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的发现，使印第安人抽烟的方法传遍全世界。在东南亚，当地土着吸烟草时，偶然“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明末，鸦片抽法经台湾传入大陆，抽法上也大有改进。由于“女人是祸水”，后来有人称鸦片抽法是一个尼姑发明的，此说近乎荒唐。

　　

　　有一定治疗效果、被夸大的滋补作用以及价格昂贵，加之中国式抽法工具复杂、程序繁琐，抽吸鸦片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并流传开来。

　　

　　清代中晚期，人口迅速增加，商品流通更为频繁，但客货运输大量依靠人力而非畜力，西南地区尤其如此，不过由此带来的身体疲乏和痛苦，可以通过抽鸦片得到短暂恢复和减轻。笔者小时候听过一些老人解放前抽鸦片的原因：挑东西的时候，如果抽几口，可以不歇气不换肩，连续奔走20里；更神奇的说法是：抽了之后，连狗都追得上。下层民众的加入，使整个消费需求迅猛扩大。

　　

　　清政府早就看到社会上下争相抽吸鸦片的危害，试图禁绝，但硬的一手，是对外战争一败再败，无力对付鸦片大量涌入，于是采用软的一手。据《鸦片史》一书记载，1869年，总理衙门通过英国外交人员阿礼国向英政府提出请求：“……鄙政府希望您会请求您的政府在印度以及别的地方改种谷物和棉花。倘若两国都严厉禁止罂粟的种子，那么鸦片贸易和消费就会杜绝。根除这个大毒瘤就是英国的善行。它将会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给自己添光彩，……”

　　

　　原本这封信是要随一份秘密备忘录，通过阿礼国送往英国。但阿礼国认为事态严重，扣留了这封信。清政府等了几个月，杳无音信。

　　

　　清政府见实在无法阻止鸦片涌入，而国内除台湾和海南，已普遍种植，遂于1890年完全放开种植禁令。这下可好，进口鸦片的市场迅速收缩，中国市场的鸦片迅速“国产化”。

　　

　　毫无疑问，从土壤、地势、气候来讲，中国境内最适合栽种罂粟的是云贵川三省。事实上，在禁种令废除前，三省已大规模种植罂粟。四川农民为何热衷于种植罂粟？除了自然条件适合和吏治松懈，更重要的是其“经济理性”使然。

　　

　　罂粟的种植时间，是每年阳历11月初下种，次年4月底开始割浆取生烟，它的生长周期与小麦基本吻合，种小麦和种罂粟何者更有经济效益呢？

　　

　　重庆海关1891年的调查报告中有一份种“一石地”（所谓“一石地”，是指四川当时的土地面积计算习惯，指产出一石粮食的土地面积）的小麦和种一石地的罂粟的收益比较材料：

　　

　　如果种一石地的小麦，所需要的耕种成本为1000文钱，一石小麦可以卖7000文，利润为6000文。而同样面积种罂粟，耕种成本为7000-8000文，肥料成本为6000-7000文，总计假定为14000文。在丰年，一石地可以出产300两鸦片，歉收年份也可以出产200两，价格为每两80-120文。以年均250两产量，每两100文计算，则可以获得25000文收入，扣除成本14000文，仍有11000文利润。换言之，种罂粟比种小麦利润高过80%。通过比价，有的学者还计算出，比之豆类和玉米，种植罂粟利润更是高达2.3-39.0倍。

　　

　　高额利润使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清政府无可奈何，实行“寓禁于征”，试图通过高税收禁止鸦片。1859年，鸦片开始征税，但引发农民起义。

　　

　　过去四川鸦片市场上，质量上乘的“云土”（指云南鸦片）占领着市场，鸦片商之前都是雇佣游民挑运货物过境川滇省界，设卡收税后，鸦片商指使游民与官方发生暴力冲突，致关卡尽毁。官方立即镇压，抗征者被迫公开叛乱，他们破坏了叙府（今宜宾）以南各县。但官兵迅速来援，叛乱被镇压后分成几股，其中一股攻入四川，由绰号“李短搭搭”的李永和、蓝大顺等人分别率领，袭掠四川中部约40个繁盛州县，一直打到陕西，到1861年才平息。为平息李蓝起义，四川总督骆秉章明令将全省储备粮食全数变卖作为军饷。由鸦片贩运和征税引起的这场农民起义，实际上摧毁了四川的社会救助体系。

　　

　　在鸦片产量少、价格高时，鸦片掺假很严重——约百种以上的物质，如牛皮、牛皮胶、豆腐等，皆用作掺和物。随着四川鸦片产量提高，鸦片掺假行为慢慢绝迹。到1891年时，云土大为减少，只能占领“高端市场”，而“川土”（指四川鸦片）在质量上仍然逊色。

　　

　　据1869年上海总商会代表的报告，鸦片在四川物产中已占最前列。而《清代四川“三农”问题研究》一书提供的数据，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征收的烟土税厘约110万两，种植面积达300万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上升到580万亩，据估计，鸦片种植面积达到粮食种植面积的4.61%，分别为玉米、甘薯、马铃薯面积的64.03%、72.71%、614.67%。这一年，四川鸦片产量达到全国产量的40%，在20个鸦片生产省中排名第一。

　　

　　本地消费也蔚为壮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都《新新新闻》报道，有人戏言：“四川是数户人家有一支烟枪，而贵州是每户一枪，云南则每间房一枪。”尽管说的是民国，想来清代晚期也大抵如此。鉴于四川人口基数大，据《广益丛报》上英国驻华公使的统计，光宣之际，四川抽鸦片的人数在315万，其中17%已经成瘾。

　　

　　“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于光绪九年（1883年）从北京经上海沿长江返回四川，路过重庆时，与川东道彭姓道台谈及鸦片种植，彭道台说道：“（禁烟）急之恐生他变，缓之则吸食者日益众。如今大府亦束手焉。余谓此中华一大变，系关天运，非人力能为。”读到此处，触目惊心。

　　

　　重庆海关的调查报告也写道：“如此重要的出产一旦消灭，必然有种种深远影响，它确会威胁到全省财务平衡，它不仅会威胁到……农民，……零星收购的烟贩，一般烟商，……营私中饱的官吏，还有间接牵涉的百千万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着名的“禁烟谕旨”还是颁布了，它命令鸦片种植和买卖在十年内禁绝。

　　

　　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决定在两年内完成任务，但总督的命令被人置之不理，1909年的鸦片收成反而增加。1910年初，他再次派出4个道台和48个委员下乡查看，农民知道政府来真的了，只好服从。数百万亩土地重新种上庄稼和其他经济作物。但由于没有做好烟农的生产救助和转化工作，农村流民增加，造成社会上更多不安定因素。

　　

　　与禁烟同时开设的，是官办的成都和重庆“官膏局”，鸦片专卖，垄断经营，试图控制鸦片消费。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官膏总局”因禁烟完成被撤销。八月，一切鸦片输出被禁止。此时，保路风潮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