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烟枪

　　一个收藏者，倘能搜集到一支烟枪，他无疑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它罕见，更因为它华美。烟枪，就是鸦片枪，鸦片吸食者的专业用具。一支好的烟枪无疑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或者说，成为艺术品，是成为一支好烟枪的先决条件。在使用之前，烟枪与鸦片没有太大关系，它不是为鸦片存在的，而是为精致的手，和挑剔的目光准备的。中国人习惯为实用性器具制定严格的美学原则，这种审美强迫症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各种场合。秉承这种一丝不苟的审美态度，从蟋蟀罐到鼻烟壶，从餐具到马桶，各种考究的器物应运而生。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上，中国人决定将自己的癖性坚持到底，并为器具的进化设计了一条近乎苛刻的道路，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都是这一生产链上的产品，尽管它们与整个世界的器具进化毫无关系。中国人不乏技术和想象力，那些产品即是证明。他们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手所陶醉，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企图在一切事物之上施展自己的野心，连一粒米也不放过。一只巧手可以改变米的功能，使它成为一件雕刻艺术品。几乎在所有的极限面前，中国人的手都不会有丝毫的颤抖。极限是它们的兴奋剂，它们就是在这些极限之上，一路高歌猛进，战无不胜。中国人的固执，在手的援助下，变得日益强大。中国的物质文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自恋史，或曰轻度精神病史。

　　从专业用度看，烟枪是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五个部分组成的。一支好的烟枪，枪身应该是象牙的，最差也得用湘妃竹、紫竹，用金、银、铜镂镀镶焊；作为与嘴唇衔接的部分，噙口应该以红玛瑙制成，以显示它在烟枪上的显赫地位；花子是枪身上的五分之四处一个覆以白铜花长条的开口，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最知名的烟斗，是安徽寿州陶斗……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技术，都在烟枪上实现了最佳组合。烟枪在设计上首先是人性化的，但是，就像其他器物一样，烟枪也没有被中国式鲁班们轻易放过，他们的全部志向，就是使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包括一支烟枪，焕发出一种眩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在金银玛瑙的声援下，他们用细巧的技术，将枪杆层层围困，迫使它成为他们的美学代言人，尤其在推崇繁复绮丽的清末。烟枪的美是无可挑剔的，这样的烟枪，从一开始就让人爱不释手。它的诱惑力，是从视觉和触觉开始的。于是，在吸进第一口鸦片之前，人们就已经爱上了烟枪。

　　在今天看来，烟枪是由一系列费解的术语构成的，枯燥生硬，毫无趣味性可言。而对于当年的鸦片消费者，一切皆属简单常识。烟枪是他们最常见的事物，是使用率最高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他们的命根子。它比饭碗更加亲切。他们眼、手、口，只有与烟枪接触，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烟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图腾，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烟枪的烟客，就像失去了火枪的枪手一样六神无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对于烟客而言，具有强大的心理安慰功能，是他们狂躁状态下的精神镇静剂。作为鸦片与身体之间的过渡物，它们与身体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意想不到。我们至今无法想象，一支烟枪，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变化。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极致性快感。它不是一种数量上的添加——犹如充饥，而是一种质量上的改变。对瘾君子而言，他既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存在方式——他们从此更习惯于卧姿，又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使它像烟雾一样没有重量，飘来飘去。

　　出于好奇，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之一额尔金勋爵曾经专门访问过鸦片馆，他在1857年6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这些地方污秽黑暗，几乎没有点灯。鸦片看上去像糖浆，吸毒的人憔悴呆滞，只有在吸入鸦片的那一刻，眼睛里才闪现出反常的亮光。”①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瘾君子而言，烟枪无疑是神圣的。那些美仑美奂的烟枪，就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制作出来的，与消费者们的巅峰快感相呼应。所以，成功人士总喜欢不惜代价地炮制一支烟枪，这是他们的荣耀所在。在他们看来，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和他们的烟枪一道出人头地。一支精致的烟枪，是鸦片消费者们的共同追求。在烟馆里，一支超凡脱俗的烟枪，常常成为烟客们争抢的对象，会有许多瘾君子虔诚地排队等候，直到烟瘾难捱，才另选一支普通的烟枪。好的烟枪，自然价值连城，陈无我先生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对烟枪描述如下：“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①几人横卧榻上共享一支华美烟枪，更是清末烟馆里的经典场景。

　　烟枪的事业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对烟枪的敬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烟枪的配套产品，同时也是烟枪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一些更为复杂和绮丽的器物应运而生。它们包括烟灯、烟扦子、烟盘等，它们是作为烟枪的延伸物存在的，同样品质考究，花样繁多。在山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烟灯，一种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雕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为宝塔型；另一种是胶州灯，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四川雅安，品质优秀的烟盘子是用佛磨铜打制的，金光灿烂，盘内雕花，周边花草镂空，烟盘子上放在几十个烟斗，挖刀柄和烟打石都是玉石做的，烟盒、烟杯都是黄金做的。民国年间以自贡烟王自居的刘圣蟾，成为不折不扣的烟具恋物癖患者，他拥有的豪华烟具不计其数，包括一千几百个烟斗（其中不乏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牌产品），五十多支烟枪（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十余套烟盘、烟灯，三四十个烟盒……他的全部志向都在于把自己住的房子打造成一个经典烟具的仓库。至迟在清末，瘾君子们就已经树立了很强的品牌意识。比如烟枪上安的烟斗，就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最好。内蒙古的某些与吸烟有关的民谚，也带有较强的广告意识：

　　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

　　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

　　与鸦片相关的事物像烟瘾一样蔓延。对享乐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烟鬼而言，紫檀木的卧榻、红缎靠枕，三五丫环，在这一重要时刻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留声机，嘶哑的唱音刚好与室内缭绕的烟气相匹配。这些零零散散的器物，以烟枪为核心，在烟枪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向人们虚弱的意志发起总攻。陈无我先生以民国上海为例，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