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阿片类药物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毒品使用，是当前欧盟范围成年人群过早死亡的一大主要原因。每年注射阿片类药物人群的药物过量致死率估计为1%~2%。总体而言，欧盟报告称有近3/4的药物过量致死是由阿片类药物造成的，2020年有66000人主要因阿片类药物滥用而接受专门治疗，占欧洲所有接受毒品戒治者的28%。而当这些人耐受性丧失，尤其是在离开戒治场所与隔离环境后，其戒断期间因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的风险反而会增加。自杀、事故和感染并发症也导致了阿片类药物滥用人群的高死亡率。在北美阿片类药物危机已然升级、欧盟主要大国推行大麻合法化的背景下，想要回避大麻威胁，维持欧盟合作的欧洲禁毒组织，如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开始在 2021~2022年推行“阿片类药物向”转型，倾斜资源片面强调现有阿片类药物滥用的致死率威胁，导致了欧盟禁毒决策的“双重滞后”。此种“亡羊补牢”之举，难以应对欧盟真正的未来毒品威胁——新精神活性物质挑战下合成大麻素的高伤害性与阿片类药物的更新换代。

　　

　　关键词：阿片类药物 芬太尼 欧洲毒品和毒瘾检测中心 阿片类药物相关致死

　　

　　就欧盟范围而言，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就2021~2022年情况来看，其毒品供应和使用无疑仍处于较高水平。据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European Monitoring Center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EMCDDA)发布的2022年欧洲毒品报告估计，欧盟当前约有8340万人(即29%的15~64岁成年人)曾使用过非法药物，且报告使用的男性远多于女性。就全局而言大麻仍然是欧盟范围内消费最广泛的成瘾性物质，仅2021年就有2200多万欧洲成年人报告使用了大麻。兴奋剂则紧随其后，是第二常见的报告类别。据EMCDDA评估，2021年有350万成年人消费可卡因，260万成年人使用亚甲一氧甲基苯丙胺(MDMA)，200万成年人使用安非他命。

　　

　　就此而言，阿片类药物的威胁似乎并不突出——2021年约有100万欧盟人口使用海洛因或其他非法阿片类药物，远不及上述数字。但EMCDDA强调，尽管阿片类药物在欧盟的流行程度低于其他毒品，却造成最高伤害：在欧盟2020年报告的药物过量致死案例中，约3/4发现了阿片类药物滥用迹象。换言之，阿片类药物滥用在欧洲造成了大多数的过量致死情况。就此而言，欧盟当前面临的毒品过量致死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危机。2021年底，EMCDDA出台了专门报告，认为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针对此“亡羊补牢”，降低其居高不下的致死率，才能减小毒品对欧盟公共卫生与公民个人健康的危害。而欧盟层面围绕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决策，实际上也正是欧盟内部各国毒品政策竞争合作现状的表现。

　　

　　

　　尽管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毒品贩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海洛因仍然是目前欧洲最常用的阿片类药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2020年报告的海洛因使用和缉获数量的减少，以及其他过境国报告的大量缉获数据说明，新冠疫情导致的跨国运输限制已经扰乱了这种毒品沿巴尔干路线进入欧盟的传统贩运路径这也有助于解释一些国家 2020年后报告的海洛因及其前体化学品数量下降的原因。欧盟成员国报告的2020年海洛因缉获量为5.1吨(2019年为7.9吨)，其中大宗的有法国(1.1吨)、比利时(0.7吨)、意大利(0.5吨)和波兰(0.5吨)。2020年土耳其缉获海洛因13.4吨(2019年为20吨)，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爱沙尼亚、荷兰、奥地利)报告缉获了4起海洛因前体化学品醋酸酐，共计920升(2019年为26000升)。2020年，零水平的海洛因平均纯度为13%~55%，半数国家报告的缉获平均纯度为17%~26%。指数趋势显示，2010~2020年，海洛因的平均纯度上升了9%，其价格反而下降了8%，可见其总体供应并未受到传统贩运路径变化的影响。换言之，传统贩运路径变化导致了各国依托这一路线的缉获量减少，但恐怕未必影响海洛因输入欧洲的总体情况，供不应求的情况并未发生。2020年各国报告的约22000起使用或持有海洛因的犯罪，正反映了海洛因多样化流动入境的可能。总体而言，毒品贸易市场现有指标表明，尽管海洛因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缉获量大大降低，但其在欧盟国家的消费总量大体保持稳定(见图1)。

