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是欧洲大门，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国土1/3在海平面以下。荷兰以务实的思想保证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力量，修筑堤坝，挡住海水。1970年以来，荷兰人已经把这种精神提升为一种艺术，以处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堕胎、妓女、同性恋，当然还包括毒品问题。

官办大麻咖啡店

　　33岁的荷兰商人埃里克?波士曼住在阿姆斯特丹，每天骑车从公寓到一个小咖啡店上班。咖啡店在时髦的卡尔瓦斯特拉区旁的一条小街上，名叫De Dampkring, 大意是“雾蒙蒙的空气”。由于一进门就有印度大麻浓郁而苦甜交杂的香味弥漫过来，这个名字倒十分合适。在这你能买到最多5克的大麻或大麻制品，有一个单子供人挑选，上面全是异国情调的名字：佛妹、雾湿婆、白寡妇、撒哈拉、超级坡伦、哈桑国王和黄色黎巴嫩。单子还列有适宜室内、室外、溶液培养和生物培养的各种麻醉品种子，并详细说明麻醉品的香味和药效——半醉的、迷幻的、高醇香的、全醉躺倒的等等。

　　荷兰允许开大麻咖啡店已有25年历史，De Dampkring是一个典范。在荷兰812家咖啡店中，De Dampkring是一家政府知情、法律允许的大麻咖啡店，是荷兰政府通过一家私人新闻机构向澳大利亚记者推荐的咖啡店。

　　90年代末，经过两年的竞选，De Dampkring因其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阿姆斯特丹的“大麻杯”。开店16年，De Dampkring的品质越来越好，它的顾客有外国游客、当地警察、外科医生、律师以及波士曼65岁的婶婶。波士曼说：“为治风湿病，婶婶每天都吃太空饼（一种含有少量大麻的食品）。过去因为疼，她每天睡眠只有3-4小时，现在她每天睡8小时，她的医生也注意到了她身体的好转。”

　　而且，波士曼的婶婶将不用每天去她外甥的咖啡店买太空饼。2001年10月，荷兰通过法律，成为继加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允许医生给病人开大麻做药品的国家。药商也将获得供货权利。荷兰卫生部医用大麻管理局将监督大麻的生产、质量保证及分销。

极乐片生产国我行我素

　　荷兰人认为道德谴责并不能代替好的政策。必须寻找最好的办法去降低这类社会问题的危害，而不仅仅是减少对边缘人群的危害。正如荷兰司法部最近所说：“我们的原则是法律程序对社会的伤害不能超过犯罪本身。”具体到毒品问题，这一哲学要求开展广泛的教育运动，不鼓励使用毒品，对毒品的危害体提出警告，并提供一套完整的治疗和预防的办法。

　　从1976年开始，荷兰把毒品分为硬毒品和软毒品。硬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它们对公众健康构成难以承受的威胁；软毒品如大麻。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有管理的出口，减少人们接触街头软硬毒品贩的机会。这样还能集中有限的警力面对极大的贪污和有组织的犯罪。以去年为例，荷兰政府缴获了40000公斤大麻，66000株印度大麻和550万片极乐片。

　　虽然从技术上说进口、出口、生产、收藏和销售非法毒品都是犯罪，但荷兰政府也给与De Dampkring这样的咖啡店特殊许可，让他们在一定的、严格的条件下销售少量的软毒品。条件包括不许销售硬毒品，不能给周围邻居带来不便，每人每次购买量不超过5克，严禁卖给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等。荷兰的《鸦片法》还区分了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储藏少量毒品和商业目的的收藏毒品。因此荷兰人很少因为个人使用和储藏少量毒品，不管是硬毒品还是软毒品而带来法律方面的麻烦。

　　阿姆斯特丹大学毒品研究中心主任彼得?科恩是荷兰毒品法改革的领导人之一，他说，“系统地寻找另一种方法”是典型的荷兰做法。“运用荷兰法律系统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免于起诉（除非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建议不要逮捕吸食大麻的青少年，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想在他们有可能放弃吸毒的情况下抓他们，监禁他们，然后由此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决定寻找另一种方法。”

　　这一宽容的政策激怒了荷兰的邻国，因为很多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年轻人跨国去荷兰的咖啡店，法国总统希拉克走得更远，骂荷兰是“毒品国家”，认为荷兰的毒品政策超过法国的核试验，是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胁。

　　荷兰人坚持了他们的典型态度，礼貌的倾听，同时承认他们还存在缺点，比如承认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极乐片生产国，然后我行我素。他们相信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根据荷兰卫生部的数据，在合法化后，荷兰经常使用大麻的人上升，开始使用的年龄逐渐下降，这与其他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一样。但总部设在葡萄牙的欧洲毒品和吸毒者检测中心和阿姆斯特丹的调查显示，在青春期第一次尝试之后，荷兰长期的吸食大麻者开始稳步下降。国际比较更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实行合法化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因为是荷兰的邻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也比英国和美国少。

　　还有一个例子是瑞典。前几年瑞典仿效美国的处理方法，宣布使用毒品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和美国一样，在瑞典抽一支大麻叶卷烟也要被判刑）。虽然瑞典使用大麻的人数比荷兰少，但增长却很快。因为没有完善的减少毒品危害的政策措施，瑞典每年毒品致死的死亡率是每百万人20-30人，而荷兰是2-3人，超过了整整10倍。

