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到1995年，将在美国实现“没有毒品” (a drug-free America) 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禁毒问题被正式列入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社会政策议事日程之中，因而也使它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8年间（1993 —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禁毒问题上几经反复与波折，禁毒政策摇摆不定。尽管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中联邦政府的禁毒专项拨款持续攀升上扬，截止到2000年，该项专款已接近创纪录的年20亿美元。但是,“没有毒品”的目标不仅无法实现，相反，毒品问题变得日趋棘手与复杂化。根据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 季刊提供的统计数字，在1980年，美国每天有大约50,000人因违反毒品法而被捕入狱。但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了8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000人。 这些高昂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引起了美国社会朝野各界对“没有毒品”目标的强烈质疑。本文将对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在禁毒问题上的施政变化以及目前美国毒品问题的发展特点等进行分析。

    一、 克林顿政府在禁毒问题上的施政变化

    克林顿政府班底中的很多人都是战后生育高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成长于美国社会毒品问题严重恶化、政府与公众舆论对吸毒行为高度宽容的五、六十年代。克林顿总统本人在1991年的总统大选中也曾公开承认，他自己年轻时曾“尝试过大麻”。对于如何看待和解决美国现实社会的毒品问题，克林顿总统本人显然更倾向于自由派的理念。他上任后在毒品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举削减了83%。 虽然他在解释采取这一“捣毁性”举措的理由时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竞选中提出的关于要将白宫工作人员减少25%的承诺。但是，舆论界普遍认为，克林顿对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如此大动干戈，反映了他本人对吸毒问题的轻视和“宽厚的容忍”态度。 此外，他也希望借此向公众表明，他的政府对布什总统任期内加强联邦政府在禁毒工作中的影响与作用的作法持否定态度。不仅如此，克林顿还多次对有关下属表示：“应当设法减少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众对毒品问题的过高的注意力。”

    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竭力弱化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政策还表现在他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任命事宜上。克林顿上任之后，提名原纽约市警察专员李· 布朗 (Lee Brown) 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主任，该提名很快即被参议院批准。然而，克林顿却将此事搁置一边，足足拖延了3个多月才予以正式任命。这造成了该办公室3个多月间因无人统领而使日常工作陷于停顿。另外，克林顿不顾党内众多幕僚的反对，坚持提名以主张毒品合法化出名的原阿肯色州卫生专员乔伊斯琳·埃尔德斯 (Joycelyn Elders) 出任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虽然毒品控制问题并不在埃尔德斯女士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她却在1993年12月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早餐会上公开表示：“我感到如果麻醉品被合法化，我们的犯罪率会大幅度地减少。” 政府负责医务工作的主要官员如此露骨地鼓吹毒品合法化，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克林顿总统本人以及其政府中重要官员在毒品问题上的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禁毒问题缺乏责任的信口开河，不仅使作为联邦政府最高一级毒品控制领导机构的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的工作陷于尴尬和被动，而且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向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毒品贩子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由于吸毒与购买毒品乃至贩毒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对吸毒行为的宽容也就意味着对贩毒行为的默许或认可。因为，没有毒品也就没有吸毒；有了吸毒就必然会有人贩毒。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因果公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第三个年头1994年2月，美国市场上可卡因的供应量比1991年增加了15.8%，价格下降了11.6%。 另据美国EIC（EIpaso Intelligence Center） 提供的统计数字，1995年， 仅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截获的偷运至美国的毒品数量就比3年前的1992年增加了近1/5。 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对美国的毒品走私活动均比3年前有所增加。在美国国内，最明显也是最令美国公众担忧的后果是，美国青少年使用毒品的情况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几年间迅速恶化。美国全国毒品使用状况调查组织1995年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12——17岁的年轻人中使用大麻的人数在克林顿执政后的4年内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中，被调查的高中3年级学生中在一个月内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的人数从1992年的11.9%上升到了1995年的21.2%；同一时期，初3年级学生中同类人数的比例也从3.7%上升到了9.1%。

