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璞鼎查这个名字是和“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这些概念捆绑在一起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这个英国人对“吾民”而言就无甚意义。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在鸦片战争中有什么分量、在中英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南京条约》的签订起到什么作用。不过我们似乎可以说自己对鸦片战争很了解，因为从小到大的教材中都会提及此事，称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标，这是近代中国百余年屈辱与抗争史的开端，也会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和“开眼看世界”。可是，一旦问到细节，多数人可能会沉默：19世纪中期那些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的鸦片从何而来，又如何从英国商人的鸦片船上一步步走上中国人的烟榻？从实行禁烟政策到鸦片战争结束之间的那段日子，中国的那些鸦片烟民有多少已经戒烟，未戒断者是否失去了毒品来源？对于与英国开战之事，当时的中国朝野有何反应、作何想法？英国政府与议会又是否愿意为了鸦片利益而对中国开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的反应可能会像当年的道光皇帝一样茫然——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842年，这位“天朝”皇帝连英国的基本信息都不清楚，170多年过去，我们对英国的了解好像增加了，但对这场战争却又语焉不详了。这场战争，似乎就在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努力中被淡忘了。

　　当然，这种淡忘是就社会记忆而言的，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从未停歇。1995年，茅海建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天朝的崩溃》出版，将鸦片战争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书中，茅海建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鸦片战争时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清朝迎战必败，那么清朝君臣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是应该放弃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而后图富强以自立？又或者，在战败后痛定思痛，吸取“血的教训”，变成法、革弊政、兴科技、强武备，以走上富强的道路？作为后来者，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内都未出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谶语再一次应验。

　　和我们的淡忘相比，作为鸦片战争发动者的英国，因为背负着为毒品而开战的道德包袱，似乎更要把这段历史从记忆中抹掉。英国学者蓝诗玲在其著作《鸦片战争》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看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因此，她写下了这部学术作品，为了唤醒英国的历史记忆。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尽量还原鸦片战争中相关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涉及英国的部分。蓝诗玲告诉我们，建议英国政府向清王朝开战、讨还被收缴鸦片款的查理·义律，自己是一个极度讨厌鸦片贸易的人，但在林则徐到广东督办禁烟事务时，他选择了站在英国鸦片走私商人一边，将他们的利益和英国的国家尊严捆绑在了一起，使他作为“一个公开宣称是鸦片的敌人的人，就这样最终成了乞求他的政府打一场鸦片战争的战争发动者”；而义律在与道光皇帝派出的大臣进行谈判时，采取的是相对稳健的态度，提出了在他看来能够被清朝接受——但显然不能被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政府与媒体接受——的条款。在这场战争中的矛盾角色，让他既不被其本国所推崇，也不被中国原谅，在两国各自的历史叙述中，他都是一个可恨的角色。这与我们印象中义律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事实就是事实，而且不仅仅是事实，在回顾历史时，事实是所有神话的终结者。

　　更具颠覆性的看法是，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政府和议会精心筹划的阴谋，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出自偶然。在义律的开战请求呈交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之后，在内阁会议中对是否向中国开战的问题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议会辩论时，开战建议也受到了批评，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媒体上，对准备向中国开战的行为进行的抨击不绝于耳。我们想象中那个满怀野心磨刀霍霍的英国侵略者似乎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一直到帕麦斯顿祭出“帝国荣誉”的法宝，向中国开战的决定才获通过。

　　在书中，还有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那就是鸦片贸易并不是导致清朝银荒的罪魁祸首。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之前向道光皇帝请求禁烟的上书中说，若对吸食鸦片持放任态度，几十年后将出现“几无可充饷之银”的局面，而19世纪上半期清朝确实出现了银荒，所以很容易让人认为鸦片走私与银荒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蓝诗玲则提出，当时的清朝之所以会出现银荒，一个的重要原因是19世纪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拉美独立运动导致世界贵金属产量锐减、通过贸易流向中国的白银（14。56， 0。14， 0。97%）大大减少，这一情况与鸦片走私所导致的清朝因贸易逆差而白银外流的效应叠加，让不谙经济原理的清代人产生了错觉，后人未加深究便继承了这一说法，导致以讹传讹。

　　当然，这些观点和我们以往在教育中所接受的说法并不一致。蓝诗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非常简要的概括：“在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中，你会发现在英雄和恶魔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中华帝国可歌可泣的抵抗侵略的臣民，一边是邪恶的英国人。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人自己关于这次战争各次战役战斗的记述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自己一方的那些当事人，特别是归咎于能感知到的清廷的腐败、犹疑和无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倾向于把错误更多地归咎于他们当时的统治者，而不是归咎于英国人。当然，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这一事实的支持。”我们对鸦片战争的叙述确实如此，而这种叙述正和我们“反帝反封建”这样的历史认识有关。