　　

　　而且要注意的是，因新冠疫情而造成的毒品缉获量降低如今已被证明是暂时现象：2021年的初步数据显示，海洛因缉获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且阿片类药物原料源头的变化也预示着全球海洛因产量的重振。向欧洲输人的鸦片主要产自阿富汗。2021年，阿富汗曾宣布将禁止生产、销售和贩运非法毒品。然而迄今，这项禁令并未得到强制执行，罂粟种植仍是阿富汗许多农村家庭的基本收入来源，其种植甚至在2021年有所增加。因此，能够流向欧盟的阿片类毒品在未来短期内似乎不会减少。就长期而言，未来存在两种可能：阿富汗目前面临的严重财政问题，导致毒品种植被承认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向欧洲贩运的海洛因进一步增加；抑或阿富汗政府恪守承诺，转而严格禁止鸦片种植与海洛因生产。就前者而言，这将使欧洲的海洛因滥用愈演愈烈，而后者可能导致向欧洲市场供应的海洛因减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必须监测海洛因供应减少对毒品使用模式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减少以合成阿片类药物或其他物质替代海洛因使用的可能性。当前，在报告海洛因相关数字下降的国家确实也出现了替代药物使用的情况，如美沙酮、兴奋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滥用。除海洛因外，2020年欧盟缉获了近10000种其他阿片类药物，总量超过3.5吨固态药物、130多升液体制剂和160万片药片制剂。据EMCDDA估计，欧盟全部人口中成年人(15~64岁)使用高风险阿片类药物的流行率为0.34%，相当于2020年时有约100万高风险阿片剂使用者。

　　

　　尽管海洛因仍然是欧盟境内最常用的非法阿片类药物，也是导致大多数药物过量致死的罪魁祸首，但欧盟当局越来越担心合成阿片类药物在欧洲毒品问题中的潜在作用，而芬太尼衍生物尤其令人关注，毕竟这些药物在北美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欧盟范围内已报告有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例。从历史上看，芬太尼衍生物是爱沙尼亚最常被滥用的阿片类药物，其他国家有时也有相关报告。2020年欧盟缉获了1.5千克芬太尼衍生物，其中仅在荷兰就缉获了1.3千克。当然，现有的有限数据表明2020年芬太尼在欧盟导致的致命和非致命过量现象都有所下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欧盟范围内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威胁在减退：有迹象表明，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可能在部分欧盟国家的毒品问题中发挥着较之于芬太尼更重要的作用。2009~2021年，欧盟共检测到73种新的合成类阿片类药物，其中2021年首次报告的就有6种。2020年，欧盟成员国又报告缉获了约600种新的阿片类药物，总体缉获量大约11千克，而爱沙尼亚在两起单独的案件中缉获了超过33千克作为芬太尼前体的N-苯乙基-4-哌啶酮(NPP)。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2019年5月1日中国对芬太尼类物质实施整类列管后2021年欧盟范围没有发现新的芬太尼衍生物。然而到2020~2021年，欧洲发现了15种当前芬太尼控制措施未涵盖的新合成类阿片药物，其中包括9种强效苯并咪唑类阿片，2021年在欧洲检测到4种新的合成大麻素，足见欧洲毒品市场替代物质的更新研发速度之快。由此可见，单纯将阿片类药物滥用归咎于欧盟以外的合成药物、前体化学品流入，片面要求他国单方面加强管控，无助于欧盟合成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真正解决。

　　

　　

