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有兴盛也有衰落，政府体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纵观人类历史，逃离现实的欲望一直都没有改变。7000年前，苏美尔人就吸食鸦片。学者们说，在他们的书面语中有鸦片的象形文字就是明证。公元前3000年，中国人开始饮茶，而埃及的文献则描述了用于酿酒的场所。吸食鸦片曾在亚洲普遍流行，鸦片贸易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几个世纪；在19世纪，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我们可以争论某种药品的合法性和道德性，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人类总是能找到让自己麻醉的方法，而且他们也许会永远如此。

　　第一部禁止吸毒的法律出现在1875年，当时旧金山禁止抽鸦片。这种毒品是由19世纪中期来到美国帮助修建铁路的成千上万名中国男子带入美国的。当时白人开始光顾鸦片烟馆，尽管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旧金山当局了解到，“很多妇女和年轻姑娘，还有体面人家的年轻男子都被引诱来光顾烟馆，在那里，他们的道德和其他方面都被毁掉了”。但是，法律似乎只会把烟馆赶到地下——事实上，非法性只会增加这种毒品的颓废的刺激。

　　因而，首部禁毒法律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且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司法体制下的禁毒法律曾经奏效。尽管如此，吸毒的普遍性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毒品是“头号公敌”并向吸毒和贩毒宣战。从那以后，许多政府都发起了他们本地的反对吸毒者、毒贩子的运动，“毒品战争”这个词语已进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词典中。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花费129亿美元用于全国毒品控制战略，州和地方政府将另外花费至少200亿美元。

　　表面上看，有些有说服力的观点可以证明禁止毒品的方法是正确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指出，切断特殊商品的供应将最终减少需求，所以如果毒品的供给线被切断，吸毒者将最终被迫放弃他们的恶习。除了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之外，毒品还是危险的。它们给医疗和警察系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产生了大量犯罪。使人上瘾的毒品剥夺了吸毒者自己决定是否吸毒的能力。与此相应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着手阻止其公民毒害自己是正确的。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显然还很敏感。但是，这种分析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毒品战争并不奏效。

　　很少有迹象表明，有什么制裁毒品交易的努力会产生效果。联合国估计，全世界有2亿人滥用药物，全球毒品贸易额每年价值4亿美元。换句话说，毒品市场的价值与全世界药品贸易的价值相当——大约占了全部国际贸易价值的8%。

　　在美国，毒品的使用程度在过去10年里没有什么改变，尽管联邦政府控制毒品的花费已经提高了50%。当药品执行管理部门吹嘘其假想的成功时，警察局局长和社区的工人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禁令无法防止人们吸毒。通过制裁毒贩子，政府除了使毒品价格上升外什么也没干成。而且只要能赚钱，总有一些人什么买卖都肯干。

　　这一点有英格兰东北部克利夫兰警察部门所进行的调查为证。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不仅限制毒品供应的做法不起作用，而且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曾经有过效果。

　　这项研究措辞强烈地陈述了反对当前政策的理由。如果确实有“毒品战争”，它也不会取胜；和从前任何时候相比，毒品都更便宜，也更容易得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人数在明显增长）决定对法律置之不理，那么法律就变得不能强制执行。

　　这种无能为力会引发全世界取缔恐怖主义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努力。美国国务院通过其国际毒品及法律实施事务办公室，尽力宣传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的联系。国务院宣称，恐怖主义“经常”和有组织犯罪有关；毒贩子从恐怖分子有组织的网络和军事能力中受益，而恐怖分子则从毒贩子源源不断的收入中获利。

　　这些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禁令造成了这种有钱可赚的地下交易，也正是禁令引起了贩毒团伙之间控制贩毒路线的斗争。加强南美的禁毒战争主要由美国资助——只会促进可卡因价格的提高和由毒品交易引发的暴力加剧。

　　当然，禁令也损害了人类。据估计，在美国36%的艾滋病病例都与注射毒品有关：这是限制使用清洁针头的法律造成的直接后果。吸毒者被迫成为罪犯；获取毒品是非法的，许多吸毒成瘾的人被迫去犯罪以维持毒瘾的开销。在有些国家，50%的盗窃罪是由吸毒成瘾的人犯下的，在英国，大约30%被逮捕的人依赖一种或更多种毒品。

　　在尼克松总统首次向毒品宣战过去30多年后，这场战争是不能取胜的，这一点正变得日益明显——至少用我们现在使用的武器是不可能获胜的。

　　一些毒品策略小组建议改变战术。他们认为，我们需要把策略的重心转移到减轻毒害上来而不是试图禁止毒品。这意味着承认没有毒品的社会也许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总有一些人选择吸毒。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减少毒品的副作用——为吸毒者，也为社会上的其他人——尽我们最大可能。

　　减少毒害策略的支持者主张大麻应被合法化。致瘾的麻醉品，例如海洛因、可卡因和强效纯可卡因应只能凭医生的处方取得，这样用量就能得到控制。政府将监督毒品的制造以保证纯度，从而减少过量用药及用于降低药效的其他物质引发的健康问题。

　　然而，对于反毒品运动者来说，这种做法应遭到强烈的谴责。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政府干预毒品的生产许可和进口，对毒品的供应也将无法控制；在英国，人们吸的香烟有1/5是走私进来的，所以，很容易看到国家的控制是怎样被击溃的。其他一些人认为，这将会使年轻人陷入更大的危险。仅仅依靠道义力量，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孩子不去尝试毒品，并且不会成为吸毒成瘾的人？

　　一些司法制度表明减少毒害的策略能奏效。在荷兰，大麻通过“咖啡店”出售，出售给每位顾客的数量由警察规定。结果是：37%的美国人承认在某段时间曾吸食大麻，而只有16%的荷兰人曾经这样做。荷兰卫生大臣说，荷兰已经成功地让年轻人对大麻感到厌烦。咖啡店为分开软药和硬药（成瘾性麻醉品）的销售做了很大努力，这样寻找大麻的好奇少年就不会同时接触到更危险的毒品。

　　然而，批评家指责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使吸食海洛因合法化，允许毒贩子和海洛因吸食者在苏黎世的中心公园聚集的做法。这种做法使毒品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犯罪数量迅速攀升，1995年这家公园被关闭。现在，吸食海洛因成瘾的人可以凭借医生处方得到毒品，国家为针头交换方案出资，并为吸毒成瘾的人提供安全注射毒品的场所。瑞士内政大臣罗斯?德雷夫斯说，瑞士仅仅是勇敢地接受“社会现实”，而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委员会则经常批评瑞士的政策。由于法律上的漏洞，大麻烟在一些雪茄店里出售，但是在2003年9月，瑞士国会投票反对使大麻完全合法化。

　　由于现在服用海洛因和摇头丸流行，英国已采取初步尝试性的减少毒害的策略。从2004年1月起，大麻被降为C类受控制的毒品，警察也将放松对仅是大麻拥有者的抓捕（除非有毒瘾加剧的因素）。英国内政大臣大卫?布莱克特说，他想让警察将注意力集中在减少海洛因、可卡因和强效纯可卡因的供应上。对于这些毒品，似乎关键仍在于禁止。

　　不管怎样，让政府全心全意地接受减轻毒害的策略也许是期望过高了。但是他们需要改变把毒品战争仅仅看做是切断供给线的想法。每年，全世界有无数的人在吸毒。这也许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与其通过把吸毒者变成罪犯的方式惩罚他们，不如看看如何能使他们安全。对于任何有良知的社会，这必须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