    这些统计数字和调查结果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等美国主要报刊上披露之后，引起了美国公众和许多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和不满。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参议员鲍伯·克里公开表示，如果克林顿政府不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他将在1995年7月撤消对这个办公室的所有财政资助。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今日美国》、CNN等美国许多重要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或播出访谈节目，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毒品政策。CNN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甚至指责克林顿政府是在“拿美国青少年的生命和美国的未来作他的毒品政策实验”。

    面对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毒品问题的日益严峻，加之即将来临的1996年总统大选年的政治需要，克林顿不得不开始对他第一任期内的毒品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1995年初，他解除了积极主张使吸毒合法化的乔伊斯琳· 埃尔德斯女士的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的职务。1996年1月，在他每年一次的在国会两院发表的阐明其未来内外政策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首次对美国人民公开谈及禁毒问题。他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毒品的危害，帮助他们远离毒品。因为孩子是美国的未来。”他表示，他将提出一项“有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缉毒预算”，并呼吁国会和美国公众同他一道“作出一种开创性的努力，与恐怖分子、国际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造成的邪恶的新威胁做斗争。” 他的这番由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现场直播的讲话博得了在场议员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96年3月，克林顿任命退役将军巴里·迈卡弗里 (Barry McCaffrey) 接替行事谨慎、缺乏魄力的布朗，出任新一任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迈卡弗里曾任美军驻巴拿马南方军区司令，他直接参与、指挥过著名的联合军事扫毒行动“摧毁高炉行动”，是美国国内外知名的反毒品强硬派人物。克林顿的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他将改变第一任期内他的政府在禁毒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状况，并将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比较强硬的姿态。

    与周边国家合作禁毒一直是美国打击毒品走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乔治·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曾实施过著名的“贝内特计划”，试图“将毒品御之于国门之外”。为此，布什政府不惜拿出十几亿美元，支持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禁毒努力，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参与与邻国的联合扫毒行动。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拉美国家从事毒品原植物种植与加工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同时，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毒品输入也明显下降。然而，克林顿上台之后，美国与邻国的联合禁毒工作几乎停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对美国的毒品走私活动迅速回升。仅1995年一年，美国在美墨边境缴获的偷运至美国的可卡因就高达4.1吨，是1992年的3倍。

    迈卡弗里将军上台之后，首先致力于全面恢复美国与拉美国家特别是临国的禁毒国际合作。1996年7月，由迈卡弗里亲自起草的一份有关墨西哥在扫毒问题上未与美国紧密合作、禁毒指标未达到美国的“年检”要求的报告提交到了美国国会，并迅速得到了众参两院的支持。按照1990年2月由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五国签署的《卡塔赫纳协议》中的规定，五国应严厉控制和打击毒品的生产、加工、交易；五国不仅要在联合禁毒方面密切合作，而且将把经济贸易合作同扫毒效果联系在一起。 同年4月，当该协议送交美国国会进行批准时，参议院以协议中缺乏约束性措施为由，单方面提出了一项“年检”条款。该条款规定，每年由美国牵头，对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评估。如在“年检”中发现有关国家未达到美方规定的禁毒标准，美国将停止向该国提供禁毒资金援助，并将对该国实行贸易制裁。 为此，美墨两国舆论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威胁。一时间，两国关系陷入高度紧张状态。最后，克林顿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他借1996年秋季访问墨西哥之际，说服塞蒂略总统向美国国会“低头”，承诺将大力改善和加强与美国的禁毒合作。从而避免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美墨之间的贸易大战。

    美墨之间围绕着禁毒问题的这一激烈冲突，表面上看是美国国会单方面提出的“年检”规定符不符合国际惯例之争，但实际上是担任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的迈卡弗里禁毒理论的一次实践。迈卡弗里是乔治·布什总统“欲禁毒，就必须御毒品于国门之外”理论的坚决拥护者。他认为，拉美国家对美国毒品市场的连年“倾销”是美国社会毒品泛滥的主要根源。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使美国的毒品问题有一个显著的改善，最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堵住毒品的来源。与此同时，美国不惜以毒品问题来牺牲与一个重要临国的贸易乃至政治关系，这足以显示了克林顿政府试图彻底改变其以往的在禁毒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决心。

