并不彻底，种植面积仍然很大。不久，山西的鸦片著名产区又到处盛开毒卉。陕西查禁种植颇有成效。据陕西巡抚谭钟 汇报，自谕令发出后，"有民间自行拔去翻犁更种者；有印委各员往拔，纵容妇女阻挠，经训斥后始拔除者；有令饥民拔取花苗给价收买者。于是穷乡僻壤一律净尽......乡民见饥黎往拔，按斤得价，亦相率自行拔除，用车载往出售"。陕西当年查拔罂粟取得较大成效，显然得力于夏天让饥民拔取罂粟花苗，按斤取酬。这种方法只能奏效于一时，而不能一劳永逸。第二年，陕西渭河两岸毒卉照旧遍地盛开。甘肃由于历来主张严禁鸦片 的左宗棠的督催，查种罂粟也有一定成效。该省禁种罂粟始于1876年，每年不仅由官府派遣大批人员，周历乡村巡查，同时还出动军队前往民俗傈悍的地区弹压，强制拔除，到1877年已忑华录，光绪四年三月，总第567页。将大部分地区的罂粟查拔干净。然而宁夏一府农民因种罂粟利厚，"群以钱粮无从完纳为词，阴相抵制，肥沃田地，半为妖卉所占。"1878年，左宗棠把查种重点放在宁夏，"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同时向当地农民推广植棉技术。除了这些重要措施外，还对地方官员认真加以考课，发现查禁不力官弁，立即参革，先后撤任的有宁夏知府李宗宾、宁夏县知县胡韵兰、灵州知州孙承弼、平罗知县任懋修等。对于查禁得力的官员，则请旨交部议叙。因而成效较为显著。

　　光绪初年的禁种罂粟活动，也像清末政局一样，政策的贯彻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态度，或禁，或不禁，或阳奉阴违，或敷衍塞责，或阴相抵制，政令不能统一。而政令不能统一在于清廷内部有一批权要人物主张种植罂粟，抵制洋药输入，征收额税。1879年以后，清廷对于罂粟的种植采取放任态度。查禁罂粟较有成效的地区无法坚持下去，全国性的禁种自然归于失败。另外，禁种罂粟失败，还有群众思想不通的巨大障碍。例如，浙江象山县南门外，一家姓姜的农户栽种罂粟，知县令其拔除。他说："官能将各关洋药捐税一律裁撤，我即遵谕拔去所种罂粟。否则，安能禁我?"县令以其抗官，将其强行带走，路上遇到数十名乡民拦截。清政府对待洋药的软弱立场和对待土药的暖昧态度，是这次查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鸦片输入合法化之后，上海一直成为外国鸦片输入量最大的城市，是当时世界消费鸦片最大的城市。它不仅大量消费洋药，也大量消费土药。上海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毒窟，从进口鸦片到批发转销，再到消费零售都有专门的商业机构。有专门负责进口印度及其他国家鸦片的大同行，有从大同行批发到鸦片后，再批发转销内地的小同行，有专门负责熬制鸦片膏的挑膏店，有专门为消费者设立的级别不同的大小鸦片烟馆，还有专门负责向各地押运毒品的镖局。大同行主要由外国商人垄断。著名的洋行有英国人开设的怡和洋行，英籍犹太人的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洋行，还有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白头行"(巴利行)等。

　　最初，上海开埠时，会说英语的人很少。当时有潮州人郭某能讲英语，得到鸦片贩子重用，专门代替洋商洽谈生意，从中获取了丰厚的酬金。以此为资本，开设了鸿泰土栈。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开设鸦片行的开端，由于郭某经营鸦片生意很成功，于是，他的亲朋好友从潮州赶来，很快在上海的鸦片推销行业里形成最大的鸦片帮--潮州帮。与此同时，早期在广州经营鸦片走私贸易的一批商人，也看中了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迁往上海，形成了"广州帮"。清末上海的鸦片帮各有一批著名的挑膏店。属于潮州帮的挑膏店有林恒丰等数十家，属于广州帮的也有数十家，其中以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最为有名。两帮烧烟技术，各有特色。广州帮以味香浓厚为上品，"陈膏"、"宿膏"最诱人；潮州帮烧工著名，蘸烟发泡，冠以"六出花"、"七出角"、"狮子摇头"等名。鸦片烟馆林立于上海的大街小巷。1872年，《申报》作了一下统计，约有1700余家，毒窟的中心是法租界。据记载：大马路(今南京路)由抛球场起自东向西，有同信昌、龙园、北诚信、夏日长、恒益、中国、清园、同庆楼、协顺昌、沁芳园；石路(今福建路)北首有同信昌，盆汤弄(南京路北侧的山西路)有老延龄、恒丰祥；铁大桥南堍(今河南路桥)有奇园；二马路(今九江路)有清芬堂、翠芳园；四马路(今福州路)自东起有乐也逍遥楼、留香园、沪江第一楼、万华楼、五层楼、留园、青莲阁、四海升平楼、馨芳园、协顺长、西园、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望平街(今南京路福州路间山东路)有绮园、寄园；石路南首有协顺长；宝善街有怡珍、同芳、万宝楼；正丰街有正延龄、丰园；棋盘街有芳园、宏园、明园、奇园、聚园、燧园；西棋盘街有风生一啸楼，等等。在1700余家烟馆中，法租界的眠云阁最为有名，铺设精雅，茗碗灯盘精巧无比。馆主虽是一位女性，而算计十分精明。她首先雇佣青年女子为堂馆以广招徕，其他烟馆辗转仿效。能与眠云阁相颉颃的是南诚信。南诚信设于1873年，内部陈设有红木梨花烟榻，云铜黄竹枪、银灯铜斗，光彩耀目。该烟馆分东西二厅，每厅设榻20余，还开设有豪华房间，每室置一榻或双榻。开设在麦家园的倚园，烟枪十分考究，有虬角象牙的，有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此外，还有兼营其他行业的烟馆。英租界的醉乐居兼营烟馆和酒楼，四马路的青莲阁则以烟馆兼茶馆。还有一种被称为花烟馆者，是妓院与烟馆的结合体，以妓女侍奉烟客过瘾嫖宿。同治、光绪时期，官僚买办乃至社会各阶层人都将吸食毒品视为交际场中的应酬品，或在烟馆边谈生意边吃鸦片，或借故醉月评花，陶醉于鸦片麻醉状态，社会风气呈现严重病态。上海一城如此，其他大中小城市的鸦片流毒可以想见。

　　上海查禁鸦片烟馆在同治年间曾进行过一次，但主要是为整顿社会风纪，限于查禁花烟馆。禁令发出之后，限一个月内烟馆娼妓择配良家。致远街、靖远街诸处花烟馆大半被强行关闭。不久，便故态重萌。上海对烟馆采取大规模查禁行动是1880年。从两江总督沈葆桢奏参嗜吸鸦片人员被批准的时间来看，江苏在1877年秋季已开始对官员实施较为严格的禁令。当时因吸食毒品被参革的有淮扬道刘咸、候补道杜文澜、宿迁县知县李德溥等多人。传教士评论说："两江沈制军破除情面，任劳任怨，先将作官者参革数员，俾士商工贾及兵农等望而生畏，互有警戒之心，早谋除此巨祸，不敢以身试法也。"1878年，苏州的鸦片烟馆被查封，而上海方面似乎没有认真执行禁令。两江总督沈葆桢宣布要查禁鸦片烟馆后，上海的各大烟馆相率搬迁到租界。上海只是对军营士兵和读书人宣布了几道禁令，便草草收兵。1880年初，护理江苏巡抚谭继洵通饬全省查禁鸦片烟馆，要求各级官员一齐出动。告示说："凡开设烟馆之户立即一律闭歇，各图正业。倘敢阳奉阴违，本护院不时派员察查，一经发觉，立予照章严办，并将查禁不力之地方官立予撤参。本护院令出惟行，法不宽贷，毋违。特示。"同时公布了五条查禁章程：其一，凡查获烟馆，地方官立将开馆之人枷责示众，烟具当堂销毁，房屋封闭归官；其二，无论军民人等俱准举报，密封投署，经查实立即赏大钱十千文。举报者须开具姓名、住址及本人姓名、住址，以便查拿给赏，不实者不究；其三，凡乡镇鸦片烟馆，地方须择公正绅耆二三人给予谕帖，互相稽查，随时密报；其四，凡烟馆停歇之后，再设灯榻供人吸毒，一经查获，立予严惩；其五，凡私开烟馆，房东、地保及左右邻最易发觉，如能先行密报，一律重赏。如私相容隐，一经发觉，立即查封，房屋入官，地保严惩，左右邻罚款。3月23日，谭继洵再次发出《严禁鸦片告示》，表示对以往吸毒成瘾的人既往不咎，勒限戒绝，对于以后新的吸毒者严惩不贷。"即将招诱之人，比照私开烟馆例重惩，房屋入官。其续行沾染者，亦按在馆吃烟之人究治。不能禁约之父兄一体连坐，仍勒限二十日戒绝"。

　　以上这些谕令发出之后，在上海引起很大震动，租界以外的鸦片烟馆纷纷自动关闭停业。到4月中旬，"其城中南市遵谕闭歇者已逾其半，改装门面另图生业者亦属不少......计三月初一日起至今，南市所开烟馆极少，竞寥寥如晨星"。为了使剩余的鸦片烟馆尽快关闭，上海县又发出《严行催闭烟馆谕》。上海这次大规模查禁鸦片烟馆，起因于郭嵩焘的报告和在华西方传教士的鼓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它没有触及外国鸦片输入问题，也没敢对英法租界的烟馆采取相应措施，仍然归于失败。这次查禁不仅没有彻底关闭租界以外的烟馆，反而使大批瘾君子涌入租界烟馆，使租界内的烟馆生意更加红火起来。事后有人评论这次活动说："苏藩谭方伯出示严禁，于是，各属州县为之一清，其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但禁于各属，而不能禁于上海，且禁于上海城内与南市，而不能禁于夷场。夫上海，一弹丸地耳!徒以与西人通商，遂使政令有扦格难行之势。在西人岂甘自居于化外耶!抑方伯之以化外置之耶!但业烟馆者，他处既难安置，势必蜂集于上洋，所以近日夷场烟馆愈加繁炽，小者不可悉数，如福泰号、旖园号、华园号、绅富楼相继开张，资本巨万。"有的评论说："前者谭护抚查烟馆一时雷厉风行，地方为之振肃，独上洋租界以夷场之故，声教未通，故城内与南市概行绝迹，十六铺桥以下则高挑招牌，大张旗鼓如故也。租灯主人以租界为逋逃薮，趋归者有如山水之赴壑，愈汇愈多(!)。"莫大遗憾。

　　上海查禁鸦片烟馆不仅没有触动外国租界开设烟馆者的利益，反而使其更加繁荣。租界内中国政令不能推行，租界以外的查禁成效自然难于维持，各处鸦片烟馆纷纷重新开业，比以前数量更多。这次上海查禁鸦片烟馆的失败，从大的环境来看也是必然的。因为英国并没有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软弱的清政府既然不能阻止外国鸦片的输入，又不能有效制止吸食，那么，要想消灭传播毒品的场所是根本不可能的。上海一地如此，武汉、杭州、天津、广州、福州、厦门等城市无不如此。光绪初年开展的查禁种植和开设烟馆，各地都成效不大，以至于地方官吏无法夸功请赏，很少记载此事。

　　但是，中国对于毒品的宣战、斗争从未停息。1882年，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这位清流派的名士踌躇满志，决心一展抱负，从查禁罂粟入手，整顿晋省纪纲风俗。当年7月26日，他就上奏，请求查禁罂粟。强调说，山西土地贫瘠，产粮不多，从前靠邻省接济。广泛种植罂粟，夺民衣食，若有大的自然灾害，不堪设想。晋省吸毒之人已遍及社会各阶层，"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蛭赢，家家晏起，怠惰颓废，毫无生气"，生产力严重破坏。况且，"内地不禁，听其蕃滋，何以关远人之口"。他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说："晋省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他请求在查拔罂粟的同时，设立戒烟局，劝戒吸食，移风易俗，综合治理。清廷接到张之洞的这一片奏文，仅仅一般性地批日："民间栽种罂粟有妨嘉谷，屡经严谕申禁，仍著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清廷没有彻底实行禁种的诚意和决心，但又不便公开制止张之洞在山西实施禁烟。不过，张之洞需要的是清廷的允诺，一接到批交的谕旨，就积极准备在辖区内发动大规模禁烟运动，创造辉煌政绩。张之洞以其名士文笔，拟定了一份包括十条内容的查禁罂粟章程："一日得人"，选择得力的差役和社会上有名望办事公正的绅士，参与禁种活动；"二日先难"，重点查禁从前栽种罂粟最多的区村，具结有案之户，水利丰饶地区，人迹难到之处，风俗傈悍之乡；"三日通力"，各州县不分畛域通力合作，照章查禁；"四日除弊"，各州县不得私征烟亩税，杜绝得贿包庇行为；"五日议罚"，查得种罂粟之田，立即充公。"六日悬赏"，绅士实心任事，不辞劳苦，授以功牌匾额。首告者给以奖赏；"七日抑强"，各路营兵所在地方一律严禁，劣绅富豪私种，加重治罪；"八日速毁"，发现罂粟，或用长杆击倒，或翻犁改种，或令自拔，或派乡夫拔毁；"九日用威"，在禁令不能推行的地方，可以请兵弹压，以壮声威；"十曰化俗"，劝告农民改种蚕桑、木棉、烟叶、花生和山药等农作物。这一查禁章程，较之以往各地的同类章程更加周密具体。这表明张之洞十分重视这次行动。张氏于11月札饬各属执行，明确表示说："本部院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既不准听其种植，亦不准骚扰生事，勘察责之各府州县，督考责之两司四道。禁绝者奖，不禁者严参(!)。"权责划分亦十分明确。在查禁罂粟的过程中，张之洞的督察相当认真。1883年春天，各州县查禁罂粟情况的报告一份份报来，张之洞一份份认真批示。他一面责令所属地方官一律查禁，"不可稍有畏难苟安之见"；一面派员到各州县明查暗访。当发现交城尚有8个村子3000余亩罂粟没有拔除，立即批令严办练总刘兰、郝永魁等人，并将各村村长枷责示众。6月，得悉交城胡卢峪山民强悍，抗违不拔，先后派遣三支清军前往弹压，并传集该县社首前往，"立刻拔除净尽，改种五谷，各具永不再种甘结，如有租户、奸商、劣绅、地棍敢于迁延抗违，以及衙役汛兵得规包庇，即行捕拿锁押来省，尽法惩办"。于此可见，张之洞禁种的决心。长官如此，属员自然不敢怠慢。所以，山西这次各地查禁罂粟比以前认真，效果较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山西禁烟取得了明显成效。张之洞奏报说："查晋省种烟最盛之地，南为交城，北为代州。交土、代土之名闻于邻省，而交城尤为之冠。于是迭饬印委员弁先赴交城分查互勘，穷数日之力，遍历溪谷，不避幽险。其间东西壶卢峪，地如其名，素为种烟渊薮，民俗狡悍，号称难治，亦复一茎不留。其查代州亦如之。各属民户以交城、代州之多且难，犹然禁断。每有闻风自毁改种秋禾者，各牧令亦俱踊跃奉行，顺流而下，并令地方官各视土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蒜、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其绅士、社长劝导有方者，匾额花红，以旌其善。屡次明察密访，考之绅商士民，合通省计之，南交、北代一律净绝。其余厅州县，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十去八九，或十去六七。通省多少牵算，实已禁除十分之八。"同时，向清廷表示，以三年为期，赓续而行，永除此害。当年12月29日(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一)，为巩固、扩大禁烟成效，又发出严禁告示，谕令各府州县于来年查种时，"断不准再有遗漏，以期永绝根株"。

　　与查禁种植罂粟相配合，张之洞还要求各地官员必须戒断烟瘾，关闭辖区所有鸦片烟馆，筹设戒烟局，研制戒烟丸药。1883年元月，札令保甲等说："惟各处烟馆之设，尤为诱民陷溺之端，凡属贫乏士民，皆可就便取携，积成痼疾。若不一律查禁，留此萌蘖，终为民生风俗之害"。要求将省城大小烟馆一律驱逐，不准容留一家。3月，又札饬布政使通饬所属官员于三个月内戒除毒瘾。他说："本部院莅晋以来苦口劝谕，诰诫周详，藩司以嗜好而去任，州县以嗜好而参撤、停委、示罚、示戒，何至三令五申!乃经年以来，察看大小官员悔过湔除者不过十之二三，苟安因循者仍有十之七八。沉迷如此，可为痛恨。兹复钦奉谕旨，勒限三月禁断"。同年十月，于省城太原三桥街临时设立戒烟局，奏调直隶都司杨佑青前往主持。戒烟局开设之后，据说当时太原人前往就医买药的络绎不绝。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没有找到充足的资料来说明禁止吸毒的成效有多大，而从张之洞前后办事一贯认真的作风和积极查禁的举措看，应当取得了一些实效。本来，张之洞希望在三年时间内根除晋省毒祸，这在当时全国弛禁大环境下，要实现这种设想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张之洞为实现他的禁毒计划，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颇为令人遗憾的是，他提前离开了山西(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晋省禁毒运动随着他的离去而失败。罂粟又遍地开始种植。张之洞离任之后，仍然主张禁烟，在《劝学篇》中，他把鸦片看成是洪水猛兽，主张坚决禁绝。但言论、主张是一会事，实际生活又是一会事。作为高级官员，他也从鸦片中追求刺激。据一位非常了解清廷高级集团成员生活的外国记者讲，晚年的张之洞也是鸦片瘾君子。于此可见，毒品是多么诱人!

　　山西这次禁毒运动之后，一直到1906年，没有出现大的禁毒活动，但民间反对毒品的活动从未停息。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对毒品的声势越来越大，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发的禁毒会社。例如，江苏无锡等地就出现了一个禁毒团体，试图依靠民间的力量，通过局部的禁毒活动，而影响整个社会，为全国新的禁毒运动进行必要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许珏在《与旅京同乡诸君拟办本籍禁烟书》中说："今欲以数书生之志力，就百里之地倡之，未免近愚。然古来至艰至巨之事，其转旋枢纽恒萌芽于一二人方寸之中，及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心悔祸，亦随人事为转移。古人以人为天地之心，良不诬也。吾邑自泰伯南游，草昧肇开，三千年来代有贤哲，实为海内文明之地。顾、高二先生倡道东林，至今四方宗仰。今日鸦片之祸或当由吾邑首先湔除以为天下之倡，亦使当世知锡麓惠泉之间，圣贤遗泽犹未湮也。"此书写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从上述情况来看，地方性的历次禁烟拒毒运动虽在局部地区暂时取得一定成绩，而最终无不归于失败。究其失败原因，就国内来说，主要是由于清廷态度暧昧，缺乏禁烟的诚意和决心，邻近省区的配合行动不力；就国际条件而论，各国对于毒品危害的认识尚不充分，互相声援的国际禁毒组织尚未组成，有利于中国禁毒的国际环境尚未形成，英国政府虽遭到国际国内舆论的批评，但压力不足，其鸦片政策尚未松动。

　　八、土药产量与烟毒泛滥程度

　　光绪初年的全国性禁种罂粟活动失败后，在清廷各级官员放纵、鼓励和保护土药生产贸易政策影响下，罂粟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土药的产量越来越高。

　　四川号称中国的"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特别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光绪时期，由于种植罂粟可以获取较高收益，农民大量种植罂粟，使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产区。罂粟不但占用了大量良田，就连山林深处，沟壑溪畔，也处处盛开罂粟花。云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四川，一到罂粟开花季节，满野缤纷，遍地毒卉。贵州的农民将罂粟"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1882年，有人估计说："中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1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四川生产的土药有238000担，云南为78000担，贵州约产48000担，三省共计364000担，占全国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若以平均亩产50两推算，三省罂粟播种面积为11648000亩。

　　山西以种植罂粟收益倍于菽粟，便以膏腴之田遍植罂粟，而将粮食作物种植于贫瘠之地。该省罂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岁征土药地亩税1099400两，坐贾厘金96000两，行商税银57700两。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该省产土药30000担。陕西渭南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条件良好，每年有大批商品粮运出。光绪中后期，因遍植罂粟而粮食生产不足，不能供应本区所需。甘肃土地不甚肥沃，而罂粟种植无处不有。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上述三省所产鸦片约有114000担，种植面积约有3648000亩。

　　江苏北部的徐州，在咸丰、同治年问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鸦片产区，所属八州县，农田"几乎半植罂粟"。浙江台州所种罂粟与徐州齐名，"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温州也是有名的鸦片产区，绍兴也种有很多罂粟。安徽种罂粟最盛之区，向以宿州、涡阳、毫州、阜阳、太和、蒙城为最。"原隰龙鳞，弥望皆罂粟花，嫣红夺目"。三省所产鸦片估计约有70000担，"烟亩当为2300000亩"。

　　光绪时期，东北三省也成为鸦片重要产区。1884年，有人说，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每当花开时节，漫山遍舜。吉林每年所产土药为6000担，黑龙江、奉天也种有很多罂粟。据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东北每年土药产量为15000担，种植面积约计480000亩。

　　其他省区，如山东、河南、直隶、福建等省，虽无罂粟集中种植区，而各地种有大量罂粟。总之，可以说无一省不种，或种植以图利，或种植以自食，到处罂粟遍植，毒卉盛开。

　　1897年，赫德估计了一下全国的鸦片产量。"吉林6000担，甘肃、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直隶60000担，云南80000担，贵州40000担，浙江14000担，江苏10000担，安徽2000担，福建2000担。总计334000担"。1900年，莫尔斯估计全国的土药产量为376000担。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中国年产土药为584800担，若以平均亩产50两推算，种植面积为18713600亩。详见下表15。

　　1905年，清户部也作了一项估计，数字大得更加惊人。"内地种烟之地约计五六十万顷，产土近四百万石"。以上这些估计，尽管有较大出入，但都一致反映出土产鸦片数量十分巨大。光绪初年查禁罂粟与鸦片烟馆活动失败后，土产鸦片数量急剧增加，吸食毒品的人数越来越多。出产鸦片的地区，不仅成年男子绝大多数染上烟霞癖，就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家家都有烟枪烟具。即使不吸食毒品的人家，也要备置鸦片烟枪、烟膏，以便招待亲朋好友。朋友相遇，每以请入鸦片烟店，表示热情款待。比较富裕的人家，则以购买洋药夸耀乡里。下层的劳动者买不起洋药，便以土药为主要消费对象，多半把吸食鸦片当成是他们能够支持一天繁重工作，驱除疲劳的一种刺激品。当然，吸食鸦片对于病人，还可以起镇疼作用。对于一些思想苦闷的人，鸦片成为他们消愁解闷的必需品。那些夜晚工作者，为了提起精神，往往用鸦片进行刺激，久而久之，不能自控。经常处在为男子挑膏燃灯的吞云吐雾环境中的妇女，也能染上毒瘾。上行下效，一些不懂事的儿童以其好奇心理模仿大人，染上毒瘾。

　　鸦片烟馆遍布各城乡镇，为吸食毒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鸦片烟馆随地皆是，错杂民居，核而计之，约得十与一之比例。无论山乡僻壤，甚至不成聚落之地，操此业者必有数家。入其室横陈其间者，曾无虚榻"。街市上所开设的各种酒店、茶社、旅馆、妓院，通常为满足客人的临时需要，也备置烟枪烟具。有人甚至提着烟枪烟膏，跟随江边的纤夫，为其服务。据《申报》统计，1872年的上海有鸦片烟馆1700余家；1906年的重庆有烟馆860家；成都有500家。就连吸食鸦片风气不很盛行的长沙也有554家烟馆。由此，可以想见各城乡镇鸦片烟馆林立的景象。

　　蔓延全国的鸦片烟毒，主要是高层统治集团竞相奢侈影响的结果。慈禧太后吸食鸦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学士瞿鸿机经常手里攥着根大烟枪，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外务部侍郎唐绍仪等都是毒瘾很大的烟鬼，就连一贯反对鸦片的张之洞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瘾君子。各省督抚衙门同样吸食毒品成风。例如，贵州巡抚庞鸿书、学政陈骧、布政使松垮、按察使严隽熙，竟然全是鸦片的俘虏。有的衙门里的吏役书办、师爷听差都是鸦片吸食者。1910年的一项统计说，全国戒吸鸦片的官员有一万人之多。这尽管不是吸食毒品官员的实有人数，而足可以说明官场吸食毒品的严重程度。军队吸食毒品的现象更加严重。福州将军奏报驻在闽省的清军染有毒瘾者"几于十之六七"；驻在成都的清军"沾染殆遍"；宁夏的驻军"以满营吸烟人数过多，不仅十分之五六"。如此，形成为一种严重堕落的社会风尚。

　　由于当时没有系统的统计，对于全国每年有多少人吸食毒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里我们只能按照每人每年平均吸食3斤或6斤，作以下粗略推算。

　　1880年，据郑观应估计消费的洋药和土药共有2640万斤。若按6斤推算，经常吸食毒品的人数为"四百四十万人"；若以3斤推算，应为880万人。

　　1897年，赫德估计中国每年消费的土药为334000担，当年输入的外国鸦片为52859担，二项共计386859担。以每人岁食6斤推算，经常吸食者有6447650人；以3斤计算，则为12895300人。

　　1900年，土产鸦片为376000担，输入的外国鸦片为49201担，两项共计425201担。以每人岁食6斤计，经常吸食者约为7086683人；以3斤计，则为14173366人。

　　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的土药产量为584800担，当年进口的外国鸦片有54225担，两项总计639025担。以每人岁食6斤推算，经常吸食毒品者为10650416人；若以3斤推算，则为21300832人。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40或1／20。考虑到偶然的吸食和有节制的吸食因素，实际吸食毒品的人数还要更多一些，而真正吸毒成瘾的人数也许略少一些。这是就全国一般情况而言。在鸦片重灾区，吸食者更为普遍。1882年，有人说台湾某地有"45％的男子和2％的妇女--在市镇有70％的男子--吸食鸦片"；有人推算四川有27％的人吸食毒品；有的说山西"无人不吸"，祸延妇孺。这些描写，绝非夸张之词。除了数以千万计的鸦片吸食者之外，在通商口岸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吞服和注射吗啡的风气正在蔓延。数以吨计的外国吗啡，"正在牢牢地抓住中国人"。吗啡是鸦片进一步加工后的高级制成品。作为药物，只要正确使用，它无疑有助于减轻人的病痛，有益于人类健康。但若用之不当，所造成的毒害较之鸦片更烈。19世纪这种药物被发明后，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吗啡作为药物广泛应用的同时，作为毒品也迅速向世界各地扩散。吗啡首次被带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尚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它的最初传入与西方来华的医生有关。19世纪的最后10年，吗啡通过海关输入中国的数量在迅速增加，一年比一年引起人们的关注。表16是通过海关输入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吗啡体积小、价值大、携带方便，被大量走私入口。1907年8月，一位记者这样写道："问题很清楚，吗啡还将大量向中国进口，从海峡(指马六甲海峡--笔者注)、暹罗、婆罗洲回汕头和厦门的中国人随身携带吗啡。这是一种便于携带走私和出售获利最大的商品。在中国大药栈里有很多外国雇员，如果不是全部，都经营吗啡生意。我记不清以前是否寄过给你如下的这种大规模交易的说明。今年年初在马来联邦的吉隆坡地方查获了一批吗啡，那是从英国格拉斯哥城的药品商麦肯齐公司运来的，查获的数量不是几两，或一两磅，而是400磅。实际上，中国消费的全部吗啡都是走私进来的，数以吨计。这是英国人感兴趣的中国秘密交易之一，按目前的行市，吗啡的关税是每两10先令，或每吨17920英镑。如果每年走私进来10吨，这似乎是可能的，中国税收损失就极为严重了。"瞧这位英国记者对其同胞向中国走私杀人的毒品罪行描写得多么客气，似乎只是偷漏了一二十万英镑的关税，却不计算这批数量巨大的

　　吗啡针剂主要用于皮下注射。注射吗啡之后，可以减轻患者病痛，患者周身产生持久的快感，时间一长，就会成瘾，须臾不能离开。注射吗啡针剂，最初是从四肢开始，因为每次注射后，针眼下的皮肤通常会出现肿块，无法在原处重新注射，注射一次要更换一个部位，四肢被密密麻麻注射满后，再从臀部、腰部开始，然后再从四肢开始，卒至体无完肤。有时患处发炎化为脓疮，奇臭无比。这样，直到生命终点。最初，中国注射吗啡的风气是从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开始，后来扩散到内地城市。先是官僚、绅士、富商相互习染，后来流氓痞棍、歌星妓女等人趋之若鹜，危害日深。

　　数以千万计的鸦片烟毒和吗啡患者，加之各种疾病流行，而贫穷的中国缺乏医疗条件，便使大多数中国人的体质下降。外国人因此讥讽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是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身体素质不良，而身体素质的不良在很大程度上与鸦片有关，而鸦片问题是英国侵略造成的。鸦片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贫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侵略者无权讥讽中国人，他们应当对自己的罪行忏悔!忏悔一百年也不算长!

　　九、清政府的寓禁于征与土药收益

　　鸦片烟毒泛滥，对于人民群众是巨大的灾难和祸害。英国政府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和受益者。同样，清政府也是纵毒者和受益者，它不仅每年从洋药中征取大量税厘，而且从土药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1859年洋药弛禁，户部曾规定，每百斤土药的税厘为30两银。然而，由于清廷对罂粟的弛禁与否存在着严重分歧，时禁时弛，各地执行情况不同，税厘标准自然不能统一。1881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京，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商洋药加征税厘事宜。左宗棠主张对外国鸦片采取"寓禁于征"的方针，加征税厘到每担150两银。同时，他主张对土药的生产重加其税，以限制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至于加征多少，左氏并未明确说出。李鸿章主张，土药不分何地出产，统照所拟洋药内地税厘之数，减成征收。"今拟不分何处出产，统照洋药内地税厘之数减成征收，土烟无进口之税，暂按一百二十两，三分减二，定为每百斤共征税厘40两。此口征则彼口免，彼处征则此处免。完过税厘之后，领有执照，无论运往本省何处，均不重征"。这是试图用降低土药税厘的办法，一面抵制洋药入口，一面防止偷税漏税，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既然明令征收土药税厘，并试图统一全国土药税厘征收标准，就意味着放宽了内地种植罂粟的禁令。从此以后，清廷很少下达在全国禁毒的命令，它的土药政策无非是以"寓禁予征"为名，而行榨取社会财富之实。

　　1881年关于土药税厘的讨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统一标准。1890年，因财政困难，清廷急于寻求税源，准备采纳赫德的建议。赫德认为，土药税厘偷漏严重，必须设法整顿，建议征收鸦片落地税。所谓"落地税"，就是在罂粟的种植区按亩征收定量的鸦片税厘。清廷于是将征收鸦片过境税和落地税的方案，发交各地讨论。张之洞认为，土药若照洋药税厘每百斤征银110两，似嫌太重，"加税过多，行销必滞，透漏益工，转恐有名无实"，建议按户部原定每百斤征银30两推行。李鸿章认为，征收土药落地税不便有三：其一，民间种植罂粟地亩经常变化，官吏确定查勘困难，无法准确核定地亩与产量；其二，种植罂粟多在偏僻之处，官员无法处处查勘，势必借助吏役操作，假手吏役则滋扰事多；其三，若按地亩征收，是征之于农，而不是征之于商，名实不符，农民以为加赋，势必聚众抗官。所以，只能对土药估价定税。他说："现在洋药每百斤售价约三百八九十两，核之约计每价百两征税厘二十四五两之数。拟将土药亦按价每百两共征税厘二十四两，惟洋药只有关税、厘捐两项，无落地税。土药则当分为落地税八两、关税八两、厘捐八两，合计共二十四两。如此则与洋药税厘额数铢两悉称，无畸轻畸重之处，可免滋生异议。而落地税、关税、厘捐三项俱全，分次征收，系属土货办法，与总税务司原议相吻合。"

　　这次关于土药税厘的全国讨论，似乎仍未取得一致意见。1897年，户部总结1890年以来征收土药税厘情况说："近年以来各省覆奏，或按亩输税，或设局统捐。按亩者则捏报歉收，统捐者则隐匿短绌。即如南徐州土药，该省督抚初报以产计捐，可收银三十万两，旋又改办统捐，在徐局每百斤捐足六十两，所过各关不复再捐。乃自改章后，每年仅收二十四五万，今又短至二十一万余两。即此一处，前后收款已属悬殊；一再改章，竟同虚设。其余各省办法不同，要之一无实际。统计各省收税，每年不过一百数十万两。其中胥役之包庇，商贩之偷漏，官吏之侵渔，种种弊端，更仆难数，朝廷徒受开禁之名，赋税未获征收之实。"这是抱怨征收的土药税收不够多。

　　1897年，为筹措甲午战争赔款，户部根据总税务司的建议，奏请在全国对土药实行税厘并征，每担计划征银60两，借以达到"不加税而税足，不开源而源裕"的目的。具体方法是：由各直省选派得力人员在土药主要产区设立总局，略仿洋药税厘并征方案，先行试办，每担征税厘60两。纳税之后，发给印票，粘贴印花，任其销售，概不重征。如无印票、印花则照章以走私例罚款。这次清廷整顿土药税厘，不再提"寓禁于征"，显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加税厘，解决财政危机。

　　户部的奏折被批准后，通令各省执行。又有一些省区的督抚提出异议，认为户部所拟征收土药税厘方案窒碍难行。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史念祖、陕西巡抚魏光焘、甘肃巡抚陶模以及山东巡抚李秉衡等，均复奏说，新章不可行，要求照旧章办理。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反对意见具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反对理由有三：其一，按照规定的数量要求各省强制征收，实际是迫使农民尽弃嘉禾而植毒卉，势必是亩无栖粮，家无储粟，设遇灾荒，难以避免饿殍遍地的灾难，害稼贼民，有伤政体；其二，老百姓已经很贫困了，各省所征正税每年不及七成。如果按百斤强迫纳税60两，以山东为例，应征银60万两，相当于从前征收数额的10倍左右，"是即于向所不产之处教之树艺，多方搜括，又未必能盈其数。揆之事理，即有所不可"；其三，四川土药产量为12万担，应征720万两；云南8万担，应征480万两；贵州4万担，应征240万两；吉林6000担，应征36万两；甘肃1万担，应征60万两。此五省中以四川最为富庶，而额征地丁杂税不过六七十万两，而所议土药税厘多至十余倍，恐竭全省之力，难于完成。其余四省位在边陲，本已入不敷出，加之土地贫瘠，而责以数百万两税项，即使采用商鞅之法，也不能强无而为有，根本不可能办到。他尖锐批评说："即令如数取盈，已非圣朝宽大之政，况财者国之脉，民之命，竭地利之所出，不能餍其诛求，必至商贾裹足，怨谎繁兴。现在蜀滇黔粤强敌环伺，使民不堪命，势必包藏祸心，迭起事变，患且不可胜言，利于何有?是两千万之数断不可得，何必虚悬诰令，为此得不偿失之谋哉!"要求清廷立即收回成命。

　　光绪帝接到李秉衡的奏折，谕户部议奏。户部针对李秉衡的奏折，强调说明，这次统一整顿土药税厘不是加赋，而用意在防止化公为私，反唇相讥说："若谓加重税厘之故，商贾不获厚利，未免动以浮言，则是观望者不过运销土药之人，而各项商贩自若也。怨谎者，亦只吸食土药之人，而各项农民自若也。何至包藏祸心，迭起事变。"并指出尚有一亿两赔款无从筹措，即使借贷外国，也必须设法筹还，分摊各省。采取土药税厘并征是不得已之举，志在必行。户部不顾反对，坚持对土药税厘并征。各省的反对意见虽有一定道理，只是着眼于社会的暂时稳定，而不是考虑湔除毒害，长治久安。他们在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上是一致的。

　　1899年，清廷财政异常窘迫，便又在土药税厘上打起主意，要求各地"于原定数目之外，再行加收三成"。比如，山西土药税厘已经征至每百斤80两，再加30％，为104两。土运到湖北，税厘已增至每担84两，再加三成，为109两。当时四川与山西的鸦片，每担约为二三百两银子，征收的税厘相当于原价的1／3或1／2。各省纷纷表示难于征收，要求缓期执行。清廷无可奈何。1901年，又因筹措庚子赔款无从入手，清廷再次决定加征土药税厘三成。1904年，国库一空如洗，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统捐，将每担土药税捐统统提高到115两，声称以后不再提高土药税厘。先由湖广总督试办，然后推广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旋因溢收数额增大，于1905年改为8省合办，其他省区，如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也于1906年陆续仿办。

　　统捐局设于武昌，由柯逢时负责督办，无论何省产销的鸦片统捐银都是每担100两，随收经费15两，共为115两。为了保障运销鸦片的安全，清廷承担了保护鸦片商贩的义务。"保护商人，统捐收清，粘给印花执照，听其销售。如有劫案，地力官坐视不理，一经禀告得实，即行撤任留缉，荒僻之处，酌拨兵勇巡船，......力为保护"。这样一来，清廷全部放宽了土袭的禁令。土药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为了保护自已的鸦片利益，清政府把这种毒品生产和贸易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鸦片贸易，除了在道德法庭上仍然处于被告席位之外，生清代这一时期已经取得了一切合法地位。

　　依据档案资料，罗玉东对清政府征收的土药厘金做过一巧系统统计。这项统计，起于1869年，到1906年为止。详见巷17(单位：海关两)。土药厘金只是清政府从这项毒品中获彤利益的一小部分，大笔税款是通过其他名义征收的。例如，升绪年间征收的有落地税、关税和厘金三种。当时四川征收的璐地税每年不下四十万两，全国征收的落地税和关税总额足璃100万余两。1897年，户部提出要整顿土药税厘章程时，就殍认土药税收有"一百数十万两"，并对这个数字表示不满。实行统捐之后，清政府的土药收益大增，综计一年届满征收的土套统捐有"九百余万两"。1904年，各省土产鸦片税收约有"j百六十余万两"。这一数额相当于罗玉东统计的厘金额的寸倍。

　　从上述情况看，清政府每年从土产鸦片中所榨取的税款，除了几十万两厘金外，还有一笔相当大的税收款项。这些款项包括烟亩捐、落地税、关税、统捐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平均每年收入五六百万两，最高时达到900余万两。对于土药税款的重要性，清廷十分清楚，每当遇到财政困难，总要在土药上打一番主意。有了每年数百万两土药收入，再加上大笔的洋药税厘，清廷的腐朽统治机体得到了输血。不道德的财政收入，维护了不道德的统治。毒品依靠清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自由泛滥，清政府依赖于毒品利益苟延残喘。

第六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1906--1911年)

　　纵观前事，历历如绘，积贫在此，积弱在此，贻笑在此，受侮亦在此。禁之一说，何待再计!

　　--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议

　　1906年，清政府对于鸦片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害有了新的认识。它趁英国强行维持鸦片贸易政策有所松动之机，借助国际国内反毒品运动的高涨，自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通过外交谈判，使英国政府承担了以每年递减十分之一的比例，十年期满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印度鸦片的责任，中英双方缔结了两个重要鸦片条约。在内政方面，清廷颁布了一个个禁毒章程，下达了一道道禁烟命令，始终把禁烟视为大政方针，试图以此为契机，转弱为强，振兴中国，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获得了国际国内的一致好评，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禁烟运动的起因

　　二十世纪初年，不甘心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和侵略本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感受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机，抛弃了对侵略者的幻想，希望从痛苦中迅速崛起和超越。他们努力探讨了祖国衰败的根源，四处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看到了日本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很快崛起战胜沙俄的事实，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所在，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以民族主义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激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奴役、掠夺的情绪，激发反对满清腐败统治的政治情绪，凝聚中华民族的爱国力量，建立一个权力属于全体民众的中华共和国。通过各种报刊的宣传、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

　　在分析中国衰败的原因时，他们一方面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国家衰败的政治根源，一方面分析了社会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外国人讥讽为"东亚病夫"，是因为身体素质不良。而身体素质的不良主要是吸食毒品造成的。政治的不良，经济上的破败，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均与鸦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这样分析说："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其能任以天下事哉!以至朝廷无刚断而宫弱，胶庠无气节而士弱，军旅无纪律而兵弱，闾阎无事业而民弱举天下群趋于委靡而无勇往直前之慨，皆鸦片阶之厉也。蜂趸之毒，螫之而已；蛇蝎之毒，除之而已；洪水为灾，天生大禹以平之；猛兽为害，天生周公以驱之；惟此鸦片苟不先去其害，虽尧舜不能为治；不先禁烟，即开矿也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靡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亦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空鸯也。"并对比说："Et人烟禁最严，故国势蒸蒸日上；华人吃烟者多，故国势日弱。"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他们认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国家整体的一个细胞，"每一细胞受病且弱，必将遗害于其生之全体，于人种上大有损害"。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是鸦片造成的。只有根除了毒祸，中华民族才能获得新生。中国的前途实以鸦片烟之能否驱除为断。

　　对于清政府的新政措施，他们批评说："比年以来，政府怵于外祸，始悟独王之国弱而不强，乃稍稍致意于教育，余于西来医术与妇女缠足恶习之宜急祛，凡所以为强植族类之事咸稍致意。......独于吸烟之人......袖手旁观，而不为法以救正，此诚失职不道之尤。"还说，中国所受种种之外祸，皆由鸦片烟毒之招致。鸦片不独戕害国家社会，且引虎豹豺狼深入吾国，磨牙吮血，大肆搏噬。鸦片是全体人民的公敌，应当坚决驱除。救中国之亡不能不驱除鸦片!不驱除鸦片不能救中国之亡!把扫除鸦片烟毒看成是国家转弱为强的根本转机。在国外的留学生一致要求驱除鸦片毒害，国内的知识界也纷纷申论鸦片的巨大社会危害。诸如《警钟报》上的《哀同胞之将亡》，《东方杂志》上的《改良风俗论》等，无不痛述鸦片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毒害，无不尖锐抨击清政府的纵毒政策，主张严厉禁烟。此外，如王国维等人的《去毒篇》，也都主张推广宗教、艺术和道德，根除鸦片烟毒。这些主张，态度虽不够坚决，但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在爱国救亡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反对毒品贸易和生产，反对清政府鸦片政策的声音日渐高昂，这对于清政府决心禁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光绪初年的禁烟运动在各地相继失败后，各地外国传教士继续努力宣传鸦片的社会危害。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在华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于是利用各种机会要求英国政府停止这项不道德的贸易。1890年，外国传教士再次集会于上海，讨论福音能否占领中国，鸦片对基督教传播所起的破坏作用。多数传教士虽然认为，英国政府一时难以改变其鸦片贸易政策，但仍坚持禁烟宣传，试图在中国鼓动起新的禁毒运动，唤起中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次会议就禁烟问题，通过了6条议案："一、本大会再为申述继续对于鸦片贸易持反对之态度；二、本大会建议中国基督徒尽力唤起公众舆论，反对鸦片毒害之传播，设法使之灭除；三、本大会建议设立一中国禁烟会，并于各地教会设立支会，并由大会委派一委员会，实行此议决案；四、本大会警闻中国销行吗啡之量增加甚速，推其原因，则由于戒烟药之出售，未加检查分析所致。本会根据中国医药学会之提议，请各地教士阻止出售含有鸦片及其它化合品之戒烟药。五、本大会切望全世界之基督会，恳求神力除此大患；六、本大会对于英国及其它禁绝鸦片贸易社会之努力深表同情，并向彼等建议，继续增进其扑灭鸦片种植及出售之活动。"

　　这次大会结束之后，各地传教士举办的戒烟会所迅速增加，到1906年为止，属于内地会传教士在成都设立的戒烟会所有101处，在太原有71处。其它基督教在华各布道会在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开封等大中城市都设立了许多戒烟禁毒会所。这些戒烟禁毒会所，通常附属于西方传教士在各地设立的医院和教堂。随便翻阅一下这一时期《申报》，可以看到到处都登载着神力戒烟丸之类的广告。在这些戒烟丸中，诚然有大批假药，有的戒烟丸药中掺和着生熟鸦片和烟灰，有的甚至掺入烈性麻醉品吗啡等。尽管如此，在众多的戒烟丸药中，也的确有一些可以起到戒烟的作用，帮助许多瘾君子戒掉了毒瘾。这个功劳虽然不能完全归于传教士，但不可否认传教士起了很大作用。

　　1906年5月，担任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会长的杜布斯医生拜访了两江总督周馥，建议中国政府发动禁烟运动。周馥答称，如果传教士能够联合提出建议，自己愿将请愿书代转北京。杜布斯得此消息，立即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和签名卡，函寄各地布道会，请求支持者签名。结果，签名的外国传教士共有1333人。杜布斯收到各地签名卡后，将其装订成册，于1906年8月19日送呈两江总督衙门。这次传教士的联合请愿对于当时清政府将要发动的全国性禁烟运动应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在华传教士联合发动请愿运动的同时，英国下议院针对鸦片贸易又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1906年5月30日，在下议院的集会上，议员得雷首先起来发表演说。他说，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关于鸦片弛禁的规定，是英国政府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条款。鸦片的毒害现在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公认，许多国家都立法禁止，英国继续维持这种毒品贸易是很不道德的，它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是耻辱和道德的下降。若以保持印度财政税收为由，坚持这种毒品贸易，"此尤非识时之论"，这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因为种植罂粟的田地不是只能生产鸦片，改种棉花等其它农作物，同样有很大经济收益，对印度农民并无损害。英国应当放弃鸦片利益，停止毒品贸易，向中国表示道歉。接着下院议员罗达福站起来发表了措辞更为尖锐的演说，他说："凡吸食鸦片不独有害躯体，且品性行为亦当由此而变，欲其尽心任事势必不能。......夫英之遣派教士入华，以救人也，乃运售鸦片则适以害之。超一华人于九天，陷十华人于地狱，即云有功，亦宁能补过耶!乃我印度部大臣之行事直与专制者无异。吾故深望其顾全文明，采择刍议也。"

　　印度部大臣约翰·莫莱(Morely，Tohn)辩解说，鸦片生产虽为印度政府所管理，但在加尔各答是自由拍卖，自由购销，"非印度政府所官售也"。至于鸦片税现在已不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印度政府并不依靠鸦片税。鸦片贸易之所以不能停止，那是中国政府不愿禁止，问题不在英国。"华人若欲禁烟，固吾英人之所乐从者。然据美国专员报告，知中国吸烟之风尚炽盛，未尝有欲禁者。果欲禁之，我英当不阻拒。试观中英商约关于吗啡固允禁其入华，此即英国乐从中国意见之先声也。我卸任驻华公使近将言旋，必能知中国禁烟一事之虚实。使其立意果坚，自必慨然允从。虽印度财政有损，所不惜也"。这种辩解毫无道理，只是要逃避舆论谴责，试图把罪恶的鸦片贸易委过于清政府。而从中透漏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有所松动。

　　最后是葛顿发言，他说，《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有关鸦片弛禁的规定都是英国迫使中国接受的，现在英国政府应当主动删除中英鸦片贸易的条款，不必等待中国政府的请求。英国政府还应当告诉印度人民，说明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鸦片是害人的毒品，应当停种罂粟，改种其它农作物。

　　5月31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下院有关鸦片辩论的消息。6月1日专门发表了关于鸦片问题的社评。5月31日《德来办报》也就鸦片问题发表了评论。评论指出："夫以毒物流入中国以害其民，实为我英之压力所迫耳。彼(印度农民)种鸦片者，亦非愿为此举，谓实迫于政府严命，倘易种薯、蔗，获利固尤厚耳。夫英之主此，实以印度岁可得三兆之饷。以堂堂文明之英，贪此微利，而宁受他国之斥笑，非大误耶!......寻常略地之战，其为恶也，较之迫令私运鸦片而启兵衅犹为过之。其言至痛!盖鸦片入境非中国政府所愿，徒以我英贪利，不顾公理而为之耳。"由此可知，鸦片的毒害作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毒品贸易十分不得人心。英国政府在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之下，处境非常难堪，不得不设法改变其鸦片政策。

　　1906年5月底，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首先得悉英国下议院关于鸦片贸易问题的辩论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为扫除鸦片烟毒，专门具折上奏清廷。他首先分析了以土药抵制洋药愚蠢政策的失败。"十余年来，中国栽种土药，遍地行销，其初税利薄轻，物价甚廉，冀以抵制洋药。而土药自为土药，洋药自为洋药，其进口仍如故，然而土药弥漫遍于中国，几几(岌岌)不可收拾矣"。接着他沉痛指出了中国衰败的原因。"比年以来，外患侵凌，日迫一日，忧时之士未尝不动魄惊心，而推求其所以致侮之由，则由于武事之窳败者弱半，由于文化不修者大半。文化不修，其最显见而为世诟病者，厥有三端：嗜烟也，聚赌也，妇女之缠足也。缠足之苦与缠腰等，西国学者类能自言之。樗蒲之戏，西国禁令之严，要亦未能尽绝。独是莺(罂)粟之流毒，为我岁费三四千万所购得此恶名，不可谓非至愚之甚矣!"

　　对于英国政府鸦片政策的变化，汪大燮分析道："夫洋药出产只有印度一隅，英人疾首蹙额，时以文明之国毒害邻邦为憾。......今印度茶叶已盛行，而洋药不止。彼则兼收其利，我则两受其害。然彼每遇国会初开，未尝不筹议及此，率谓我种土药视为利源，病不求医，无从挽救，虽复更唱迭和，终于一笑而散。情事如此，设我果有禁意，英必投袂而起，以表同情，可断言也。纵观前事，历历如绘，积贫在此，积弱在此，贻笑在此，受侮亦在此。禁之一说，何待再议。"

　　针对清政府"以征为禁"的政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徒托禁之美名"，而行搜刮社会财富之实。"但利税收，无意除害"。"有损于国家声名，而大欲终不可偿，大效终不可收"。他具体分析说，种植罂粟面积无法统计，出产数量无法控制，国家对土药不得不设法缉私，所得税厘大都消耗于设局、募勇、巡缉、犒赏之中，而于国库无益。为彻底禁绝鸦片烟毒，他提出了一整套包括限种、专卖、戒烟与稽查在内的全面禁毒方案。"必先之以稽查，继之以限种。稽查必须得人，限种便于专卖。既有稽查之人，又有限种、专卖之法，则戒烟给照，亦可一气相承。而数十年妨民病国之流毒，无难计日潜消"。最后他强调说："方今朝廷锐意自强，有利必兴，则有害在所必去。""涤恶名，振国势"，在此一举。

　　英国下议院的辩论和印度部大臣莫莱的发言，首先通过电报传递到中国。6月1日，上海的《字林西报》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外交报》得知，立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发动禁烟的绝好机会。敦促清政府说："鸦片之于中国，语夫外交之故事，则有丧败之辱；语其毒烈之性质，则有破业弱种之忧。凡有心国是者，早应痛加革除，固无俟人为之禁也。况今者英国又自知贸易鸦片有背生人之道德，故愿将其国际贸易之大利悉数捐弃，以助我国文明之进步，是诚外交界上希望难得之时会。"对此，清廷不可能不予注意。

　　英国下院的辩论，全文刊登在5月31日的《泰晤士报》上，这份报纸最迟在8月初邮寄到中国。该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立即将其送交清外交部侍郎唐绍仪，很快由一个姓杨的人将其翻译成中文，其内容自然"为中国人所熟知"。然而，清廷对此表示怀疑，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以致使莫理循认为，清廷"目前无意限制他们的鸦片税收"。待到汪大燮的奏折寄达清廷之后，这一问题才引起重视。不过，在讨论时，有的人仍担心禁烟会遭到英国政府的阻挠。"军机大臣瞿鸿机以汪(大燮)驻伦敦，主张禁烟必有把握，议遂决"。9月20日(八月初三)，谕令政务处妥议禁烟章程说："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做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于是，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国际国内强烈呼吁之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以为清末禁烟运动直接导因于唐绍仪访问印度，是错误的。朱尔典(Jordan，SirJohn Newe11 1852--1925)说："唐绍仪在印度得闻鸦片详情，彼与印度财政员柏嘉及印度政府各员会晤，遂知印度之鸦片饷源业已预备舍弃，及回国乃告政府，谓华人嗜烟出于己愿，非英国所迫，鸦片贸易实中国之咎由自取。"清廷因此决议禁烟。唐绍仪访问印度是事实，支持禁烟也是事实，而清廷议论禁烟导因于汪大燮的奏折，不一定与唐访问印度有直接关系。

　　二、中英订立十年禁烟协议

　　1906年9月20日，中国禁烟上谕发表，英国公使朱尔典当天便将这个消息向英国政府作了汇报，请示对策。11月22日，又将政务处拟订的禁烟章程(详见下文)呈报给英国外交部，并评论说："中国今日固已如梦斯觉，实难以测度他日之情况也。"11月30日，清廷外务部将一份关于禁烟的正式照会交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1907年1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将同样的外交照会，以备忘录的形式在伦敦递交给英国外交部。中国的禁烟照会共有六项内容：

　　"一、中国政府现已下令限十年内绝禁土药，惟欲有成效，必须印度鸦片同时根除，以冀届期一律禁绝，故请将印度鸦片按年递减。以一千九百零一年一千九百零五年之数，为暂禁之张本，故特请英廷自一千九百零七年始，将印度运华鸦片岁减十分之一。

　　二、印度鸦片出口之处，以加尔各答为最盛，今拟派华官一员前往，常川驻扎，以便所售已制圆形烟土运华之数逐一记载，拟请英廷准予照行。

　　三、中国土药税向征银六十两至九十两，今已增至一百十五两，而印度鸦片较土药味厚二倍，税仅一百十两，视土药税为轻。中国政府深恐印度鸦片味厚价廉，吸烟者日盛，致使禁烟无效，故拟请英廷准将印度鸦片之进口税，每担增至二百二十两，然实非借此增税，亦欲使吸户日渐减少耳。

　　四、香港熬煎烟膏，输入中国内地者为数颇巨。土药及印度洋药既已渐禁，则烟膏必将日增。中政府筹有两项办法，拟请英廷相助为理：一请香港总督严禁烟土烟膏运入中国境内，二若有此等烟膏运入，则必重征税饷。

　　五、现今各租界之客寓、酒馆、茶楼、娼寮以及俱乐部、游戏场，均以鸦片供客。中政府今欲禁止鸦片，所有烟馆亦当一律封闭，凡烟枪、烟灯以及一切吸烟器具，均不准店铺发售。拟请英廷转饬所属官员，竭立相助，俾中政府得以实行禁烟新章。

　　六、吗啡及刺入肌肤之吗啡针为害甚巨，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业已声明不准入口，悬为厉禁。现俟与中国订约之各国允诺，一体实行。外务部且又遍告尚未改订商约之各国，陈说禁止吗啡及吗啡针入各节，其中多已允诺，即尚未答复者，亦已催其答复，是以中政府深信英政府之必允将约文所载切实施行也。"

　　英国外交部接到这份照会后，立即转交印度部，由印度部转交英印殖民政府。直到190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部才收到《英印度部致英外交部说略》。这份说略共有11条，主要针对中国照会的前三条提出意见。略谓：同意中国政府逐渐禁止鸦片入口的方案，"印度鸦片运华之数亦当依次照减"。主张由印度政府自己限制出口，而不同意中国限制进口；同意中国派代表到加尔各答调查鸦片入口，而不同意中国将入口鸦片税提高到每担征银220两。根据这些意见，加上英国政府对中国照会后三条的意见，英国外交部大臣葛雷拟定了一份答复中国的照会，于6月14日由伦敦向驻华公使发出令。朱尔典接到这份训令后，于8月14日，向中国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递交了答复照会，并说明由自己代表英国政府负责具体谈判，照会全文如下：

　　"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得贵部堂交与本公使节略，请限禁印药入口者，业已寄呈敝政府。敝政府亦已与印度政府详加研究，今特将敝政府之意为贵大臣言之：

　　一、贵政府拟于十年之后禁止洋药入口，是以每年须减十分之一。今敝政府之议，凡运华印药之多寡无庸中国限禁，仍由印度出口时自行限定数目。一千九百零一年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出口印药，每年通扯有六万七千箱，其中运至中国者，则占五万一千箱。今拟此三年内，每年将出口之数减去十分之一，即一千九百零八年限六万一千九百箱，一千九百零九年限五万六千八百箱，一千九百十年限五万一千七百箱。倘此三年以内，贵政府能设法实行禁止吸食、栽种，则英政府必于此三年期后，每年按照此数减运出口，至土耳其、波斯及他国之鸦片，中国政府必须分别同时限禁入口。

　　二、贵政府拟派专员一人，常川驻扎加尔各答稽查鸦片发售及包装等情，期将彼出口鸦片之实数得以记载，英政府断不拒阻此议。惟所派专员，不得有干预之权。

　　三、贵政府谓洋药味浓于土药，而所收之税又轻，今拟每担收二百二十两，此实以征为禁，非欲多收税项。今本公使甚愿会商加增进口税厘之事，使洋药土药一律征收重税。惟英政府未经允许之先，须将下列甲乙丙三事查明，方可照办。甲、新定每担收一百十五两之税，是否各项土药一律照收?乙、是否较向抽之税已增一倍?丙、洋药及土药价值若干?贵部须知香港、印度鸦片之市价实非原价，孟加拉之专卖税计每担四百三十三两，毛耳华(麻洼--笔者注)子口税每担计二百六十四两，皆在其内。至洋药较土药味浓一倍之说，印度政府则谓未必如是。盖闻近日中国栽种罂粟之法，业已大为改良。

　　四、香港熬制烟膏及贵政府拟禁烟膏运入中国口岸之议，敝政府尚未查明，故须从缓答复。

　　五、各租界须封禁烟馆及稽查发售鸦片与售卖烟具各店户之议。敝政府之意，则谓租界之华官能实行设法限禁，则工部局自必照办，无庸俟华官声请而始办理。本公使已将此意转饬各英界之领事及上海总领事。然旁观者尚谓各埠华官之禁烟仍有可疑，且谓所闭烟馆亦惟改而售膏，是以吸食鸦片之人，未尝有减。

　　六、禁运吗啡入口一事，各国若皆允从，敝政府甚愿协同办理。"

　　中国政府接到英国公使复照，对于英国政府愿意协助禁烟表示十分"感激"，对于英国自己限制出口方案也表示原则同意，而对于限制出口鸦片的总数提出了异议："谓按海关贸易册，一千九百零一年至一千九百零五年，每年鸦片入口通扯之数共计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七箱，每箱一百二十斤，请照此数按年递减。"关于是否提高鸦片进口税问题，清廷表示继续研究。1908年元月，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接到朱尔典的报告示说："我政府指出由印度每岁出口之鸦片共有五万一千箱，而中国海关则谓有四万二于三百二十七箱。五万一千箱之数实已包含由印度运往各口岸及香港者而言。......倘中国政府必欲与各国立约，在通商口岸限禁印药及一切洋药入口，则海关报告之数，亦可据以为准，以便计算。"附加条件是，"须俟各国允诺而始可实行"。英国所说的51000箱，与中国海关所提出的数字相差9000箱左右，这无疑是向中国走私的那一部分鸦片，对此英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留有让步余地，只要中国谈判代表坚持海关报告数量，有可能按照中国的意见达成协议。对此，中方代表似乎因为英方设置的"须俟各国允诺而始可实行"障碍，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签署的中英禁烟条约上，仍是英方的意见。1908年3月，中英双方就鸦片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节，印度洋药以运往各国之全数为限制，以印度出口五万一千箱之数为定额，按年递减五千一百箱。自一千九百零八年为实行之始，十年减尽。

　　第二节，派员前往印度之嘎尔古达监视打包，申明该员只查发运洋药实数，并不干预他权。

　　第三节，洋药税厘征收加倍，以土药统捐及土药价值非一时所能调查明确，所有加征税厘之议稍缓续商。

　　第四节，香港所熬之烟膏禁止运入中国境内，两国各行设法自防在本境私入之弊，声明港膏禁止出口入华，并禁止烟膏由华入港之贸易。

　　第五节，各口岸租界内禁止烟馆及吸烟处，并不得售卖烟具。如华官在各项租界外实行照办，各该处工部局不俟华官之请自行设法办理。

　　第六节，禁止任便运入吗啡及吗啡针一节，俟有约各国全允，即应照行。"

　　除了上述六节外，英国代表还声明，禁烟先试办三年，届期若土药不能按比例减种，英国方面有权废止本条约。这使禁烟的主动权操于英国之手，英国为保护鸦片利益，随时准备撕毁条约，推卸责任。对于达成协议，清廷感到相当满意，这可以从当即发表的上谕气中感觉出来。

　　3月22(二月二十日)的上谕有这样一段话，"现经英国政府允许分年减运，各友国亦多乐为协助，文明之举，嘉慰良深。英国现已实行递减，相约试行三年，视中国栽种、吸食实行减少，限满再为推减，我若不如期禁查，转瞬三年，何以答友邦政府之美意!何以慰各国善士之苦此机一失，时不再来。若永远困于沉痼，势必无以为国，我君臣上下一念及此，能无愧悚难安，引为疚责"。

