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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中国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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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纪实•调查
书摘:鸦片战争的种子
2014-12-28 15:42:05 来自: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作者:张宏杰 阅读量:1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1729年颁布圣旨,禁止这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三百箱,没有成为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是惊人的。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一亿七千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Peru,现###)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二百五十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一千六百印币,一翻就是六倍多。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二分之一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的人数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官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作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二百四十多万两。

  1821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二百七十一票,反战派二百六十二票,九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五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十三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十三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两个帝国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五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十八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着作。除此之外,他还着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着《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不幸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南京条约》第二款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与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作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款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却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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