    在克林顿执政的第二任期内，他的政府一改在打击毒品问题上以往的消极、懈怠、无所作为的态度，实施或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的打击、限制毒品泛滥的法律或行动。1995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最后一分钟强制性地取消了邀请竭力主张毒品合法化的欧洲代表参加由世界银行发起的在纽约举行的毒品问题大会；同年12月，在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问题会议上，美国代表拒绝在含有“应学会与毒品共处，而不是消灭毒品”内容的会议声明上签字；1996年2月，主要由来自拉美国家的一些可卡因专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名义提出了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允许适度地使用可卡因，不仅危害很小，而且还可能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与经济有益。该报告出炉后，美国国务院立即致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该组织同意以其名义发表这项报告，这将会极大地影响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合作。迫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压力，这项主张允许适度使用毒品的报告最终被禁止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名义发表。

    在美国国内，克林顿政府除了积极推进已有的联邦禁毒立法的实施外，他还以行政措施的方式对各州的有关禁毒立法进行制约。1996年初，克林顿正式签署了已被搁置近3年的《联邦公路拨款法修正案》，要求各州在两年内通过法律，对违反任何一项毒品法规者处以吊销驾驶执照6个月的处罚，吸大麻者亦在处罚之列。拒绝实行这一立法的州，将从1996年10月1日起的9个月中失去5％的联邦公路拨款。 1997年，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部门的积极协调、配合下，美国国会通过了《银行保密法补充修正案》。该修正案中规定，银行须向执法部门通报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交易，或者每年多于10万美元的系列交易。以此控制非法组织特别是毒品走私集团的洗钱企图。

    除了加强立法之外，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增加拨款的方式积极推动地方特别是社区的有关的禁毒措施的实施。其中比较著名与成功的措施有：（1）预防青少年饮酒计划。青少年一直是美国毒品犯罪的“高危群体”，而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初中生的饮酒特别是酗酒通常是滥用毒品的重要诱因。所以，预防青少年饮酒是美国防止青少年滥用毒品的重要的一环。不仅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均规定了具体和严格的售酒、饮酒规定，而且社区、学校都把预防青少年滥用酒精当成管理、施政中重要课题。克林顿第二任期的4年中，仅用于支持防止青少年滥用酒精计划的专项拨款平均每年就达5千多万美元， 这个数字是1991年的3.3倍。 （2）工作场所、社区无毒品计划。为了将工作场所和社区变成安全、无毒品的场所。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起在麻醉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下设立了一个小组，该小组由联邦、州政府人员和社区代表组成，其运作方式为：委派警方人员定期到社区及重点单位了解毒品问题状况；社区居民代表将则警方通报社区内治安方面的隐患和漏洞、贩毒者的藏身处、社区内的毒品交易地点等，以供警方采取行动时参考。另外，警方有义务向公司雇主提供相关的禁毒知识以及行之有效的毒品防治范本，以协助雇主应付本单位的可能的毒品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密的警民结合式的反毒品计划。 （3）“远离毒品计划”(stay away from drug)。该计划实际上是一项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的在美国监狱内实行的戒毒计划。但是，由于它是一项政府专为下层吸毒者所设计的计划并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有效实施。1997年初，克林顿政府的麻醉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开始积极介入这项计划的实行。据报道，1997年——2000年的4年中，参加“远离毒品计划”的服刑人员中，约有80%的人转变为“有生产力的纳说人”。该项措施的成功，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赞扬与肯定。