　　 荷兰吸海洛因的人也在减少，不像澳大利亚等国，年轻人仍流行吸海洛因。荷兰人口正在收缩、老龄化。过去10年，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新的海洛因吸食者。荷兰成为欧洲瘾君子最少的国家。

　　 这些趋势支持了禁果理论——尝了以后，吸引力也就不大；被允许后，抵抗也就没有意义。荷兰人还批驳了禁毒主义者的说法：使用大麻合法化将为其他硬毒品铺路。科恩专门研究了铺路理论，真相正好相反：在阿姆斯特丹，超过75%的大麻使用者没有再去尝试一次硬毒品。“大麻几乎满足了所有的好奇心。”大麻现在甚至对阿姆斯特丹25-35岁的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麻不是酗酒，它只是人生的阶段性现象而已。”

　　科恩最近完成了旧金山和阿姆斯特丹的比较研究。研究显示，尽管美国对吸毒者的惩罚比荷兰严得多，旧金山消费可卡因却比阿姆斯特丹高3倍，大麻高2倍。这说明毒品政策对毒品使用水平没有影响。毒品政策是一种哲学，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哲学，但它对毒品使用水平没有影响。

瘾君子不是魔鬼

　　澳大利亚管理吸毒的方法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大学里教预防毒品的知识，通过了戒毒法，为瘾君子康复提供机会。监狱里也提供有关治疗，而且经过艰苦的争论，还提供了一个安全注射室。

　　从表面看，澳大利亚对这个异常复杂、极具争议的问题采取了一种文明的处理方法。但一些专家认为，把使用毒品定为犯罪是走错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警察只跟30%的海洛因吸食者有联系的原因之一，而荷兰的数字是70%。因此澳大利亚的瘾君子仍在采取一些高危方式吸毒。

　　阿姆斯特丹市立健康服务局的高级医生沃特?巴兰特斯说：“我们不把他们看成罪犯，而是有健康问题的病人。”70年代，荷兰警察起诉所有使用海洛因的人，10年后，他们看到吸毒者不是魔鬼。他们区别做大笔毒品生意的人和小量毒品使用者。再10年后，变成了照顾吸毒者，不再起诉他们。

　　今天荷兰的警察和医务人员认识几乎全部海洛因吸食者。当他们轻微触犯法律时，警察能保证他们都是登记在册的，并小心处理他们的任何毒瘾发作，把他们交给合适的照管人员或戒毒中心。

　　绝对的瘾君子有机会被纳入由警察、自愿者组织和市立健康服务局联合管理的特殊计划之下。59岁的朱里斯?索马斯是阿姆斯特丹一个主要警区毒品管理部的警官，他说：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吸毒者提供监控点，如为海洛因吸食者建立老龄之家，给他们一份合法的收入，以便他们买食品和毒品。另一个目的是确保有一个吸毒者能去的安全和干净的地方。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安全注射室。阿姆斯特丹人口是澳大利亚人口的1/6，总共有8个安全注射室。索马斯说：“瘾君子必须吸毒因为他们是长期患者，你可以说他们不应该吸毒，但他们愿意，所以我们想有一个安静的、小小的、受保护的地方，这对他们，对周围环境都更好一些。”

　　最近三年，荷兰还开始为吸毒犯建立一个还押中义务管教系统，不久将在荷兰的五个城市推行。这个系统为最难管理的吸毒者提供戒毒咨询和治疗，在他们刑期结束后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索马斯参与这项工作，至少跟踪8个吸毒者，他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地方，大多数吸毒者请求法官把他们判进这个特殊的监狱，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戒毒。”

全球禁毒成效甚微

　　国际毒品贸易是一项年均8000亿澳元的大产业，主要被恐怖主义组织、犯罪辛迪加、贪污腐败的警官和缅甸、柬埔寨、阿富汗等国的一些团伙控制。这项产业仅次于军火工业，占国际贸易总额约10%。

　　澳大利亚海关、警察和执法者，澳大利亚国家犯罪管理局和毒品专家早就承认了禁毒战争失败。阿姆斯特丹斯奇普尔机场海关情报处负责人鲍林恩?克雷伯格同意这种看法：“毒品仍有路子进入市场。务实地看，执法机构只缴获了仅30%的毒品，这并没有真正影响吸毒者的人数。”

　　3年前，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国际媒体、政治、法律、科技、社会和犯罪学等方面的名人利用联合国禁毒大会召开的机会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他们呼吁重新思考国际毒品政策。“我们相信现在全球禁毒战争带来的危害比吸毒本身大。”

　　每隔十年，联合国都通过协议，把吸毒定为犯罪，要求进行惩罚，这限制了各国独立地寻找解决当地毒品问题的有效方法。每年政府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花费更大的禁毒措施，每天政治家们都在思考更严厉的禁毒战略，结果是什么？毒品产业反而强化了有组织犯罪、各级政府部门的腐败，危害国际安全，刺激暴力，扭曲市场和道德。这不是使用毒品带来的结果，而是数十年来失败而无效的禁毒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