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毒品问题开始突显,受其国情影响,俄罗斯的戒毒工作存在许多民族特色,但戒毒成效不明显,其毒品问题一旦失控,对近邻中国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中俄作为“上合组织”两个重要区域成员国,已经就毒品问题深入开展区域安全合作,努力降低毒品问题成为影响区域安全稳定的可能性。对俄罗斯国家戒毒工作研究,既可以今后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打好基础,也可以为今后将中国科学的戒毒政策与方法推广给“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可行性探索。
[关键词] 俄罗斯 戒毒政策 强制戒毒措施
一、俄罗斯当前毒品问题现状
(一)毒品来源问题
俄罗斯的毒品问题,以“苏联解体”为时间标准,分为“后苏联时代”和“狂野90年代”。“后苏联时代”是苏联解体前的10年,当时苏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吸食毒品的人群。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战争导致了苏联民间巨大的心理创伤,在阿富汗的苏军士兵出现了大量吸毒现象,而阿富汗本身就是毒品生产国。同时,阿富汗抵抗组织还将大量毒品运入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使得苏联很多地方毒品泛滥,即使苏联最后撤军,但毒品记忆已经深深植入苏联年轻人的心里,为此后毒品大肆流行俄罗斯打下社会基础。“狂野的90年代”是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疯狂的无序状态,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毒品流行像瘟疫一样在全俄罗斯传播。1992年,由于跨境贸易和新的自由旅游政策导致大量毒品流入俄罗斯境内[1],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北方路线”——每年大约三分之一的阿富汗毒品经不同路线流入俄罗斯,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海洛因价格是中亚其他国家的15至20倍[2]。
通过“北方路线”流入俄罗斯的毒品中,除了本地消费一部分外,还有一部分流入欧洲甚至北美地区。近几年,由于中俄经济合作的深入和中国毒品消费市场的增长,一部分毒品还南下流向了中国。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北方省份从俄罗斯查获的毒品数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毒品问题的合作,特别与俄罗斯就禁毒与戒毒问题的合作对双方均有重要战略意义。
近年来,在俄罗斯对“北方路线”缉毒行动取得成效的同时,海洛因市场供应的减少,导致了新的替代毒品的增加,如大麻、罗科迪尔、汗卡(由罂粟秸制成的阿片剂)、葡萄酒(自制的安非他明)、鳄鱼(主要活性成分为二氢脱氧吗啡)和其他药物滥用[3]。此外,由于吸毒人员对不同毒品的需求和合成毒品的利润大于其他毒品,合成毒品市场也不断增长,目前全俄境内的合成毒品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荷兰、德国等[4]。而俄罗斯国内仍以小规模的“厨房实验室”制造为主,没有大规模生产的痕迹[5]。
涉毒犯罪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润,导致犯罪团伙和组织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布鲁金斯智库2016年的报告《麻醉品与民族主义:俄罗斯毒品政策与未来》指出,根据2013年官方统计数据,相关执法部门共调查了大约25万起贩毒案件,共对1100个犯罪团伙和组织进行了打击清理,并对10多万人提出了刑事指控[6]。同时,毒品过境地区和毒品主要消费城市的执法机构、法院和地方当局的持续腐败问题也非常突出。大量案件调查发现,涉毒犯罪团伙和组织不仅与当地执法部门有内部联系,甚至联邦安全局(FSB)、俄罗斯联邦毒品控制局(FSKN)也有人直接参与。例如,一些军方罪犯甚至利用军事车队在俄罗斯常规海关管制方面的豁免权,从阿富汗走私海洛因。[7]
(二)禁毒与戒毒政策制定