    克林顿执政的8年间，美国政府的禁毒政策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从无所作为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和调整。尽管这一调整是在吸毒问题急剧恶化、国内舆论纷纷要求以及竞选连任等政治因素的促成下开始和实施的，其本身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并明显地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和非连续性等特点，具有强烈的急功近利色彩。但无论如何，这些政策调整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美国社会毒品泛滥的作用。综观美国毒品问题的现状，不难看出，它依然是矛盾重重，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二、美国毒品问题发展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毒品问题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值得重视的特点：

    （1）青少年吸毒现象大幅度回升

    青少年一直是美国毒品犯罪的“高危群体”，他们在吸毒群体中一直占有很高的比例。以美国人使用最多的大麻为例，70年代中期，在吸大麻上瘾者中，16－30岁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为68％。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于政府大力普及禁毒教育和新闻媒介的反毒宣传以及爱滋病传播的威胁，青少年吸毒者的人数明显下降。以可卡因的使用情况为例，1985年美国青少年中服用可卡因的人数为840万人，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则减少到了不足400 万人。然而，进入90年代后，美国青少年的吸毒情况再度恶化。《今日美国报》1995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991至1994年间，美国16－30岁的青少年吸毒者人数增加了89％，从占人口总数的0.44% 上升到了0.8%。 美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的严重回升与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青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这一代青年人成长于债务危机、家庭破裂、种族关系紧张、环境状况恶化的七、八十年代，他们也是美国第一代“胸前挂钥匙”或“核心家庭”的孩子。不仅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父母分居或离异，要么是双职工。这些不利的社会与家庭因素使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精神与情感上的严重“先天不足”者。当这一代人走出校门加入劳动大军的时候，又正值经济衰退和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裁员时期。据统计，1990年——2000年期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男性，其起薪平均下降了大约23％；由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组成的家庭的平均税后收入下降了32％；1997年，大学毕业生中有近1/5的人因得不到学以致用的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去从事一些根本不需要有大学文凭的人来干的工作，这个数字是8年前的2.8倍；青年中买不起住房的人数急剧上升。1987年，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21％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10年之后的199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3％。90年代以来，美国有大批中青年中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被解雇。1990年——2000年间，有近80万名中青年中层管理人员丧失了自己的位置。由此可见，目前美国青年吸毒现象的回升的确不是偶然现象，它与近年来美国经济扩张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滑坡有着密切的关系。

    （2）吸毒低龄化趋势迅速发展

    吸毒人口趋向低龄化是美国吸毒问题中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特点。《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1994－1997这4年间，美国14－17岁的青少年吸毒人数增长了98.6%。1994年，中学毕业生中有34％的人至少吸过一次大麻，而到了1997年，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41.7%。 导致美国吸毒现象低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二点：第一，近年来社会对校园毒品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主要表现在警方打击校园贩毒活动的力度不够，使校园成为贩毒的主要场所之一。纽约州检察机关对所属地区的两万所中学所作的调查表明，有43％的学生说，他们曾亲眼见过学校里有人贩卖毒品。由于美国没有对青少年的毒品犯罪规定刑事责任，贩毒分子则利用这一点，常常高价雇佣青少年为他们贩毒。第二，开始于70年代初期的“向毒品宣战”运动的失败，使得美国的一些中青年家长对毒品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主要表现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子女接近或尝试毒品存在一种比以往更为容忍的态度。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全美合作禁毒委员会对洛杉矶70所学校中的近6000名中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40％的洛杉矶学生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尝试毒品；45％的学生表示他们将来有可能会尝试毒品。该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伯克(James E. Burke）认为：“由于这种态度将会导致行动，因此，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吸毒者行列。”

    （3）毒品合法化呼声加强

    毒品合法化之争在美国由来已久。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禁毒行动所付出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由于那些毒性更强、价格更高、对人体危害更大的毒品新品种的不断问世并广泛流传，由于“没有毒品”的目标距离现实的美国社会越来越远，因此，公众对禁毒的可行性产生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怀疑，主张使毒品合法化以及“应学会与毒品相处”的声音便不断加强。

