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末民初，民间禁毒组织陆续出现， 影响日益扩大。除毒品日益泛滥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国内因素外，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和彼时国际禁毒运动也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期，以上海万国禁烟会、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的国际禁毒运动，不仅促使清末民初政府采取更多禁毒举措，而且推动了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国民禁烟会、万国拒土会和中华国民拒毒会等民间禁毒组织的陆续成立和开展活动。由清末至民初，民间禁毒组织呈现由区域性组织发展到全国性组织、民族主义化和去殖民化等趋势。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复杂曲折和多维的，因为双方之间存在民族国家这一实体。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影响。大体而论，国际禁毒运动和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呈现一种西鸣东应、互相促进的态势。

 

　　关键词 民间禁毒组织 万国禁烟会 海牙国际鸦片会议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

 

　　清末民初，国内禁毒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官方开展禁毒运动的同时，民间禁毒组织也陆续成立（见表1）。其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禁毒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毒品史的研究，对民间禁毒组织有所涉及，但是对影响这些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国际禁毒运动的开展，少有论述。而论及清末民初禁毒运动之国际因素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外交涉对清末民初官方禁政的影响。19世纪末期以降，国际禁毒运动日益蓬勃发展。中国国内成立的民间禁毒组织，是当时国际禁毒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解这些民间禁毒组织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需要对生发它们的国际环境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探究。

 

　　本文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清末民初政府档案（清外务部档案和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国际联盟档案以及相关报刊资料，探究 20世纪初期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发展的影响，并借此呈现清末民初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出现、发展和式微的脉络，以及中国近代禁毒史的复杂多维面相。

 

 

　　有清一代，反对鸦片吸食的声音出现颇早。1729年，雍正帝即已颁布禁烟令。鸦片战争前夕的弛禁与缓禁之争中，亦有林则徐等大员强烈呼吁禁烟。彼时民间也有吁请禁烟的声音。虽然当时的清廷士大夫和在华新教传教士等群体都有禁烟言论，但专门以禁烟为目的的民间组织至1870年代方才出现。

 

　　1876年，广州和香港已有民间禁烟组织成立，其中较为活跃者为羊城劝戒社。1877年2月，该社在《万国公报》刊文呼吁教堂添设戒烟所。《万国公报》另有文记载：“西国之有禁烟会，自十余年前英教士丹君始。而印度报馆主笔戴君继之，羊城香港景从者日多。”彼时内地省份也有类似组织出现。1879年，辞官回乡的湖南经世派代表郭嵩焘组织当地乡绅设立尊行禁烟公社，发行《尊行公社小引》。宣讲鸦片之害。两年后，郭嵩焘又组织成立思贤讲舍禁烟公社。郭嵩焘上奏清廷主张禁烟的奏折和前述两禁烟公社的活动，对当时国内禁烟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其推动作用比较有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鸦片贸易被合法化。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为了筹措经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也恢复了鸦片税的征收。1856年，两江总督怡良首开其端，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仿效此法。李鸿章和左宗棠等封疆大吏主张利用鸦片税收来维护统治。直到1880年代中期，虽然清廷在表面上禁止鸦片种植，各地征收鸦片税却是不争的事实。郭嵩焘在湖南一隅的试验，影响自然难以扩大。国内民间禁毒组织到19、20世纪之交才有明显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因清政府的败绩和空前辱国的 《辛丑条约》而产生极大震荡，促成 “民族精神的亟变”。彼时群情激愤，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吸食鸦片和滥用吗啡等毒品也被视为亡国灭种的恶习。禁烟话语的酝酿推动了民间禁毒运动的发展。甲午战争前，已有浙宁除烟会于1893年成立。1897年9月，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 （H. C. Dubose）等人组织成立了中西除烟会（The 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该会于1899年7月开始发行两个月一期的《除烟报》。戊戌维新期间，留学日本的徐勤等人还发起成立了戒鸦片烟会。1900年，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的参赞许钰，在家乡无锡成立了禁烟局，呼吁乡民戒烟。1905年5月，林则徐的孙子林炳章组织福建乡绅成立了福建去毒社。1908年3月，上海基督教除烟会宣告成立。该会成立后，先后向上海纳捐人议事会、英国下议院议长、美国外交部发出函电，呼吁各方向上海工部局施压，以关闭租界内鸦片烟馆。此外，该会还禀请上海道台严切晓谕，打击奸商私开偷卖鸦片，因为租界是否执行烟禁，“全恃内地为关键”。1908年，于1895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的万国改良会在天津成立了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