　　阿片类药物可以从罂粟植物中提取，也可以通过化学工业合成，本质上是激活人体大脑内阿片受体的化合物。阿片受体则是一类影响疼痛感、欣快感感知并参与人体呼吸调节的受体。常见的阿片类药物有吗啡、海洛因、美沙酮、丁丙诺啡、可待因、曲马多、羟考酮和氢可酮等，多被用作治疗疼痛及戒除其他阿片类药物依赖的药物。但如果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或缺乏适当的医疗监督用药，会导致人体发生致命的呼吸抑制症状。在过量致死的情况下，受害者的呼吸会减慢，一旦减慢到血液中的含氧水平不足以支持重要脏器的运行需要，就会发生生命危险。比如，当氧饱和度(通常大于97%)降至86%以下时，大脑就难以运转。通常情况下，此时患者反应迟钝，血压逐渐降低，心率减慢，最终导致心脏骤停。过量摄入阿片类药物后几分钟内即可引发致死症状。早在2013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世界卫生组织便已联袂推动预防药物滥用，发布了有关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专题报告，评估称与药物滥用相关的致死事件占全球15~64岁人群总体死亡率的0.5%~1.3%，全球每年有7万~10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且即便是阿片类药物使用的非致命性过量，也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脑缺氧肺水肿、肺炎、心律失常与脑部损伤，从而间接威胁生命健康。

　　

　　据EMCDDA统计，2020年欧盟至少发生了5796起涉及非法药物的过量死亡事件，这意味着欧盟全部成年人口中每百万人便有17.4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这些死亡大多与多种药物混合使用造成的复杂毒性作用有关，通常涉及非法阿片类药物、其他非法药物、药物和酒精的组合。如前所述，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案在欧盟所有药物过量致死案例中占比约3/4(74%)这突出表明了阿片类药物滥用在引发吸毒过量致死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欧盟内部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根据奥地利和挪威等一些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报告，2020年因海洛因、吗啡这类传统典型阿片类药物滥用引发的过量死亡人数有所增加，而德国、瑞典等一些国家的报告则显示相关人数有所下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的其他一些国家，传统的海洛因、吗啡以外的阿片类药物，如美沙酮、丁丙诺啡、羟考酮和芬太尼等，往往也被认为与大量药物过量致死案例相关。

　　

　　此外，EMCDDA还通过年龄分组对照研究指出，高龄吸毒者的药物滥用偏好也影响了阿片类药物的致死率。相对于其他毒品较低的过量致死者年龄层次，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者平均年龄在41岁，根据不同年龄组对比2012~2020年50~64岁年龄组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增加了82%。这反映了高风险吸毒者的老龄化趋势与随之而来的健康风险。此外，性别也被认为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在欧盟部分国家，导致其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反常增加的往往是正在服用合法处方阿片类药物的妇女，这可能与女性经期镇痛需求与产后抑郁造成的镇静药物滥用有关。在欧洲，“快克可卡因”这类街头毒品的使用主要发生在乞丐、流浪汉、寄居者等弱势边缘化人群中，其中许多人存在多种药物滥用问题，阿片类药物往往也被掺杂其中以增强药效，这种混合使用廉价毒品的习惯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人群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见阿片类药物致死并不完全指代吸毒过量造成死亡这一情况，其使用者群体用药目的与致死原因均存在复杂的差异性。欧盟当前更加需要制定应对措施，以更好地满足患有慢性疾病与隐性健康问题的老龄人口、女性等非健康人群的治疗、镇痛需求，并进一步了解更多人群的阿片类药物特殊使用倾向及其与负面健康结果的内在联系。

　　

　　阿片类药物滥用带来高致死率的另一大诱因是其往往被以极具卫生风险的注射方式来使用，从而引发伤口感染、肝炎乃至艾滋病等。吸毒者之间循环使用并共同分享注射针具的行为又进一步加大了疾病传染的危险性。历史上，海洛因等阿片类药物在欧盟许多国家都被视为与注射吸毒直接有关的毒品，而当前欧盟各国报告的所有注射毒品致死案例均涉及阿片类药物的使用。2020年，欧盟范围内只有捷克、西班牙、卢森堡和挪威明确报告称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制定的目标，即每年为每个注射药物吸毒者提供200个注射器，并让40%的高风险阿片类药物使用者接受阿片类激动剂治疗事实上，欧盟范围内注射阿片类药物人群的死亡率通常为1%~2%，这是年龄和性别相同的一般人群死亡率的5~10倍。其死亡率更高的原因固然有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本身的作用，但与阿片类药物注射使用间接相关的器械感染、交通事故、暴力案件、抑郁自杀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最后，阿片类药物滥用戒治的高风险性同样造成其致死率的提高。在新冠疫情流行导致医疗服务紧张时尤为如此。对于隔离戒毒期间的阿片类药物滥用者而言，一旦戒治服务中断或相关医护保障不足，极易引发危及生命的强烈戒断反应。而戒治完成后，其对阿片类药物的耐受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若发生复吸并按习惯照原有药量用药，极易导致药物过量。出于这些原因，欧盟倡导改善监狱与戒治机构的公共卫生环境，将阿片类药物滥用者转介给专业戒治机构，并通过所社衔接确保戒治场所和社区之间的护理服务连续性。同时，在社会上推广阿片类药物过量的急救与法律应对知识，从而使第一时间目击使用过量事件的个人能够以基本的反应判断、医疗知识和法律意识做出应急救助，从而间接提高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者的生存概率。