从本质上讲俄罗斯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管理的国家,但毒品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普京总统2002年在俄政府讨论打击毒品犯罪的会议上指出,毒品是“国家安全威胁”。相对于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诸多问题,如有组织犯罪、区域恐怖主义、地区叛乱、西方势力渗透等,毒品问题仍然在其社会的承受能力之内。布鲁金斯智库的《麻醉品与民族主义:俄罗斯毒品政策与未来》研究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国家毒品政策深受政治影响,一些政策摇摆不定,政治化色彩浓厚。从政治角度考量,俄罗斯联邦毒品控制局(FSKN)视毒品挑战为一种国家主义和证券化的挑战。因此,近年来部分退出了西方康复和公共教育的模式,并朝着依赖监禁和禁止政策的方向发展。举例可以看到,2004年俄联邦政府采取了不同于早期严厉政策的举措,使得少量持有毒品合法化,从而导致数以千计的吸毒者从监狱被释放。2006年相关改革部分又被撤回,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警方的压力,因为警方主张宽容吸毒行为导致社会上更多犯罪的发生。继而,先前携带少量毒品会被指控不当行为轻罪,后又重新变成了刑事重罪[8]。由于受到俄罗斯联邦毒品控制局(FSKN)压制,医疗机构和社会工作部门完全被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无法就科学戒毒政策的制定发出专业化声音,政策上的失利导致技术戒毒治疗被边缘化。例如,在克林姆林宫大力发起了一场关于“软毒品”合法化的辩论中,很大程度上允许安全和执法部门压制或忽视医疗和社会工作部门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声音。特别是卫生部,基本上被俄罗斯联邦毒品控制局(FSKN)和其他在康复和减少毒品需求工作中没有什么兴趣和利益的机构排挤在外。尽管宣传和治疗团体表示关切,认为由FSKN承担这一角色缺乏利益相关性和专业性,俄罗斯联邦毒品控制局(FSKN)负责制定创建跨部门的康复设施计划。布鲁金斯智库的《麻醉品与民族主义:俄罗斯毒品政策与未来》研究报告还指出,2007年全俄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国家开办的医疗诊所开展了戒毒康复计划,但到了2014年,仍然提供这些治疗服务的机构和人数不到2007年的一半[9]。
(三)外国势力的影响
受苏联与西方国家长期冷战对抗的影响,即使现在的俄罗斯,从国家领导决策层到普通百姓对西方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信任感。之前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努力成为西方国家里的“好公民”,从而被西方国家所接纳,但实际情况远非希望的那样。普京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修改,在毒品政策制定上再具有国家意志与民族特色——要求联合国发挥作用,推动阿富汗国家执法能力建设,从而最大限度截断流向俄罗斯的毒品数量;对西方国家的禁毒合作从被动转向主动,以获取更多的情报信息和行动主动权;政治上更加重视采取措施防范西方国家通过禁毒合作对俄罗斯执法部门进行势力渗透。而与中亚国家在打击毒品贩运中保持积极立场,成了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签署国,改善了中亚地区信息共享和执法合作的举措,在该区域建立国际公认的执法标准。
(四)吸毒人数统计
相比于毒品成瘾问题,传统意义上,俄罗斯民众更关心的是酗酒成瘾问题,2004年统计发现,有220万酗酒者、70万酒精相关死亡,16万人因酗酒问题导致精神问题[10]。近年来,社会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药物滥用问题上来,特别是毒品使用。由俄罗斯内务部、卫生部和联邦各主体禁毒委员会联合研究发现,在年轻人中,终身非法药物滥用的流行率高达40%。2018年共计有42.34万在册吸毒人员[11],但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实际吸毒人数可能远高于此。
对现有吸毒人员数量统计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陷入了吸毒和涉毒犯罪活动中。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中,首次吸毒的平均年龄从17岁下降到了14岁。对年轻吸毒者的调查发现,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第一次吸毒的原因,从高向低分别是:好奇心、同伴压力或从众心理、兄弟友情、家庭问题、校园问题。吸毒年轻人原先以贫困、父母离异家庭子女为主,而现在富裕家庭子女上升率远超贫困家庭[12]。
二、俄罗斯戒毒工作现状
(一)戒毒治疗体系建设