 

　　前述陆续成立的区域性民间禁毒组织，其影响力随着组织的发展有逐渐扩大之势。表现之一是民间禁毒组织联络政府官员，借此扩大影响力。例如苏州禁烟会杜布西曾联名在华传教士上书清廷呼吁禁烟。表现之二是民间禁毒组织有发展全国性组织的愿望和尝试。上海基督教除烟会在其章程中写道：“本会自上海成立后，当函劝内地各教会基督徒，设立支会，以期国境内遍设除烟会，戮力同心，以除烟害。”1910年冬中国国民禁烟会的成立，正体现了这一趋势。表现之三，民间禁毒组织和他国以及国际性禁毒组织多有往来。早在1893年，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Opium Trade）即将其在英国议会上的论说函件寄给 《万国公报》， “嘱登报章”。

 

　　当时在华英文报刊如《北华捷报》亦刊其禁烟言论。1897年，中西除烟会将要成立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干事约瑟夫·G.亚历山大给在沪英国传教士A.艾尔温（A.Elwin）的信函中称此举有效地鼓动了民众的禁毒热情。1906年10月15日，约瑟夫·G.亚历山大和另一位成员张祝荣到访汕头，受到当地基督徒的接待。二人后又抵沪，和上海基督教会亦有聚会交流。上海基督教除烟会于两年后成立，和此番交流或有关系。

 

　　清季民间禁毒组织的数量增多，活动扩展，原因多重。其一，官方鼓励。1901年，经历了甲午之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清政府在大厦将倾之际发起新政，禁毒运动是清末新政的内容之一，禁政和新政是 “互动和契合的关系”。鼓励民间发展禁毒组织，可助力官方的禁毒运动。1906年，政务处颁布《禁烟章程》九章二十三条。其中第七章第十四条规定“各地方官厅通饬境内公正绅商设立戒烟会”。1908年，民政部详订禁烟稽核章程考成办法。同年，清廷又颁布各直省禁烟办法大纲。各地方政府为推行禁政，和民间组织多有合作。1907年，江苏省禁烟局在位于中街路的苏州拒烟会内设立戒烟官医局，“定额百名，住局医戒，一切饭食丸药概由局给，轮流收补”。其二，民间反对滥用鸦片和吗啡之声日高一日。尤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鸦片和吗啡被视为亡国灭种之物。民间禁毒组织的民众基础也因此有所扩大。其三，和当时民间结社之风有关。清季，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对社会的不完整控制，给民间组织的形成营造了条件。在官权力未及之处，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长空间。如1908年，温州原本厉行的烟禁在新县令到任后一度松弛，于是绅士徐伯英等人组织 “调查禁烟社”，“以助官力不及”。其四，当时国际禁毒运动的影响。前述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于1874年成立，该协会会员曾游历中国汕、沪两地，与当地基督徒会面，而基督徒是当时民间禁毒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如前述1897年组织成立中西除烟会的杜布西和1908年成立上海基督教除烟会的俞宗周等人皆致力于此。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的活动和事迹常见诸国内报刊，该组织还在中国英文报纸刊登呼吁禁毒的文章，这些都有助于营造民间禁毒的氛围。

 