　　在中国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禁烟照会中关于吗啡的限制输入办法也得到了落实。1902年，中英在上海就通商行船事宜进行谈判时，张之洞提出对吗啡要加重抽税，寓禁于征，限制输入。商约大臣吕海环、侍郎盛宣怀向英方提出禁止吗啡一事。当时，英国谈判代表受到国际舆论压力，答应限制吗啡输入。经过双方谈判，在《续议通商行船》的第11款中规定："英国兹允禁止莫啡鸦任便贩运来华。中国亦须应允，凡英国领有执照之医生，如运莫啡鸦进口，应在本国领事署内具立切结，实为自用或某医院专用。且遇有英国药铺，如亦在本国领事署内出具切结，声明非有西国医生药单不得出售。至各该医生等，如运莫啡鸦进口，应照所具切结办理，一经本国领事查出以后，不准再运。凡英人贩运莫啡鸦进口，有未领专单者，应将其货充公。惟须由有约各国应允照行，乃可举办。惟未举办以前，遇有莫啡鸦业已落船者，不在此例。中国亦允禁止中国铺户制练莫啡鸦，以杜其患。"这一条款，使英国政府承担了防止吗啡走私和大规模输入中国的义务，同时允许吗啡作为小批量药品可以正常进口，基本合理。关键在于后面一部份，英国代表马凯(Mackay，James Lyle 1852-1932)要求写入"须由有约各国应允照行乃可举办"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全都承担这项义务时，英国才愿意履行这一条款。这就把禁止吗啡走私和限制大规模输入吗啡，无限期地向后推迟，因为中国为此要与其他各国谈判，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另外，这一条款，还使中国丧失了制取药用吗啡的权利，永远处于依赖进口的地位。

　　中英商订禁止吗啡输入中国条款后，清廷外务部为制止这种烈性麻醉品的迅速蔓延，曾先后与美国、巴西签订了类似的条款。由于"有约各国"大部分商约尚未到期，一些国家又借机敲诈，谈判进展相当缓慢。直到1908年9月，日本才勉强同意限制吗啡输入中国。清廷外务部得日本政府答复后，于1908年9月28日向各国发出照会，声明白1909年元月1日起，禁止吗啡及吗啡针任便运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并声明其为医药者，参照下述办法办理。"凡有外国医生欲运莫啡鸦进口，应在本国领事署具立切结，声明实为自用或为某医院专用；凡有外国药铺欲运莫啡鸦进口，亦在本国领事署具立切结，声明非有外国医生药单不得出售，即有药单亦仅以些须小数出售；该领事署将切结并运进确数知照中国海关，俟海关发出传单，方准将货起岸。倘查有不遵照所拟具结者，以后即永不准其再运。至进口应纳税则，即减照值百抽五完纳。如进口未领专单，由海关将货充公。若有于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号以前在外国已落船之货，由中国海关按程途远近酌定期限，限内仍准进口。其应纳进口税亦仍照现行税则，不在减少之例。又，中国允许禁止中国铺户制造莫啡鸦及药针，各国亦允许禁止各国商民在中国境内制造莫啡鸦及药针"。这一限制吗啡进口办法，基本精神仍是1902年中英商约第十一款的规定，稍有变化的是改变了吗啡进口的重税原则。原来规定以征为禁，"每重英平一两征税银三两"，现在要按照普通货物对待，"值百抽五"。据说，减税的目的在于防止走私偷漏，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关于是否能减少吗啡走私，下文还要详细介绍。

　　大致说来，在吗啡传播加快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及时采取外交措施，防止烈性麻醉品非法传入，这是积极的行政措施。190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会对于中国努力禁止吗啡的行动，也给予了肯定，在第五、第八两款中重申支持中国禁止贩运吗啡，这说明中国反对毒品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中外声明，禁止吗啡任便贩运，在客观上也支持了中国正在开展的禁毒运动。

　　三、上海万国禁烟大会

　　当清廷在中国准备发动禁烟运动时，清政府--这样一个主权几乎丧失殆尽的软弱政府，对自身缺乏信心，认为禁烟内政需要得到国际上的声援和支持，"以夷治夷"的愚蠢外交策略仍在清廷决策人物的脑际中盘桓。美国政府历来表示反对鸦片贸易，1880年，美国积极主动地同中国签订了互禁鸦片贸易的条约；1903年，美国表示同意中国限制禁止吗啡的要求；1905年，美国的一些政党向日本等国发出呼吁，希望联合要求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其公开的理由是，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于世界各文明国。彼中国以嗜鸦片故而使其国贫弱，中国之贫弱实有碍于各国之商务权利也，而况中国人仇外之心，亦惟鸦片流毒"。由于美国有这样一连串禁烟要求，清廷在决定禁烟时，首先考虑到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清廷外务部秘密向美国呼吁，要求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在菲律宾的美国大主教勃兰特(Bishop Brent)写信给总统罗斯福，请求注意国际鸦片问题，要求美国在菲律宾实旋禁烟政策。

　　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de Roosevelt)得悉中国呼吁禁烟的请求，同时收到勃兰特主教的信件，立即决定发起在远东召开国际禁毒大会的倡议，给予中国禁烟运动以国际支持，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1906年10月17日，美国驻英公使黎德谒见英国外交大臣时，告诉葛雷说，美国政府非常重视鸦片问题，主要是因为属地菲律宾受害严重。美国政府因此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参与调查远东鸦片问题，讨论禁止毒品贸易问题。葛雷对于这项建议心中不悦，但未公开表示拒绝，声称鸦片问题关系印度的财政，必须与印度部大臣商议才能答复。他说，禁止鸦片贸易，印度财政损失很大。"然果使吸烟积习得以扫除，则英政府亦允将此问题加以研究，而亦不计及饷源。比闻华人欲定办法限禁吸烟，诚若是也，我等自宜勉力扶助。若中国政府之意仅欲禁止洋药入口，但冀增种土药垄断其利，则我国舍弃利益，殊属无谓"。一个月后，葛雷召见美国公使，就调查远东鸦片问题正式复照说："倘贵公使所言之各国均允遣员，而又于中国栽种罂粟及进口之洋药一律调查，则英政府亦甚表同情。"

　　1907年2月11日，美国驻英公使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个《说略》，说明派员调查远东鸦片问题已得到中国、日本的响应，尚未得到德国、法国的正式答复，并就调查法和开会讨论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一个月后，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答称，调查鸦片问题比开会讨论禁毒更重要，表示愿意派人前往远东参与调查鸦片贸易事宜。同时表示，其他国家如都主张开会讨论，本国政府也不反对。又经过半年多的国际间的公文来往，各国在调查鸦片问题、召开国际禁烟会议方面，意见渐趋一致，分别派出了本国的调查员。1908年秋天，美国作为倡议国分别致函各国政府，定于1909年元月1日在上海召开国际禁烟讨论大会。对于各国派遣代表调查远东鸦片一事，由于涉及调查种植、吸食，清廷曾担心损害自己的主权，美国为此专门发表声明，说："各国特派专员会商办法，并不能作为各该国已经允认之据，各该员仅将所查出之实情，详达政府，核夺办理。该会未便抑勒政府施行，自与中国主权无碍。"这才消除了清廷的恐惧。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这次禁烟运动为什么这样热心?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对华外交需要这样做。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西部的开发告一段落，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剩。迫于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美国政府背信弃义，诬称华工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和道德水平，制订法令限制中国移民入境，在美国煽起排斥华工浪潮。大批华工遭受迫害，被逐出境。美国政府迫害和排斥华工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1905年，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抵制美国货运动。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使高唱门户开放，企图以经济优势占领中国市场的美国政府的经济侵略计划严重受挫，输华货值迅速减少。1905年，美国输华货值为5700万美元，1906年为4400万美元，1907年降至2600万美元。不仅经济上遭受如此严重挫折，美国政府还感到在中国人民中间出现的反美情绪正在高涨。为了美国在华的长久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华采取友好政策。他采纳传教士史密斯的建议，敦促国会通过法令，退还了一批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决定在禁烟问题上给予中国以国际支持。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禁烟，完全是从"自利"原则出发的。一项政治措施，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给予中国禁烟以道义上的支持，希望得到中国的好感，平息一下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以利美国政治、经济的对华渗透；其二，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对华输入，1895年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34％，1900年增至8．z6％，1905年为15．09％。同时期，英国对华输入情况是，1894年约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83％，1900年为63．06％，1905年仍占55．71％。显然，英国是美国在华发展经济的主要对手。鸦片在英帝国对华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是，1895年为16．98％，1900年为14．7％，1904年为10．78％。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支持中国禁烟，借机排斥英国在华的鸦片利益，有利于本国经济势力的扩张。美国支持中国禁烟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这是一种微笑加金元的外交手法。无论是微笑，还是为了金元，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关于这种目的，一位准备赴任的大使曾直言不讳地说："鄙人此次赴任，不但为美商谋夺利权，将更为中美修讲睦谊也。"

　　原定于1909年元旦召开的国际禁烟大会，因故推迟了一个月，于2月1日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这十三个国家是：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荷兰、葡萄牙、巴西、俄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暹罗。中国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参加的代表有10人，英国6人，其余国家1-3名不等，此外，还有一些记者、宾客，共100余人。会场设在汇中旅馆。会议开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代表东道主中国致欢迎词。他首先对美国发起召开禁烟大会表示感谢，欢迎各国代表协助中国禁烟。端方希望会议研究专卖鸦片与修改条约问题。最后说："总之，本会既以禁烟为主义，自以缩短年限、早日禁绝为世界之幸福，万不至含国际种族之界限，以生交涉之困难，而妨碍禁烟之政策。何也?今日到会诸名公，均系各大国妙选有道德有名望之伟人，决不肯自拂本会慈善文明应尽之义务，故本大臣首先表明敝国政府人民决计实行，毫无退避之意。"

　　接着刘玉麟作为中方代表之一，提议推举美国禁烟代表勃兰特为会议主席，得到与会各国代表一致拥护。勃兰特就会议宗旨性质作了演讲。他说："敝政府发起开议此会，为日已久，因与各国政府商订，是以耽搁至今，初议系以东方禁烟有关系之国始准入会，厥后推广界限，与禁烟无甚关系各国者亦与列此会。今称为万国禁烟会，确是名副其实。......今日此会开议，实系研究禁烟办法，务恳各国如有见到之处函知本会。鄙人必要讲明此会是Commission(派员入会讨论)，不是Conference(派员入会商议如何实行)。诸君亦知两名称不同，故设Commis-sion。此会不过暂时设立，不比各会之永远。Commission之意系得白海牙平和会第二套章程。据其章程云：各国如有意见不同，可派员到会查议。今日望各会员悉心研究以议妥办法。据鄙人意见从前无谓之事不必提及。......此会务望各会员竭力研究，俾早为议妥，以除毒害而益群生。......所有与鸦片事情有关系道德、关系财政、关系商务、关系交涉等件，每一层务要实心实力研究。"

　　勃兰特讲话之后，江浙绅士及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禁烟会的代表，到会场表示祝贺。大会共收到各种提案20余件。从2月7日开始，各国报告本国有关鸦片的调查报告，相互质问答疑，直到26日闭会，历时26天，通过了九条议案。现将议案及提议国抄录如下：

　　"一、中国政府以禁除全国鸦片烟出产、行销之事视为重大，实力施行，且得人民协助，得以日见进步，故本会会员承认中国之坚诚，虽各处成效不一，然已获益不浅。(英国提议)。

　　二、因思中国政府实行禁阻吸烟之例，他国亦有此举，故本会敦请各代表陈请各本国政府，于其本境或属地体察各国情形，逐渐推行吸烟之禁令。(英、美两国提案)

　　三、本会查得鸦片烟之用，除入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而颁行严密条例，使之逐渐减灭。因此，本会承认各国情形不同，惟应敦促各国政府，借鉴别国办理之经验，考订其取缔规则。(英、美两国提案)

　　四、查各国政府均有严厉法律，其宗旨或直接，或间接以禁止鸦片烟及鸦片质提制之品，私运入国。因此，本会会员声明，凡与会各国均有责任订立相当之规例，以禁止鸦片烟及鸦片质提制之品运往已颁行上开禁例之他国。(美国提案)

　　五、查吗啡之制售流布漫无限制，早已酿成巨患，吗啡痼疾已露蔓延之象，因此，本会甚愿力请各国政府制定严厉规则，于其本境或属地内以取缔此项药物之制售流布，及由鸦片中提制杂和之品研究其质，倘若妄用，则与吗啡毒害相同者，一律限禁。(中国提议)

　　六、本会会员于组织上碍难按科学之理，研究鸦片烟及戒烟药品之性质功用，然深悉此项研究极为重要。故本会甚望各国代表将此项问题陈诸各国政府酌定办法。(英美二国提议)

　　七、本会极力敦促凡在中国有居留地及租界之各国政府，倘于各该居留地及租界之内，尚未实行关闭鸦片烟馆者，须仿照他国政府已旋行之禁令，参酌情形，迅速举办。(中国提议)

　　八、本会会员敦促，凡在中国有居留地或租界之国各代表，须陈请各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议定条例，禁止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美国提议)

　　九、本会会员劝勉各国代表陈请各国政府，凡在中国有居留地或租界者施行药商专律于领事裁判权内，俾该国之民，有所遵守。"

　　从以上九条协议的内容来看，尽管都属于劝告和请求性质，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然而由于这些国际协议首次把鸦片贸易作为极不道德的毒品交易来对待，对于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利益集团造成了一种国际舆论压力，使其不便对中国的禁烟运动横加阻扰，在客观上有利于清廷推行禁令，中国人民反鸦片的正义斗争由此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所以，这次会议的作用是，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清末的禁烟运动，壮大了禁烟运动的声势，造成了一个较为有利中国禁烟的国际大背景。

　　四、禁烟章程与条例

　　1906年9月20日，政务处接到禁烟谕令，在两个月内根据"遏绝来源，限制销路，先劝导而后惩儆，宽既往而严将来"的精神，拟定了一份禁烟章程。政务处的禁烟章程分为十条，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条，限种罂粟以绝根株。通饬各州县确查境内罂粟种植面积，造册逐级上报。凡是未种植的地亩，不准播种罂粟。以往曾经种植者，政府发给凭照，"令业户递年减种九成之一。......凭照一年一换，统限九年内尽绝根株，违者即将原地充公"。

　　第二条，分给牌照以杜新吸。通令各省在籍官绅、举贡、生监先行戒断烟瘾，作为平民的模范。凡吸食成瘾者必须到附近衙署或巡警局登记填表，由地方官发给戒烟牌照。牌照分为甲乙两种，年龄在60岁以上者发给甲牌，年龄在60岁以下者发给乙牌。牌上注明年龄、籍贯、吸食数量，作为暂时可以购买鸦片的凭证，以备检查。不领牌照，而私吸私购者，一经发觉，按其情节惩罚。

　　第三条，限期减瘾以苏痼疾。分给牌照以后，除了年逾60，精神渐衰者是否戒烟可以从宽免议外，凡在60岁以下领有乙号牌者，勒令每年递减二三成，几年内一律戒断。限满仍未戒断者，予以惩戒，官员休致，举贡生监斥革，平民则注名烟籍，每年张榜公布一次，一切涉及公共名誉之事，不准有毒瘾的人参加，"以示不齿于齐民之列"。

　　第四条，禁止烟馆以清渊薮。烟馆往往引诱少年子弟、无业游民麇集其间，毒害平民，应由地方官陆续禁止，限六个月内一律停歇，饭庄、酒楼不准备设烟具，亦不准自带烟具吸食。凡售卖烟具各店限6个月内关闭，违者罚款。

　　第五条，清查烟店数量以备稽核。因为未到禁绝年限，不能立即关闭所有烟店。但随着吸食鸦片人数的减少，应令各店逐渐关闭、停歇。不论新老、城乡售卖鸦片店应由地方官颁发营业执照。各地方官应按注册烟店数量，按照年限勒令陆续关闭，届期全部禁止。

　　第六条，官制戒烟丸药以便医治。各省应选派精通医学的医生研制戒烟药，帮助人们戒烟，所有戒烟丸药不得掺入鸦片质的东西。

　　第七条，准设戒烟会以宏善举。由地方官员督率公正绅商设立戒烟会。多一善会即多一劝导之处。戒烟会只准劝导戒烟，不准议论时政。

　　第八条，责成地方官督率绅商，以期禁种戒烟卓有成效进行。

　　第九条，严禁官员吸食以端表率。凡京外文武大小官员，年在60岁以上者，患瘾已深，不能戒烟者与平民一样，一律从宽免议。王公世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将军染有烟疾者，准其自行陈奏，限期戒绝，他人不得检举。其他大小文武官员，烟瘾无论轻重，限于6个月内一律戒断。

　　第十条，商请各国禁止鸦片与吗啡。

　　以上十条，每一条内容还不十分具体，而就整个禁烟方案来说，已包括了禁种、禁吸、禁售、稽查等多项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是可以的。这一禁烟章程的禁烟原则是"渐禁"，而不是"断禁"。"渐禁"在今天看来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的。从方法上主张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以道德的力量帮助人们戒烟，认识毒害，也是可取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外来鸦片。如果不能杜绝外国鸦片输入，其它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所以，在政务处禁烟章程下达后，全国各地将各大中城市的大部分鸦片烟馆关闭之后，禁烟运动陷于停顿状态。各地戒烟会因经费不足，逐渐解散，官员兵弁中吸食鸦片的风气也未得到有效限制，禁烟运动能否持续已到关键时刻。

　　1908年3月，中英禁烟条件达成。外务部立即上奏说，禁烟一事得到各国的同情和支持，英国也已答应给予协助，相约试办三年，视中国禁种、禁吸确实有成效，再行递减。所以，土药的限制与禁止必须认真办理，吸食者也必须大幅度减少，方可以对得起各国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自身能否切实禁烟已成关键问题，不能空言搪塞。惟有认真禁烟，消除毒祸，"方足鼓国人振拔之新机，并足副各国赞成之美意"。建议民政部与度支部迅速会订稽核章程，以便督促执行。

　　民政部与度支部接到谕令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拟订了《稽核禁烟章程》，上奏批准施行。《稽核禁烟章程》共九章二十三条。其中第二章与第九章为新增条款，其余各章均参照政务处原奏章程，略加修改。兹将新增及修正各条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章减种，规定核查罂粟种植面积于6个月完成报部；按1908年册报数目，每年至少减少八分之一，八年后减尽禁绝。规定农户呈领栽种罂粟牌照时，每亩应纳15文，每年更换一次牌照。

　　第二章公行，系新增条款。规定仿照河南、山西和安徽开办的鸦片公行，在全国各地设立土药公行。公行负有查土报税的权责，种罂粟者和商家须凭行照买卖鸦片。不经公行交易，均以私土论。囤户亦须凭行照存土，并由公行登记囤户收存的土药数量，上报统税局核查。

　　第三章烟店，规定清查烟店数目在6个月内完成，发给烟店牌照。各烟店必须按月将销售鸦片数量呈报该管衙门。鼓励烟店兼营其他商品，以利逐渐转业。

　　第四章烟馆，

　　第五章烟具，

　　第六章吸食，第七章戒烟各章均无新加内容。

　　第八章考成，较之政务处原定章程第八条更为周密而具体。新增要点是，各省地方官依限禁绝，报部议叙。若限满不禁或限禁不力，报部议处。

　　第九章附则，规定本章程所定各项照费，规定各地应将收数若干随时报部，以便拨充禁烟费。

　　总的来说，这个章程比政务处章程更加周密具体，而基本方案是一致的，若能认真贯彻，可以收到相当成效。

　　1908年初，官场吸食鸦片的风气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或陈明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沉痼，表面巧为掩饰；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清廷认为若不专派重臣主持查验大小官员烟瘾，担心戒烟流为形式。于是，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精选中外名医，设立戒烟所，专司查验官员烟瘾职责。4月7日的上谕说："除在京各衙门属员有确知其素染嗜好者，由该管堂官照章参办外，其情形可疑之员，均咨送该所切实查验。限于三个月内妥定章程，建修局所，奏明开办。如禁烟大臣访闻各衙门员司有断烟未净者，即向该管衙门调往查验。若系堂官大员，准由该大臣奏请发交查验。外而监司以上大员，如经访闻明确，亦准指名奏请调验。凡经验人员，其确无嗜好，或实已断净，该所出具凭结，准其照旧供职。倘验明仍有嗜好，即据实照章奏参。京外各衙门属僚，仍责成该管长官严密设法切实查禁。如系经禁烟大臣发觉，查验实有烟疾，并将该管长官按其瞻徇失察情节，分别交部议处。"同时，为表示禁烟的诚意和决心，将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左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暂行开缺，以示惩罚。

　　恭亲王溥伟等人于1908年4月21日在京师设立戒烟所，于6月8 日拟订查验官员吸食鸦片章程，上奏批准施行。这项章程共有十条，各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拟请分别查验。凡京师各堂客、各省监司以上大员，应自陈戒断情形，如有讳饰，指名参革。在京各衙门限文到一月内，各省限文到两月内，由各该堂官、督抚确切查明沾染嗜好者若干人，分别是否戒断情形，如实上报，以备本所调验。

　　第二条，查验宜切实办理。凡调验之员必须到戒烟所住宿查验，拟派妥员监视其食宿情形，已戒者发给凭照，仍旧供职；未戒者，即令照章休致。所派查验员若敢徇隐包庇，一经查出，严参究治不贷。

　　第三条，各省一律设所查验。各省设立戒烟分所，按章办理，选派公正监司大员总司其事。无论文武各官，无论现任、候补，均由长官随时察看情形，发现情形可疑，立即查验。

　　第四条，查验以定限。凡应查验人员，在京限于十日内奉文来所查验，在外分别省份路途远近，酌定到所期限，若迟迟不到所，应由各衙门先行开缺，催令查验或究治。

　　第五条，颁发表式分别填注以昭核实。统统限一月咨复。若不如实填报和按时报送，均照例参奏。

　　第六条到第十条，规定差委官员应出具不吸食鸦片甘结，同时取具同寅切结存案，方准委派。各地戒烟所奖励办法等。这一章程对于清末禁烟运动的开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京师及各省戒烟分所相继成立后，对于各级官员进行了普遍查验。到1910年为止，京师经查验戒断烟瘾的官员有3229人，各省戒断的有5399人。因戒吸鸦片而病故的有136人。当然，也有～些官员施展种种伎俩，试图逃避查验，丑行很多。有的用金钱收买查验人员，骗取已经戒吸牌照；有的将鸦片藏于鞋底衣角，偷偷在查验所内服食；有的假装有病，将特制的鸦片丸带入查验所，企图蒙骗过关；有的利用家人仆役送饭之机，夹送鸦片。有一位官员到所接受查验，查验人员明知其毒瘾未断，却不见其烟瘾发作，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看出破绽，发现他经常用舌头舔咬衣领，才恍然大悟。取下该官衣领仔细察看，果然发现衣领的夹层棉花中撤着鸦片粉末。大致说来，查验是比较认真的，尽管难以避免弄虚作假。1911年，又续拟查验官员办法十条，要求扩大查验范围，查验参革、休致和待缺人员。

　　1908年6月，民政部与度支部会订禁烟章程时，因考虑官吏禁烟需要考成，建议吏部拟订议叙议处章程。吏部根据民政部的建议，拟订了《禁烟考成议叙议处章程》，这个章程对于官员认真推行禁令，积极查禁鸦片烟毒，起了激励官员尽职尽责的督促作用。

　　在这里需要简介一下清廷为禁烟而采取的财政措施。前边已经说过，自鸦片弛禁之后，鸦片税厘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每遇大的行政开支，首先会考虑如何增加鸦片税厘。1901年，改办土药统捐后，土药税收额猛增到九百余万两，加之洋药进口税厘每年平均五六百万两，合计每年鸦片税厘高达一千五百万两。这一巨大财政税收额维持着王朝虚弱的躯体。实行禁烟，就要放弃这笔不道德的收入。清廷国库当时已经十分空虚，如不另筹别的税收，放弃鸦片税厘几乎等于财政自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得知中国禁烟，立即考虑到财政问题，对于清廷禁烟的动机表示怀疑，因为他非常清楚，鸦片税厘对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朱尔典说："1905年入口者51890担，其中50200担来自印度，所获税饷计5711711两，土药则十倍之，是以所征之税约有4500万两。数年以来中(国)政府方欲搜此以归中央，盖或为朝廷所用，或为地方要需，或还各省所举之债，现今中国国币既已如此，则一旦实行禁烟，必至财力不济，较之印度政府之弃其饷源实有过之，况山、陕、川、滇四省因以盛植罂粟为农业，一旦禁之，有不异常掣肘耶!"1907年，朱尔典再次分析说，鸦片税厘不仅对清朝中央政府是重要的，而且对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都有很大影响。英国《泰晤士报》的编辑认为，中国在没有筹抵鸦片税厘方案前，匆忙宣布禁烟，"荒诞得过火"，并预言鸦片法令的第一个结果，"一定是使中国的每个公务机关为了榨取钱财把罚款数额提高大约百分之三"。他们根本不相信清廷要真的禁烟。

　　清朝财政大臣对于取消鸦片税收的重要性自然是很清楚的。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霖于禁烟上谕发布后不久，便上奏说："鸦片之为中国害，从前屡次议禁而未能者，或隐匿而涉欺朦，或激切而滋疑阻，或骚扰而生事端。自以征为禁之说起，征税虽多，而吸烟如故，于是烟税遂为入款大宗，值库款支绌之时，遂有难遽行禁绝之势。近奉明诏，著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经会议政务处拟定章程，严密周详，固已洞中键要。然臣不免鳃鳃过虑者，以为不难于立法之严明，而难于奉行之切实。"他建议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在上海设立"禁烟总会"，"稽查一切"，改土药统税大臣为"稽查土膏大臣"，"将土药归公家专卖"，以解决财政困难。

　　度支部对于赵启霖的奏折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实行鸦片专卖，必须预筹巨额资本。目下不但筹资困难，而且举办方法烦难，不便实行。此后，又有人提出类似主张，均被度支部驳复。禁烟与征税是一对矛盾，要禁烟必须放弃鸦片税收，想增加税收必定是假禁烟。从1907年到1908年，清廷在禁烟与征税问题上犹豫徘徊，陷于两难处境。1908年，度支部所拟抵补鸦片税收方案是，在常年税收项目上，计划每年增加80万两，以抵补洋药土药税将要递减的一部分数额。例如，拟将各省盐税每斤加价4文，估计全年可得四五百万两。7月28日，奏请批准各省一律照加。同年11月，度支部又拟仿照江苏征收鸦片牌照方案，进行筹款。这项筹款方案是，每销售生鸦片一两，向持牌购烟者加派40文；每售熟鸦片一两，向购烟者加征60文。按照设想，这一方案既可以限制吸食，又可以扩充税源，一举两得。1909年，禁烟运动掀起高潮，鸦片税收锐减，清廷再次郑重表示为民除害的决心，强调说："国家财用虽绌，岂持此鸩酒漏脯以救饥渴，而不为吾民除此巨害耶!"同年6月，度支部提议抽收田房契税，如规定，每买地花费一两，应向地方政府捐银9分，税银6分等。清廷当时还要求地方设法抵补鸦片税厘的减少。云南拟开矿产增加税收，广西拟加征宰牛税，四川对食肉者抽厘，江西加征出口米税，可以说是各有奇策。总的来说，筹抵鸦片税厘方案很不成功，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和社会混乱，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五、禁烟运动的显著成效

　　清末各地鸦片流毒程度不同，各地禁烟侧重点自然也不同。沿海省区主要吸食外国鸦片，而内地主要吸食土药。沿海省区禁烟侧重于禁吸、禁贩，而内地省区侧重于禁种禁运和禁售。又因为各省督抚将军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相对削弱，政令不一，各地查禁鸦片的方法、步骤也不同。另外，由于统计方法不一致，不科学，很难以某项统计表示禁烟的成绩。因此，特将各省禁烟运动和成绩分述如下。

　　奉天作为满族人的发祥地，接到清廷命令，按照禁烟章程的有关规定，立即刊布禁烟上谕和章程，通饬各州县按期查封境内各城乡镇的烟馆。不到一年，"城镇所有烟馆，均已封闭"。各地绅士响应清廷号召，设立了许多戒烟局会，宣传鸦片的社会危害，劝导人们戒毒领照。1908年，中英禁烟协议达成后，禁烟运动掀起高潮，查种罂粟大有成效，该省长官自称"罂粟禁绝"。1909年8月，该省将禁烟查验所改为禁烟公所，接受平民戒烟。同时命令巡警在海关码头、铁路车站盘查鸦片烟贩。到年底，该省咨议局讨论决议，对于禁烟"更取急进之法，于各州县遍设戒烟会，专司调查、稽察、施药、劝戒等"。计划于当年根除鸦片毒害。到1910年秋季，据调查员报告，该省"各属种烟驿道所经，皆已禁绝，惟山乡僻壤，如虎皮峪、茶叶沟等处间有私种，均经查拔究办"。

　　吉林鸦片流毒较之其他省区不算十分严重。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种植罂粟面积不大，年产不过五六百担。吸食鸦片风气也不太盛行，每年消费鸦片量不大。照理来说，该省查禁鸦片相对容易一些。1906"年奉旨禁烟，1907年将境内烟馆全部查封。吸食者也能按照禁烟章程规定，前往各衙门领取牌照。各地群众自发成立了戒烟会，配合地方政府宣传禁烟意义。但由于地方官吏对查禁罂粟种植不够重视，在边境地区没有认真推行禁令，到1910年秋天，仍有成块的罂粟没有拔除。如调查员报告说："吉林府属徐姓种烟约五亩余，舒兰县属徐姓五亩余，宋姓七亩余。"由此可见，该省查禁种植不十分彻底。

　　黑龙江地处东北边陲，交通不便，加之地理环境不太适宜罂粟种植，土药产量也不大，吸毒风气也不很盛行。该省土药产区主要在松花江北岸。1908年曾下令禁种，当年仍有零星种植。1909年，该省巡抚要求彻底禁绝种植，到1910年基本实现要求，只发现呼兰之太荒台约种一亩罂粟。1908年关闭了全省的鸦片烟馆，设立烟膏总售处、分售处，实行鸦片专卖。对于禁吸也很认真，"先从官场入手，次及学生、军人，次及幕友书役，限期戒断"。到1910年，各府州县戒吸人数或数百、或数千不等，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从上述三省看，查封烟馆较为容易做到，禁种只要认真，也能取得显著成绩。禁烟成效的大小，与地方长官的禁烟态度有很大关系。态度积极，认真负责，成效一定明显。

　　直隶禁烟运动雷厉风行。1906年，禁烟谕令、章程一公布，该省总督执行禁令相当认真，各城乡镇鸦片烟馆迅速关闭，禁种禁吸也获明显成效。"禁烟公所分设于天津、保定，分所二百有奇。人民之戒烟者不下三万余人。自定贩烟规则以来，烟馆之改业者八百余家。搜获秘密买卖之案干三百余起。......京师自昨年实施民政部所奏定之鸦片贩卖及购烟规则，其向有之熟膏店三十一家，已闭其六。烟馆五十家，亦皆改业。吸烟户五千六百余户，禁者已达二干"。据调查，1908年的京师吸烟人数25600人，到1910年减至4190人。直隶禁种成绩最为突出。据调查员会同监理官报告："直隶禁烟极为严厉，各属并无私种，查十府十四州五十八县两厅，本年一无种植之处"。直隶禁烟一鼓作气，没有反复，成效突出，全国闻名。

　　山东属于滨海省区，陆路水路交通便利，自产土药不少，输入洋药也较为容易，鸦片泛滥程度相当严重。该省禁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接到禁烟旨令，该省官民就自己行动起来。烟台三百余所鸦片烟馆，不待官方查封，店东自行关闭。由官方强制关闭的只有一家。这家店主被枷，手执烟枪烟灯，游街示众。"此可见官吏之实心禁烟，而人民亦甚愿禁绝"。其他城市，如青岛、济南关闭烟馆，自发组织戒烟会同样雷厉风行，积极主动。该省禁种也很认真。据报告，1908年春夏已减种大半，尚有86937亩。1909年减至20000亩，1910年一举查拔干净。据调查员与监理官报告："沿途所过，向来种烟者均改种五谷，经历数十州县实无一处种烟。"山东禁吸成绩也很突出，"至官吏之烟禁尤为厉行，一切官员不问有烟癖与否，一律须赴官吏调验所查验，军人及教习之有烟癖者，尤不少假借。省中烟馆现已扫除净尽。每一州县只许设熟膏店二间，必有官给牌，方许营业。戒烟会349处，戒烟者约八万五千余人"。

　　河南禁烟行动相当迟缓。到1907年底，除了扶沟县之外，大部分城镇的鸦片烟馆尚未关闭。社会各界群众虽强烈要求禁烟，而官吏以财政无从筹措，消极对待鸦片禁令。1908年，新任河南巡抚吴重熹抵任，才开始认真推行禁政，以禁种为首要任务。当年实现禁种任务的有七十余县。在与陕西、山西交界的地方仍有大片罂粟种植区。1909年，禁种遇到很大阻力，"各属绅民纷纷联名具禀，佥谓本土禁绝，外土依然畅销，坐视邻省享此厚利，小民咸怀不平。请求展期者不绝于道，陕州各处尤多。各地或有数十亩，或有数百亩不等"。至于禁吸成绩也不大。虽有戒烟会所，求之实际，收效不大。戒断烟瘾人数在1910年为43800人，正戒者61200人，未戒者158900人。

　　上述三省禁烟成效有较大差异。山东、直隶禁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惟独河南禁烟成绩平平。该省盗匪丛集，社会极不安定，难于令行禁止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关键是地方官玩忽职守，办事拖沓，权威不足。

　　山西是清末土药生产最著名的省区之一，年产至少为17620担，多时达30000担，鸦片流毒极为严重，不仅大部分成年男子吸食，而且延及妇女儿童。人民深受其害，禁烟活动相当积极。1907年实施禁令，太原设立戒烟医院，免费供人戒烟丸药，每日前往领药者不下三四百人。晋北贫民闻讯自戒，晋南戒烟丸药销路旺盛。山西人民对于禁烟运动是积极参与的，而官员态度不一，有的极为认真，有的视禁令为具文。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山西大部分官吏对禁烟比较消极，"不若人民之奋发于下"。山西禁种也有波折。1908年尚有罂粟350000余亩，1909年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查拔，禁种基本实行。而到了1910年春天，有的地方罂粟种植仍然很多。官吏派人下乡查拔，连续发生抗拔烟苗事件。1910年，文水县乡绅武树福、弓九湖二人联络二三十个村庄，互相立约种植。文水县令刘彤光得知这个消息，派人缉捕武、弓二人。武、弓二人担心被捕受罚，遂于3月11日在该县开栅镇鸣锣聚众，人数越来越多，有一万多人。刘彤光惊惶失措，请兵弹压。山西巡抚丁宝铨闻报，立即派兵前往捕拿，就地正法武树福。管带李逢春带兵到达开栅镇，最初较为谨慎，要求乡民交出武、弓二人，乡民拒绝，相持10余E1不下。3月23日黎明，在县令督促下，调兵进入开栅镇，捕获武树福。当时有100余人涌出抵抗，也一一被捕。邻村乡民又纷纷赶来，管带李逢春下令开枪，"格毙者约十余人"，乡民才陆续散去，纷纷到县具结，表示不种罂粟。山西禁烟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年将烟苗基本查拔干净。

　　甘肃每年土药产量约为5000担，所产土药除了供应本省居民外，还有一部分运往京津。甘肃境内烟馆不多，居民多在家中吸食。1907年禁令开始推行，鸦片烟馆很快消失。居民到处寻找戒烟丸药，表明群众有戒烟愿望。据在当地的外国人报告："官吏出示限售鸦片事已实行，商人因是而遂多亏累。"该省禁种比较认真，官员下乡亲督查铲，也曾出现类似山西文水县那样的抗拔烟苗事件。1909年秋季，农民因鸦片价格大幅度上涨，获利较大，开始尝试重新播种，而官府不加制止，于是纷纷效尤，烟地多于往年。待到1910年4月，甘肃大吏通告严禁。兰州府张炳华挺身而出，开始严厉督促查拔兰州附近的烟苗，"以为各郡倡"，各地农民看见罂粟已长一尺多高，不忍拔毁，强者聚众抗拒，弱者守垅而哭。有的地方官敷衍了事，选择大路附近的罂粟，稍稍去之。张炳华不肯敷衍，又派皋兰县、金县县令前往各地督拔。张炳华带人查巡，路遇乡民请愿，不从。"百姓聚而观者数百人，忿不可遏。一无赖名岳麻子者，以首触该守，立仆。众观者从而和之，拳脚交下，丁役护者皆伤，或以轿杆捣其胁，该守痛极，大呼乞命，始哄然鸟兽散"。张掖不久也发生聚众殴官之案。"请兵弹压之禀，殆无虚日"。1910年，查拔翻犁罂粟田亩不及十分之四五，禁种成效不大，禁绝计划不得不推迟。

　　陕西岁产土药10000余担，也是全国著名的鸦片产区之一。1906年种植罂粟面积估计为580000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清廷禁令下达，该省巡抚态度消极，仅仅向各地发了一通札饬文告，而无实际禁烟措旋。1907年，罂粟种植面积甚至比往年更多，鸦片烟馆也大多没关闭。汉中地方官甚至扣押禁令，荒谬地认为，种植罂粟是抵制洋药入侵。当时，陕西人民群众也自发地组织了戒烟会所，分送戒烟药，积极要求禁烟。但来自下层群众的禁烟热情无力改变地方官僚的消极态度。中英十年禁烟条约签订后，在清廷三令五申催促下，陕西自1908年才开始认真办理，全省设戒烟局所400．余处，罂粟播种面积减至350000亩，戒烟人数达157000人；1909年，烟膏店由2800家复减至2500家，戒断人数达到560000人，罂粟面积减为200000亩。从这些数字看，陕西禁烟成绩不可谓不大，实则不然。据官方调查报告，"陕西禁烟难信，而凤、乾、汉等属禁种徒事虚文，第多少不一，有减一半者，有减十分之一二者，甚有较上年反多者，即山北各处访查，亦未减少，并闻该省禁烟只责成绅约具结了事"。1911年春天，该省看到各省禁烟都已缩短限期，不得不设法禁种，派兵到各地查拔罂粟。因作法粗暴，屡屡激起事端。例如，6月14日，郦县乡民柳三曾伙同他人鸣锣攻击清军查拔罂粟的马队，被军队开枪驱散。陕西禁政办理不善，主要靠军队压服，很少劝导，遇到的阻力自然较大，禁烟成效自然不会很显著。

　　新疆地处祖国大西北，各少数民族很少吸食鸦片，罂粟种植面积不大，主要分布于阿克苏之库车、乌什、轮台、塔城、宁远，年产不过百余担，限于自种自吸，无大宗土药外销。外省。土药输入者仅为甘肃商人，数量不大。外国鸦片输入，主要通过俄国，数量也不很大。因此，新疆的鸦片流毒较之内地省区要轻得多，禁烟应当较易推行和完成。1909年，新疆宣布禁绝土药生产，实际没有。据调查报告，"新省禁种，各属奉行不力，如奇台、绥来县山僻地方偷种尚多由此可见，禁烟成效的大小并不决定于禁烟任务的大小，而取决于禁烟的态度和方法。从以上西北四省区的情况来看，由于吸食者消费的主要是土药，只要抓住禁种这个关键环节，即可遏断来源。吸食、购买缺乏来源，不禁而禁。山西执行中央政令雷厉风行，且得到绅民支持，禁烟成绩最为突出。陕西、甘肃、新疆对于中央禁令执行不力，禁烟运动发展迟缓，方法简单粗暴，屡屡激起抗拔烟苗事件，在军队的压力之下，禁种虽取得一定成效，而不能巩固。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禁烟成效的大小并不决定于禁烟任务的难易和大小，而取决于行政长官及各级地方官吏的态度和方法。

　　四川共有140余州县，除了边厅数处之外，无不广种罂粟，岁产土药不下200000担。除了满足本省居民的大量消费外，大批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人估计四川吸食鸦片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对于四川来说，开展禁烟运动诚非易事，较之其他省区，禁毒任务最为艰巨。四川官员对待禁烟是比较认真的，1907年初就雷厉风行地关闭了境内的全部鸦片烟馆，据外国通讯报道，成都500余家烟馆全部按时关闭，重庆的860家烟馆到1907年春天只剩下46家，富顺、泸州的鸦片烟馆亦全部被查封。无力购买烟具与烟膏的贫穷吸食者由于突然断烟，而不能工作。该省官员认真对待禁吸，严格要求所有吸食者登记注册，逐渐断掉毒瘾，违者或罚款，或笞杖，或游街示众。"凡未领照之烟馆，未注册之吸户，与私售鸦片者均从严惩办，虽乡村实行注册，每村必须具结"，四川采用限制种植法，设有二十余处烟捐局，准备征收统税，不洽舆情，被群众捣毁4处，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征新税。1908年，重庆、成都的鸦片收归官营，设立烟土买卖总行、分行，试图由此入手限种限吸，控制鸦片利益。据外国人调查，四川在1908年"全行禁种者已有四十余处，总计全川烟亩本年约已减半"。1909年，该省总督将本省禁种计划提前到本年内完成，派出大批员弁下乡检查督拔，成效相当显著。1910年的全国调查报告说，四川禁种尽管还不彻底，仍有数县有大片罂粟，但已改变了昔日阡陌相连的毒卉遍植局面，成效是相当显著的。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中国罂粟最早种植区，又是产量很大的省区，所产鸦片每年不下30000担，不仅供应本省居民消费，而且大批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江苏，还有一批出口法属越南。云贵总督锡良对禁烟采用急进政策，实施禁令雷厉风行，一开始就把十年禁烟期缩短为三年。他还大量收购桑、棉、红花种籽分配各属，勒令更换植物。1908年，继任总督报告说："(云南)调查、考核、劝惩兼施，于是，官民知禁令之必期实践，种者即幡然改悟，禁者复奋迅直前。自秋徂冬，各属地方官或单骑亲出，或酌派正绅各携总局按期撰刊之白话报纸随处演说，兼事清查。林僻山箐，足迹皆遍。凡遇无知愚民私种烟苗，概经督令铲拔。前督臣(指锡良--笔者注)更广选员弁，优给薪资派令四出勘查，统凡十四府三直隶州所属八十余厅州县辖地，无论通衢僻壤，以及人迹罕经之处，靡不查察一周。已铲者劝令相度土宜别营树艺，或改种杂粮；未铲者立即眼(跟)同锄铲，不使留未尽根株。以故入春而后，通省无丝毫新烟出现，依限净尽，实为官民始料所不及。"由此可知，云南省禁种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在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后，有的地方又出现了罂粟种植现象。如罗平州等。关于禁吸，云南执行禁令也比较认真，"凡吸烟属吏之有差缺则悉撤之"。赴局戒毒者63000人，自动呈缴烟枪46000杆。自行戒断、自毁烟枪者尚不在统计之列。云南禁烟难度之大是公认的，却能取得较大成效。固然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也由于该省官员认真推行禁令。

　　贵州山多田少，气候湿润，比较适宜罂粟种植，农民以鸦片为利源，虽穷乡僻壤，无不广泛种植罂粟，年产不下15000担。每届收获季节，东南各省商贩集资合伙入黔，购运挑载，络绎不绝。贵州山深林密，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烟贩便结伙成帮，携带武器贩运鸦片。社会不安定是贵州禁烟的主要障碍之一。1907年，该省推行禁令，查封烟馆，设立烟膏局、戒烟所，要求吸户注册登记，但成绩不大。主要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学政大员统统是毒瘾患者，对待政令不很积极。1908年到1910年实行禁种过程中，连续发生30余起较大抗拔烟苗事件。1910年曾经发生震动全国的抗拔烟苗事件。一次，新军标统袁义保带队到安顺府某地查拔烟苗，当地农民在不法匪徒唆使下，聚集数干人抵抗，发生严重冲突，出现流血事件①。在军队的弹压下，尚且难于顺利禁种，足见贵州禁烟难度较大。"至于吸食之数，闻官吏之戒断者十居其九，至人民则十分之四"。

　　上述三省均为鸦片重要产区，都是鸦片流毒的重灾区，地理环境相似，而禁烟效果有较大差异。云南长官重视，目标明确，方法灵活多样，禁烟成效显著。四川禁烟任务艰巨，得到人民群众支持，虽未彻底实现禁种，而成效不可谓不显著。贵州禁烟成效不大，一是由于行政长官皆是瘾君子，禁烟不力；二是社会治安状况欠佳，一处受阻，处处受到影响。总的来说，西南地区改变了过去广泛种植罂粟的局面，是一大社会进步。湖南邻近四川、贵州等著名鸦片产区，本省种植罂粟面积不大，年产不过4000担。该省吸食风气也不很盛行，消费的鸦片除了本省自种的以外，还购买相当数量的土和黔土。清廷禁烟令下达后，得到湖南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拥护，"一闻禁烟消息，莫不动色相戒"。长沙554家鸦片烟馆很快被查封，官设戒烟局40余所，劝人戒毒相当积极。1909年戒掉毒瘾的有20000人。在禁种方面，该省最初采用渐禁方案，因难于检查，1909年遂下令完全禁绝，当年只有数县没有完成禁绝任务。1910年．仍未完全禁绝，而没有大面积种植。湖南对官吏吸毒查验比较认真，不容稍有欺饰。通判王知勖被调所查验，因其入所时在鞋内藏有一包鸦片，立即被参革。湖南将禁烟的侧重点放在禁吸上是正确的。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交通便利，吸食鸦片风气很盛。本省岁产4000担土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购买川土和西土。湖北禁烟运动开展得比较迟缓，后来在禁吸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该省大吏对于下属官吏毒瘾查验非常严格，到1910年为止，调验256人，查有100余人仍未戒断，分别参革撤任。对于学生、军人也严格要求，一经发现染有毒瘾，立予斥退。全省设戒烟会170余处。对于平民吸食者实行严格登记，勒限戒毒。到1910年戒吸人数已达117000人。1909年，下令全省禁种，派员四出检查，颇为认真。1910年经查验，仅在随州发现几处数量不大的烟地，其余各州县均无私种。

　　江西种植罂粟不多，年产不过数百担，吸食的鸦片主要是，每年过境鸦片税700000两白银。该省禁烟的侧重点是禁吸与禁贩。严格按照政务处、民政部等禁烟章程办理，实行牌捐办法，成绩较佳。江西禁吸实施了两种方案，一是反复劝导宣传，二是严格稽查，发现违禁行为，责成巡警惩办。而在禁种方面，由于重视不够，直到1910年尚有20余县没有禁绝罂粟。

　　以上三省非鸦片重要产区，禁烟侧重于禁吸，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于禁种重视不够，尽管原来播种面积不大，未能迅速禁绝，殊觉遗憾!

　　江苏鸦片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每年消费大批洋药，而且消费大量川土与滇土，本省还自产大量鸦片。据统计，1907年进口上海的外国鸦片有28929担，由川、滇输入该地区的鸦片有10389担，徐州砀山约产10000担，总计50000担左右，仅次于四川的消费额。加之日益增加的吗啡流毒，该省成为鸦片烟毒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各阶层深受其害，人们无不强烈要求禁烟除害。早在1899年，退休回籍的外交官许珏便在无锡联系乡绅成立了戒烟局，呼吁禁烟拒毒。他认为，"中国日益贫弱，外人凌侮纷至沓来。冀从此下手，为发愤自强之本。吾邑果行之有效，即邻近州县皆可仿照办理，风气既开，将来必且推行各省，故创办之始，诸同人须放开心胸，不作欲速见小之想；竖其脊梁，不存畏难苟安之思；定识定力，坚持弗懈，不为浮议所夺"，"欲以数书生之志力，就百里之地倡之"，转旋枢纽。江苏禁烟一开始就比较认真。1907年按限期关闭了数以千计的鸦片烟馆，并对12790家鸦片烟膏店实行了限制。到1909年春天，烟膏店减少到2830家，"膏户减去八成左右，销膏减去六成有余"。该省禁种始于1907年春天，到1909年秋天基本禁绝。两江总督端方说："向种罂粟地亩均已禁种净绝，即垅畔畦头亦无寸株余植。成就土性所宜改种豆麦棉麻等物，民情甚为安帖。"这个报告说一株也不留存，未免有些夸张，但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1910年的民政部调查报告说："苏省徐州府属砀山县有教民偷种一二亩，经该县查拔罚办。邳州窑有种一亩，或四五分；铜山县曹村等处有各种四五分不等，均经地方官拔去究办，办理尚属认真。此外，各州县经过僻壤地方，均未见有烟茎，宁郡各属亦一律净尽。"江苏禁烟成绩突出，获得中外舆论一致好评。在上海，外国租界也被迫表示愿意同禁烟政策相配合，"在公共租界内，25％的鸦片烟铺通过抽签被选定于1908年7月1日关闭"。

　　安徽年产土药6000担，主要种植区是宿州、涡阳、毫州、阜阳、太和和蒙城。1907年开始禁烟时，发生了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接着在1908年11月又发生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安徽巡抚忙于镇压革命党人，初期禁烟没有重要措施，成绩不大。1909年，利用镇压革命党人的恐怖气氛，严厉推行禁令，特别是将宿州知州革职后，稍去敷衍积习，于禁种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据民政部1910年调查，"本年只夹沟地方有罂粟遗种，颍郡阜阳县之王家集种有罂粟三四分地，......本年所种情形不及往年二十分之一"。至于禁吸，缺乏统计，可能成绩不大。

　　浙江也是鸦片流毒的重灾区，不仅消费大量洋药和吗啡，而且广种罂粟，种植面积每年高达470000亩，年产土药15000担，经常吸食毒品的人不下275000人。1906年禁烟令下达后，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一致欢迎，各地开明乡绅立即组织各种戒烟会社，积极投入禁烟运动。"各府热心人士同时组织禁烟联合会，以辅官力之不及，劝惩互用，成绩大彰"。浙江对于禁吸比较重视，严格要求吸毒者呈缴烟具，戒断毒瘾。1908年年终戒断毒瘾的有100000人，1909年又戒断100000人。1911年，未戒断毒瘾的剩下54000人。烟膏店减为1504家。浙江的罂粟大多种予浙东，滨海环山，象山为著名鸦片产区。最初禁种采用渐禁方案，1908年改为禁绝方案。当年罂粟种植面积为135772亩，1910年又恢复扩大为几十万亩。1910年奏报查拔烟亩为263743亩。1911年，罂粟仍广泛种植，浙江巡抚不得不派军队下乡查拔，仅温、台二府就先后翻犁烟苗"三十余万亩"。杭、嘉、湖等八府也先后犁除8800余亩。共计约四十万亩。该省禁种反复较大，屡毁屡植，直到动用军队，仍不解决问题。这种情形，其它地方极为罕见。它说明地方政府的法令已失去权威。以上三省地处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滨海临江，交通便利，既是对外开放最大的省区，又是饱受毒祸的重灾区。要肃清鸦片烟毒十分困难。既要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和干涉，又要防范社会矛盾造成的社会动荡干扰。在这种极复杂的条件下，尤其是考虑到清末国家机关处于半失控状态，取得如此大的禁烟成效，是很不容易的。

　　福建是外国鸦片输入最早的省份之一。它每年除了消费数千担洋药之外，还大量消费本省所产的土药。1906年的一项官方调查说，闽省年产土药15007担，每年消费的洋药为6804担。禁烟令下达后，各界群众踊跃参加，各城乡镇迅速关闭了烟馆，福州关闭了500家。烟店领照营业，违反规定，立即被捉拿游街示众。据外国人报告，"厦门官民相助，厉行禁令，是以吸户日稀。民间公立、私戒烟局则所在皆有"。有群众自发组织的·。去毒会"，也有官助民办的"戒烟社"。对于禁种，福建人士一致认为，"按年减种不如此时一律禁绝较为直捷"。1908年，总督衙门曾派出六七十人前往各地督拔，当年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基本消灭罂粟种植，尔后再接再厉，于1909年完全禁绝。福建登记吸毒人数为240000人，到1910年已戒断烟瘾的有55000人。

　　广东鸦片烟毒泛滥最早，严重程度与江苏、浙江等不相上下，每年消费的中外鸦片至少为30000担。1906年，一项官方统计说，广东本年消费的洋药为19204担，土药为8075担，自产土药500担。所以，广东禁烟的重点是禁吸。1906年的禁烟令得到各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广州禁烟会与学界中人无不力主施禁，且常集议此事，谓官吏必须戒烟，烟馆注册，不合法者封之。即酒楼、娼寮、旅馆均不准吸烟"。在各界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广东官员执行禁令比较认真，1907年关闭了所有鸦片烟馆。1909年，广东试图实行鸦片专卖制度，遭到英国领事干涉，没有推行。禁种任务在1910年完成。广东遭受鸦片毒害最深，在历次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清末禁烟运动中未起重要作用，实为当时一大反常现象。

　　广西年产土药3000担，本省消费的土药主要来自云贵。"来源实分三路，而皆会于梧州。一由古宜入口，经龙胜、义宁、桂林，下府河至梧；一由南丹入口，经河池，或从庆远、柳州、浔州至梧，或从洪水出浔州至梧；一由百色入口，下南宁、浔州至梧"。广西官吏禁烟比较认真、积极，1909年已取得良好成绩。1910年的官方报告是，"广西产烟不多，悬禁甚厉，山僻偷种亦少。......广西禁烟不得遽谓十分净尽，惟风行雷厉确系实情"。

　　以上三省禁烟，各自推行禁令情况不同，有的取得了较大成绩，有的禁烟成绩平平。禁烟成绩大小明显决定于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和官员推行禁令的态度是否积极。

　　六、中英禁烟条件的签订

　　在前一节扼要叙述了禁烟运动在各省开展的情况后，我们认为，禁烟运动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而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国内的舆论界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外国人是怎样评论这件事的呢?