2020年11月23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2030年禁毒战略》,其中指出,基于《俄罗斯联邦国家2020年禁毒战略》,在2010-2020年期间,俄罗斯联邦在戒毒方面取得的成绩,包括:完善相关行政和立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以鼓励吸毒者通过法院判决接受药物成瘾治疗、医疗和社会康复;制定法外限制程序,限制在互联网上发布有关新型有潜在危险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制造、加工和使用手段方法的信息;俄罗斯联邦毒品情况监测国家系统已经建立并永久运作;已形成早期发现非法药物使用的机制;实施了一套旨在改善向俄罗斯联邦人口提供药物治疗援助和提高其质量的法律、组织和经济措施;药物成瘾总体发生率下降。自2010年以来,在俄罗斯联邦麻醉服务处登记的与毒品使用有关的精神障碍患者总数减少了29%,在2019中达到47.87万人,即每10万人中出现3262例[13]。根据联邦2030年禁毒战略,未来10年工作重点包括:加强禁毒活动和国家对贩毒的管制;预防和早期发现非法药物使用;减少被诊断为吸毒成瘾或有害吸毒的人数;减少与贩毒有关的犯罪和犯罪行为的数量;加强毒品贩运领域的国际合作。战略指出,在戒毒领域增强特别培训、预防非法药物滥用的先进做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优化戒毒的医疗康复手段,制定吸毒者社会康复制度。
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康复需求:俄罗斯提供药物依赖循证治疗的人权义务》报告认为,俄罗斯有一个以国营为主的药物依赖治疗系统,吸毒者如果希望寻求治疗,可以通过国家药物依赖治疗系统来寻求帮助。治疗大多是自愿的,当然符合条件的吸毒者也可以被政府强制实施治疗。这个系统基本要素和运行模式其实就是已经失效的苏联时期的酒精和药物依赖治疗制度,即使这套制度已经过时,但一直被官方所坚持,其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困难和经费困难[14]。根据2006官方数据统计,全俄共有162家大型诊所、203家药店和2060个地区护理员办公室有16000张病床,约有5300名医生专门从事药物滥用成瘾治疗工作。根据仅有的资料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这些医疗资源共治疗了390000名患者,其中97500名为吸毒成瘾者[15]。根据俄罗斯国家禁毒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俄罗斯联邦毒品情况报告》,医疗康复是在国家和市卫生系统的医疗组织中进行的,2018年毒品相关患者的医疗康复在11个康复中心(其中1个是独立的法律实体)、125个住院康复部门和67个门诊康复部门进行。2018年康复中心和部门的医疗康复全天候床位总数为3,166张,对吸毒者的需求已得到充分满足[16]。
(二)戒毒治疗运行模式
俄罗斯对吸毒人员的医学治疗重点集中在短期治疗,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住院药物治疗和随后的门诊心理咨询。美国人权观察组织2007年发布了针对俄罗斯吸毒人员的戒毒康复治疗和药物依赖循证治疗的研究报告。根据该研究报告,俄罗斯的治疗方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药物治疗为主的住院阶段:实施3-12天的住院治疗,主要根据药物依赖程度,包括使用抵制戒断症状的药物治疗、镇静剂和安眠药、抗精神病药和其他药物。第二阶段为非药物为主的住院阶段:在之后的21天住院阶段里,仍然会使用一定的药物针对抑郁、焦虑和其他症状进行必要的治疗,重点是开展心理治疗,也包括使用按摩、针灸等物理治疗。第三阶段为出院门诊治疗阶段,实施6-8个月缓解治疗,戒毒人员每3-4周进行1次血液和尿液毒品成分检查,主要实施心理治疗,部分人员仍然会使用药物治疗[17]。在俄罗斯提供戒毒康复服务的私人药物依赖诊所早些年数量不多,但近几年越来越多。俄罗斯法律禁止私人药物依赖诊所提供药物戒毒服务,但允许他们从事后续康复服务。私人药物依赖诊所大多数为商业经营,也包括小部分宗教机构提供的康复服务——为那些付不起康复费用的戒毒人员提供最低费用或免费的康复服务。根据Penza抗艾滋病基金会的调查数据统计,高达90%的俄罗斯戒毒人员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会复吸[18]。
(三)艾滋病问题
1987年俄罗斯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9],截至2018年底,累计注册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高达130多万,生活在俄罗斯的患者99.8万[20]。俄罗斯是世界上艾滋病毒蔓延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全球感染人数有所下降,但俄罗斯的感染人数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上升[21]。根据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人类福利监督局联邦预算科学研究所流行病学中央研究所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科学方法中心的数据,2011-2015年,艾滋病毒新发感染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2016年为4.1%,2017年为2.2%[22]。虽然病毒通常通过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传播,但在俄罗斯,注射方式吸毒的流行率非常高,艾滋病毒感染率高达24.6%[23]。