　　不过，清末民间禁毒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并非尽受欢迎。禁毒运动的开展必然触及烟民和烟商等多方的利益，争议和纠纷也在所难免。1908年，福建去毒社就因为搜查私设烟具与户主起了纠葛，一因该户主为日籍，事涉洋务，二因该户主称其金表和70元台番票在去毒社搜查时遗失。同年，还发生了江苏枫泾镇土豪王书卿等 “三霸” 手提烟棍殴打嘉善禁烟会会员李源之事。嘉善禁烟会上书浙抚，请求其电饬嘉兴府严究，不料王书卿等人倒打一耙。因身为嘉善禁烟会会员的李源也是江苏省娄县诚敬学堂教员，王书卿等人遂致电江苏提学司，称 “教员李源等率同嘉防先锋队，在浙界天怡阁茶肆寻仇报复，几酿祸端”。苏州提学调查一番，发现原来是王书卿等人抵抗禁烟，迁怒于禁烟会会员李源，双方纠纷之时遇到嘉防营，随即解散。上述两例纠纷的处置结果，不得而知。见诸报端的此类报道，反映了民间禁毒组织在运作时频频遭遇的阻力。

 

　　除了频遭阻力，有些民间禁毒组织还面临经费无着的困境。民间禁毒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类。其一，会员所缴会费，如1908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徒除烟会的简章规定，“本会各友，每月纳捐洋一角，为通常捐。有力多捐者，为乐意捐”。其二，社会人士的捐助。如1898年5月，中西除烟会在《新闻报》刊登其湖州司库梅鹤恩报告的捐款人名和总计258洋元的捐款，又在《申报》刊登捐助者名单和款数。1905年12月20日，苏州拒烟会召开会议，在该会多位领导者发表演说后，“听者均为鼓掌，一时签名赞成者多至百余人。概助经费者亦属不少”。饶有趣味的是，有些民间禁毒组织拒绝社会捐助，这主要与其定位有关。1907年成立的杭州高等卫生除烟会在其章程中宣称该组织 “专为上等社会创设”，“开办经费如修葺房舍购药料器用什物等项，均由本会医士担任，概不捐募”。其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如苏州拒烟会。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时，就有可能停止对民间禁毒组织的支持。1908年，苏州地方自治会蒋议长因创设宣讲所经费不敷，呈请改拟拒烟会停支银两，以资办公。后经布政使批准，照拨至秋冬两季。秋冬之后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对于民间禁毒组织，政府其实持一种 “为我所用” 的态度，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便如此，清末民间禁毒组织的活动，对于营造禁烟氛围，包括推进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都助力颇多。

 

 

　　万国禁烟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公布后，民间禁毒组织额手相庆，视其为禁毒运动的重大利好。时人有评论称：“余辈深祝中国能以诚意实心从事禁烟，并盼万国禁烟会于能助中国之处力尽其天职云。”更有人称此次大会为 “宣统元年第一要政”。在华传教士也评论称 “整个文明世界将对中国摆脱这一沉重奴役予以道德支持和同情”。当时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民间禁毒组织苏州拒烟会和福建去毒社皆采取行动，声援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对大会的召开表示欢迎。苏州各团体认为“此系扫除烟害，于中国前途所关甚大，故拒烟会、商会、自治会会长会员等，拟于届时电表欢迎之意”。福州等地士绅也上书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称：“万国禁烟大会将在沪上开会，我公又奉命参莅，此真天予我国以去毒之机，千载不能一遇也。”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夕，闽督松寿派杨芝香与会，福建去毒社派林惠亭赴沪。1909年1月31日，闽省各员分别拜谒万国禁烟会中国代表及美国代表亨利·布伦特（Henry Brent），详述福州禁烟成绩，并将禁烟成绩以报告的形式递交给大会。为了便于支持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和中国的禁毒运动，万国改良会派丁义华（E.W.Thwing）在天津组织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

 

