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毒品的流行性滥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后(1861年－)阿片的流行，二战后(1946年－1956年)甲基苯丙胺在日本的流行，以及旧中国（19世纪初－1949年）鸦片的流行。尽管毒品的流行性滥用给这 些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但都未形成国际化泛滥， 并在采取有效禁毒措施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近30年来，毒品滥用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流行趋势，目前已成为一大全球性公害。应该说，导致全球毒品滥用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背景，但直接原因是60年代后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毒品消费的恶性刺激所致。由于毒品滥用对人类健康的极大损害及其毒品非法生产、贩运等国际犯罪活动引发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禁毒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国际社会为打击毒品犯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大会在1981年12月通过了一项题为“国际药物滥用管制战略”的决议，决议敦促有关国家重视禁毒和毒品的管制。以此次会议为标志，拉开了当代国际禁毒斗争的序幕。此后联合国又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了相关机构、职能，制定了有关的禁毒公约，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禁毒举措。1987年6月17日－26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联合国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共有138个国家，179个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代表共2000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即“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及“会议宣言”；为纪念本次国际会议，在26日闭幕式上由各国代表提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1988年制定了“禁止麻醉品和精神物质贩运公约”。在1990年2月，联合国召开了由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禁毒问题特别联大”。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禁毒《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会议决定1991年－2000年为联合国“国际禁毒十年”。在当今诸多的全球性热点问题中，禁毒始终是各国普遍赞成的议案，这也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一丑恶现象的态度和立场。
    可以说，在近30年，特别是“国际禁毒十年”中，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于禁毒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开展禁毒，致力于“降低毒品非法供应”和“减少毒品非法需求”。但令人遗憾和不安的是，毒品蔓延势头并未得到有效扼制。全球毒品形势非但没有根本性好转，在许多地区反而呈恶化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吸毒人数持续增加
    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统计，全世界除烟草、酒精外滥用各类违禁毒品的人数达1.91亿，这一数字几乎是80年代末吸毒人数(4800万)的4倍。因此，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年是历史上吸毒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如果说90年代以前毒品的流行受到不同区域（国界）、种族、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或局限，那么，这些差异在90年代正在变小。这一被称为“西方社会病”的问题不但成为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并波及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毒品贩运与消费已蔓延到全世界各大洲的多数国家或地区。吸毒不但在某些“亚文化”群体中流行，而且渗透至“主流社会”和“所有社会阶层”，而“新生的吸毒者主要是15岁至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引自1997年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报告）。从流行趋势看，这一在全球范围蔓延的“药物滥用之风”仍将继续“刮”下去。在滥用毒品种类上，苯丙胺类等毒品滥用人数的增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海洛因、可卡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者高达3000万人。这一数字是80年代滥用此类毒品人数的12.9倍。除欧美国家外，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已成为目前苯丙胺类滥用蔓延最快的地区之一。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的报告认为，在全世界5个苯丙胺类毒品滥用最严重地区中，有4个在亚洲。有关专家认为，根据近年来的流行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苯丙胺类毒品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海洛因在亚洲国家蔓延、流行。

2 生产、制造的毒品种类和产量越来越多
    毒品的消费与毒品生产制造是互为因果的：毒品的流行滥用必然会直接刺激毒品的非法生产制造和贩毒活动，而后者又导致和进一步促进毒品的蔓延。90年代以来的毒品活动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形。以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毒品滥用导致了从毒品种植面积、区域、制毒产量到毒品制造种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毗邻我国南部的“金三角”地区鸦片生产规模和产量不但始终未得到控制，近年来又出现了制、贩苯丙胺类毒品问题；毗邻我国西北部的“金新月”地区鸦片生产呈翻番增长之势；南美地区的毒枭也由单纯的贩运制造可卡因而发展成为可卡因、海洛因等多种毒品同时“经营”。毒品来源已由传统的几个局限地区扩展至多地区化。此外，除毒品原植物来源外，人工合成制造的各种新毒品和“策划药”也不断增多，许多毒品出自“手工作坊”式的简陋实验室。根据联合国国际禁毒署(UNDCP)的统计，同80年代比较，90年代全世界可卡因产量增加了200％以上，海洛因产量增加了300％以上，而被称为“21世纪毒品”的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即我国俗称为“冰毒”和“摇头丸”等具有中枢兴奋剂作用的毒品）犯罪已超过可卡因和海洛因。

3 吸毒危害日益严重
    从毒品问题产生的后果看，毒品滥用不但严重损害滥用者个体身心健康，且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毒品生产和消费地区的社会风气、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非法毒品交易额都在4000亿美元以上。这些被大大小小毒贩吞噬的巨额财富通过金融渠道转成“合法”资产。毒品犯罪和“洗钱”渗透到一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诱发腐败，造成经济隐患和社会问题。此外，由于吸毒者采用注射途径滥用毒品，使吸毒者成为社会上传播、感染各种传染性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高危和高发人群，给公共卫生带来极大威胁。可以预计，吸毒和吸烟、酗酒将会成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直接威胁到人口素质甚至某些种族的生存。此外，近年来以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为主的“舞会药”滥用愈演愈烈。同海洛因类毒品比较，此类毒品更容易上瘾，在某些方面，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危害更为严重。“舞会药”毒品的滥用特点是：(1) 滥用者以青少年为主，涉及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2) 滥用具有显著的场所性和群体性，主要发生在迪厅、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娱乐时使用；(3) 此类毒品一般具有中枢兴奋和致幻作用，受毒品作用影响，在极度兴奋、纵欲和放松状况下易发生各种越轨和违法犯罪行为；(4) 由于此类毒品身体依赖性较低，社会上流传有“无成瘾性”之说，故带有很大欺骗性，加之滥用种类和来源愈来愈多，给预防、管制带来很大困难。

