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李家路有多家妓院
　　
　　清咸丰年间，广东烟商将少量鸦片带入南昌试销，并以治病为诱使得市民染毒，以至于受害者越来越多；旧时的南昌街头上到处是赌摊，赌博方式多样，最普遍的有麻将牌、纸牌、牌九、押红宝等；扁担巷、李家路、章江门外三圣庙附近、县前街一带是烟花之地。南昌解放后，“旧时三害”——黄、赌、毒逐渐销声匿迹。
　　
　　烟害
　　
　　广东烟商将鸦片带到南昌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广东烟商将少量鸦片带入南昌试销，由于价格金贵，吸食者主要是当时的权贵，人员较少。后来，烟商为了打开销路，以治病为诱使得不少人上当，慢慢染上毒瘾，以至于受害者越来越多。
　　
　　军阀统治时期，南昌的烟馆逐年增加，而且设备也越来越讲究，分为“精室”和“统间”，均备烟具供吸毒者使用。客人一边“享受”鸦片，一边还有专门的侍从招应。除此之外，为了让权贵们享受得更彻底，“精室”里还有女子伺候烧烟、点火、捶腿，烟馆营业通宵达旦，祸害深重。
　　
　　1935年后，烟馆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统治下的南昌，对烟毒的态度是“明禁暗开”。1932年秋，当时的省会公安局曾经在贡院空地上当众焚烧了所查获的鸦片烟土，一定程度上振奋了人心。可是，没过多久，政府又对烟商们开禁了。自认为交了税属于合法经营的烟商们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当时的省府设立“特种商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运和销售鸦片，以至于南昌的烟行和烟馆犹如雨后春笋出现。
　　
　　当年，在南昌比较有名的烟行有陈瑞生、戴安瑶合伙的“集记”；张发福、傅汉斌等合开的“合记”与“同记”；张发福独资的“福记”，余某某的“协余”等。南昌街头的烟馆不下三十家，到处可见蓬头垢面的烟民。
　　
　　南昌沦陷期间，所谓的“市维持会”准设“售吸所”(烟馆)，虽然售吸数量表面上有所限制，实际上是让售吸鸦片合法化。
　　
　　抗战胜利后，烟商转入地下私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提出了“烟禁”倡议，于是烟商开始转入地下，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偷卖，表面上挂着米店、盐店、钱庄的招牌，私下里却卖烟土毒品。当时，南昌最有名的当属“厚丰祥米厂”、“晋裕祥米店”、“复丰盐号”等几处售卖烟土的米盐号，小烟贩则更多密布在阴暗角落里。其实，当时的烟商、烟馆和烟民与军、警、宪、特、地痞形成了默契。
　　
　　南昌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禁烟(毒)运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先后捣毁多个烟窟，抓获烟商、烟民，并分别给予处理。至此，南昌市鸦片毒害渐渐告绝。
　　
　　黄害
　　
　　妓院在南昌被称为“堂班”
　　
　　对于民国时期的南昌来说，由于交通日渐便利以及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原本零散的妓院变得相对集中，同时来自不同地区的妓女也开始出现，并按照籍贯地的不同，划分了地段。
　　
　　记者了解到，最初的妓院被称为“乐户”、“勾栏院”，唐代开始将妓院称作青楼，而清末、民国时期，南昌乃至江西都将妓院称为“堂班”。最初因为贫困流落街头的女性，有的人卖唱，有的人沦为乞丐，而这些人被人贩子盯上后，被拐卖进妓院。还有一些女艺人卖唱的同时也卖身。
　　
　　解放前南昌有近百家妓院
　　
　　抗战胜利后，南昌妓院争相涌现，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并出现了等级、帮别和组织制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黎传绪对南昌历史有多年研究，他告诉记者，在《南昌掌故轶事》一书中，曾经提到在抗战胜利至南昌解放这段时期，南昌有近百家妓院，妓女有600多人。