　　民间禁毒组织对万国禁烟会的召开热情称赞，期许甚高，但是各民间禁毒组织并没有参与万国禁烟会会场上的讨论，也没有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发言。因为这些组织仍属于旧式的民间结社，是在官方监督之下为地方政府服务的组织，清政府不可能允许其有很强的自主性。1906年清廷所颁《禁烟章程》虽然鼓励地方士绅组织戒烟会，但同时强调它们 “不得议论时政及干涉禁烟以外之事”。1908年，上海基督徒除烟会拟定成立章程后申请备案，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在批文中都指出该会章程的第二节第三款的内容不妥，需要删去，因为它规定除烟会可以在调查各地私卖烟土、私种罂粟后禀告官方然后究治。在督抚看来，“查禁种禁卖皆地方官应尽之责， 毋庸各禁烟会出为干预”。江苏巡抚陈其泰更是在批文中指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该禁烟会可以调查各地私卖烟土、私种罂粟情况后禀告官方，“恐愚民无知匪徒煽惑，转启民教之龃龉”。19世纪后期屡发的教案殷鉴不远，巡抚的这番委婉提醒想必对禁烟会有一定的威慑。

 

　　此时的民间禁毒组织类似于清末官督商办的企业，难以有较多自主权，只能严格在官方限定的范围内运作和活动。或许因为无法干涉私种、私售鸦片之事，上海基督徒除烟会曾尝试开展其他禁毒活动。1909年7月，该会成立了戒烟局，“药资房租一概不取，只收饭金洋六元”。但是该会坦承金额有限，初办时限收20人戒烟。它在《申报》上的广告刊发十数日后即行停止，或是其资金有限、运营艰难的写照了。

 

　　民间禁毒组织热烈欢迎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大会的召开也推动了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万国禁烟会召开后，民间禁毒的热情受到鼓舞。加之中英《十年禁烟协定》到1911年即满3年的试验期，1908—1911年清政府的禁烟成绩将影响双方的续约谈判。民间禁毒组织希望清政府能够厉行禁政，但是其诉求又不止于此。

 

　　早在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前，即有民间禁毒组织呼吁清政府和英方谈判，废除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进口的条约。到万国禁烟会召开后，这一呼声有增无减。据丁义华的记述，天津一些呼吁禁烟主权的人士曾在南开中学聚会研究这一问题，并将其组织暂名为 “恢复禁烟主权会”。丁义华后与吴子舟去北京访问顺直议员胡家祺，由胡家祺介绍认识了许多资政院议员。1910年11月13日下午，胡家祺和陈清震约集资政院及学绅报各界60余人，成立了中国国民禁烟会，推于邦华为临时主席。该会 “以实行缩短禁烟年限，并请求英政府废止输入条约为宗旨”。中国国民禁烟会在京成立后，在天津成立了第一支部，又在福建和江西等地成立了分会。清末一度各自为战的民间禁毒运动也因此有了形式上的全国性组织。虽然中国国民禁烟会对各分会并无实际领导力。但它对全国禁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人对于该会的成立，有支持之声，称 “我国烟禁当收效于国民禁烟会”，因为“以前禁烟之责，仅一二官绅负荷之。耳目既有所未周，斯程功难必诸旦夕。若使一般国民，群焉知禁烟之为吾责，则从前弊窦，遂一扫而空之”。

 

　　如前所述，鉴于中国国民禁烟会的宗旨是呼吁清政府废除中英鸦片条约，恢复中国禁烟主权，其开展的活动也围绕这一宗旨进行。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其成立大会上曾拟定数款决议：希望清政府能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废除中英《十年禁烟协定》，获得禁烟自主权；请求资政院缩短禁烟年限，严订禁烟条例；联合各省谘议局及各自治团体协助政府进行禁烟。该会将成立大会上的决议上呈外务部，其成员林炳章后电报英国民间禁毒组织，丁义华也电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万国改良会，告知中国国民禁烟会成立的消息。此外，该会还注重联络英、美、法等国报刊以及国内各报馆，广为宣传该会成立的消息，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中国国民禁烟会在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后民间禁毒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成立，对于国际禁毒运动的发展，也是早有关注。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吴梦兰即提醒众人称：“明年海牙开万国禁烟会，外务部将派员前往，但此前外务部所派人太糊涂，故不生效力。今宜请外部派干练之员，并由本会举代表前往与会，庶可借各国扶助，达我目的。且此事不宜迟，以致失却机会。”万国改良会也在多家报纸呼吁中国国民禁烟会呈请清政府借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之机，在中英《十年禁烟协定》即将续约之际，和英国政府谈判，尽快减少印度鸦片出口入华。受到民间禁毒运动催促的清政府和英国政府进行了交涉，但是未能如民间禁毒力量所愿将此约废除，双方于1911年5月续订了《十年禁烟协定》，有效期至1917年。虽然这一结果说明清政府在3年试验期内的禁烟成绩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但是对于以催促清政府废除条约和缩短禁烟期限为志向的中国国民禁烟会来说，颇为失望。受此打击的民间禁毒力量略有消沉，但至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召开时，禁毒热情再次被点燃。

