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们不会对付中国的黑社会。儿玉即为他们挽回了脸面，也避免弄脏了他们的手。中国的毒品生意每年产生巨额的利润，其中一大部分最终成为大小金砖。儿玉把注意力放在最后阶段上。一旦一切都变成金砖，并标明为皇家的财富，谁会介意它是来自鸦片馆，还是一位12岁的姑娘？儿玉到上海后，就与杜月笙的一个最凶神恶煞的同伙、控制上海码头的头目顾祝川达成协议，分享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顾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是蒋介石的一位重要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兄弟。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坏，1940年，共产党的新四军为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日本控制的铁路，通过他的领地时，顾用大部队伏击了新四军，并屠杀了除了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司令部的女干部和护士遭到*。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们被关在国民党军队的妓院里，许多人自杀。作为对他的奖赏，顾被提升为国民党军队的司令。

　　由于儿玉与顾氏兄弟毒品买卖的协议，日本也有机会弄到从缅甸公路或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到中国西部的物资，这些物资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美国的援助物资一进了昆明和重庆的仓库，顾氏兄弟就把这些物资转手倒卖给日本，儿玉则作为购买中间商。

　　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儿玉和他黑手党人行动队，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先给镇长或族长脑门上一枪，以迫使所有人合作，把地方财产“捐献”给天皇。儿玉很仔细地将艺术品和其他的财宝上缴金百合，但据说，他给自己留下了白金块，他喜欢白金。在战争初期，他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收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这些储存运回日本时要方便得多。

　　金百合行动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儿玉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骗子、将军以及金融家们都帮助他。作为回报，他向他们提供保护、情妇和抢得钱财的分成。青帮头目杜月笙由于出卖自己国家全力为日本人干活，土肥原将军通过儿玉向杜支付了相当一笔报酬。但是，杜月笙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必须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战斗从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时，杜溜到香港，然后绕道前往重庆，在那儿坐观战事。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天堂里，他自然和顾老板保持密切的联系。结果出现一种奇怪的关系：中国黑社会教父杜月笙和国民党将军戴笠以及顾氏兄弟，还有日本的儿玉、土肥原将军密切合作，从毒品买卖中榨取最大的利润，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戴笠也是缉私局局长，这个机构阻止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走私活动。战争期间，戴笠的武装组织从重庆将数以百吨计的四川鸦片运往沿海地区，再卖到日本。日本工厂加工鸦片的生产能力很大，鸦片有多少要多少。一批47吨的货，戴笠获利5000万美元，杜月笙也获利相当。{45}

　　毒品生意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毒品买卖中间人叶庆和(Ye Ching-ho音译)。1937年底，他撕去了所有爱国伪装，投向儿玉和日本。作为回报，他得到在台湾的势力范围和他的来自日本的名字中村太郎(Nakamura Taro)日本荣誉公民的称号。作为台湾的毒品老板，他享有军阀的地位，并得到许多日本情妇。作为中村先生，国民党政府对他动弹不得。{46}

　　儿玉的正式身份是驻上海日本海军和空军的“采购员”。他的任务是发现并获取铜、钴、镍和云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从戴笠那里买到这些物资，并用毒品支付给戴笠和青帮。这些交易是由儿玉机关上海事务局或儿玉社来完成的(日本大本营的特别部门是根据该部门的负责人姓名而命名的，并称为“社”)。根据美国的情报，儿玉社垄断本地区的盐业、钼矿、农业、渔业和军需品工厂。儿玉称他还管理了一个大型鞋厂，但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毒品，毒品能提供源源不断的黄金。儿玉变得非常有钱，在战争结束前，他在东京有一座豪华的住宅。他很大方，向合适的对象赠送昂贵的礼物，是天皇上了年纪的纨绔叔叔东久迩宫最喜欢的人。儿玉的个人社交圈里有海军上将大西次郎(Vice Admiral Onishi)、石原将军、辻政信以及裕仁的表兄竹田宫。竹田宫也是金百合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袭击珍珠港和南进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准备中，儿玉与竹田一道被派往在西贡的日本南方面军总部，与驻当地司令寺内商讨有关事宜，寺内是洗劫朝鲜的日本将军的儿子。他们讨论的内容没有被公开，但毫无疑问有关于对东南亚洗劫的计划。

　　因为南进要动用日本海军，海军将管理那些运送财宝的船只必须经过的群岛。一夜间，儿玉被从一个部门调遣到另一个部门，军衔升为海军少将。这如同将卡彭(Capone)和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任命为海军上将一样。有了这个海军军衔，不仅使他能够穿梭于南洋继续其业，而且能够有利于他与中国走私者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出没于这些岛屿之中，将日本的毒品运往中国。正如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解释的那样：“由于日本缺少近海的海军，他们把走私垄断权给中国‘海盗’，以换取情报……这些日本人以每盎司16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们毒品，这些海盗再以每盎司6000美元的价格在沿海出售。”{47} 一些中国走私者还从日本皇军海军处领取佣金。

　　儿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从西贡回到上海。袭击珍珠港对数百万亚洲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遭受日本的进攻。但对生活在中国、在此之前仅是旁观者的西方人士来说，变化巨大。日本立即没收了所有西方资产，西方的银行被洗劫一空。在上海英国的一家棉纺厂，日本人用推土机推倒围墙，运走了所有的工业设备，拆走了铜芯电线、铜管道、锅炉和暖气片。

　　1942年，上海的外国居民是说“行动自由”，可必须佩戴鲜红袖章。英国人的袖章上印有“B”，美国人的印有“A”，荷兰人的印有“N”，诸如此类。外国居民禁止上旅馆、夜总会、电影院、饭店或酒吧，许多人家里还有日本军官住宿。一开始，他们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后来又允许他们每月提取价值等于中国货币(时为法币———译者注)的2000元，以日本军票支付。

　　在乡下，受到何种待遇全取决于当地的日本指挥官。迈拉(Myra)和弗雷德·斯科维尔(Fred Scovel) 相对幸运一些。他们是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济宁市办医院。{48}尽管日本入侵了华北，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达4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日本士兵们来到医院，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日本和美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逮捕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你们不许离开这所房屋。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属于日本帝国政府……你们必须列出这一房屋内所有东西的清单，一式三份，你们的钱将被清点。”房屋在这名军官在场时被搜查。{49}在被遣送回美国之前，他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每一次他们被转移时，日本士兵都要搜查他们那点可怜的携带物，以寻找美元。“衣服被仔细地搜查，肩膀垫肩被撕开，鞋底也被扯开，长头发被仔细梳理。”战争结束，斯科维尔夫妇返回中国时，发现他们的医院被抢走了一切，包括窗框、门、水管，他们埋在后门廊下的一箱银器也没有了。这种彻底性使日本非同于一般的抢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