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史鉴》评价一

    陈胜粼

　　关于中国历次禁毒运动的研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过两本有一定影响的书：一是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二是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前者是为适应当时全国禁毒运动的需要而编撰的宣传性小册子，后者侧重对以往的禁毒法令的研究。而对历次禁毒运动的起因、过程和效果等方面却研究不多，诸如鸦片战争之后的鸦片问题、清末民初的禁毒运动以及民国时期的禁毒政策等均很少涉及。这种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亟待改变。当前，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新的禁毒斗争，现实斗争对学术界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希望。王宏斌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禁毒史鉴》，适应了客观现实的要求，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

　　首先，在禁毒史研究领域，本书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作者对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在发表了一组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禁毒史专著。本书在阐明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过程方面，在分析1859—1906年间洋药贸易、税厘并征、土药生产与禁止的情况方面，在探讨鸦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破坏作用方面，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禁毒运动、研究军阀与鸦片利益的关系、研究国民政府的禁毒政策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实施方面，在揭露日本对华实施的毒化政策方面，以及对新中国开展的禁毒运动的
研究方面，都有一定深度。

　　其次，本书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例如，鸦片何时输入中国？一些人认为始于唐代，其依据的主要史料是《旧唐书》卷一九八《拂传》所载：“乾村二年（607）；遣使献底也伽。”“拂”。旧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底也伽”是Theriaka的音译，是一种治疗痢疾的特效药物，其中含有鸦片的成分。作者认为，这不是真正鸦片输入的开端。主要理由是：其一，“底也伽”与鸦片的概念不同，这正如罂粟不是鸦片，鸦片不是吗啡，吗啡不是海洛因一样，尽管后者都是由前者提取加工制成的；其二，自唐代到明成化年间，史籍浩繁，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鸦片输入中国的正式记载。因此，把数百年前零星的含有鸦片的药丸在中国的偶尔出现作为鸦片输入中国的开端是不妥当的；其三，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物向中国输入的，应当在医药典籍上有应用记载。但作者查阅了唐、宋、辽、金、元数百年间的重要医药书籍，从民间配方到宫廷医案，均未提及鸦片的临床应用。作者指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徐伯龄是记述鸦片输入中国及其应用的最早学者，他是明天顺、成化时期（1458—1487）人，著有《精隽》一书。在第十卷《合甫融》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渐、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

　　第三，本书著作目的明确，富有现实意义。作者在“鉴”字上颇下功夫，凡是书中涉及经验教训的地方，总是再三，启发读者思考，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主要是外国侵略造成的；近代中国毒品的泛滥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卖鸦片、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造成的；近代中国人民身体素质的下降，近代中国经济的衰败，几乎每一种苦难，都与鸦片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欲独立富强，不能不消灭毒品；中国不独立，亦无法彻底消灭毒品，根绝祸源。在近代，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消灭毒品，捍卫国家独立而奋起斗争。当今，为了防止鸦片烟毒的死灰复燃，制止毒品的蔓延，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安全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本书广泛搜集了可能到手的中外文资料。从正史、实录、档案、政书到笔记、文集、方志、报刊以及外文著作等，共使用了数百种资料，于此可见作者的勤勉。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认真考订，择取典型可靠的素材作为治史的基础，是一种优良的学风，当今尤需大力提倡。

    《禁毒史鉴》评介二

    靳海彬

    由王宏斌博士撰著，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胜分别作序的《禁毒史鉴》，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部著作洋洋46万言，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鸦片烟毒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毒品泛滥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民族各方面带来的严重危害，中国二百余年来历次禁烟拒毒运动的情况和成败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当代禁毒的颇有价值的新见解。是一本切合时宜，具有较高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好书。 毒品问题，当今已是带有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受到举世关注。正如白景富在《序》中所指出的：“毒品传播，人称现代瘟疫，在当今西方国家相当流行。毒品交易额十分巨大，是仅次于军火交易的世界第二大买卖。”

    另据报道：目前世界吸毒人数至少有5000万以上，且还有继续蔓延之势！吸毒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导致家庭破裂和犯罪率大幅度提高，毒化社会风气，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为此，国际社会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地投入了反对毒品的斗争。一场持续的世界性反毒大战已全面展开。 在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曾经产生过的和正在产生的巨大灾难，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和应永志不忘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就是从向中国输入鸦片，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从此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华民族蒙受了100余年“东亚病夫”的羞辱。在逾百年的漫漫长夜中，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在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同时，也掀起过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禁烟拒毒斗争，有时还曾取得过一些局部成效，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但是，社会丑恶现象并不是经过一两次扫荡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的。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下，它们又会沉渣泛起。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毒品贩子千方百计向我国走私毒品，使新中国本已消灭的毒品又死灰复燃，再度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历史的和现实启发人们思考：鸦片毒品为什么能在中国泛滥？历史上的禁毒斗争有些什么成败得失？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能在短期内扫除烟毒？又为什么到了80年代以后本已消灭的烟毒重又死灰复燃？如何将当前的禁毒斗争引向深入？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禁毒史鉴》的撰著和出版，有其明显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指导思想也是很明确的。