　　

　　

　　早在2013年，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便在其推进预防药物过量，特别是阿片类药物过量的第55/7号决议中，呼吁成员国在其国家药物政策中特别纳入预防和治疗药物过量的有效措施，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收集和传播关于药物过量，尤其是阿片类药物过量的预防、治疗与应急反应的最佳应对方案。

　　

　　来自18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估计有17.3万名戒治患者接受了阿片类激动剂治疗(2019年时该数字为17万)。其中有66000人是因主要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接受专业戒治的，占欧洲所有接受毒瘾戒治患者总数的28%。在2020年的11200名首次接受毒瘾戒治者中，有8500人(76%)将海洛因作为主要毒品服用，且均指称某种特定阿片类药物为主要的滥用对象。目前，使用海洛因仍然是欧洲DEN Plus医院系统中各类急性药物中毒案例的第三大常见原因，占到报告总数的18%。

　　

　　当前，欧盟为减少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而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致力于避免该类药物过量滥用发生的预防措施，以及旨在提高药物过量者生存概率的医疗干预。为实现这两点，欧盟要求各国在制定和实施针对毒品问题的卫生和社会对策的行动框架时，更细致地关注最合适的响应时机与应注意的事项，以尽可能减少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现象。其对策包括筹划预防药物过量使用的紧急干预措施，以及在过量滥用业已发生时专注预防致死的专业医疗方案。此外，还要通过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政策，例如提供免费替代药物和低门槛的专业戒治服务减少寻求帮助者的障碍，改善可能出现药物过量现象的人群的生命健康。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推动阿片类激动剂与阿片受体拮抗剂治疗的应用。所谓阿片类激动剂治疗，指的是以处方阿片类激动剂来治疗阿片类药物依赖的一系列治疗方法，涵盖多种特定药剂。临床研究证明：当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继续接受阿片类激动剂治疗时，阿片类相关药物过量的风险降低。如美沙酮(Methadone)或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的使用，便降低了阿片类药物依赖者过量用药的发生概率和致死率。记录显示，接受美沙酮戒治的患者死亡率不到未使用此疗法患者的1/3。当前欧盟所有国家都已提供阿片类激动剂治疗，且由于阿片类药物激动剂治疗是防止药物过量死亡的一大保障，许多欧洲国家已优先考虑拓展此类服务的获取渠道和覆盖范围。据估计，欧盟每两个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中就有一人在接受某种形式的阿片类激动剂治疗。而在欧盟部分国家，还使用纳曲酮(Naltrexone)防止阿片类药物依赖者毒瘾复发。纳曲酮是一种全阿片受体拮抗剂的缓释注射制剂，一般每月服用一次，可以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的潜在致命作用。EMCDDA认为缓释纳曲酮制剂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致死率，其在治疗期间甚至比前述阿片类激动剂的起效比率更高，但其原理和有效性尚未被充分论证，需要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确保其可用性，并由干预药物过量的专业人员适当使用。

　　