    1998年2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林德·史密斯中心(Lindesmith Center)（该中心是位于纽约市的一个毒品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伊森·纳德曼(Ethan A Nadelmann)的一篇题为《理性的毒品政策》(Commonsense Drug Policy)的文章。文中历数了过去2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政策特别是“向毒品宣战”行动给美国社会乃至毒品问题本身所造成的巨大负面作用。他的分析归结起来有以下5个方面：第一，他认为过去2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政策导致了比毒品本身的危害更大的后果——暴力和犯罪。由于毒品被宣布为非法，毒品的唯一来源便是黑市交易，这导致了毒品价格的上升。昂贵的价格使吸毒者不得不靠抢劫、卖淫甚至谋财害命等各种犯罪活动来支撑吸毒行为。而贩毒的巨额利润又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毒品买卖。当毒品交易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时，由于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便只有使用暴力。目前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罪犯中，有近1/3的人是因涉及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被投入监狱的。因此，如果使毒品合法化，将毒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那么，与毒品问题有关的犯罪和暴力也将随之减少。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将海洛因的上瘾者视为病人而非罪犯，政府医院向上瘾者供应海洛因，严格控制剂量并进行心理治疗，结果海洛因的上瘾率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第二，他认为，禁毒行动导致了毒品品种的增多和毒性的增强。毒品问题的发展规律表明，禁毒越严，毒品的品种就越多，毒性就越大。因为，当制毒和贩毒成为一种违法和风险极大的行为时，制毒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生产出剂量更小但毒性更强的毒品品种，而贩毒者也必然会去选择那些体积小、含量高、赚钱多的毒品去贩卖。可卡因、快克等对人体危害巨大的毒品的出现与禁毒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使毒品合法化会阻止出现新的毒性更强、危害更大的毒品品种。第三，禁毒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每年有数以百亿的美元流入境外贩毒集团手中。同时，美国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巨额专款来实施禁毒计划。2000年。此此专款已达180亿美元，比1977年增长了近20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此外，由于毒品的生产和贩卖基本上被犯罪集团所控制，形成了一种庞大的“黑色经济”，美国毒品经济的产值目前已达年4000亿美元左右。同时，制毒、贩毒的各个环节无不靠金钱铺路，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滋生。因此，如果使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省掉政府的禁毒开支，消除禁毒带来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可以对毒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依法管理，课征销售税，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可以把这些钱用于加强反毒教育和治疗吸毒病人的工作上，以达到控制毒品的目的。以美国禁酒失败的历史为例，1919年美国曾发布禁酒令，但由于在实践中禁而不止，政府便在14年后的1933年废除了禁酒法，改为控制销售，课征销售税。今天，美国虽有众多的饮酒者，但酗酒着却并没有因此而上升。第四，禁毒常常导致对公众的自由与权利的侵犯。他认为，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无权以逮捕、惩办等强力手段来干涉像吸毒这样属于个人自由范畴的行为。即便是贩卖毒品，毒品交易也是一种“无受害者犯罪” (victimless crime),因为毒品的买卖双方是两相情愿的。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为取得证据，常常要依靠诱捕、窃听、监视等非常手段，这些手段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因把握不当而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正当权利，经常使美国的司法制度和执法机构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如果使毒品合法化，这些问题会随之消失。第五，禁毒导致了与临国关系的不必要的紧张。8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了与邻国的禁毒合作，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美国向哥伦比亚等国提供的反毒援助已达十几亿美元。美国也曾多次出动军队参与邻国的扫毒行动。但是，这不但没有赢得有关国家的友好回报，从根本上解决毒品输入美国的问题，相反却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纷争。美国同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等国的关系一再出现紧张。如果使毒品合法化，将毒品纳入市场经济，那么毒品的进出口问题自然会在供求关系的调节中得到解决，无须政府去进行干预，毒品输入引起的外交纷争也就迎刃而解。

