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改革意外使得毒品在凉山复苏。中国开放边境贸易，加上西南地区邻近“金三角”，使得海洛因走私在此区域方兴未艾（Reid and Costigan，2002）。据估计，90年代走私至中国的海洛因，90％来自缅甸（AHRN，1997）。当时有四条可能的走私路径，将海洛因由缅甸运到东亚和南亚的不同地区（Beyrer et al，2000）。海洛因便经由云南运送至中国内地，而坐落在川滇边界的凉山正好位于其中一条走私路径之上。
要讨论当代凉山的海洛因问题，不得不先回顾鸦片的地方史。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75）针对清末吸食鸦片现象中经济与道德面向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凉山和利姆地区使用海洛因的复杂情形。一般历史记述对于中国鸦片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化，仅从负面角度观之。不过，近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鸦片作为一种曾经通行全球的商品，已经历过不同阶段的道德转变，但早期的鸦片研究却经常忽略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多面影响，例如经济或休闲时尚的概念（Dikotter et al.，2004; Lin，2004）。例如，郑扬文便将鸦片与烟草、茶等成瘾物质相比，指出鸦片曾经是众人趋之若鹜的奢侈品，吸食鸦片的各式精美器具更展现艺术价值。
四川凉山当地的戒毒仪式（刘绍华/图）
Yeyi 往事重演
1990 年代在凉山兴起的海洛因，也出现类似的时尚潮流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海洛因时，他们称其为yeyi。这个字在诺苏语里最初意指“鸦片烟”。对于他们来说，两者除了时空有别、外观不同，鸦片和海洛因并无语义上的差别。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我在利姆认识的几位诺苏老人都告诉我，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健康活力。其中一位70多岁的毕摩在我观摩他抽大烟的准备工夫时对我说：“我18岁就抽鸦片，为了面子吃……我抽大烟身体好，病也不病，劳动好得很。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干迷信，干农活。儿子打工去了，田活都是我干的。”
诺苏人对于yeyi的正面记忆，可能让年轻人因而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忽视其可惧的成瘾效力。一位曾经海洛因上瘾的年轻人跟我说：“这种药就跟yeyi（指鸦片）一样好，吸了以后很安逸，心情好得很。”其他瘾君子也说，介绍他们吸食海洛因的人都形容“吃了就和神仙一样”，这让很多离乡在外吃尽苦头的年轻人借它来舒缓压力、止痛与助眠。除了yeyi外，诺苏青年后来也使用另外两种称呼来形容海洛因：一个是aqu（白色），意指“白粉”；另一个是ddu，也就是借用汉语的“毒”。90年代初期，有些人会在aqu之前加上bbucy（药），变成“白药”（bbucy aqu）。他们在交易时交互使用这些不同词汇，以回避潜在的便衣警察。
这些在外寻找乐子的年轻人很快地就接纳了海洛因。这个新鲜玩意儿对他们而言，就像历史上的鸦片一样是种时髦奢侈品。鸦片在诺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是个具有经济利益、阶级地位以及时尚意义的物质。诺苏俗谚“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在90年代时常被贪玩的年轻人挂在嘴边。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此时海洛因对他们而言，并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
海洛因堪称精神刺激药物之王。在形形色色的各式成瘾物质中，其上瘾潜力最强（Ray and Ksir，2004）。世界各地的吸食者都认为海洛因令人放松愉快（Pearson 1987; Pilkington，2006）。海洛因进入体内后，会转换成吗啡，与脑部先天的鸦片受体（opiate receptors）产生作用。这些受体位于脑部中控制疼痛、呼吸、情绪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能够辨识各种鸦片类物质。海洛因中的吗啡成分能够抑制神经传送痛感，以达到消除疼痛的作用，也可以释放焦虑、镇定肌肉、引发睡意，并制造幸福与满足的感受（Singer，2006）。如此强大的成瘾能力，让被列为非法毒品的海洛因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要购买海洛因只能以现金交易，对流动在外的诺苏年轻人而言，只有“有办法的人”才能享用。
诺苏青年的重要吸毒动机是尝鲜
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这与金三角地带阿卡族吸毒青年的心态类似，他们不断追逐新潮药物，其实象征着追求以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Lyttleton，2004）。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人造天堂》（ArtificialParadise）里关于鸦片的引述一针见血：“哲学家花了多少世纪在研究幸福的真义，到现在都还众说纷纭。原来解答竟然就在这里！幸福这种东西可以用一便士买到，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带着走。”（波德莱尔，2007, 160）