　　中国禁烟的消息最初传到西方，英国的一家报纸立即发表评论说："倾者，我英人民闻中国颁诏禁烟，万口一词，同声赞叹。......中国人民实已如梦骤醒，奋迅有为。"同时又担心清政府办事虎头蛇尾，不诚心禁烟。1907年，当中国官员对禁烟处于观望状态时，另一家英国报纸评论说："华人之所以开通号于时者，莫不同声赞成。承学之士亦多主张是说，官吏果能实行，原不难风清弊绝，所惜者官吏腐败犹之昔日。若谓中国欲于十年之内扫除烟害，实未敢信。毗连租界之城邑近虽实力施禁，而腹地则不然，是可知中(国)政府之宗旨，亦惟以涂饰外人耳目。俾英国信以为真，允禁洋药入境云尔。试观政府之于人民非不许其吸烟，不过稍加限制，增抽税饷而已。故吾谓中国禁烟之举，实借以扩饷源，非欲以除积毒也㈤。"同年10月，《泰晤士报》也评论说："中国官吏之腐败久已著闻，无论何事名实率不相副，......然官吏虽不甚措意于此，而舆论沸腾，必欲禁绝而后已。"人民禁烟是真诚的，要求十分强烈，参与相当积极，而官吏尚未表现出禁烟的诚意。英国人对1907年中国禁烟现状的评论是，既有期待，又有怀疑。

　　1908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禁烟的努力和热情，不得不承认："中国之中央政府极为认真办理，非如曩日之泄沓也。闻各省之栽种罂粟均已限令减少，惟以情形互异，故限减之数，辄有参差。......现虽缩减无几，而通国皆已渐禁，亦未始非地方官实力办理之明效也。"1909年，美国一家报纸这样评论说，中国人深知鸦片之为害，务欲湔除净尽，于是下诏禁烟。"惟兹事体大，非其它改革可比，以数百兆之痼疾，欲使一旦廓清，此在他国犹待踌躇，而中国乃毅然行之，其令人赞美又何加耶!然虽仅恃朝旨之严惩，而人民之趋向不易，要亦难著有成效也。是宜上下一心，持久不懈，始可有成，而留为世界历史之一大纪念也。今中国禁烟之势焰熊熊直上，固若无可抵御也者。......然察其近情，则全国人民无一反对，而罂粟既已减种，烟馆亦已封闭，戒烟公所所在皆有，复设官局为民戒除配制药丸以济贫困，闻有大员二人以不能遵戒至被褫职，此皆禁烟之成效之显著者也"。这表明，外国人已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禁烟决心和诚意。

　　1910年2月，英国的《亚细亚丛报》评论说："禁烟功令既日益严厉矣!而种植罂粟之借以谋食者，一旦绝其生计，则困兽犹斗，自必铤而走险，激起暴动，不意人心安谧，且能恪遵廷旨，拔除烟苗。今全国人士凡具有血性者，莫不发展热诚，决意廓清烟害。......不图华人之禁烟竟有此毅力热诚也。"禁烟符合人民的意愿，受到包括烟毒患者在内的各阶层群众的拥护，这是清末禁毒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1911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俄国拜见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时，坦率地承认："我相信这场运动(即中国禁烟运动--笔者注)是具有诚意的，而我对运动的伟大成就感到惊奇!我提出，英国难于有效地阻止中国履行条约中仍然生效的有关鸦片的规定。"

　　从上面这些评论看，英美舆论界对中国禁烟均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他们对中国政府禁烟的诚意由怀疑转向肯定，对中国禁烟的成效表示赞赏。这说明中国禁烟，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禁烟的成就还可以从不断上涨的鸦片价格中反映出来。1906年禁烟令下达，各省区着手禁烟，正在与英国谈判，洋药、土药供应数量没有明显减少，供求相对稳定，鸦片价格略有上涨，而变化不大。1908年，各种关于鸦片的限制开始实施，土产鸦片数量大幅度减少，外国鸦片也开始减少输入，鸦片供求关系紧张，开始暴涨，到1911年时，中国禁烟运动出现高潮，土药产量大幅度减少，鸦片价格上涨到十分惊人的程度。现将本期上海消费的各种鸦片数量与价格列表如下。

　　外国鸦片价格的暴涨，使鸦片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不仅没有因为限制输入量影响到英国政府的鸦片利益，而且使其陡增税额。当中国政府这时要求增加入口税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刻跑到中国外务部诘问，横加压力，引起新的鸦片风波。

　　人们公认，以认真态度和饱满精力从事改良活动的最好例证，可能是清廷在最后统治几年间试图在中国消灭鸦片种植的活动。1911年元月，中英禁烟条约规定的三年试验期届满，中自禁烟已取得很大进展，英国应当履行条约规定的有关义务，承认中国禁烟成绩，继续限制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入口。而英国公使朱尔典却横生枝节，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威胁说，德国、美国的鸦片商取道波斯、南洋，暗将鸦片输入中国，为数甚巨。"据去年计算进口，重量逾十万磅。英国遵照约章，按年递减进口一成，俟十年后全行减尽，现仍切实守约。乃中国政府漫然蔑视，任外商狼狈为奸，而独于英国强加制限，增抽捐税，殊不合理。若不照约严禁外商进运，则我英亦不能拘守约章，甘受巨耗，应请速筹外商办法。否则，英国只有以约作废"。这完全是一种无理恫吓。

　　清廷外务部复照批驳说，中国各省督抚将土药限制种植十年期，均已缩限在一二年内禁绝，因此鸦片价格暴涨数倍，英国商人所运鸦片数量虽然减少，而获利大增。今天英国以中国加税为借口，出而抗议，未免不合情理。同时，答应对其它国家输入鸦片严格进行限制。然后说，中国禁种、禁吸已有很大进展，土药已禁七成，请英国派员调查。英国公使遂向清廷索取"已禁七成"的证据，外务部将各省报告禁种、禁吸鸦片清单展示，强调说，只禁内而不禁外，难以彻底禁断鸦片流毒，要求英方配合，缩短输入鸦片期限。英国派往中国各省的代表，经过周历各地，实地查勘，确认中国禁种成效卓著，最后才答应续订禁烟办法。经过几个月的外交谈判，中英双方于1911年5月8日在北京签订了新的《中英禁烟条件》。"条件"的序文承认："中国于减种一事立意诚笃，且成效卓著。"这项条件共有10条，前8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自1911年元月1日起，七年之内中国每年减种，当以英国按照此条件及附件所载每年减运之数为比例，至1917年全行禁尽。

　　第二条，现在中国政府对于土药已定严行禁种、禁运、禁吸之宗旨，英国政府深表同情，且愿赞助其实行。赞助之法，英国政府允如不到七年能有确实凭据，凡土药概行绝种，则印度出口运华之烟亦同时停止。

　　第三条，无论何省土药已经绝种，他省土药亦禁运入，显有确据，则印药即亦不准进入该省。惟言明广州、上海二口应为最后之结束，务须俟中国政府尽行以上办法，始可将该口禁止印药入口。

　　第四条，在此条件年限内，英国政府得派一员或数员会同中国政府所派之员，随时就地考查减种情形。其于此事所定减种之多少应两认可。在此条件限内当给与英员一员或数员一切利便，俾凡商口岸以外所有限制烟土及征税事宜，彼可调查报告。

　　第五条，按照1907年所订办法，英国政府应允中国派员赴印查视售卖印药。惟言明该员不得干预。今英国政府又应允所派之员可查视印药装箱，惟仍不得干预。

　　第六条，中国政府应允所有中国出产土药征收划一之税，英国政府允将现在税厘并征之额每百斤箱加至三百五十两，该项所加之税与中国政府加征于土药上比例相同之数，同时起征。

　　第七条，此项条件准行后，起征新定税厘并征时，中国应将各省宪所有在广东等省近准行于印药大宗贸易之各项限制及征收各他项税捐立即消除。

　　第八条，英国政府实为襄助中国禁烟起见，允自1911年起，凡出口之烟印度政府于每箱烟土报明运赴中国，或在中国销售者，发给出口准单，按箱编列号数。1911年内所发该项准单不得过30600张，后六年内计至1917年止，每年递减5100张。凡印药出口时报明运赴中国或在中国销售者，于起运之前将该项单钞交中国所派之员，转呈中国政府或转交中国海关员。英国政府应允每箱印药凡领有该准单者由印度政府所派之员粘贴印花，若中国所派之员欲在场查视，当照所请办理。中国政府应允，如此粘贴印花之印药箱只领有出口准单者，如印花并未破坏，乃准其运入中国各口，毫无留难。"

　　这个禁烟条件，就英国政府来说，虽然又作了一些让步，如第二条答应随土药生产的提前结束而停止输入印度鸦片，而并没有根本改变其向中国继续强行输入毒品的立场。就清政府来说，在鸦片谈判桌上有所收获，使英国继续履行条约义务，承诺在条件具备时停止鸦片贸易。但仍把自己的禁烟行政置于英国派员监督之下，不能有效禁绝中国的罂粟种植，也就不能行之有效地制止外国鸦片入口。至于将每担鸦片进口的税厘由原来的110两提高到350两，也是一个收获，而与暴涨的鸦片价格相比，又算不了什么。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补充。

　　清廷对这个禁烟条件表示满意。外务部的奏折说："方今举国臣民禁烟之举异常踊跃，提倡速禁，吁请废约者禀电纷呈，舆情固出于热诚，而权衡彼我之间办法，未便过于操切，自当求其有济。约既将十年递减之定限参以活期，后又有分省禁断之便宜，无虞牵掣。不可谓非友邦之竭诚相助，只视在我能否迅赴时机。"上谕对此也表示满意，要求各地禁种、禁吸、禁运、禁售一齐办理，"庶几克慰国民愿望之同情，无负友邦赞成之美意!"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一个仰人鼻息的奴才政权，已经忘记禁烟是一项内政，是自己的主权，根本无须看洋人的眼色。这个"条件"签署之后，根据可以分省禁运的条款，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四川等省以其禁烟成效明显，经过英国派人核查，表示同意，最早实施了禁运一切土药和洋药的步骤。至于粘贴印花，检查入口数量和提高洋药入口税厘并征每担350两，也于1911年5月8日开始生效。同时，土药税厘的征收每担也提高到230两。中国政府于7月25日下令停止了广东等省对洋药加征和限制的地方性措施。很快，革命风暴便形成了，这个即将倾覆的政权，除了向荷兰海牙城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国际禁烟大会之外，它的禁烟活动便因集中镇压革命而停止，在中国扫除烟毒，履行中英禁烟条件的任务，只能交给新的政权来完成。

　　清末禁烟运动获得显著成效的基本原因有三：其一，清除鸦片烟毒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禁烟章程颁布后，首先得到社会舆论界的响应。如《中外日报》称鸦片之毒为振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振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一举。《云南杂志》认为，"中国存亡之关系，即以能否驱除阿片之问题为解决"；"扫除世界之瘴烟，吸收文明之清气，柔脆萎靡之病夫，变为雄武伟大之国民，此四万万人所鼓掌而欢迎者"(!)。各城市的市民纷纷组织禁烟会、去毒会和各种拒毒会。一些开明人士到各地发表演说，宣传鸦片危害，解说禁烟的伟大意义。一些青年学生更以新的方式走到街头向民众宣传，这给禁烟运动带来了生气。1910年，随着国内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情绪日渐高昂，反对鸦片贸易，要求尽快消除鸦片烟毒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人们对清政府把禁烟期限定为10年强烈不满，希望缩限禁绝，强烈抗议英国政府尽力延长鸦片贸易的侵略政策。有位外国人这样描写上海的群众禁烟活动说："最早禁止罂粟的法令颁布于1906年9月，接着是官员、绅士，最后是并非微不足道的新近出现的学生们，都积极地进行了活动。上述这些人对于努力促使舆论赞成帝国法令的劲头极大。"人民群众在禁烟运动中焕发出来的极大爱国热情，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民主参与精神。在这次禁烟运动中，只有个别靠贩卖和种植鸦片获取暴利的人略有反抗。一般种植者和贩运者，对于已往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遵守禁令。那些已经染上毒瘾的人往往最为痛悔，大多数人表示要与这种不良习惯一刀两断，甚至有人为戒断烟瘾，宁可丢掉性命。至于极个别地方发生的抗拔烟苗事件，主要是地方官吏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办理不善造成的，并不是民众不愿禁烟。

　　其二，清朝各级政府重视禁烟并制定了比较完整的禁烟章程。清廷在决定禁烟初期一度信-1、5"不足。禁烟令下达后，各省督抚由于禁烟尚未取得英国同意，对于能否成功表示怀疑，多数持观望态度，除下令关闭城镇的鸦片烟馆之外，很少采取其它积极行动。1908年3月，中英禁烟条约的签订解除了清廷对英国的疑虑和恐惧。英国声明前三年为试验期后，为了在限期内取得实在成绩，清廷不得不对禁烟行政高度重视，颁布了一系列严厉诏令，制定了一整套禁烟章程。为便于检查和执行，颁布了《稽核禁烟章程》；为督促各级官吏恪尽职守努力禁烟，颁布了《禁烟议叙议处章程》；为清除官吏吸食鸦片的恶习，专门制订了《禁烟查验章程》和《续禁烟查验章程》，并派员专门负责查验高级官员的毒瘾；将睿亲王、庄亲王等王公大臣开缺，以示惩罚；为表示禁烟的诚意，公开表示不惜丢掉巨额鸦片税厘。这种措施和决心收到了相当效果。到1910年，京师经查验陈明戒断鸦片烟瘾的官员有3229人，各省戒断的官员有5399人，有27人因继续吸食被参革，因戒吸而病故的官员有136人。清廷的这种认真态度与光绪初年的阳奉阴违的禁烟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光绪初年，清廷决策人物对是否禁烟拿不定主意，尽管在部分大臣的要求下，重申了以前禁种罂粟的禁令，并下令推广山西的禁烟章程，但并没有决心和诚意，既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禁烟章程，也不督促各省督抚禁烟，实际是倾向李鸿章等人的主张，想以种植罂粟抵制外来鸦片，因此光绪初年的禁烟运动都是在局部进行，其它地区很少配合行动，自然失败。就各省地方官来说，除了河南、贵州和陕西等省的巡抚初期不够认真，办事拖沓外，其它各省督抚于禁烟一事，态度都比较积极认真。特别是中英禁烟条约签订后，山东、直隶、山西、云南、四川等省的督抚对于禁烟更加雷厉风行，成效十分明显。这与光绪初年各省督抚的禁烟态度形成了对比。光绪初年，除了西北三省督抚对于禁种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外，其它大多数省区都采取观望态度，几乎没有实际行动，西北各省禁种取得暂时成绩自然难以保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观察到，清末禁烟，各级政府极为认真办理，"非如曩Et之泄沓也"。

　　其三，有利于禁烟的国际环境。20世纪初年，鸦片烟毒对于人体的毒害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公认。鸦片烟毒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严重泛滥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各国舆论一致谴责这种不道德的毒品贸易，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鸦片流毒向其它地方蔓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国际压力。英国因继续维持这种不道德的贸易，处境十分难堪。由于在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中国遭受鸦片毒害的情况不断介绍给英国人民，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于政府的鸦片政策不满。鸦片问题在议院引起激烈辩论。英国政府面对日益增加的反对意见，不能不对以往的鸦片政策有所改变。英国政府以及鸦片利益集团惮于国际舆论压力，对于中国的禁烟行动不便横加阻挠，禁烟运动得以较为顺利地进行。

第七章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与功令的废弛(1912--1927年)

　　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设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余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务以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紧要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绝售卖，势难停种，故必须将买卖鸦片悬为禁令，然后禁种始能收效。兹因与贵国订有条约，碍难照行。余今敢请贵国于吾新定国基之初，更施无上之仁惠，停此不德之贸易。

　　--孙中山《为禁绝售卖鸦片致伦敦各报书》

　　1911年10月武昌新军起义，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政治上全国处于大动荡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需要重新加以确定，各种政治集团的利害关系需要重新调节。维持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在垂死挣扎，刚刚崛起的政治势力希望在决斗场上成为胜利者，其他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或者予以满腔热情的支持，或者处以旁观的态度，此伏彼起的政治事件和热潮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前清尚未解决的鸦片问题一度被淡化，不仅是清政府的禁烟令暂时无法推行，而且由于鸦片价格奇贵，每箱涨至1300--1900两，为获取暴利，一些人乘社会秩序大乱，开始重新种植罂粟。尚未禁绝种植的省区的罂粟面积迅速恢复和扩大，云南、贵州、浙江、江苏的烟苗又连阡累陌。江西、广西、湖南和河南等省放松了对罂粟的查拔。山西、四川、直隶、山东和东三省这些已禁绝的省区的毒卉又重新孽生。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的鸦片烟馆犹如雨后的毒菌一样，一齐冒出地面，一度收敛的鸦片势力在中国重新开始活动。

　　然而，禁烟拒毒毕竟是人民的事业，它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势必重新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视。鸦片作为旧社会的陈污积垢，恶习陋俗，是一切社会腐败的象征，不可能不被新的政权作为扫荡、清除的目标。鸦片又是中国人被奴役的象征，任何爱国力量都不会忘记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和沉重灾难。内战的硝烟一旦散去，人们必然把目光集中投向鸦片。加之前清封建专制政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生的政权如不切实禁烟，功败垂成，势必被目为民族罪人，腾笑全球，无以为国。另外，由于禁烟问题载于条约，引起世界各国重视，作为尚未解决的国际问题，掌握中国政权的政治集团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就是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展开的，并取得了暂时的不彻底的胜利。

　　一、民国初年的禁烟法令与法规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中华民国I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在宣言中，他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尽管在国际国内反动势力压迫之下，处境十分困难，仍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法令，以巩固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基础，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由于鸦片问题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存亡与国际地位荣辱，在政务、军务倥偬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下令继续推行前清发动的禁烟运动，借以达到"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3月2日，临时大总统的禁烟令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而嗜者不察，本总统实甚惑之。自满清末年，渐知其病，种植有禁，公膏有征，亦欲铲除旧污，自盖前蛊。在下各善社复为宣扬倡导，匡引不逮，故能成效渐彰，黑籍衰减。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祓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举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这道命令，承认清末禁烟"成效渐彰，黑籍衰减"；认为鸦片流毒事关"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为彻底扫除鸦片烟毒，他建议剥夺吸毒者的一切公权，希望造成一种人人对鸦片宣战的局面。

　　3月6日，孙中山又向内务部发出指令，说鸦片流毒中国近百年，为祸之烈，小足以破业殒身，大足以亡国灭种。革命之后，深恐污俗重染，要求内务部迅速整理前清有关禁烟的法律条例，"其可旋行者，即转咨各都督，通饬所属仍旧厉行，勿任废弛。其有应加改良及未尽事宜，并著该部悉心筹划，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务使百年病根一旦祓除"。这表明孙中山对于禁烟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前清的禁烟法令，一方面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其目的自然是尽快杜绝鸦片烟毒。内务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推荐石瑛为禁烟所总理，美国人丁义华(Thwin9，Edward Waite)为禁烟顾问，并报临时大总统批准。3月14日，内务部向支持临时革命政府的各省都督转发了总统的命令，并说明此后有关禁烟事件，请与石瑛等直接联系。

　　彻底禁止鸦片烟毒，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临时政府禁烟令公布后，人们纷纷上书，提出各种各样的禁烟建议。有的认为："扫除烟毒必先禁民间私种。"有的呼吁，收回"禁烟主权"，排除一切外国干扰；有的强调，"共和国民首重人格，若鸦片未绝，于政治、教育皆成污点"，建议加强教育。例如，上海基督教五公会联合致电孙中山说，鸦片流毒，其害甚于专制；鸦片一日不除，民国一日不得真自由。所以恳请大总统速请英国归还中国"自由禁烟主权"。由此可以想见，社会各阶层在革命发生之后，对于禁烟的热情更加高昂。

　　不久，因南北议和，孙中山为促使清王朝的垮台，辞让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表现了高尚的政治情操。他辞去大总统职位后，继续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奔波，时常耿耿于禁烟问题的彻底解决，认为必须收回中国自由禁烟主权，方能彻底禁止鸦片烟毒。为此，他于5月4日向英国国民发出了公开信，呼吁英国人民给予支持。孙中山先生说："鸦片于中国，乃数十年来一大害也。其流毒之祸，诸兵战、瘟疫、饥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者。方今共和成立，敝国人民无不热心赓续禁烟，急望其速底于成。鄙人解任之后，亦时常耿耿于禁烟问题，而反复深思之，知禁烟之第一要者，固在全国禁种，然如不于禁种之时，同时禁卖，则禁种之令，极难施行。盖今日烟价倍增，倘复容人售卖，蚩蚩之农必嗜利种烟。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时局之多难，不禁卖而禁种，甚非易易，故必禁卖、禁运，然后禁种一事始可望其实行也。奈昨年中英订立鸦片新约(即《中英禁烟条件》--笔者注)，与禁卖禁运大有妨碍，使我国禁烟一政，陷于进退维谷荆天棘地之中，谅非贵国仁人志士之初心也。曩者，贵国仁人志士，协助敝国禁烟，感激之忱，久已铭诸肺腑。今复掬我仁慈心、公义心，恳求贵国人士，于我国更新之始，还我自由禁烟主权，俾吾人能铲除此至酷至烈之毒物，而出我人民于孽海焉。余确信我国如有权以禁卖，其禁种一事，定能速具成功。故不惮代四百兆同胞向大英国国民，作此呼吁之求也。"

　　与此同时，孙中山为禁绝鸦片贸易事，又致书伦敦各报社，呼吁给予中国禁烟运动以必要的舆论支持。他说："余切愿以人道与真(忠)正之名义，恳贵国允此要求，俾吾人得于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此害人毒品，并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在此，孙中山显然认为，只有收回中国自由禁烟主权，才能迅速扫除鸦片流毒。而鸦片问题是一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的一大顽症，根除鸦片烟毒，并不如此简单。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大员中主张禁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05年，他曾上奏禁烟，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这项建议被搁置。1906年，清廷自上而下发动禁烟运动时，得到袁世凯的响应和支持。1907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直接负责外交谈判。1912年，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之后，在前清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进展情况下，在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表示继续执行严禁鸦片政策的推动下，他也曾下令禁烟，并采用强制措施，初步完成了禁种罂粟任务。民国初年的禁烟获得成功，固然由于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时也与袁世凯主张严禁毒品有关。袁世凯虽然提前死去，他的禁烟政策还有惯性的作用。同时，由于他的军阀统治，养成了一批军阀、政客，致使中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苦难深渊。为筹集内战军饷，各地军阀竞相放纵鸦片种植，鸦片流毒再度泛滥。这种祸害虽然袁世凯不负直接责任，但也难逃养痈贻患之咎。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之前，所有从前施行的法律，除与民国国体相抵触各条无效外，其余仍可暂行援用，这在事实上已承认清末禁烟法令继续有效。5月，迁移到北京的参议院提议实行禁烟法，以是年年底为全国禁绝罂粟种植的最后期限。6月11日，为禁种鸦片，袁世凯发布命令，说："禁烟为除害救民之要政，前经特令内外各长官将从前办法继续进行。乃闻各省自上年军兴以来禁令废弛，无知愚民往往贪图近利，偷种烟苗，若不痛予划除，则毒卉复萌，何以导新机而除旧染，应责成各省都督，无论已报禁绝省分，一律剀切晓谕，如再有私种鸦片情事，即严饬分别犁拔。凡我国民尤宜互相惩戒，毋得干犯禁网，致贻后侮。此令。"10月28日，因各省社会秩序有所稳定，且值罂粟播种时期，袁世凯再次申令民政机关，指出：鸦片之害巨大，损人神志，害人生命，耗人财产，夺人良田，设遇灾荒，饿殍遍地，而且招致亡国灭种之祸，长此下去，"外召讥议，内长贫弱。此害不去，国何由振"。通令晓谕全体国民，力除痼习，吸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者不准再种，违者一律治罪。官员故意放纵，按其情节轻重，严惩不贷。12月，因有人向内务部举报，各地发现大片罂粟，不仅未禁绝的省区依旧广泛种植，而在已经宣布禁绝的省区也发现大片烟苗，诸如直隶的宁津、山东的德州都有这类情况发生。为此，袁世凯再次训令各省行政长官恪遵前令，按月将禁种情况报告内政部和外务部，以便考核和交涉。此后，又发布了一道道禁令。大致说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是主张禁烟的。他希望在中英十年约期内制止鸦片流毒，并为此制订和颁布了一套禁烟条例和法规。北洋政府的禁烟活动，受了南京临时政府禁毒政策的影响，也继承了清朝的一整套禁烟法令和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虽下令全国继续禁烟，但没有来得及制订和颁布具体的法规。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所有从前施行的法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之各条外，可以暂时援用。所以，民国初年关于鸦片的治罪便以1911年颁行的《新刑律》为准。除《新刑律》外，还临时制订和颁布了一些补充规定，大致情况如下。

　　《新刑律》中的鸦片治罪条例。《新刑律》是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编成。当时因受旧刑律专家的攻击，未能顺利颁行。1911年，经过修改，由资政院议决，拟于1912年公布施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下令施行。其中第二十章为鸦片烟治罪条例，从第248条到第257条，共有10条。治罪方案以传播恶习、引诱良家子弟堕落为重，个人吸食治罪较轻。如规定，贩卖和制造鸦片、鸦片烟具，以及收藏鸦片烟者，处3等一5等有期徒刑，并科500元以下罚金；对于官吏纵容外国商人贩运鸦片或鸦片烟具，处以2等或3等有期徒刑，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开设鸦片烟馆及私种罂粟者均处4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科300元以下罚金；而对于吸食鸦片者则处以5等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犯有以上各条之罪者，褫夺其公权。如系官员，免其现职。以上各条规定，较之清末禁烟初期的治罪条例都有明显加重。如清末禁烟条例对于吸食者仅处以20一500元的罚款，没有徒刑治罪。《新刑律》除规定较重罚款外，还要处5等有期徒刑。再如，对于官吏纵容包庇罪的惩处方案，已接近极刑。另外，以上治罪方案中还加入了剥夺公权(即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考试、出任公职等)的特别规定，从而具有了更强的社会道德约束力。不过，总的说来，《新刑律》的鸦片治罪方案较之道光十九年(1839)的治罪办法，是比较轻的。而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惩罚有多重，在于认真执行。道光时期对鸦片罪的惩罚不可谓不重，但并没有制止住鸦片烟毒的泛滥。清末治罪条例不算太重，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下令援用《大清新刑律》，改名为《暂行新刑律》，颁行了《暂行新刑律施行细则》。

　　在中国法制化的过程中，强调法律的周密与合理是必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严格执行。

　　参议院提议实行的禁烟法案。参议院北迁之后，于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5月，参议员周珏、曾有翼、杨策、刘彦、赵世珏、谷钟秀、曾有澜、彭占元、陈时夏、殷汝骊、王家襄、彭允彝、李肇甫等13人提议实施禁烟法，经过数次讨论，确定了法案。这一禁烟法案共分4章15条。第1章为总则，提议以1912年12月31日为全国禁绝罂粟种植的日期，后来改为1913年6月30日；第2章禁种，要求在本法公布后一月内，各省禁烟局、禁烟分局应派员调查私种及查拔罂粟情况；第3章禁卖，要求各鸦片烟土膏店按月递减，届期一律关闭，剩余鸦片烟土一律缴禁烟局，统一销毁，违者治罪；第4章禁吸，要求换发新执照，届期一律禁吸，违者治罪。违犯上述规定者，均按《新刑律》有关规定治罪(!)。

　　关于禁止吸食鸦片的特别规定。除了刑法中所定禁吸鸦片条例外，在民国初年的法案中，还有一些特别规定。主要是立法剥夺吸食毒品者的公民权。参议院法第5条，明确规定，鸦片吸食者不得为参议员。众议院选举法亦规定，鸦片吸食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立法都剥夺了鸦片吸食者的公民资格。

　　关于禁售鸦片的补充规定。除了刑律中对于鸦片售卖的规定外，1913年内政部因戒烟丸药中常常掺入鸦片，补充规定禁止。1914年，对于罂粟种籽的贩运和销售也予以明文禁止规定，以防罂粟面积扩大。违者处以5等有期徒刑，或200元以下罚金。

　　关于吗啡治罪条例。清末曾经制订查禁吗啡章程。当时对于违法贩卖吗啡者只是规定比照鸦片条例治罪，没有针对性规定。1914年4月，专门制订了《吗啡治罪条例》20条。规定制造、贩卖吗啡分别情形处以3等至5等有期徒刑，并科500元以下罚金；制造专供施打吗啡器具者，处以4等以下有期徒刑；施打吗啡者处以4等以下有期徒刑；巡警和海关关员纵容包庇贩运吗啡者，分别情节轻重，处以3等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规定高根、海洛因等毒品亦适应本条例规定。

　　关于禁种罂粟的补充规定。1914年5月5日，又颁布《禁种罂粟条例》，共有11条。主要是补充规定各级官员查禁种植罂粟的责任。规定，查禁罂粟种植由各省民政长官与县知事负责。县知事若发现境内有罂粟种植，必须立即强行铲除，如遇聚众抵抗，可以向民政长官请调军队弹压。各民政长官应随时派员到各地查访，按月册报。如果查禁种植不力，一经发觉，分别予以相应惩处。这一条例明确了查禁种植的职责，对于各级地方长官禁烟起了一定督责作用。

　　关于禁烟奖惩条例。1912年5月，广东都督胡汉民致电袁世凯，请求奖励查获烟案人员。此后，又有许多人提出这一要求。于是，在1914年5月制订了《烟案罚金充赏办法》，共有5条，规定：查获烟案的罚金中，20元以下者，以60％充赏；50元以下者，以50％充赏；500元以下者，以40％充赏；1000元以下者，以30％充赏。1914年9月，司法部又定《拿获吗啡充赏办法》，后来又制定查获罂粟种籽的奖赏办法。这些奖励办法，可以调动查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减少放纵鸦片贩运、吸食、生产的机会，对于督促各级官员恪尽职守起了一定作用。

　　鸦片烟毒案件的审判机关与权力。清朝禁烟由地方官负责，行政与司法合一。民国成立之后，行政与司法分立，审判鸦片烟毒案件应当归于司法机关。当时司法机关刚刚分立，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权力，案件不能及时处理。1913年3月，通令各级审检厅与县知事，督查司法审判程序与效率。司法机关不仅没有因此提高效率，反而权力进一步削弱，鸦片烟毒案件的处治实际上仍由各县知事及民政长官包办。

　　以上各种禁烟条例的颁布，对于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起了不同的作用。总的来说，使禁烟活动有法可依，权责明确，奖惩有据，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禁烟法律条例的颁布，参议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与袁世凯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二、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成立与活动

　　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运动的主要动力，全国各地不仅自发地组织了许许多多的禁烟团体，而且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aNT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组织。最早的联合性禁烟团体可能是中国国民禁烟会。它成立于1910年冬季(宣统二年十月)，会址设在北京，会员多系咨政院议员、绅商和学界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活动方案是：联合各省、府、厅、州、县的自治团体，广泛设立禁烟分会，联络英国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士，在中国举行五十年国耻纪念(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到1910年)，敦促英国缩短禁烟年限，尽快停止鸦片贸易。这个禁烟会的主要组织者是美国万国改良会的传教士丁义华。1912年3月27日，18个政治团体的代表在上海中国青年会召开会议，重点讨论鸦片问题。会议由传教士丁义华主持，各个团体的代表相继发言，一致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严禁国内的鸦片，"公拟以到会代表各团之名义上袁总统、唐内阁劝其向英人收回禁烟主权"；"又公拟成立恢复禁烟会，由到会各团体各委一人为该会之进行委办"。"以修改中英烟约，实行恢复禁烟主权为宗旨"。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禁烟运动的继续开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1913年3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各省均派代表参加，研究合作禁止鸦片问题。会议由石瑛主持，聘请丁义华为顾问。会议决定，全国禁烟机关统一定名为禁烟局，以1913年6月30日为全国最后禁绝种植日期；会议要求司法部专设鸦片烟犯法庭，办理各种毒品案件。会议由丁义华提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英国，要求英国政府无条件永远停止鸦片贸易，废除《中英禁烟条件》，归还中国自由禁烟主权。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事宜，选举石瑛为会长，处理该会日常事务。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国禁烟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这个联合会明显带有半官方性质，而在禁烟问题上基本能够反映公众的意见。它经常批评当局的禁烟政策与措施，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还在舆论上积极宣传鼓动，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例如，1915年5月23日，在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提议下，上海地方检察厅为表示中国彻底禁毒的决心，将以往没收的烟土、烟膏和烟具当众焚烧，以扩大禁烟拒毒的声势和影响。这次火烧鸦片的起因是，英国一位无名女士为了声援中国禁烟，曾寄给禁烟联合会15英镑，请求该联合会为其代购一些鸦片，用火烧掉，以表示对中国禁烟事业的真诚支持和声援。全国禁烟联合会接到这笔捐款，非常感动，借此机会倡议焚烧破获的鸦片，以推动禁烟运动的开展。又如，1915年，禁烟特派员蔡乃煌受袁世凯委托，准备将上海无法卖出的外国鸦片全部高价收卖，准备分销江苏、江西、广东时，消息传开，禁烟联合会立即致电表示公开反对，引起全国注目的"存土"事件。所有这些活动，表明禁烟联合会在禁烟运动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除了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活动外，各省区内成立的禁烟拒毒组织也出现了联合统一的趋势。例如，成立于1915年的福建去毒社，在全省各县都有自己的会员进行活动，对于当年福建完成禁种任务，发挥了很大作用。去毒会员不要薪金，积极参与禁毒活动，显示了人民群众反对毒品的觉悟。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对当局的禁烟措施加以评论，把各级官吏禁烟活动相对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三、海牙国际禁烟会议

　　上海国际禁毒会议(1909年2月召开)之后，美国政府希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制止鸦片贸易相当关心，它希望召开一次正式的国际禁烟大会，签订一项正式的禁烟协议，制止毒品对人类的危害。美国外交机关在1909年就展开积极的活动，照会世界各大国，提议于1910年9月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一次国际禁烟大会。照会发出之后，各国态度不一，荷兰政府较为热心，愿意作为东道主促成禁烟大会的召开。经过长期的外交交涉，才拟定于1911年12月1日举行。

　　清政府最初打算派驻英公使刘玉麟出席大会，后来又改派驻德公使梁诚为代表团团长。清廷的敕谕说："朕维鸦片为害最深，各国均极注意，此次和京(即荷兰首都--笔者注)开设万国禁烟公会，正宜借此研究办法，广为取咨。今命尔前往赴会，给予全权，应即悉心讨论，将应议条件详筹妥酌，期臻完善，并随时报告外务部核准定议。尔其殚竭智虑，敬谨将事，毋负委任。特谕!"敕谕如此简单，外务部亦无明确训令，梁诚对于自己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应干什么事，达到什么目的，恐怕都不甚清楚。何况，国内革命风暴已经掀起，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作为一个本已衰败而行将垮台的政府代表，梁诚不可能在这一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起大的作用。

　　第一次海牙国际禁烟会议于1911年12月1日正式召开，结束于1912年元月23日，历时54天。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德国、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俄国和暹罗等12个国家的代表。这次大会对鸦片以及鸦片质料和其它毒品进行了科学定义，重点讨论了如何限制、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方法，最后草签了一项《禁烟公约》。该公约共6章25条，有关中国禁烟问题共有5条，载于第4章中，现将这一部分摘录如下：

　　"第十五条，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会同中(国)政府设立必需之办法，以阻止在中国地方及各国之远东殖民地、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并本约第十四条所指各物私运进口。一方由中(国)政府设立相同之办法以禁止将鸦片及以上所指各物从中国私行运往各国殖民地、租借地。第十六条，中(国)政府应订颁制药律以施诸本国人民，将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并本约第十四条所指各物之售卖散布一概取缔，并将此项制药律通知与中国有条约之各政府，由驻京公使转达。凡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研究此项制药律，如以为可允，即设立必须之办法，使此律实行于在中国之各该国人民。第十七条，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从事于采用必需之办法，以限制及检查在中国之各国租借地、殖民地及租界内吸食鸦片之习，并与中(国)政府同时进行，以禁绝现在尚有之烟馆及与烟馆相类之所，其公众娱乐所及娼寮内，亦禁止吸食鸦片。第十八条，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设立切实办法与中(国)政府所设办法同时进行，务令在中国之各国租借地、殖民地及租界内现在尚有之售卖生熟鸦片烟店逐渐减少，并采用有效力之办法，以限制及检查租借地、殖民地及租界内之零碎鸦片营业，其已有办法以规定本条所指之事项者不在此例。第十九条，缔约各国在中国设有邮政局者，应采用有效力之办法，以禁止各该邮政局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并本约第十四条所指各物，作为邮便包件违禁运入中国，并不得由中国此埠向彼埠违禁转运。"

　　上述5条，既规定各国不能任意向中国贩运和走私鸦片、吗啡和高根之类的毒品，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应当承担的义务。应当说，这些条款在当时是有利于中国开展禁毒工作的，是对中国禁毒运动的一种声援和支持。此外，《海牙禁烟公约》还规定：缔约各国应颁布有效力的法律和章程，以检查和制止鸦片的生产和扩散，设法阻止生熟鸦片的出口和输入，设法禁止鸦片、吗啡、高根的制造、贩卖和吸食。最后，规定未参加会议的国家，如愿意缔约签字，也可申请加入公约国。总的来说，《海牙禁烟公约》在制止鸦片、吗啡、高根等毒品的生产、制造、贩运和服用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是世界反对毒品贸易的重要文件，此后国际间禁毒方案大都以《海牙禁烟公约》为依据，或加以修订而已。

　　《海牙禁烟公约》虽由12个国家代表草签，未经本国政府批准不能生效，所以会议决定由东道主荷兰政府负责商请缔约国政府批准，同时负责征询未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是否愿意成为缔约国。会议之后，荷兰政府即照会各国，争取早日正式缔结公约。经过一年多的照会往来，多数与会国原则上同意正式签约。1913年6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国际禁烟会议，到会的代表除了原来草签公约的12国之外，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共有34国。会议结束时，签订了一项议定书，除了英、德两国之外，其余32个国家代表表示承认《海牙禁烟公约》的原则和精神。

　　由于一些国家没有签字，禁止毒品贸易又涉及到各国的法律规定等问题，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补充规定，才能完全生效。为此，美国与荷兰两国代表又提议召开第三次海牙禁烟会议。1914年7月，除了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两国外，其余国家的代表又集合于海牙城，研究国际间相互合作制止毒品贩运问题，最后达成了一项合作禁止毒品协议，拟定于1914年12月31日开始履行《海牙禁烟公约》与相互合作协议。而合作协议规定，必须由各国政府批准，才能生效。

　　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国家相继卷入大战，无暇顾及毒品问题。到当年12月31日为止，荷兰政．府仅仅收到中国和美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文本。第三次海牙禁烟会议所产生的协议规定："如至1914年12月31日，各国未能全权批准，已批准之国如愿开始实行，可向荷兰外部声明，由荷兰外部备一文件在凭。"按照这一规定，中国代表唐在复与美国驻荷兰公使亨利·迭克博士于1915年2月11日前往荷兰外务部，中、荷、美三国同时签订了禁烟公约和协议。在签字后，亨利·迭克发表演说，对三国签字禁烟和中国的禁烟运动表示称赞。他说："今日欧洲强国几尽投入战争漩涡之中，磨刀霍霍，无不以杀人为能事，而荷兰一角土尚有三国代表不忘鸦片之流毒，兢兢以扫除厥凶为志，相率为此禁烟之约章，正式签字，此诚可喜也!万国禁烟会之本旨，即欲停止各国不道德之鸦片营业，免为民害。数世纪来受鸦片之毒最烈者，厥惟中国。而今也，毅然决然于短促之时间内扫除而廓清之，其'政府虽受重大损失亦非所恤，而国家虽经易代，其宗旨亦到底不变，与美国政府互相提携以灭此朝食为志，除恶务尽，中国有焉!"是的，当欧洲各国相继卷入战争，相互厮杀殴斗之时，中国政府较少受到列强的干扰和阻挠，努力开展禁烟运动，为廓清百余年来的污秽积毒做了一定努力，这是在中国人民的催促和监督之下进行的，成绩应当归于人民。

　　总而言之，三次海牙国际会议的连续召开，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代表一致表示禁烟禁毒，对中国人民的禁烟运动是一种鼓舞，对中国政府是一种鞭策和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国内禁烟空气顿形紧张，除由大总统一再通令京外各行政长官对于禁种、禁运、禁吸三端严切执行外，同时复令海关按照条约切实检查印药入口"④。所以，我们对三次海牙禁烟大会的召开，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四、民国初年的禁烟措施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借鉴了清末禁烟的经验和教训，又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措施，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禁种罂粟的任务，较有时代特点。现将这一时期的禁烟措施和特点胪举如下：

　　首先，大力发挥报刊的鼓动宣传作用和舆论监督作用。不仅努力在国内热情宣传鼓动，而且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孙中山于1912年5月4日向英国人民和伦敦各报社发出公开信，要求给予支持和声援，即为一例。在国内，北洋政府"令教育部以鸦片戕贼人类理由，编入教科书，垂诫社会"，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各省当局也比较重视宣传工作，大量刊印告示，广为散发，痛斥鸦片罪行，说明禁烟戒毒的好处。有的省份所印禁烟告示之多，可以达到每十户及不满十户者均发一张，"以供人人传览"。有的地方当局组织艺人编导禁烟戏曲，四出演唱。例如，上海著名演员孟春帆专门排演了一出名为《枪毙烟贩》的新戏。有的地方当局发动绅士和学生上街演讲。在宣传鼓动禁烟方面，报刊发挥了尤为积极的作用。各大报刊不仅经常刊登有关禁烟的消息、诗歌、杂文，劝世讽喻，而且敢于揭露官场假借禁烟之名，而行敲诈之实的一幕幕丑剧，使之不法行为有所收敛，起了一定监督作用。这些不同形式的宣传，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威。宣传形式的多样化与民国初年人们日渐高涨的政治情绪有关。

　　其次，设立禁烟督察处，专门负责禁烟督察事宜。清末禁烟主要由禁烟大臣、各省督抚及其地方长官负责。禁烟大臣与各地戒烟所负责查验官员的毒瘾和禁吸事宜，没有督察责任。民国成立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设立禁烟公所，委任石瑛为总理，要求各省、县设禁烟局、处、所。其职责是协助地方行政长官推行禁政，兼有督察任务。这个机关的设立在推行禁烟方面起过一定作用，而督察作用不能发挥。1914年3月21日，为督促各级官员认真执行禁令，特设禁烟督察处，附属于内政部警政司。这个机关由朱启钤任处长，下设评议员、审查员、调查员和事务员。评议员全面筹划本处工作，审查员负责本处考核工作，调查员无定额，主要负责调查各省禁烟进展情况，事务员负责文牍事项。由于禁烟督察处主要是秘密查访禁烟情况和违禁事项，具有特务性质。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禁烟行政便置于中央监控之下，各地官吏不得不认真履行其禁烟职责。例如，湖北设禁烟专科，主管全省稽察事务，选派20余名调查员分别到69县实地踏勘罂粟种植情况，督促各县知事切实推行禁政。又如，浙江禁烟局调查员每日挨户查验种植、吸食与贩运情况，不徇私情，如实上报，各级官员莫不悚然。禁烟督察处的设立，在民初的禁烟运动中起了重要督责作用。而清末民政部派出的调查员，只察看各地禁种情况，无权干涉违禁案件和对地方官实行监控。民国初年禁烟督察处权力增强，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这种类似特务机关的组织方法一再被滥用。

　　其三，敢于查缉洋药贩运活动。辛亥革命后，湖北处于革命党人的控制下，民族主义情绪相当高昂，对外国鸦片的贩运活动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1912年12月19日，一位中国鸦片商雇民船一只，装载大木箱26只，在襄河行驶，湖北都督府调查科员发现其行迹可疑，以为是偷运军火，报请水陆警上船搜查，结果发现装载的全是洋药每箱五六十斤不等，没有公栈印花，当即押解都督府审讯，该鸦片贩子供称，这批鸦片系汉口胡元兴士行所有，因禁烟严厉，积货难销，拟运往内河各城镇推销。按照有关规定，鸦片数量与印花票据一致才能放行。这批鸦片已无公栈印花，自然属于走私品。湖北都督府当即命令将其焚毁。内务司派人将这26箱鸦片抬到黄鹤楼附近的梁昭明太子墓前，浇上食盐，洒上煤油，点火燃烧后，将灰撒入江中。这是对那些惯于以洋人为护符的毒品贩子的严正警告。同年9月，在安庆也查获一起洋药走私案。一位中国鸦片

　　商贩运洋药，检查时，没有货单，鸦片被收缴。皖督以其货单两离，判为私贩，将这批鸦片销毁。不料陡起风波，英国驻上海领事出来干涉，调动军舰示威恐吓。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是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皖督照价赔偿，声称："浙、皖、赣、湘各省严令禁烟，不但违背约章，且致英商销路窒滞，赔累甚巨，请中国政府妥筹办法"，放宽对洋药贩运的查禁。对于这种无理要求，中国外交部根据皖督柏文蔚的意见，据理驳复，略谓此事纯属中国内政，查禁无货单的鸦片，符合中英禁烟条件。英国公使理亏，不再提及此事。这些事件从侧面反映出民国初酒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地方政权的抗争性与前清地方政权的渭妥协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四，进一步完善了禁烟法规。民国初年，先是宣布前清禁烟法令继续有效，接着又颁布了一些新的条例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禁烟法规。民国初年的禁烟章程、条例与清末相比，除了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禁烟工作的有效考核外，还增加了查处鸦片烟案的物质刺激，分别规定了查缉人员破获毒案后应得的赏金的百分比率。有的地方专门设立举报奖金以鼓励检举。如上海县为根除境内罂粟，以赏额100元鼓励举报。这种物质上的合法刺激，有利于查禁毒品活动的有效开展。

　　除了上述措施形成的民初禁烟的新特点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特点。例如，民初禁烟侧重于禁种与禁运，对于禁吸，尤其是对官员的吸毒查禁不力。尽管民国初年的法规曾规定剥夺吸毒者的公权，事实上根本没有对官员实施严格的查验。

　　五、民国初年禁烟运动的阻力

　　禁烟运动是一种扫荡旧染污俗的民族自强运动，它势必遇到各种黑暗势力的顽抗和阻挠，也会触动鸦片生产、贩运者的利益，难免激起冲突和骚乱。一般说来，运动越深入遇到的阻力就越大。

　　民初禁烟运动首先遇到的是外国阻力。严厉禁烟影响了洋药的销路，引起T≠'I-国鸦片贩子的不满，他们试图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随着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国禁种获得了重大进展，鸦片的运销也日渐减退。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采取严厉禁烟方案，一面查禁种植、吸食，一面严密盘查鸦片贩运，一经发现违章，立即没收销毁。这些强有力的禁烟措施，限制了鸦片的消费，使洋药不能顺利向内地运销。1912年6月，堆放在上海土栈里的洋药有29000箱，价值1000万英镑。这些鸦片均由上海12家外国银行承担保险业务，一旦不能及时销售出去，不仅鸦片贩子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外国金融集团也将为、此付出数额巨大的保险费。《字林西报》评论说，鸦片问题十分重大，凡是直接或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商人和公司都可能会有重大损失。1913年2月，外国鸦片商组成上海洋药公所(又称沪港烟土联社)，寻求已经到来的鸦片危机出路。他们联合上海的金融集团，一再鼓动英国公使出面干涉中国的禁烟。英国公使一面指责中国内地禁种罂粟不力，一面严厉抗议各省都督限制、禁止洋药的运销，甚至调动军舰进入长江示威，蛮横要求赔偿，其用心显然是要把破坏禁烟条约的责任推给民国政权，恢复和扩展鸦片的销路。袁世凯的北京政权，对于英国公使的恫吓未予认真理睬，一面敦促英国尽快停止鸦片输入，一面严令各省采取严厉措施实现禁种，以防英国政府撕毁鸦片条约。当时的英国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和形势，已不可能为鸦片再向中国派遣大批侵略军了。所以，鸦片滞销问题只有靠减少输入和其他方案来解决。英国政府始终是中国禁烟的最大阻力。民国初年，乘着中国政局的动荡，日本侵略势力竭力在中国扩大侵略权益。它无视同中国签订的禁止吗啡走私输入的商约，无视禁止吗啡流毒的国际协议，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大量生产吗啡，向我国被占领的台湾等地明目张胆地推销吗啡，以代替印度鸦片的退出。据报道，哈尔滨、长春、吉林、大连的吗啡生意均由日本人经营。"哈尔滨日人售药者，多雇华人携带吗啡针，四出兜人注射。镇中背街小巷到处皆是，故无被捕之虞。长春铁路区域状态迥异，是处主权既操日人之手，日人乃公然经营鸦片、吗啡生意，日本警察视若罔闻"。东北如此，山东、福建、台湾的日本吗啡生意都很兴旺。1915年海关报告说："日本人从西比利亚铁路及台湾等处制造吗啡私运入中国境内，每年六吨之多。"日本政府如此明日张胆地怂恿其商人向中国走私吗啡，对于中国的禁烟运动是一种严重阻挠。

　　民初禁烟运动的国内阻力是腐败的官僚集团和黑社会势力。民初，共和国的招牌虽然已经挂起，清朝遗留下的腐败官僚机器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官吏玩法、贪污受贿、滥用酷刑、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等恶劣政治风气没有丝毫的好转。禁烟本来是一项有益于国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大政，一些军阀和官僚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继续从事非法活动。有的直接经营鸦片生意，有的参与武装贩毒活动。1916年8月，上海破获一起走私贩毒大案，引起社会轩然大波。英租界巡捕在云南来沪副官孙世奇房内搜出鸦片4箱，次日又在其闸北公署附近搜出20箱。参与这次毒品走私的官员还有王九龄、王铁山、李征五等人。军官参与武装走私的案件也时有发生。1915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粤省私土充斥，多系军界由滇入桂境，由桂结队挑至北海，用兵输入粤东。"另外，还有一些警察，利用职业之便，参与毒品走私，一经盘查，便伪称系查获私土，然后托人分销。以上这些官员、军警是直接破坏禁烟。还有大量的受贿放纵案件。有的官吏查获鸦片、烟具，私自占有，见烟盘内有金银首饰，就随手拿去，"类乎此者，书不胜书"。有人这样揭发说："官吏搜获烟土固多，而辗转私卖之事亦愈多。烟土一经查获，即送入官府，谁知当众焚毁时，查获烟土已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假烟。兵士搜查烟土屡有所获，但搜得后即以身旁所带假烟以换真烟，类此事件，屡见不鲜。如此查禁，不过是将鸦片从商人之手转入官吏之手，然后再转卖民间耳!"有的地方官吏，择肥而噬，动辄带领兵丁、警察，夤夜闯入富室搜查，见有废弃烟灯、烟具，即指为私吸，滥施刑罚，或滥敲竹杠，如此行为，也是破坏禁烟。1915年，丁义华写文章批评说："奉省何尝禁烟，各处乡村栽种罂粟，扬花吐蕊，触眼皆是，政界不但不予禁止，且暗中按亩收税。不仅此也，官场设立土药坐销处，兼售戒烟药膏，名为药膏，实则烟土，此等掩耳盗铃之烟禁，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政界吸食鸦片日夜开灯，绝不避人，是以民间效尤，下至店夥车夫亦多有瘾。"因此完全可以说，腐败官僚与不法军警是禁烟的一大阻力。不能有效克服政治腐败，便不能驱除烟毒。

　　劣绅痞棍、会党土匪也是国内禁烟的主要障碍之一。严厉禁烟是社会风气的变革，必然触动黑社会势力的地盘，引起顽固的反抗。劣绅痞棍、流氓恶霸是社会最腐朽的势力，大多染有烟癖，与鸦片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或者大片种植罂粟，或者参与鸦片走私活动。严厉禁烟，他们极为不满，团练结伙，制造兵器，反对官员查拔罂粟。广东谢姓乡绅，对政府的禁烟调查员敢于放枪恐吓。浙江吴兴县得悉劣绅金阿王私贩鸦片，派遣调查员会同军警前往捕拿，人赃俱全。不料，金阿王鸣锣纠集数百人，依仗人多势众，将调查员当即杀死，毁尸灭迹，并将随同兵弁个个打成重伤。如此明目张胆地抗拒禁烟事件，时有发生。会党土匪与鸦片有着密切关系，对于禁烟表示不满。如湖北兴县哥老会为反抗官军查拔罂粟，曾聚集二千余人，猖狂进攻县城。又如，杭州的秘密会党组织三百余人私贩鸦片，遇到军警缉捕，便以武装反抗。而著名的上海流氓帮会，都与毒品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罪恶的贸易豢养着社会黑势力，黑势力维护着毒品贸易。没有鸦片贸易，很难设想上海的黑势力有那样大的实力；没有青红帮，上海的毒品生意很难历久而不衰。

　　鸦片贩子是毒品的直接传播者和最大受益者。他们通常与社会黑势力、腐败官场相勾结，极力破坏禁烟运动。他们或以外国鸦片印花为护符，公开贩运；或以秘密走私牟取暴利；或勾结匪徒结伙武装贩毒；或者贿赂官员军警，偷偷销售毒品；或者窟穴于租界，依靠洋人保护，为非作歹。国内的鸦片贩子为虎作伥，不消灭这一不法势力，难以有效制止外国鸦片走私输入。总之，腐败官僚、劣绅痞棍、会党土匪与鸦片贩子都是民初禁烟的国内阻力。不扫除这些社会邪恶势力，禁烟运动就不能顺利开展；不彻底扫荡社会邪恶势力，毒品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

　　顺便在这里指出，清末民初有效的禁烟，使鸦片价格飞涨，种植罂粟的获利数倍于其它农作物，一些愚昧乡民惑于厚利，不顾禁令，偷种罂粟。当烟苗长到接近收获季节时，一遇官兵前往查拔，往往在一些人的煽动下铤而走险，聚众反抗，这在民初禁烟时期屡屡发生。这些群众的行为同样也起了阻碍禁烟的作用。但是，与黑社会势力反对禁烟的行为相比，性质是不同的。只要禁烟官员善于疏导，不难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六、禁烟的显著成效

　　1912年，全国处于政治大动荡时期，禁烟运动一度出现低潮。尽管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迁的参议院先后颁布了一些禁烟令，但由于政治的原因，收效不大。1913年初，全国开始严格执行禁烟令，各省按月呈报禁烟情况。各地行政长官在北洋政府的三令五申督促之下，派遣大批人员下乡检查罂粟种植情况，采用强迫手段，调动大批军警前往各地查拔罂粟。湖南、安徽、浙江等省的都督办理禁种相当认真，很快将本省的烟苗查拔干净，致电中央要求限制印度等外国鸦片入境。按照规定，外交部特派专员会同英国调查人员到各地查验后，确认直隶、浙江、广西、安徽、湖南、山东六省禁种成效显著，除浙江外，其它五省已经禁绝，答应从1913年6月15日起，外国鸦片不准再运入此五省。1914年，经中英双方派员会勘，确认福建、湖北、浙江、河南的鸦片烟苗也一律肃清，于当年6月15日以后禁止外国鸦片输入该地区。加上清末实现禁种禁运的省区，到1914年6月15日止，全国已有14省完成了禁种任务。鉴于中英十年禁烟约期即将届满，北洋政府又严厉催令各省全力以赴尽快完成禁种任务。各省都督担心英国人借未实现禁种，再生外交事端，下令各属加紧查禁。已经宣布禁绝的省区也担心英国人重新查勘，专门制订细则，限制罂粟复种。例如，四川的《禁烟施行细则》规定，各县知事在罂粟播种期必须派人到各集镇演说禁烟利害，发现烟苗，互相连坐。江苏为肃清本省烟苗，1915年四次派员下乡检查。在云南，迫于各省大都实现禁种的压力，唐继尧也采取了强制措施，责令各地属官督率绅民反复检查罂粟种植情况，要求绅士检查之后报告地方官，县知事复查之后，再报道尹核查。规定，绅士发现罂粟种植，除将罂粟铲拔之外，必须将种植者押送地方官惩办；如地方官查获私种，即将私种者处以极刑，地亩入官，并惩罚负责该地禁种的绅士；如省派委员查到私种，即将道尹撤职，将地方官和种植者以军法惩办。在采取了上述强制禁种措施后，其余各省分别在1916年、1917年完成了禁种任务。全国禁种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答应履行中英禁烟条约的义务，宣布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中国赢得了十年禁烟的关键战役胜利。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断绝中外一切鸦片来源，对于禁吸、禁运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对鸦片禁运也采取了比清末更为严厉的办法。不仅非主要种植区下令禁止鸦片输入本地，而且重要鸦片产区也设法限制鸦片出境，互相配合，大大限制了鸦片流通。有些省区甚至不怕英国的抗议、威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外国鸦片输入，迫使大量洋药积存于上海土栈，无法顺利推销。外国鸦片输入数量的被迫减少，也足以证明当时的禁运取得了明显成效。表19系按照中英条约所规定当年可以进口的鸦片箱数与实际进口数量的对比情况。这说明，洋药在华销售限于停滞，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禁运鸦片的效果显著。

　　禁售鸦片作为禁烟运动的重要环节，在民初也采取了比清末更为严厉的措施。按照民初政府的命令，取消了前清实行递减烟店的渐禁方案，一律予以取缔。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告示说："上海五方杂处，匿居私吸实繁有徒，倘非严密调查，重申禁令，恐我新造之共和民国，其人民程度反不如从前垂亡之满清帝国。伤心之事，莫过于斯。为此特布禁令，如有私卖灯吸者，一经查出，财产立即发封，本犯严行惩办。本都督非欲以强迫手段施之同胞，实欲除恶务尽，不欲留污点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其它各地也都采取了断禁的方案，不许鸦片烟店营业，从而遏制了鸦片的流通。各地鸦片消费量急剧减少，鸦片流毒日渐减轻。由于各大城市的鸦片烟店被迫关闭，迫使租界内的烟店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分批关闭。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鸦片烟店有580家，法租界有212家，都被迫从1915年3月开始，每半年以抽签的方法关闭四分之一，"西历1917年3月底为租界全部禁绝之期"。届期，各租界烟店宣布关闭，这说明在禁售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在禁吸方面，民国初年颁布的禁烟法令，也限制民间吸食，要求吸食鸦片的烟民登记注册，领取戒烟丸药。至于禁吸成效如何，全国并无确切统计。而有些效果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实施了禁种、禁运和禁售，基本控制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大批吸食者买不到鸦片，加之鸦片黑市价格奇贵，非富贵人家已无力吸食，绝大多数的吸食者不得不戒断毒瘾，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此外，由于社会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使公众一致意识到，吸食鸦片已不是风雅行为，而是堕落犯罪，形成了一种趋向良好的社会风气对鸦片烟毒患者嗤之以鼻，使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压力，为摆脱难堪的处境，不得不痛下决心，与毒品决裂。有的地方对于吸食者采用过激的杀头办法，这虽然不甚恰当，而迫使一批嗜毒患者在生命与鸦片之间作一认真选择，从而断掉毒瘾。《申报》上登载有这样一首打油诗："世人都道革命好，惟有烟鬼苦死了，东躲西藏无处逃，一经查出命没了。"这首模仿《红楼梦》"好了歌"的打油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禁吸的实际情况。

　　所有上述禁烟成效，表明在清末禁烟运动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更进一步，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外国鸦片不能作为合法商品在中国任意出售，土产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也失去了合法性。这一伟大胜利，是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努力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上向毒明并取得重大胜利，特别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之一。

　　七、存土合同风波与浦东焚烟

　　"大半个世纪以来，举世瞩目的中国鸦片贸易史，在其最后几年是一部全力处理上海的大量存货，以免有关商人、银行和其他参与这一不受欢迎的高价商品买卖的集团遭到破产的历史"④。大量鸦片积存上海土栈主要是因为洋药价格被鸦片贩子哄抬到吓人的高度。1912年，公班土每箱价银2300两，白皮土每箱为2000两；1913年，公班土每箱涨至4030--4180两，白皮土为3625--3800两；1914年，公班土的价格每箱是6830两，白皮土为6675--6925两；1915年，鸦片价格继续上涨，公班土每箱价银10000两，白皮土为9405两；1916年，公班土的价格涨至13000两，白皮土的价格达到11500两。洋药价格的无限制抬高，显然是洋药不能顺利销售的直接原因。外国鸦片贩子不但不降低鸦片价格，反而一面继续哄抬价格，牟取毒品暴利；一面说鸦片积存货栈是中国严禁鸦片贩运造成的，暗地诱引中国政府实施包销计划。1915年，外国鸦片商为应付哄抬价格导致鸦片积存货栈的危机，联合起来成立了洋药公所。这些鸦片贩子达成一致协议，暂时停止从印度进口鸦片，同时极力劝说为他们提供保险的12家银行，联合向英国驻华领事、公使递书，请求保护其鸦片利益。英国领事、公使站在鸦片贩子一边，不时向民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妥善"解决上海存土危机。

　　在英国公使的抗议和鸦片贩子的暗中利诱下，1915年4月28日，北洋政府以江苏、江西、广东三省"尚未禁绝鸦片种植及输入"为名，派遣蔡乃煌为禁烟特派员前往进行整顿，实际是处理外国鸦片的销路问题。蔡乃煌到达上海后，并不设法整顿私贩鸦片问题，而直接寻找"联社"(即洋药公所--笔者注)进行谈判。经过几天谈判，签订了一项合同--《苏赣粤三省禁卖土烟合同》。这份合同的序言说："按照1911年中英订定禁烟条件，印度鸦片得运入中国尚未禁绝种植及输入鸦片各省，而苏、赣、粤三省尚未禁绝鸦片种植及输入，按照中国律例禁止各地售卖土烟，该三省仍大量违法售卖土烟，有碍该三省内印度鸦片销售，以致沪港所存印度鸦片未能销尽，并致延缓全国鸦片之禁绝；联社现有孟加拉或玛尔瓦鸦片约六千箱左右，积存于沪港两地；联社欲消除该苏、赣、粤三省售卖鸦片之障碍，并愿按下述条件向中国政府交纳捐款，以补偿消除障碍所需之费用；特派员应联社之请，呈准中国政府下述条件，消除三省售卖印度鸦片之障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中国政府设法断绝苏、赣、粤三省一切土药供应，而为洋药畅开销路，充当洋药推销员，分享推销利益。

　　《苏赣粤三省禁卖土烟合同》共有17条，主要内容是：外国鸦片商将已经进口的6000箱鸦片在江苏、江西、广东尽数销完，其余未进口之12000箱不复运入，已经进口的6000箱鸦片暂时封存，由中国特派员加贴印花后限定在三省销完。每箱印度鸦片须向中国政府交纳"捐款"(不是税款)3500元，以补偿三省查禁土药的费用，联社保证合同期内交纳6000箱以上的"捐款"；中国政府应保证印度鸦片售给中国商人之后，可以自由运入这三省的任何地方，只要贴有特别印花或凭证，各关卡应随时放行，不得阻拦，并保证"严查违法售卖土烟"，以便洋药迅速推销。这项合同给外国鸦片贩子造就了一次恶狠狠榨取一笔巨额毒品收入的机会，也使北洋军阀政府稳获"二干一百万元"的巨额财政收入。外国鸦片贩子与北洋政府共同获利的基础是，江西、江苏和广东三省人民共同承受毒品危害和经济损失。这项愚蠢透顶的合同，使中国政府扮演了外国鸦片商的推销员的角色，是公然破坏禁烟的行为。

　　消息传出之后，国内舆论大哗。全国禁烟联合会在呈政事堂文中，尖锐抨击说："此次所行禁烟办法，无异为上海烟商派一督销员，又恐其销路不畅，不惜电饬三省将军、巡按使转饬所属一律验明放行，其公文中曾有'误缉发还，焚毁赔偿，之语，致司法各界对于新刑律之鸦片条例，转觉无所适从。......是名日查禁私烟，实则督销洋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项合同与民国政府的禁烟政策相抵触，是破坏三省禁烟的行为。《正谊》杂志评论员说："今者处共和实专制之旗下，竟演有名为查禁私烟，实则督销洋烟之怪剧。禁烟特派员一出，而江苏、江西、广东三省为壑，公然贩卖洋药矣!"三省人民纷纷上书，抨击当局这一愚蠢行为，广东绅商联名致电内务部力争不可。而袁世凯一意孤行，不顾舆论反对，电令各省执行。由于国内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抵制，洋药在三省的销售仍不很顺利。到1917年3月31日为止，仍有2100箱没有售出。

　　1916年底，外国鸦片商看到鸦片营业即将结束，不甘心退出中国的鸦片市场，试图延长洋药在华销售期限，等待合适机会，再扩大鸦片贸易。他们要求延长洋药销售时间的公开理由是，中国发生了帝制问题，国内商务受到扰乱，洋药销路受到影响，仍有一批洋药堆放在货栈中，要求中国政府将洋药销售时间展限到销完为止。与此同时，他们把价格进一步抬高到黄金的水平，相当于同等重量白银价格的数倍(约相当于7倍)。鸦片商要求延长鸦片销售时间的消息传出，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各省都督纷纷致电中央，表示不能同意。安徽都督柏文蔚致电全国禁烟联合会说："洋药禁运至期，黑籍同胞有起升希望，吾辈亦有荣施，乃闻沪上奸商又以巨资运动展限，似此谋利害国令人发指，请力争为祷。"北京政府也认为"不宜展限"，表示拒绝。

　　北洋军阀直系头领冯国璋这时身为副总统兼江苏都督，他也表示不赞成洋药展限，却以顾全外国鸦片商人利益为由，建议将存土收买，作为药品发售。国务院表示同意，委托冯国璋以江苏长官名义与联社谈判。1917年1月28日双方草签了《收购存烟合同》。一方为上海洋药联社，一方为江苏督军、省长及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合同"的序言说："按1915年5月1日沪港烟土联社与苏赣粤三省禁烟特派员订立合同，该特派员允呈准中国政府严查违法售卖烟土以期禁绝，以便该联社于上述合同期限内，即1917年3月31日前，处理其正当积存之印度鸦片，但突然意外原因使上述合同不能于定期限内达到目的。"这里所说的"意外原因"，指的是袁世凯称帝一事。合同不提洋药公所把洋药无限制的抬高，却说洋药积存是中国发生了政治事件，无耻之尤。《收购存烟合同》共有9条，大意是，1917年3月31日前联社尚存印度鸦片2100箱，全部由中国政府收购，每箱价格为8200两，联社每交出印度鸦片一箱，即交付中国政府捐款3500元；中国政府以民国债券收购该项存土，5年后每年归还五分之一，第10年全部还清。接着在1917年1月29日续订《收购存烟第一次补充合同》，具体规定中国政府归还收购存烟经费由民国元年发行的6厘债券偿还。10年内还清。这一消息传出，国会议员向北洋政府提出强烈质询，表示坚决反对，此项合同暂寝。

　　但联社贼心不死，在冯国璋成为总统后又加紧活动。1918年1月8日，冯国璋以大总统名义下令说："禁烟合同期限届满，此案亟宜速办，不能再缓，应由财政总长商同内务总长，共负责任。所有议价事宜，由财政部办理，其收土手续由内务部办理，以资结束。"内务部与财政部接到命令后，又派人与联社代表谈判，于1918年6月11日在京签订了《收购存烟第二次补充合同》，共有5条，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将联社的全部剩余存土1577寺箱收购，按本合同订立日期的上海兑换率以鹰洋偿还。每箱鸦片由8200两减为6200两，中国政府仍以民国元年6厘债券兑付，10年内还清。收买这批鸦片共耗费1200万元。

　　上述3项关于收购存土的合同，均由中国政府与上海洋药公所直接联系、谈判，英国公使对此佯作不知。事后，英国政府拒绝授权英国北京使馆登记这些合同，表示不予承认。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力量，联社自身是没有力量迫使中国政府高价收买存土的。冯国璋作为直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首脑，利用职权在握，又办了一件愚蠢透顶的坏事。中国又白白损失1200万元，正好相当于鸦片战争的军费赔款。

　　1918年6月《收购存烟第二次补充合同》签订后，上海大鸦片商协记制药公司的吴引之提出包销该项存土计划，计划三年时间内在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将存土卖完。为此，内政部、财政部联合委派江海关监督与禁烟特派员，处理存土运销问题。这则消息传出，立即激起外交、政治风波。美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抗议照会，内容略谓，美国政府获悉中国政府将存土收买并将此项存土卖给商人，此事与《海牙禁烟公约》精神相违背。《海牙禁烟公约》由美、中、荷三国批准，理应共同遵守。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对于中国扫除烟毒所得良好效果有很大损害，希望取消这一合同。英国驻北京公使也提出了"抗议"，略谓：贵国政府与联社议订的收购存土合同以及将存土转让商人之事，本政府得悉，不胜骇异。贵政府这种行动表明对于《中英禁烟条件》未予充分重视，本政府认为上述举动是一种退步，本政府对此事件不负任何责任。如果，中国政府实行上述合同，英国政府有权向中国、美国和英国人民说明真相。这实际是推卸英国公使在幕后支持鸦片商，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责任。中国外交部接到美、英两国的照会，按照财政部的意见复照说，比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禁烟未尝不极力奉行。惟因上海洋商积存洋药为数甚多，不能令其深受其害，故于1917年1月，由苏省督军订立合同，将其收买，以供制药之需。嗣经联社促践前约，乃以每箱减价2000两，悉数收买，以期禁绝，并不转销。以鸦片制成药品使用，并不违背《中英禁烟条约》和《海牙禁烟公约》。