(四)强制戒毒措施
根据1998年1月8日“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第3号联邦法的规定,国家保证吸毒者提供麻醉援助和社会康复。麻醉药品医疗援助,包括预防、诊断、治疗和医疗康复,只有在个人自愿同意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吸毒成瘾者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被送去接受强制治疗。在下列情况下,法院将送交强制医疗:违法行为是在麻醉药品的影响下犯下的;被告对周围的人构成威胁;由于药物中毒,在不受控制的状态下上瘾[24]。布鲁金斯智库2016年的报告《麻醉品与民族主义:俄罗斯毒品政策与未来》中指出,俄罗斯于2013年颁布了新的法律,允许法院将吸毒成瘾者送去接受强制治疗。对于逃避拒绝治疗者可以处以罚款或高达30天的行政拘留。但联邦政府并没有支付任何针对强制拘留的吸毒人员戒毒康复的资金,导致吸毒成瘾者在拘留期间只能单纯依靠自身努力抵抗戒毒导致的躯体化不良反应,致使死亡率居高不下[25]。同时,美沙酮和丁丙诺啡这些广泛运用于戒毒的替代药物在俄罗斯仍然被禁止使用,戒毒者往往会接受类似“冷火鸡疗法”——强制将吸毒成瘾者锁起来,不使用或极少使用任何药物,吸毒成瘾者戒毒时的躯体痛苦程度非常高,导致戒毒的效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俄罗斯的民众将吸毒行为视为道德问题,因此执法部门对吸毒人员实施强制措施时的“过度执法”,反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五)社会组织参与戒毒工作
一直以来,俄罗斯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拒绝让非官方社会组织参与戒毒工作,即使社会组织开展一些毒品预防教育也往往被中央政府或地方当局故意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直到2013年,联邦政府才批准社会组织列入有资格获得国家支助的面向社会的合法的戒毒组织参与戒毒康复工作[26],但也被严格限制参与的形式与内容。
(六)涉毒法律建设
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康复需求:俄罗斯提供药物依赖循证治疗的人权义务》报告中提到,从1996年到2004年,俄罗斯法律对毒品使用持强烈的打击态度。如持有极少量的海洛因——0.005克以上,便将面临刑事起诉,可判处5-7年的监禁,结果导致涉毒定罪案件高峰。1997年至2000年,即使在大赦之后,全国仍有85万人因涉毒被监禁。俄罗斯于2004年对毒品宣传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将持有少量毒品的行为视为合法化,如持有1克以下的海洛因不再面临刑事指控,但其目的是支持预防艾滋病传染,而不是改变对吸毒行为的法律态度和引导公众认知[27]。联合国在《俄罗斯联邦的非法药物滥用趋势》报告中指出,2006年俄罗斯政府对1996年版本的《刑法》进行了一些修订,但幅度较小,目的是为了方便执法部门追捕贩毒者,而不是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近几年涉毒法律建设得到加强,不仅邀请俄罗斯联邦药物管制局人员,还邀请了白俄罗斯的禁毒官员参与起草了新颁布的《联邦指示》,在加强打击贩毒行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吸毒人员的戒毒政策研究[28]。
三、俄罗斯戒毒工作研究对我国戒毒工作的启示
(一)树立科学戒毒理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俄罗斯国家的戒毒政策是根据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的产物,与中国戒毒政策相比,虽然其戒毒工作的法制建设和工作理念都比较陈旧,但其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方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情况则不同,因为中国正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其目的就是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是司法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为实现司法行政改革的成功而努力变革。