　　严格来说，该书的副标题比“鸦片战争”这个主标题更能概括其主旨。虽然全书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详细讲述鸦片对19世纪中国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英谈判的过程，但随后笔锋一转，在最后三章进入另一领域，考察中、英两国如何就吸食鸦片这一事实来想象或解释中国人的“固有品性”，以及鸦片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如何被编入20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系统。

　　这种结构安排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因为两部分内容的篇幅相差很多，而且一个属于事实叙述，一个属于对观念的分析，反差过于明显，看上去会有头重脚轻之感。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图穷匕见”的写作模式：对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叙述占了全书六分之五的篇幅，正是为反思和检讨英国人的“黄祸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民族性讨论”和20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叙事所做的铺垫。在充分复原历史事实之后，一切有关鸦片与鸦片战争的不合事实的观念及其具体描述都会暴露其弱点。英国因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产生的“黄祸”想象，忽略了自己的国家才是恶魔降临的罪魁祸首；中国有识者将吸食鸦片作为民族劣根性的集中表现，这种自伤之意反倒令英国这样贩卖鸦片的重要责任者成为从犯。要拆解这些已经成为两国历史记忆的观念，最有力的武器自然是讲述事实，而事实叙述这一史学工作完成之后，更应对当下有所观照，让虚妄不实的观念成为“历史”。

　　该书也有颇令人遗憾的地方，集中表现在对中国一些观念的认识上。尽管蓝诗玲曾经翻译过鲁迅、张爱玲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她对清代中国的很多观念似乎并不能真切地了解。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清朝将领杨芳将收集来的妇女溺器放在木筏上，准备以此秽物破英国人的“法术”，蓝诗玲对这一行为比较困惑，她的解释是“很难确切地知道杨芳是如何断定妇女溺器的军事效力的，但有可能是考虑到妇女在儒家社会中地位低下，对杨芳来说，她们使用的马桶，对英国军队超自然力的枪炮，是他能想到的最有破坏力的武器。”这一分析距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她不了解在中国古代的巫术系统中，秽物是破除巫术的强效剂，而女性溺器则是至阴之秽物，能破一切法术、法宝。

　　如果说对女性溺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所做的解释属于误解，书中对林则徐在广东严厉禁烟的行为所做的解释则影响了事实叙述。在书中，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被简单解释为其盲目的乐观、夸口，其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的手段，也被理解成其想要迅速处理完这里的事情以便就任新职。蓝诗玲对19世纪上半期中国士大夫的政治观念与心态缺乏了解，并没有看到林则徐和他的同道们面对鸦片汹汹涌入时的焦虑，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从鸦片走私之事看出的清朝吏治腐败、人心浮动，于是将林则徐简单勾画成一个志大才疏、无意在禁烟问题上打持久战的普通政客。

　　观念的误解缘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与历史记忆的不同，也会影响对过往事实的价值判断。《鸦片战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回答茅海建在2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面对英国这个强大的近代帝国的威胁，在武力不及对手时，清朝应如何自处？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对近代惨痛历史的感同身受罢，这个问题并没有成为她的思考对象。

　　在蓝诗玲沉默的地方，茅海建自己给出了答案：日本在近代也有与清王朝相似的遭遇，德川幕府在对方的坚船利炮逼迫下，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由社会上兴起的倒幕运动，以及幕府制度被摧毁后适时出台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惟一的独立强国。相比之下，鸦片战争的亲历者，无论是道光皇帝，还是琦善、耆英、奕山甚至林则徐，在《南京条约》这样的城下之盟订立之后，都没有提出适当的变革方案，而反思者如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也同样没有拿出解决办法。因此，茅海建的看法很悲观，在鸦片战争战败之后，自命为天朝的清王朝的命运，就是逐渐崩坏，而不是奋发而获新生。

　　用日本作为参照物是不甚妥当的，茅海建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特别提出，清朝君臣所固执的“天朝”观念和朝贡体系，是这个大国在面对具有现代特征的战争、贸易与外交时刻舟求剑而终尝恶果的重要原因。而更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被欧美列强蚕食后，幕府政治已经开始崩溃，所以才会出现倒幕之后强调革新的政治，而清朝凭借其统治政策，在鸦片战争后一甲子间摇而不坠，这种国内政治优势，也是清朝君臣能够固守其观念传统的重要存在。所以，茅海建二十年前的提问，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

　　一旦涉及到对传统的反思，总不免会痛苦，在《天朝的崩溃》绪论的最后，茅海建说，“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信哉斯言。也许，正是在清王朝崩溃的残骸之上，风起云涌的“五四”才能对传统之弊进行强烈冲击、才能对现代思想观念进行强力输入。当时，清王朝的国内政治优势业已消亡，在其羽翼下得以续命的观念传统也经不起五四时代的冲击，束缚着道光朝君臣的传统，至此才失去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