　　《收购存烟第二次补充合同》与吴引之包销计划在报纸披露之后，江苏、江西、浙江、湖北等省爱国团体"群起反对"。在参议院，这一事件也引起激烈辩论。9月20日，参议院集会，吴宗廉等12人提案认可合同，要求将该项鸦片制成吗啡，作为药物使用。议员陈邦燮表示坚决反对，他尖锐抨击说："本席以为存土实行制药一层，实背中国刑章；而运销外国一层，又违背万国公约。此种议案断无成立之理。查收买存土一事发生于两年之前，因在上海方面之英商以尚有一千五百余箱之多，为保全成本起见，要求政府准其卖尽，以避免亏累。此全系外国奸商为个人利益关系，不惜违背刑律，违背约章。而中国商人如协记公司等，遂亦四面奔走，运动包销。当时旧国会正在开会，乃以此事质问政府，而政府答复谓无此事。不意今年上海收买存土竟成事实。可知政府对于此事原系一种秘密违法之行动。今值两院开院之初，正宜提出质问书，质问政府究竟有无此事。如无此事则已，若果政府答复谓有此事，则两院应依法提出弹劾，弹劾政府之违法。又何能提案为政府设法运销?"其他议员也相继发言，认为收买存土违法，国会不能承认。经投票表决，否决了吴宗廉的提案。参议院集会之后，又有30名议员联名于9月下旬向政府提出质问书，强烈批评政府这种违法行为。质问书写得义正辞严，逻辑严密，鞭辟入里，很有说服力，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

　　北洋政府弄巧成拙，遭到社会各界反对，在参议院的严辞质问下，被迫宣布将收买的全部存土在上海公开销毁。1918年10月19日，照会英美公使馆说："收买存土一案，前因全国禁烟净绝之期将届，而上海关存土尚多，为顾全外商成本起见，爰与外商订立收买合同，备为制药之用。嗣为国内商民所反对，而二三友邦亦来责言，我大总统本除恶务尽之决心，颁严禁售卖之明令。本日国务会议，复本此旨，议决办法，除已售出之三百余箱外，剩余之一千二百余箱，订期合同中外官绅监视，悉数销毁。我政府毅然行此政策，不惜巨万之牺牲，免除中外之疑虑，度亦爱我诸友邦乐闻者也。"尔后，委派张一鹏为监视焚土专员，前往上海公开焚毁这批鸦片。

　　张一鹏抵达上海后，会同地方长官、海关监督、税务及地方各社会团体代表，于1919年元月8日开箱查验了所有存土。同时，派人在浦东树起一座焚烧鸦片炉。于元月17日会同社会各界代表和外国客人监视开炉焚烧，至19日全部焚完，"历三日而事竣"。从而正式结束了外国鸦片合法进口的历史，取得了中英约期十年禁烟的重大胜利。"大量鸦片的焚毁，是在华鸦片合法贸易史的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

　　尽管这一胜利是暂时的，但也是值得纪念和庆贺的。因为，中国在遭受长期毒害之后，向世界各国人民显示了坚决禁烟的决心。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坚持反对鸦片贸易斗争的结果。一位外国人这样评论说："中国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全力支持下，完成了表面的禁烟，所花的时间比中印协定(即中英禁烟条约--笔者注)所规定的和熟悉内情的人士所预料的时限都要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人民那股坚韧不拔的决心，他们一旦确立禁止外国鸦片进口的目标，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次浦东火烧鸦片，同虎门焚烟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爱国事件。它表达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毒品贸易的决心，同样值得纪念，值得讴歌!有所不同的是，虎门焚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开端，而上海浦东大规模焚烧鸦片标志着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外国合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时代的结束。这一事件在世界反毒品运动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篇章。

　　八、禁烟功令的废弛

　　民初的禁烟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很多赞誉。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禁烟成就和禁令又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破坏无遗。西西弗刚刚将石头推到山顶，片刻之间，这块顽石又滚回到山脚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重新恢复起来的共和国制度徒具形式，反袁斗争的胜利果实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瓜分，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阀拥兵自重，连年战争，为争夺地盘扩军备战，殴斗厮打。中国的政治现状没有得到一点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更加险恶。各地军阀完全靠军队、警察维持统治，军队完全成了私人武装。维持和豢养军队需要足够的金钱，外国的贷款是苛刻的，田赋的搜刮是有限的，各地军阀窘于筹集内战军费，遂视鸦片为利薮，竞相开放鸦片烟禁，极力怂恿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利用罪恶的毒品掠夺社会财富，维持其可耻的统治。他们高喊的"自治"，没有民主的成份，主要是强调个人的占夺权，也包括了对鸦片利益的垄断权；他们高喊的"统一"，也不是考虑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主要是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其中也包含了对鸦片市场的统一。为争夺鸦片利益，各地军阀不顾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顾国际社会的尖锐批评和抗议，明争暗斗，极尽政治手腕，甚至为争夺鸦片利益大动干戈。鸦片与军阀统治结下不解之缘，军阀依靠鸦片利润维持其罪恶统治，鸦片烟毒借助军阀统治到处扩散。1918年，中英会勘烟苗活动停止，各地放松了对罂粟种植的查禁。一些军阀看到了鸦片价格的暴涨，对于高额的鸦片利润垂涎三尺，开始设法放纵罂粟种植。在这方面，陕西的陈树藩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陈树藩在北洋军阀中根基和资历很浅，势力不大，为了在政坛上站稳脚根，需要大笔金钱，以便扩充地盘，结交权贵。他首先打起鸦片的主意。陕西在清末是鸦片的主要产区之一，当时每两鸦片的售价只有七八十文，相当于白银5分左右。由于严厉禁烟，卡断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黑市鸦片价格暴涨，到1917年时，每两鸦片的售价为七两白银，个别地方高达--N十两白银，等于金价。陈树藩与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勾结在一起，密谋开放种植罂粟之禁。当时禁令尚严，不便公开提倡，便以禁烟为名，挂起"寓禁于征"的招牌。1918年春天，陈树藩授权刘瞻汉组织了陕西禁烟善后清查总局，到处张贴布告说："照得陕西烟苗，上年业报肃清，近因地方不靖，谣言四处流行，愚民乘间私种，春苗闻已发生，督军、省长专电报请实行寓禁于征，声明从重惩办，严饬专委查明，每亩罚银六两，经费加征一成，分作二期缴纳，先将二成收清，如敢隐匿不报，查出治罪非轻，乡保如敢徇隐，一并照章重惩，为此切实晓谕，仰即知照凛遵。"张布告公开告诉农民，此后罂粟种植不再采用查拔方案，只要老老实实上交"罚银"，便可以任意种植，不受限制。接着，善后清查总局以财政厅掌握的征粮底册，推算出种植罂粟的面积，凡是收税较重的土地，均被视为种植罂粟的田亩。尔后向各地派出查烟委员，勒派"烟亩罚款"。云南在1920年秋天也制订了一个《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以寓禁于征为名，鼓励罂粟种植。随着陕西、云南开放烟禁，四川军阀也开始逼迫农民种植罂粟。如规定，农民种粮一年须完纳三年粮税，而种罂粟者只须交纳当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种烟，便须完纳五年税额；第三年仍不种烟，须完七年税额。在四川有些地方，对于不种罂粟的农民科以"懒捐"。1923年，福建公开贴出告示，晓谕农民必须按照比例种植一定的罂粟，"有抗令者，派遣军队严办，或被拘，或枪毙，种种情形，极为黑暗"。1922年贵州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粮价陡涨四倍，而军阀仍逼迫农民种罂粟，"以家为单位，不论种不种，都要纳捐，每家约四元至十元不等"。其它军阀，如四川刘湘、刘文辉，贵州袁祖铭，湖南周涤平、何健、张敬尧，云南的唐继尧、龙云，广西的黄绍骇，宁夏马鸿逵、青海的马麟，新疆的盛世才，湖北的萧耀南，山东的张宗昌等等，无一不把鸦片看成是金库。"据可靠之报告，1920年中国播种罂粟之省为陕西、云南、湖北、河南、福建、贵州、四川及甘肃"。1922年，除了山西、吉林两省继续坚持禁令外，其它各省都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

　　在各地军阀的诱迫下，全国罂粟面积急剧扩大。四川是最著名的鸦片产区，全省几乎没有一县不种罂粟，鸦片产量最多的是涪陵，年产90000担，丰都80000担，宣汉70000担，古蔺50000担。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的产量是一百二十万担到一百四十万担。"这个数字大得十分惊人，若以亩产鸦片50两推算，四川种植罂粟的总面积约为3360--4480万亩。陕西生产的鸦片数量也很大，鸦片在陕南的市场上可以充当交换媒介，工人工资用鸦片计算、发放。据估计，在汉中盆地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耕地种植罂粟，在渭水流域比例更高，约为百分之五十。1923年的"烟亩罚款"不下1000万元，若以平均每亩10元推算，全省播种面积至少有100万亩。云南1920年查定的烟亩为367万亩，1922年为50万亩，1923年为70万亩，此后有增无减，最多时达到90万亩。贵州特税局每年征收鸦片亩税一般在600万元以上，若以该省规定亩捐8元推算，全省种植罂粟面积约有75万亩。在甘肃的主要鸦片种植区，每十亩土地中有8亩是罂粟，鸦片税额可以维持8万士兵的军需。所以，每到罂粟花盛开时节，极目原野，一片烟花景色，毒卉夺去了数以千万亩的良田，偌大个中国，成为鸦片统治的烟毒世界。粮田面积急剧减少，粮食产量锐减，饥荒时常发生。鸦片泛滥，烟毒弥漫，劳动力受到极大伤害，"农业日趋衰落，农村日趋破产"。

　　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同时，各种鸦片税捐纷纷而来。各地军阀、官僚在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和吸食等各个环节上巧立名目。关于种植方面有"烟亩罚款"、"烟亩罚金"、"烟苗税"、"烟苗捐"、"产场税"、"牌照税"、"烟亩变价"和"烟窝捐"，不种罂粟的要征"懒税"、"懒捐"和"空土税"；关于买卖方面有"落地税"、"出售税"、"统费"、"特税"、"秤捐"和"佣金"；关于运输方面有"印花税"、"起运税"、"过境税"、"内销税"、"外销税"、"出口税"、和"护商费"；关于消费吸食方面有"营业牌照费"、"红灯捐"、"烟枪捐"、"吸烟执照费"、"瘾民捐"、"戒烟费"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附加费。而这一切征收方案都是堂而皇之的进行，基本的理由是，鸦片生产、买卖、运输、消费吸食都是不合法的，政府应当加以限制，以罚为禁，以征为禁。农民、商人、吸食者只有老老实实交出钱来。

　　这一时期的鸦片运销也很有特点。在鸦片的主要产区和消费区之间形成了几条比较固定的路线，在这些鸦片通道上又活动着大大小小的烟帮。自四川运出的鸦片，大致以涪陵为集散地，顺江而下，穿越三峡，到达宜昌，或换乘轮船，继续顺江而下，或转入陆路，运销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土外运，除了水路外，还有陆路的鸦片外运，燕客帮最为著名，每当鸦片收获季节，燕客们奔走四乡，收购鸦片，外运出境。自陕西运出的鸦片路线有三条：一是由关中地区，经潼关、洛阳而达郑州，以郑州为集散地，经铁路扩散到华北各城乡镇；二由紫荆关经老河口进入湖北；三由汉中由水路而达汉口，再转运长江中下游省区。活动在陕西、湖北之间的主要烟帮有商洛帮、汉阳帮、西安帮。云贵的鸦片大都取道湖南而出，转运江西或广东。鸦片由贵阳运到镇远，经沅水而达洪江；或由贵阳以水路，经锦屏直达洪江；由洪江经水路到常德，再分水路、陆路运销长江中下游省区；由洪江经陆路转运长沙等地。运到汝城的鸦片，又经过广西、广东边界，进入二省分销。由贵州运往广西的鸦片，通常以百色为集散地，或由贵阳趋桂林、平乐，转销湖南。在这一通道上活动的鸦片烟帮，以百色帮最为著名。云南的鸦片输出主要有三个方向：或经广西运入广州，或经贵阳运往湖南，或经边境运销安南。在云南活动的烟帮主要是猫街帮和迤萨帮。此外，各地还有一些鸦片通道和烟帮，在此不便一一列出。鸦片商人之所以要结帮而行，主要是因为社会治安不良，单独贩运经常被土匪抢劫。比较大的烟帮通常要聚集数十人、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携带武器，结伙而行。组织严密的烟帮，能够做到资金统一管理，鸦片统一收购，利润统一分配，互相承担风险，分工细密，运输挑运、保护各负其责。鸦片烟帮是畸型社会的产物，是政治失控下的畸型商业组织。消灭这种贩毒组织，必须从改变政治腐败入手。不改变烟帮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就不能根除贩毒组织。贩毒团伙即使暂时受到压制，一遇合适机会，便会重新复活。清末民初严厉禁烟，那种烟馆林立，土膏店星罗棋布的局面一度被改变。这种谋财害命的行业在城乡被严格取缔，不法商店老板受到了严重打击。而在军阀的纵容下，烟店烟馆重新出现，遍布各城乡镇。在陕西汉中人口不满五万，鸦片烟馆却有一千多家，每馆烧烟枪手数名，以此为生的不下二三千人。南郑县的一个集镇，居民不过二百户，鸦片烟馆就有三十多家。在四川，各县各乡，每个极小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城市中的烟馆富丽堂皇，高级烟榻，配以妙龄女郎作为招待。此外，还有流动烟馆服务，如万县以下沿江地方，纤工经过的沙滩上，有人提着烟膏烟具跟随行走。而最奇怪的是，在峨嵋山上还有和尚手提鸦片烟箱，带着烟灯烟具，为旅客提供吸食毒品之便。说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鸦片烟馆是毫不夸张。在上海，鸦片烟馆被取缔后，暗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型烟馆，被称之为"燕子窠"。很快，这种"燕子窠"便在大街小巷风行起来，1927年，法租界的"燕子窠"有6000余家，1928年达到8000余家。1927年的长沙有鸦片烟馆7000余家，远远超出1906年的数量。广东连平县有烟馆800余家，增城县有300余家。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烟馆之外，在华北、东北，在沿海大城市中，还出现了许多以贩卖吗啡为主的"药店"。据报界揭露，在日军控制下的青岛，一些注射吗啡的患者已经与卖药者形成了这样的买卖关系，患者只要将钱送进一个狭小的窗口，并把胳膊裸露伸进去，立即就会有一针吗啡注入，双方完全可以在不见面情况下互相得到满足，一个得到金钱，一个满足了毒瘾。

　　军阀割据时期，全国吸食鸦片和吞服吗啡、海洛因、高根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永远搞不清的问题。我们现在只能作一概略估计。有人说，陕西周屋、鄂县吸食鸦片者约为20一30％。例如周厘郭家堡共有30户170人，有烟具40套，经常吸毒者44人。东村堡47户195人，有烟具36套，吸毒成瘾者36人。按照这些调查，吸毒人数至少有20％。四J11吸食鸦片的人比陕西更多更普遍，有人说："三人行，必有瘾者。"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十九分之一。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四川总人口六干余万中的烟毒患者当有310余万。有人说，云南1700万人，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吸食毒品。贵州吸食毒品成瘾者至少有24万人。于此可以想见，吸食毒品的现象多么严重。非常可怕的是，吸毒已经成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瘾者无论矣。无瘾者也把烟当成应酬品，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盘，以烟敬客，有似今天以纸烟待客一样。如客来不摆灯盘，好似醴酒不设，待客之意不恭"。

　　20年代的上海租界豢养了一批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流氓团伙与毒品生意结合在一起，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上海每年消费大量鸦片，走私贩运十分猖獗，时常发生"黑吃黑"的事件。所谓"黑吃黑"，指的是鸦片黑帮被当地黑社会抢劫。在商人贩运鸦片到上海时，经常发生大批烟土被盗窃和抢劫事件。上海码头上流氓很多，其中有一批叫做"水老虫"的，为首者名叫范高头，专在水中进行劫夺。每当大轮船装运大批鸦片驶进上海港时，因黄浦江是浅水滩，大船不能直接靠岸，只好用因鸦片为黑色，贩运鸦片的人被称为"黑帮"，鸦片被称为黑货。除了匕述这一层意思外，似乎还有鸦片贸易不合法之意。

　　小划艇驳运货物。在小船驳运鸦片过程中，常常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箱沉入江中。这些事情全系"水老虫"团伙钻入水中作祟所致。在陆地上偷窃鸦片仓库的有"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和"36股党"等流氓团伙，鸦片经常被偷窃或被倒换成其它货物。由于鸦片时常被窃，鸦片商人心中恐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范开泰等大流氓看准这个机会，商议开办保险公司，为鸦片生意提供保险。办法是，鸦片商将鸦片运到上海，按每箱鸦片的价值交纳10％的保险费，由保险公司发给保险凭证，负责赔偿失窃失盗后的损失。这个公司的名称叫"三鑫公司"。由杜月笙任经理，负责控制水上和码头的安全，控制大小流氓组织；由张啸林、范回春担任副经理，对付外来流氓团伙等。法国租界的关系由黄金荣联络。这个公司一成立，便得到法租界捕房的承认，派出几百名巡捕为之助威。"三鑫公司"开办之后，果然减少了鸦片失窃失盗事件，得到了鸦片商的信任。后来，"三鑫公司"又为租界当局代征"烟枪捐"，收入很大。在"三鑫公司"保险业务的管辖下有20多家大鸦片行，每年向公司交纳的保险费不下几千万元。这笔巨款除了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比例分配外，还抽出一部分用以疏通租界当局、捕房的关系。

　　"三鑫公司"开办之后，其他流氓团伙红了眼，而又缺乏对抗力量，不便开办同类公司，有人开始打起烟枪的主意，于是，为烟枪提供保险的公司应运而生。1927年7月破获过一个名为"亚利公司"的组织。该公司开设于法租界升平里8号，专以烟枪为保险对象。方法是，每一支烟枪每日收小洋一角，后来加角，业务范围包括烟馆、"燕子窠"以及居民家中的烟枪。公司每日派人征收保险费，一旦烟枪所有者被捕房查究，所受损失，由该公司负担。亚利公司被破获时，投保的烟枪已有17000余支。亚利公司之后，又有人设立了"天运公司"，继续为烟枪提供保险业务。这种畸型的保险业务一般都是在租界当局或捕房默许下进行的，榨取钱财是其根本目的。

　　本来，流氓团伙是上海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在这里却成了鸦片生意的维护者。黑帮一面参与盗窃鸦片的活动，一面为鸦片生意提供保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现象。保险公司的设立一面满足了大流氓团伙的嗜金欲，一面又为鸦片商人比较顺利地从事贩毒活动提供了较为安全的条件，彼此之间相得益彰，"黑吃黑"变成了"黑护黑"，共同支持着上海鸦片业的"繁荣"。畸型的经济造就了畸型的保险组织。

　　总之，在军阀割据时期，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成果被破坏无遗，禁令成为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各地军阀的诱逼之下，鸦片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鸦片流毒比清末更加严重。鸦片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消费不受任何限制，毒品泛滥到了极度。军阀统治是鸦片流毒的社会、政治根源，必须打倒军阀统治，才能根除鸦片流毒。

　　九、禁烟拒毒运动的再度兴起

　　鸦片烟毒再度泛滥后，英国公使向北洋政府发出了一份份抗议照会，国际联盟就鸦片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质问。北洋政府一面通令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切实查禁；一面致电巴黎国际联盟，为自己对鸦片查禁不力进行辩解。他声称"大局尚未统一"，自己正向各地派出专员，"并未放弃禁烟责任"。固然，北洋政府对于政治失控的西南军阀种植罂粟不能负完全责任，而对于自己控制下的省区的鸦片失禁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陕西属于北洋政府控制范围，这里的鸦片生产最先失禁，由此引发了全国鸦片流毒的重新泛滥，北洋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加以任何限制。北洋政府是内战的罪魁祸首，也是纵放鸦片烟毒的罪魁祸首。在中外舆论压力之下，它发布的命令，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这种贼喊捉贼的鬼把戏，是历来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伎俩。北洋政府缺乏禁烟的诚意，鸦片烟毒不可能在它的统治下得到清除。禁烟拒毒只能依靠人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世界大战导致全球政治秩序的混乱，一些殖民强盗乘机向各地运销各种毒品，吗啡、海洛因、高根等烈性麻醉品迅速流毒全球，引起各国人民的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种政治秩序重新建立和稳定下来，毒品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刚刚完成十年禁烟任务的中国人，深深担心鸦片死灰复燃，同时对烈性毒品大量走私输入中国表示忧虑。1918年，在北京的一些中外人士商议成立拒毒会，旨在防止鸦片复活。后因加入的人数增多，遂改名为万国禁烟会。1919年2月8日，万国禁烟会开会，议决三条：一是组织中华万国禁烟会；二是号召中国境内的中外官民共同襄助中国政府彻底禁烟，并敦促各国尽快批准《海牙禁烟公约》；三是致电巴黎和会，陈述中国禁烟的决心和民意，请各国取缔鸦片出口，使中国得以扫除国内烟毒。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也成立了类似北京的拒毒组织，接着沈阳、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均成立了群众性的拒毒团体。1919年7月，北平和天津的拒毒会总干事前往上海，与上海拒毒会商议成立全国性的拒毒组织事宜。经过三方代表的商议，决定以北平分会为总会，统一全国拒毒组织。说明本会系合作性组织，彼此无统属关系，各分会可以自筹活动基金，自由安排会务。但若涉及国际交涉，则由北平总会负责协调、处理。万国禁烟会成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是向世界组织发出禁毒呼吁，通报各地禁种鸦片情况。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举行年会，建议在华各教会积极参与拒毒运动，唤起国内公众的拒毒觉悟，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禁毒意见。大会决定成立一拒毒委员会，刊印拒毒文章。1924年，该会派代表参加了日内瓦国际禁烟会，向大会陈述了中国的鸦片问题，1924年7月，中华高等教育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大会决议在国际禁烟大会(1925年)召开以前，先在中国开展禁烟拒毒运动，并立即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拒毒委员会，以及上海总商会等联系，商议成立统一的拒毒组织。

　　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于1924年8月5日，参加该会的群众团体有三十余个，主要团体是：中华高等教育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环球学生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卫生教育会、男女青年会、上海总商会、日报公会、律师公会、红十字会、全国医药会、世界佛教居士林、万国禁烟会等。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之后，立即向社会各界发出公开电，呼吁在全国掀起新的禁烟拒毒运动。致电回顾了鸦片在中国流毒的历史，介绍了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的经过，号召发动禁烟拒毒运动，"或开会演讲，或游行示威，总期唤醒社会，作严重之表示，造坚强之舆论，对外显国民群众之决心，对内促政府代表之诚意。并祈于10月5日以前，将运动情形，函达本会，以便转送日内瓦大会，共世界团体，互为应援。尤当监督各地行政长官，实力奉行禁令，俾军蠹不得再施其凶狡，市侩无从阴用其鬼蜮，家喻户晓，永绝根株，挽我民族之沉沦，保障国际之地位，肃清大陆，光我神州，在此一举。爱国同志，盍速奋起!"

　　与此同时，又致电各省军民长官，历数破坏禁烟功令的罪行，呼吁认真禁烟拒毒，爱国救民。电文说："自民六(1917年)政变以来，军阀割地称雄，拥兵自卫，国库既空，饷糈不继，于是私开烟禁，莫不恃毒物为饷源，私种私开，开灯吸食，莫不恃军队为护符。不肖官吏从中渔利，司法机关莫能过问。据最近之调查报告，非但从前烟禁之成绩荡然，甚且后开之毒区更广，故南北志士莫不痛心疾首。所谓护法者，固不过各护其烟；而所谓统一者，不过志在统一卖烟。似此罔顾成约，自贻毒害，国人尚不急图自救，一旦尽入黑籍，终古沉沦，悔将奚及!现在国际联盟对于世界禁烟问题，固将认真办理，吾国若不能自动拒毒，他日国际代谋，主权既不在我，而外人之视吾国人民，亦皆为被动之物，岂不可痛心!兹同人等发起中华国民拒毒会于上海，已有三十余团体组织成立，行见全国响应，实行国民自救。因思我各省军民长官，孰非国人之同胞，又孰无救国之观念?同人用是大声疾呼，深冀各当局同心悔祸，于所辖区域合力厉行禁烟。"

　　以上各电发出以后，各地军阀仍不思悔过，没有采取任何真正有效的禁毒措施，毫不顾及民心民意。而前一通电，得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响应，纷纷组织拒毒分会，数月之间报告成立的拒毒分会有251处，于此可见人民禁烟拒毒的热忱。此后，各地拒毒团体上街发表演说，游行请愿，撰写禁烟文告，活动踊跃。为表示中国人民禁烟的决心，特派代表列席了1924年11月到1925年2月的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向国际大会递交了请愿文，使拒毒运动在1924秋冬到1925年春季，形成了一个呼吁禁烟拒毒的热潮。

　　1919年世界大战结束，毒品问题又引起世界关注。1923年，国际联盟附设的鸦片及其它毒物贸易顾问委员会提议召集国际禁毒会议，合作禁毒，得到国际联盟评议会的支持。于是，国际秘书处向各国政府发出请柬，建议召开两个会议：一个讨论远东的鸦片问题，由远东国家和在远东有殖民地的国家参加；一个讨论世界毒品问题，国际联盟会员国与参加海牙禁烟会议的国家都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远东鸦片问题的日内瓦禁烟会议于1924年11月3日召开，到1925年2月11日结束，主要讨论了《海牙禁烟公约》以来的鸦片问题以及此后禁烟的方案，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主要内容是：远东鸦片的生产、运输、零售应由政府专卖管理；零售鸦片烟店、烟馆应有数目限制，不得售于未成年人；任何领地内为供应吸食而输入的鸦片不得转口输出；各缔约国应尽力推广拒毒教育，编印禁毒书刊，劝戒人民吸食毒品；各缔约国应互相合作，交换关于鸦片及其它麻醉品非法贩运的消息和情报。这些条款虽把鸦片置于毒品之列，要求各国予以严格限制，而列强并没有放弃向各殖民地国家及租界继续输入鸦片。这次会议上，各国在讨论中国鸦片问题时，对于中国各地军阀开放鸦片烟禁的行为，多有批评。中国代表辩解说，一旦政局统一稳定，中国完全有能力清除鸦片，而各国代表认为这是空言搪塞，不足为信，纷纷嘲弄、谴责，"中国出席之代表遂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Et内瓦会议于1924年11月17日开始举行，历时90天，于1925年2月19 Et结束，最后签订了《日内瓦禁烟公约》。参加会议的有41个国家的代表。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贯彻《海牙禁烟公约》，即如何限制和管理麻醉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问题。这次会议，美国因自己的提案被会议搁置而中途退出；苏联则认为此类会议徒劳无益，拒绝参加；中国代表亦因各列强拒绝在远东殖民地、租借地、租界实行禁烟，表示抗议，中途退出。尽管中、美、苏三大国没有出席或中途退出，而大会仍继续进行。《日内瓦禁烟公约》严格规定了麻醉品实行出入口执照制度，借以控制麻醉品的生产和销售。另外，Et内瓦禁烟会议决定设立专门负责毒品问题的中央常设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由8人组成，委员不得担任本国政府职务，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麻醉品的国际贸易，并提请国联秘书长质询走私麻醉品国家政策及行为等。《日内瓦禁烟公约》对于麻醉品的生产和贩运的限制规定比《海牙禁烟公约》更严密。尽管这个松散的国际组织对于非法制毒、贩毒行为不能有效制裁，尤其是对于法西斯国家的毒品政策缺乏干涉能力，而对于世界毒品问题的重视，对于中国禁烟拒毒运动走向新的高潮无疑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受到批评、责备，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的觉醒，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民族觉悟的提高。

　　总之，禁烟拒毒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层人士特别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反对毒品的意志是坚定的，反对毒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而"中外舆论指摘交加"，"人民呈控之词不一而足"，仍然没有改变北洋政府和各地军阀的纵毒行为。

第八章 国民政府的禁烟方案(1927-1949年)

　　中国之民意，尤其守法安分纯洁之民众，其意见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或对营业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即使为一时权宜之计，均为民意之公敌。今日国内情形，至为恶劣。拒毒运动之进行，备受阻难，以致成绩甚鲜然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倘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

　　--摘自《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很快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政治统一。自以南京为首都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共有23年。在这23年问，国民政府对待鸦片的政策大致以1934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政府准备实行"寓禁于征"方案，遭受强烈反对，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禁烟拒毒的压力下，政府虽口头表示要禁烟，但是缺乏诚意。就局部地区来说，禁烟不无成效；而就全局来说，中国的鸦片流毒仍很严重，禁烟成效不大；第二阶段自1934年设立禁烟督察处开始，提出了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方案，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禁烟高潮，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正当全国禁烟运动深入开展之时，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禁烟拒毒运动虽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进行，而因战事影响和日本施行毒化政策，终于未能完成禁烟禁毒计划。1945年以后，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放弃了禁毒政策，全国烟毒再度严重泛滥。所以，直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结束统治，未能制服鸦片烟毒。征服毒魔的艰巨任务留给了人民共和国。

　　一、中华国民拒毒会请愿书

　　1924年11月，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统一的共和国，为结束军阀统治，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前往北京，与段祺瑞、张作霖谈判。12月24日途经天津，一位参加拒毒会的传教士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征询他对国内禁烟拒毒运动以及正在召开的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的看法，孙中山先生借此机会，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禁毒主张，并评论了国际禁烟会议和国内政治。

　　他首先指出鸦片烟毒再度泛滥是各地军阀纵容、强迫的结果。"现在一般不法之军阀各在辖境之内，不但奖励，而且强迫种植鸦片"。鸦片再度泛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影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及合法商品之制造家，均受巨大损失。目下由私运私卖鸦片销耗之巨量款项，若用于正当贸易，不但可使本国商业复兴，并且使中外间之合法通商日渐进步"。接着，孙中山批驳了鸦片难以禁绝，不如法律正式承认鸦片营业合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荒谬观点。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对鸦片营业的憎恨心情和根除鸦片的决心。孙中山深刻认识到，鸦片恶势力的存在与国家机关的腐败有着密切关系，欲根除鸦片烟毒，必须打倒军阀，清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予之意见，认中国之禁烟问题与良好政府之问题，有连带之关系。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在他看来，在军阀割据下的中国，即使有些省区试图禁烟，也不会有大的成效，局部地区的努力不能改变全国性的流毒。"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是故吾人应先打倒为祸较深、为害较烈之军阀，促进国民政府之成立，使之实现民治之威权，禁烟始能收效"。

　　以上这些观点较之当时大多数中华国民拒毒会人士的看法要深刻得多。的确，鸦片流毒是社会黑暗势力造成的，而黑暗势力寄生于政治的腐败和混乱。不打倒大大小小的军阀，不彻底清除为非作歹的官僚政客，就不能建立起国民值得信任的国家机关，毒品问题也就无从得到彻底解决。近代中国100余年的鸦片流毒问题始终与黑暗势力和腐败政治粘连在一起。欲求鸦片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清除腐败政治；欲防止鸦片烟毒死灰复燃，必须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府机关。在专制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鸦片流毒可能一度减轻，但绝不会根除，因为它无法避免政治上的腐败。清末民初的禁烟虽有很大成效，而很快又重新泛滥，这是值得吸取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于鸦片问题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尽管各个时期的观点有所不同，而在反对外国鸦片输入，反对国内鸦片营业，主张彻底根绝鸦片烟毒方面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认真对比分析他的各个时期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见解是愈来愈深刻。从最初主张大量生产鸦片抵制外来毒品输入，到争取中国自由禁烟主权，实施严厉禁烟方案，再到为根绝鸦片而主张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主张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显然是认识愈来愈深刻。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每一项社会政治主张，都渗透着民主的爱国的精神。他主张根绝鸦片烟毒，对黑暗势力和军阀政客的斗争不作丝毫妥协。"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计，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这一肺腑之言，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奋不已。这一正义主张，使一切图谋鸦片利益的军阀、官僚政客莫不闻之丧胆。

　　国民政府的首要人物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和同志，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自居。那么，孙中山先生的这些禁烟主张作为临终遗训，理应成为国民政府制定禁烟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加以认真贯彻、执行。而在事实上他们做得怎么样呢?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上海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代表各界群众发表宣言，呼吁在全国禁烟，同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禁烟请愿书，共提出8项建议：1．请通令各埠当局严禁外洋鸦片、吗啡、海洛因、高根及含有麻醉性之毒物入口，凡营是业者，一经查获，不分中外按律重惩；2．请向英、法、荷兰等国殖民政府抗议，从速取消南洋群岛专对华侨实行鸦片公卖之政策；3．请训令各省文武官吏自本年秋间起禁止人民种植鸦片，凡在任何区域之内发现烟苗，惟该区长官是问；4．请通令各省在相当期内禁绝境内鸦片的运输和贩卖；5．请训令各省在各县成立勒戒所，调查烟民，分批勒令戒断毒瘾，年老患病一时未能戒绝者，实行注册管理，按年递减，限期肃清；6．请通令所属文武官吏、海陆军人以身作则。凡染有烟瘾者一律辞退；7．请通令各省区中小学校教科书中加入拒毒教育内容；8．请组织中央禁烟委员会负责推行以上各项禁政。这一请愿书，显然借鉴了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经验，主张采用断禁的方案，彻底根绝鸦片流毒，控制鸦片的来源，加强宣传教育，提倡官员以身作则，形成全民性的拒毒运动。这种断禁的方案是行之有效的，理应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方案与法规

　　由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请愿，国民政府开始讨论鸦片问题，在第105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决定，采用"寓禁于征"的方案，三年禁绝鸦片，由财政部设立禁烟处负责办理，各县分设禁烟总局，对于"戒烟药"实行专卖制度。财政部根据上述会议精神，起草了《禁烟暂行章程》，于1927年9月公布。略谓：从1928年起，限三年禁绝鸦片；禁止种植罂粟，禁止输入鸦片、吗啡、海洛因和高根；绝对禁止25岁以下的人吸食鸦片，25岁以上因年老或有病者可以领取戒烟执照，保证戒烟，方准吸食，于三年后禁吸；商民贩卖鸦片应领特许证，未经批准，一经查出，科以3000元以下罚款；"戒烟药品"(即鸦片)一律征税；"戒烟药品"由禁烟机关统一运销，任何个人不得私运私售。尽管这个章程表面规定了三年禁绝鸦片的条款，而要害问题是实行鸦片专卖制度，是以禁烟为名，而行征税之实。允许25岁以上的人在三年内吸食，规定过宽，等于不禁。将"鸦片"更名为"戒烟药品"，由禁烟机关发售，是对世人的一种欺骗。这实质是将在广东实行的禁烟筹款方案向国民党控制区加以推广，"禁烟"是幌子，筹款征税是目的。

　　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公布之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反对。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表了反对鸦片专卖宣言，指出："鸦片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为官僚军阀生存之命脉，实三民主义之劲敌，亡国灭种之祸根。惟按目下之禁烟计划观之，则不但与三年禁绝之政策背道而驰，更与总理遗训势不两立。土豪劣绅横行罔忌，奸商市侩投机作祟。揆诸革命本旨，将何以自解?将何以自白?言为福国，实为祸国；言为利民，实以害民。此等设施，实正如总理拒毒遗训所谓民意之公敌，卖国之行为也。"以孙中山的禁烟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方案，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与此同时，全国商会、全国工友、全国农民和国际联盟都通电表示反对，一致敦促国民政府取消鸦片专卖方案，"勿以禁烟为名，而行抽税之实"。各地党政社团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要求修正禁烟方案。反对鸦片专卖的声浪遍及全国各地，浙江的抗议最为激烈。1927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第十二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国民政府修正禁烟条例》。这一修正条例与财政部禁烟章程大同小异，核心方案仍是实行鸦片专卖，表明并未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缺乏禁烟诚意。财政部次长郑洪年也承认："目下禁烟方案，仅为筹款之计......不但不能禁烟，实足纵毒。"

　　《国民政府修正禁烟条例》于1927年11月公布，中华国民拒毒会表示不满，具呈提出六项建议，请求对鸦片的种、贩、售、吸应同时一律禁止；要求政府取消鸦片税；严厉取缔外国麻醉品入口；禁烟机关不应归属于财政部，而应归属于民政部，或组设新的机关；对于政府官员和军人吸食、贩卖毒品的行为予以严惩，处以极刑。浙江社会各界对当局的禁烟方案表示激烈反对，纷纷集会，发表演说，抗议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1927年11月14日，身为省政府委员的马寅初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列举孙中山先生的禁烟遗训，说明鸦片营业与国民政府不能同时存在，《国民政府修正禁烟条例》是违反民意，是行不通的。1928年1月4日，马寅初在另一次演讲中说："兄弟认为禁鸦片为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天天读总理遗嘱，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是，鸦片不禁止，人人将成为鸦片鬼，还讲什么民族主义。金钱尽为鸦片而消耗，还讲什么民生主义。我在职一天，必反对到底，毫不妥协。"浙江省政府公开反对南京的鸦片专卖方案，发表通电，要求收回成命。并在第57次省政府会议上，决议改组本省禁烟机关，退还鸦片商所缴的保证金。随后，制订、颁布了17种地方禁烟法规，以实际行动反对鸦片专卖方案，得到社会舆论一致好评，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表公开信，表示声援和支持。与此同时，江苏省政府也认为国民政府应重新制订禁烟条例，现在禁烟条例流弊太大，等于鼓励人民吸食鸦片，要求收回本省禁烟权利。而南京当局为筹措军饷，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于1928年4月将《国民政府禁烟条例》稍加修改，予以公布，与原条例相比，"无大变异"。为配合这一禁烟条例的实施，财政部拟订禁烟行政条例十种，在1928年3-4月份相继公布。

　　1927年底，因全国各界反对财政部主持禁烟行政，财政部次长也表示，禁烟行政重大，'宜设禁烟委员会主持。中华国民拒毒会又致函财政总长孙科，建议由民政、财政、军事各最高行政机关联合组成禁烟委员会，"并延请浙江省政府代表，人民拒毒团体，及鸦片问题专家加入合作，研究各项问题之症结，厘定切实有效之办法，以排除一切困难与纠纷，随时指导禁烟之设施，监察禁烟当局之举动。如是则各委员代表相当之实力，禁烟全责由委员会全体同负之。厘定条件，既经各方之同意，定可推行全国，无所阻碍"。1928年1月，中华国民拒毒会又向国民政府递呈，要求组织中央禁烟委员会和召开全国禁烟会议。1928年3月，上海各社会团体举行禁烟促成会，决议禁烟最低要求10条，发表禁烟宣言。3月27日，国民政府派代表赴沪调查，得悉包运、包贩、私运、私贩诸多流弊，该代表也提议改组禁烟机关。5月1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再次发表宣言，敦促当局尽快成立禁烟委员会。宣言说："现在禁烟仍交财政部办理，禁烟委员会之组织遥遥无期，而禁烟当局假筹饷而纵毒之苛政则进行如旧。以国府之威信，必不致自食其言，而使民众惶惑失望。且明年之国际禁烟大会转瞬即届，野心外人正虎视眈眈，图以禁烟废弛为口实，而破坏我国国际地位。情形危急，势如累卵。而环顾国内，遍地烟毒，讵不痛哉!讵不痛哉!深望当局诸公，遵从总理遗训，实行国民党纲，仰察人民疾苦，采纳本会主张，切实禁烟，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国誉，而永奠巩固之国基。"7月1日，中华国民拒毒会代表钟可托又向全国财政会议递交提案，要求组设禁烟委员会，认为禁烟事关军事、外交、司法、民政、财政诸大政，理应组成共同负责的禁烟委员会，延聘专门人才加入，以为监察、顾问、指导、研究的机关。

　　在各界迫切要求禁烟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成立禁烟委员会，1928年7月18日公布了《禁烟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全国禁烟事宜由禁烟委员会负责处理，禁烟委员会对于各地长官执行禁烟事务有权指导、监督，对于禁烟不力或不称职的官员，得依法提交中央委员会最高当局予以惩处。委员会设正副委员长，委员与委员长均由国民政府任命。8月25日宣布禁烟委员会成立，委员名单排列顺序是：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钟可托、李登辉、张之江、李烈钧、陈治宽。以内政部长薛笃弼、司法部长蔡元培、外交部长王正廷为当然委员，指定张之江为主席，薛笃弼、钟可托为常务委员。8月24日任命黄乃祯为禁烟委员会秘书长。8月27日，又特派钮永键、马寅初为禁烟委员，指定马寅初为常务委员。后来，又指定财政、交通两部部长为当然委员。1929年2月27日，又颁布了《禁烟委员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了禁烟委员会的职责，第7-15条规定了禁烟委员会的组织方案。第7条是："禁烟委员会设委员9-13人，由国民政府任命之，就中指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各一人，内政、军政、外交、交通、财政、铁道、卫生各部部长及司法、行政部部长为当然委员。"禁烟委员会一成立，便着手制订禁烟法，首先宣布废止《修正禁烟条例》。9月17日公布的《禁烟法》，共有7条，规定栽种、制造、贩卖和运输鸦片、罂粟、吗啡、海洛因及其他化合质料者，各以刑法各条治罪；1929年3月1日以后一律禁止吸食，违者以刑法治罪；公务员在1929年3月1日后继续吸食，以刑法所定最高之刑处断；公务员犯栽种罂粟、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或庇护他人犯刑法上鸦片罪者，分别以刑法所定最高之刑惩处；以前设立的各禁烟局所，限于1928年12月1日前一律结束。《禁烟法施行条例》共7章19条。第1章总纲对于麻醉品和地方禁烟机关进行了定义和限制；第2章禁烟机关，规定了禁烟机关的职责；第3章禁种，规定自1928年秋季起各级地方政府应切实查禁种植，强行铲除，依法治罪；第4章禁运，规定严禁鸦片等麻醉品非法输入，依法严惩；第5章禁售，规定各地方长官严厉查禁销售毒品案件，在本条例施行前曾经销售鸦片等麻醉品者必须向地方政府登记、具结；第6章禁吸，规定1929年3月1日以后一律严禁吸食，不准制造j贩卖、私藏鸦片烟具；第7章附则，规定公务员禁烟的奖惩办法以及销毁鸦片等麻醉品方案。总的来说，《禁烟法》和《禁烟法施行条例》采取了"断禁"鸦片方案，改变了先前以禁烟为名而行筹饷之实的纵毒政策。禁烟委员会的设立和《禁烟法》的颁行，表明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鸦片专卖计划，打算在三年内禁绝鸦片烟毒。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全国禁烟会议，与会正式代表70人，其中禁烟委员11人，各省政府代表20人，各省总商会代表9人，各禁烟团体代表9人，特约专家6人，各特别市政府代表4人，各最高军事长官代表6人。会议10天，通过议案44项，会议闭幕时，发表了宣言。宣言说，1918年以来，"禁烟事业一误于军阀割据之局面，再误于寓禁于征，之政策，以致烟祸日深，民生益困，民族益弱，民德益衰，长此因循，国将不国。今者，国民政府统一中原，打倒破坏禁烟之军阀，本总理拒毒之遗教，外以雪八十年来之奇耻，内以为民生主义之造端，毅然痛革'寓禁于征'之秕政，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厉行铲除烟毒之计划"。这是说，国民政府已下决心，坚决铲除鸦片烟毒。宣言呼吁收回"治外法权"，说："中国政府已下禁绝烟毒之决心，内地烟民本可指日肃清，无如各地租界及外兵强占之铁道区内，烟禁不严，鸦片暗卖，伪药明销，一地藏奸，贻害全国。例如上海实为鸦片及各种毒品贸易之中心，此处不能禁绝，则其他禁运禁售之办法，皆不免枝枝节节，难收效果。而上海所以能藐视法令，大宗运卖者，良以租界内受治外法权之限制。......故治外法权一日不能收回，则禁烟问题一日不能解决。本会议专为禁烟而召集，本不涉及政治问题，但为厉行禁烟起见，以消除前途之障碍，又不得不望治外法权早日收回。"这份宣言一方面是向全国各界表示政府的禁烟决心，一方面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禁烟政策。要求收回"治外法权"是对的，而寄希望于"友邦"的有效合作，态度过于软弱。尽管如此，《禁烟会议宣言》表达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禁烟的决心。

　　全国禁烟会议之后，为贯彻这次禁烟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根据大会通过的各项禁烟提案，禁烟委员会对于过去的禁烟法令又作了一番修正和补充。据统计，自1929年初到1930年底，在两年时间内公布的禁烟法令有14种。现将这些法令条例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其一，关于《禁烟法》的修正。1928年11月召开的禁烟会议决定对《禁烟法》及《禁烟法施行条例》加以修改，主要理由是《禁烟法》所规定的鸦片罪与《刑法》的规定有许多相互柢牾之处，不便施行。1929年7月6日通过由法制委员会起草的《禁烟法》，7月25日公布施行。新的《禁烟法》4章22条。第一章总纲，对于毒品的定义和范围进行了界定；第二章禁烟机关，对于中央及地方禁烟机关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第三章科刑，对于违犯禁烟法的个人行为作了具体规定；第四章附则，规定实施时间等。这一《禁烟法》确定全国禁烟会议、禁烟委员会、省、市、县政府、水陆公安机关、地方自治团体为禁烟事业的合法机关，并使鸦片犯罪的惩处与《刑法》趋于一致。规定对制造或贩卖鸦片烟毒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科5000元以下罚金；对种植罂粟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元以下罚金；对吸食鸦片及施打吗啡者，处一年以下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对国家公务员从事鸦片烟毒犯罪或包庇他人违犯鸦片烟罪者，处罚尤为严重。如规定公务员利用权力强迫他人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吗啡等处以极刑，体现了从重从严惩办的精神。行政院于1930年2月14日颁布《禁烟法施行规则》25条对于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关于禁种，规定每届罂粟播种时节，各地方长官应派人切实查禁，并大力宣传禁烟意义，烟苗出土时，县长宜亲自到各地踏勘，及时铲拔和惩戒，并指导农民调换合适作物。关于禁运，规定在各重要关口和车站、港口、海关等处设查缉处，严禁全国交通机关职工夹带走私毒品。关于禁吸，规定勒戒与惩办兼施，设立戒烟所，严格检验戒烟丸药的质料。总的来说，所定《禁烟法》及其施行条例比以前的更严密，更适用。同时，还考虑到了麻醉药品的医药功能，专门制订了《麻醉药品管理条例》22条，于1929年11月公布，对麻醉品的医用和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区别了合法使用与非法滥用的界限。

　　其二，关于查验章程。禁政的有效实施需要一整套周密的查验章程。1928年12月26日禁烟委员会根据议决案制订了《调验公务员简则》，在此基础上行政院根据《禁烟法》第20条规定，修订、颁布了《公务员调验规则》15条。规定，凡有吸食鸦片及服用麻醉品嫌疑的公务员必须接受查验，由各负责机关负责检举。如系各院、部高级长官，或各省、市政府长官，或各驻军长官，或驻外公使，应由检察院负责检举，由国民政府派员指定机关负责调验。如系其他属员，则由各主管长官负责检举，指定地点调验。如负责检举者知情徇隐，不检举，除将嫌疑人犯照条例惩处外，并将检举人予以惩戒。1929年5月，禁烟委员会根据《禁烟法施行规则》第6条规定，制订《县长履勘烟苗章程》，于1930年5月加以修订、颁布，对于县长的禁烟职责和注意事项作了严密规定。1930年9月，为防止邮寄毒品，专门制订《检查邮件私递麻醉品办法》11条。同年12月，根据《禁烟法施行规则》第24条规定，禁烟委员会又制订、颁布了《中央及各省市调验所规程》。于1930年4月公布了《检查舟车、飞机私运鸦片及其代用品办法》，12月又公布《各地水陆公安机关考察烟犯办法》。此外，在1929年2月公布了《审议告发文件简章》等。这些详细的查验章程便于有关公务员履行职责。

　　其三，关于禁烟奖惩条例。1929年元月，禁烟委员会与内政部会订《公务员禁烟考成条例》17条。1929年9月重新修改、颁布。1930年2月依据《禁烟法》第5条规定，制订《禁烟考绩条例》19条。1930年6月又公布《禁烟罚金充奖规则》，以五成罚金奖给告发、检举人，以三成奖给破案有功的警察和行政人员。这三项条例，如果认真执行，对于督促各级禁烟人员恪尽职守肯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其四，关于戒烟所的规定。禁烟委员会于1930年4月根据《禁烟法施行规则》第17条规定，制订《医院兼理戒烟事宜简则》和《市县戒烟所章程》。同年11月，根据《禁烟罚金充奖办法》第七条规定，制订《二成戒烟经费支销办法》10条。

　　其五，关于禁烟纪念日的规定。1929年5月，颁布《禁烟先哲林则徐先生焚毁鸦片九十周年纪念办法》9条。1930年5月，禁烟委员会又制订《禁烟纪念H纪念办法》10条。规定纪念典礼为："一开会，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训、总理拒毒遗训，六默念三分钟，七主席致开会辞，八报告禁烟状况，九演说，十奏乐，十一散会。"举行纪念会的目的是促进禁烟运动。从此以后，每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开始焚烟日)全国都以各种形式集会，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禁烟行动，这就是国民政府时期"六三纪念日"的由来。

　　上述一系列禁烟法规的制订和颁布，是国民政府实施禁烟的积极行为。这些禁烟法规，较之清末民初的禁烟法令章程要严密得多，是禁烟法令史上臻于成熟的阶段。如果能够认真执行的话，可以期望能够取得比清末民初禁烟运动更大的成效。即使不能彻底消除鸦片毒害，起码可以改变毒品泛滥的严重程度，必有相当可观的成效。

　　总的说来，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禁烟的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逐渐改变了"寓禁于征"的纵毒政策，确定了断禁的方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禁烟法规和条例，向国民表示了政府的禁烟决心，向世界禁毒组织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禁烟态度。

　　三、国民政府初期禁烟的成败得失

　　国民政府在禁烟问题上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这不仅表现在组设禁烟机关和颁行法规上，而且也有一些实际行动。据统计，到1933年，全国各地设立的戒烟所有2121个，都开展了戒烟业务。1932年，全国各地查获的烟具、毒具共有74300余件，捕获鸦片犯、毒品犯25000余人，没收鸦片、吗啡等毒品146000余两。而就省区而言，禁烟成绩有很大差异，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成绩较为显著，其它各省成效不大，尤其是边远省区禁烟拒毒毫无进展。浙江省自1927年以来，全民禁烟热情一直保持高昂势头，历任省府长官对待禁烟都比较认真，每届罂粟播种时期，便派出禁烟委员到各地查巡。并且针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制订本省肃清鸦片烟毒暂行条例，广泛进行宣传。1933年到1934年，捕获毒犯10100人，判处死刑30余名，设立戒烟所200余个，有30000人相继戒掉毒瘾。江苏在这一时期的成效也很明显，全省各县市分别成立了禁烟委员会，除了要求各属严格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烟法规外，本省也针对自己的情况，制订了很多地方性禁烟章程、条例。每届罂粟播种时期，省府派人到重点种植区巡视、督拔。到1934年，全省登记领照烟民200000余人，并捕获大批鸦片犯和毒品犯。上海市禁烟也比较认真，每年破获大批毒品案件，据统计，自1932年到1935年，共捕获鸦片犯、毒品犯18587人，查破毒品案件8699起。河北省在这一时期推行禁政也比较认真，每年捕获毒品犯数以千计。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查禁鸦片等毒品也都比较负责，鸦片烟毒比以前都有所减轻。

　　而在其它省区鸦片问题仍很严重。由于一批新军阀割地称雄，各自为政，需要从鸦片中筹集军饷，对待南京禁令阳奉阴违，明禁暗弛，巧立名目，地方法规五花禁烟行政几成儿戏。究其目的，无一不以征税为归。分明是鸦片膏，却称之为戒烟药；分明是吸烟许可证，却称其为戒烟执照；分明是逼迫种烟，却称为烟亩罚金。种种名目，不一而足。尤其是云南、四川，无论种罂粟与否，一律摊派烟亩捐款，"不种烟之农民，既受苛政，复蒙恶名，世界秕政，宁有逾此"!广东省规定，凡是年龄在40岁以上染有鸦片烟瘾者，一时不能戒断，可领取"特许牌照"，购买禁烟委员会的"戒烟药膏"。"特许牌照"分为甲、乙两种，不限地址者每照收大洋100元，限定地址者每照20元。领取牌照者，必须到禁烟委员会办事处购买"戒烟药膏"，任何人不得私吸。这里的"戒烟药膏"是地地道道的鸦片膏。所以，广东的禁烟完全是鸦片公卖制。广西最初虽规定吸食者限一年内戒断毒瘾，在限期内可以领取吸食牌照，而在实际上不管限期，只要交钱就能领到吸食牌照，就可自由吸食。按最初规定，供人吸食鸦片的场所关闭的日期是1934年10月1日，由此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广西就不打算禁烟。这里的禁烟行政，无非是发售"吸烟牌照"而已。湖北规定吸食者必须持有"戒烟执照"。吸食者所需"戒烟药品"，必须在领有特许营业证的"戒烟药品店"购买。特许营业照分为甲(资本10000元)、乙(资本5000元)、丙(资本3000元)三种，每月定时缴纳营业税后方可营业。这里的"戒烟药品"也是货真价实的鸦片膏。湖北的禁烟方案是官商合伙推销鸦片。湖南禁烟方案虽规定本省禁种、禁吸和禁售，而允许鸦片商自由通过，并派遣军队加以保护，以便收取鸦片过境费。从上述情况看，很多省区并没有采取南京规定的"断禁"方案，大都以发售"戒烟执照"和"戒烟药品"的方法，征收鸦片税，欺世盗名而已。

　　种植罂粟在有的省区毫无限制。例如四川，自成一国，不仅大力推行种烟，而且积极向外省推销鸦片。省内大小军阀无一不以鸦片为财政、军费来源。川东、川南为重要种植区，每年征收种烟税数百万元，贩运鸦片税数百万元。此外，如甘肃、贵州、云南等省仍然大量种植罂粟，生产鸦片。1930年，中国的鸦片产量据估计有12000吨(24万担)，相当于当年世界其它国家鸦片总产量(1710吨)的七倍左右。

　　总之，鸦片问题在一些省区仍然十分严重。就全国来说，禁烟行政十分混乱。"有今年准种，明年或否；甲地准种，乙地或否者，此关于种之无所适从也。有抽灯捐者，亦有否者；有卖官膏者，有不卖者；抽捐卖膏之区域则准吸，否者则禁吸；而此准也，禁也，又朝令夕改，时时不同，此关于吸之无所适从也。贩运鸦片，久成少数有力者之专利，平常商民本不敢问津，然既已种矣，难免无存储；既已吸矣，焉得不携带?而一方吞舟漏网，一方锱铢科刑；且尚有所谓贴印花之制者，然印花不必通行，甲地收费，乙地提人者，往往有之，此关于运之无所适从也"。忽而许种，忽而查禁，忽而派捐，忽而罹刑，使人无所适从，不知政府用意，禁烟名实不副，腾笑全球，成为一大国耻。

　　国民政府初期禁烟不能取得重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军阀割据，政府禁令无法推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表面上完成了政治统一，实际上在西南和西北的军阀依然拥兵自重，各行其是。他们的统治依靠军队，豢养这支军队，需要巨大的军费来源。在边远省区工商业相对落后，筹集军饷主要靠鸦片。鸦片利税是他们的生命线，失去了鸦片就失去了军阀统治的经济依靠。所以，他们置中央政令于不顾，继续逼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拼命榨取毒品利益。据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1929年，云南征收的烟亩税为600万元，四为1000万元，贵州为2000万元。1929年以后，三省种植罂粟面积进一步扩大，四川种植罂粟的面积约占该省作物面积的11．2％，云南、贵州两省则高达18．8％。在广西，鸦片收入成为桂系扩大政治势力的重要本钱。在宁夏，马鸿逵公开制定奖励条例，鼓励财政机关拼命增加鸦片税收。在湖南，专门成立鸦片监护处、监护大队，保护鸦片运输。每押解护送一帮烟土，少则五六百挑，多则上千挑。在宝庆鸦片监管所内，鸦片贸易公开进行，每日开箱看货，定盘子讲价，毫无限制，只要按规定纳税，便可自由运出运入。鸦片贸易和运输置于军队保护和监视之下，军队依靠鸦片特税来供养，鸦片生意兴隆，军队饷源充足，畸型的经济养活了军队，支撑着军阀的罪恶统治。军阀们为了抢夺鸦片利益，绞尽脑汁。1930年，贵州鸦片大量改道湖南运销，桂系军阀无法征收贵州的鸦片过境税，大伤脑筋，白崇禧便设计化兵为匪，袭击湘黔边境上的鸦片商，企图迫使鸦片商人避匪，而重新从广西经过，即为一幕政治丑闻。1932年春天，白崇禧亲自到柳州视察，与第七军军长廖磊密谋策划了化兵为匪，逼迫鸦片商改道广西一事。不久，便命令第24师第70团第1营驻防古宜。该营营长明德出身行伍，目不识丁，年青时随李宗仁当兵，对于湘黔、黔桂边界地形比较熟悉。白崇禧亲自召见明德面授机宜，以发给双倍军饷鼓动该营官兵化兵为匪，要求该营官兵严守秘密，泄密者按军法论处。同时自柳州购买了300余套各种各样的便装运到古宜。该营一到古宜，就网罗了几十名惯匪为向导，侦察湘黔边界鸦片商活动规律和路线，然后把该营士兵化整为零，由连、排、班长带领，装扮成土匪模样，分别活动，袭击鸦片商船，打劫鸦片烟帮，威胁鸦片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试图迫使鸦片商就范，重新改道广西，以便征收鸦片过境税。可是，贵州、湖南的军阀为维护鸦片利益，派遣了大批军队沿途给予鸦片商以严密保护，与明德营的"匪兵"多次交战，并派大批部队到边界扫荡。明德营在湘黔边界上活动了几个月，因不便以大规模武力对抗，没有达到化兵为匪迫使鸦片商改道的目的，不得不撤回古宜。当明德营缩回古宜时，按照白崇禧的密令，将参与这次活动的土匪向导全部杀死，以防土匪泄露内中密谋，灭绝口证。军阀割据，唯利是图，置中央禁令于不顾，千方百计争夺鸦片利益，严重破坏了禁政，从而影响了全国禁毒的成效。

　　其二，国民政府对于禁烟缺乏诚意。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之所以采用"寓禁于征"的渐禁方案，是因为在北伐前曾征收了数目相当的鸦片税。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被迫放弃数额巨大的鸦片利税，采取"断禁"方案是不情愿的。就在确定"断禁"方案以后，蒋介石又批准成立"两湖特税处"，负责征收湖南、湖北的鸦片过境税，这一举措与《禁烟法》是相抵触的。1932年，国民政府又宣布设立"六省禁烟查稽处"，准备实行鸦片专卖，遭到社会各界反对，禁烟委员会也认为，查稽处章程与《禁烟法》相矛盾，"实为鸦片公卖变相机关"。尽管查稽处被撤销，但它的试设表明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放弃鸦片专卖打算。由于当局缺乏诚意，禁烟态度不够坚定，禁烟政策不能一贯坚持。这样，"一面禁烟，一面抽税，不只表示中央禁烟政策毫无主张，影响所及，中央禁烟法令遂不能通行于全国，酿成省自为政之风"。禁烟成效因而大受影响。

　　其三，外国侵略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开展的历次禁毒运动都受到了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有所不同的是，以往禁烟拒毒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商，而这次禁烟拒毒运动的主要阻力是日本侵略军及其毒品贩。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中国禁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鸦片来源，外国不法商贩趁机向中国大量运送吗啡、海洛因和高根等烈性麻醉品以替代鸦片消费。据统计，自1930年到1933年，从国外进口的烈性麻醉品每年高达数十万公斤，甚至高达上百万公斤。走私进口烈性毒品的商贩怀揣着各个国家的护照，以"治外法权"为护符，明目张胆地进行活动。在外国走私毒品贩中，日本人最多，活动最为猖獗。据中国海关报告，自1929年7月1日到1931年6月30日，在两年时间内共计缉获日本船只贩毒案104起，所获毒品73249．92两，又十二合500筒，共值328899．69两白银；同一时期，日本人用其它方法向中国走私毒品被查获的有68起，总数为18144．1两，价值为125781．69两白银。在查获的贩毒案中，有一案牵涉到日本在华洋行商店200余家，另一案牵涉到胶济铁路上贩卖毒品的人数多达20000余人。还有一案所揭露的一家日本洋行贩毒价值约460万日元，由此可以看出贩毒规模之大。日本毒品贩子敢于如此大规模向中国走私毒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侵略军的庇护和怂恿。当中国缉私人员查获毒品走私犯后，日本驻华使馆、领事馆往往借"治外法权"庇护毒犯，或借词搪塞，或从轻敷衍，"彼等从未肯采取有效方法，制止其同国人非法行为者"。例如，大连为日本毒品贩子的根据地和集散中心。这里的毒品分销到天津、吉林、奉天、石家庄等处。在大连的日本商品交易所理事长原田耕一的指挥下，有许多日本人参与毒品走私。1928年被破获时，毒品额值400万日元。中国外交部为此专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要求采取措施，从严取缔日本人在该处经营的毒品贸易，惩办毒犯，而日本使馆不作任何答复。又如，1931年3月，福州一家鸦片烟馆被查封后，日本领事派人将封条撕去，加上日本帝国领事馆封条，称此鸦片烟馆为日本国籍林罗古所有，公开庇护日本毒犯。中国政府为此提出抗议，日本使馆不作答复。"治外法权"成为毒品走私贩的护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禁烟禁毒计划的实施，从而影响了禁毒的效果。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阻力对禁毒行政的实施起了干扰和破坏作用，诸如，黑社会势力的猖狂活动，官吏的不法行为，都对禁毒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历次禁毒运动都要遇到的阻力。禁毒运动的顺利进行，也必须克服这些阻力。

　　四、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提出

　　从1928年确定"断禁"鸦片烟毒方针，到1934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禁毒活动已经持续了七年时间，就局部地区来说，禁毒不无成效，而就全局来说，中国的鸦片烟毒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基本上是失败的。国民政府受到国际国内尖锐批评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研究禁毒的方针和政策，提出新的禁毒计划。

　　对于现行禁毒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探讨从1932年就开始了。1932年，国民政府"断禁"鸦片烟毒计划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不仅边远省匿的鸦片烟毒依旧泛滥，而且在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地区的鸦片问题仍很严重，是继续坚持"断禁"的方案，还是采取"渐禁"的方案，利用鸦片专卖补充中央财政税收?国民政府需要作出新的抉择。英籍华人总税务司伍连德提出了他的观点，大意是，中国禁烟等于美国禁酒，毫无成效，与其白白丢掉鸦片利税，莫如实行国家专卖，化私为公，可以增；虱库收入。这种主张一出笼，国民政府就宣布组织"六省禁烟查稽处"，为鸦片专卖做准备。

　　伍连德的主张和查稽处的设立，立即引起舆论大哗，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实行鸦片专卖和渐禁方案的理由是，现在禁烟名实不副，徒为空言，贻人笑柄，与其坐视各省当局、军警违法肥己，莫如实行鸦片专卖，利税归公；与其明禁暗弛，莫如改弦更张，切实查核鸦片产量和吸食者，逐年递减，更为有效。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反对鸦片专卖的声音更宏亮，理由更充分。福州总商会致电公开指出，设立查稽处，实行鸦片官卖，"与总理遗训背道而驰"。上海救国学生联合会，指名批评禁烟委员会垂涎鸦片利税，念念于鸦片官卖，违背了《禁烟法》。全国律师协会也发表宣言说："鸦片公卖之潮，前后计已掀轰数次。今震荡吾人之耳鼓者，又以鸦片公卖闻矣。际此满目疮痍，万方多难，中区多沦水患，南北互见兵戎，各地当局尚出此忍心实施鸦片公卖，必使幸免于洪涛、兵灾之遗，相率就毙于烟枪膏火之下，倒行逆施，莫此为甚，伤天害理，蔑以复加。查最近各省纷行公卖，雨骤飙狂，高视阔步，肆无顾忌，实皆中央禁烟局目成心许，阴与撑腰，授以机宜，挥其进退，故中区一仍旧贯，闽皖竟着先鞭，华北接踵实施，东西努力酝酿，黑色恐怖，已迫人而来。中华国魂，将遍招不返。古有率兽含人之苛政，今有纵毒屠民之惨闻。此种惨象，竟于此二十世纪文明世界民主政治高唱入云，人道主义争相标榜之时代见之，宁非咄咄怪事!此种苛政，不于南菲北澳之未开化民族中见之，而于素诩轩辕神胄开国四千余年享有灿烂光荣之历史之中华民族见之，尤属骇人听闻，腾笑万邦，留污百祀，偕亡之念，孰不同深。"各家报刊也纷纷发表意见，陈述反对鸦片公卖的理由。

　　一致的意见是，实行鸦片专卖制度，等于鼓励吸食毒品，不仅败坏道德，损害经济，消耗资金，而且会引起国际毒品大量输入，招致民族败亡。他们认为，政府既然无力强迫各地军阀切实禁烟，自然也无力使其鸦片利税尽归国库。实行鸦片专卖，互相争夺鸦片利益，只能使政局更加混乱，不可收拾。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虽然可以抬高价格，限制吸食，而不能根本杜绝毒品，

　　只能使烟祸更加严重。鸦片公卖虽然可以化私为公，而争此不义之财，有损政府信誉。鸦片专卖制度推行的后果必然是，战时无合格可用之壮丁，平时无足以自给之粮食。鸦片专卖制度只适合于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占领地人民的奴役和控制使用。甲国欲侵略乙国，或甲种民族欲消灭乙种灭族，以其立场不同，故不惜出其残忍手段。例如英国、荷兰对于南洋群岛各国，日本对于中国之台湾，一面榨取经济利益，一面消灭民族反抗精神，是一种殖民政策，不能效法。列强在殖民地实行的鸦片专卖政策长期以来遭到中国的批评，而一旦中国政府自己推行鸦片专卖制度，予人以口实，陷海外侨胞、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是一种愚蠢的民族自杀政策。

　　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禁烟查稽处设立不满一月，实际收入只供私人中饱，无补国库丝毫，反而为奸商、流氓、不法军人大开贩毒方便之门，流弊百出。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撤销，1932年7月8日，"查稽处"解散。《大公报》就此事件发表社评说："(鸦片专卖)自弱其种，损其财，坏其俗，将自使其四万万人民陷于万丈黑渊，沦为万劫之黑鬼，此诚自杀之痛事，革命之奇羞。况如禁烟查稽处者，乃中央政府所设，名义虽'寓禁于征'，结果必有征无禁。假令中央政府不积极扑灭黑祸，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则法令何以管辖各省?人民将何以制裁军阀?

