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统教育的观点：由罗冠宗主编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一书中，第一篇就是〈传教士与鸦片战争〉，该文中所论证的传教士与鸦片走私之间那种“解不开、脱不掉的关系”，可以说是官方资料中较典性的文字，也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看法。总结起来，不外乎∶传教士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侵略者，为鸦片贸易搜集情报、积极效力，一面倒卖物质鸦片，一面传播精神鸦片。
二、走私鸦片的传教士嫌犯：按《中华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名单，自嘉庆元年（1796）禁止鸦片进口到咸丰八年（1858）鸦片进口重新合法的62年中，约有300位赴华的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1840）爆发前也已有64位传教士抵华，其中有“走私贩烟嫌疑”的只有两位∶马礼逊和郭士立。
1、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人，第一位新教赴华传教士。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译员长达25年之久。
马礼逊来中国式的生存环境——首先，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对“外夷”防范极严，而驻澳门的天主教神甫对新教传教士也深怀敌意；为了避免与清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起冲突，东印度公司的船苹始终拒绝载送传教士，以至於马礼逊来中国时，只能坐美国商船绕个大圈子。合法长期居留广州、澳门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聘用，成为其雇员，在业馀时间从事宣教。其性质，相当於今天的西方基督徒以“外教”或“外企职员”身分取得中国的合法居留权。可惜，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没有大学可以让马礼逊做洋教习。事实上，长期白天办公、晚上传教的“两班倒”（double shift）生活不仅过早地透支了马礼逊的体力，也犯了总部董事会的大忌，马礼逊曾多次因此受责甚至解聘，而驻华的子公司却因找不到接替者而不得不继续雇用他。
马里逊上书反对鸦片走私——其次，马礼逊充其量只是一个译员，再高级的译员也无法与拥有决策权的公司“大班”们相抗衡，更谈不上左右公司的经营方针了。连从事“传教学”这门“险学”50年之久的大陆学者顾长声，在他最新出版的《马礼逊评传》中也认为马礼逊的翻译工作是在“正当贸易的谈判中起到沟通的责任”，“并不涉及非法的鸦片走私活动”（p. 89，90）。更重要的是，顾先生在他的新作中引用了一些新的史料，足以证明马礼逊对鸦片贸易的否定态度，以及他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竭力劝阻英商和其他外商”∶
“最近有两三艘装有鸦片的英国船停靠在广州海岸，正欲走私运入中国 ┅┅ 这种非法买卖，对於英国的国旗，或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极端可耻的行径。”(p. 90-91)
这封信是马礼逊写给他的前任、也是他的提携者斯当东爵士。斯当东返英後升任国会议员，以他的资历应该很了解鸦片走私在公司经营以及英国经济中的比重，马礼逊敢於向他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相当不容易。第二封信是一位在广州的英国青年写给马礼逊的∶
“我岂能一手拿着生命之粮，另一苹手拿着鸦片同时给中国人呢？在我作出决定停止将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之後，曾告诉了哈定和哈钦士两位船长┅┅和一位从来不走私鸦片的美国商行大班奥立芬先生，他们三位都完全支持和同意我作出的这个决定。这就令我对你向我作出的忠告感到了自信和平安。
“我求你为我祈祷，不是为了让我得到任何属世的财物，而是求上帝使我能从愚昧、虚妄、腐化、堕落和一切低级趣味中被拯救出来，令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献身於侍奉上帝和为我的同胞们谋幸福。”(p. 92)（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信中提到的美商奥立芬（D. W. C. Olyphant），是一位敬虔的纽约公理会基督徒，他投资成立的同孚洋行是广州唯一一家不贩卖鸦片的美国公司，奥立芬因此赢得“顽石”（Zions Corner）和“圣人”（Holy Man）的绰号（转引自李志刚，1993）。奥立芬长年呼吁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差派传教士到中国牧养旅华美商、向寄居地的民众传福音，并负责承担每位传教士的旅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并接待广州的传教士住在自己的商馆。在这样一位基督徒商人的资助下，美国传教士的名誉得到了最好的保障。
2、郭士立(Gutzlaff) 普鲁士人，是第一个，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直接参与鸦片走私的传教士。郭士立於其说是典型，不如说是特例。
文化交流和劝导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里，郭士立一方面把英文游记刊登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欧美期刊上，另一方面则在自己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用中文、以“爱汉者”为笔名介绍西方文化，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天文、科技、政治、法律、经济、贸易、文学，甚至开辟新闻专栏，并借机劝告中国人戒除鸦片。蔡武和李志刚等学者认为该杂能在中国境内发行，和“鸦片战争一样是件大事”，此後京、沪、港等地的期刊发行，多少都模仿了《东西洋考》的格式和内容（张琳，p. 135）。而且，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徐继佘的《瀛寰志略》都曾引证《东西洋考》的内容，作为重要“夷情”的来源之一（同上，p.136）。如果殖民者能够利用郭士立提供的英文资料侵略中国，中国人也可以利用郭士立提供的中文资料反侵略。可惜，同样性质的文字，英美愿意睁眼看中国的人多，而中国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人少。