 

 

　　上海万国禁烟会后，美国提议重开国际禁毒会议，把万国禁烟会的决议条约化。彼时国内报刊对此消息也早有报道。经过一番沟通，诸国拟定于1910年10月15日（宣统二年九月十三日）在海牙召开大会，后因故推迟至1911年5月30日，又推迟至7月1日召开，复推迟至12月1日。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共开三届，第一届于1911年12月至次年1月召开，主要讨论如何将上海万国禁烟会的九款决议案条约化，并拟定《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第二届于1913年6月召开，主要讨论《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签署问题。第三届会议于1914年7月召开，各国代表再议《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签署问题。

 

　　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筹备之时，清政府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对于参会一事，起初似乎不甚重视。受到邀请之后，外务部仅奏请派右丞刘玉麟和驻荷参赞唐在复参会。后荷兰政府通知清政府大会延期至1911年5月30日召开，而此时刘玉麟已被派为出使英国大臣参加英国国王加冕典礼。清政府询问荷兰政府会议是否可以提前两个月举行，荷方回复称不仅无法提前，甚至将再延数月。于是清政府仍旧派刘玉麟前往英国，一者可以按照计划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二者可以与英国接洽禁烟事宜。至于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则另派出使德国大臣梁诚作为代表参会。而后外务部似乎意识到此次参会的重要性，又呈请添派唐国安和伍连德等人参会。唐国安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备受时人称赞。伍连德领导扑灭了 1910年东北鼠疫，是声名海内外的医学专家。外务部如此拣派参会人员，自有一番思忖。此外，清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切实调查禁烟情况并上报，为中国的参会做准备。

 

　　民间禁毒组织的奔走呼号，是促使清政府意识到海牙国际鸦片会议重要性的原因之一。前述各民间禁毒组织在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前，声援中国与会代表，呼吁政府严厉禁烟，并结束中英关于鸦片贸易的条约。 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开后，民间禁毒组织延续了这一行动。万国禁烟会召开时，福建去毒社等民间禁毒组织可以派员赴沪观会，但是国际鸦片会议在海牙召开，路途遥远，费用不菲。 彼时民间禁烟组织似乎无力前往，对大会的参与，也是以间接的方式。中国国民禁烟会等民间禁毒组织采取谒见政府官员和在报刊登载文章等方式发声。其诸多言论，都是呼吁清政府乘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之机，借国际舆论给英国政府施压，从而使其在续议中英《十年禁烟协定》时能同意尽早结束印度鸦片出口入华。1911年3月19日，也即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两个月前，中国国民禁烟会公举两位代表入京，谒见外务部堂官和驻京英使，请求废除中英鸦片公约。外务部深以为然，但英使认为遽然停止印土入华，有损印度民众生计，将激起反抗。中国国民禁烟会的两位代表于是提出英国还给中国禁烟主权，假如中国能单方面禁止输入，则印土也无法入华，印度民众也将不再种植鸦片。如是，英国并未颁布禁令，则印度民众无由反抗。英使闻后对两位代表的提议表示首肯，并称“力所能逮，靡不赞助”。如此重大之事，英使自然不敢贸然允诺，所以给了模糊的回答。

 