　　黑祸扩张以何处为止境?孙公遗训，着在何处寻落?是以查稽处事公布之后，举国哗然。本报被其爱法律、爱国家、爱革命之心所驱使，亦尝一再发言，期待改革(!)。"禁烟查稽处在人民的反对声中撤销了，但并不表明国民政府有了诚意，从此会放弃了鸦片专卖打算。

　　禁烟查稽处试设失败后，国民党当局不愿就此罢休，暗中支持御用班子，继续策划鸦片专卖，为推行"渐禁"方案大造舆论。这时，禁烟委员会也公开主张改变"断禁"方针。他们认为，"断禁"鸦片难收成效。强调的主要困难有五种：其一，鸦片等麻醉品吸食成瘾后，戒除特别困难，没有相当一段时间，难以禁绝；其二，"断禁"法令虽峻，偷种偷运之风不息，囹圄人满，私贩之计愈工，稽查难免疏漏，流毒蔓延，难以扑灭；其三，内战频繁，各省政令不一，有的省区依靠鸦片收入维持财政，"断禁"难收成效；其四，毒祸太重，瘾民太多，禁吸困难。种、售、运、吸人犯过多，监狱狭窄，难以拘留。禁烟经费很大，没有来源，禁烟机关难以维持，法令成为具文，成效不大；其五，法令执行不平等，平民易于查禁，特殊阶级勾结禁烟机关，以遂其私，难收成效。同时，禁烟委员会又认为"渐禁"有三利：其一，通过控制烟亩烟民，便于稽查、登记和限制；其二，以禁烟之收款办理禁烟行政，可以解决禁烟机关的财政困难，同时也可以使依赖鸦片税收的省份，逐渐减少依赖，设法筹抵；其三，清末采用"渐禁"方案，比较成功。国际联盟远东鸦片委员会主张鸦片专卖，其用意也是逐渐禁止。

　　严格说来，当时各省各地的禁烟几乎全是明禁暗弛，掩耳盗铃之举，既不是"断禁"，也不是"渐禁"。研究当时"断禁"方案的流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设法克服这些流弊是必要的，正常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用"断禁"，还是采用"渐禁"。因为这两种方案的实施都有积极的成效，例如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先是采用"渐禁"方案，在清末取得了显著成效，后是采用"断禁"方案，在民国初年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要害问题是，是为彻底禁烟而采用"渐禁"方案，还是借"寓禁于征"之名，而行征税之实?一句话，就是国民政府有无禁毒的诚意。就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来说，国民政府想彻底消灭鸦片烟毒，的确有一定困难。但不能因有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禁烟职责。若以彻底肃清烟毒困难为由，放弃政府的禁烟责任，对鸦片恶势力下旗息战，这是一种卖国行为，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讲得清清楚楚。若以"断禁"方案流弊较多，真想采用"渐禁"方案，以鸦片专卖为手段，严格调查控制鸦片的种、运、售、吸，最后达到根绝鸦片烟毒的目的，也未尝不是一种认真禁毒的方案。当时公众舆论一致认为，国民政府缺乏禁毒的诚意，采用"渐禁"方案的目的不是禁毒，而是增税。既然目的在于征税，那么，势必以增加税额论成效，势必勒种、勒运和勒吸，如此这般，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社会舆论一致认为，采用"渐禁"方案是一种纵毒行为，此呼彼应，激烈反对。

　　而国民政府的禁毒思想逻辑与社会舆论是不同的。1932年，日本加紧策划东北"独立"，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仍以工农红军为心腹大患，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一方面决议对日交涉，一方面决定全力"剿共"。6月，蒋介石亲自出任"剿共"总司令，纠集63万兵力，大举进攻共产党红色根据地。蒋介石欲集军权、财权于一身，试图改变"断禁"鸦片政策，采用分期"渐禁"方案，对鸦片实行"统制"。鄂豫皖三省禁烟事宜由三省"剿共"总司令部接办，规定了四项禁烟办法：其一，党、政、军、学各界严禁吸食，各省成立戒烟医院，因年老、患病不能立即戒掉毒瘾者，限制鸦片供应量，递减吸食量，限于6年戒绝；其二，由各地方机关设立特许土膏店，供应年老、患病者所需鸦片；其三，内地省区绝对禁种，边远省区一向未种罂粟者，也不准种；历来种烟地区，一时未能改种粮食或其它农作物者，应报告种植亩数和产量，领取种烟执照，逐年限制递减；其四，由禁烟机关调查鸦片土膏供需数量，设立鸦片公栈，负责购销，取缔私运私售。根据这四项原则，于1932年12月，由"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制订、颁布了《查禁种烟注意事项》。1933年4月，又陆续颁布了《厉行戒烟取缔吸户章程》、《厉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缔土膏行店章程》、《严禁腹地省份种烟取缔采办边省产土章程》、《派员查禁各省种烟办法》、《查禁种烟事项》、《戒烟调验规则》以及《毒品查缉通则》等。在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下，鄂、豫、皖、赣四省的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吴铁城的一位清客，名叫杨永泰的广东人，吸毒成瘾，经常与上海的广东鸦片商郑寿芝、程蕴珊、卢青海等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鸦片问题。当时，蒋介石几次围剿苏区失败，正在设法筹措巨款，准备对鸦片特税实行"统制"，苦于找不到合适借口。杨永泰在这时便不失时机地献上了"削藩论"，主张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卖的"禁烟督察"计划。这个计划立即被蒋介石采纳，命令筹备实施。杨永泰、郑寿芝、程蕴珊、卢青海都参与了策划工作。正是由于策划有功，郑寿芝成为上海禁烟督察分处处长，卢青海成为湖北禁烟督察分处处长，程蕴珊成为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秘书长，这是禁烟督察处成立的内幕和因由。

　　与此同时，不断增强的国际舆论压力，也是促成国民政府制定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重要原因。30年代初，世界毒品蔓延更加严重，不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远东国家和地区的毒品问题严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毒品传播速度也十分惊人。人们惊呼，毒品蔓延如同流行性感冒那样无法控制，谈毒色变。毒品销路日增月盛，"私运贩卖之徒迹遍全球"。为了对付毒品这一瘟疫，国际间每年都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制止毒品的蔓延。从1933年开始，又改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国际禁毒大会。在国际禁毒会议上，每次讨论到远东毒品问题时，各国代表都发言批评中国政府的纵毒行为，"每次皆令中国全权代表汗颜受辱，无词以对"。特别是在1934年5月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纷纷批评中国政府无能和放纵毒品。美国政府代表福勒在大会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中国烟毒泛滥不仅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对其它国家也产生了毒品危害，强烈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鸦片以及其它毒品的泛滥，甚至有这样的话--"请中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人民及顾念友邦幸福计，实行禁令及条约义务"。对于各国代表的指责，中国代表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此次批评中国最严厉的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国家，国民政府如果再不采取切实禁烟措施，他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就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胡世泽便将日内瓦禁烟会议的情况详细向国民政府作了汇报，请求政府改弦更张，下定决心禁烟。电文说："钧等窃思东案以来，我国迭以邻邦蓄意谋我，违法侵犯，诉诸国联，要求伸张公道。乃我国于鸦片问题明知有百害而无一利，且取缔之权全操于我，反不能严厉禁止，令旁观者为我忧虑，而本国反不警惕，事实俱在，代表在会，巧言辩护，徒增各国鄙视。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务恳政府采取有效办法，并劝告各省当局，恪遵法令，严行禁止，收入损失另筹办法，万不可饮鸩止渴，致招灭种之祸。"得此报告，禁烟委员会与行政院都认为："国内禁烟废弛，易招外人指责。今复如欲挽回国际信用，仍应从切实查禁入手。"应当说，国际禁烟会议的连续召开和对中国当局的批评，形成了一种较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禁烟方针和政策。

　　1934年春天，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围攻工农红军的第四次战争。在国际国内一致反对鸦片禁令松弛的呼声中，他采纳了杨永泰的建议，决定以禁烟为名，树立个人政治威望，加强其政治独裁地位，提出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口号，在汉取消了特税处，任命其亲信李基鸿为禁烟督察处处长，控制鄂、豫、皖、赣、闽、湘、苏、浙、陕、甘十省禁烟行政。十省禁烟督察分处及事务所设立地点及时间如表20。

　　按照规定，禁烟督察处直属于军事委员会，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处长由李基鸿担任。下设监察处、会计处。处长综理禁烟行政及缉私、执法各项事务，监察长负责所属机关一切行政、执法、缉私及稽核帐目等，会计长办理一切款项收支、汇兑、拨款、解款等。设立禁烟督察处，蒋介石要达到政治、军事、经济三个具体目标。

　　其一，经济上的图谋。蒋介石要维护其政治、军事独裁地位，就要消灭限制一切异己的军事力量(包括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此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一笔庞大的军费，单靠财政筹拨是不够的。所以，蒋介石要另辟财源，把鸦片特税划归军事行营直接控制。禁烟督察处长、监察长、会计长均由蒋介石委派亲信担任，鸦片税收自然由蒋任意支配。为了征收、解支的方便，专门成立了农民银行。督察处势力伸向哪里，农民银行就开到哪里。有了这样一套特殊的经济体系，一切不正当的开支都可列在特税项下，由农民银行随时支付。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常使用羁縻手段，拨给或补充一些军饷。例如，广东每月为10万元，湖南为30万元，粤汉路警备司令部1万元等。所有这些开支都是秘密的，不得公开。此外，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也由鸦片特税项下秘密开销。当然，"剿共"、剿匪的主要开支，也都取资于此。每年鸦片特税不下两三千万元，这就是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处的经济意图。其二，军事上的企图。蒋介石几次围剿工农红军，几次失败，损兵折将，不便直接扩军，便想借禁烟之名，以蓝衣社头目为军官，组织特别武装。这样搞既可以不受正规军编制的限制，装备待遇也可以比其他军队优厚一些，特殊一些。1934年成立的汉口辑私团官兵有3802人，每月军饷83340元，以邱开基为团长。此外，又借查缉毒品兵力不足为名，在各地相继组织了宪兵队(名义上这些部队是协助缉毒)，计有三个团，分驻洛阳、沙市、毫县。又因长江港汊分歧，于1934年8月增设安华、安宁、安民三只炮舰。广州也组织了三个团的缉私武装，配备有兵舰和飞机。其它各省督察办事处也都有不等的缉私武装。这些特殊武装不受地方军事长官节制，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工作，名为查私缉毒，实则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所以，督察处所到之处，也就是蒋介石私人武装势力伸到之处。各省绥靖公署对这种特殊武装势力，无不恐惧、戒备。同时，以禁烟督察处的设立，蒋介石大搞特务网罗，豢养了一批忠实走狗。特务组织有两个系统，布满全国。一是由重庆、宜昌到汉口，由洛阳、襄阳到汉口，合为一线，经九江、芜湖、安庆、南京直到上海，这是邱开基的特务系统；二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桂林、柳州、梧州，再到广州、福州和上海的特务系统，这一系统由戴笠控制。邱开基势力发展在先，戴笠较迟，后来者居上，两人各不相下，明争暗斗，十分激烈。特务系统的建立与禁烟督察处的设立有着密切关系。

　　其三，政治上的阴谋。蒋介石惯于耍弄威胁、利诱的政治手段。他打出禁烟禁毒的招牌，堂而皇之，谁要是触犯了禁令，或是不表示效忠，便以军法从事相威胁。对于各省当局，随时可以抓住弱点，加以控制。禁烟禁毒的招牌之所以能成为蒋氏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于当时各省军政机关人员大都与鸦片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是消费鸦片的瘾君子，有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毒品贸易，有的依靠鸦片税收生活。有了禁烟禁毒的招牌，蒋介石便可以在政治上大作文章。因此，禁烟督察处的设立，不仅在禁烟禁毒史上可以作为一个时期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事件。

　　五、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实施

　　禁烟督察处设立之后，军事委员会事实上成为禁烟禁毒的最高机关。蒋介石在一个饬令中全面提出了自己的禁烟禁毒主张，由于这一文件在六年禁烟时期起了指导性作用，为便于分析起见，先将原文摘录如下：

　　查禁绝鸦片，自满清末季以还，递及民国，前后数十年来，莫不悬为厉禁，详定刑章，煌煌法令不为不严，顾究其实际成效尚少，不惟关于鸦片之种、运、售、吸四者依然遍地皆是，蔓延日广，而且红丸、金丹、吗啡、海洛英等类烈性麻醉毒品反又代之而兴，取携益便，查禁益难，嗜者愈众，流毒之烈更浮于鸦片，充其弊害，灭种有余。乃法令上之科罪，仍与鸦片相同，绝无更严之处置。而一般一贪墨官吏、不法军警，更复对于禁烟法令阳奉阴违，举凡一张一弛之间，皆可因缘为奸，悉成其牟利诈财之具，甚或一方厉行禁烟，一方抽收烟捐，种种矛盾虚伪之状已为举世所共见。惟其所以致此之由，良以已往禁烟，徒知立法尚严，限期务促，经不计及应有之过程，亦未规画完善之办法，只欲争取表面文告之动听，冀于俄顷之间扫除此最难湔拔之毒祸，自政府以逮拒毒团体，莫不同坐此病，遂致一切禁烟法令，徒成纸上之铺张，从而演成种种不可究诘之流弊。本委员长前岁督师剿匪所至之处，既痛心毒氛之弥漫，复目击禁令之空疏，深知欲完成本党禁绝烟毒之政策，必须改用切实有效之方法。爰酌采曩年国民会议议决禁烟分为六年禁绝之方案，用科学方法，先后颁行各种禁烟法规，举种、运、吸、售诸端一律严加管理，实施统制，从而逐步取缔，分年缩减，借惩已往之失策，而谋根本肃清。

　　第一，关于禁吸方面。自党、政、军、学四界人员之吸食者首加厉禁，即颁党、政、军、学戒烟办法及调验规则，倘有犯瘾而逾期不能戒断者，严行惩处，树之风声，以为凡民倡率。其普通人民吸食者，则令各省各地遍设戒烟医院，勒令成瘾之人从事戒除，倘迫于年老、疾病不能短期戒绝者，则准其请领限期戒烟执照，暂行吸食，逐年递减吸量，最迟六年完全戒绝；

　　第二，关于禁售方面。既准暂行吸食，则所需土膏在事实上仍须暂有相当之供给，则由各地方主管机关特许设立之土膏行店专售，以济所需，而限定其家数，只准递减，不准增加；

　　第三，关于禁种方面。先从腹地各省着手办起，自前年冬开始即限令克日禁种，当曾颁行派员查禁十省种烟办法。而两年以来，在豫、鄂、皖三省内不断努力禁种及查铲之结果，如夙昔著名产烟之豫西、鄂北及皖北各县，业已分别报划尽净，烟苗绝迹。其余边区省份向未种烟之地，亦绝对不许新种，其历来种烟之省区一时未能改种食粮或其它产品者，则责令报明种烟亩数及产额约数，领取特许牌照，以便分区逐年递减，渐次禁绝；

　　第四，关于禁运方面。则由主管机关酌定产地、价目，调查供求数量，向尚未禁种之边区省份统收统运。其特许采办之商人，并规定由公家发给采办执照，施行公运，卸入公栈，以综持转运、收发之枢纽，杜绝偷漏泛滥之弊，端以达如期肃清之目的。以上四项办法，则老病吸食之人数，需要之数量，土膏行店之家数以及种烟亩数产额，一一均有精密之统计，严格之管理，逐步缩减以至廓清，使嗜好未深者知有度登彼岸之慈航，老病致困者获从容解脱之机会。所谓科学方法，实事求是，此其庶几。

　　去岁春间，遂由三省总部颁布《厉行戒烟取缔吸户章程》、《厉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缔土膏行店章程》、《严禁腹地省份种烟取缔采办边省产土章程》三种，将上述各项办法逐一分别规定于各该章程之内。先由剿匪区域之豫、皖、鄂、赣四省及其毗邻之地区切实试办，而使前清理湖北特税处主管其事。施行以来，确属适合实际，渐能实行统制，颇见成效。即有贪墨官吏、不法军警，亦稍有顾忌。今为使其他各省禁烟，得以平流并进达成同限禁之目的起见，实有一致推行之必要。本委员长有鉴于此，乃于本年四月，将前清理湖北特税处改组为禁烟督察处，并使改隶于军事委员会，直接受本委员长之命令。凡豫、鄂、皖、赣、苏、浙、闽、湘、陕、甘十省禁烟事宜，概由该督察处会同各该省政府，或市政府统筹办理，所有前述各种禁烟条规中原有"特税处"字样，应一律改为"禁烟督察处"字样。现经逐一分别改正，颁发遵照。并由本行营加定《严禁烈性毒品条例》一种，大体益为完备，果能恪切遵循，努力迈进，各该省地方之毒祸烟氛，固不难逐步涤荡，如期禁绝也。这则饬令基本上全面反映了蒋介石禁烟禁毒的公开理由和主张。第一段阐述了采取六年"渐禁"方案的理由，认为以前禁烟失败是由于采用"断禁"方案，操之过急。第二段为四项具体禁烟方案，核心内容是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对于种、吸、运、售各个环节严加管理，实施"统制"。关于吸食，虽规定党、政、军、学四界一律禁吸，而对平民吸食毒品限制很宽。关于种植，规定内地省区严禁种植，而允许边远省区继续种植，分期递减，是一种比较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央势力没有达到这一地区，逐渐禁种方案便于中央派出禁烟督察处向边远地区渗透，以便在控制鸦片的同时，控制地方政权。关于运销，由禁烟督察处控制，也就控制了鸦片利益。第三段，是强调设立禁烟督察处的必要性，并说明以"豫鄂皖剿匪司令"名义所颁布的禁烟章程条例的有效性。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把禁烟权改由军事委员会掌握，禁烟委员会失去了权力，禁烟禁毒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军事行动。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禁烟权力变化的合法和合理性，禁烟运动的操作与效果才是我们注目的焦点。

　　1935年4月18日，行政院同时公布了《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禁毒实施办法》共有12条，继续贯彻了1934年4月颁布的《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从重治罪精神，限定吗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化合物或配合而成的红丸为烈性毒品，规定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处以死刑，对于吸食或使用烈性毒品者概行拘押，交医院定期勒令戒绝；不按照限期戒绝，或戒绝后又服用烈性毒品者，也处死刑；又规定两年禁毒期满后，无论主犯、从犯，一律处以死刑。这个办法对于烈性毒品的惩治是严厉的②。《禁烟实施办法》共有13条，规定豫、鄂、皖、赣、湘、苏、浙、闽八省为绝对禁种省份，自《办法》公布之当月起，实行总检举，并派员到各地查验、督促。其已报禁绝种植的县区，如果发现仍有烟苗，一经查实，该县县长与查核委员及区长、保长、甲长、种户，概依军法，从严惩治。如有聚众抗铲者，即调军队严拿为首之人，立即枪决。倘若有不法军警包庇栽种，县长力难制止，可以密报，从严拿办。如县长对境内烟苗不报不铲，私收捐费，一经查实，立即枪决，以示惩戒。陕甘两省为分期禁种，三期禁绝。第四条规定，各省市应按照《厉行戒烟取缔吸户章程》，对于烟民进行登记，限期半年彻底办理完毕，前3个月以劝令登记为主，后3个月为勒令登记，强制执行，逾期不再办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五期，一年为一期，每年递减五分之一。第五条规定，党、政、军、学四界人员一律绝对禁止吸食鸦片烟，其已吸食成瘾者，准其报明，限期戒绝；有隐匿不报，或报后复吸者，概依军法处以死刑。第六条规定，1940年以前，凡吸户所需的鸦片应按照统计数量，特许运商采办，由禁烟督察处负责公运，运到目的地，一律卸入公栈。第七条规定，限制各省市土膏行店。第九条，规定各地在一个月内组设禁烟委员会，协助禁种及其他禁烟事宜。第十二条规定，滇、黔、察、绥、宁夏等产烟省区应援照陕、甘两省禁种办法办理，分期禁种。同时规定冀、鲁、晋三省应照腹地省区禁烟办法执行。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禁烟通令，指明禁毒自1935到1936年底止，禁烟自1935年起到1940年底为止。要求地方长官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于禁烟之扫荡"。这一通令和上述禁烟禁毒办法的公布标志着"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而1934年蒋介石在腹地十省区开展的禁烟活动可以看成是过渡期。

　　《禁烟实施办法》与《禁毒实施办法》颁行之后，原来的《禁烟法》就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1935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废止《禁烟法》，撤销禁烟委员会，设置禁烟总监，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负责办理全国禁烟事宜。关于禁烟禁毒法规，由禁烟总监参照军事委员会颁布的禁烟禁毒法令，分别制订，并送中央政治会议备案。《新刑法》中第二十章关于鸦片罪的规定，在适应禁烟总监所订禁烟禁毒法规区域内，停止施行。是年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上述决定。禁烟委员会的裁撤此时是必需的。中央禁烟委员会是一个非实权机关，在以往督促各省执行禁烟令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而缺乏强制力，效果不明显。禁烟督察处成立之后，军事系统实际控制了禁烟权，禁烟委员会是民政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协调肯定是困难的，与其互相牵制，不如以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为由，把禁烟权全部交给军事委员会，以便事权归一。所以，中央政治会议裁撤禁烟委员会的决定是很自然的，是对现实禁烟权所有形式的肯定。不过，禁烟委员会又是一个国际名称，本身负有向国际中央常设鸦片委员会汇报工作等许多事项。这些事项又必须有一个机关来承担，所以有禁烟总会的设立。1935年6月3日，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组织规程》，规定："本会设委员若干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兼禁烟总监，延聘或任命各省市热心禁烟公正人士充任，并于委员中指定三名为常务委员，承兼总监之命，处理本会一切日常事。"这样一来，禁烟总会便成为军事委员长兼总监的一个办事机关。禁烟总会在重庆行营成立，委员有：许世英、吴鼎昌、章元善、张伯芩、张季鸾、程颂云、刘瑞恒、杨永泰、范石生、钟可托、钟伯毅、马愚忱、马亮、金汉鼎、任可澄、彭程万、徐子休、周莘池、熊仲韬、黄为材、俞风韶、文群、吕蕊筹、甘乃光、李仲公、张开琏、李基鸿等著名人士。1936年2月，禁烟总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常务会，决定组设禁烟法规编审委员会，专门负责制订法规。禁烟总会在各省市县相应设立禁烟委员会。在禁烟运动中，禁烟总会又常常派出禁烟特派员到各省巡视，一度因派驻时间较长，改为常驻，负责督察一省一地的禁烟事宜。大致说来，在"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互相结合的禁烟机构，以禁烟总监为核心，禁烟督察处的军事力量为主，以禁烟总会和禁烟委员会为禁令推行机关，事权归一，分工负责，层层节制，令行禁止，行政效率较高。蒋介石通过会议和立法等形式，牢牢控制了禁烟权，在禁烟行政上采取了便宜行事的一切手段。

　　从1935年6月到1937年7月，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的名义，或以禁烟总监的名义，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的禁烟毒法规。关于治罪条例有《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禁毒治罪暂行条例》、《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和《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关于公务员调验的有《禁烟调验规则》、《公务员调验规则》、《防止公务员私吸烟毒规避调验办法》、《检举党政军服务人员吸食鸦片及毒品办法》；关于烟民戒吸登记方面有《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检举烟民登记办法》、《限期戒烟补充规则》、《戒烟医院章程》等；关于考成奖励方面有《禁烟考成暂行办法》、《处理烟毒案件罚金充奖支配标准四项办法》、《禁烟禁毒考成规则》和《禁烟罚金充奖规则》；关于审判方面有《审判烟毒案件办法》；关于检查方面有《铁路检查毒品暂行办法》和《检查邮件包裹私寄麻醉药品办法》；购销方面有《购用麻醉品暂行办法》、《特许商人采办烟土暂行规则》和《特许设立土膏行店暂行规则》；关于禁烟禁毒的方法与步骤方面有《禁烟禁毒实施规程》。以上这些章程、条例和办法涉及方方面面，规定得都很具体、详细和周密。其中最有特点的是《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这是一份关于禁烟禁毒行政的规范，对于禁烟禁毒的重点和注意事项以及工作进度都作了具体规定。例如在禁烟方面，强调禁种、禁吸是重点。对于禁种，一方面要求限期减种，反复检查；另一方面要求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动，宣传以每年"六三纪念日"为重点，举行禁烟纪念会，焚烧烟土烟具，制造禁烟声势。再如在禁吸方面，要求各省县市设立戒烟医院、所等，对于领照的吸食者分期分批治疗和教育。还规定在两年禁毒期满之后，要召开清毒大会，广泛宣传禁毒意义和成绩。这些具体的禁烟方法和要求在以往的历次禁烟运动中是没有的。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于国民政府正在开展的禁烟运动消极影响很大。国民政府在这时不得不把行政重心转移到抗战上，对禁烟禁毒运动作出新的安排。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与行政院长孔祥熙发表会电，声明六年禁烟计划不变，坚决贯彻到底。2月，对于禁烟机关进行改组，撤销禁烟总监，将禁烟总会改归内政部，将禁烟督察处改属财政部，继续负责禁运与禁售事项。内政部及其禁烟总会负责禁种与禁吸。关于省市县的禁烟机关，除了撤销禁烟特派员外，大致保持不变。1938年12月，内政部对禁烟计划进行了新的调整，制订了《抗战建国期间禁烟最后两年计划》。关于禁种，规定于1938年分别依限禁绝(云南、四川等于1939年秋天一律禁绝)，要求各省当局派员实地勘查。对于战区收复地一律查拔并收缴鸦片等毒品，勒令以后不得再种、再运。关于禁运，继续由督察处负责统运统销，严格缉私，私土一律没收；关于禁售方面，由政府制膏专卖，取缔私人土膏店。关于禁吸，在限期未满之前，允许吸食。到1939年，年龄在55岁以下的毒瘾患者应一律戒断，其余人在1940年戒断。

　　与战时禁烟情况和机关变化相适应，又颁布了一批禁烟法规。关于治罪条例有《修正禁烟治罪条例》和《修正禁毒治罪条例》，与1936年两项治罪修正条例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个别条目有所修改；关于禁吸方面有《各省市领照烟民分期戒绝实旄办法》、《各省市领照烟民分期戒绝实施办法施行细则》、《各省市筹办强民工厂办法》、《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和《贫苦劳动烟民戒烟时期生活救济办法》等。这些有关禁吸的规定，适应了新的情况，对于经济困难的戒毒者的生活和家庭给予必要的救济是合乎情理的。关于最后剩余的鸦片的处理方案有《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施行细则》和《消灭各省私存烟土办法》，这是对善后事项作出安排。关于其它方面的补充规定有《修正特许商人采办烟土暂行规则》、《各省市县禁烟专款管理通则》以及《二十八年(1939年)查禁种烟办法五项》，这些规定主要是解决具体问题。例如，查禁种烟办法五项，主要是处理零星种植问题，巩固禁种成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向国际国内表示了禁烟禁毒的决心，组设了一套新的禁烟机构，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召开了许多禁烟会议和纪念会议，大力开展禁烟禁毒活动，热热闹闹地推行了六年时间。1940年6月3日，蒋介石发表了书面讲话，对于六年来的禁烟禁毒运动作了基本总结，并为内政部禁烟善后会议定了调子。蒋介石说："中正认定此抗战与禁烟两事同其重要，不容轩轾，且不容分割。因是自抗战以来，对于全国各省之督励从未稍懈。"禁烟禁毒虽未彻底肃清，"所余已属无几"，"此实吾人抗战中重要之收获，亦可谓为抗战中一种最大之胜利"。那么，禁烟成效到底怎么样?

　　六、六年禁烟禁毒运动的成绩

　　从1935年开始，为促进禁烟禁毒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省市禁烟机关不仅利用"六三纪念日"，拟定宣传计划，发表宣言、公告，邀请党政要人以及各界名人集会演讲，而且编印大量书刊，广为散发。禁烟禁毒在1937年以前一直是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热门话题。禁烟禁毒运动声势浩大。另据内政部禁烟委员会报告书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到1937年，全国查获的烟毒案件有94925起，牵涉案犯129778人，判处死刑的有2378人。利用缉私团、查缉队、保安团等各种武装组织，大批查获烟毒走私案件，枪决重毒犯，造成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气氛。这种恐怖气氛，再加上在各地围剿工农红军，枪杀共产党人，显得更加浓重。一般烟民惮于禁令森严，人人自危，被迫前往登记站登记，或自戒毒瘾，或领取吸食牌照，就连那些地位较高的官员绅士，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积极响应的表示。根据官方文书统计，这一时期的禁烟成绩很大。现在也分别按照禁种、禁吸、禁运、禁售以及禁毒情况加以简要叙述。

　　其一，禁种。按照《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规定，禁种是禁烟的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如何遏制鸦片生产的关键。当时将全国分为绝对禁种与分期缓禁两类。绝对禁种省区是：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青海、西康、新疆等17省区；分期缓禁省区是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四川、绥远、宁夏等7省区。禁种计划实施后，各省纷纷采取措施，强制查拔罂粟。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1935年报告，当年实行禁绝种植罂粟的省区有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山西和湖北十省，经禁烟特派员前往实地踏勘，没有发现罂粟。1936年再接再厉，已经禁绝省区复派人前往各地检查，未实现禁绝的省区也分别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旋，"总期铲除毒卉，务在彻底，即使流血，亦所不惜"。又有一些省区完成禁绝任务。1938年，绝对禁种省份"查禁均甚严厉，尚无种烟情事"。分期缓禁的省区也同时采取措施。陕西自1933年开始分期禁种，所属92县，在1935年前禁种57县，1935年又禁种15县，1936年禁种16县，其余各县于1937年实现禁绝罂粟任务，全省提前完成禁绝任务。甘肃省于1934年开始限制种植，当年禁绝13县，1935年实现禁种任务的有19县，1936年为12县，其余23县也于1937年底实现禁种，所以，甘肃于1937年底也完成禁种任务；绥远省自1935年开始，将所属17县分为四年分别限制禁绝，到1939年完成任务。宁夏在1938年也完成禁种任务。云南从1935年开始分期限制种植，当年禁种38县，1936年禁种47县，1937年禁种44县，后来该省有些地方出现反复，直到1939年才宣布完成禁种任务。贵州于1935年开始分期限种，当年有23县完成禁种任务，1936年为12县，1937年为24县，其余22县于1938年完成禁种任务。四川为全国出产鸦片最多的省区，全省148个县，于1935年有138个县实行禁种，以长寿、宣汉、邻水、大竹、丰都、涪陵、垫江、开江、开县、梁山等10县为暂种县区，要求每年减少2县，五年内全部禁种。四川禁种县区，普遍成立有铲烟大队，以各县县长为铲烟大队队长，乡长、镇长为分队长。以铲烟成绩作为考核各县县长政绩的第一标准，并派有18个行政督察员前往各地巡视。1936年有几个县长因铲烟不力被撤职。在分期缓禁的十县中，先有6县完成任务，最后4县于1938年完成禁种任务。各省(包括分期缓禁各省)宣布完成任务后，内政部又向各地派出视察员，分省督促，对于种植者严厉查拿。宣布各省于1939年秋季全部完成禁种任务。这里摘录内政部禁种报告表如下，供读者参考(表21)。

　　其二，禁吸。按照禁烟规划，禁吸也是重要任务。禁吸的首要任务是清理烟民，登记注册，填发限期戒烟牌照，然后按照烟民数目，分期分批勒戒，到1940年完成禁吸任务。六年禁烟过程中，多次严令各地烟民登记。例如，江苏省到1936年10月为止，已经进行了登记、补行登记和自新登记，共登记烟民305432人，领取戒烟执照的有278129人。在此基础上，设立戒烟院所，按年龄分为四期实行戒烟，第一年(1935年)为30岁以下者，第二年为31-40岁之间者，第三年为41-50岁之间者，第四年为51岁以上者。到1936年9月共有127935人戒断烟瘾。对于未戒瘾的烟民实行"统制"，规定："各县领照烟民应由县政府饬令各区区公所或公安机关，督同所在地土膏店及售吸所经理。依照烟民向来购吸情形，分配其购吸之土膏店或售吸所，使每个烟民各有其固定购吸之店所。至烟民住址距离土膏店或售吸所遥远者，得由土膏店设送货员送购官土，以免购私。"河南设立禁烟密查队，四出活动，分期对烟民进行登记，到1936年8月，共登记烟民]02237人，自戒、勒戒15339人，共设立戒烟院所120余个。广东领照人数为600000。四川在1937年登记1458964人。湖南省6年共登记烟民370671人，戒断毒瘾的有241461人，戒绝吸毒人数占登记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以上。各地为了防止烟民再度吸食毒品，规定对已戒者进行查验、检举，违者从重惩处。例如，福建规定，每两个月抽查一次，"如有戒后复吸情事，应即报告上级主管长官究办。如察看疏忽，或知情徇隐，经发觉后，除将该烟民依法惩处外，该管保长并应受连带处分"。江苏省规定对已戒烟民定期每月抽查一次，从1935年9月，到1936年5月，指定抽查2650人，戒后复吸者只有316人，完全戒绝者2008人。为了帮助烟民顺利戒烟，江苏省还制定了烟民训练方案，如劳作、反省、娱乐、身体锻炼、知识训练、精神讲话、个别谈话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登记、戒烟都是比较认真的。据统计，1935年烟民登记为1665209人，戒吸者339198人；1936年登记人数为3730399人，戒烟者315750人；1937年领照的有4160285人，戒吸者319024人。总之，禁吸工作还是抓得比较扎实的，戒烟的人数比例虽不大，那是因为戒毒是特别困难的事，不仅需要社会的强制力，还需要个人的积极配合和坚强毅力。戒了复吸，也是难免的。在当时来说，吸毒人数众多，不可能给每一个戒毒者提供比较适宜的方法和环境。戒吸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是不容易的。考虑到处在战争时期，人们生活极不安定，特别是受战事影响较大的地区，戒烟等问题不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即使后方，也不可能不受战事影响，放松查禁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四川在1938年以后，是强迫戒烟，凡已登记的瘾民，限令三个月内戒断烟瘾，到期由烟民本人自动到医院接受查验，由医院出具已戒或未戒证明等。如果未能戒绝，准其延期，延期仍未戒绝，则再准其延期，再延期仍未戒绝，则又再准其延期，可见戒断毒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笔者以为，禁烟禁毒关键在于控制毒品来源，断绝了供给，不戒而自断，事半功倍。毒品来源不断绝，单靠戒吸戒瘾措施，费力大而收效小。

　　其三，禁售。禁售也是禁烟禁毒的一个重要环节，控制了销售也就控制了毒品来源与消费，无论是采取"断禁"，还是实行"渐禁"，都应当重视这一环节。国民政府在六年禁烟禁毒过程中对于禁售是比较重视的。按照禁烟禁毒规划，在限期逐渐禁吸情况下，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在过渡时期继续吸食，既然允许吸食，就必须有所供应，为了有效控制供应，首先控制住运送，然后允许一些土膏店出售公栈里的鸦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取缔原来自由购销的土膏店，按照所需设立一些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土膏店。所以禁售就是禁私售。各省对于私售的查缉也是比较认真的，例如湖南对于私售鸦片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刑，在6年内查获私售案件3443起，捕获人犯3692人。江苏自各地招收80人，经过培训，分遣到各地查缉私售、私吸，并实行烟犯自首和他人检举制，到1936年4月，便查获各类烟毒案犯19398人，检举20058人，其中包括了一批私售案犯。到1940年，6年禁烟期满，国民政府按照原计划将土膏店一律关闭，"准由各县市政府，暂设烟土管理所，向禁烟督察处所设公栈领销待戒烟民应需之土，配给烟民，仍验凭限期戒烟执照及购吸计数表，逐渐减配，由县市政府直接严格管理，商售制度，至是遂告废止"。这是将各级政府控制下的商卖鸦片制度改为直接的官卖制度，政府完全控制了销售，垄断了鸦片利益。其四，禁运。按照规划，在两年禁毒与六年禁烟期间，毒品(指烈性麻醉品，主要指吗啡、海洛因、高根、毒丸等)是绝对不准运销的，鸦片只准公运，不准私运。所以查缉私运鸦片和毒品是同时进行的，这项工作也是不好分割的，区别在于量刑和统计，在通常情况下，统计是不加区分的。例如，内政部的报告就归为一起。

　　查缉走私鸦片烟毒案件是禁烟督察处的主要任务之一，特设缉私办公室，处理缉私问题，于边省生产鸦片运入腹地各水陆交通关隘，布置巡缉部队，查缉私土及毒品；又于各省设立缉私专员事务所及督缉员分驻所，办理缉私事务，并责成地方机关协助。民政部也负有重要责任，所属公安及警察系统也都参与了缉私缉毒工作。此外，铁路、海关、邮政等部门也有缉私缉毒责任。据表22统计，1935年查破28343起烟毒案件，缉获人犯43842人，枪决1018人；1936年，查破48462起，缉拿人犯64555人，枪决1249人；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是，查破18120起，拿获人犯21381人。从1935年到1939年，全国查获的鸦片烟等毒品数量也是十分巨大的，1935年缉获的各种各类毒品共有186347公斤，1936年为110470公斤，1937年为24865公斤，1938年最多，总数为29089公斤，1939年的数额仍居高不下，接近6年禁烟运动尾声时，查获19397公斤。在各类毒品中，查获的生鸦片数额最大，总计318283公斤；其次是毒丸，有15808公斤，缉获的吗啡有990公斤，海洛因有1477公斤，高根为120公斤(详见表23)。在五年内查获的烟土总量中，由各省市查获的有189525公斤，禁烟督查处查获的有136260公斤，各海关共查获27371公斤，各邮局共查获3833公斤，铁路查获的鸦片烟毒为130260公斤。从这些统计数字看，禁运的成绩是很大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私鸦片和其它毒品问题仍很严重。按照政府的观点是："在实施两年禁毒期间，共枪毙毒犯二干：十八人之多(按照统计是2312人--笔者注)。各地著名吗啡犯及军警庇毒、飞机运毒者，均置大辟。查察周密，法峻刑严，毒氛应可如限肃清矣。无如我国门户洞开，国际关系未能平等，国内外奸商偷运毒品入口，借势包庇，巧作百出。抗战以前，华北情形特殊，各日岸及日本租界，势力优越，尤为毒源所在。近年来沦陷区域，敌寇之毒化政策，挟武力以俱进，毒化情形，益趋严重。"事实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走私鸦片和毒品问题也仍然很严重，查破的走私

　　总的说来，国民政府在1935年到1939年为制止鸦片烟毒在中国的泛滥作了一定努力，特别是在1935年到1937年间，禁烟禁毒很有成效，后来由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行政重心被迫转移，使禁烟禁毒运动的发展受了很大影响，而国民政府能够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继续坚持禁烟禁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在国际和国内都得到了一致肯定和称赞，"国际观感遂为大变"。以上禁烟禁毒成绩是官方文书中反映的情况，实际禁烟禁毒效果还需打个折扣。

　　七、国民政府禁烟禁毒的真相

　　从统计资料看，国民政府为实现"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所发动的禁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很有成效，但数字不能全面说明问题，无法说明问题的真相，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其禁烟禁毒的真相。

　　真相之一，黄飞飞机贩毒案内幕。何健统治湖南时期，陈渠珍割据湘西。何健想兼并湘西，几番设计，都不成功。1931年，又以合作生产吗啡为诱饵，试图对陈暂时羁縻，尔后伺机解决。何健于是派吗啡贩子刘益章(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的徒弟)到凤凰县牵线。刘向陈渠珍说明来意，陈渠珍一时不明何健意图，便派戴季韬与之接触，搞清了何健意图，决定合作，借此筹集军费，解决枪械困难。经过双方磋商，决定在凤凰县设厂生产吗啡，利益均沾。而以事关禁政，为防事情败露，便于推卸责任，双方约定高级人员不直接出面，一切由代理人操作。1932年，也就是何健在全省到处张帖"鸦片流毒为害民生"告示的时候，凤凰吗啡厂在双方代理人(何健的代理人李厚坤，陈渠珍的代理人是戴季韬)的经营下投入生产，厂址设在凤凰县北门昭忠祠，具体由禹清吾、刘益章、翁小斋三人主持。后来因运输不便，将吗啡厂迁至沅陵府城巷一号，继续生产。为了扩大产量，又在沅陵的柳林汊独立旅第三团团部另设工厂，由李厚坤、禹清吾主持。两个工厂生产吗啡，每月需要原料(鸦片)200余担，每厂技工10人，均由上海聘请。这些技工的制毒技术是在上海跟日本人学来的，使用的化工原料和技术自然是日本的。吗啡的运销，最初是利用邮包，后来改为水运，由戴季韬派队伍护送到常德，交给李厚坤负责武装押运出湖南，转销武汉和上海，获利极为丰厚。1934年春天，何健得悉蒋介石两年禁毒计划，担心引起蒋介石责难，示以停办。就在停止生产吗啡的夏天，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飞机运毒案，航空处长黄飞被枪决。

　　黄飞是长沙人，其父黄静仁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司长、国会议员，私囊充裕，脱离政界后，在汉口组织中原实业银行，自任总经理。黄飞生于这样一个官僚资本家家庭，自幼生活放荡，终日与一群纨祷子弟鬼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费赴法国留学，学习航空技术。两年后回国，在何健手下当差。何健一心想在湖南兴办航空事业，而苦于没有专业人才。黄飞以自己学过航空技术，表示愿意效力。1931年5月，湖南航空处成立，黄飞被任命为少将处长。航空处陆续在美国买了十多架飞机，有两架运输机，其余为小型教练机。两架运输机便成为何健派黄飞向上海等地空运吗啡的主要交通工具，多次来往于贵州、湖南、湖北和上海。1934年7月，黄飞驾机自贵阳飞回长沙，尔后奉命飞往上海，原来只打算在汉口机场稍停，加油后直飞上海。因为黄飞的小老婆要在汉口看朋友，临时决定在汉口停留一天。汉口的禁烟督察处得到长沙特务的密报，知道何健有一批吗啡要空运到上海，于是，在武汉遍布眼线监视。很快便在汉口特别区两仪街总商会招待所布下兵力，强行搜查了黄飞寓所，从黄飞的床下搜出皮箱一只，内藏150包吗啡，每包重10两，共重1500两，价值约90000元。在赃物被查获的情况下，黄飞仍很镇静，摆出一副不可冒犯的样子，声称这批货是"何主席运到上海去制西药，你们一钱也动不得"。查缉人员心中早已有数，并不买帐。黄飞见恐吓无效，又改了一套腔调说："都是自己一家，凡事都好商量，何必这样为难呢!"查缉人员奉令而来，当然不理这一套，就将黄飞和队长林安连同查获的毒品一起带到禁烟督察处去了。黄飞飞机贩毒案被查获的消息，轰动武汉三镇，消息很快传到长沙，何健非常惊恐，立即派人到武汉进行活动，试图得到圆满解决，或大事化小，最低限度是释放黄飞，不能人、财两空。徐家棚警察局长匡新之是何健同乡(都是湖南醴陵人)，曾积极向禁烟督察处活动。"传闻何健曾以湖南产的鸦片给予督察处公卖，作为了结此案的交换条件。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鸿颇为所动，该处缉私主任邱开基则坚决反对妥协，主张将案犯解送南昌行营讯办"。当时武汉的舆论界都一致主张予以严厉惩办，湖北省主席张群也主张惩一儆百。李基鸿在内外压力下，只好将黄飞解送南昌行营。案子演变至此，何健担心自己被牵扯出来，洗涮犹恐不及，不敢再替黄飞求情，暗中使人向黄飞暗示，要他独自背起黑锅，不可牵连他人，以便徐图挽救。1934年12月，黄飞被枪决。蒋介石对黄飞贩毒一案，明知牵涉何健，在下决心时不无顾虑，由于张群力主惩一儆百，才下了枪决命令。黄飞贩毒案结束后，何健心怀不满。蒋介石为了安定其思想情绪，专门派邓文仪到湖南排解。不久，以对部下贪污失察为由，将邱开基撤职收查，这是敷衍何健。邱开基以办黄飞贩毒案而招祸，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黄飞贩毒案以两个当事人的牺牲(一个丢掉了生命，一个丢掉了职位)为结局，后台势力毫无伤损，政治幕后如此这般。

　　真相之二，广东禁烟机关更叠的内幕。陈济棠割据广东时期，两广另组中央政治会议，南京的法令不能在广东、广西推行。李宗仁在广西公开保护云南、贵州鸦片取道广西，以广东为尾闾；陈济棠在广东只管征收鸦片税，不知禁烟为何事。1936年以前，蒋介石的势力无法伸入两广。1936年，蒋介石以20万元收买余汉谋，赶走陈济棠。余汉谋身任绥靖主任，黄慕松为省主席，禁烟督察处的权力才伸入广东。黄其琮担任广东禁烟督察分处处长，是蒋介石兼禁烟总监权力扩大到广东的开端。广东是宋子文的故乡，对于"禁烟"利益不能不染指，于是在督察分处之外，又设置了广东禁烟分处，以宋子良为监督，这样，广东禁烟督察分处权利受到限制。省政府又以省市县所设禁烟委员会为工具，办理销售鸦片业务。政出多门，广东出现三套"禁烟"机构，而都不是为禁烟，只是为分肥。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禁烟效果可想而知。宋子良纨祷习气太深，任用不肖员司，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蒋介石对于广东禁烟分处每月解50万元也不满足，因而想重新改组广东的禁烟机关。改组广东禁烟机构出自陈布雷的策划。主要方案是，在职权和组织上，把广东禁烟权全交给特派员公署，将原有的督察分处、监督办公处、监察办公室、会计专员办公室、监运所、公栈、制膏所等全部裁撤，举凡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等一切禁烟事宜全由禁烟特派员公署管理、控制。宋子良的监督被裁，又适逢黄慕松病故，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省政府改组，以曾养甫为财政特派员，宋子良在财政厅的职务也丢了。广东财政没有宋家的人，宋子文非常不满，避居香港，不与蒋、孔合作。原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鸿调任广东第一任禁烟特派员，到广东整顿烟政，试图对鸦片特税加以"统制"。李到达广东，成立禁烟特派员公署刚刚两个多月，便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又密令李前往香港劝宋与蒋、孔合作，理由是国难当头，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整顿经济。李基鸿回南京后，由萧觉天继任广东禁烟特派员，任职一年多，无法对广东鸦片税实行"统制"。1937年5月，吴铁城上任，7月上旬，即乘禁烟特派员立足未稳之机，以省主席名义，委任各县查禁委员70余人，分派各县，名为办理禁烟事项，实则抢占鸦片利益。吴铁城到广东，从上海跟来一批老部下，需要安插，而广东各地方实权已被余、汉谋等人势力抢占一空。吴新来广东，不便重新更换县长，只好从禁烟机关入手，设法扩展自己的势力。吴铁城把广东的烟土公司一律改名为私膏店，把鸦片烟馆一律改为售吸所，命令由查禁委员管理。这样一来，鸦片利税自然都落入吴铁城手中。

　　广东鸦片运销、吸食在1938年初依然公开进行，这种情况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了解，立即派梅光培前往广东，借名协助整理广东禁烟事宜，其实是敲竹杆。吴铁城知道来意，梅光培一到广州，吴就到梅的下榻处拜访，然后是设筵洗尘，专门派人到南京把梅的家眷接到广州，每月为梅氏拨款30000元，于民政厅加设第六科，让其主持全省禁烟，上下班专车迎送。并通过梅氏每月送15万元给戴笠。如此巧妙安排，吴、戴、梅相安无事，烟毒则依然如旧。如此攘攘皆为鸦片利益而来，怎么能禁绝鸦片烟毒!

