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疯狂”的定义是：重复做同样一件事，却想得到不同的结果。而美国打击毒品的斗争正好吻合这一点。

　　美国40年来耗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的打击毒品斗争几乎徒劳无功。唯一最明显的效果是，美国成为世界上囚犯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5%，但有过牢狱经历的人口却占全球25%)。美国国内对毒品的强劲需求，吸引了全球性的犯罪组织不惜极端暴力的手段追逐同样极端的暴利。

　　在过去多年中，美国打击毒品的斗争引发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反复呼吁，他们吁请政府对忽视供求法则的反毒品战略进行严肃反思。

　　采取中间立场的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发表名为《反毒品战争的失败》的报告，称美国滥用毒品现象在过去几年间未见减少，“毒品零售价格的降低，反映出打击毒品供应的斗争了无成果。”

　　该报告指出，南美的可卡因产量近年来居于历史高位。

　　布鲁金斯学会与其他智库类似，没敢直接建议政府彻底修改此前的反毒政策。美国以往花费数十上百亿美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铲除毒品作物，相比之下在瘾君子康复计划上的投入则微不足道。事实早已证明，上述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美国反毒品斗争可能重蹈昔日禁酒令的覆辙。本周正是美国禁酒令宣告终结75周年纪念日。现在的观点普遍认为，当年的禁酒令是一场社会悲剧，是代价巨大的政府干预失败。

　　2002年，一线经验丰富的警官、法官、戒毒机构、监狱官员和其他人士联合成立了美国反禁止执法机构(LEAP)。该组织认为，打击毒品犯罪和暴力的最好途径是将毒品合法化，像现在管理酒精和烟草的方式一样进行管理。

　　“我们曾废除过(酒精)禁令，我们现在可以再次废除禁令，”该组织创始人之一的Terry Nelson于12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我们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从私酒黑帮到贩毒集团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有艾尔.卡彭(Al Capone)等私酒黑帮大发横财，他们在我们的街头枪战火并，”Nelson表示，他曾在政府供职32年，在美国境内和拉美进行打击毒品斗争。

　　“现在从我们禁毒法令和全球禁毒活动中获利的有犯罪黑帮、贩毒集团、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种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因果关系是如此明显，美国国会在9月也通过一份决议案，其中表示1933年取消禁酒令是以“一种透明、有效的销售体系”取代了有组织犯罪的“严重泛滥”，为政府带来巨额税收，扶助了疲软的经济。

　　这正是毒品合法化活动人士期待得到的目标，他们中的部分人士认为，今日严重经济危机和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类似性，会为他们毒品合法化的倡议吸引到更多的支持。

　　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A.Miron表示，毒品合法化带来的预算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他估计毒品合法化将为美国经济每年注入768亿美元，其中包括节省441亿美元禁毒执法经费，并从有监管的销售中取得至少327亿美元税收。

　　Miron在2005年发布过一份关于大麻合法化带来预算影响的研究报告。当时那份报告得到超过500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及乔治梅森大学的史密斯(Vernon Smith)。

　　现行禁毒政策的倡导者以布什总统旗下的禁毒指挥官John Walters为首，他们从不愿讨论放开毒品的效益等式。Walters指挥下的国家麻醉品控制政策办公室打着道德的旗号一意孤行，周而复始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但美国并不是在毒品政策上唯一一个以理想主义取代理性分析的国家或机构。如果你愿意相信联合国的声明，“杜绝毒品的世界”一定能实现，禁毒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1998年时，联合国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曾预期，因“需求会明显减少，再配合政府的禁毒措施”，到2008年时，古柯作物、大麻植物和罂粟将会被完全铲除，或者大幅减少。

　　现在，时钟正滴滴答答走向2008年12月31日的午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