    正如陈胜教授在《序》中所说：“本书作者在‘鉴’字上颇下功夫，凡是书中涉及经验教训的地方，总是再三致意，启发读者思考。”例如，作者在对中国禁毒史作了系统、全面考察后，概括出五条行之有效的禁毒方法与措施，即：一、重刑惩办：二、宣传劝导；三、提倡成立群众性的禁毒团体；四、划分权责，严格考核，奖惩分明；五、争取国际支持，加强国际合作。同时，作者深刻地指出：“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禁毒史上，有三大邪恶势力始终是禁毒的阻力。”其中：“外国侵略强盗和走私贩是造成中国毒品泛滥的祸根”；“不法军阀官僚起着为虎作伥的作用”；“土匪、流氓和毒品贩子同伙是传播毒品的媒介”。因此，“不驱除外国势力，中国不独立，无法根除毒祸；不坚决打击外国毒品走私贩，无法堵住毒品来源；不清除政治腐朽，政治不清明，无法杜绝走私贩毒；不消灭黑社会势力，社会不安定，无法防止毒品死灰复燃，恶习蔓延”。

    作者从中国二百多年禁毒史的成败得失中，归纳出五条沉痛的经验教训，即：一、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二、防腐拒变；三、严厉惩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种植、非法持有和吸食毒品分子；四、加强社会宣传；五、促进国际合作。这些在对禁毒史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真知灼见，可资现实禁毒斗争的借鉴。 《禁毒史鉴》不仅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关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一项较为全面、较有份量，并且颇多新意的学术成果。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尽管从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第一次明令禁烟开始，中国断断续续的禁毒斗争已历二百余年，特别是近代以来，禁毒斗争高潮迭起，其间不乏像民族英雄林则徐那样的慷慨悲歌之士，也有过一些局部的乃至全局性的胜利，但是，关于中国禁毒史的学术研究却严重滞后于实际禁毒斗争的需要，成果甚属寥寥。

    人们能够提及的仅仅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罗运炎的《中国禁烟问题》；一本是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但是，前者不过是一本宣传性小册子，全书仅5万字，主要选编了一些文章和法令，涉及禁毒史的内容只有几千字；后者更顾名思义侧重于对以往禁烟法令的研究，同样对禁毒斗争史涉及不多。关于禁毒史较为认真、系统的研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的。最初的成果当属王金香撰著、学林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中国禁毒简史》。这无疑是关于中国禁毒中研究的第一本开拓性著作。但此书本系“简史”，篇幅仍稍嫌单薄，仅27.3万字。从其章节的布局来看，是直接从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写起，而迄于解放初期的禁毒运动，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部中国近代禁毒简史。

    王宏斌的《禁毒史鉴》则有所不同，在系统研究中国禁毒史全过程方面真正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它开篇以三章的篇幅，详细叙述鸦片问题的由来、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进攻、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未尾则在“共和国初年的禁毒运动”之后，又立有“未有穷期的禁毒之战”、“禁毒的经验与教训”两章，时间终于1995年。因而是关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更为全面、系统和完整的开拓性著作。 谈到《禁毒史鉴》学术性较高，还应该指出本书另外两个突出的优点。其一是征引资料比较丰富。仅从书末附录的“主要征引书目”来看，就达220余种之多，予以爬梳整理，认真考订，融会贯通，因而能在叙述中旁征搏引，史论紧密结合。其二是学术观点颇多新意。正因为作者占有较多资料并具有优良学风，因而能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不从流俗，而成一家之言。例如，关于鸦片何时开始输入中国，过去一般认为始于唐代。本书则在对有关史料进行认真考辨之后提出：徐伯龄是记述鸦片输入中国及其应用的最早学者。又如，对雍正、乾隆前期“鸦片烟”一词，本书也作了辨正，认为这时的鸦片烟，是指鸦片水与烟草的混合物，并不等同于鸦片；至于鸦片烟后来逐步演变为“鸦片”的同义词，则与发明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有关。

    当然，对这些观点，也可能还有不同看法。然而，不同观点的提出和争鸣，正是学术研究深入的表现，也是学术研究深入的必经途径。 大凡开拓性著作，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本书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比如，本书叙述各阶段禁烟实践较充分，而对分析一些仁人志士的禁烟思想和主张刚相对缺乏。在资料方面，也还可进一步作些挖掘。然而，这只是白璧微瑕。本书的出版，必将对现实禁毒斗争，对中国禁毒史的研究，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