从古至今，人类不断通过各式物质（如食物、烟酒、春药、安眠药等）寻找或创造“人造天堂”。这种追求快乐的动力与意志力，相当惊人，亘古不变，“物质成瘾”可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海洛因的情绪抚慰效果让诺苏年轻人视之为娱乐享受，对他们而言，吸食海洛因就好比中国男性间常见的递烟与群聚抽烟的社交行为（Kohrman，2007）。有办法的年轻人即以海洛因招待朋友或德古。先前提到的海来日者在成都帮忙协调纷争后，也高高兴兴地接受兄弟们的海洛因款待，“买毒给德古吸，就像买酒给德古喝一样”。
日者于1995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在那之后，兄弟间便以海洛因取代酒，做为感谢他调解纷争的报酬。日者回想起当时大家说的话：“他日者不喝酒了，给他买毒吃！”海洛因出现未久，几乎风行草偃地横扫了流动的诺苏青年。日者比较当年和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情景差异：“现在都吸毒了，没打架的了，毒让他们麻了，没能力打了。”
海洛因这种新兴商品被返乡青年带回利姆后，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不少人做起中介买卖“以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海洛因在利姆盆地泛滥，只有少数家庭未染指。根据路甲村长的说法，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当时该村约1200名居民当中，超过200人吸毒。木哈村干部则估计，同样是1995年，该村78户人家当中，只有3户无人吸毒或贩毒。我自己于2005年所做的小型家户调查显示，53位年龄介于15岁到40岁的男性当中，38位曾经使用或仍继续使用海洛因。这些零星统计资料拼凑出利姆面临的严重毒品问题。
90年代中期，海洛因在利姆就如同在城市里一样，成为大受欢迎的娱乐招待品。一位毕摩告诉我，他第一次吸食的海洛因便是由邀请他“干迷信”的主人所招待。海洛因的高人气，使得不少年轻人在外流之前就已尝鲜过，甚至有人从未离乡也染上瘾。有些年轻人即使在都市时没有吸食，返乡后也难逃海洛因的吸引。2005年时30岁的阿嘎史者，提起他在成都的悲惨遭遇时表情仍十分自怜，他是在返乡后才“有机会”向海洛因低头：
十七八岁的时候去成都耍过，没有出去打过工。那时候太年轻了，什么都不懂，就被骗出去了。在那里，心里都跳起来了，伤心啊！不是我们的家乡嘛！给人骗去的，说出去偷、耍，就被骗去了。后来偷不到，没有经验，偷不到。肚子饿，心都痛死了，肚子也饿死了。我那时想要是回家了，再也不要出去了。后来偷到东西的人给我钱回来，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偷得到的就觉得好耍，偷不到的就不好耍……我在那里没有吸毒，有钱的人才能吸毒。
史者之所以在成都时没有吸毒，不过是因为当时缺钱没办法。一旦回到家，有了钱后，他也开始觊觎这种兄弟们梦寐以求的好东西。史者返家近两年后，1995年开始吸食海洛因，终于向大伙看齐。一位上过瘾的年轻人忆及当时的海洛因风潮，是我听过最中肯的总结：
以前一口都没吸过的没有啊！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给朋友，朋友不高兴。买这个给他就高兴了！
利姆寻常的丧礼规模 （刘绍华/图）
昙花一现的毒品经济
供需定律使得海洛因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商品。一般来说，诺苏青年的流动现象是种“巡回式迁徙”。通常，除非缺乏回程旅费，不然多数青年每次外流两到四个月左右，便会返家，有机会时再出去。他们不习惯离家太久。就像一名年轻人形容他们来来去去的迁徙形态是“每年野鸡会走，每年鸡也会回”。回家的理由形形色色，像是“回家看看”“农忙要回去帮忙”“回去干迷信”等等。返家后他们可能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对不少成瘾青年而言，留乡时间长短端视能否有机会吸毒，“在家里有钱、买得到毒，就待久一点。没有钱，就要到外头找钱”。
于是，90年代在利姆贩卖海洛因的利润颇为可观。如前所述，不少手头有积蓄的村人也投入这项投机事业，日哈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后来便因贩毒坐牢。在利姆，据当地人称，不少好房子都是那些以前贩毒赚钱的屋主所有。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贩卖海洛因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
我于2005年所做的家户调查结果，也得以一窥利姆的毒品交易情形。252位居民当中，11位曾经或当时仍从事毒品交易，其中7位甚至曾因贩毒而劳改过。我相信实际参与过的人数一定更多。我在利姆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贩毒已被视为恶名昭彰，村民自然不愿承认自己上不了台面的行径，因此很难获得确切翔实的数字。
90年代中期，利姆的家支头人和父母们大加谴责用药对青年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开始着手管制，毒品交易量自此逐渐下降。针对吸毒与毒贩的取缔与惩罚也愈趋严峻，依据中国刑法，凡走私或贩卖50公克以上海洛因者可处以死刑。我还记得2005年1月某日，我从西昌招揽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利姆，峰回路转的途中，那位汉族司机突然指着进入乡境前的一个峡谷，说道：“去年（2004年）12月，六个贩毒的在这里被枪毙了，两个利姆的。两个男的，四个女的，都是彝族的。好多人围着看哪！”
此后，每回经过那里我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一向反对死刑，而且一想到众人围观公开行刑，更是震撼。尽管严格的禁毒政策与执法让利姆的海洛因交易明显减少，但始终未能禁绝零星交易，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贩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