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具有中国特色的鸦片吸食“文化”。学术界一般公认，是荷兰人把美洲的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带到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当地的土着把烟草和鸦片混合在一起点火吸食。那时，台湾也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鸦片吸食法很可能由荷兰人传到台湾，再由南洋的华侨带到广州、福建一带。抽鸦片虽非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拥有四大发明的华夏古国那被压抑着的创造力，终於在鸦片本土化、文明化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示。无论是“燕子巢”（以燕子饺泥隐喻烟鬼的烟土不离口）之类的烟馆名，“清水净烟”之类的招牌，“闻香下马，知味停车”之类的对联，“三熬九炼”的挑膏过程，“名堂烟”的烧工，山西潞安的烟拖，安徽寿州和江苏宜兴的烟斗，恰图的烟盘，山西太谷与山东胶州的烟灯，甘肃兰州的铜砂烟葫芦，甚至各地国产鸦片的崛起、以红枣桂皮益母膏炮制的贋品鸦片，都不可否认地充满着“中国特色”。从西到东，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英美、南亚，直到中国，鸦片终於找到了可以肆虐滋长的温床。等到鸦片可以在国内合法种植贩运後，人们将会发现中国的查顿与马地臣并不比英国贩子更有道德或民族荣誉感。到了清末民初，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甚至看到，母亲为了牢牢抓住当家权，蓄意让亲生儿女染上烟瘾┅┅
　　
　　2、衰亡-吸食鸦片-更深层的衰亡。
　　
　　周宁在他的《鸦片帝国》中，如此总结中国为何在制度与精神上更容易受鸦片的毒害∶
　　
　　“因为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它，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p.46）
　　
　　另一位大陆学者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也指出，与兴奋类的毒品相比，“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p.7)，抽鸦片的心理体验，类同于庄禅理想的审美自由。东方的狮子要昏睡，自然会笑纳狐狸送来的枕头。
　　
　　3、鸦片进口并非武力所谓。早在英国动用武力之前，鸦片便已泛滥全国。通常情况下，巨大的趸船只消平静地停泊在伶仃洋上，就会有中国的“快蟹”、“扒龙”在光天化日之下聚拢来提货，而远处等着“收规”的正是那些负有巡视稽查之责的中国水师，水师兵将的幕後，还有等着分润的大小官僚，近在粤海关、远至北京内务府。每一次禁烟令，不过是“规费”涨价的新藉口。外商的鸦片之所以卖得快、卖得好，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代理、推广、吸食┅┅神州各地，都有因走私鸦片而自发的新行当（如烟土行、兄弟帮、滚子商）把鸦片分销到各地的大窑口、小窑口、熟膏店、零剪店；烟馆老板不惜为“发蒙客”免费烧烟，拉人下水┅┅坚船利炮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军队，却无法强迫个人消费。历史证明，即便是由不平等条约保护的五口通商，也只增加了鸦片的进口，未能增加中国人对其他舶来品的消费量。等到鸦片可以在国内合法种植贩运後，人们将会发现中国的查顿与马地臣并不比英国贩子更有道德或民族荣誉感。
　　
　　4、出路在于摆脱罪性的辖制。当上帝责问亚当偷吃禁果时，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当上帝责问夏娃，夏娃又把责任推给动物∶“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思考鸦片这个问题时，是否会犯同样的毛病？抽烟的怪卖烟的，卖烟的怪种烟的，种烟的怪禁烟的，禁烟的怪抽烟的，一圈怪下来，男女老少都染上了毒瘾。行踪被限定在360米长、230米宽的广州十三行内的鸦片贩子再猖獗，也没有神通掏遍18省中国人的荷包；可以说，99%的鸦片都是中国人自己塞进同胞嘴里的。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每一个烟贩，要为自己所经手的每一两鸦片负责；而每一个烟鬼，也都将为自己所吸的每一口烟负责。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早已习惯把自身的落後、贫穷、愚昧、堕落都怪在帝国主义身上，而且彷佛可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怪下去。然而，对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即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民族劣根性和人类罪恶的本性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21世纪的中国人，虽然不再用烟枪烧烟泡，但仍被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毒品所辖制、捆绑，今天，我们还能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