　　
　　妓院“营业”分为“卖盘”和“住局”两种，妓女大多数是人贩子从江浙一带拐骗来的幼女、少女以及农村妇女。解放前，政府专门设立了“花捐稽征处”，发营业执照，每月按等级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花捐税”。虽然私娼被当时的政府“禁止”，但她们后面都有流氓、豪绅及军、政、警当后台。
　　
　　旧时妓院主要分为四大帮
　　
　　据黎传绪介绍，当时，南昌的妓女按照原籍划分为了扬帮(苏浙籍)、徽帮(安徽籍)、袁帮(宜春籍)、本土帮。各个帮派无论是在称谓上还是规制上都不尽相同，但她们普遍居住在居民之间。除此之外，还有私娼、台基(南昌话称“卖台脚”)以及“钩台”(南昌话称“拉皮条”)等行话在妓院里流行。
　　
　　就势力而言，扬帮最有势力，这些帮派之间以及它们与本地帮之间相互竞争极为激烈，甚至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团体。正是这种地域为基础拉帮结派形成的集团竞争，严格了娼妓行业的门规和禁忌。
　　
　　扁担巷曾是高级“红灯区”
　　
　　黎传绪告诉记者，南昌解放前，胜利路一带比较繁华，这也促使妓院在周边一些小街巷内扎根。与只敢躲在阴暗角落的私娼不同，南昌当时比较有名的高级妓院主要集中在扁担巷、李家路一带，主要是“扬帮”的聚集地。袁帮和本地帮则在县前街一带营业，而最低级的妓女则散居在章江门外三圣庙附近。这些妓女年龄最大的不过三十多岁，最小的才十三四岁。
　　
　　记者查询史料发现，当时，高等妓女人数要远远少于低等妓女，中下等妓女占据妓女群体的主体地位。高等妓女在容貌、技艺方面要优于低等妓女，收费上远远高于低等妓院。头等妓女大都年轻貌美、身段苗条、穿戴整齐，多以苏州、扬州妓女为主；同时琴棋书画、弹唱歌舞等方面的技艺也都略知一二。中等妓女容貌技艺较头等妓女略输一筹，但也很会打扮，下等妓女则年老色衰，容貌一般。
　　
　　南昌解放后，黄、赌、毒现象得到坚决杜绝，妓女卖淫活动被取缔，妓院被捣毁、妓女被抓，鸨母也难逃法网。南昌市娼妓随后被肃清，由政府安排工作，其中一部分也都有了家庭的归宿。
　　
　　赌害
　　
　　旧时赌摊遍布南昌街头
　　
　　尽管赌博在旧社会也明令禁止，可在民间还是无法杜绝，甚至当权者和地痞为了收保护费，还会暗中定下默契“合约”。
　　
　　旧时的南昌街头上到处是赌摊，赌博方式多样。黎传绪告诉记者，最普遍的有麻将牌、纸牌、牌九、押红宝等。在城乡一带，最盛行的要数麻将牌，而农村则喜欢纸牌，牌九和押宝属于速战速决的赌博方式。赌摊都是分地段的，每个摊点基本上都有望风者和设局者，摊主往往给警察、地头蛇递了份子钱，在暗箱“合约”的保护下，警察绝不会在赌博时段去那里巡逻，地头蛇则保护赌摊不被外来势力侵犯。
　　
　　赌徒们倾家荡产后，纷纷走向自杀、杀人、抢劫、盗窃等罪恶道路，以至于南昌当时的治安状况非常糟糕。
　　
　　最有名的赌场位于普贤寺旁
　　
　　查阅史料后，黎传绪告诉记者，上世纪二十年代，南昌有两个赌场。一个位于普贤寺附近，赌场老板叫夏老七，是南昌县幽兰镇人，势力非常大。据说，夏老七与黑白两道的关系匪浅，虽然没有营业执照，但军警不会管他。赌场门口有四五个彪形大汉把门，对初来乍到的客人盘根问底，一般人绝对进不了赌场。
　　
　　据介绍，夏老七的赌场里各式赌具齐全，条件非常好，还有男女招待员，以及专门的捻子(团伙的意思，最典型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黑社会组织，通过武力讨债)和打手。如果赌博累了、饿了，赌场里还有餐厅、浴室、按摩室、茶座供休息，身上的钱没了还可以去赌场设的典当室。
　　
　　能够进入夏老七赌场的赌客，大多数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赌注更是各式各样，既有钞票、银元、金条、首饰，也有贵重财物。夏老七靠坐庄抽头为生，日进千金也不算多。伙计则会向赢了的赌徒讨要彩头，收入也不菲。
　　
　　此外，南昌当时还有一家相对较小的赌场，位于都司前街。不过，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两家赌场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