　　其次，提高药物分析技术与过量风险意识。阿片类药物往往会与其他毒品混合使用，且各类新药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毒品市场上涌现的芬太尼、苯二氮卓类药物可能导致对使用者健康的严重危害，甚至引发过量致死，而使用者本身未必能够对其滥用药物的具体成分和用量有清醒认知。故而，基于法医学的毒品成分分析鉴定技术在欧盟毒品政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EMCDDA认为，通过对缉获药物、注射器残留物乃至毒品使用者(尤其是致死案例)体内药物的识别，可以及时掌握目标药物的成分、使用量与过量反应，从而提供充足信息以设计针对该类药物过量的预防方案，为非法药物使用流行地区提供及时的公共卫生警报，减少药物过量风险。虽然药物检查服务通常侧重于娱乐场所的兴奋剂检测，但近年来随着阿片类药物过量危害性得到重视，在欧盟部分国家出现了针对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检测筛查服务，并被统合进减少伤害项目之中，作为低门槛服务向公众开放。药物筛查服务使药物使用者能够对药物进行化学分析，提供药物样本内容的具体信息以及安全建议，并在可行情况下提供戒治咨询或医疗干预。这种服务本身是多方面的，通过信息收集，既可以就市场上流行的新物质做出面向公众的警报，也可以向具体吸毒者做出预先通告来实现减少危害的目的。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减少药物滥用伤害的催化剂，可以有效防止药物滥用者不知道或低估药物过量的风险，在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群中提高对关键风险的认识尤其重要。对已知的阿片类药物滥用者进行基于体检的药物过量风险筛查也可通过识别高风险个体并向其提供定向支持来降低总体死亡率。

　　

　　再次，保证戒治服务与医护保障的连续性。前述阿片类激动剂治疗不同阶段的过量致死分析表明，相关医疗干预措施需要集中在戒治(尤其是那些服用美沙酮的患者)的前四周以及完成戒治的后四周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接受治疗者复吸并引发阿片类药物过量的风险特别大。且新冠疫情导致的医疗条件紧缺情况表明，即便是主动戒治者，也可能会因为意外情况而不得不中断甚至退出原定的戒治计划。因此，在监狱、戒治场所和社区之间的过渡期间，确保卫生服务和药物供给的连续性非常重要。就此，欧盟推动的优先事项是基于分发纳洛酮的开发干预措施。纳洛酮是一种阿片类拮抗剂，可以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的影响，通过注射(用玻璃安瓿或预先填充的注射器)或鼻吸喷雾给药。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应向任何可能见证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人提供纳洛酮。因此，确保急救人员如警察或救护人员)以及急诊室能够及时恰当使用该药剂至关重要。目前对阿片类药物过量的院前急救管理研究表明，鼻吸纳洛酮与注射纳洛酮实际上同样有效。虽然为达成抢救效果会需要消耗更多药剂，但方便携行的鼻吸喷剂可能会成为非专业人士在欧盟纳洛酮“带回家”计划(Take-homenaloxone prgrammes)中代替注射纳洛酮的首选，因为鼻吸喷剂更容易使用，且有助于当作解毒剂分发给更广泛的人群。纳洛酮“带回家”计划将过量服用风险的管理培训向可能目睹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人(如吸毒者及其同伴、朋友和家人)开放，并与广泛分发纳洛酮试剂盒的行动相结合。该计划还可针对其他潜在的药物过量第一反应者，例如与吸毒者互动的社区一线服务人员、医疗保健提供者、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监狱看守学员会学习如何在紧急医疗救助到达前识别和应对过量用药现象，并正确使用纳洛酮。欧盟各国最近释放的囚犯特别受益于纳洛酮的分发。对苏格兰项向释放囚犯分发纳洛酮的计划的评估发现，在囚犯离开监狱的一个月内与阿片类药物滥用相关的死亡人数明显减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针对同龄人和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培训干预措施，辅以带回家的纳洛酮使用，有助于降低与药物过量相关的死亡率。目前，超过1/3的欧盟国家有纳洛酮带回家”计划。

　　