戒毒工作最基本的核心是帮助戒毒人员降低复吸率,各级戒毒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树立科学戒毒工作理念,突出科学戒毒的重要地位。科学戒毒的包括两个含义:其一是科学认识戒毒工作。科学戒毒涉及法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专业知识,必须正确把握内涵,指导实践,绝对不能再将戒毒看成单一的道德问题,戒毒工作也绝对不再是“管”住人。其二是科学使用戒毒方法。科学戒毒方法有很多,但目前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彻底治疗戒断毒瘾,现有的戒毒方法还存在疗效、安全性、持续性方面的诸多问题。各级戒毒机关都要大力支持、鼓励系统内与系统外、公益性与商业性、国家项目与民营项目等各类戒毒方法的研究,发挥心理学、神经医学、教育学、药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作用,为研究更科学的戒毒方法创造积极的研究氛围。
(二)加强社会帮扶延伸,构建社会大戒毒概念
俄罗斯戒毒体系以国有医院为主,这在医疗高度集中的俄罗斯也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社区对于戒毒人员的管理存在诸多管理真空,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与此对比明显的中国就完全不同,《禁毒法》将社区戒毒(康复)的权利赋予了基层政府单位——乡镇、街道。相对于二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三年社区戒毒和三年社区康复,单从时间期限上分析,乡镇与街道开展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才是戒毒工作的“主战场”。而同时,社区戒毒(康复)工作面临着专业人才缺少的问题,甚至一些地区从事此项工作的还是临时聘用人员,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工作积极性。
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中明确提出了“以衔接帮扶为延伸”的工作思路,这为今后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专业力量向社区戒毒(康复)延伸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目前全国一些省份已经开展类似工作创新,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能。发挥戒毒场所专业特长,为社区提供管理、教育、心理、康复等方面的培训和业务指导,进一步提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作用,降低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在各种高危情景下的复吸率,从而提高本区域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是戒毒场所社会帮扶延伸的重要目标。
(三)加强对涉毒犯罪教育,降低重新犯罪率
虽然俄罗斯对于戒毒人员管理存在诸多不科学的管理问题,但在涉毒罪犯的管理工作经验方面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中国当前监狱中,涉毒罪犯比例也逐年增长,根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7月对浙江省某省属监狱入监人员调查发现,有高达23%的罪犯存在涉毒、以贩养吸或其他与毒品相关的案件被判入狱的。目前,监狱系统针对这些人员的教育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但是针对有吸毒情况的罪犯的管理与教育,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混合收监,将躯体与精神疾病高发的吸毒类犯罪与其他犯罪混押,会导致一系列高危事件的发生;二是以管代戒,吸毒类犯罪的管理与教育不同于其他类罪犯,用普通的管理与教育方法并不适用吸毒类犯罪,以管代戒的模式是不科学的;三是缺少必要的戒毒技术,目前全国监狱系统并没有开展系统性戒毒技术专业培训,监狱缺乏掌握戒毒技术的专业民警。针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今后在监狱民警中应该开展戒毒技术培训、戒毒方法研究、戒毒技术引入、吸毒类犯罪管理研究等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将大量涉毒犯罪从单纯的“改造教育”向“改造与戒治”并重的模式发展,最大限度减少吸毒类罪犯重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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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钟鸣,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毒品戒治技术名家工作室负责人,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成瘾心理治疗专委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