三、坚持与鸦片避嫌的传教士。当然，还有更值得我们效仿的传教士，比如说麦都思（Medhurst）。1835年到达广州的麦都思，和马礼逊一样面对进入中国的困难，也和郭士立一样受到鸦片走私船的邀请。尽管除了鸦片船外，很难有其他船苹愿意北上，尽管走私船的船长经验丰富，尽管错过了南风起航的好季节不知还要等多久，但麦都思想的更多更远∶福音使者如果和鸦片贸易牵连在一起，必然种下恶果。他毅然放弃这个机会。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楚A很快，上文所提到的那位奥立芬先生有船北上，麦都思便和美部会的传教士史第芬搭乘该船，沿途散发圣经和福音小册子。说到史第芬（Stevens），不能不提到他的两次北上短宣，第一次，是在1834年跟随郭士立坐着鸦片商戈登的船，那时他刚由在美国旅华侨民中布道的牧师转为传教士；也野L很快看到了“鸦片福音船”的隐患，所以第二次，便决意和麦都思一样“不站罪人的道路”，等待更适合的船苹。
四、公开反对鸦片贸易的传教士。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消极地避免与鸦片贸易的瓜葛已属不易，而要积极公开发表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则需要更大的勇气。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便是第一位“吃螃蟹”的人物。1832至1847年间任《中国丛报》主编的裨治文，发表、翻译了16篇文章论述鸦片毒性和鸦片走私的历史和结果。按时人梁廷楠在《夷氛闻记》中的记载，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曾遣人请裨治文带一封“照会”给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转呈英女王。裨治文虽未能答应林则徐的要求，却将这封要求英国元首禁种罂粟的信函翻译刊登在1839年5月的《中国丛报》上，想来，对在华洋人的冲击决不亚于由女王在数月後亲齿麂 C後来，虎门硝烟的那天，林则徐还特邀裨治文等传教士前去观礼（李志刚，1993，p.12）。
五、处境更困难的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相比，在华的英国传教士们更为孤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母国、也是他们在中国的保护者，鸦片走私贩是他们的同胞，受害国又是他们的福音对象，而他们的差会或母会往往因为不清楚鸦片贸易的真相而保持沈默，甚至支持政府向中国开战。黄智奇牧师（2004）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如此设身处地地“还原”英籍传教士的心理压力∶
“可以想象的是，他们若不同意这不义的贸易，或说甚麽反对的话，或是反对谁，就要孤身作战，独力承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还有，他们也是血肉之躯，需要友情，需要生活，还会有自己的爱国感情和民族自尊 ┅┅ 所以，当研究传教士对鸦片问题的回应时，处境因素应包括在考虑之列。”（p.13）
尽管如此，上文提到的麦都思仍於1855年，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发表了谴责鸦片走私的文章。同年，另一名英籍传教士温敦（William Welton）在两份英国传教期刊上公开批评鸦片贸易∶
“英国曾经为了解放她的奴隶付出了二千万英镑，却籍此不法的鸦片走私，每年收那六百万英镑，那是多可悲的事。”（转引自黄智奇，2004，p.22）
六、身体力行戒烟的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如果口诛笔伐已属不易，那麽言行一致就更为难得。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宁波行医期间（1860年左右）曾收到一笔3000英镑的奉献，来自一位在印度负责鸦片种植业的官员，他因受良心谴责而辞职後，请圣公会将这笔钜款转交给为华人戒烟的机构。戴德生却因为这笔捐款的来源与他所从事的福音工作相抵触，而拒绝接受。这笔捐款在十年後，被圣公会用来在杭州建立了第一所戒烟医院，即着名的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七、永不放弃“大使命”的传教士。无论是什麽世代，传福音都是基督徒的责任，传教士不会也不该因为这是禁教的世代、殖民的世代、鸦片泛滥的世代、不平等条约的世代而放弃“大使命”，不会也不该因为中国人将因误解而唾骂他们“非法入境”、“文化侵略”、“贩卖精神鸦片”、“批着宗教外衣的殖民者”而放弃中国。来到中国之後的传教士，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属於在华西人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单单被林则徐围困在广州商馆里的外侨就达300馀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而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澳门的传教士加起来也只有12名（李志刚，1993）。势单力薄的传教士不仅要努力学中文，还要担任繁忙的福音工作，甚至要通过兼职来维持生活，我们或者可以埋怨他们没有拨出更多的精力反对鸦片贸易，但实在也找不出几个人与鸦片走私有“解不开、脱不掉的关系”。禁教令解除之後，就更找不出搭乘鸦片走私船传福音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