　　和万国禁烟会召开时所不同的情况是，此时的民间禁毒组织，已有绕开官方，直接联络国际鸦片会议的趋势。福建去毒社社长、翰林院编修陈培锟联名前右江西道吴徵鳌和道衔陈大澍书信一封，准备上书海牙国际鸦片会议。陈培锟三人写作此信的目的，是希望海牙国际鸦片会议能鉴于闽省禁烟成绩，督促英国实施中英《十年禁烟协定》的内容。根据该协议，倘中国某省鸦片种植禁绝且无他省鸦片输入，则英国将停止印度鸦片输入该省。在信中，陈培锟三人称，“全省罂粟已经断绝也”，“邻省土药已经禁运也”，“吃食鸦片从严限制也”，所以希望海牙国际鸦片会议能够 “主持公论，照约禁运，则闽省脱离黑籍，皆出自仁人之赐也”。该信是否寄出不得而知，但是联名写作此信，对于动员闽地士绅民众参与禁毒运动，无疑有推动作用。 这封信也体现了作为地方禁毒组织的福建去毒社，意欲乘国际禁毒会议之机会，停止印度鸦片出口入闽，推动闽省禁毒运动的开展。福建去毒社的这一行动也折射出民初官方与民间禁毒组织在禁毒事务上步调的不一致，官方碍于中外条约，不能遽然停止印土入华，也因此难以满足民间禁毒组织更为激进的禁毒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彼时中国民间禁毒组织没有参加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但是荷兰和英国皆有民间禁毒组织参加会议。1911年12月13日，大会第七次会议开始，荷兰和英国的民间禁毒组织请求发言，获得大会同意。荷兰民间组织代表简短发言后，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主席马修·多兹沃思（ Mattew Dodsworth）爵士作了精彩演说声援英国与会代表。荷兰和英国的民间禁毒组织参加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并发言，声援本国与会代表的做法，为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参加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做了表率。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众希望政府能涤荡瑕秽，一雪前朝之耻，其中厉行烟禁是其着力吁请的内容。民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央政府无力迅速建立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许多地区一度被控制住的烟毒又死灰复燃。见此情形，一些民间禁毒组织奋起奔呼。成立于清季的民间禁毒组织或延续到民初，或有所发展，更有新民间禁毒组织成立。如福建去毒社继续存在，并活动到1921年才告解散。1913年3月，在万国改良会的组织下，各都督所派代表赴京召开全国禁烟会，成立了中华民国禁烟联合会，该会也因此成为半官方性质的组织。随后新成立的民间禁毒组织中较为重要者，是分别于1918年和1924年成立的北京万国拒土会和中华国民拒毒会。

 

　　较之清末民间禁毒组织，民初北京万国拒土会等民间禁毒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有所扩大。1913年7月，中华民国禁烟联合会派出章遹骏等人作为中国民间禁毒的代表远赴英国，面见英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等人，呼吁英国政府取消中英《十年禁烟协定》。而1918年由英国传教士韩济京（William H. G. Aspland）等人在北京组织成立的万国拒土会，也发挥了较清末民间禁毒组织更大的影响力。该组织的成立，缘起于轰动一时的上海存土风波。中英于1911年续订的《十年禁烟协定》将于1917年到期，到期之前，外商在上海大批囤积烟土。北洋政府起初意欲收买转售，借此平息外商所施加的压力，又可从中敛财。此举激起民众强烈抗议，众多民间禁毒团体也因此成立，以团结起来反对北洋政府这一举措。北京万国拒土会正是在此情形下成立的。在北京万国拒土会等民间组织的强烈反对下，北洋政府碍于社会压力，没有将上海存土出售或做他用，而是将其焚毁。浦东焚土后不久，上海存土风波期间成立的一些民间禁毒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万国拒土会，随后京沪两地的万国拒土会达成协议，视北京万国拒土会为总部。而后其他地区分会，如福建分会和昆山分会也陆续成立。

 

　　虽然万国拒土会是民初重要的全国性民间禁毒组织，但它在开展禁烟运动时有所受限。 除了因为它只是名义上的全国性禁毒组织，对各分会不具有实质性领导，还因为它和丁义华所创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相似，都是外国人在华所办民间组织。虽然其成员多为中国人，且注意拉拢中国政要，但是其领导权仍在外国人手里。在民族主义禁烟话语日益彰显的清末民初，其在开展活动时难免遇到一些阻碍。此外，万国拒土会和清季民间禁毒组织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一种 “独立” 的姿态来批评彼时中国的毒品泛滥，而后者是辅助地方政府推行禁政的精英团体。万国拒土会的性质致使它难免和政府存在明显的张力，也经常产生抵牾。