　　真相之三，川西铲烟记。1937年以前，四川西部的松番、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种植罂粟不多，生产鸦片数量不大。按照规划，这些县不是缓禁地区，全部应在1935年完成禁种任务。这个地区禁种成效如何，大致可以反映四川的禁种情况，也是了解全国禁种情况的重要窗口之一。

　　懋功是川西偏南的边区县，1939年种植罂粟面积仍然很大，内地大小燕客如蚁附膻，涌到懋功，有的租地种植，有的垦荒种植，有的到处采购，种烟贩烟十分热闹。该县县长幸蜀峰认为上司衙门禁烟说一套，做一套，也想趁机捞一把。当时懋功的恶霸头子是马春骗，弟兄三人，号称"三马"，控制了一伙土匪武装，种植了很多罂粟。幸蜀峰与马春骗勾结起来，让其三弟马鹏超担任自己的卫队长，合伙经营鸦片生意。1939年6月，幸蜀峰到成都开会，行前把头面人物全都召集起来，声称自己要为"民"请命，向上司诉说川西生活困难，十室九空，烟苗已经长大，如果全都铲了，又过了种粮季节，等于断绝人生计，肯定激起变乱，请缓禁一年。懋功的绅士们答应在鸦片收割之后，送上一笔犒劳费。幸蜀峰到成都后，向省主席王缵绪说，懋功汉夷杂处，情况复杂，禁种很困难，全县刁民有两万多支枪，如要强制铲烟，需要三团人马，同时讲交通不便，运粮困难，请省主席拿主意。王缵绪上当受骗，立即说，现在前方抗战，兵力不足，哪有三团兵到你那里铲烟?还是你相机行事，和平办理，能禁到啥程度就禁到啥程度吧，总不要闹出乱子。返回县城后，便向绅商大肆吹嘘自己如何以三寸不烂之舌，劝阻省府派兵查拔，要求各界首领筹办送给蒋介石的贺礼(他说自己是蒋的学生，应当祝寿献礼)。就这样，捞了一大笔钱。这种欺上骗下的拙劣本领居然成功，连续几年都这样，这也反映了禁种的一个侧面。

　　靖化县1939年罂粟种植也多起来。县长游辅国在省政府当过秘书，是个耍笔杆的，对于地方行政不很熟悉。1940年3月，内政部向各地派出了禁烟督查团。有一位叫游瀛的人负责检查懋功和靖化两县，他在懋功捞到许多油水，囊中装满了那儿官绅的"盛情"，便向上司汇报说，懋功的禁烟办理得很好，请求给予表扬。他到了靖化，享受了酒筵招待，却一直得不到他希望得到的好处，又不便直接伸手，便在3月12日植树节典礼上公开训斥县长玩忽职守，要求该县迅速把烟苗查拔干净。县长游辅国本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应付了事，无奈只有硬着头皮带人下乡督铲，结果被当地恶霸派人将其随员杀死了几个，县长仅以身免。这事闹得大了，省府派严光熙到靖化平乱，行前再三向严交待，不要弄出乱子，对于凶手不要穷追，只要顾到政府的面子就行。所以，严氏到靖化，什么也不做，烟苗不铲，凶手不办，反而得到省府奖励，说他办事得体。如此禁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茂县县长杨特树与谭专员的儿子谭大志，合伙进行武装贩运鸦片，成担成担的鸦片在县衙里出出进进，风声闹得很大。专员谭毅武亲自带人到杨特树住所搜查，不料杨特树鸣枪警告，吓得谭毅武失魂落魄地跑了，事后才知道自己的儿子也参与了毒品走私。杨特树还公开叫嚷："要管，先把自己的儿子管一下，要烟到枪1：3上来取!"谭毅武见僚属公开抗命，自己官威扫地，而事情又牵涉到自己的儿子，一肚子窝囊气无法诉说，不久便一命呜呼。死前，他向省府写了亲笔控诉书，要求惩办杨特树，其女儿也在省府声控不休。省府只好派严光熙到茂县就职，设计将杨特树捕获，送交重庆行营，经过反复审判，在榨干了杨特树贩烟所得油水之后，将其处决。

　　川西的禁种真相在官书中是反映不出来的，由此推想四乃至全国各地的禁种都会有很大虚假成份。

　　从以上这三个关于禁运、禁售和禁种的例子来看，国民政府发动的六年禁烟禁毒运动成效，肯定不如官方文书所宣传和报告得那样大。官方文书虚假成份很大，历来如此，不足为怪!这里我们对六年禁烟运动应当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1935年到1940年的禁烟禁毒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一次全国性的禁烟高潮，在世界反对毒品的斗争中应当占有重要地位。这次禁烟禁毒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与毒品顽强斗争的精神，应当载入史册。在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国民政府公开表示了禁烟禁毒的决心，积极领导了这场运动，尽管所取得的成绩不像官方所宣传得那样大，但改变了昔日罂粟广泛种植，大量生产鸦片的局面，对于禁运、禁售和禁吸也作了很大努力。这些地方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同时，必须指出，这场禁烟禁毒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所取得的胜利(姑且如是说)是不彻底的，是暂时的。很快由于战争的影响，由于腐败官僚势力和黑社会势力的破坏，所取得的成果又几乎被毁坏一空。

　　八、肃清烟毒善后方案

　　1940年是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各地烟毒尚未肃清，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同时，由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占领区极力推行毒化政策，企图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占领军所到之处，毒品随之"。因此，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尽快完成禁烟禁毒任务，对于鸦片烟毒不能下旗息战，必须采取"断禁"政策，坚决粉碎日寇的毒化政策。有人说："鸦片的祸害，比什么都利害。在个人方面，足以损害身体，损害财力，损害人格，以至损害家庭；在国家、民族方面，因为国家、民族是由许多分子集合而成，以吸食烟毒毫不健全的分子构成的国家、民族，则这个国家、民族必然是不健康的，而不健康的国家、民族则必然会受天然的淘汰，而不能永存于世界。中国今日积弱到这个地步，亦可谓完全是受着鸦片的毒害"。并说，"现代的国际战争乃是交战国双方国力强弱的总比赛，谁的国力强厚，谁就能获得胜利。而国力的内涵，则为物质力及国民体力与精神之总和。鸦片为物最能损耗国力，以耕种五谷区变为烟苗之薮，已足减少国家之生产，而削弱国家之物质的力量。同时，吸食烟毒的人身躯必然瘦弱，神志必然颓废，以此血气枯竭、精神颓丧的国民，何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强烈要求，"将足以丧国力的烟毒，在限戒期满的本年内，彻底予以铲除，以养成全民族愈益坚强蓬勃的精神，加速争取即将到来之最后胜利"。最后说，"我们为粉碎敌人毒辣的阴谋，除了要将敌人毒化我国的事实，全盘公诸世界人士，切望国际能主持正义，群起制裁外，我们必须效法林文忠公大无畏的精神，将贻害我国家民族多年的烟毒彻底廓清，做釜底抽薪之计，使敌人阴谋，无所施其技"。有的说，"倭贼方欲借强迫施种烟毒以灭我种族，我国国民岂可不警然自醒，力图自拔?抗战为人力、物力、财力之总决赛，以有用之人力、财力消耗于烟毒之惨状下，实为国家之重大损失。建国大业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甚为广博，对于国民健康问题应予以切实注意，为害于国民健康之烟毒务必依限肃清"。把彻底扫除鸦片烟毒与抗日救国、民族复兴相联系，是抗日战争时期最普遍的社会要求。

　　在这种呼声中，蒋介石发表了书面讲话，对于以前的禁烟禁毒作了初步总结，并对正在召开的禁烟善后会议定了调子。这一讲话成为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禁烟的方针。蒋介石列举的禁烟"纲要"共有六条："第一，禁种严铲，每年仍应集中党、政、军所有力量，认真检阅，一有发现，不论任何原因，均将种户枪决，并罪及其联保之邻里，同时尤应对边僻特殊惯于犯禁之区域，不惜任何牺牲，必须全力铲除。第二，治烟应用重法，凡有运售鸦片毒品及开设烟馆者，一经查获，(坚)决依照法律执行处决。第三，对于偷吸瘾民，如期满再有查获，不必再行给药勒戒，即一律罚以长时期之劳役，强使以体力抵抗，自然戒除。如系屡戒不悛、无可宽恕者，即亦不必姑息，宜处以极刑，用昭烟戒。第四，此后旎禁工作，其重要关键必须寄于保甲之内，无论种、运、售、吸均应奖励保甲检举，优给赏金，同时仿照防奸防匪办法，使具联保切结，如有隐匿不报，则一家发觉有犯禁行为，联保各家一体联坐受罚。第五，对于沦陷区域收复之后，凡该地党、政、军人员，必须首先注意敌人所遗留之毒物，积极查禁，并劝告民众自动举发，自动消灭，以期彻底根除，免再蔓延他处。第六，各省禁绝期满，所有继续严禁办法，应即配合党、政、军、学人员扩大宣传，深入民间，经久不断，比诸六年计划进程中，尤应加倍奋发，务期犯者知所警觉悛改，俾明政府爱民之厚意，其他人民亦皆知政府之决心，共图彻底除毒之大功。"蒋介石的这一"纲要"主张"治烟应用重法"，举凡种、运、售者均处以极刑，对于吸者罚以长时期劳役，仍不戒除，也处以极刑。这种重法处治的方案比起鸦片战争前黄爵滋等人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这一从严从重治理烟毒的精神，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的禁烟善后会议，制订了《肃清烟毒善后办法》。

　　《肃清烟毒善后办法》颁布于1941年初，说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禁烟禁毒活动已经结束，所余者是善后工作。为此，又制订、颁布了新的《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条例共24条，于2月19日颁行。就立法精神来讲，完全体现了蒋介石"治烟应用重法"的想法。关于禁种，规定"栽种罂粟或制造鸦片毒品者，处死刑"；聚众抗铲烟苗者，首谋或在场指挥者，处以死刑；参与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场助势者处3-7年有期徒刑。公务员、军警参与制造、贩卖毒品及栽种罂粟者，一律处以死刑。关于禁运，规定"运输或贩卖毒品者，处死刑"；"运输或贩卖鸦片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运输或贩卖罂粟种子者，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服食鸦片及其他毒品的规定是，"意图营利为人施打吗啡或设所供人吸食毒品者，处死刑；设所供人吸食鸦片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施打吗啡，或吸用毒品者，处死刑"；"吸食鸦片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有瘾者并限期交医勒令戒绝；经交医戒绝而复吸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还规定，公务员利用职权迫人种植罂粟、制造鸦片等毒品，处以死刑；公务员与军警收受贿赂，纵容他人栽种罂粟、制造鸦片、吗啡，运售毒品，处以死刑；公务员或军警纵放罪犯，或盗换查获的鸦片及其它毒品，处以死刑。这些条款都体现了从严从重惩治毒品犯罪的精神。这一条例对于各种各样从犯的处置也作了详细规定。如果当局按照这个条例，认真执行，乘六年禁烟禁毒运动之声势，可以肯定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即使不能根除，能够保持已取得成果也是好的。

　　1945年8月，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胜利，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也下达了三道命令，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当年12月将《肃清烟毒善后办法》修正后，重新颁行，共有12条。规定"全国各地烟毒，限于抗战结束后二年内彻底肃清，各省市应分别依限提前完成"；"凡种、运、售、吸、制、藏烟毒，均同时断绝，并特重禁吸"；"肃清烟毒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办机关，......各级地方政府应以肃清烟毒列为重要中心工作，并依据各该区域实际情形，会商各协办机关，拟定提前肃清烟毒计划及分年进度表"；"肃清烟毒，应由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发动社会制裁，厉行纵横联保连坐，并多方鼓励自治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及热心公益人士，共同组织禁烟协会，辅助办理宣传、检举、施戒、救济等事项"；"查获烟毒案件，应立即严究背景来源，彻底根绝。如查铲烟苗或其他特殊情形需用兵力时，得由地方政府就近商调驻军协助"；"查获人犯，应依法从重治罪"；"各级地方政府应普遍设立调验所，充实设备，或指定卫生机关协办调验吸食烟毒事项"；"关于办理收复地区及其他具有特殊情形地方之肃清烟毒事项，除适用本办法外，得另订单行规则"。

　　同时颁布的《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共有19条，主要是针对沦陷区烟毒而定。它规定："收复地区种、运、售、吸、制、藏烟毒应即一律禁绝。惟对吸食烟民得视交通、政令传递情形，酌予施戒限期，但每一省市施戒总期限，至迟不得逾六个月"；"人民因被敌伪强迫或纵容而有种、运、售、吸、制、藏行为者，一概免究既往"，而以自动铲拔烟苗，自动呈缴烟毒种子、原料及专供制、运、吸、售所用之工具者为限；各城市恢复之后，应立即定期举行种、运、售、吸、制、藏各项烟毒案件总检查，并依照规定，出具纵横联保连坐切结；前项总检查及具结工作，至迟必须于收复后三个月内办理完竣；各地办理烟毒总检查及连坐切结时，应将所有烟民依照年龄、职业、性别等，专册登记，按其体力、年龄及嗜好程度，分别核定戒绝日期，分区派员，施戒调验，务于限内将所有烟民悉数戒完。此外，还对设立戒烟院、所、戒烟巡逻队以及施戒方法、步骤均作了明确规定。与颁布上述两项办法的同时，又公布了《查缉毒品给奖及处理办法》，具体规定了查获烟毒后的处理程序和方法。1947年4月12日，又将《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重新修正、公布，其基本精神与1945年12月颁布的相同，仍保持了从重治理烟毒案犯的原则和内容。

　　从上述各项肃清烟毒善后办法及法规来看，国民政府自1941年到1949年对于鸦片烟毒采取了"断禁"方案，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在抗战胜利后又要求各级政府把它列为"重要中心工作"，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于鸦片烟毒的基本立场。而实际效果如何呢?下面以几个地区的禁烟情形透视一下实况。

　　九、重大鸦片案透视

　　透视一，西康芦山铲烟记。1935--1940年，四川实施禁种方案，鸦片产量大幅度减少，而邻省西康由于军民长官的纵容支持，罂粟种植面积反而进一步扩大，鸦片乘虚而入四川。1943年，杨若瑜被委任为芦山县县长，即将赴任时，省主席刘文辉当面指示说，鸦片是本军经济命脉，要善于应付，慎重处理。杨若瑜上任，按照省主席的秘密指示，采用"空雷不雨"的方法对付上司的检查。在县行政会议上，他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地说必须贯彻省政府的禁烟命令，要各乡镇长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乡镇长们听了这番话，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尔后，他亲自到各乡镇公所巡视训话，美美地享受一番隆重招待，便闭上眼睛，坐上轿子回城。明知遍地是罂粟，也不追究和查问。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禁种的公文到了，便将公文转发下去，尔后报告说，他非常重视禁种，曾带队挨乡督促，冠冕堂皇地报了上去。此后，他又装模作样地带队下乡铲烟，在接受各乡镇长以及当地绅士轮番招待后，就算完成了复查任务。

　　12月，杨若瑜忽然接到总指挥部一道不同寻常的训令。训令说，总部接到蒋委员长的电令，严令总部将已报查铲、实际未铲的烟苗，按限期肃清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惩办，决不宽贷"。杨若瑜见军事委员会的训令态度坚决，点了省府主席刘文辉的侄子名字，心内发慌，立即采取同样方式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从公文上站稳脚跟后，杨若瑜掂量利害关系，左右为难，既怕铲烟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又担心军事委员会果真究办，丢了性命，因而决定亲自到省府面见主席，请示对策。他一到雅安刘文辉的公馆，说到公文和铲烟，刘文辉就表现出很着急的神态，连声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吗?快回去铲!"尽管如此，杨若瑜仍不敢贸然行动，临走时又提铲烟。刘文辉大声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杨若瑜出来后又去请示参谋长张伯言，接到的指示同样是"快铲"。这才决定回去铲烟。返回途中碰到几位县长，也都是到雅安请求禁烟对策的。

　　回到芦山，杨若瑜带了200人的队伍，选择武装较为小的风禾乡去督铲，声势浩大，结果只铲了几块地，闻听四周鸣枪警告，把个杨若瑜吓得一夜未睡，知难而退，把铲烟事情交给了乡长，回县躲避。过了几天，四川重庆行营又派出考察团巡视各地禁种情况，杨若瑜知道刘文辉与国民党当局权要有很大矛盾，担心禁烟考察团如实上报，拿究当事人，扼杀刘文辉的政治生命，感到不好应付，于是又跑到雅安请示对策。得到的答复是，有总部的刘参议应付。杨氏回到本县，仍不放心，又派人到处打听考察团的行动路线，并在经过的大道两边，把烟苗拔了一些。结果是考察团受贿400万元，马虎了事，报称芦山铲烟最彻底。杨若瑜总算又过了一道难关。

　　中央考察团走后不几天，蒋介石召刘文辉到重庆。刘文辉感到吉凶难卜，对于烟苗问题，顾不得"经济命脉"，严令各县县长务必在6天内查拔干净，玩忽职守者，提头来见。这一来把雅安所属6县县长全吓坏了，又一起跑到雅安来摸底细。杨若瑜得知实情，觉得已无回旋余地，就回到本县又率队开始铲烟。他威胁各乡长说："谁要玩忽、违抗，我就先杀谁，要不彻底铲清，大家都只有一个死字。"连续在芦山铲了几天烟，消息轰动雅安城，《健康日报》天天用大字标题，尽量描写各属铲烟情况。雅安铲烟掀起高潮后，刘文辉又作了一些布置，才飞抵重庆。蒋介石没有责备他，反而慰勉了几句。刘文辉在重庆住了两天，便飞回成都，匆匆赶回雅安。刘文辉一回到雅安，各地铲烟工作立即停了下来。

　　几度惊恐之后，杨若瑜看到本县一望无际的罂粟花，心中很高兴。下水思命，上岸思财，满脑子都是鸦片和金钱。他又一次下乡了，这次下乡巡视不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也不是要查拔烟苗，而是为了确定各乡应交的鸦片好处。他一共收了各乡镇长200多担鸦片条子，等待着日后的兑现，心里的美梦是200担鸦片价值黄金2000两，值得!值得!没料想到了端午节，突然接到调职的公文，要求立即将权力移交他人。丢掉一个县长职位不可惜，眼看到手的200担鸦片化为乌有，犹如晴天霹雳，惊破了他的黄粱美梦。透视二，西隆、西林烟案内幕。1944年10月，日寇垂死挣扎，向广西发动进攻。广西省府被迫向百色附近疏散。代理省主席陈良佐感到绥署经费困难，找不到解决的门路。当绥署参谋长吕竞存向他报告，在西隆、西林二县发现罂粟面积很大，并且长到一尺多高了，很快就要开花结果，立即打起鸦片主意。他问吕参谋长："你的意见怎样?"吕说，照理应该勒铲。但是，政府事前疏于防止地方人士种烟，现在烟苗长高了，快开花结实了，到口的肥肉，你不让他们吃，他们要反抗。所以，勒铲有困难。不铲，让这样下去，又是违法，事处两难。如果要铲，就得派军队去弹压，那样会引起地方人士的厌恶。在目前情况下，是否值得与地方人士敌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保安队经费也是一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靠中央是靠不住的。保安队是本钱，必须设法维持。我的想法是采取"寓禁于征"的方案，一面课以重税，使政府得一笔收入；另一面地方人士也有好处，不会引起他们的恶感，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案。吕拐弯抹角说了一通，陈良佐听得清清楚楚，二人意见一致，决定采用"寓禁于征"方案，立即派两个亲信前往西隆、西林接替县长职务。

　　1945年元旦，黄骐、罗成均分别到西隆、西林任职，负责处理私种罂粟案件。黄、罗二人根据省府指示，拟定了征收烟税计划，在收税时，每周将税收情况填表上报，并将征收的实物就地变卖，得款随解。西林的鸦片税收缴给绥署支配，西隆的税收划归省府支配，交到广西银行，变换黄金。据说交到银行的这笔鸦片兑换黄金1700余两。陈良佐收受二县贿赂法币1000万元，折合黄金100两，如此公私两利，皆大欢喜。

　　当张发奎率领长官部重新回到广西时，西隆、西林烟案被人检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陈锡瑚电话通知陈良佐，说已接到密令，缉拿黄、罗二人。陈良佐知道对方有意索贿放人，立即答应给陈锡瑚400万元(约值40两黄金)，暂缓两天拿人。放下电话，陈良佐立即电令黄、罗二人出逃。过了两天，陈锡瑚派人到西隆、西林拿人时，黄、罗二犯早已逃之天天。事后，由高等法院检察处发出了一个通缉令，这个轰动一时的西隆、西林烟案便不了了之。这是一起地方官员戏弄禁烟法令，索贿受贿的典型事件。

　　透视三，抗战胜利后上海禁烟真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上海，并对上海社会政治秩序开始进行整顿。1946年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发出了禁烟公告，公布了《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制订了《肃清上海市烟毒计划大纲》，颁布了《上海市肃清烟毒总检查实施办法》和《上海市烟毒调验规则》。

　　规定："自即日起至3月底止，实施烟毒总检查。凡种植、制造、运输、销售或吸食烟毒者，在本年3月底以前准许具结自新。吸食烟毒者发给登记证，限本年6月底以前戒绝。"

　　禁烟禁毒事项按规定由市警察局负责。1946年3月15日，市警察局看到限制登记期即将到期，而自愿前来登记者为数无几，又发出通告，重申连坐办法。4月4日再次布告，"特责成全市户长积极推行禁毒限制，自行检查"，将本户烟具、烟毒及烟民数量，或并无烟毒切结在月底前呈报市警察局。这一招，仍收效不大。截止1946年6月底，偌大个上海市，前往警察局登记的吸食毒品者只有6060人，距离实际数目相差太远，无法敷衍交差。除了勒令登记之外，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戒吸措施。5月初，市政府指示警察局划出一部分房屋用以调验烟民，而警察局没有配备必要的化验设备，无法开展工作。烟民调验又转入卫生局试验所办理，到当年年底，才调验烟民1068人。这样的设备和工作效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上海戒毒任务的。按规定在半年时间内消除收复地的烟毒自然是一句空话。

　　1946年5月20日，吴国桢担任上海市市长，对市警察局的工作效能深表不满，要求加强力量，贯彻禁令。9月13日，由内政部派出的江苏兼上海区禁烟特派员到达上海，提出《肃清上海市烟毒意见》10条，督促市政府组设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和上海禁烟协会，全面推行禁烟禁毒工作。一时间禁烟活动得到了加强，行动上也不无雷厉风行之处，而何时禁绝之类的豪言壮语不见了。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成立于11月25日。在第一次会议上，吴国桢出席发表了演说，强调禁烟毒任务十分艰巨，非一纸禁令能够收效，要求各机关共同努力，完成禁烟禁毒使命，并且宣布了"分工策进"的原则，规定由民政局或社会局为统筹执行禁烟工作的工管机关，警察局为查缉机关，卫生局为施戒调验机关，教育局为宣传机关。还规定12月16日至22日为全市禁烟毒宣传周。

　　由于禁烟活动有所加强，分工也比较明确，吴国桢又亲自担任肃清烟毒委员会主任，1947年上海的禁烟毒有了一些进展，查获烟毒案件1152起。11月7日在望平街缉获贩毒人犯17名；11月10日查获北远轮由天津运到上海的鸦片40斤；11月14日，查获昆明空运到上海的鸦片3116斤；11月30日又在复兴路破获制毒案一起，查获海洛因34两，吗啡6两；12月11日，又查获制毒处所，缉获白粉6325两，制毒原料120斤。1948年4月5 Et，又当众焚毁1749斤罂粟子、壳。在采取了上述强制性措施后，上海的禁烟禁毒活动达到高潮，上海各界群众以及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禁烟禁毒意义。

　　上海禁烟声势很大，表面上红红火火，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49年初才调验了4556人。其次是对公务员参与贩毒惩办不力。由于实施禁烟禁毒，各种毒品不能公开销售，价格扶摇直上，利之所在，亡命之徒趋之若鹜，一批军警也加入其中，追逐暴利，包庇烟毒贩子，坐地分赃，等等。1948年2月7日，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视察上海时说："沪市环境复杂，交通便利，所有贩运、制造烟毒，悉以该地为东南各省集散之地，办理禁政困难较多。一为贩卖、制造烟毒地下组织查缉不易；二为贫苦烟民一身而系全家生计，施戒困难；三为市府无专设禁烟机构，不能全力专注。"这些原因诚然是上海禁烟毒不能获得明显成效的诸多因素的几种，而不是根本原因。主要症结在于政权机构腐败，遇事互相推诿，有利争个你死我活。公务员、军警加入贩毒队伍，烟毒势力得不到有效打击和限制，所以无法制止鸦片烟毒的流行。

　　本节选择川西芦山查铲烟苗与广西西隆、西林烟案，用意在于说明1941年到1945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禁种情况。大致说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坚持执行了"断禁"鸦片政策，每年派出考察团到各地巡视，检查罂粟种植情况，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地方官吏的阳奉阴违，没有根绝鸦片烟毒。地方官员为了鸦片利益，对于中央禁令或公开破坏，或阳奉阴违，收受贿赂，放纵烟毒，使六年禁烟毒成果受到了很大损伤。选择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禁烟情况，用意在于说明，此时，国民党在收复地坚持了禁烟毒政策，开展了禁烟毒活动，做了一定努力，但没有扫除鸦片烟毒。就上海来说，从1946年到1949年，很少受到战事影响，对于禁烟禁毒，从国民政府内政部到上海市政府都相当重视，也做了一定努力，而实际效果不佳，距离彻底肃清烟毒的要求相差太远。上海如此，其它遭受内战影响的地区和城市的禁烟禁毒成效可想而知，不仅成效大多不好，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贯彻禁令。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决定它不可能完成禁烟禁毒的艰巨任务。因为鸦片烟毒蔓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权的腐败势力。不消灭政权中的腐败势力，就无法根绝鸦片烟毒。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粘连在一起，难以分割。国民党政府不能克服自身的腐败，没有能力完成禁烟禁毒的艰巨任务，清除鸦片烟毒的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第九章 共和国初年的禁毒运动(1950--1952年)

　　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封建买办官僚军阀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从"鸦片烟"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开来，引起清廷重视，于1729年颁行第一个严禁"鸦片烟"条例，到1949年国民政府退出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为止，共有220年。在此期间，鸦片毒魔一直纠缠着中国社会，历届中国政府都曾试图消灭鸦片烟毒，或制订严刑峻法，打击走私贩运；或以强制手段，收缴外国走私鸦片，切断鸦片来源；或采用"寓禁于征"方针，试图抵制外来鸦片输入；或一次次发动全国性的禁烟运动，试图扫除鸦片烟毒；但都没有成功。清政府最终未能洗雪鸦片造成的国耻，国民政府作了很大努力，也没能根除鸦片烟毒。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百废待兴，面临的禁毒任务异常艰巨，而一声令下，便在不到三年时间内驱除了毒魔，不仅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迅速扫除鸦片烟毒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保持几十年无毒国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什么力量扫除了鸦片烟毒?用什么法宝镇住了毒魔几十年?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禁毒政策

　　30年代初期，由于国民政府缺乏禁毒诚意，政治割据状况没有消除，外国侵略势力大肆贩毒，国民政府颁布的禁毒法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虽然一部分地区在努力扫除鸦片烟毒(例如江苏、浙江等)，但是总的来说成效不大，鸦片的种植、贩运、销售、吸食现象仍然遍及全国，尤其是边远省区和偏僻山区，依然十分严重。据估计，1930年的中国鸦片年产量为12000吨。不仅如此，吗啡、海洛因、高根等烈性麻醉品的流毒也日泛滥。毒品问题严重困扰着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不仅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国民政府的肖极禁毒政策，红色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积极的禁毒方案。在颁行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中把"鸦片烟罪"单列一章。明确规定："制造鸦片烟，或贩卖，或意图贩卖而私藏，或自苏区外贩运者，处死刑至三等有期徒刑"；"制造吸食鸦片烟之器具，或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收藏，或自苏区外贩运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开设馆舍，供人吸鸦片烟者，处死刑至三等有期徒刑"；"意图制造鸦片烟而栽种罂粟者，处死刑至三等有期徒刑"；"吸食鸦片烟者，处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犯本章之罪，褫夺公权"。这一条例体现了从重治罪的精神，将贩卖鸦片者、开设鸦片烟馆者和栽种罂粟者均处以三等有期徒刑至死刑。这比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公布的《禁烟修正法》的规定严厉得多，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毒品犯罪进行坚决斗争的态度。

　　1935年冬，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路途所经，到处是罂粟花盛开之地，有一些地区鸦片已经成为通货，红军购买军需品有时也需要将从地主老财家中缴获的鸦片拿出来以应亟需。目击鸦片泛滥造成的农村经济破败和成群瘦弱的烟毒患者，红军救国救民的使命感更加强烈。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发布禁烟令，要求在苏区严格禁止贩卖、吸食毒品。1937年5月再申禁令，要求"种了鸦片的，由各级政府督促铲除，改种其他粮食"；"烟馆立予封闭"；"贩卖鸦片的，不管他在苏区发卖或只在苏区通过，一经查出一律没收，并加以处罚"；"吃鸦片的，未登记的立即登记；限期戒绝，期间至长不二等徒刑是三年半一二年；三等徒刑是二年一一年；四等徒刑是一年一半年；五等徒刑是半年一一个月。

　　《修正禁烟法》的规定是：制造或贩卖鸦片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种植罂粟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元以下罚金；对于吸毒者处六个月以下徒刑，或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

　　得超过六个月"；各级内务部发卖戒鸦片药，吃烟的拿登记证来买，贫穷的可以减价或不要钱；现在藏有鸦片的商人或居民，限十天内把鸦片送到当地政府登记，听候处理。如逾期不登记，查出，除没收外，并严加处罚；最后还规定以查获鸦片价值的十分之二作为奖金鼓励检举、揭发。如果直接查获，送交政府，赏金加重。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红军禁烟主要是发动群众，通过提高群众的觉悟，实行互相检举的办法来达到消除鸦片的目的。这种禁毒办法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快就实现了禁种、禁吸和禁售。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为配合国民政府正在开展的"六年禁烟"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草案)》等禁烟法规。《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颁布于1940年1月27日。该项条例规定，凡是吸食和注射毒品者，种植罂粟者，制造吸食或注射烟毒器具者，贩运和销售烟毒者，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贩卖烟毒者，均依禁烟禁毒条例治罪。关于禁吸，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下者，限期登记后3个月内戒绝；31-40岁之间者，限6个月内戒绝；41-60岁之间者限登记后一年内戒绝；60岁以上者，限登记后二年内戒绝；也就是在限期届满后，不允许任何人吸食鸦片。凡不登记或登记后在限期内未戒绝者，分别处以半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并科100元、200元或500元罚金。关于禁运和禁售，规定按运销毒品的价值多少分别治罪，烟毒价值在10元以内者，罚一个月以下苦役，并科10元以下罚金；烟毒价值在11-50元之间者，罚6个月以下苦役，并科100元以下罚金；烟毒价值在51-100元之间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元以下罚金；烟毒价值在101-300元之间者，处1-3年有期徒刑，并科500元以下罚金；烟毒价值在301-500元之间者，处3-5年有期徒刑，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烟毒价值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家产。条例还规定，凡直接或间接受日寇之主使以烟毒危害民族生机者，按惩治汉奸条例治罪；凡收受贿赂或诬告他人者，加重处罚；凡查获的烟毒及器械，除供医药用之外，一律销毁；政府鼓励群众协助禁烟，有功者给奖。大致说来，这些规定与国民政府在1938年颁行的《修正禁烟治罪条例》及《修正禁毒暂行条例》精神和原则大同小异，都是渐禁方案，对于私贩私售烟毒的最重处罚，都是死刑。略有不同的是，《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关于禁吸的时间限制较短，这是由于"六年禁烟"运动也已接近尾声之故。

　　与国民政府同一时期所颁行的成套的禁烟禁毒法规相比，陕甘宁边区的禁烟毒法令显得比较简略。制订详细周密的法规是必要的、重要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认真执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禁烟禁毒的认真推行弥补了法令条例的相对不足。从1935年开始，便开始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宣传禁烟毒意义，尤其是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对吸食毒品者进行教育，对贩毒者进行检举，很有成效。1938年6月，边区政府总结了以往禁烟禁毒的基本经验，从1935年冬天开始进行禁绝烟毒的动员工作时，曾经举行过化装宣传大会，有计划的经过人民已有的组织，如工会、贫农团、赤工军、少先队、儿童团，尤以妇女协会得力最大，因为她们最厌恶自己的丈夫儿子吸食鸦片。军人家属的模范作用也起了不少的影响。鸦片烟毒吸食者经过教育，认识了鸦片烟毒的危害，特别是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便觉得非禁吸不可，戒了烟瘾。因此，政府的禁烟令，转变成为人民自己的意志，一变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大家都在讨论它。

　　"无论是自政府机关团体的会议，以至闾阎妇孺的私议，大家都在互相的规劝着，妻劝其夫，兄勉其弟，父诫其子，不到一星期的工夫，自动报名承认、自愿戒绝烟毒者，络绎于道，拥挤于各地方政府的门口，争先恐后地递上写明了自己姓名、年龄、籍贯、何时戒断及要求政府在戒烟期间给以何种帮助的纸条。一时，各地政府真有门庭若市、川流不息之慨"。边区政府为此专门拨出一些经费，用以"统制"鸦片的贩卖及炼制戒烟药品。边区政府不但严格宣布禁种罂粟，改种粮食的办法，还公布了增加粮食生产的奖励办法。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通令各级政府及一切有警戒、戒严任务的机关、部队和人民团体，严缉私贩烟毒犯。例如，有一个贩毒者，由宁夏河西产烟区，乔装打扮成磨剪刀匠人，将他的那条安放磨刀石的板凳中间凿空，把熬制好的鸦片烟膏注入其中，凝结成块。贩毒伪装如此巧妙，后来还是被一位热心参加禁烟运动的妇女发现了。从这个例子便可以想象到当时人民参加禁烟活动的积极性。在陕甘宁边区的禁烟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比赛活动。大家都在自己的团体内互相竞赛着，比不吃鸦片，比戒烟瘾，比谁先劝服家人如期戒断。机关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奖旗，奖励如期戒烟者，奖励查获私贩烟土有功者。普遍的将每一个人组织起来，参加一个社会团体，受社会团体制约，这是边区社会的特色，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可能的。人们积极参加禁烟活动，相互开展竞赛，这也是国民政府统治区内不可能出现的活动，这是一种群众性创造，唯有自觉的群众才能发明它，推广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以后，便迅速取得了显著的禁毒成效。"在约三个月后，便将那人们闻而咋舌的烟毒驱逐了，消灭了。......这不能不是边区行政上一个大的成绩"。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让群众自觉地参加禁毒活动的富有成效的经验，对于共产党人以后的禁毒运动以及各种政治运动都具有很大启发性。善于组织群众运动的确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成功的镇山之宝。

　　在国民政府宣布六年禁烟计划基本实现，所余为善后问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历年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通力合作的结果，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完全禁绝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陕甘宁边区的鸦片问题仍然存在，迫使边区政府必须加强缉毒工作，于是又制订和颁行了一些新的禁烟毒法规。为加强毒品的查禁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1月18日，宣布组设"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负责查破区内烟毒贩卖、吸食案件，查验烟民登记证，缉拿烟毒各类人犯。为配合这种行动，于9月16日公布《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鼓励查缉人员积极负责，具体定了奖金标准，同时也鼓励密报活动。如规定，"亲自查获案件，送交督察处或当地政府者，给予奖金之全部"；"事前洞悉或目睹，随时向督察处或当地政府密报，因而查获者，给密报人奖金全部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分给协同在事出力人员及其机关"；"密报人密报后，如愿参加办案者，除领取密报人应得奖金外，并可兼领办案人员应得之分"。

　　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在自己的控制区坚持了禁烟禁毒政策。例如，1945年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颁行了《鸦片缉私暂行办法》，主要针对新解放区的鸦片贩运和销售问题，规定凡是敌伪时期强迫种植罂粟所收获的鸦片，或在解放以前所存有的鸦片，其持有人应按限期呈交禁烟督察局，按定价收买，逾期不交者，依禁烟法治罪；凡是携带鸦片到禁烟督察局售卖者，应持有所在辖区的基层组织证明信，否则，视为走私；凡卫生机关医药所需鸦片，应向该管禁烟督察局按定价购买，不得向任何私人收购。"禁烟督察局自运或委托其它机关、商店代运鸦片者，应持有鸦片公运证，载明运输机关或委托机关负责人姓名、鸦片数量、起迄地点、有效期间、发证机关负责人姓名等项。无证运输者，鸦片没收，运输人依本法第二条私自贩运论处"。"各级禁烟督察局及其所属之站卡，对于违犯本办法所规定之犯罪者，得施行司法、警察之职务，依一定手续，得对嫌疑犯进行检查、搜索，对现行犯并得即行逮捕"。禁烟督察局对于鸦片毒犯证据确实、情节重大须治罪者，送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其情节较轻，仅止没收或罚款者，得自行处理。没收鸦片及罚款应开给罚没收据，以防弊端。部队、机关、团体以及群众性的缉私小组，均可以缉拿鸦片烟犯，但须送禁烟督察局或区以上政府处理。还详细规定了查缉烟毒的奖励方法和标准。这个暂行办法主要限于禁运，对于禁种、禁售和禁吸没有具体规定，不是一种全面禁烟毒方案。

　　东北的辽吉区也制订、颁行了一些禁烟法规。1946年8月25日，公布了《禁烟禁毒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本区内一律禁种鸦片与禁造各种烈性毒品，违者概处以极刑。"具体规定是，贩运鸦片在100两以下者，处3-5年有期徒刑；贩运鸦片在500两以下者，处5-10年有期徒刑；贩运鸦片在500两以上者，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设灯供人吸食鸦片者，不论其资本大小，一律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处30000元以上罚金；贩运与供应烈性毒品者，不论其资本数量大小，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关于禁吸，该条例也作了具体规定：凡烟民在20岁以下者，不论吸食程度如何，均须于登记后1个月内戒除；21-30岁者，限3个月内戒除；31-45岁之间者，限6个月内戒除；46-60岁之间者，限10个月内戒除。凡在限期内仍不能戒除者即实行拘役戒除，并科以5000元以上罚金；戒除后，又吸食者，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在条例公布3个月后；仍服用烈性毒品者，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极刑。凡军政公务人员犯本条例各条款，均加倍处罚之。这一条例对于鸦片烟毒采取了"断禁"方案，关于禁售、禁运以及禁吸的各项规定是比较严厉的，与同一时期国民政府所颁行的《肃清烟毒善后办法》的精神和内容基本一致。

　　1947年3月，太岳行署和太岳行政区公安局也先后颁行了《禁烟禁毒办法》和《禁绝毒品统一管制》的命令，要求各行政区设立禁烟局，各县设缉查队，各公安局局长兼任局长、队长。命令"如存有毒品者按规定办法一律送交公安部门，如依然贩卖者，或存有其它违令行为者，均按规定办法予以处罚治罪"。1949年7月1日颁布的《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是共产党人在大区域施行禁烟禁毒政策的开端。"暂行办法"共有11条，主要内容是：严禁种植罂粟，违者，除铲除烟苗外，并加以处罚；禁止私存鸦片和其它烈性毒品，违者，没收烟毒，并加以处罚；严禁制造、贩卖烟毒，违者，没收烟毒及制毒器械，并加以处罚；严禁吸食和注射鸦片烟毒，违者，将烟毒和服食器具没收，并加以处罚；严禁鸦片烟毒入口，违者，以严刑惩办。"凡科学上医药上所需的麻醉药品之原料，统由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核准配售，其成品之制造经销须经省以上卫生机关之检查化验、批准"。这一办法还规定，过去有私贩、私制、私售、私吸、私种、私存烟毒行为者，只要按限期将烟毒和器具交公，概以宽大处理。农民私种罂粟，应将鸦片交公，政府视其具体情况，予以一定救济。并在烟毒较重的县市设立戒烟所，专门办理禁吸事宜。特别是各级政府应重视宣传、解释工作，动员群众，使禁烟禁毒成为一项群众性的活动。这一办法公布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初步贯彻，但由于全国政局尚未完全稳定下来，一部分地区仍处在战争状态，禁烟禁毒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有效开展。

　　二、艰巨的禁毒任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残余势力逃到了台湾，给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个破败的摊子。当毛泽东在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政权建设需要迅速巩固，工农业生产需要马上恢复，战争创伤需要尽快医治，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需要彻底扫荡，每一项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禁烟禁毒作为一项具体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努力开展了禁烟禁毒运动，一直坚持禁烟政策，而未能驱除毒魔，根绝鸦片流毒。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急于争夺胜利果实，虽然颁布了肃清烟毒的命令和办法，而未认真执行，沦陷区的鸦片烟毒在收复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禁止和控制，仍然十分严重。这里需要简略地介绍一下日本侵略军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毒害，以便说明共和国初年的禁烟禁毒任务多么艰巨。1905年，日本将沙俄势力赶出东北，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从这时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毒化政策。日本的关东都督府是向中国各地走私烈性麻醉品的指挥部。"每年由日本输入中国之吗啡，姑以最小之额计之，亦有18吨之巨，且有确据可以证明，此数尚日有增加。无论何处，日人一占优势，吗啡业即大发达。满洲及附近各省，其吗啡乃由大连输入；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则由青岛运往；而台湾以地势接近之故，吗啡业与鸦片业及其他禁品之贸易同时并行，用马达行驶之渔舟送至附近中国之陆地，然后分输于福建全省及广东之北部"。一些日本浪人借"治外法权"为护符，大发毒品横财，中国政府对此无可奈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向惊慌例如上海，市政府与警察局花了三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1949年初才有4556人接受戒毒调验，这与整个城市吸毒状况相比相差太远，成绩太小。

　　失措的世界表演了帝国主义的新花招。日本政府没有采用公开吞并或宣布保护权这样的19世纪以前惯用的粗暴侵略方法，制造了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治组织，并以"独立"和主权国家外衣作为伪装。满洲国生存了14年，日本侵略者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不仅是单纯地导演一出独立政治实体的滑稽戏，在事实上已经将其变成为向中国其他地区进一步侵略的基地。日寇在东北极力支持鸦片种植、贩卖和吸食，极力推行毒化政策，摧残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千方百计掠夺经济。1932年9月，伪满洲政府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公开鼓吹："政府为适应人民的需要，将来由政府专卖(鸦片)，准许人民领鸦片栽培证，许可栽种，领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同年11月30日，公布了鸦片条例，规定年满25岁的烟民，由政府许可后可以吸食，鸦片的种植也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1933年，鸦片专卖公署成．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管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伪满洲国的鸦片专卖内容是，政府划定许可种植罂粟区域，按定价收买生产出来的鸦片，然后将其分配给持有许可证的大鸦片批发商，再由这些大批发商批发给持有许可证的零售商。零售商被假定为只能卖给登记过的吸户，直到吸户被置于戒烟所戒断烟瘾为止。按照宣传，这个制度的目标是通过限制吸食、限制种植逐渐减少烟毒，最后使鸦片根绝。实际上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鸦片专卖制度下的罂粟种植，严禁私种、偷种，是为了垄断鸦片生产，"实际上对于种植面积根本没有什么限制，而是多多益善"。1936年，日伪当局为了鼓励罂粟种植，公开告示说："一，凡按指定面积种植罂粟者，免除土地税；二，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亩者，除免交土地税外，还免除服兵役；三，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20亩者，可获得县政府奖励，并享有第一、二款规定的特权；四，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0亩者，可当村或县的头面人物，并成为社会职务的候选人，同时将得到第一、二、三款规定的奖励②。"在日伪当局的诱逼下，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统计，法律许可的罂粟种植面积是，1933年为941000公顷，1934年为1066000公顷，1935年为690000公顷，1936年为880000公顷，1937年为1030000公顷，1938年计划缩减为710000公顷。热河是当时鸦片的最大产区，据1936年10月承德宪兵队长报告，当年热河罂粟种植面积为650000亩，总收获量为10000000两③。1933年以后，伪满洲国收购和销售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详如表24④。这些数字是无可辩驳的，日本侵略者声称这是由于专卖制度的执行比较完善的缘故。而这与上述引证的种植面积的扩大数量是一致的，用专卖制度的完善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鸦片收获之后，由官方指定收买人按定价收买。先是由专卖总署指定总收买人负责某一地区的鸦片收购，尔后由总收买人使用若干收买人向农民直接收购，最后由总收买人将收买到的鸦片交给专卖署。1933年，专卖署又设立了大满号、大东号

　　两个大烟庄，作为鸦片总公司。大满号负责收买热河省的鸦片，大东号负责收购东部其他地区的鸦片。鸦片的税则，在最初定得比较轻，其用意在于鼓励种植，扩大生产。主要税收有两种：地亩捐和烟苗税。1936年后又改为包税制，即规定一亩地要缴纳一定的鸦片，如果出产量超过规定应缴纳量，这一部分被称为"盈余"。如果出产量不够交纳，要由种植者设法赔补出来。按照规定，种植者必须把收割的生鸦片悉数出卖，不得私留分毫，即便是自己吸"盈余"也不允许。鸦片收买完后，由专卖总署运送到奉天专卖工厂进行加工，再分配到各地专卖分署，再送到小卖所出售。在任何情况下，鸦片专卖官吏心目中主要考虑的是通过提倡鸦片生产和销售来增加盈利。

　　伪满洲国的《鸦片法》虽规定了禁止吸食的条款，这是写给人看的，在事实上并无任何真正的措施限制、禁止吸食。不但不干涉，而且竭力提倡、鼓励。在东北领到一个鸦片吸食证，如同得到一个护身符。因为，只有吸毒才不会使日本人引起注意。在日本侵略者看来，吸食鸦片者如同废人，缺乏反抗精神。一个人领到了吸烟证，就取得个人苟安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几乎遍地是罂花，处处是烟馆。据伪满洲国统计，1931年，东北的吸毒者有30000人，实行鸦片专卖后，吸毒人数急剧增加，1933年为56894人，1934年为115447人，1935年为217060人，1936年为491965人，1937年为811005人，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增加。日军第九师团的一项内部报告中，也作了与上述数字基本一致的估计："三千万民众中有百分之三吸食鸦片，其数约达90万人九·一八"事变以前，安东市中国人开设的烟馆不过20家，而日租界则有500家。1933年，安东市烟馆增加到829家。其它城市的鸦片烟馆也都迅速增加，齐齐哈尔约有500余家，吉林900余家，哈尔滨有500余家。1936年，"满洲热河全境，其中181城市，查悉领有执照的烟馆达3840家，毒馆达8400家"，合计有12240家。乡镇中的大大小小的烟馆与小卖所尚不在统计之列。这种大规模的纵毒目的有二：一是彻底麻醉中国人的抵抗侵略意识，二是竭力掠夺，"以毒养战"。1932年，日伪当局的鸦片岁入为19409637元，1936年增加到37692641元。

　　侵略者大规模推行毒化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声讨，日本当局不得不改变一些政策，由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主持召开了十余次会议，讨论鸦片"渐禁"方案。而这一"渐禁"方案没有认真推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地迅速扩大，鸦片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42年8月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鸦片会议，伪满洲、蒙疆、华北、华中等傀儡政权均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满洲国和蒙疆生产并保证供应大东亚各地区所需鸦片。"伪满洲国立即制定了鸦片增产方案。"这个增产计划的重点是放在奉天省、四平省和吉林省的平原地区，增产的数量可能是50至100万两，以试种鸦片为名，实际上是把鸦片栽培扩大到平原地区，达到大量增产鸦片的目的"。1942年，热河省把已经递减的种植面积全部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奉天、吉林两省各种500公顷，四平为300公顷；1943年，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700公顷，四平为500公顷；1944年，奉天、吉林两省各为1000公顷，四平为700公顷；1945年，奉天、吉林两省各栽种1500公顷，四平也增加至1000公顷。鸦片产量增加，日伪当局大力兜售，东北地区烟毒泛滥一年比一年严重，到1945年8月，伪满洲国吸食鸦片烟毒的人数已高达2544000人。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资料，黑龙江、吉林、辽宁共有人口38000000，30％吸食毒品，吸毒总人数为11400000人。同一时期，日伪当局的鸦片利润越来越高，1937年为5000万元，1944年纯利润为2亿多元。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相继占领了华北、长江流域及华南大片土地，在这些地区极力推行毒化政策。这些地区在日本军占领以前，由于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禁烟令，全部作为断禁省区，禁烟禁毒取得了相当成效，鸦片烟毒已有所减轻。日军侵占以后，使这些地区的鸦片流毒再度泛滥，并日益扩大。1939年，日本当局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蒙疆地区的鸦片产量。日伪当局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1940年确定种植面积为962955亩，预计收购量为5276000两，是年实际收购量为4925989两，当年销售上海鸦片的配给量为2005000两，销往北平的有1205000两，销往天津的有520000两。1941年，日伪当局要求进一步扩大面积，提高鸦片产量，规定的最低收购额为700万两。果然，超额完成了收购任务，收购了11145866两。1942年又要求增加产量，而由于自然灾害，没有完成任务。1939年，伪临时政府管辖下的华北地区也开始鼓励大规模种植罂粟，1940年在安阳张帖有这样一张布告，说："现届秋令，正值烟苗播种时期，为此布告各村民众，及时播种，将来烟苗成熟，照章纳税，准予按时价随便售卖，决无限制。仰即播种，勿失时机为要!切切此布。大日本军水冶镇宣抚班。"1939年，华北共生产鸦片4792800两，其中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被占领区生产的鸦片依次为262000两、2719600两、1411200两、100000两。为了推销鸦片，伪临时政府专门成立了华北土药公会，鸦片像普通商品一样，可以自由出售。在安阳有鸦片店300多家，山东烟台每年消费鸦片需要30万两。在济南，已经很少有中国的商店，大多数贴上了日本的标签。每个日本商店的玻璃窗上都贴着销售麻醉品的广告，大街小巷住满了日本和朝鲜的贩毒者，恭恭敬敬地把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引向死神的祭台。从这里经过的人可以随时看见鸦片烟雾，在咖啡馆，在妓院也都为嗜毒者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在北平，每一条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开设的"白面房子"(此地将海洛因称为"白面"--笔者注)和鸦片烟馆，公开兜售"白面"、吗啡和红丸。日伪当局在华北极力纵毒的结果是，华北各地烟毒泛滥越来越严重。"河北、山东、山西诸省贩售烟店极为普遍。......伪组织中之汉奸、公务员百分之八十均吸用毒品，若偶有不吸用者，即易被认为思想反日犯"。据估计，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吸食毒品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8％，共有2240000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吸食鸦片烟毒者约占该区总人口的8％，约为6560000人；河南吸毒者约有2240000人，约占总人口的7％；"日旗所到之处，毒品随之"。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南后，同样，极力推行毒化政策。上海被占领后，日军从各地大规模组织鸦片等毒品运到这里进行公开兜售。上海的鸦片生意名义上由盛幼庵(又名盛老三，前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笔者注)的宏济善堂承包，实际上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上海在沦陷前消费的鸦片主要是滇土、土和黔土。上海被日军占领后，鸦片来源一度中断，日军就把蒙疆地区生产的鸦片运到上海来推销。上海在失陷时期消费的烈性毒品，大都由日军飞机、军舰运来，通过朝鲜中间商来出售。从各地运来的鸦片、吗啡、海洛因，除了供应上海市的消费外，还向江浙地区的其他城市推销。南京失陷以前，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治理鸦片烟毒，虽不能说已经根绝，而鸦片流毒已大为减轻。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肆屠杀南京居民，扶植傀儡政权，实施毒化政策，使南京很快又成为毒品世界。据金陵大学副校长的《南京毒物调查报告书》说，1939年的南京城内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诱迫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活跃于南京毒品交易场所的有四个团体：日军特务部、伪维新政府、日本的贩毒者、挂着各种商品招牌的日本商人。其中日军特务部贩毒势力最大，控制着30余家毒品店行。南京伪政府也积极参与了纵毒活动，每月征收的鸦片灯税不下"三百万元"。由于南京日伪当局竞相纵毒，吸食毒品者可以随时买到各种各样的毒品。南京居民惨遭大屠杀后，又遭受毒品攻击，每Et中毒死亡者不下数十人。武汉沦陷以后，各种毒品都由日军控制。"自运输以至熬制和贩卖完全由敌人一手经营。'燕子窝'和售吸所没有敌人的同意，或日本浪人的主持，是不容许设立的。在贩运方面，敌人设有大规模的运输组织；在熬制方面，敌人也立有专门的部门。私运、私制、私吸一律须受严罚。于是在敌人特务部、宪兵、浪人、汉奸、流氓等的指挥和庇护下，鸦片烟、海洛因、红丸、白面大批从敌人兵舰、运输船和轮船上头，涌进武汉三镇，再转运到周围各城乡镇去，而其毒害遂遍及远近了"。福建厦门也是日本侵略军推行毒化政策的重点城市，1939年厦门销售的鸦片有399000两。1940年，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有烟馆1152家。以上这些大中城市，在国民政府推行六年禁烟计划后，都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势力都有所收敛。日本占领之后，极力推行毒化政策，使禁烟成果全部遭到破坏，不仅如此，而且烟毒泛滥比以前更加严重。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6％，约有5160000人；福建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7％，约有840000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吸毒者约占总人口的4％，约有4480000人是烟毒患者。

　　总之，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实施毒化政策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六年禁烟禁毒成果全部被破坏，流毒程度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据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日本在占领区强迫栽种的罂粟面积有1500余万亩。服用毒品患者约有3200万人， "其中3100余万人系因日本占领直接造成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制订、颁布了《肃清烟毒善后办法》，因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禁烟禁毒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认真推行，不仅原来被日本毒化的广大地区的烟毒依然十分严重，而且在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内战和政局的不稳，鸦片烟毒又呈蔓延之势。所以，坚决打击鸦片烟毒势力，彻底实现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使数千万烟毒患者彻底戒绝毒瘾、恢复健康，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三、雷厉风行的禁毒运动

　　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每一项任务都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残敌要肃清，政权要巩固，生产要恢复，社会要安定，风气要整顿，毒品要驱除，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经历了长期战争考验的共和国领导人对于这些艰巨的任务毫不畏惧，全都承担起来。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月，就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禁烟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 E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各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广泛进行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禁烟禁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的办法；各级人民政府应组设禁烟禁毒委员会，以便顺利开展工作；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政府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和人民团体派员组成；从1950年春季起不许再种罂粟，在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的地方，军事行动一结束，立即禁绝种植；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罂粟者，应斟酌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逐渐实行禁种；从通令发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销售鸦片烟事件，不论何人违犯，均从严治罪；散存于民间的鸦片烟毒，应限期令其交出。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应酌情给予补偿；如逾期不交出，除查出没收外，并按情节轻重分别治罪；吸食毒品者应按限期向政府机关(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政府机关)登记，并定期戒除，隐瞒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经查出后，予以处罚；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毒药品，宣传戒毒办法，对于贫穷的烟民提供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重的城市应设戒烟所，帮助患者戒毒；戒毒药品应由各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以防烟毒代用品以戒毒药品形式传播；各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依据本通令禁烟方针，制订查禁办法和禁绝种、吸日期，呈报政务院批准后实施。并要求在批准后，要印发布告，进行广泛宣传。这一禁烟禁毒通令采取的是"断禁"方针，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鸦片生产需要采取谨慎态度，逐渐限制禁绝外，其他一切地方一律采用严厉禁种、禁运、禁售、禁吸与禁藏方案。关于禁烟的方法，基本上采用的是1935年到1938年间陕甘宁边区的禁烟禁毒经验，即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禁烟活动与政府各机关互相协调，一致行动查禁各种毒品案犯。这一禁烟方案在延安时期是行之有效的，运用在共和国初期的禁烟运动中也是成功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和国初年的禁烟运动的发动，并没有随着通令的公布，立即制订和颁行一套详细的禁烟禁毒法规。这是由于共和国初期的行政体系基本上仍是军事化的或是准军事化的操作系统，重大政策措施的推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

　　政务院通令发出之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禁烟禁毒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华北地区开展禁烟禁毒活动较早，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最先获得解放，于1949年7月接到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后便展开了查禁活动。例如察哈尔省(!)，经过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群众初步提高了觉悟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开展了查禁活动，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该省过去由于国民党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毒化政策的结果，共约有10万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去年(1949年)入冬以后，该省各地结合冬季生产，掀起了改造烟民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已改造烟民达三万余人"。察哈尔省改造烟民的一般方法是用回忆和算账来比较吸毒前后生活和地位，启发吸毒者的觉悟，使其自愿地改造自己，从而下决心戒除毒瘾。例如，阳原县谷前堡村工作组动员已经下决心戒毒的赵才等四人，在全村村民大会上以亲身经历说明吸毒的害处和在政府的帮助下进行改造的决心。在村民会上，工作组倡仪成立戒烟所，当场就有27人报名入所戒烟，几个月后便有48人戒断了烟瘾。再如应县，自1949年11月到1950年元月，全县共成立戒烟所150余处，入所戒烟的有870人，其中有552人戒绝出所，参加农业生产。绥远省也是鸦片流毒的重灾区，居民中有28％的人有鸦片嗜好。经过各级政府的宣传教育和工作组的鼓励、督促，在各县相继成立了戒烟所、劳动队。例如，集宁县在村、镇都成立了戒烟所，城关镇戒烟所40天内就有男女吸毒者200多人戒了毒。丰镇县采用的是劳动改造法，把吸毒成瘾的人组织到一起，参加生产并加以监督。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该县第三区就有527人戒了毒瘾。

　　河南省的禁烟禁毒工作也开展得较早。于1949年12月10日，按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禁烟禁毒办法，制订、颁行了《河南省禁烟禁毒暂行办法》。1950年春季接到政务院的通令，又重新作了部署和调整，于是年10月5日发出《关于禁绝烟毒的指示》，10月26日又发出《关于禁烟禁毒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有政权基础的地区，坚决禁止种植、运售、制造"，实行逐步禁吸的方案。这样，很快便禁绝了罂粟种植，但运销、制造问题仍很严重，据统计，1950年参与贩运、制造、销售和吸食毒品的人仍有81379人，约占总人口的3％。1951年8月，省政府根据中央政府内务部的代电要求，召开了由省民政厅、财政厅、法院、卫生厅、公安厅、农林厅等单位参加的会议，决定以禁运、禁制、禁售为主，以城市和交通为重点，开展严厉查禁工作，着重打击贩运和销售的犯罪活动，卡住毒品流通环节。这一行动在当时被称为"拦腰一棍"。同年10月，省政府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烟毒的指示》，要求各级地方政权，继续扩大成果，结合民主改革工作，深入发动群众，使每一个公民都认识到禁烟禁毒的重要意义。为了加强对地方禁烟禁毒工作的具体指导，河南省禁烟禁毒委员会又抽调一批省直工作人员组成禁烟毒检查组，巡视各地，检查禁烟毒工作。与此同时，又制订了《关于设立戒烟所暂行办法》，规定："在重点城镇设立戒烟所，采取自愿、规劝与强制相结合的方针，收容一批无力自行戒烟的职业乞丐烟民入戒烟所强行戒烟。"先后成立戒烟所的有郑州、洛阳、许昌、南阳、周口、漯河、信阳、驻马店八市，到所戒烟者1527人，自戒者13000余人。

　　西南各省开展禁烟毒运动是在1950年夏天。1950年5月，根据政务院通令，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了《关于禁毒的办法》，经政务院批准后开始实施。这一办法规定：政府不采取低价收购或抵缴税赋的方法，为罂粟种植者寻找出路，目的在于尽快实现禁种；政府勒令查封一切明暗性质的鸦片烟馆，没收其房屋、烟具和所有毒品；如查获秘密烟馆营业者，应予严惩，判处死刑；与剿匪工作相结合，严禁一切运销毒品活动；对于吸毒者只采取劝说和宣传方法，使其自动戒毒，由于烟民人数太多，目前不宜实行强制戒毒方案，暂不允许拘捕或惩罚；对于因种植罂粟过多而形成灾荒的地方，采取生产自救方案，酌情贷给粮食，保证在收获季节归还。由于这一方案既切合实际情况，禁烟态度又十分坚决，首先在禁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51年春天，西南各省基本禁绝了罂粟种植，取得了禁烟工作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开始认真查封鸦片烟馆，收缴烟毒与烟具。据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统计，1950年共查封鸦片烟馆5400余家，收缴烟具22万余件，破获烟毒案1万余起，捕获运、制、售毒品犯1万余人，收缴毒品100万两左右，取得重大成效，初战告捷。

　　政务院禁烟禁毒通令发出后，各地都采取了行动。例如青海省，很快在各地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负责宣传和动员。省政府发出的布告，明确规定："凡已种植鸦片者，限期一律铲除；吸食烟毒者，限期登记并戒除烟瘾。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已配制戒烟药及印发戒烟药方；对贫苦瘾民免费或减价予以医治(!)。"各省各地开展禁烟活动的方案多种多样，在此不必一一列出。总之，在政务院禁烟禁毒通令发出后，全国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禁烟方法虽略有差异，禁烟禁毒的步骤和效果基本相同。由于种植、吸食鸦片的人太多，而投入禁烟禁毒工作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的禁烟毒工作，以断绝鸦片生产和贩运为重要突破口，严厉打击贩运、销售毒品案犯，就基本卡住了毒品的流通。这"拦腰一棍"的措施，使种植生产的鸦片无法卖出，又使吸食毒品者得不到毒品供应，不得不自行戒毒，因而很有成效。到1952年春季，华北、东北、华东、西北4个大行政区共缴获各种各类毒品约为24473308两，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罂粟种植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禁种，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

　　不过，禁烟禁毒任务仍然很重。暂时实现禁种，清末民初也实现过，国民政府也获得过重大成效，问题是能否持续控制住。另外，由于卡住了毒品流通，鸦片的巨大需求导致价格昂贵，一些不法之徒趁机牟取毒品暴利，继续进行走私贩毒活动。1952年的贩毒活动十分诡秘，以团伙为主。贩毒团伙有自己的贩毒路线和推销网，沿途设站，专人交接，并有暗语暗号，不与生人联系。所贩鸦片烟毒大都是过去藏起来的存货，因而不易被人发觉。罪犯大多为惯犯，其中大多是黑社会势力的流氓、地痞、土匪、烟帮以及国民党撤退后遗留下来的特务和失业的军警。如泸州市查获的1505名毒品罪犯中，上述人员占97％，苏南的177名毒犯中，上述人员占了61．5％。由于这些人一贯为非作歹，多为亡命之徒，仇视新生政权，社会危害特别大。这些毒品罪犯为了贩毒活动的方便，拉拢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和家属。这类为贩毒活动提供帮助的人犯约占总毒品犯的10．9％。上述两股势力(即不法的毒品贩运者与庇护贩毒活动的腐败官员)与毒品利益最为密切，是中国历次禁烟禁毒运动的国内主要阻力。不彻底消灭这两股势力，禁烟禁毒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取得暂时胜利，禁烟毒成果由于他们的不断破坏，也难以持久保持，鸦片战争以前的历次禁烟活动与民国时期的禁烟运动的失败，大都归因于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1952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心进一步扩大成果，彻底消灭最顽固的贩毒犯罪分子和团伙，彻底肃清毒品。1952年5月21日，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通令指出，为彻底扫清贩毒与制毒的罪恶活动，要大张旗鼓地作好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必须依靠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进行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同时要发动犯罪分子的自我坦白运动；在已经禁种罂粟的地区，绝对不准再种，违者依法严惩；禁种罂粟的政策应结合爱国丰产运动，同时进行；号召吸毒人员坚决戒除毒瘾，同时发动其家属和社会舆论给予吸毒人员以强大压力，使之不敢不戒。这是一种教育改造与严厉惩办相结合的禁烟禁毒政策。这一通令公开表示了中共中央的彻底禁毒决心。6月10日，政务院着手布置严厉打击毒犯行动，决定由公安部负主要责任，其它部门给以配合，指定由彭真定期召集公安、铁道、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法院等部门汇报工作情况，并在中央指示下处理有关问题。针对贩毒团伙活动诡秘的特点，中央决定由公安部统一布置，全国一致行动，以便一网打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安部下达密令，要求各地公安局重点做好本地区的侦察准备工作。7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训令立即执行。公安部的报告认为：禁毒运动的主要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应集中在城市进行，由于力量有限，农村一般暂时不动；全国禁毒行动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为"大破案"，即迅速逮捕、收审一批证据确凿的大毒品犯；第二步是继续深入，捕捉其它毒犯；第三步是追捕漏网之毒犯和处理善后工作；在大举破案后，迅速召集适当的群众大会，处决一批要犯，并向群众宣传禁烟禁毒意义，动员群众积极参加运动，与贩毒活动做坚决的斗争；在严厉打击毒品罪犯时期，各省市之间可以直接交换材料，以便联合采取行动；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应每5天向公安部汇报一次情况，以便统一部署和决策。

　　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提出了惩治毒品罪犯的具体意见。规定凡在1951年1月以后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均应逮捕法办：(1)出资制毒的业主及集资结伙制毒的组织者、主谋者和以职业为掩护专事制毒的惯犯；(2)制造毒品的"技师"；(3)贩运、出售毒品的组织者、主谋者、惯犯、现行犯；(4)开设烟馆的业主；(5)一贯协助毒犯的窝主，现行及依靠贩运毒品佣金收入为生的经纪人；(6)偷运毒品进口的组织者和惯犯；(7)武装贩毒者；(8)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制造、贩运毒品犯及被管制分子；(9)贿买勾结国家工作人员而情节严重恶劣的毒犯；(10)毒犯派进我机关内部的"坐探"；(11)利用职权包庇、协助毒犯或出资贩毒的严重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12)在汉族地区一贯大量种植罂粟的烟匪、恶霸、流氓，雇人种植或串通农民种植罂粟的主谋者；(13)其他在禁烟禁毒实施过程中拒绝登记、拒缴毒品、拒不坦白而情节严重恶劣者。为根除毒害，建议对毒犯的处理可稍轻于惩治反革命分子，而必须严于"三反"、"五反"中的盗窃犯。此外，还建议对单纯吸毒者，除号召其检举毒犯外，暂不要忙于过问，亦不要号召登记。这一报告具体确定了惩治的对象，惩治的原则。至于对吸毒者暂不登记的意见是对政务院禁烟禁毒通令的重要修正。主要是考虑到吸毒者人数众多，戒烟所有限，不宜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断绝了一切毒品来源，没有了毒品供应，吸毒者也就不戒而戒了。

　　1952年8月10日，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国1202个地区和重点部门同时展开破案行动，大规模地搜查、缉捕各种毒品案犯，到处是天罗地网，毒品案犯纷纷落入法网，在50天时间里，全国共查出毒犯近37万人(大逮捕前估计为25万人)，逮捕了82056人，占毒犯总人数的22％。在当时立即处理的51627名中，依法处决了880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1％，判刑者33786人，劳改2138人，管制6843人，释放3534人，未报分类统计的有4337人。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近400万两，查获贩运、制造的毒品工具222711件，长短枪145支，"60"炮一门，轻机枪一挺，子弹10815粒，发报机二部，制毒机59部。慑于严厉镇压的威力，大批毒犯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重庆登记毒犯11540名，中南区毒犯坦白登记共有30675人，全国登记毒犯总数为345463人。到1952年11月结束，这次大逮捕行动对予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烟毒势力是一次毁灭性打击。

　　1952年11月大逮捕毒犯行动的结束，标志着共和国初年禁烟禁毒运动的基本结束，全国实现了禁种、禁运、禁售和禁藏。至于禁吸，由于实现了禁种、禁运和禁售，断绝了毒品的来源和供应，数以千万计的烟毒患者也就自然戒断了毒瘾。从而实现了在中国大陆禁绝鸦片烟毒的根本性胜利。

　　从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开始，到1952年11月大规模查缉鸦片烟毒案犯活动结束，共和国的禁毒运动开展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这是人类大规模向毒品宣战，并以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终的一次最成功的禁毒运动。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共和国制服了数十万的毒品罪犯，制止了数百万人大规模种植罂粟的活动，使数以千万计的吸毒患者戒掉了毒瘾，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

　　四、禁毒成功 世界奇迹

　　共和国初年(1950一1952年)禁烟禁毒运动的巨大成功不但创造了大规模禁毒的世界奇迹，而且创造了数十年保持无毒国的奇迹。探索这次禁烟禁毒运动成功的奥秘，总结中国保持数十年无毒国的基本经验，十分必要。

　　首先，这次运动的成功得力于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和国初年的禁烟禁毒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期间各地共召开各种宣传会765428次，参加会议的群众近7500万，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这次禁烟运动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运动中全国收到检举信131万余件，共检举毒犯22万余名，这显示了群众的禁烟热情和积极性，表达了群众对禁烟禁毒运动的真正拥护和支持。大力搞好宣传、动员群众参加禁烟毒运动是1935年共产党人在陕北禁烟毒活动中取得的经验，在共和国初年的禁毒运动中，这一法宝得到了积极运用。各地动员群众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给予社会舆论压力，有的利用家庭规劝，有的让吸毒者站在讲台上向公众诉说吸毒的危害，这样使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政务院通令"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的要求和效果。

　　其二，由于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深。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扶植依附势力，使中国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形成，进而发展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各地军阀置中央政府禁烟命令于不顾，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以鸦片来筹措内战的军费，大肆纵毒。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中央政府的禁令不能推行，先前的禁烟成果被破坏无遗。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表面上完成了政治统一，事实上割据势力依然存在，尤其是西北、西南和南部的地方势力仍然拥兵自重，继续以鸦片利益为军需主要来源，国民政府发动的禁烟禁毒运动仍然受到顽固的阻挠，禁烟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台、港、澳地区之外，中国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令行禁止，十分有效，禁烟禁毒运动得以在各地顺利推行。

　　其三，得力于一套高效能的国家机器。共和国建立初年，它的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基本是由军队干部组织而成，是一种军事体制转化，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绝对从属关系，执行政令比较坚决，推行禁政雷厉风行。1952年8月到11月的全国查缉毒犯的大逮捕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纪律性是做不到的。另外，由于共和国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都由军队干部转化而来，很少带有旧官僚习气，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行为较少，行政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所以大多数群众敢于向政府机关检举毒犯。旧的国家机器被摧毁以后，依靠鸦片为生的烟毒帮匪势力，失去了旧国家机器的庇护，暂时又找不到新的依附对象，慑于大逮捕和严惩、的威力，不得不自首登记，全国登记毒犯345463人，这也体现了国家行政的高效率和威慑力。

　　其四，排除了一切外国侵略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每一次禁毒运动都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极大干扰和破坏，1918年以前，禁毒运动的主要阻力来自英国政府及其鸦片贩子，国民政府的禁毒运动的外国阻力主要是日本侵略军及其毒品贩子，他们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用刺刀来推行毒化政策。毒品在中国的极度泛滥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共和国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全拥有了主权，禁烟禁毒作为一项内政，得以不受任何外国侵略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不仅如此，鸦片作为中国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被凌辱的丑恶象征，唯有彻底予以扫荡、清除，才能洗雪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彻底驱除毒魔的精神力量源泉来自中华民族的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国人民以铁的事实粉碎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人的种种诬蔑。

　　揭示中国保持几十年无毒国历史奇迹的奥秘，需要综合考察建国后三十年间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在这里笔者只能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精密的论证只能俟诸将来。中国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长期保持无毒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断绝了毒品的来源和供应。就国内来说，在共和国初年严厉查禁罂粟种植以后，很快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紧接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公有，集中管理，作物种植受政府指令指导，农民私种罂粟和生产鸦片的机会没有了，从而断绝了国内的鸦片来源和供应。就国外来讲，由于建国初年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中国被迫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外贸易活动基本中断，外国商人来华的少了，毒品贩子进入中国的机会没有了，从而断绝了国外毒品的非法走私供应。由于在禁绝了国内毒品生产的同时也断绝了国外毒品的来源，毒品也就无法在中国再施魔力了。随着上述两个条件的变化，中国便再度出现了毒品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年禁毒运动的巨大成功，不仅应当在世界反毒品历史上占有重要篇章，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具有伟大意义，也应占有重要地位。由鸦片问题引发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开端，而共和国初年迅速扫除鸦片烟毒，意味着中国人民彻底战胜了帝国主义的鸦片进攻、毒化政策，标志着中国巨人从麻醉中彻底觉醒!