　　最后，推广社会面安全措施。理想情况下，EMCDDA倡导的过量用药预防、教育和咨询干预措施，是定期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卫生和初级保健环境中提供的减少伤害服务，如提供专业戒治咨询、药物查、针头、注射器、纳洛酮分发等。但实际上大多数药物过量是发生在私人场合或非专业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且大多数注射药物滥用者目睹或经历过药物使用过量的情况。因此，吸毒者的朋友、家人既是更有可能的第一目击者，也是药物过量情况下的潜在急救人员。通过这些人际网络适当引人和扩散药物信息与过量风险认识，可能对预防过量死亡更为实际。基于此，EMCDDA推出了旨在改善目击者紧急反应的干预措施，对吸毒者的同伴和家庭成员进行过量预防、药物识别和医疗急救方面的培训，如前述纳洛酮“带回家”计划以及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的对等纳洛酮分发计划。对等纳洛酮分发计划旨在让药物使用者之间通过自愿或雇用关系成为同伴，共享彼此家庭和朋友圈的急救干预服务，利用吸毒者与同龄人以及其他可能目睹服药过量者之间的信任和关系扩大纳洛酮分发和培训的范围。但此类非专业人士提供的应急干预本质上只为衔接专业医疗救治，降低药物过量发生后初始阶段的死亡率，并不能真正防范药物过量本身。因此，在欧盟部分国家提供了可让人在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监督下使用非法药物的专门场所，即所谓“毒品消费室”(Drug Consumption Rooms，DCRs)，亦称“监督吸毒点”。这些设施为吸毒者提供了一个或固定或移动的地点来获得无菌注射设备，并在专业人员监督下安全地使用自行携带的毒品。这种颇具争议性的做法，目的是把吸毒者与专业医疗、戒治恢复等社会卫生服务直接联系起来。同时，还可以为那些在街头注射阿片类药物的边缘人群提供难能可贵的社会援助。这些人群往往缺乏亲戚朋友帮助，受到暴力威胁且卫生条件不足，只能通过这类公益设施防范过量致死问题。当前欧盟国家建立的部分此类机构还额外提供提高过量预防意识的培训，推广阿片类药物激动剂治疗和纳洛酮的使用。要承认的是，作为一种新近产生的争议措施，目前EMCDDA积累的数据证明仍不足以评估此类设施对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的实际影响。不过，目前这种干预至少能支持吸毒者采取更安全的注射行为，避免注射器循环、分享连带发生的健康风险。由于这类设施对从业人员的较高专业水平要求，以及对专用物资分发、保存、管控的难度，目前实际只有不到1/3的欧洲国家拥有一个或多个正在运营的所谓毒品消费室。

　　

　　除了针对吸毒者及其周边人员的纳洛酮“带回家”计划和“毒品消费室”以外，欧盟还致力于通过便携电子设备与互联网、GPS实现对药物过量事件的监测预报、精确定位与精准急救。一系列全新的电子健康应用程序正在欧盟各国上线，其以手机、电子手表和手环等随身设备为载体，旨在帮助用户减少药物过量致死风险，尤其方便在独自一人注射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情况下运行。例如，最近开发的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就允许吸毒者在吸毒前登录，应用程序被激活后便会要求携带者定期反馈确认安全。一旦用户未能做出及时响应，应用程序将自动发出健康警报并联系医疗机构进行紧急救治服务。

　　

　　

　　通过以上种种策略措施可以清晰看到当前欧盟层面的毒品政策正面临“阿片类药物向”转型。这是由欧盟范围禁毒合作的两大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第一，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威胁使然。近年来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情况增多，使得EMCDDA等组织确定了阿片类药物非法使用对于欧盟人口及公民健康的高危险性。第二，是刻意的政策让步的必然结果。事实上，EMCDDA在其2022年年报中承认，大麻目前仍是欧盟最为流行的成瘾物质。但欧盟主要大国的“大麻合法化”趋势，迫使欧盟通过针对性关注危害明显的阿片类物质滥用，达到回避争议，掩人耳目，渲染欧盟层面毒品政策合作积极局面的效果。就目前而言，除业已实现大麻合法化的荷兰、马耳他，法国司法机构的最高法院于2022年6月裁定，在欧盟合法生产的任何大麻二酚(CBD)产品都可以在法国合法销售;德国朔尔茨政府也于2022年10月26日推出了“大麻合法化”具体计划。换言之，法德这类欧盟大国在“大麻合法化”问题上甩开欧盟自行其是，迫使EMCDDA这类欧盟组织不得不对欧洲严重的大麻流行情况避而不谈，极力从致死率角度渲染涉及吸毒人数实际较少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从而维护欧盟各国表面上的毒品政策合作态势。而这种从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使得欧盟多数国家的毒品政策处于一个后发配合的尴尬境地：尽管EMCDDA在2021年、2022年再强调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危机与致死威胁，但目前只有大约一半的欧洲国家报告在其国家药物战略或行动计划中提到了预防药物过量的内容，且只有少数国家真正制订了具体的药物过量预防战略或计划。