 

　　彼时民间禁毒组织规模和影响力扩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国际禁毒运动的刺激和推动。前文述及，万国改良会于1895年在华盛顿成立，对中国的鸦片问题早有关注。该会会员不仅积极游说美国等国政府，推动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还于1908年派丁义华前往天津组织成立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万国改良会和万国拒土会的主要领导者都是外国基督徒，在华从事禁毒活动之前曾参与国际禁毒事业。彼时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与国际禁毒运动相互呼应，相互影响。早在国际联盟成立之前，万国拒土会即展开游说，希望诸国将毒品管制加入即将达成的和平条约。待至国联成立，万国拒土会继续开展类似活动。1921年2月21日，万国拒土会致函国联行政院，请其限制印度的鸦片生产，以降低全球麻醉品过量生产和贩卖造成的危害。在万国拒土会看来，禁毒条款被写入《凡尔赛和约》、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开展相关活动，该会都做出了一定贡献。1921年，万国拒土会在其报告书中称：“……本会不无微劳焉，由此观之，本会可不昂首长鸣欤。”万国拒土会与国际联盟的沟通，对彼时中国民间禁毒运动而言是一种鼓舞。

 

　　民初民间禁毒组织影响力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国际主义的日益发展。威廉·麦卡利斯特（William McAllister）在其研究中指出，国际主义的盛行推动了20世纪初期的国际禁毒运动。日益盛行的国际主义使中国民间禁毒组织与其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络更为密切。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后期，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即派员前往汕、沪等处，与当地基督徒交流。该会还曾邮寄文件给《万国公报》，请其刊载，以宣传禁烟。斯蒂芬·里姆纳（Steffen Rimner）在其近著中分析了鸦片何以在20世纪初期的亚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在此过程中，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城市精英等群体所结成的社交网络对于形塑这一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英东力除鸦片贸易会与中国国内民间禁毒运动联络的史实，为里姆纳的论断做了注脚。到20世纪初期，这些跨国民间禁毒合作随着传教士等群体的加速流动而变得更为密切。前述上海基督徒除烟会由传教士成立，万国改良会在华成立支会，万国拒土会主要由传教士领导，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彼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也促使民间禁毒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赓续了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禁烟协定，继续履行协定内容。但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军阀割据一方，征收鸦片税成为军阀敛财养兵的手段，许多地区的罂粟种植也死灰复燃。1918年万国拒土会的成立，除了受上海存土案的刺激，更因为1916年之后国内罂粟种植反弹和鸦片滥售滥用严重。毒情持续恶化，北洋政府却对全国缺乏有效统治 无法厉行烟禁。逮至1920年代，国内战事尤殷，政府更是无暇顾及禁毒事务。在此情形下，民众也就更加团结起来，开展民间禁毒活动，一方面敦促政府严厉禁毒；另一方面联络国际力量，如一直呼吁禁毒的传教士群体，促进国际禁毒合作。

 

　　万国改良会和万国拒土会等民间禁毒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民间禁毒运动的开展，但也面临一些困境。小爱德华·斯莱克在其研究中指出，万国拒土会成立后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用英文印发宣传文件，导致受众有限，禁毒宣传效果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对万国拒土会开展禁毒运动影响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其主要领导者是外国人而非中国人。20世纪初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至20年代还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这对于以外国人为主要领导者的万国拒土会而言，无疑是不利的。这种趋向也就使以国人为主要领导者的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成立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当时其他的民间组织，如近代医学团体从博医会至中华医学会的嬗变。

 