    该文发表后，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着，反对者均大有人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来自全美禁毒合作委员会(Partnership for a Drug-Free America) 主席詹姆斯·伯克。在同样发表于1998年2月号《外交》季刊上的一篇题为《危险的处方：触发一场毒品使用流行病》（Dangerous Remedies: Triggering an Epidemic of Drug Use）的反驳文章中，伯克指出，纳德曼的文章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会导致美国年青人更加随意地滥用毒品的激进的个人主义论调。”他警告说，如果政府采纳纳德曼的建议，“承认毒品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因而要“学会与毒品相处。”那么，“将会使美国的司法系统在毒品滥用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任毒品在美国社会的肆意蔓延，这对美国的未来将是悲剧性的，将会把整个美国带入堕落、退化的深渊。”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伯克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与纳德曼截然不同的反映美国毒品问题现状的统计数字。他指出，实际上，过去2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政策在减少毒品使用和阻止暴力犯罪方面——在绝对值和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较来说——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例如根据“美国全国家庭使用毒品情况调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与1985年相比，1996年美国经常使用毒品的人数减少了大约10,000,000；可卡因的使用者下降了70%，减少到了4,000,000人。 伯克同时指出，虽然成人使用毒品的情况达到或几乎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点，但在青少年中人数则有上升的趋势。如果这一情况得不到扭转，“21世纪的美国将会出现一场更大规模的毒品流行病。”

    虽然近年来主张使毒品合法化的声音在美国社会不断加强，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公众中赞同这种主张的人数仍然处于劣势。13年前的1988年，《华盛顿邮报》曾在全美就毒品合法化问题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支持使毒品合法化的人占11％。9年后的1997年，《芝加哥问询报》就同一问题进行了一项新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支持毒品合法化的百分比为14%,七年内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很难形成使毒品合法化的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毒品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和禁毒难度的不断加大，赞同毒品合法化的人数还可能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大麻的解禁问题上，解禁派的看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司法机关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松动。目前，美国已有十几个州特别是美国的第一人口大州加州，几年前已经通过了有关法律，规定个人吸大麻为合法；私藏大麻只是一种不端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毒品问题虽在某些阶段因政府政策的变化与调整而有起有浮，但其基本状况和总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的吸毒问题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还只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民区中的问题，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开始将毒品推向全社会。纵观美国毒品问题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毒品是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逐渐蔓延开来的。同样，美国社会目前吸毒问题的变化与特点也明显地带有80年代末以来经济形态与社会思潮剧烈变革的印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开始逐步由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信息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信息与知识的加工与传播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之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并被广泛应用。这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知识的生产与利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的主体——人越来越牢固地束缚在科技与技术的时空当中，使人成为科技与机器的奴隶，导致人性逐渐发生异化。与此同时，信息、数字、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消费经济的发展。消费经济的膨胀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道德观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心目中日益淡化，享乐主义之风日趋盛行。享乐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凡是心灵中出现的欲念都要试图去加以满足。相反，任何企图控制自己的感官、心灵的人，都被认为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因此，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蔑视乃至唾弃父辈们的社会、宗教、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吸毒作为一种反禁锢、反道德、反法律的越轨行为，它不仅与享乐主义的价值定义完全吻合，而且，毒品可以帮助吸毒者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体验神奇的力量”，使人们去经历超脱世凡的“美妙幻游”，等等。因此，吸毒便成为一些美国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打开 “享乐”之门的钥匙。目前，在美国的一些大、中学生中公开出来鼓吹吸毒的“神秘体验”，宣扬吸毒给人带来的美妙感觉的现象与十几年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加。

    毒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就美国的吸毒问题而言，在其由个别行为发展成群体行为，由医学意义的药物滥用转化为瓦解社会体制的因素的过程当中，社会经济与社会思潮对它的影响从来都是最为巨大的。从这个判断和视角来看，本文认为，目前正处在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思潮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剧烈变革与重塑过程当中的美国，其毒品问题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政府无论采取何种禁毒政策，都必将会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