　　

　　需要承认的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确实在欧盟范围内造成了远超其他毒品的生命健康威胁。因此，EMCDDA的指导意见的确具有重要价值。只不过在北美早已爆发以滥用芬太尼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且在欧洲已出现大量新的阿片类药物致死案例的当前态势下，这种决策本身已然滞后。当前，欧盟层面比较完备的应对措施，实际上仍局限于风险通告方面所有欧盟成员国和挪威都报告了药物过量风险信息，及在各自国家的急救药物分发情况，甚至还有部分国家在国内发布了不同语言版本的报告，以使移民或少数民族人口能够及时获取这些信息。且欧盟还在考虑通过新的沟通渠道，如互联网、手机应用、随身设备及时提供更多关于药物过量风险和预防的即时信息。

　　

　　就专业医疗应对而言，欧盟所有国家目前都已提供阿片类激动剂治疗鉴于此种治疗是防止药物过量致死的一大保障，许多欧盟国家优先考虑增加此类服务的获取机会和覆盖范围。就当前进度估计，欧盟范围内每两个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中就有一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阿片类激动剂治疗。但要指明的是，这类服务的覆盖范围因国家而异，在各国之中实际是不平衡的。且从医学角度来看，欧盟似乎将阿片类激动剂治疗视为急来“抱佛脚”的“救命稻草”，而忽视了美沙酮、丁丙诺啡这类“戒毒药”本身的潜在威胁。虽然欧盟号召应便捷、充分地以各种渠道积极提供阿片类激动剂治疗，但这类物质本身具备成瘾性，并且已经出现了替代传统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迹象。这就需要考虑向相关医师提供相关处方的临床指南和实践培训，并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要求医务人员或戒治服务规划者确保处方制度到位，并进行适当管控防止激动剂药物被转移给无处方者挪作非法用途，乃至成为新的成瘾药物。

　　

　　就欧盟同样寄予厚望的纳洛酮急救而言，当前超过1/3的欧洲国家会提供某种形式的纳洛酮培训和分发方案，并在国家一级制定了新的法律规定。当前欧盟社区一级针对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其伴侣、同龄人和亲戚朋友的纳洛酮分发已有上升之势。相关培训，如为经常接触吸毒者的人员准备的纳洛酮“带回家”计划在开展之中。新的纳洛酮产品--如预充注射器和鼻吸喷剂——也已经上市。其在部分国家可公开上柜销售，而在其他国家则主要通过医疗服务机构开展的相关项目获得。针对更大范围人群的对等纳洛酮分发方案则已在欧盟少数国家试行。可问题在于，考虑到阿片类药物滥用者的生命安全，纳洛在整个欧盟范围被鼓励大量分发。而这种高覆盖度，与“带回家”后的管理缺失，会对另一医疗健康弱势人群——青少年儿童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对于如此广泛散布出去的专用急救药剂，需要妥善管理其带药回家情况下的安全储存与儿童保护问题，避免未成年人意外使用，反而造成意外的生命健康威胁。这是当前欧盟层面相关决策在目标人群方面考虑的缺位之处。

　　

