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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中国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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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伶的“吸毒范”与社会的自救机制
2015-10-16 18:23:55 来自:杜新忠戒毒网 作者:吴钩 阅读量:1

  鸦片,传入中国的时间其实非常早,相传西汉时,已有罂粟种子通过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中国人种植罂粟的确凿记载则是在唐代,一首唐诗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中的“米囊花”,便是罂粟花。不过,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只是将罂粟当成观赏性植物或中药材,直至晚清时期,罂粟才被制成可供吸食的大烟,并一下子泛滥开来。

  史料记述说,“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吸食者渐多”,自此抽鸦片成了社会时尚,“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光绪初年,有人认为,大清国的人口结构,“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今天已有学者通过统计鸦片的年消费量,估算出:20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并成瘾者,数目达到1300万人之众。

  为什么短短二十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祸及各个阶层?原因可以归纳出一大堆,但有一点不容回避:在鸦片的社会传播过程中,身为上流阶层的社会名流起到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鸦片从药品变成可供吞云吐雾的时尚消费品,其风始于社会名流。漂亮的姨太太,精美的烟枪,名贵的烟土,成为晚清社会名流标榜其身份与生活品味的标志,从前,社会名流讲究的是“红袖添香”,现在倒好,变成了“姨太太点大烟”。这个以抽鸦片为时尚的晚清社会名流群体,除了王公大臣、士绅文人、富商大贾,还包括演艺界的名伶。

  清代的伶人戏子虽然还是被习惯地视为“贱业”,但其中的名伶、名角,就如今日的明星艺人,实际上已获得了社会名流的地位,过上了“姨太太点大烟”的高品质生活。当时的梨园名角汪笑侬、马连良、王瑶卿、谭鑫培等,都染上了鸦片烟瘾。徐穆云的《梨园外纪》描述过汪笑侬吸食鸦片烟的情景,非常生动:每天早晨醒来,汪笑侬都要姨太太先朝他的脸喷几口大烟,身子方能蠕动,然后喝点参汤,姨太太再将点好的烟枪递上去,汪笑侬闭着眼睛抽上十余口,才可以慢慢睁眼说话,起床洗漱,然后再躺下来抽烟。不抽到十筒烟,不能吃早点。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戏馆的园主都要向汪笑侬的姨太太送礼,希望她将汪笑侬服伺得舒服一点,唱起戏来有精神。这么萎靡不振的生活,看得我都想抽——抽他大嘴巴。

  不过抽鸦片抽得最牛皮哄哄的,大概非“小叫天”谭鑫培莫属。民国笔记小说《清朝秘史》第一二八回讲了一个“谭鑫培奉旨吸乌烟”的故事:这一日,正是端阳佳节,慈禧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演剧。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谭鑫培对前来请他入宫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说:“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从前有柳永“奉旨填词”的文坛佳话,谁曾想,如今居然又出了“奉旨抽烟”的梨园风流。自此之后,晚清“谭派”的角儿,几乎没有不抽大烟的,仿佛不抽大烟就够不上“潭派”的范儿似的。

谭派老生创始者谭鑫培,曾获慈禧太后特许抽鸦片烟

  名流抽鸦片是有强大的示范作用的。谭鑫培的“鸦片范”,传给了他徒弟和粉丝;包括梨园名角在内的社会上流人物以抽鸦片为时尚,则会带动整个社会生活风尚的嬗变。晚清人已经发现,民间吸食鸦片烟,“闾里相习,又率皆倡之于衣冠士大夫长老之人”,人们“濡耳染目,靡然耽溺于其事”。对晚清鸦片社会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郑扬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上说,清代上层士绅和官僚,远在平民百姓对鸦片一无所知的时代,早就在吞云吐雾地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正是他们培植了鸦片吸食文化,并使鸦片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由此引发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模仿,各阶层以吸食鸦片为时髦,竞相效尤,相习成风。在晚清上海,大烟馆林立,风格高大上,不但深受有身份的社会名流青睐,而且“近方贫苦之辈,积资若干,亦必至沪上烟馆一尝风味”。

  考诸往史,不独晚近的抽鸦片之风,缠足、讨姨太太、生活消费方式等社会风尚,其实都遵循同样的传播路径:兴起于上流社会,随后引发其他阶层的竞相效仿,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

  在晚清社会名流的“垂范”之下,鸦片泛滥成灾,这对当时社会肌体的腐蚀,怎么评估都不过分。鸦片烟瘾一犯,“瘾君子”立即“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晚清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看来并不冤枉。确实有病。

  甲午一役,大清国败于小日本,也有鸦片的一分“功劳”:在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水师纪律如此松懈,军官生活这么糜烂,打仗安能不败?战败后,丁汝昌与刘步蟾自杀,采用吞鸦片的方式,让人怀疑这两位英雄生前是不是也吸食鸦片。

  幸亏,传统社会尚有自我矫正、自我拯救的机制。这个自救机制的启动者,还是当时的士绅群体。1906年,清政府终于发布禁烟上谕,提出十年内禁绝鸦片。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清醒过来的士绅率先成立了劝戒烟组织,自发展开禁烟活动——

  1879年,曾任大清首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家乡湖南成立了“思贤讲舍”、“禁烟公社”,“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通过讲学,唤起士子羞恶是非之心,自觉拒毒,为民表率:“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吾辈家居,无整齐教化之责,无赏罚之权,要须实实认定鸦片烟之为害,必不可稍有沾染。”郭嵩焘的禁烟思路是“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即先要求官员与士绅禁烟,再带动平民戒毒。

  1900年,江南士绅许珏在无锡县与金匮县订立乡规民约,劝告邑人戒烟,并成立一个“戒烟局”,主持戒烟:“除年老疾病之人姑听照常吸食外,其年未及五十与现无疾病者,由局配制戒烟丸药,减价发给,并派医诊视,就其烟瘾浅深,以时递减,俾不至因骤戒成病。务以诚意劝化,先士子而后及农工商。”在戒烟局帮助下,短短一年时间内,无锡、金匮二县先后有一千多人戒掉了烟瘾。

  1905年,十位福建籍士绅在福州发起成立“去毒社”,“商于绅界、学界、商界之热诚者”,在林文忠祠召开大会,“是日莅会者万余人,自堂阶达室偶,皆无容隙。吾闽开会人数之多,无逾此者”。大会投票选举林则徐的曾孙林炳章为去毒总社社长,总社设于福州,其他地方设分社、支社。大会还通过了禁毒章程,赋予去毒社拥有会同当地警务机关“查缉贩运、售吸烟土”的自治权力。去毒社成立后,即督促福州当局发布禁烟令,并运用去毒社的组织网络协同官方查禁鸦片烟土。

  创设“禁烟公社”的郭嵩焘曾告诉他的追随者:“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因此,“吾辈”当自强。任何时代,社会都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精英群体,以前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如今尽管没有士绅阶层了,但无数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演艺明星等等,显然已经形成了今日的社会名流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具有一呼万应的社会权力,从时下非常火热的“冰桶挑战”,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感召力。

  社会名流号召做慈善,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响应;社会名流以吸毒为时尚,也会让他们的粉丝对毒品产生好奇心与亲切感。因此,我希望社会名流的个人生活能够自律一些,至少表现出更加自律的样子吧。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说的便是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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