4 预防教育越来越难
    如果说在毒品流行初期，人们的无知好奇是染毒的最主要原因，那么，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今天青少年滥用毒品的重要因素。特别应指出的是，近1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禁毒相悖的逆流：一些西方国家对吸毒采取姑息宽容政策，为“瘾君子”设立毒品注射站，免费提供毒品注射器，个别国家甚至为吸毒者提供海洛因供注射使用；从后果看，这些国家不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并导致吸毒者中因注射毒品死亡人数增加，公共舆论为之哗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府行为”暗示社会和青少年，吸毒是合法的，如果你因此而成瘾可以受到保护。这一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人去滥用毒品。这股逆流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些政客制造各种荒谬理论，鼓吹毒品合法化，包括信息传播媒体、因特网在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毒品流行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998年报告指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许多信息可以认为是在公开鼓动和诱使人们滥用各种毒品”，这是造成人群中，特别是青少年流行性滥用毒品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青少年滥用毒品再掀新潮；毒品的“受欢迎程度”达空前程度。一些专家对青少年滥用毒品感到不解困惑的同时，也发出“对青少年毒品滥用的预防教育越来越困难”的哀叹，认为应从改变毒品预防方法和教育策略入手来改善这一问题。但是，社会文化环境和禁毒政策得不到根本改变，采用任何教育方法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综上所述，药物滥用在全球的肆虐，其危害之严重、影响之深远、波及之广泛已超过任何瘟疫的流行，它对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影响是空前的，任何国家都不应对此掉以轻心。
    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深受鸦片烟毒之害。自19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里，先是英国殖民主义，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等西方列强出于经济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公开种、制毒品，贩毒纵毒。中华民族经历了鸦片泛滥带来的巨大灾难，成为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对此，中国人民有着切肤之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禁毒运动，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在全国荡涤了绵延百余年的鸦片烟毒祸患，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禁毒成就。然而，80年代中、后期，受国际上毒品活动影响，在我国部分地区诱发了已绝禁30余年的毒品问题。十几年来，毒品滥用从死灰复燃到蔓延发展，流行态势始终严峻。截至2000年，我国吸毒人数逾86万，涉及地区达2084个县市，吸毒者每年用于吸毒的资费几近2000亿元之巨，我国已由90年代初的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吸毒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会进一步刺激毒品犯罪，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和更大范围的流行。
    禁毒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社会安定。在中国人民加快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征途中，绝不允许毒品泛滥的历史悲剧重演。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我们应立足“降低毒品非法供应”和“减少毒品非法需求”并重的禁毒方针，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开展禁毒斗争。“降低毒品非法供应”就是要加大执法力度，用重典从严打击各类毒品犯罪，降低毒品非法供应渠道，切实减少社会上毒品的来源和毒品市场。“减少毒品非法需求”，第一，要提高全民族的禁毒意识，在青少年中做好药物滥用预防，这是我国禁毒斗争中亟需大力加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对此，要用科学、历史和法律的理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科普、爱国主义和法制的禁毒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什么是毒品和滥用毒品的危害性后果，在思想上自觉抵制各种毒品的诱惑。第二，毒品滥用，同其它人类丑恶现象一样，反映的是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腐朽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向青少年灌输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倡导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从根本上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也是禁毒教育的重要环节。这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显得尤其必要。第三，社区是药物滥用预防的前沿。应搞好社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同毒品犯罪作斗争。第四，也是关系“减少毒品非法需求”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是积极研究探索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戒毒方法和机制。由于药物依赖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有效的戒毒方法必须包括三个基本环节：即药物脱毒治疗，这一过程通常需要2－3周时间；身心康复，即调整、治疗药物滥用导致的身心障碍，这一过程需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回归社会，涉及社会（和家庭）的帮教、支持、社区监管和必要的工作落实。我们的社会应对于走出戒毒康复机构的戒毒者给予积极的帮教，解决他们存在的具体问题，使其尽可能摆脱吸毒环境和吸毒阴影的影响。这三个环节中，脱毒治疗是必要过程，身心康复是戒毒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回归社会后的工作是保持操守、预防复吸的关键，也是最为艰巨的环节。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戒毒机制和模式。总之，无论是“降低毒品非法供应”还是“减少毒品非法需求”，都应体现党政领导重视，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全方位”和“打持久战”的思想。尽管禁毒斗争任重路远，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光荣禁毒斗争历史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新世纪的禁毒斗争中再创辉煌。
收稿日期：2001－06－25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1年 第10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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