第十章 未有穷期的禁毒之战(1982--1995年)

　　由于国内外贩毒集团假道我国将大量毒品从"金三角"地区转运香港，进入国际市场，造成毒品问题首先在我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南方省区，继而在一些北方省区如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蔓延。目前毒品问题或多或少地已经涉及到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个县市。我们应当对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禁毒斗争的紧迫性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俞雷在纪念国际禁毒日四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泛滥全球的毒品瘟疫

　　20世纪80年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和平、民主成为全球性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人类的前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充满着光明和幸福。与此同时于1889年由德国人开始生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洛因的发明最初是为了治疗鸦片、吗啡毒瘾的，而它本身所具有的成瘾性反而比鸦片、吗啡更强烈，毒害更大。因此在1912年的海牙国际禁止鸦片大会上，它已被列入禁止的对象，与会各国代表一致赞成控制海洛因的生产和贩运。海洛因的服食方法不像吸食鸦片烟那样程序复杂。海洛因可以溶解于水中，因而可以口服和注射。由于是粉面，可以用鼻孔吸入，也可以掺入烟卷吸入，还可以将其放在锡纸上用火烧烤后用管子将烟吸入腹腔。服食海洛因，立即会产生麻醉和致幻效果，数次服用(一般不超过3-4次)就会成瘾。成瘾之后，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过瘾。大量服用海洛因会导致昏迷性嗜睡、血压降低、皮肤湿冷、心跳缓慢不规律、周身痒疼等症，严重的会致死。但吸食海洛因会产生莫可名状的快感，初期也可增强性欲。正是这种登仙化羽般7的幻境、幻觉引诱瘾君子极力追求，置生命于不顾。海洛因的质量以其标号表示其纯度，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是4号海洛因，纯度为90％左右。最纯的是5号海洛因，纯度为99．9％。海洛因最早出现在中国是20世纪初年，流行于民国时期，在华北被称为"白面"，在江浙被称为"老海"。现在云南称其为"4号"。可卡因(Cocainum)，又称古柯碱，是从南美洲的一种叫做古柯(Erythroxy10n Coca)的植物叶子中提取的生物碱。可卡因有"百毒之王"之称，经科学家测试，一剂70毫克的纯可卡因几乎可使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当即毙命。这种毒品为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粉末，易溶于水。用于人体局部麻醉，效果极佳，组织穿透力很强。药效维持时间不长，一般只有30一40分钟。而一经服用，立即会产生亢奋和激动。一些医学文献对于可卡因的"魔力"是这样描写的："可卡因像一簇熊熊燃烧的火焰，它点燃起一个神经细胞，再点燃起第二个神经细胞，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些细胞里的化学物质像导火线一样，迅速地把轻微的电流刺激引向神经系统的中心。随着这种传递的不断加强，电流刺激便控制着特定生理机能作出相应的反应。可卡因对人体的作用，就像一条负荷过重的有线电路，大脑无法从容地处理这些连续不断的信号，人就变得异乎寻常的兴奋起来。"用鼻孔抽吸之后，可卡因白色粉末便会通过鼻腔的粘膜进入血液。当它们被逐渐吸收时，又会压迫鼻腔粘膜成千上万的毛细血管，使血液流通受阻，血液量减少，从而使人感到鼻子发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吸食，鼻腔粘膜就会发生溃疡，出现粒状脓点和肿疼。所以，用鼻孔吸食可卡因之后，吸毒者总要用清水冲洗自己的鼻孔。另一种方法是用烟斗吸入，通过肺叶吸收到血液中。这种方法比通过鼻孔吸食，不仅吸收的速度快得多，而且吸入的成分也较大，所受刺激也直接得多。可卡因还可以溶于水中，注入血管。注射量过大，使人精神失常，一些体质较弱的人过量注射会导致生命危险。吸毒者成瘾之后，对于可卡因的服用比较急迫，因此对针管消毒往往不严，甚至不经消毒，或几个人共用一根针管。多人共用一根针管，又消毒不严，极易传染疾病。目前，艾滋病的肆虐横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吸毒者之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吸毒者大多性行为不检点和共用注射针管。可卡因对人体器官损伤极大，它不仅损坏肝脏，影响患者对营养的吸收，而且会诱发心脏病，造成生命危险。可卡因在民国时期通常被译称为"高根"。当时输入量很小，危害不很严重。

　　可烈可(Crack)是由可卡因进一步加工而成的，属于一种增效可卡因，是将可卡因和食用小苏打混合溶解在水中，再煮成小石子样的颗粒结晶体。这种结晶体被一些吸毒者称为"石子"、"棒球"或"霹雳"。这种新毒品一问世，立即以其价格相对低廉、刺激更加强烈，得到吸毒者的迷恋。毒贩子们把可烈可装进五颜六色的塑料小瓶子中，每瓶售价10美元左右，可供吸毒者使用两三次。可烈可一般是放在特制的玻璃烟斗中抽吸，一边吸一边可以听到清脆悦耳的爆烈声。"砰!砰!"因此而得名。它的毒害在于极易成瘾。美国的可卡因热线研究所主任说："一旦吸上这种毒品，那么你就休想摆脱它的纠缠。"吸食可烈可所产生的刺激比可卡因强烈得多，千万不可试一试，只要吸上第一口，几秒钟内就会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药力过后是极度的伤感和失望，于是吸毒者便会重复吸食，越吸食越离不开。吸食可烈可成瘾者会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义务和道德良知，脑子里充满妄想和离奇古怪的幻景，"想什么就有什么"，继而会产生丧失理智指导的行为。据医家分析，可烈可对于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大脑的损害，要比可卡因严重得多。它会诱发哮喘、肺气肿，甚至使人呼吸困难而窒息。可烈可的吸食者大都会出现食欲减退，严重失眠，全身皮肤就像爬满虫子一样痒得难受。所以可烈可的吸食者唯一生活目标是千方百计弄到足够的可烈可，以避免毒瘾发作时的极大痛苦。一位18岁的美国青年说："可卡因令人无比欢快。我第一次品尝可卡因，便立即与它发生了'爱情'。它比性交酗酒都痛快得多。我不在乎吃的穿的，只要有可卡因就行。"可卡因成了唯一追求的目标，完全丧失了人的理智，难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警告世人说："大概快乐最能引诱一般人入于歧途。"

　　大麻(Marjuana)是一种生长于温带或亚热带的草本植物。原来产于印度，现在广泛栽培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可长至4～5米高，有雌雄之分。生物化学家从大麻的树脂中提出和鉴别了数万种化合物，其中有一种叫做"四氢大麻酚"的含量较大，这种化合物对人体神经可以起显著的压抑作用。大麻中含有这种成分的大小决定其麻醉效果的强弱。大麻的浓缩物叫"哈希什"(Hashish)，其麻醉效果比大麻叶高2-3倍。大麻的种植与加工比较容易，售价相对低廉，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最普通的毒品，被人称为"穷人的毒品"。服食大麻方法较多，可以直接咀嚼叶子，可以吞服，可以制成大麻卷烟(这类似于在东南亚发明、后经荷兰人介绍到中国的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法)。服食大麻，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影响，可以产生欣快感。临床症状是，心跳加快，咽喉干涸，眼睛变红，昏昏欲睡，精神恍惚，记忆力降低，工作能力下降。服食大麻，据医家研究，不是在生理上导致成瘾，而是心理上的作用。长期服用大麻的患者，一般在停服2-4周后，即可基本消除影响，比较容易戒断，而不会像服用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那样，出现严重的生理症状。

　　"仙人球毒硷"的学名是麦司卡灵(Mescaline)，是从帕约他仙人掌中提炼出来的毒品。帕约他仙人掌盛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西南部地区。仙人球长在仙人掌的顶部，经干燥后碾成粉末再提取。仙人球毒硷味极苦，或以药丸形式吞服，或溶于糖、茶水中咽下。干百年来，美洲的印第安人靠服用此种麻醉品寻求宗教的圣灵。服用这种毒品使人产生奇异的幻觉，可以减轻心灵的痛苦。仙人球毒硷对人体生理的影响是，瞳孔放大，血压与体温升高。长期服用，体质下降。

　　"LSD迷幻药"是从麦角菌这种自然农作物菌中提取的，工艺比较复杂。这种毒品是当代最强烈的迷幻药，大约50一100微克的剂量就足以令人产生幻觉。60年代，这种迷幻药风靡美国。当今流行的LSD迷幻药通常是药丸或胶囊。服用这种迷幻药可以使人产生种种神奇的幻想，空间、时间也被扭曲。LSD迷幻药的危害是，肌肉发软，周身麻木颤抖，心律加速，瞳孔扩大，体温上升，呼吸急促，晕眩头疼，恶心呕吐，精神惊恐不安，导致病理性狂妄症。

　　"PCP镇静剂"，是一种毒害很重的毒品。服食这种毒品可以使吸食者立即产生"超人"、"非人"的感觉。它的毒害是，使人丧失神经性运动协调能力，行为古怪，不可理解。

　　"安非他明兴奋剂"产生于80年代初，在日本、朝鲜比较盛行。大量服食会产生奇怪的、疾驰的、不协调的而又强烈的幻觉。它的毒害是，心悸眩晕，紧张焦虑，不能正常入睡，激动不安。比较严重的会产生被迫害感，有时会引发暴力行为。"冰毒"是安非他明的别称。

　　吸毒者相当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很快便被毒魔缠上成了瘾君子。一旦被毒魔缠上，上瘾，对毒品的依赖就越来越重。瘾君子吸毒最初的心态是想摆脱现实世界的种种烦恼，追求虚无的极乐世界，但滑进的却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狱，必将带来肉体上、精神上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当今世界的毒品生产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亚洲的金三角、金新月和美洲的银三角。"金三角"即缅甸、泰国、老挝三国毗邻的地带，总面积约有15-20万平方公里，林木森森，峻岭逶迤，非常适宜罂粟的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100万左右的山地民族，他们的经济较为落后，主要收入依赖于鸦片，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约有67000公顷，其中绝大部分在缅甸境内，约有60000公顷，其余的分布在泰国、老挝境内。鸦片产量逐年上升，进入90年代，估计每年产2000--2500吨，相当于全世界鸦片总产量(4400吨)的50％左右。世界另一最大鸦片产地为亚洲的"金新月"。"金新月"位于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长约3000公里，地带狭长，形似一弯新月，因此而得名。"金新月"内地理条件复杂，居民稀少，与外界几乎隔绝，而大规模种植罂粟，当起因于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新金月"地区为取得必要的经济来源而广泛种植罂粟，生产鸦片，换取武器，支持战争。该地区罂粟种植面积约有55400公顷，在伊朗境内约有30000公顷，在阿富汗有20000公顷，在巴基斯坦有5400公顷。90年代以来，每年产量约为1500--1800吨。"银三角"是指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这里主要生产可卡因和大麻。在古柯产量方面，依次是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秘鲁古柯种植面积约有20万公顷，占世界古柯种植面积的60％；玻利维亚的古柯面积相当于该国可耕面积的40％，古柯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哥伦比亚的古柯面积虽不很大，而在可卡因的生产方面是世界之最。种植古柯每公顷可收获古柯叶700磅，每年可采四次。每公斤古柯叶可提取90克纯可卡因。"1994年，全球可卡因产量约为850吨左右"。古柯的经济收入成为以上三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目前，大麻的主要种植区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每年生产的大麻约有9000--10000吨，大部分运销美国；墨西哥每年生产6000Ⅱ屯大麻；居世界第三位的大麻生产国是拉美小岛国牙买加，年产量为3000吨。此外，美国、印度、摩洛哥和伯利兹等地也种植有少量大麻。

　　非法生产、走私贩运毒品可以攫取巨额利润。例如在"金三角"，1公斤海洛因的售价是4000美元，"到泰国则翻一倍，8000美元；到西欧暴涨至50000美元；最后到美国竟高达15万美元。有时鸦片歉收，美国的海洛因每公斤竟会卖到100万美元。有一年，金三角，每1公斤海洛因的'出厂价'值300马克，可是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后售价达70万马克，即'出厂价，的2300多倍"。巨额利润诱引贩毒分子不顾严刑重罚惩治，铤而走险。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贩毒团伙。当今的贩毒团伙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他们不仅有覆盖多国的黑社会网络，而且有的大贩毒集团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配备有飞机、汽车、轮船等各种贩毒工具，拥有十分先进的武器装备。贩毒首领大多是心狠手辣的家伙。这里介绍一下世界上第一、第二号贩毒集团，以便读者了解其疯狂程度。

　　世界头号贩毒集团是设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同盟。该集团得名于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市，产生于80年代初期，由四大毒王控制，大毒枭有200一300人，毒贩子有20000余人，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雇佣军，人数有8000--10000人。这个世界最大的贩毒集团每年走私毒品价值总额约计600-800亿美元，它的毒品主要运往美国和欧洲。麦德林同盟的头号贩毒大王埃斯科瓦尔手下有职业杀手4000人，可怜的麦德林市成了杀人者的竞技场，每3个小时就有1人被枪杀，成为世人谈虎色变的"杀人城"。埃斯科瓦尔的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富的头号毒品大王。第二号大毒王是豪尔赫·路易斯·奥乔亚，他是麦德林集团的智囊人物，拥有的飞机可以编为一个空军中队，美国政府曾以50万美元，悬赏对他的通缉。第三号大毒王是卡洛斯·莱德尔，他拥有自己的飞机场和十几个庄园，手下有一支杀手队伍。第四号毒王是加查，他是一个铁腕人物，素以凶狠狡诈而著称，创办了一个职业杀手学校，专门训练杀手，亲信1000余人，还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这四个毒王的资产均在几十亿美元之上。他们合伙控制下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有"准国家机构"之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哥伦比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金三角"活动的最大贩毒集团是坤沙集团。坤沙集团比麦德林集团崛起得早一些，在70年代已初具规模。坤沙其人生于缅甸掸邦，因有中国血统，故中国名为张其富，缅甸名为关约，坤沙是泰文名字。1960年初，他组设了一支保护贩毒的镖队，1962年又宣布效忠政府，成立了自卫队，控制了一些辖区。在其辖区内广泛种植罂粟，加工吗啡、海洛因，发了横财。5年之后，他的贩毒势力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号称金三角的"世纪商队"。70年代一跃成为金三角的头号大毒枭，势力最大时能够控制该地区70％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坤沙拥有一支装备现代化的武装部队，约有4000--5000人，全部着装，拥有地对空导弹。坤沙的总部设在金三角南部的万兴达，距泰缅边境仅有10余公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万兴达是个峡谷，长约3公里，宽1．5公里，武器库、训练场、毒品加工厂、医院、发电站，一应俱全。1985年，坤沙利用当地民族矛盾，组织了一支掸邦军，下设6个师，亲自担任总司令。泰国及缅甸政府曾多次出动军警围剿，而这支军队神出鬼没，没有受到重创。后来他的毒品势力转移到中缅边境线上继续活动，祸水流入我国。

　　从"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以及其它毒品产地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毒品，经过贩毒者精心编制的贩毒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严重地毒害着人类，给蓝色的星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据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负责人赫尔伯特·舍佩介绍的最新统计数字是，"目前世界上吸毒人数至少有5000万以上，全球毒品交易额达8000亿至10000亿美元。1994年全球可卡因产量约有850吨左右，鸦片4400吨左右(含以鸦片当量表示的海洛因)，毒品蔓延的范围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毒者高达5000万以上，相当于世界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一，而具体到某些受毒品危害最深重的国家，受害人口比例相对要大得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国至少有2500多万人非法使用毒品，瘾君子达300多万，吸毒者每年的毒品消费达1000多亿美元"。每年大约消费2万吨大麻，40吨海洛因，80吨可卡因。90年代初期，美国有关部门就吸毒问题在全国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7200万人曾经吸用过一次毒品。从人口的比例看，占全美国12岁以上人口的37％；从性别上看，59％是男性，41％是女性；从种族上看，75％是白种人。纽约市被称为"海洛因都市"，共有16万名瘾君子，约占全市人口的四十分之一。美国吸毒者以青少年为最普遍，在25岁以上的青年人中，三分之一染上毒瘾。美国一家刊物惊呼："近年来毒风之盛令人震惊，从十多岁的少年到硅谷科学家，从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到好莱坞的影星，从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到腰缠万贯的富翁，吸毒之风盛况空前。"令世界舆论哗然的是，1990年10月26日，华盛顿市市长巴里因吸毒被地方法院判处半年徒刑、5000美元罚款。毒品麻醉了美国社会的神经中枢，侵蚀着泱泱大国的政治肌体，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社会道德向着黑暗深渊滑去。"金元帝国"的美元倾泻而出。美国总统不得不大声宣布："为了美国的未来，我们要向毒品宣战，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在毒品浪潮的冲击下，老练的约翰牛也被毒品所困扰。昔日，英国政府和鸦片商向中国和其它国家大量强行倾销鸦片，大发毒品横财。那时，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对毒品管制最严的，也是最有效的。20世纪70年代，吸毒者的数量也不算大，登记者不过4000人，可是到了1984年，猛增到40000人，90年代又猛增到10余万人。"英国每年单销售海洛因就达2亿英镑左右"。毒品贩卖基本上是公开的，以致于每一个住在利物浦公共住宅的女孩子要买点海洛因过瘾，"就像买一包砂糖那么容易"。更令唐宁街感到不安的是，那些自认为具有高贵血统的贵族们纷纷迷恋上了这种自杀性的嗜好。在伦敦戒毒中心的停车场上，豪华型轿车密密麻麻。在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毒品销售量最大的5个欧洲国家中，英国榜上有名。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毒品倾销国，而今变成为被倾销的对象。当年英国的鸦片贩子厚颜无耻地说，鸦片对于中国人，就像酒对于欧洲人一样无害。现在，这些英国人的后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祖先的行为呢?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地处大西洋西岸，海运路线通达四方。这里成了亚洲、南美洲毒品流入欧洲的中转站。欧洲各地的毒品贩子认为荷兰的毒品管制最为宽松，于是，纷纷麇集到阿姆斯特丹，把个世界钻石贸易中心，很快变成为"欧洲毒品之都"。1986年6月，荷兰警方一案破获海洛因200多公斤，价值5000万盾(约合美元2000万美元)。1987年又查获海洛因70多公斤。如此大量的毒品被查获，并没有使阿姆斯特丹市面上的海洛因有丝毫短缺现象，价格反而继续下跌，于此可见毒品存货之充足。为了维持繁华区的文明和整顿车站的秩序，当局不得不把瘾君子赶到特设在偏僻地区的"海洛因咖啡馆"，毒品贩子在这里的活动自由自在，竟然敢于公开摆摊兜售。

　　在法国，每年毒品消费额以60％的速度上升，90年代初期吸毒者近百万人，其中70％是青少年。每年尽管有上万人涉及毒品被逮捕，仍然无法制止毒品的泛滥。法国的国家与家庭反毒品运动联合会主席让内特·克罗泽·卡斯泰博士说："任何家庭都无法逃避吸毒这个问题，吸毒对每一个家庭无疑是一种灾难。"

　　在联邦德国，可卡因最初只在上层阶层流行，很快便出现在街头的各种酒吧、咖啡厅和迪斯科舞厅。为了吸食毒品，一些女大学生便沦为可卡因妓女。由于艾滋病的蔓延，那些靠当妓女满足毒瘾的人一时找不到顾客，便涌入走私贩毒的行列。据政府有关部门估计，每年?肖费的上亿西德马克，大都流向意大利。

　　在意大利，最保守的估计是，全国吸毒者不下30万人。其中18岁至20岁的青年占73％，16岁至17岁的少年占10％。1988年意大利毒品市场成交额达300亿美元，贩毒者每年获利5亿美元之多，每年因吸毒而死亡的人数不下1000人。

　　位于欧洲南翼的西班牙，处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欧洲和非洲大陆的交叉点上，扼世界交通要塞之咽喉。在殖民主义早期阶段，西班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海船制造技术称霸海洋，睥睨天下。而今，交通地利之便又为贩毒走私者充分利用。国际贩毒集团通过西班牙大量运输毒品，形成了臭名昭著的"可卡因特别快车"。所谓，"特别快车"，指的是一个从南美洲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再转运欧洲各地的贩毒路线和网络。贩毒分子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巴拿马、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搞到毒品，便搭乘飞机运到西班牙，再转运欧洲各国。海运也很方便，西班牙长达3150公里的海岸线，处处可以停舶走私毒品船只。与西班牙隔海相望的摩洛哥也大量种植大麻，贩毒分子在这里收购到大麻后，便用快艇运到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然后用卡车运走。多年来，欧洲人憧憬没有国界的欧洲，希望通过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西班牙与欧洲其它国家先后兴建了四通八达的超级国际公路，同时还简化了边防检查手续。这些努力无疑会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但同时也为毒品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西班牙出动了国家警察、高级警卫队、民防军、海关缉私队，使出了浑身鳃数，仍然无法遏止毒品的四面八方流动。西班牙的警方认为，贩毒活动已经国际化、现代化，肃清毒品非一国之力能够完成，迫切要求加强国际合作。

　　在澳大利亚，吸毒者有50万人，其中有20万人吸食海洛因。每年消费的毒品价值约为60亿澳元。新西兰也一样盛行吸食毒品。

　　毒品的泛滥使阿拉伯国家也大为恐慌。1986年夏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部长们紧急聚会，这次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如何运用石油武器，而是如何抵制毒品的进攻。埃及全国人口为4700多万，而染上可卡因、海洛因等毒瘾的就有10余万人。1985年的毒品消费额为12亿美元。埃及制订了严厉的法律来对付毒品犯罪，贩毒者轻则被判刑，重者被处以极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埃及等国以严刑峻法惩治毒品犯罪之时，开罗警方又发现一起利用死人骨灰贩毒的案件，他们在运送的骨灰里掺入了40％的海洛因，让人去服用含有死人骨灰的毒品，这使阿拉伯国家极为震惊。

　　苏联一向自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暴露自己的阴暗，毒品泛滥日益严重，实在捂不住了，消息开始见诸报端。《共青团真理报》1986年6月8日报道，有许多青少年服用鸦片、可卡因和大麻。苏联内务部长亚历山大·维拉索夫公开承认1986年正式登记的吸毒者为46000人，这个数字比起瘾君子的实有人数要小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毒品大多是自己生产的，来自乌拉尔山区，或来自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附近的国家鸦片种植园。有一次，吸毒者聚集起来突然袭击了南俄罗斯的一个鸦片加工厂，他们找到鸦片后并不立即逃走，而是过了瘾后才离去。"据苏联1990年11月报载：苏联有150万人吸食麻醉品。另据《消息报》说，目前苏联在地下生产鸦片方面占世界首位。《真理报》说，仅哈萨克就有400万公顷野生大麻，远东有150万公顷天然大麻"。

　　以"银三角"著称的拉美毒品产地，大部分毒品运到了美国，一部分由拉美国家的瘾君子消费掉。在哥伦比亚从事毒品生产、贩运的人有25万之多，吸毒者数以百万计；玻利维亚有60万人从事毒品种植与制作，约占全国人口的10％；委内瑞拉这个人口只有一千万的国家，瘾君子有50万。

　　在"金三角"地区，山地民族吸食毒品的人数比例很高。泰国的瘾君子估计有50～60万人；缅甸的瘾君子不下60万，每天消费的毒品价值为300万美元。靠近金三角地区的国家，毒品泛滥也很严重。伊朗的毒品患者为300万，菲律宾有35万瘾君子。巴基斯坦靠近金新月，有45万人注射海洛因；印度的毒品患者不下100万人，仅首都新德里就有30万。马来西亚的吸毒人数更令人吃惊，吸食海洛因的人数曾经高达5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香港一个弹丸小岛，吸毒者不下三四十万人。在台湾，服用安非他命的风气十分盛行。在日本，每年仍有数万人滥用安非他命等毒品。

　　总之，80年代以来，毒品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迅速蔓延。据来自联合国的材料，"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军火交易额。在八十年代，全世界十万人因吸毒而死亡，其中美国占三点五万人，居首位。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五百万人注射毒品，而包括以吞、吸、饮、嚼的方式吸毒人数估计多达四千八百万"。也就是说，吸毒者至少有5300万人。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毒品进行大力围剿5年后，世界吸毒人数尚未大幅度减少，"目前世界上吸毒人数至少有5000万以上"。吸食毒品，没有种族、民族、国家之别，没有男女老少之别，也不论富贵贫贱、先进落后，是一场波及全球的社会灾难。吸毒有害个人身心健康，导致家庭破裂和犯罪率大幅度提高，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美国对海洛因吸食者的调查，瘾君子购买海洛因的资金来源，20％从街头犯罪所得(如抢劫、诈骗)，45％来自贩卖毒品，17％靠卖淫所得，12％靠偷盗等。瘾君子一般没有固定职业，为应付每天100美元的吸毒开销，只能走谋财害命的路。在美国联邦及各州的监狱里，有三分之一的犯人是因吸毒走向犯罪沦为阶下囚的，在旧金山发生的抢劫案，70％与吸毒贩毒有关。在纽约市发生的谋杀案，25％与吸毒者有关。更可怕的是，瘾君子相当部分是艾滋病的传播者，医生们发现30一50％的吸毒者带有艾滋病毒。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因男女吸毒而导致家庭破裂的越来越多，每年有许多子女被遗弃。心灵受到创伤的子女更容易走进吸毒的沼泽地，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支持，势必依靠偷盗和卖淫。吸毒对青少年的危害最大，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起着严重破坏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鉴于毒品在全球的泛滥，于1987年6月在世界反毒品大会上向全世界发出了严重警告："滥用毒品与以前若干世纪瘟疫在世界许多地区恶性泛滥一样，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是存在同样的威胁，若不加制止，其后果将比瘟疫的祸害更为严重和可怕。"日益疯狂的毒品生产、走私，泛滥成灾的吸毒浪潮，只有全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对付毒品这种全球性的社会瘟疫。1987年6月17日至26日，138个国家的近3000名代表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麻醉品滥用与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国际会议，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反毒品日"。次年同一天，首次国际反毒品纪念日纪念活动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隆重举行。1988年11月，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再次聚会维也纳，共同订立了全面反对毒品走私的国际协议。规定各国之间应互相提供法律支持，共同剿灭毒品的非法种植和生产，严格控制麻醉品的贸易，等等。1990年2月20日至23日，联合国首次召开了特别会议，共同讨论打击毒品问题，决定以1991年至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年。1990年4月9日至11日，100多个国家的部长和反毒品专家又聚会伦敦，共同制订了23项反毒措旅。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反毒大战全面展开。毒品是人类社会中邪恶分子扶植起来的，社会黑势力是其支持力，全人类的正义之剑已经悬在毒魔的头顶，人们期待着毒品被彻底降伏。

　　二、来自国境线上的紧急报告

　　与世界几乎隔绝了二三十年后，中国于70年代末重返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正好与国际毒品大泛滥几乎同时发生。

　　1982年元月21日，著名的泰北鸦片之战正式爆发。泰国出动了陆军、空军，使用了坦克群、榴弹炮群、轰炸机、强击机、武装直升飞机和导弹，现代武库中的十八般常规兵器几乎全用上了。地上炮声隆隆，空中引擎刺耳，成吨成吨的"2-4一D"洒向一望无际的罂粟种植区，48小时内这些盛开的毒卉全部枯死。尽管坤沙集团拥有大炮和导弹，毕竟无法抵抗泰军的大规模立体进攻，纷纷溃退，撤入缅甸的掸邦地区。泰军的进攻大获全胜，境内的毒品势力大部分被歼灭，毒品南窜的路线基本堵死。坤沙集团撤退到掸邦后，又与缅甸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被迫向中缅边境撤退，在这里又扎下大本营，打起民族的旗号，继续扩大武装，大规模生产鸦片，筹措军费。祸水流到了中缅边境，要在这里寻找新的通路。打开地图一看就明白，要防止这股毒流侵入我国是十分困难的。中缅两国边境线长1997公里，很多地方的国界只是一条小溪、一座山包、一道田埂、一片疏林，几乎没有大的天然屏障。据报道，沿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有16座毒品加工厂，大多集中在与云南瑞丽县接壤的141公里内(这一带的毒品加工厂就占了13个)。南窜路线被堵，毒品贩子成了疯狂的困兽，开始拼死向东线冲击，破云南，下广州，转香港，一条新的贩毒路线开辟了。

　　80年代初期，大批毒品开始通过中国海关和哨卡，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辟的"史迪威公路"，越过横断山脉，转道川、黔、桂、粤，进入香港。刚开放的中国，一个时期内成了国际贩毒集团新辟的陈仓暗道，毒品转运量之大，使联合国禁毒总署在毒品分析显示屏上的云南段上画上了很粗很粗的黑线。中国政府领导人感到十分吃惊。天下承平日久，中青年人已经不知道毒品是个啥模样，海关人员的检查毒品知识和经验几乎是空白。"只要经过精美的包装，鸦片膏简直和家喻户晓的'十全大补膏'、'洞天长春膏'一模一样。装在皂粉袋里的海洛因也和妇孺皆知的'白猫皂粉'，'王洲皂粉，难分轩轾。最初时，它们几乎整包整包地从陆路取道广东出境。毒枭们真恨不能动用平板车、集装箱昼夜托运。当然，这毕竟不可能"。这种乱哄哄假道滇、川、黔、桂、粤出境的毒品究竟有多少?根本无法统计，连估计也是十分困难的。毒品何时开始再度进入中国?确切的时间谁也说不清。有一点是清楚的，1981年的中国海关已查获了一些非法入境的毒品。在中缅边境，边防军、公安干警最初对来自邻国的各种罐头没有怀疑，他们没有见过海洛因，谁也不在意。毒品轻易过关入境、出境，使毒枭们认为这是一条最安全的贩毒路线。

　　这种半公开的贩毒活动很快引起了海关人员和中国政府的警惕，边境哨卡和海关开始了对毒品入境的认真检查。贩毒者与缉毒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智斗。一位海关官员深有感慨地说，查缉毒品是一场真正的斗智游戏。你根本无从识别偷运毒品的人长得是啥模样。他们当中有衣着讲究、风度翩翩的绅士，有聪明绝顶的行家里手，有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他们像变魔术那样，把戏层出不穷。查缉毒品者要战胜贩毒者，必须具有更机灵的头脑，更先进的设备，眼睛必须时刻睁得大大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要不断积累实际经验，因为他们的对手是非常狡猾的。

　　随身夹带毒品是现代走私者最常用的方法。衣服、鞋、帽，随身带的行李以及人的身躯都成了毒品走私者大显藏匿毒品身手的工具。有些人把毒品分成若干小包扎在特制的腰带上，或藏在装有夹层的皮箱中，或把毒品藏在特制的高跟鞋底，有的人把毒品藏在衣服中，这可不是放在衣袋里或夹在什么地方，而是把毒品溶解在水中，将毒液浸入衣服、晾干，然后穿在身上，过了边境再把衣服浸在水中，将挤出来的液体，经过一些工序，把毒品再分析出来。人体也成了贩毒者藏匿毒品的工具，从头发到腋下，从口腔到肛门，甚至连阴道也加以利用。有的人将毒品装进特制的小塑料袋中，直接吞进肚中，过了海关再设法排泄出来。诸如手里拄的拐杖，脸上贴的膏药，四肢裹的绷带，无不加以利用。而更多的是采用鱼目混珠的办法，把毒品装进鲜鱼和家禽、牲畜的肚中，装进瓜果、香烟、糖果和各种罐头盒中。诸如小孩的玩具、艺术雕塑、花束、录音机磁带、雨伞柄和网球等都成了藏匿毒品的道具。这些是零星贩毒者的伎俩。大的贩毒团伙通常利用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大量夹带，他们或者用贿赂手段，与海关人员互相勾结，里应外合。而最为猖獗的是武装贩毒团伙。据报道："毒贩K把密封精品塞足阴道，外面再封上污血斑斑的例假用品，这种'下水道'战术显见得早已过时。毒贩日常用的是将压缩毒品灌入不溶胶囊内吞服入境，然后像承接金豆子似地承接自己的排泄物。胶囊溃破，虽有危险，但也保险，哨卡不可能对每一个入境者都作腹部透视。毒贩G则另辟蹊径，冒充军人，将一件棉军大衣彻底吸足'海洛因浓汁'，然后晒干携带入境。毒贩C更是匠心独运，特制一双景颇式样的厚底空心夹层靴，将高度压缩过的4号海洛因嵌入夹层，携带成功后靴子还可反复使用。毒贩菠萝中竞有一半果心被挖填入海洛因，手艺之高超，要不是正好遇到熟人抢他的波萝，还不至于露馅。嵌入红木制品、填入六畜肚肠、投入汽油箱内、封进雀巢罐头、混入肥皂粉、味精、砂糖......无所(不)用其极。最猖狂最令人发指的是盗用军车和警车，旱夕卜勾结，大肆贩运毒品，身份硬得可以让你脱帽鞫零!除了上述的精品压缩携带，另一种主要贩毒形式是武攀帮季，犟每謇擎。境外毒贩的武器装备甚至不亚于绿色贝雷帽部队。总是月黑风高，总是森林小道，敌我遭遇战打得昏天黑地。亍撂碘堆、亍樱弹是必备的，他们甚至拥有手提式火箭筒。"真是疯狂之极!

　　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毒品过境沿途扩散，势成燎原，先从云南边境开始，迅速向邻近省区传播，然后再向腹地省区蔓延。截至1989年底，吸食鸦片、黄砒(金丹)、海洛因的狂潮不仅从滇南、滇西边境推向全云南，而且糜烂邻省，不少青少年毁家、弃业、废学、辍读，卷入吸毒狂潮，白祸魔爪所向，社会各界均被累及：学者、教授、作家、演员、干部、个别司法公安干警，甚至国内的反毒品研究专家也加入吸毒行列。如果说，150年前鸦片对清王朝臣民的侵蚀是"蚕食级"的话，那么，海洛因对现代中国某些地区的侵蚀就是"塌方级"。据有关部门统计，靠近边境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受害最深，这里的毒品到80年代末期已泛滥到令人吃惊的程度。1982年，这里发现有18人吸毒，1990年，登记在册的瘾君子已达15000人。据瑞丽县公安部门的统计，该县吸鸦片、海洛因的在1988年有23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全县200多个村庄，有190多个村庄有了吸毒者。更使人震惊的是，1989年10月，云南省防疫部门在瑞丽县的吸毒者中，发现了7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同年年底，全德宏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上升到146名，毒品与艾滋病毒同时迅速蔓延，令人十分担忧。据调查，吸毒者的家庭绝大部分都已一贫如洗，靠正常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其吸毒所需，不少吸毒者开始铤而走险，盗窃、抢劫、赌博、杀人越货等无恶不作。根据有关部门对德宏州地区的调查，靠近缅甸边境的少数村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吸毒者，他们之中年幼的只有9岁，年高者70多岁。有一些城镇街头、电影院、茶馆、舞厅等公共场所，吸毒的瘾君子随处可见。他们购买毒品就像买菜一样容易。

　　在滇西边境有个户岛村，全村34户178人，主要是种植甘蔗和水稻。1987年以前，生产较景气，全村人均收入上千元。1987年以后，全村有60多人吸毒，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昭通市一户周姓人家，祖孙三代都成了毒品的俘虏，弄得家破人亡。周某岳母的儿子因吸毒引发犯罪，抢劫别人财物，被捕获后判了刑。周某的岳母断了经济来源，结果因毒瘾发作而死。周某的两个儿子没有正当职业，靠扒窃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和吸毒开支，后来一个儿子感到绝望而自杀，另一个儿子也因扒窃被判劳教。周某的女儿因吸毒上瘾，又无力赚钱维持吸毒所需，只好去卖淫。周某本人因吸毒过重而死。周某之妻因全家败亡，只好自卖到河北。某县有一个寨子，共有12户人家，24个劳动力中就有15人吸毒。另外有一个村子33户人家，在28个男性青年中，竟有22人吸毒，无一人符合应征入伍条件。如此下去，势必危及国民身体素质和国防事业。

　　云南省有多少人吸毒成瘾?据当地有关部门公布，吸食4号海洛因的有"十万八千人"。这个数字显然是谨慎的估计。按国际肃毒统计标准，1％是毒情大流行。瑞丽县的吸毒者既然是3％，显然是大流行。这些数字应当是显性吸毒者，隐性吸毒者不知有多少。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吸毒风气正迅速向内地蔓延。1991年6月26日，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俞雷在为纪念国际禁毒日四周年召开的禁毒委员会座谈会上指出："毒品问题或多或少地已经涉及到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个县市。"贩毒、吸毒蔓延全国700多个县市，尽管程度是"或多或少"，而范围几乎已经成了全国性的，必须引起人民和政府高度重视。

　　我国的吸毒者大致可将吸食原因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显示富有。例如，在昆明的大街上，一辆红色的士因违章行驶被民警拦截。这是五月华灯初上时刻，当交通警察请年轻女司机出示驾驶证时，她慌忙中抽出了一包海洛因，于是有了这样的一场对话。"嗯!这是什么?4号?怪不得车开得也像犯瘾一样，跟我走!""犯瘾又怎么样?你还抽不起呢!只好一辈子抽臭春城(昆明人对春城牌香烟的蔑称--笔者注)!看老娘快活干瞪眼!"一些围观的青年开始起哄："就是嘛!你还抽不起呢!""你什么时候有能耐抽4号，我认你爹!""抽不起4号，干酸!"这虽然是80年代的一个无知场景，但反映出了一种普遍的错误心态，即以吸食海洛因显示富裕。

　　其二，好奇涉禁。一位女性患者在一家医院工作，经常听海洛因吸食者谈病情说体会，最初她讥笑他们是不知死活的东西，不懂得药物依赖的厉害。但有一天，担任武警上尉的丈夫把匆匆收缴的100克海洛因暂时寄放在她的办公室，随即又去追缉逃犯了。她忽然萌动了一个试一试的念头。作为一名医生，她不相信海洛因真能征服一个在理论上和临床应用上彻底了解它的医生。她认为海洛因引起的快乐感不过是文化层次较低的人的心造，没有意识到麻醉品对人的神经的作用是不论知识水平的。第一次使用海洛因后，只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她误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心造。于是，又抽了一次，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这时她几乎开始认定，海洛因在有些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她要发表一篇论文，专门谈一下药物依赖的心理作用。就在这时，一种销魂蚀骨、无法言传的感觉在她身上产生了，她不想拒绝，毒瘾越来越大。她也曾试图戒断毒瘾，而都失败了。接着是家庭破裂，无法窃取毒物，只好上街买，存款很快用完，家俱也全部变卖，最后是靠卖淫来维持毒瘾，滑入了无底的深渊。另一位青年女狱医，为了探索到一套戒毒的医术，想亲口尝一尝，体验一下那种感受，设法弄到了一点海洛因，于是有：了下面几段日记。某晚，"我是第一次尝试，不敢多吸，量很小，但立刻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也是过去从不曾有过的感受。现在我才理解了我问那些吸毒女犯初次吸时会产生一种什么感觉，她们说来说去总让人听不明白，我还以为是她们要瞒我。看来不是。我已经有了初次的感觉，可也说不明白"。次晚，"我今天本想不吸，但躺在床上又想入非非，总还想再吸一口，不吸觉得少了点什么，总还想体味一下那种感觉，但又怕真的染上瘾，只好控制自己。怪不得那些毒瘾很深的女犯一旦毒瘾上来，会羞耻不顾，我开始理解她们......我在想，当毒瘾上来时，能用一种什么方法可以立刻使她们消除痛苦就好了......"。第三天，"今天，我感到很烦躁不安，全身不舒服，做什么也没有心思，人也恍恍惚惚的，自己虽然是个医生也说不出为什么，只好上班途中悄悄跑回家，到了家里更加心魂不定，坐卧不宁，全身瘫软没劲，甚至想做以前从没想做过的事，那种感觉有以前不曾有过的难受。我虽然身不由己，但思路还是清楚的。我害怕自己是不是吸毒上瘾了?这不可能吧!我又没吸几回。所有的女犯说，毒瘾上来了，吸几口就好，我想试试是否真的有瘾，果真见效。我怕了，真的怕了，决心吸过这一回，下不为例了"。第五天，"我真的吸毒上瘾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控制自己，我真想把那点没吸完的海洛因扔掉，可又没有勇气扔，我怕有一天真的受不住，还可以用一下。下不为例能做到吗?"一旦染上了毒瘾，想自我戒掉十分困难，除非有钢铁般的意志。这位女狱医何曾没有下决心戒掉，但身不由己，明知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总是以"下不为例"来迁就自己。毒瘾越来越大，卖掉了首饰，卖掉了家俱，花掉了自己所有积蓄。一个月的工资，过不了几次瘾。不得已只好出卖自己的青春，失魂落魄地走上了卖淫的道路，滑入了罪恶的深渊。这类尝试禁果的心理引起的吸毒人数最多，约占40％，大多为国家公职人员，主要是边防人员、医务工作者、干部和知识阶层中好奇心比较强烈的人。尝试吸毒便是犯罪的开端。当心!

　　其三，无知被诱。一位女大学生长得很美，成绩名列前茅，公认是朵校花。她陶醉了，有点飘飘然。这时一位女同学把她领到了一个更加飘飘然的地方。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她看见几个青年男女躺在床上吸溜吸溜抽大烟。一个人伸了伸懒腰，感叹说舒服之极。她觉得好奇，便试了试。男同学告诉她，抽鸦片上瘾需要几个月。人要活得潇洒些。没想到只有几次，她就上了瘾。上了贼船下来难。最初她吸食鸦片烟一天抽一个烟泡就够了，全是男同学免费赠送的，后来一天要抽4-5个烟泡才能过瘾，花费越来越大，男同学无力供应，她只好出售了自己的青春。这时，她才刚刚16岁。她感到痛苦，想摆脱这种痛苦，每当她含着泪水献出她的身体时，她都会说："就这一次，明天再也不抽大烟了。"可是，只要有了钱就不能不抽，她只好对自己哭，拧自己的肉，甚至用刀刺破自己的大腿，可是仍然摆脱不了毒魔的缠绕。这类因无知而被引诱吸上毒品的人约占吸毒总人数的10一20％。大多是没有经验的青少年。

　　其四，消愁解闷。一位作家在生活和事业上受到挫折，对人生完全丧失信心，为了消愁解闷而吸上毒品。他的个人体会是："人生在世是质的比较，而不是量的比较。吸4号后最长的寿命约8年，我已抽了3年，已进入注射--当然外人不知道--最多还能活5年吧，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已说了，人生应是质的比较。我有极乐长伴，日子少而精；你们不如意者常十之九八的日子多而粗，大家扯平。私揣古人'齐生死，等贵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人生嘛，什么幸福、苦恼，你的心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替我转告朋友，就当我走了。"他既没有谈起家庭的悲剧，也没谈起事业上的受挫，而话语中的伤感明显流露了无法排解的愁闷，只好以毒品消愁解闷。这类吸毒者大多为家庭破裂者，事业失败者，理想破灭者，总之尘世一切不如意者，都是吸毒者的后备军。此类吸毒者最难戒断毒瘾。例如，某位缉毒英雄，因与上级意见不合而受排挤，一气之下抽上了海洛因，毒瘾越来越大，不可救药。以吸毒解愁消闷实际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其五，被人暗算。某刁民A因私伐山林被乡长屡次申斥、罚款，怀恨在心，试图报复。乡长吸烟，而且烟瘾很大，一天一包春城牌香烟还不足，他对毒品深恶痛绝，并防范甚严，对于别人的敬烟一概谢绝。A难以下手，但一个偶然机会使他发觉，乡长总是买一家熟人的烟，于是计上心来，开始与卖烟老板套近乎。不多久，A以10000元买通老板，将掺有海洛因的特制春城烟，陆续卖给乡长。罗网张好，该乡长自然一头钻了进去。起初他觉得春城牌香烟的味道有所改善，因为是从老友处买得，没有疑心。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大约20天，该乡长照例购买，越来越觉得春城好抽，越抽越上劲。20天后，他到某市开会，会议期间他仍抽"春城"，但发现市里的"春城"太差，不如乡下的上劲。当天下午就感到浑身燥热，冷汗淋漓，四肢不由自主地颤动，眼珠外凸，口中一迭声地要"春城"，可递上的"春城"全不解决问题。邻座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一看就知道，典型的海洛因断瘾症。这位乡长立即被送进戒毒单位，戒毒是十分困难的，他几经戒断，屡戒屡吸。昔日一乡之长，如今成了经常在乡政府门口满地打滚的瘾君子。另一位在边境检查站当站长的女青年，工作十分出色，查缉毒品很有经验，贩毒分子很难从她的眼皮底下逃脱。她曾从一个入境探亲的妇女怀里的死婴肚里检查出携带的毒品；曾从一个入境赶集人的胶鞋中发现了密封在鞋跟的海洛因；还从妇女的卫生巾、卫生盒内查出了"四号"。因此，她成了贩毒分子的眼中钉，他们发誓要报复。原本她不抽烟，可是抽上了烟。在她热恋之时，一些熟人常向她敬上一支支"红塔山"牌香烟。开始她还拒绝，后来挡不住一再递上，也就开始"潇洒"了。半个多月后，她突然觉得头晕、呕吐、恶心。原来她中了贩毒分子的奸计，不自觉跳进了陷阱，吸上了海洛因。贩毒分子利用给她递烟、敬烟将掺入海洛因的"红塔山"送到了她口中。时间不长，就成了瘾，每天都要发作。毒瘾到来，打滚、喊叫、哭泣、冷汗淋漓、四肢酸疼，痛苦不堪。她恨死陷害她的人，可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戒毒，放纵了对毒品的欲念。每月的工资全化在毒品上，支持不了10天。于是，开始把查获的毒品有意识留下一些使用，但不久被人发觉，组织上追查，把她调离了边境岗位。她从戒毒所里出来，又经受不住诱惑，继续吸毒。为了有足够的毒品，她参与了贩毒，被列入通缉的对象。

　　其六，共赴深渊。有一个业余画家，家有外援，但创作并不成功，于是想借吸毒寻找灵感。他自认为画得不错，可寄出的画屡次被退回，从此不画了。不久，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个人感情很好。画家担心姑娘知道他吸毒后，离开他。于是有人替他出了个坏主意，拖她一起吸毒。有一天，姑娘患了流感，头痛欲裂，浑身酸疼。他说有几支外烟可治感冒，止痛如神。她一试，果然应验。可下午头痛又发作，她便主动要那止痛烟，效果再次应验。一包"特效烟"抽完，感冒好了，头也不疼了，而连日欲火如炽难忍，便主动纵体求欢。后来毒瘾越来越大，毁了各自的前程。

　　贩毒、吸毒诱发的盗窃、抢劫、诈骗、卖淫等各种恶性犯罪大量增多，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有一些地区，贩毒、恐怖与黑社会成了三位一体，对于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云南的平远街就是这样的典型。文山州的平远地区是一个汉、壮、苗、彝、回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6万人口中回民约有8000余人，大多集中在田心、松毛坡、茂龙、车白泥、小石桥、中寨、茂克等7个行政村。自80年代以来，这几个村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到了9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一股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他们贩毒贩枪，肆无忌惮。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常常集体用暴力抗拒执法，动不动就打、砸、抢、烧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冲击政府的首脑机关。这类事件，由于当地干部顾虑民族问题，一再忍让而急剧增加。1988年发生42起，到1991年已上升到130起，波及范围越来越大，使得云南有关省、市、地、州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长期花费大量精力、物力、财力，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进行调解、平息。据报道：平远地区犯罪面大，犯罪人员多达1．4万多人，达到判刑的854人。因此，每当查处犯罪，执法的公安干警就受到群起围攻。1986年1月16日，公安干警到松毛坡抓捕贩毒犯马会礼，遭到数百村民围堵，并强行缴了公安干警的武器。1987年6月28日，数十名村民借端砸了平远派出所，打伤8名干警；同年12月30日，因查处一违章驾车村民，数百名村民又集合起来，砸了平远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并投掷2枚手榴弹，打伤、炸伤15名干警，烧毁警车和档案，放走5名在押犯人。1992年3月30日，省委工作队和公安干警到车白泥村抓捕罪犯，遭袭击，2名工作队员被杀，3名公安干警受了重伤。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种病态心理，政府越不准干的事，越对着干。于是，平远地区贩毒贩枪几乎成了半公开状态。客车路过平远，常有妇女上前兜售枪支和毒品。在贩毒贩枪者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坐牢一阵子，享福一辈子；杀了我一个，幸福几辈子"。在这里，喜事、丧事都鸣枪，鸣枪代替了放鞭炮。参军复员回家没人欢迎，从狱中释放回来，有人为其鸣枪洗尘接风，如同欢迎英雄归来。"为解决平远地区的问题，云南公安机关曾在平远地区外围设卡，结合专案侦察，已收缴平远三村贩出的军用枪204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110枚，火药枪1555支；去年(1991年)8月，仅一案就查获海洛因64公斤，可见当地贩枪贩毒之猖獗!据统计，自1986年来，仅平远3个村已被依法枪决23人，正在服刑的100多人，在押拘捕的53人。论打击，已是相当严厉的了"。但这并没有制止住各种犯罪的肆虐。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这里受到了嘲弄，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平远地区的贩毒贩枪犯罪和黑社会势力的恶性滋长，尽管是在局部地方，但它是恶性癌细胞，一旦扩散，势必导致大范围糜烂，后果不堪设想。

　　在贩毒、吸毒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同时，罂粟的非法种植也开始了。1990年11月12日《四川日报》有一则这样的报道："今年7月，茂县公安局对解放前种植罂粟的乡村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少数偏僻山村个别农户擅自在承包地、荒地种植罂粟......同时发现吸毒现象，有的人已吸毒成瘾。"从境外流入国内的高纯度海洛因，毕竟价格昂贵，对于低收入的内地瘾君子来说是无力负担的。这就刺激了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开始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以供给低消费的瘾君子。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鄂伦春、莫力达瓦、阿荣三旗结合部的原始森林中，一些犯罪分子钻入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寻找空旷地方开荒种植罂粟，春播秋收，竟成为毒品产地之一。从全国调查的情况来看，私种罂粟的地区已不仅是四川、内蒙古，在陕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均有发现。"凡在人烟稀少极难控制的地区，都有类似的情景，在西南林区，一架直升飞机拍外景，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平地，它在森林中心，里边种植了大片罂粟。据一些毒品贩子交待，有些毒品是深入到深山老林收购来的。有些地方人迹罕至，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种植"。实行土地承包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连年的粮食增产和农业丰收，充分证明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利控制的问题，私种罂粟在"农业学大寨"那阵儿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私种罂粟，现在只能依靠干部的认真检查和法律的坚决制裁。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西南边陲警报大作，其它各地有关毒品问题的"特急内参"也连章北上。云南吸毒、贩毒势成燎原，毗邻省区相继被染。这种情况引起北京的注意始于80年代的初期。新华社昆明1986年12月25日电："云南省边防武警与公安机关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贩毒分子温源和、戴文煊、余锡宽已在昆明落网。他们贩运的海洛因22876克当场查获，价值人民币一亿余元。"这是我国新闻部门在80年代正式公开报道我国警方缉毒行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事实上早在1982年，中央就批准云南成立禁毒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组织了一支1300多人的缉毒队伍。应当说，中国政府对毒品问题的反应是相当敏锐的。1983年，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规定对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者，按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严重的可判处无期徒刑，以至死刑。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的《药品管理法》，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列为特殊管理药品，实行进出口准许证制度。1987年，国务院又公布《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并成立了由卫生、海关等部门组成的麻醉药品管理和禁毒协调会议，以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工作。7月26日，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刘文在第一个国际禁毒日举行的反对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纪念会上，再次宣布中国政府对麻醉品的一贯政策是：坚决禁止非法种植、生产、贩运、进出口和吸食毒品，违者严惩。1989年8月26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通过一个地方性禁毒法规--《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

　　从以上的措施看，对于毒品问题的出现，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及时的、积极的，对于贩毒势力的打击也是坚决的。据统计，禁毒成绩相当大，"1985年至199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贩毒案件3万起，仅1989、1990两年就缴获海洛因2120千克。海关也查获了一批走私贩毒案件。过去6年间，全国共逮捕毒品人犯20800人，判处刑罚的16000人"。但这并没有制止住毒品的走私贩运和吸食。吸毒日益严重，贩毒更加猖獗，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相当强烈"。云南省人代会上代表们对公安局负责人的提问言辞十分激烈。所有的反毒品专家在谈及我国的禁毒现状时，都提出了涉及以下五点内容的建议：

　　其一，制订统一法规，对于贩毒、运毒、制毒、售毒必须处以重刑，非此不能"杀一儆百"；规定吸毒为违法行为，强制吸毒者戒毒。

　　其二，建立我国药物依赖监测系统。认为毒品通过滇、桂、川、粤走廊，事实上已向邻近省区蔓延。为防止更大范围的蔓延，应立即在全国所有的省区设立药物依赖监测和统计中心，开展药物的流行学调查，收集统计出全国吸毒人数和分析吸毒发展趋势，将毒品消灭于萌芽状态。

　　其三，加强吸毒危害性的宣传活动。毒品泛滥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社会制度问题，在我国更不能视其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毒品是社会公害，必须公开揭露和大力宣传。回避这个问题，不仅无法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斗争，反而会使大批无知的青少年上当受骗。建议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提高全民族反毒品的认识，重点宣传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全民族的危害，切断海洛因"隐秩序传播链"。

　　其四，在吸毒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量建立戒毒治疗基地，借鉴国外戒毒经验、技术，形成戒断--康复--社会预防康复的完整网络，提高戒毒成效。

　　其五，加强国际合作。认为毒品泛滥已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大环境问题，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国际贩毒集团的贩毒网络已经覆盖全球，任何一国都无力完全杜绝毒品问题，唯有加强国际合作，狠狠打击,贩毒势力，断绝毒源，才能有效制止毒品在本国的传播。

　　这些要求和建议，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禁毒现状和毒品泛滥情况的不满与忧虑。人民群众的愿望，令人担忧的国内毒品流行状况以及国际对毒品进行宣战的形势，都需要国家建立统一的禁毒组织，制订全国性的法规，进一步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将已经发生的毒品泛滥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要标本兼治，实行社会综合治理，既要认真查缉毒品的国外来源，又要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戒毒，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全民的禁毒意识。

　　为了适应禁毒斗争形势和要求，国家成立了禁毒委员会并制订了禁毒法规。在1990年11月举行的国务院第72次常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成立全国禁毒工作领导机构问题。会议认为中国在解放后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贩毒、吸毒现象，集中力量进行的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称中国为"无毒国"。但是近几年来，国际贩毒集团活动猖獗，使中国早已绝迹的贩毒、吸毒现象死灰复燃，并有所蔓延。为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公民的健康，对贩毒、吸毒问题必须下定决心，严加治理。为了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研究确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芳，副主任为公安部副部长顾林防、国务院副秘书长席德华、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海关总署副署长钱冠林，委员会的成员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为了对全国开展的禁毒斗争提供法律依据，在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首先指明："为了严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等犯罪活动，严禁吸食、注射毒品，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特作如下决定。"该《决定》共有16条，具体规定了对各种毒品犯罪的惩治标准。这是一个"断禁"方案，体现了从重惩罚毒品犯罪的精神。

　　第1条是关于毒品的定义，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个定义是比较科学的。1952年以前的法规命令把鸦片烟与毒品区别对待是不科学的。把毒品定义的范围规定为"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适应性很强。

　　第2条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按其情形作了如下规定。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均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从重处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这些规定大致体现了从重治罪的精神。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法律对贩运50克以上海洛因处以极刑是否重了些?翻开世界禁毒法规，就会发现，许多国家都以重刑惩治毒品犯罪。世界上最严厉的毒品法要数马来西亚，该国禁毒法规定：凡携带15克海洛因、吗啡或携带200克大麻、1000克粗鸦片的贩毒者，统统处以绞刑。新加坡对于贩运毒品的惩罚与马来西亚一致。在新加坡的海关申报单上，有一栏用红框圈着："警告!凡是走私毒品到新加坡的，将被判处死刑。"伊朗的法律规定，持有30克海洛因或吗啡者，初犯处以终身监禁，累犯处以死刑；在泰国走私100克海洛因，处死。就是在美国，国会也于1988年10月22日通过议案，允许对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以死刑。

　　笔者认为，上述《决定》第二条之规定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吗啡、可卡因、大麻等烈性麻醉品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惩罚，没有明确数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裁决与执行。为了避免不法分子钻空子，应当进一步修订明确。

　　第3条是禁止任何人非法持有毒品。规定：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不满十克或其他少量毒品的，依照第8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即由公安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这一条的不足之处与第二条类似，关于其他毒品的犯罪惩处仅以"数量大的"、"数量较大的"和"少量毒品的"术语表示，标准不够明确。本条对于"罚金"的数量也缺少具体规定。

　　第4条是关于包庇和共犯的规定。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掩饰、隐瞒出售毒品所得的财物，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犯前款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1840年以前，外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毒品走私越来越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东地方官吏接受贿赂，庇护、放纵毒品造成的。对于国家官员利用职权，庇护毒品走私犯的行为，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加重惩罚。

　　第5条是关于违犯毒品制造原料管理规定的治罪标准。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经常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非法运输、携带上述物品进出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较小的，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单位有前两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6条是关于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原植物的规定。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抗拒铲除的；有上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7条至第9条是关于吸毒犯罪的规定。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罚款。"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干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的，依照第二条的规定处罚。

　　第10条是关于合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麻醉品人员的规定。规定：根据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指定特定的地方和制药厂，种植、生产限定数量的毒品原植物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单位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第二条的规定处罚。单位有第二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第11条是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违犯本决定的处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第12条是关于查缉收缴毒品、毒资、器具的处理方案。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他处理。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第13条是关于本决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适用本决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前款罪进入我国领域的，我国司法机关有管辖权，除依照我国参加、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实行引渡的以外，适用本决定。

　　第14条系犯罪后有立功表现的予以减轻处罚的规定。规定：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有检举、揭发其他毒品犯罪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15条是关于公民的义务。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国家对检举、揭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活动的人员以及在禁毒工作中有功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16条规定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尽管有些条文过于简略(例如关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海洛因之外其他毒品数量的规定语言比较模糊，关于罚金，关于奖励也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总的来讲是全面的、具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禁毒的一项重要法规。与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相比严密得多，体现了我国立法的进步。《决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这是一把驱除毒魔的锐利宝剑!对于毒品犯罪必须施以重典，严惩不贷。有了这样的法规以后，关键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制订和颁布过严厉惩处毒品犯罪的章程条例，而大多成为具文，鲜有成效。导致禁毒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

　　四、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1991年6月24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对于全国的禁毒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决定实施"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案。这里的"三禁"指的是，禁贩、禁种与禁吸。全国性的禁毒斗争由此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对于毒品泛滥造成的巨大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人民群众对于严厉禁毒举双手拥护。

　　尽管在1991年以前没有堵住毒品的外国来源，没有制止住毒流在国内的泛滥，而禁毒的努力和成绩还是应当肯定的。毒品从国外大量流入，造成严重危害，云南首当其冲。面对这一全球性社会公害的挑战，云南省政府积极应战，多次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国际贩毒集团假道云南贩毒，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吸毒和社会治安问题，制定了"堵源截流，三禁并举，标本兼治"的禁毒方针。云南省最早成立了专门领导禁毒斗争领导小组，组建了一支1300多人的缉毒队伍，最早制订了地方性的禁毒法规。云南省的广大公安干警也积极投入了查缉毒品活动，捷报频传。1986年8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从"金三角"取道中国大陆，经港澳至欧美毒品市场的国际贩毒大案，依法逮捕了3名外籍贩毒分子，缴获海洛因22768克，以国际市场每克价值1．75美元计算，总价值为39840美元。这3名毒贩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判处死刑，于1988年2月17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命令，枪决2人，缓期执行一人。这起贩毒案在国内震动很大，各家报纸纷纷报道。1987年，云南与广东合作侦破了"11·11"贩毒案，捕获贩毒犯54名，其中港澳籍8名，缴获海洛因6500克和一批鸦片，查收毒资人民币147万元，港币246万元。1990年更是战果辉煌，仅破获武装贩毒案就有8起，抓获外国籍和港澳台毒犯600余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云南与四川、甘肃、广东公安机关协同一作战，缜密侦察，经过9个月的艰苦作战，破获一起特大国际贩毒案，捕获境内外贩毒分子51名，缴获海洛因221．3公斤，毒资160万元人民币，美元20000元，港币40000多元，黄金800多克，此外还缴获枪支、催泪弹、催泪枪等武器，还缴获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10辆，移动式电话5台。1990年4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公安处与州边防武警支队得知，有一伙跨国贩毒分子贩毒入境，立即布下罗网，一案抓获140名贩毒分子，当场缴获海洛因34725克，毒资77万余元，手榴弹一枚及一批赃物。1990年6月下旬，畹町市公安局获悉有人携带大批毒品入境，立即组织力量张网搜捕，在广西、贵阳等公安机关协助下，于8月24日将7名贩毒分子抓获，后来又在贵阳捕获一名，共缴获海洛因39445克，毒资65万元，黄金216克，贩毒交通工具桑塔纳轿车1辆。