　　而另一项在全球舆论中颇受关注的争议做法——“毒品消费室”，可以说有着相当的迎合政治正确舆论、展现对吸毒者人群的所谓“人性关怀的考量，但就解决欧盟当前毒品问题而言缺乏实际意义。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毒品消费室”更多作为吸毒者庇护所和卫生注射器材提供点而存在，与现存社会救济和公共卫生设施高度重叠。对于新冠疫情和经济困顿下的多数成员国来说，按照EMCDDA设想为这类设施提供足够的纳洛酮及各类医疗急救物资，配备足够专业人员也存在很大难度。甚至EMCDDA也承认，难以认定这类设施能有效防范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另一方面，推广此类设施无疑有着变相容忍阿片类药物滥用的不利影响，会向吸毒者传播错误的毒品政策信息：只要不至于用药过量致死，便可以在当局支持下非法使用阿片类药物;且只有选择滥用高危险性的阿片类药物，才能够优先获得专业设施收容与医疗护理保障。当前大约1/3的欧盟成员国及欧盟外的挪威拥有1个以上“毒品消费室”，全欧洲总共有80多个“毒品消费室”在运作。其他欧盟国家目前仍在是否实施此类设施的决策上停滞不前，甚至在一些已开设毒品消费室的国家，此类设施因有悖于禁止使用毒品的现有法律而被迫关闭;而在多数国家，则因为需求较小而迟迟未能实现，毕竟为总体数量较少的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常设这样的专业综合设施，本身就会造成很大成本负担与资源浪费。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大麻向来是欧盟范围内最为流行的毒品，但2020年有1/3的欧盟成员国报告称：将大麻作为主要毒品问题，接受专业治疗的首次戒毒者比例明显下降。2021年EMCDDA的初步统计数据表明这一下降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主动赴医疗机构寻求戒治帮助的人数减少，也可能是德国等部分欧盟国家推动所谓“大麻合法化”的政策趋向所致，但也可解释为一种更为危险的情况，即疫情期间欧盟各国医疗戒治服务部门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治疗其他更具危险性的药物滥用，如致死率最高的阿片类药物滥用，而刻意忽视了大麻等其他常见毒品的戒治服务需求。换言之，阿片类药物的戒治成本之高，已经影响到其他毒品的戒治服务提供了。在疫情环境、经济困境、社会混乱的情况下，欧盟各国的医疗戒治服务部门只有先满足高危险性的阿片类药物戒治需要，才有可能腾出资源与人手应对其他毒品的戒治问题。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欧盟毒品政策的“阿片类药物向”转型如此显着鲜明。

　　

　　

　　综合来看，欧盟对于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决策出现了“双重滞后”：既在北美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后未能及时反应，又为了回避“大合法化自上而下地做出了偏向性决策指导，使得各成员国处于后发被动配合的尴尬境地。这种忽视前期科学预测，又在后期脱离实际搭建空中楼阁的做法，使得欧盟对阿片类滥用危机的应对充满了“亡羊补牢”的意味：在预防环节不促成吸毒者主动戒治，而是寄希望于周边人员做出急救反应；在治疗阶段又不注重戒除毒瘾全方面恢复健康，而是片面强调以纳洛酮、阿片类激动剂等仅对阿片类药物起效的专用手段压低死亡率。由此，也就出现了诸多立足“专门”，有悖于毒品预防与戒治本来目标的方案。无论是“毒品消费室”，还是纳洛酮的广泛分发，抑或医疗资源向阿片类药物滥用过度集中的做法，本质上都只考虑了实际居少数的阿片类滥用者这个单一群体，且片面侧重于压低药物过量致死率，未能顾及整个欧盟区域的其他吸毒人群的安全健康、禁毒工作的整体效果乃至社会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的全局。禁毒、社工、医疗等各类人员物资因此分配失衡，其他吸毒者乃至青少年儿童等人群受到的威胁也被忽视或低估。可以说，欧盟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并不擅长的渠道完成这一“亡羊补牢”的事业，如何实现同一政策在大小成员国间的同等推进、怎样推动资源调配在各地区的平等完成、如何确保各国间立法的同步统一与执行的协调一致，都是当前欧盟相关决策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也是其“阿片类药物向”转型至今仍停滞于风险通告阶段的根本原因所在。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作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研发重地，近年来向欧盟早期预警系统报告的未受管控的合成大麻素、新阿片类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欧洲本地的合成大麻素药性之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进口大麻，并迫使运到欧洲的大麻脂类药物效力显着增强。2020年时，EMCDDA就曾判断称合成大麻素将是欧盟毒品问题的主要挑战。而层出不穷的新阿片类药物种类与全新药效，也使得现有立足于纳洛酮、美沙酮、丁丙诺啡、纳曲酮等少数药物运用的急救、治疗措施难以招架。鉴于未来这些新药物流行与滥用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现下的“亡羊补牢”之举远远不足。欧盟禁毒决策须扬长避短，突破唯阿片类、唯致死率的限制，才可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新轮精神药物滥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