　　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打击的同时，全省各地对那些零星的、小规模的贩毒活动的打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各地公安机关纷纷成立专门机构，加强打击毒品犯罪力量。全省先后组建了六七十支缉毒专业队伍。海关、边防、工商等部门也积极配合，加强查缉毒品工作。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使大家认识毒品的危害，更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云南省逐步改变了以往禁毒秘而不宣的做法，适当放开新闻报道i制造舆论声势。宣传、公安和司法机关利用录音、录像以及书面材料等多种形式，宣传禁毒法规，宣传毒品危害。1990年6月2613，利用纪念国际禁毒133周年，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这一天，昆明市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人士近4万人在拓东体育场，参加云南省及昆明市禁毒大会。上午九时半，大会开始。云南省省长和志强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和国际禁毒日3周年。同时，公开宣判处决一批严重贩毒犯罪分子，当众烧毁一批缴获的毒品，再次表明我们坚决禁毒的一贯立场和态度，显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过去一向鲜为人知的大毒枭在观众面前亮相，14号看台上架起了20口特制的销烟锅。身着蓝色制服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杨正茂等14名严重贩毒分子进行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判决这14名严重贩毒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会后押赴刑场枪决。紧接着，几名手持火把的公安人员，将设在场内的20口特制大铁锅点燃，顿时炉火熊熊，浓烟升腾。昆明市公安局把云南省自1986年以来缴获的520千克海洛因和480千克鸦片，共1吨毒品当众销毁，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人民群众支持禁毒的共同心愿"。同一天，云南全省17个地州市也进行了大规模禁毒宣判大会，195名毒犯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据云南省禁毒委员会透露，1989年，全省破获了328起贩毒案，缉获毒犯449名，缴获海洛因292．98公斤，鸦片148．17公斤；1990年至1991年9月，共破获4961起贩毒案，7737名毒犯落入法网之中，其中有1309名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毒犯，不乏老奸巨猾的大毒枭在内。云南毒祸最烈，缉毒战果最为显著。

　　广东是国际贩毒集团借道中国向国际市场贩运毒品通道的另一端。这里是改革开放成果十分显著的地区，也是流动人口最大、治安形势比较严峻的地区，国际国内贩毒分子在此活动也相当猖獗。广东在历史上是外国鸦片倾销的主要地区，受害特别惨重，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奴役首先在这里发生。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决不允许毒品再度泛滥，坚决卡断毒品贩运通道。广东公安干警行动了起来，配合云南的缉毒斗争，查破了一批毒案。"从1981-1990年这10年中，全省共破获1000多宗毒案，抓获2500名境内外毒贩，缴获400公斤海洛因、鸦片和1400公斤大麻，严惩800多名毒犯(其中26名死刑)，医治了一大批吸毒者"。1991年4月到6月，又破获176宗毒案，抓获394名毒犯，缴获海洛因35988克，鸦片1778克，吗啡22512克，大麻30000克，可卡因30克，并查获近千名吸毒者。这表明，广东公安干警对毒品犯罪的打击也是坚决的。

　　总的来说，我国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海关针对国内外贩毒分子在我国境内的猖獗活动，进行了坚决打击，成绩很大，"1985年至199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贩毒案件近3万起，仅1989、1990两年就缴获海洛因2120千克。海关也查获了一批走私贩毒案件。过去6年间，全国共逮捕毒品人犯20800人，判处刑罚的16000人"。但是，未能卡断毒品之源，未能制止住吸毒风气的迅速蔓延，也是事实。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俞雷在为纪念国际禁毒日四周年召开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座谈会上公开承认："由于国内外贩毒集团假道我国将大量毒品从'金三角'地区转运香港，进入国际市场，造成毒品问题首先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南方省区，继而在一些北方省区如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蔓延。目前，毒品问题或多或少地已经涉及到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个县、市。"这说明国家领导人对于毒品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为了加强对全国反毒斗争的领导，专门成立了禁毒委员会。1991年6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禁毒会议标志着禁毒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全国禁毒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禁毒委员会提出的"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厉打击，标本兼治"的禁毒方针，在毒品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相继成立了省市级禁毒委员会，专门领导禁毒斗争。中国海关为了加强对过境毒品的堵截，在一些地区建立了缉毒队伍，开始驯养缉毒犬，配备了快速检毒设备，在一些重点海关建立了毒品化验室，提高了海关查缉毒品走私的能力。中国海关还加强了与泰国、缅甸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海关的合作。为了打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适时制定了一批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禁毒决定》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立即研究印发了贯彻实施意见；之后，根据形势发展，又陆续制订颁发了一批司法解释，对指导各地法院审判毒品案件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二是根据禁毒斗争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分别于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把毒品犯罪的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给云南、广东两省高级法院，推动了这两个毒品犯罪较多的省禁毒斗争的开展。三是组织毒案多发省区，适时开展专项斗争，对毒品犯罪活动集中打击。四是及时总结经验，推动禁毒斗争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各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活动，"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惩处的方针"。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12月召开了12省区打击毒品犯罪会议，研究制定打击措施；多次派出合议庭到各地办案，并对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给予指导，使专项斗争卓有成效，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从1991年6月开始，执法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对毒品案的侦破，大规模搜捕贩毒犯罪分子。云南省于1991年6月26日在昆明召开5000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宣布对21名毒品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在德宏、保山、大理、丽江、怒江、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地州也举行禁毒大会，处决了一批毒品犯罪分子，向境内外毒品犯罪分子公开表示了坚决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在公安干警的严厉搜捕下，大批毒品犯罪分子落入法网。毒品重灾区的广东省领导也不甘落后，于1991年7月11日上午，在广州市白云区北沙大坦尾，由广东省禁毒委员会主持，当众销毁了一批收缴的海洛因、鸦片。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向群众表示了禁毒决心："动员全社会力量，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在一两年内把毒品泛滥的势头压下去。"8月中下旬，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统一清查活动。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战绩突出："全省共破获贩运、制造毒品案274宗，抓获毒贩463名，挖出贩、吸团伙212个，成员807人，缴获毒品海洛因14487克，鸦片11880克。一批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毒贩子、刑事犯罪分子落入法网。8月中旬，香港毒贩林某从香港偷运毒品入境，在白云机场被查获，缴获毒品1000克。由邱某等4名吸毒者纠合的盗窃团伙，先后40多次抢劫出租汽车司机财物，此次被广州市公安机关一举摧毁。"1991年，是中国缉毒取得辉煌成果的一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毒品案件8344起，查获涉及毒品违法犯罪人员18479名，其中境外毒贩829名；缴获鸦片1980公斤，海洛因1919公斤，大麻328公斤，吗啡33公斤，去氧麻黄素308公斤，制毒化学配剂49吨。全国共逮捕毒品犯8080人，判处刑罚的5285人，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含死缓)的866人。各地铲除罂粟300多万株，合300余亩。据公安机关统计，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为148539人；共建立市(区)县级强制戒毒所232个，强制戒毒41227人次，治安处罚服用毒品的违法人员12060人次。还坚决摧毁和扫荡了吸毒窝点和地下毒品销售市场，以遏制吸毒蔓延"。

　　1992年，各地继续对毒品犯罪加大打击力度。云南省省长和志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在6月26日召开的宣判大会上表示："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停。"从元月到5月，云南省共侦破贩毒案1500余起，缴获海洛因等毒品约1400公斤，抓获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毒品犯罪分子2400多人。最为强有力的行动是1992年8月31日的军事大扫毒，一举摧毁文山州平远地区的十分猖狂的贩毒贩枪黑势力。这是一场法制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大扫毒。1992年8月6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芳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听取了云南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原省公安厅厅长刘选略关于在平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彻底割除当地贩毒、贩枪黑社会毒瘤的"大手术"方案汇报，当即批准。云南省委立即成立了由副书记尹俊任组长、副省长赵延光任副组长、省公安厅厅长刘选略任总指挥的平远地区严打领导小组。"为打乱平远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指挥系统，使其无法有组织地抗拒执法，省委指示文山州，在行动前将文山地区基层干部和宗教神职人员组织到沿海考察参观"。8月30日，2000多名荷枪实弹、身着迷彩战服的公安武警官兵，在上车前才获知此行任务。8月31日清晨6时半，官兵按计划各就各位，分别包围了黑社会势力盘踞的村镇。经过一个月的宣传、说服教育和军事搜捕，最终将2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中的19名拿获，800多名罪犯中，只有30名在逃。整个平远"8·31"军事大扫毒，"共缴获海洛因896公斤，鸦片85公斤，非纳西丁93公斤，军用枪344支，非军用枪600余支，子弹40000余发，手雷278枚，赃款1047万元，黄金2·5公斤，贩毒车60辆，摩托34辆，高级住宅24幢。"消息传到北京，江泽民说："云南在平远打了个漂亮仗。"外电认为，中国此举摧毁了一个国际毒品聚散地。

　　1992年，全国各地禁毒均有显著成绩。4月7日，广州市举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大会，依法宣判女毒枭王金平死刑。这名女毒枭与同伙多次将海洛因带到广州贩卖，她在愤怒的枪声中做完了黄金梦。在湖南，被公安局通缉在逃的长沙市三大毒枭先后落入法网，这一特大贩毒团伙已有40余人被缉拿归案，并缴获大量海洛因和贩毒巨款。这个团伙专门从事由广州批发在长沙销售毒品业务，成交数百次，交易总额超过10000克。6月25日湖南省举办了禁毒大风暴展览，介绍了吸毒造成的一幕幕悲剧和吸毒诱发的一桩桩刑事犯罪，告诫青少年不要猎奇犯禁。贵州省破获各类毒品案件数百起，捕获案犯一千多名，缴获了一大批毒品，摧毁吸毒窝点数百个。西安市也举行了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一批毒枭。中国海关在查缉毒品走私方面成绩也很显著。1992年，"全国海关查获毒品走私案件32起，缴获各类毒品147．456公斤，总的来说，1992年中国禁毒工作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全国共查破毒品案件14701起，缴获海洛因4489公斤，鸦片2660公斤，大麻910公斤，甲基安非他明(即冰毒)655公斤，企图走私出境的醋酸酐等制毒化学品58．8吨。查获涉案者28292名。缴获的海洛因数量比1991年增加1．4倍"。除破案、缴获、抓获的毒品与人犯数量明显增加外，成绩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部门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禁毒决定》，同时依照法定程序，快速审理，及时判决，各级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90％以上是在一个半月之内结案的。1992年全国共逮捕毒品犯罪分子7025人，判处刑罚的6588人，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含死缓)的1354人。二是大力加强禁毒宣传和吸毒预防工作。报刊、广播、电视、展览等新闻媒介广泛参与宣传吸毒危害和禁毒法规。国家禁毒委员会组织编写、国家教委审定的《禁毒教育读本》，作为中学教材已大量发行。三是进一步加强了禁吸戒毒工作，努力控制吸毒的发展与蔓延。县以上政府已建立戒毒所252个，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1992年强制戒毒4．6万人次。按照法律规定，司法部门对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2万余人实施劳动教养。四是坚决查处零星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各地严肃查处了一批非法种植罂粟人员。五是加强了对制毒化学品的管制工作。从1992年4月1日起，政府开始对22种制毒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并对麻黄素等实行定点生产，定点经营，计划调拨，产销挂钩制，以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六是积极开展禁毒国际合作。针对境外毒源和过境贩毒对国际社会和中国造成的危害，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联合国禁毒署倡导的"金三角"亚区合作。1992年6月，中国、缅甸与联合国禁毒署三方禁毒合作项目已在仰光签署。

　　1993年，司法与执法机关对于毒品犯罪的斗争未敢稍微松懈。第一季度，全国又破获毒品案件2984起，缴获海洛因725公斤，鸦片988公斤。云南对毒品罪犯的打击不遗余力，据云南省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数字，全省在1993年共破获贩毒案件4174起，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3546公斤，鸦片1000多公斤，捕获贩毒分子6191人。

　　1994年，再接再厉，全国共侦破毒品案件38033起，缴获海洛因3881公斤，鸦片1700多公斤，依法逮捕毒品犯罪分子10434人，判处刑罚的7883人。

　　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案件57524起，抓获涉案违法犯罪人员73734名，缴获海洛因2376公斤，鸦片1110公斤，大麻466公斤。

　　1996年第1季度，全国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11832起，缴获海洛因575公斤，鸦片234公斤，分别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7％、73％和10％。 ．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国内外贩毒分子和团伙的猖獗走私贩毒活动，我国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海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91年至1995年9月，全国共破获毒品案件12．5万起，查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18．9万名，缴获海洛因15．8吨，鸦片10．6吨，大麻3．4吨，冰毒2．3吨，对吸毒成瘾人员强制戒毒18万人次，劳动教养戒毒10万人次。1991年至1994年，全国共逮捕毒品犯罪分子33216人，依法判处刑罚的25893人，其中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和无期徒刑的5349人。"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斗争，狠狠打击了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惩罚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挽救了一大批吸毒人员，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受到了禁毒知识教育，提高了全民的禁毒意识。

　　从以上这些公布的统计数字看，禁毒成绩显著，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在禁毒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侦破的贩毒案件数字巨大，成绩喜人，而贩毒案犯数字居高不下，说明贩毒活动仍然大量存在，外国毒品来源没有完全堵住。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承认："目前面临的毒品形势依然严峻。"他要求执法队伍严格执法，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把境外毒犯企图运进来的毒品查获在边境地区，特别是西南边境地区对过境贩毒的打击力度要继续加大，力争把毒品堵在境外，查在省内，减少外流。陶驷驹特别强调了领导责任制问题，他说："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哪个地方出现了毒品问题，就由哪里的领导负责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1995年6月26日(即国际禁毒日)接受《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毒品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呈集团化、国际化趋势。境内境外毒品贩子相互勾结，组织严密，犯罪手段多变，且有现代化通讯手段和武器装备，打击难度很大；二是毒品向大宗化、多样化发展。一次贩运毒品数千克乃至数万克屡见不鲜，贩运的毒品种类也在增多；三是贩毒品与贩武器相结合，社会危害极大。他也不无忧虑地说："由于走私贩运毒品犯罪活动猖獗，我国有的地区吸毒问题也较突出，给社会稳定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因此，禁毒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五、禁毒之战未有穷期

　　为了堵住境外毒品，并将毒品彻底消灭在边境省区，我国政府已做了很大努力，而时至今日毒品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确令人担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中国再创奇迹，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样迅速扫除毒害，清除一切污泥浊水，这一殷切期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当代的毒品斗争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禁毒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是一场持久的战斗。

　　首先是毒品之源的存在决定了禁毒斗争的长期性。非法生产毒品的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走私贩卖是其流通的基本形式。毒品之源一日不消灭，走私毒品一日不停止。1996年是联合国禁毒10年活动的第6个年头。在国际禁毒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各国都加大了对毒品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对贩毒集团开展了强大的武装围剿。在美洲国家的合作下，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加强了对麦德林和卡利两大贩毒集团的武装围剿。继1993年12月哥伦比亚警方一举击毙了世界头号毒枭埃斯科瓦尔，使麦德林集团土崩瓦解之后，又加紧了对另一大贩毒集团(卡利贩毒集团)的坚决打击。从1995年3月到8月，卡利集团的7名主要头目，除1人在逃外，其余6人全部落入法网，这一贩毒集团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玻利维亚的头号毒枭萨克·查瓦里亚、智利的最大毒枭塞林·巴伦苏埃拉、墨西哥大毒枭阿夫雷戈和胡安·加尔西亚、委内瑞拉头号毒枭托瓦尔·阿库尼亚、意大利的贩毒"王子"罗伯特·潘农齐等人也都相继被缉拿归案。在亚洲的"金三角"，缅甸政府军自1993年11月至1996年元月，相继对昆沙贩毒集团发动了3次强大的武装围剿。在开展军事攻势的同时，不断分化、瓦解昆沙蒙泰军，促使其内部矛盾激化。截至1996年2月底，有13000名蒙泰武装分子先后在洪孟、瑞兰、孟唐和瑞韦等地向政府军投诚，共交出轻重武器7300余件。昆沙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向政府军缴械投降。至此，称霸"金三角"地区30年之久的昆沙贩毒集团宣告覆灭。一些贩毒集团被重创和摧毁，一大批恶贯满盈的大毒枭纷纷落入法网，数以百计的毒品加工厂被捣毁，大量的毒品原植物被铲除，大量的毒品被收缴。据世界海关组织的统计报告："1995年头8个月，世界鸦片剂缉获的数量比1994年同期有大幅度的增加。缉获的海洛因和鸦片分别增加60％和41％，总量折合鸦片当量达700吨左右。可卡因1994年的缉获量达280吨左右。大麻药草和大麻树脂1994年的缉获量分别为2000吨和1000吨左右(!)。"轰轰烈烈的禁毒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贩毒集团，有力地遏制了毒品的进一步泛滥。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金三角"和"银三角"的最大贩毒集团遭到了致命打击，并不等于消灭了这两个地区的毒品生产之源。其一，在"金三角"和"银三角"除了几个大的国际性贩毒集团外，还有很多贩毒分子和团伙存在，受生产、贩卖毒品可获得暴利的利欲驱使，他们不会停止罪恶活动；其二，"金三角"和"银三角"这些地方天然生态环境适宜罂粟、古柯、大麻等毒品植物生长，有些是原始自生的。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经济比较落后，当地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只能靠肩扛手提，长途跋涉方能在平原地区找到买主，且收益很低。种植毒品原植物，生产毒品，自有毒品贩子上门求购，可以足不出户出售产品，而且收益要比粮食作物高许多，这也就使他们不愿停止毒品种植和生产。如果没有一种积极的方案促使当地农民放弃毒品生产，那么，毒品的生产还会继续下去，走私贩运毒品势必也要继续下去。退一步说，即使"金三角"和"银三角"的毒品生产问题在国际合作下被彻底解决了，而世界上还有其他毒品产地存在(如"金新月"等)，那么反毒品的斗争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势必都要长期持续下去。再退一步说，即使地球上的毒品原植物全部受到了人类的有效控制，而反对毒品滥用的斗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因为人工合成的麻醉品已有很多，控制这类毒品的生产比起控制罂粟、古柯、大麻一些科学家发现，海洛因和可卡因人工可以合成。人工合成的毒品致死率为天然提炼品的10～25倍。虽然这种方法罕为人知，一旦被透露出来，势必出现在毒品黑市。

　　等自然植物的生产要困难得多。禁毒斗争，未有穷期!这不是一种悲观看法，而是应有的心理准备。

　　第二，禁毒任务是艰巨而又复杂的。我国目前的主要禁毒任务是切断外国毒品来源，并把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毒品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和复杂的。我国地域辽阔，东面是软性毒品已经泛滥成灾的日本，东北面与俄罗斯远东地区150万公顷的天然大麻生长区相距不远，西面靠近鸦片的重要产区"金新月"，南面与鸦片的最大产区"金三角"毗邻。前三个地区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后者，也就是"金三角"地区附近的中国边境目前正经受着巨大毒害。我国云南省的国境线约有4060公里，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交界处没有高山、大河阻隔，全是易于交往的陆地边界，边界线上树林葱郁，边境哨卡设防困难。境内外边民，不少是同一民族，跨境而居，长期友好往来，通婚通商，亲友来往随随便便，有的地方仅是一条田埂为国界，抬脚可以出境，收腿又回到国内。正是利用这种频繁的交往，国内外贩毒分子混水摸鱼，进行跨国贩毒。近几年由于我国海关采取措施，充实缉毒技术装备，经过专练，海关人员的缉毒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贩毒分子和团伙便改变贩毒方式，更多的采用绕越海关和边防哨卡的方式，携带毒品隐蔽进入国境，有的毒枭甚至采用武装护送直接闯入的贩毒手段，简直是防不胜防。现代毒品，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体积小，价值高，携带方便，容易伪装混入各种物品，查缉起来困难极大。1公斤海洛因在"金三角"的售价不过4000美元，到泰国则翻一倍，8000美元；到西欧暴涨至5万美元；最后到美国竟高达15万美元。有时鸦片歉收，或是暂时卡断了供应，海洛因在美国的售价每公斤竟能卖到100万美元。有一年，"金三角"每公斤海洛因的售价为300马克，而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之后，售价为70万马克，相当于产地价格的2300倍。正是暴利驱使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他们明知贩毒是会掉脑袋的，但是金钱的诱惑太大了。J990年12月15日，贩毒犯罪分子高某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死仍不悔改，在途中还很嚣张地说："我已经搞了3次(贩毒)，赚了六、七万元，我从第一次就想到会有今天。我们一共有20人，我是第12个被枪毙的，但那8个人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们会照顾我家属的。"走上黑道，一黑到底，真可谓视金钱为第一生命。在云南文山州平远镇所流行的恶魔训话是："坐牢一阵子，享福一辈子；杀了我一个，幸福几辈子!"毒魔的利诱实在太强烈，什么道德良心，什么法规纪律，在这里全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一旦加入贩毒团伙，尝到了贩毒的巨额利润，这些人几乎很少悬崖勒马。近年来，毒品犯罪向着"大宗化"、"集团化"、"武装化"方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暴利的驱使。贩毒犯罪活动的"集"、"武装化"增强了反缉毒的对抗能量，缉毒的困难因此也越来越大。另外，贩毒集团通常是内外勾结，组织严密，犯罪手段多变，而且有现代化通讯手段和武器装备。贩毒团伙普遍实行人货分离、货款分离的作案手段。具备反跟踪、反监控技能。这样就增加了缉毒的困难。利用重金贿赂海关工作人员以及边境军警，买通贩毒路线，是历来贩毒团伙的惯用伎俩，尤其是大宗贩运毒品大多是内外勾结。由于内外勾结，贩毒集团首领掌握了执法人员查缉毒品的活动规律，敢于冒险作出决策，进行大批量贩毒。所以，要有效地开展禁毒斗争，就必须纯洁公安干警以及海关人员的队伍，对于放纵走私、包庇毒品犯罪的人要坚决绳之国法，置之重典。云南1992年"8·31"军事大扫毒之前，为打乱平远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指挥系统，使其无法有组织地抗拒执法，省委指示文山州，在行动前将文山地区基层干部和宗教神职人员组织到沿海考察参观。这个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而事后更应该穷追那些庇护平远贩毒势力的人员，这些人如果不受打击，平远地区的贩毒犯罪恶势力难保不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政治腐败的毒瘤必须坚决割除。而清除腐败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十分艰难的。因此，我们说禁毒斗争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既要查缉外来毒品之源，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种植、吸食等毒品犯罪活动，又要清除自身肌体的毒瘤，根除政治腐败，任务艰巨，需要坚持不懈进行斗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之所以能够迅速扫除毒品，创造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组织得力和对毒品来源的迅速清除。政治组织的得力是因为当时参与扫除毒品的机构是准军事化的，腐败势力尚未严重侵入他的政治肌体，所以能够以雷霆之力摧枯拉朽。对于毒品来源的迅速清除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势力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仅限于当时的几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外国的毒品没有机会进入中国；二是国内随着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很快通过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国内的毒品生产也没有可能了。而现在这些条件都已改变了。政治腐败势力已经伸入各个领域，各个机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政府一再提倡反对腐败，实行廉政，自然是有鉴于此。假若，我们能够将庇护贩毒的人员坚决绳之以法，从重治罪，必能得到群众的欢呼。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交流日益扩大，外来人员急剧增多，国际贩毒分子乘机进入我国贩毒，难以避免。我们不可能因为要清除毒品的外国来源，再度关住大门。另外，在国内实行的生产责任承包制已经深得农民的拥护，农作物的自由种植政策不可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现象也是可能的。只要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执法机关高度负责，此类问题完全可以杜绝。

　　第三，杜绝吸毒现象也是很困难的。过去有人认为，毒品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主要是由于那里物欲横流、精神萎靡、价值失落，一些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目的，悲观绝望、借毒消愁，于是产生了一批批瘾君子。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年代毒品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大泛滥已经否定了这种从国界和意识形态寻找答案的简单作法。毒品对人类的诱惑是共同的，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富贵贫贱，不论文化修养高低，也不论种族肤色和国界。毒品对于人体感官的刺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吸毒者在吸毒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超脱现实的幻觉世界。药物的这种致幻作用能使吸毒者得到现实中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能够暂时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能够改变吸毒者现实中的苦痛心境，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正是这种诱惑使吸毒者越陷越深，无力自拔。吸毒者吸食成瘾之后，经常要忍受断瘾的巨大痛苦，但这种痛苦与吸食毒品后身体产生的感觉和心理满足相比是次要的，所以，他们宁愿忍受这种生理上的痛苦，而不愿放弃对毒品的心理追求，心理的渴求超越一切。明明知道吸毒不过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而又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妻子可以不要，儿女可以卖掉，家庭可以抛舍，唯有毒品是亲密的伴侣。有人说，瘾君子之所以不愿戒掉毒瘾，是因为不能忍受断瘾时的痛苦。按照这种说法，吸毒者一旦戒掉毒瘾后，已经摆脱了痛苦的折磨，肯定不再吸食毒品。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于瘾君子进行戒毒，医学上称之为临床脱瘾。吸毒成瘾者在停止服用毒品后会产生心理和生理的断瘾症状，每隔5小时左右毒瘾便会发生一次(这里指的是海洛因吸食者)，通常会出现关节疼痛、流泪、厌食、打哈欠、怕冷、浑身抽搐、烦躁不安等症状，重则出现昏迷、虚脱等症。戒毒的确需要忍受痛苦。但在医生的监护下，经过有计划地减少或停服，患者可以逐渐脱瘾，这个过程短的需要十余天，长的不过三四十天。临床脱瘾之后，患者的戒毒痛苦消失，睡眠、饮食、性欲等基本生理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戒毒所的医生说，进来的准能戒掉，出去时容光焕发地领取了戒断成功证书，可是，没过多少天，他们又染上了毒瘾，复吸率太高，简直没有办法。"经对戒毒离所的100人进行抽样调查，脱瘾后没有复吸的占33％，复吸者占67％"。这一复吸率不算太高，一般的复吸率是80％左右。在美国，15名心理学、伦理学、神经系统学、医学家帮助一名瘾君子进行三年的戒毒试验，其成功率也只有50％。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在戒断之后，又重新加入吸毒队伍，显然不能用无法忍受戒断毒瘾的痛苦来解释，答案只能是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太重。百分之百的戒断率和百分之七八十的复吸率，充分说明，吸毒者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是主要的，生理依赖是次要的。"头可断，血可流，海洛因，不可丢!"对于吸毒者来说，身体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毒品如同水和空气一样，是不能离开的。所以，禁毒的困难，不仅表现在毒品来源的难以遏断上，而且表现在毒品对于人类的诱惑力太大上。正如佛教所云：道行高一尺，魔障高一丈。

　　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个人来讲，不可能应有尽有，金钱、美女、别墅、地位、荣誉......有缺项便有欲望和期盼，有欲望就有追求。追求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达到目的，可以通过祈祷祝愿让上帝来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一些人感到上帝离得太远，来世不如现在，于是借助毒品的致幻作用想摆脱现实生活中无穷无尽的烦恼，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是宗教信徒描绘的天堂，烦恼与苦难始终伴随人生。毒品的确可以在服食之后暂时满足吸食者的欲望，或飘飘欲仙，或腰缠万贯，或吴娃纵怀，或万人敬仰，想什么有什么，有一种愿望达成感。如此强烈的诱惑力，敢于接近它的人，敢于尝试它的人，几乎都要成为它的俘虏。所以，扫除毒害，必须卡断毒品的来源，才能事半功倍。瘾君子吸毒的最初心态是想摆脱现实世界，追求极乐的境界，这些是虚无缥缈的，而滑进的却是一个充满狰狞和可怕的黑色地狱，带来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提高人们对于毒品危害的认识，实行综合治理，方能降伏毒魔。

　　总而言之，从国外毒品的非法生产、制造情况来看，查缉毒品走私入境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国内查禁毒品贩卖、种植、运输、吸食来看，禁毒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正是由于我们面临的禁毒斗争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所以说禁毒是一场未完未了的持久战。这不是对毒品问题的一种悲观失望，而是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要不懈努力，唤起民众对于毒品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动员全国上下一致努力把毒品之害压制到最低程度。

　　禁毒之战，未有穷期!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停!

第十一章 禁毒的经验与教训

　　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

　　--《林则徐集》奏稿八，《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近代中国，鸦片流毒泛滥成灾，像一场不可遏止的瘟疫，蔓延全国各地，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不仅极大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使炎黄子孙蒙受了一百多年"东亚病夫"的羞辱，而且造成了人力与资源的巨大浪费，大大加剧了近代中国的贫困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近年来，毒品对我国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的危害不断加剧，毒品问题又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曾多次掀起全国性的禁毒运动，中国政府也一直把禁毒作为政治中心任务之一，围绕着鸦片的走私贩运、销售、种植和吸食，颁布了许许多多的禁毒法令与法规，有时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时又毫无效果，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需要认真总结。

　　司马迁曾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的，古今的情况不会完全相同，但总是可以作为借鉴的。

　　一、禁毒政策与立法精神的演变

　　自1729年(雍正七年)中国颁布第一个有关禁止"鸦片烟"的条例，迄1995年，共为267年。在这267年间，中国的禁毒政策数度变更，禁毒法规亦随之演变。大致说来，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一)自1729年到1795年，是禁止兴贩"鸦片烟"时期，同时又允许鸦片作为珍贵的药材可以继续纳税进口。由于当时对于鸦片的毒害认识尚不十分清楚，只是认为鸦片加入烟草，制成"鸦片烟"后淫荡害人，所以下令禁止制造和销售"鸦片烟"，而鸦片作为药材可以纳税入口。1729年(雍正七年)的禁止"鸦片烟"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毒条例。这个条例相当粗疏。它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这时，没有专门的鸦片治罪条例，对于贩卖"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处理，而对制造"鸦片烟"的"鸦片烟馆"照邪教惑众律处治。对于吸食者，没有惩罚条例。单纯贩卖鸦片，不在禁止之列，1688年定鸦片每百斤征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雍正年间征税如故。1755年(乾隆二十年)定鸦片一斤估价五钱，税率不变。

　　(二)自1796年到1858年，是清政府对于鸦片流毒实施完全禁绝政策时期(简称"断禁政策")，故对禁毒立法也采取"断绝"原则。1796年，清廷鉴于单纯吸食鸦片恶习在全国迅速蔓延，社会道德和治安秩序受到破坏，下令停废鸦片进口税则，鸦片贸易由此变为走私性质。因吸食鸦片问题日益严重，不惩办吸食者，很难杜绝鸦片贩卖，为此，刑部于1813年专门制订惩治买食鸦片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1830年，因种植罂粟、生产鸦片成为毒源之一，日渐严重，清廷又制订禁种罂粟章程，规定："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例治罪"，"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以上有关违禁贩卖、吸食、生产鸦片的条例，是随着鸦片毒害的程度日渐加深，临时分别制订的。直到1839年6月15日，清廷才制订、颁布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禁毒条例--《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一条例产生于全国上下一致主张严禁鸦片，禁烟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体现了从重惩治毒品犯罪的精神。不仅规定将开设鸦片窑口者处以极刑，而且规定沿海放纵鸦片的员弁以及受雇私运鸦片船户，都要处以死刑；不仅规定将开设鸦片烟馆者处以死刑，而且规定将种植罂粟者也处以极刑；对于吸食鸦片者，勒限于一年半内戒除毒瘾，逾限未戒者，无论官民，盖拟绞监候。这一条例尽管仍不够周密，但从重惩治毒品犯罪的精神已达到了极点。鸦片战争，中国失败，1839年的禁毒条例无法贯彻执行，鸦片走私贸易几乎完全公开化，禁毒条例成为一纸空文。

　　(三)自1859年到1906年，是清政府采取所谓"寓禁于征"政策时期。由于"寓禁于征"的主要目的是征收鸦片税，不是为了禁毒，从重惩治鸦片犯罪的条例与之相抵触，不得不下令废止，而为了表面的禁毒政策，又必须颁布新的法令，以掩盖其政府的纵毒行为。1859年的鸦片条例规定："洋药"只准洋货商人经销，但不得开设鸦片烟馆；官员、兵丁、太监等人不得开设鸦片烟馆，不得兴贩、吸食鸦片，违者，照旧例治罪；民人概准买食鸦片，但不得开设鸦片烟馆，违者，照赌博例处罚，此所谓"禁官而不禁民"。条例虽规定禁止开设鸦片烟馆，不准聚众吸毒，但因规定超过5人吸毒才予以处罚，事实上等于承认了鸦片烟馆存在的合法性。法令自相柢牾，既然不禁民间吸毒，又何能禁官吸毒?1862年虽对禁止鸦片烟馆又有明文规定，拟杖一百，徒三年之罚，而事实上是不可能执行的，有名而无实，关于种植罂粟的治罪条例曾一度废弛。1869年，因种植日多，又下令禁止，比照在馆吸食鸦片条例杖一百、徒三年治罪。但不久因地方官利其重税，驱民种植，特别是光绪初年李鸿章等人公开主张广种罂粟，以抵制洋药输入，减少白银外流，以后所有鸦片禁例等于具文，鸦片流毒泛滥全国不可收拾。清政府实行的"寓禁于征"政策，一是要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借提高鸦片进口税以抵制洋药大量输入，以减轻鸦片流毒的泛滥。实行之初，洋药每担税银30两；后来实行税厘并征，每担税银80两；到1904年又提高到150两。每次加税的理由都是强调"寓禁于征"。洋药进口由最高时的八九万担，逐渐减为每年5万担上下，应当说，大量生产土药和提高洋药的税率，对于洋药的大量输入起了一定抵制作用，但后果是灾难性的。鸦片流毒愈演愈烈，瘾君子达到2000万人，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遭受极度摧残，"东亚病夫"之名由此而得。所以"寓禁于征"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民族自杀政策。

　　(四)自1906年到1917年，是中国政府对鸦片实行"渐禁政策"时期。1906年，由于国内反鸦片运动的高涨和英国鸦片政策的松动，清帝诏令禁止鸦片流毒，以十年为期，逐渐限禁，并与英国订立十年禁毒约期。为适应这一"渐禁政策"，颁布了各种禁毒章程。于1909年颁布的禁鸦片烟条例，规定，凡违背禁烟章程，栽种罂粟，制造鸦片烟及兴贩图利者，处四等有期徒刑；凡制造及贩卖吸食鸦片烟器具者，处五等有期徒刑；凡开设鸦片烟馆供人吸食者，处四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罚金；凡违背章程吸食鸦片烟者，处2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金。条例体现了以传播恶习，损害社会、国家、他人之罪为重，而以个人行为不良为轻的治罪原则。这一条例，对于鸦片烟犯罪的惩罚较之道光时期的治罪刑罚要轻得多，而收效较为明显。1908年，还颁布了吗啡治罪条例，规定，凡拿获制造、施打吗啡之犯，不论杀人与否，应比照造畜蛊毒律斩罪酌减，为极边烟瘴安置；其贩卖吗啡之户，如查系未领海关专单者，亦照知情卖药律与犯人同罪。这一条例较鸦片条例为重，其目的在于重刑防止烈性毒品蔓延。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于禁鸦片烟方面，继续执行前清的"渐禁政策"，在颁行的《新刑律》第二十章，对于鸦片烟罪作了明确规定(第248条到257条)。其原则仍以传播恶习，为害国家和他人为重，而以个人行为为轻。凡制造、收买、意图贩运取利者，分别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处较重罚金。如规定贩卖外国鸦片烟者，处二等、三等有期徒刑，并科1000元以上罚金；开设鸦片烟馆、种植罂粟者，均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和数百元的罚金。而于个人吸食，规定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罚款，治罪显然较轻。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尽管民国初年对于鸦片犯治罪较轻，由于认真查处，收到了一定成效。所以，法律对于毒品犯罪的惩处，关键在于能否认真执行。

　　(五)自1918年到1927年，是"寓禁于征"时期。中国政治失控，大大小小的军阀各自为政，为了筹措内战军费，他们竞相开放鸦片烟禁，一度收敛的鸦片烟毒重新泛滥成灾。由于鸦片烟毒严重危害社会，臭名昭著，各地军阀不便公开纵毒，便借"寓禁于征"政策来掩盖其罪恶用心。各种各样的鸦片烟亩罚款、灯捐、运销税等都是为了筹款而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禁毒法令均变成废纸一堆。不仅如此，在有的地方为了多征鸦片税，不仅没有任何禁止鸦片烟毒的行动，而且还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寓禁于征"不过是其纵放鸦片烟毒的幌子而已。

　　自1924年到1927年，广东革命政府对于鸦片实际上也采用的是"寓禁于征"政策，主要是为北伐筹措军费，并没有认真贯彻孙中山先生的禁毒主张。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于当年11月公布《修正禁烟条例》，计划自1928年起，三年内"完全禁绝"鸦片，规定，国民政府统辖地区不得栽种罂粟，违者处十年以下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国民政府统辖地域内一切机关团体、人民除特许外，不得购买、运输、制造、贩卖或私藏鸦片烟等类毒品；取缔一切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处所；规定未满25岁者绝对不准吸食鸦片，年老有疾者可以领取 "戒烟执照"，继续吸食。此外，还规定了专门的运输、销售鸦片机关和特许销售鸦片办法。显然这一条例不是为了禁毒，仍是为了敛财。其实质是把广东实行的"寓禁于征"方案向全国推广。

　　(六)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到1934年春，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采用"断禁政策"。1928年秋季成立了中央禁烟委员会和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同年9月，公布的《禁烟法施行条例》宣称"政府彻底禁绝鸦片"。次年7月颁布《禁烟法》，规定制造鸦片或代用品(代用品指的是吗啡、高根、海洛因等同类毒物合成品)，或兴贩、或意图贩卖而持有者，或运输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元以下罚金；意图营利为人施打吗啡针及供应其它代用品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0元以下；吸食鸦片、施打吗啡、或使用其它烈性代用品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规定体现了"断禁"鸦片的原则。总的来说，关于惩治鸦片烟毒犯罪的法律规定较轻，法轻易犯，必须引以为戒。在实际执行时，国民政府又缺乏诚意，没有认真执行，加之其他种种政治原因，禁毒效果不佳。

　　(七)自1934年到1940年，是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采取"渐禁政策"时期。蒋介石为了"剿共"的需要，于1935年成立禁烟督察处，对于鸦片实行统制，并提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为适应这一鸦片"渐禁政策"，首先公布了《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规定，凡是制造、贩卖、运输和设所供人吸用烈性毒品者，均处以死刑；吸食烈性毒品者限期戒绝，违者处以死刑。这一条例对于烈性麻醉品(指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等)的禁止是严厉的，体现了从重治罪的精神。同年8月公布的《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分别规定了对于鸦片犯罪的各种惩罚条款，量刑比1929年的《禁烟法》有所加重。在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尽管有战争的影响，在严刑峻法督促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国民党统治区烟毒势力和气焰有所压制。

　　(八)自1941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采取"断禁政策"。六年禁烟期届满，颁布《肃清烟毒善后办法》，表示禁烟禁毒任务基本完成，剩余的只是善后工作。为此，专门制定了《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栽种罂粟或制造鸦片者，处以死刑；运输或贩卖毒品者处死刑，运输或贩卖鸦片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意图营利为人施打吗啡，或设所供人吸食毒品者，处死刑；设所供人吸食鸦片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施打服用吗啡等毒品者，处死刑；吸食鸦片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这一条例，对于鸦片烟毒犯罪的惩治也达到了最重的程度。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严重腐败，不法官员、军警为牟取暴利，贩毒、制毒、吸毒案件层出不穷，鸦片烟毒在国民党统治区并没有被彻底降伏，事实证明，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根除鸦片烟毒。

　　(九)自1950年到1952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严厉禁烟禁毒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政权迅速建立。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人民政权雷厉风行地对旧社会的黑势力和不良习惯进行了坚决打击和清除。为了彻底肃清鸦片烟毒，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下达《严禁鸦片烟毒通令》，严格实施鸦片"断禁政策"，禁种、禁运、禁卖、禁吸与禁藏同时实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禁烟禁毒运动，并没有随着政务院通令的下达，立即制订和颁布禁烟禁毒法规，但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禁毒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得力于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力。

　　(十)自1982年到1995年，是共和国再度实施毒品"断禁政策"时期。这一时期的开端是1982年中央批准云南成立禁毒领导小组，组建缉毒队伍，表明毒品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并为禁毒组建了一支1300余人的专业队伍。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作出决定，对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者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严重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以至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走私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50克以上，最高刑罚可处以死刑；对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引诱、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都作了严厉的处罚规定，为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这些决定，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反毒品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各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活动，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惩处的方针，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予以重判。据统计，1991年到199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平均每年增加21％；在判处的罪犯中，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重刑犯占64％，远远高于其他刑事犯罪类别的重刑犯比例。同时依照法定程序，快速审理，及时判决。从1991年至1994年，各级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90％以上是在一个半月之内结案的。从以上所述十个时期的禁毒政策、立法精神及其效果来看，"寓禁于征"是一种最愚蠢的民族自杀政策。采用"寓禁于征"方案的政府和当局者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和敛财，不是为禁烟禁毒。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毒品自由泛滥，不但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遭受了严重摧残，而且由于毒品的生产和消费浪费了巨额的资金，大大加剧了近代中国的贫困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寓禁于征"尽管在抵制外国鸦片进口方面起过一些作用，而它的本质是祸国殃民的。在1906--1917年，1935--1940年，我国对毒品采取的是"渐禁政策"，成效显著。需要指出的是，推行"渐禁政策"是就大局而言，是相对的，在这两个时期的后一阶段也都分别采取了"断禁方案"。至于采用"断禁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在1796--1858年，1928--1934年所采取的断禁方案显然是不成功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禁毒运动实行的也是断禁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效。经过认真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禁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渐禁方案，也可以采用断禁方案，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诚意，是否愿意认真推行。至于立法精神的从轻从重对于禁毒也有重要作用，一般说来，法轻易犯，从重惩处，效果较佳。更为重要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倘若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势必是有禁不止。制定周密的禁毒法规是重要的、必要的，而认真执法则更为重要。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禁毒法是粗疏的，但是禁毒成效最大，认真执行法令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现代中国，一系列法规制订、颁布后，我们应特别重视法律的有效执行。执法、司法机关应以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性，如果重视法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危害是很大的，久而久之，势必导致枉法、玩法的严重后果，最终将使一切法律成为一堆废纸。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近代中国禁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二、禁毒的方法与措施

　　从I729年开始，中国人民反对鸦片的斗争先后持续了267年。在这二百多年间，鸦片流毒程度越来越深，流毒范围越来越广，毒品种类越来越多，禁毒政策和法令不断演化，禁毒方法亦由简单而趋复杂。大致说来，初期缺乏禁毒经验，方法比较简单，后来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禁毒措施日渐严密。有时采取一种措施，有时各种措施并举，现将几种主要措施列举如下：

　　其一，重刑惩办。这种措施几乎贯彻于中国禁毒斗争的始终。自1729年清廷颁布第一道禁止"鸦片烟"条例开始，在断禁毒品时期都采取了这种措施。例如1839年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I940年的《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和《肃清烟毒善后办法》，I950年的《严禁鸦片烟毒通令》，1990年的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全是以重刑对付毒品犯罪。与"断禁"毒品时期的刑法相比，"渐禁"时期的禁毒法令对于毒品犯罪的惩罚轻一些，而与其它刑事犯罪类别的刑罚相比，也是比较重的。例如1935年的《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等。所以，中国历次禁毒斗争几乎全是重刑惩办。至于"寓禁于征"时期的禁毒，由于当局的目的在于筹饷聚财，不是为了禁毒，应另当别论。对于毒品犯罪采用重刑惩办是正确的，但由于毒品的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纯依靠重刑惩办，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案。1990年以前，我国的禁毒基本上是采取"秘而不宣"的方案，即以公安干警以及司法机关与海关查缉毒品犯罪予以惩办的办法，效果不佳。于是，在1991年提出了"三禁(禁贩、禁种、禁吸)并举，堵源截流，严厉打击，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方案。

　　其二，宣传劝导。宣传禁毒意义和鸦片的危害，发端于西方在华传教士。清末，随着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聚集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一些代表人物便利用报刊杂志，宣传鸦片的社会危害，尖锐抨击清政府的纵毒政策，表达了反对侵略的意愿，使清末的禁毒不再是一项单纯的行政活动。民国时期，各种群众性的禁毒团体，都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式，国民政府在"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也很重视社会宣传，每年都举办禁烟宣传周或纪念日活动。共和国初年的禁毒运动也充分使用了宣传手段。运动期间，各地共召开各种宣传会765428次，直接受教育的人数近7500万。当时虽然没有利用公开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作宣传，但在各地仍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本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的禁毒斗争对于宣传重视不够，也可能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愿宣传，关于毒品的泛滥情况很少见诸报端。近年来，对于宣传的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提高，国家禁毒委员会的领导开始强调："解决毒品问题一定要坚持各部门动手，全社会参与，提高全民禁毒意识。"1990年以来，每年利用纪念国际禁毒日，召开宣判大会，进行禁毒宣传。特别是1995年关于禁毒的宣传出现高潮，开始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工具的作用，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极大地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表示了政府的禁毒决心。禁毒斗争应当唤起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意识。

　　其三，提倡成立群众性的禁毒团体。1835年以前的禁毒完全是政府的一项行政措施，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从1835年到1840年，这一时期朝野人士鉴于鸦片的严重毒害，力倡禁烟，道光帝下了决心，自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禁烟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在朝的士大夫倡导的，人民群众的参与成份很小，所以，也不可能成为持久性的禁毒运动。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政府放弃了禁毒的努力，禁毒斗争几乎完全停止。1906年以后，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一些自发性的群众禁烟拒毒团体开始在禁毒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以后，群众参与禁毒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经过联合的禁毒拒毒团体(例如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禁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人民群众团体参与禁毒运动，不仅可以促使政府下定决心禁毒，还对政府中的不法官员破坏禁毒的行为起到了监督作用。群众参与禁毒还可以自我受到教育，相互劝勉，相互约束，相互监督，有利于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斗争愈积极，禁毒效果愈明显。共和国初年的禁毒斗争，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很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检举信131万件，共检举毒犯22万余名。人民群众的积极检举对于毒品犯罪分子的压力很大，群众检举罪犯的积极性必须设法保护。

　　其四，划分权责，严格考核，奖惩分明。清代行政与司法权不分，禁毒与行政权一体，权责分明，令行禁止，如果没有英国的干扰和破坏，鸦片烟毒虽不能彻底肃清，却不至于发展到自由泛滥全国的严重程度。道光时期的禁毒运动曾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清末禁烟禁毒时期，为了行之有效，便于监察督促，曾划分权责，制定了考核奖惩章程，使各级官员尽职尽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民国初年以后，也曾颁布各种考核奖惩章程，但很少认真督查，各地官员的提拔与降级并不与其政绩连系。尤其是1918年以后各地军阀竞相开放鸦片烟禁，已有成果被破坏。后来又为争夺鸦片利益争得你死我活，见权益互相争夺，遇责任互相推诿，禁毒效果不佳。清末禁毒，各级官员权责划分十分明确，考核奖惩均有章程，值得借鉴。现在，我国领导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95年6月23日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陶驷驹明确指出："目前面临的毒品形势依然严峻。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哪个地方出现了毒品问题，就由哪里的领导负责。"划分权责，就是区分权力和责任，权力不加以区分，责任就不能明确。这应当形成严密的考核制度，以便奖优罚劣。

　　其五，争取国际支持，加强国际合作。鸦片等毒品问题自18世纪就成为国际问题，而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毒品对人类的威胁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加严重。中国自18世纪就成为殖民强盗运销毒品的市场，随着殖民势力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倾销市场。而今国际贩毒集团又假道中国走私毒品，中国的毒品问题一直是一个国际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禁毒行动，在近代无不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破坏；中国人民每一次反鸦片等毒品的正义斗争，无不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持。1840年，当中国禁烟运动出现高潮时，在英国也出现了一次反鸦片贸易运动；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英国人民反鸦片贸易运动更加高涨，英国政府在一片反对声中，不便公开强迫中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1906年，当中国再度兴起全国禁烟运动时，英国人民的反鸦片贸易运动也给予中国人民的禁毒斗争以有力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极力兜售毒品，同样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毒品的斗争，都得到了国际的支持和声援。争取各国对中国反毒品斗争的支持与合作，是近代中国禁毒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主权不能完全行使时期尤为重要。当今世界毒品的泛滥，直接危害着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给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带来巨大威胁。由贩毒、吸毒诱发的盗窃、抢劫、诈骗、卖淫和各种恶性暴力犯罪的大量增多，严重危害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安。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贩毒、恐怖、黑社会三位一体，已经构成破坏国家稳定的社会问题。大量毒品流通和交易，导致毒品经济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国际毒品问题发展到今天如此严重的地步，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作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共同遏制毒品的再度泛滥。为了共同围剿毒品，联合国举行十年禁毒，以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共同商议对毒品的联合作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禁毒协议。1991年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国际禁毒斗争，参与联合国倡导的金三角亚区禁毒合作，签署了中、缅、联合国三方禁毒合作项目和中国与联合国禁毒署第二期合作项目，签署了中、泰、缅、老、联合国五方禁毒合作备忘录。1995年5月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由中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和联合国禁毒署参加的第一次亚洲区域禁毒合作部长级会议。我国在禁毒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在国际禁毒活动中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三、破坏中国禁毒的三股邪恶势力

　　在中国二百多年的禁毒史上，有三大邪恶势力始终是禁毒的阻力。这三股邪恶势力--外国侵略强盗和走私贩、不法的中国官僚和军阀、土匪流氓等黑社会势力，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破坏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尽管在争夺毒品利益上经常互相殴斗厮打，而在纵毒危害人民和国家，破坏政府的禁毒法令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其一，外国侵略强盗和走私贩，是造成中国毒品泛滥的祸根。鸦片输入中国的历史非常久远，最初输入中国的鸦片是由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带来的，作为珍贵的药材属于正常的国际交往。自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开始大规模输入鸦片，鸦片贸易便具有了海盗殖民性质。特别是英国殖民强盗蔑视中国禁烟毒法令，公开武装走私鸦片，甚至派遣军队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以维持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进而迫使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在中国的毒害达到了极点，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遭受严重摧残，经济上也造成了难以计算的巨大损失。20世纪初年，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英国的鸦片势力开始衰减、撤退，接踵而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们野心勃勃地制订了"大陆政策"，不顾人间道义，强行向中国推行毒化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除了英、日两国的毒品势力之外，在近代中国的110年历史中，充当英、日鸦片势力帮凶角色的还有一部分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印度人和葡萄牙人。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与鸦片问题联系在一起。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典型的事件。由于鸦片问题，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国的主权遭受严重破坏。鸦片贸易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极度破坏了中国的生产积累和生产力，致使民族经济难以振兴。许许多多的先进中国人都意识到，只有根除鸦片流毒，中国才有振兴的希望。然而，中国的每一次禁毒，几乎都遭到了外国侵略强盗的极力阻挠和破坏。外国侵略势力是中国禁毒的最大障碍，不排除外国侵略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中国无法彻底实施禁毒政策；不打倒外国侵略势力，中国无法完成艰巨的禁毒任务。旧中国一百多年禁毒归于失败的历史事实和新中国成立后用了不到三年就扫除了毒品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犯罪分子假道中国进行贩毒犯罪活动的势头有增无减。他们与国内不法分子勾结，向内地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我国成为毒品受害国，部分地区的吸毒现象日渐严重。尽管我国对国际贩毒犯罪团伙和贩毒分子在我国境内的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住外国毒品来源，外国走私贩的气焰还没有被压下去，所以应当进一步加强打击力度。1835年以前，清政府对于外国鸦片分子的打击不力，导致走私贩毒日益猖狂，应当引以为戒。其二，不法的官僚军阀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早期殖民强盗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贿赂海关官员、兵弁进行的。没有贪污受贿的官吏兵弁，也就没有鸦片的走私贸易。鸦片战争以及难以遏止的鸦片走私贸易均由官吏枉法、受贿故纵所引起。鸦片弛禁时期(1859-1906年)，各级官吏纵毒取利。清末民初禁毒时期，不法官吏军警舞弊玩法肆无忌惮。尤其是军阀混战时期(1917--1928年)，不法官僚、军阀公开破坏禁毒，为筹措内战军饷，他们极力纵毒取利，逼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成为鸦片烟毒泛滥的最大祸源。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虽曾多次颁布禁令，提倡禁毒运动，然而收效不大。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民政府权要人物最初缺乏禁毒诚意；二是由于腐败官僚、军阀对于中央禁令阳奉阴违，以种植、贩运鸦片为其利源。他们或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或设厂生产毒品，或动用飞机、军舰、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贩运毒品，或包庇毒品贩子收受贿赂，致使禁毒法令条例成为具文一纸，难收禁毒成效。所以，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毒失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外，还由于不法官僚、军阀的舞弊弄法。不根除政治腐败，不能杜绝毒品传播；欲彻底消灭毒品，必须根除政治腐败。进入80年代以来，与毒品在国内传播日益严重的同时，腐败现象结伴而行，人们很自然地把二者的发生联系在一起。是的，政府腐败应当是毒品传播的温床。没有某些海关人员的放纵，国际毒品贩子无法假道中国，顺利地出境入境；没有地方干部的堕落腐化，云南文山州平远镇地方不可能成为国际毒品的聚散地。对于这些人员的不法行为，我们的打击显然不力。《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对于那些身处重要工作岗位而为毒品犯罪分子贩毒提供便利和保护的人，这一量刑标准似乎太轻了。清朝道光时期，毒品泛滥与沿海兵弁官员得贿故纵有直接关系，正是发现了这些问题，《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明文规定，对于那些得贿庇护毒品走私的人员处以极刑。对于庇护毒品犯罪的势力若打击不力，势必养痈贻患，祸害无穷。姑息包庇犯，便是对人民犯罪。

　　其三，土匪、流氓和毒品贩子团伙是传播毒品的媒介。没有这股黑社会势力，毒品无法在暗中传播扩散。鸦片战争以前，外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沿海官吏兵弁，将毒品运送到我国沿海城市，但无法将鸦片送到内地。于是，一批土匪、流氓和不法商贩受雇于广州的大小窑口向内地运销鸦片，邪恶势力与邪恶贸易结合在一起，贩毒犯罪活动日益猖獗。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租界豢养了一批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他们与毒品生意结合在一起，把个上海搞得乌烟瘴气。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范开泰之流，均是无恶不作的大流氓。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的毒品生意由混乱无序而趋稳定保险。本来，流氓团伙是上海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忽而成了鸦片生意的维护者。黑帮势力一面参与盗劫鸦片活动，一面又成立"三鑫公司"为毒品买卖提供保险。由"黑吃黑"变成了"黑护黑"，成为东方"巴黎"一大奇观。80年代以来的毒品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黑社会势力传播造成的。当代世界各地的毒品犯罪大都是由黑社会支持的。贩毒、恐怖、黑社会三位一体，已经构成破坏各个国家稳定的严重社会问题。由贩毒、吸毒诱发的盗劫、诈骗、卖淫等恶性暴力犯罪，根究其因均与黑社会有密切关系。所以打击贩毒犯罪分子和团伙，应当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组织的打击力度。

　　总之，外国毒品贩子、受贿纵毒的不法官员兵弁与内地土匪、流氓、不法商贩是三股邪恶势力。他们狼狈为奸，互相依靠，互相勾结，贩毒运毒，传播毒品，共同危害着中国社会。外国贩毒势力或借助贿赂手段，通过关卡哨所，把毒品运到近海或近边城市，或以武力强行贩卖毒品；腐败官吏或放纵毒品以便收受贿赂，或与强盗合伙推销毒品，牟取暴利；黑社会势力勾结不法官员与外国强盗，到处推销毒品，直接纵毒杀人。不驱除外国侵略势力，中国不能独立，无法根除毒祸；不坚决打击外国毒品走私贩，无法堵住毒品来源；不清除政治腐败，政治不清明，无法杜绝毒品走私贩运；不消灭黑社会势力，社会不安定，无法防止毒品死灰复燃，恶习蔓延。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四、禁毒的经验与教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条沉痛的经验教训：

　　其一，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1840--19卯年)，是中华民族饱受外国侵略势力欺凌压迫的历史。中国人民近代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主要是外国侵略造成的；近代毒品的泛滥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英国和日本)强行在华倾销鸦片、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等毒品造成的；近代中国人民身体素质的下降是由侵略势力驱使下的毒魔造成的；近代中国的经济衰败，也是列强通过鸦片等毒品对中国进行野蛮掠夺造成的。中国近代的每一种苦难，都与鸦片等毒品密切相关。中国要独立富强，不能不驱除毒魔的纠缠；中国不独立，无法彻底消灭毒品，根绝祸源。在近代，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消灭鸦片等毒品高声呐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英勇捐躯。在当今，为了防止毒品的继续蔓延，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更应该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和民族的安全，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当积极开展国际禁毒合作，同时坚决反对借毒品问题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强权企图。

　　其二，防腐拒变。毒品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大体说来，人们服用毒品有两种社会原因：一是一些人价值失落，思想苦闷，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目的，悲观绝望，借毒消愁，病魔缠身，需要借服用毒品，麻醉精神，求得暂时的安乐；二是因为形成了一种病态习尚，达官贵人、富家子弟、经济暴发户以服用毒品显示奢侈生活，败坏了社会风气，相习成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官员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腐败。不贪赃枉法，以正常的工资收入很难维持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毒品传播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和明智的政治家都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贪污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里，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人民，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资源的合理分配及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729年到1840年的毒品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的，1918年以后的毒品蔓延也是政治腐败造成的。当代的毒品泛滥日趋严重与某些官员腐败的情况也有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毒品问题确实与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不根除腐败现象，就不能防止毒品的再度蔓延。消灭毒品与反对腐败，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功。它们像野草一样，这里铲了，那里又会滋生起来，因此这是一项应当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

　　其三，严厉惩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种植、非法持有和吸食毒品分子。中国的鸦片流毒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当最初造成社会危害时，如果能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惕，使用国家机器予以严厉打击，是可以有效遏制鸦片流毒传播的。可惜由于清廷政治腐败、愚昧贻误了时机，待到英国大举东侵之时，想杜绝鸦片贸易已不可能了，因为毒品贸易已被英国政府扶植成了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处于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上。另外，吸食鸦片成瘾，是一种很难革除的恶习，一旦泛滥成灾，再设法制止，困难特别大，没有十倍、百倍的努力，就没有明显的成效。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毒品泛滥已进行了多年斗争，总统里根带头让医生查验自己的尿液，白宫官员排队受检，也没有制止住毒品泛滥。毒品是社会顽症，治疗起来十分困难。清末民初以来，历次禁毒的失败，均与打击不力有一定关系。重刑严惩，是遏制毒品进一步泛滥的重要手段之一。惩治毒品犯罪，既要严厉打击直接参与者，更要严惩幕后策划者，对于国家机关高级公务员的毒品犯罪活动，必须加重惩罚。国家干部吸毒，应当毫不犹豫地开除其公职，强制戒除，以儆效尤。

　　其四，加强社会宣传。毒品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每一民族，每一国家，都不能消极回避它，掩盖它，必须使用积极的方法，防患于未然。大力宣传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这是一种积极的斗争方法。广泛的社会宣传，可以使人人懂得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的意义，人人承担反对毒品的责任与义务；广泛的社会宣传，造成人人喊打的局面，不仅可以唤醒吸毒者已经堕落的道德观念，还可以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有利于禁毒法令条例的推行贯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毒品犯罪也是一种极大的震慑。其五，促进国际合作。毒品传播，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都是一个国际问题。要制止毒品对全人类的危害，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友好合作。由于烈性麻醉毒品价值高(已是等量黄金价格的数倍)、体积小、易于伪装，走私可以牟取暴利，国际贩毒组织严密，装备先进，交通工具发达，通信灵便，走私贸易活动十分猖獗，可以同时在一国和数国兜售毒品。因此，防止毒品在国际间的走私，必须建立持久的国际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才能对国际贩毒集团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对于陆地相邻的国家，也只有密切合作，才能有效制止边界上的贩毒走私活动，保持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定。

　　此外，还可以胪举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篇幅所限，谨以孙中山1924年的禁毒遗训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吧!

　　"中国之民意，尤其是守法安分纯洁之民众，其意见未有不反对鸦片者。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即使为一时权宜之计，均为民意之公敌。今日国内情形至为恶劣，拒毒运动之进行，备受艰阻，以致成绩甚微，然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计，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

　　1995年6月初稿于开封河南大学1996年12月定稿于广州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