　　中华国民拒毒会是在呼吁北洋政府参与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背景下成立的。1924年8月5日，为了声援中国政府参加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教育改进会、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医学会和青年全国协会6个团体在沪组织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它取代万国拒土会成为民间禁毒组织领导者，并发展成为192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禁毒组织。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分两届召开，从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北洋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 驻英代办朱兆莘和驻荷公使王广圻为中国代表参会。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前，中华国民拒毒会派蔡元培、伍连德和顾子仁3人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顾子仁向中国代表团出示了代表4663979名中国市民的4265个公共机构签名的请愿书。会议期间，顾子仁曾多次联络施肇基。他在11月12日致施肇基的信函中称该会已经扩展到中国的24个省，600个城市的30万人已经保证为铲除鸦片贡献力量。11月15日，顾子仁又致函施肇基，并请他将该函在大会上公开。该函要内容，是呼吁与会列强尽快停止其在亚洲属地上准许鸦片吸食的政策。当日，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届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向大会公开了顾子仁的信函。施肇基报告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开展禁毒活动的情况，以证明中国正在勠力禁毒，而非多国代表所指责的那样怠于禁政。

 

　　中华国民拒毒会派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并且和中国官方与会代表施肇基等人多有联络，推动了中国国内民间禁毒运动的开展。各民间禁毒组织也继续先前的做法，敦促政府厉行禁政。万国拒土会经常在搜集到某地毒品泛滥的信息后询问该地政府，地方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或有回复。在给万国拒土会的复函中，直隶省省长王承斌把直隶省毒品滥用严重的原因归结为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和红白丸等外国精制毒品的涌入，并且指出禁烟愈严，这些精制毒品愈是泛滥。这番解释被施肇基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陈述时引用，据以说明中国当前毒品滥用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欧美国家所制吗啡等毒品流入中国，以此反驳英国等国代表对中国毒品滥用问题的指责。施肇基在报告中还强调，当前中国公众舆论比十年禁烟期间（1907—1917）更为强烈地谴责鸦片吸食，认为它对吸食者的道德和身体都有损害。而中国政府正是在 “开明民众舆论的帮助下” 取得了十年禁烟期间的成果。在解释中国开展禁毒的困难时，施肇基还摘录引用了万国拒土会出版物中的内容作为论据。

 

　　彼时中国各家报刊，包括外国人在华所办英文报刊，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持续报道和评论，在民众中起到了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也因此对民间禁毒运动有所推动 会议召开之前，有报刊登载文章，称国际联盟有人事前委托公私团体在华搜集烟禁废弛之情，因此呼吁“所望国内人士对此早事注意，上下努力，以期弭患无形，勿坠国际上之声誉也”。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期间，中国因为烟毒泛滥而备受指责，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愈发觉得中国有必要厉行禁政。1925年2月，美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因不满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上英国代表的提案而陆续退出会议。国内报刊对英国等列强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而无意于严厉禁毒的行为多有指责。如《共进》杂志刊文称英国 “锣鼓一响，帘幕一揭，就扮演出不合人道公理的恶剧来”。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后，下一届国际禁毒大会拟于1929年召开，中华国民拒毒会也因此 “拟照五年内事业进行计划，依次举办，期于会议前获有相当成绩，以便对付”。该会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代表的民间禁毒组织和逐渐加强统治并且意欲鸦片专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渐深，并最终导致了中华国民拒毒会于1937年解散。

 

 

　　20世纪初期，以上海万国禁烟会、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为主要标志的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间禁毒组织多为地方性组织，或为旧式民间绅民自治性质，或为传教士成立的区域性禁毒团体。作为国际禁毒体系开端的万国禁烟会在沪召开，各民间禁毒组织多派代表赴会观摩，虽不能在大会上发言，但是和中国及他国官方与会代表的沟通交流，对于国内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大有帮助。因路途遥远且时局动荡，民间禁毒组织未直接参加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但是福建去毒社借联名书信直接联络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的尝试表明，虽在政权鼎革之际，国际禁毒大会的召开依然对国内民间禁毒组织有所鼓舞和动员。逮至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彼时民间禁毒组织的代表中华国民拒毒会派出顾子仁等3位成员远赴日内瓦参加大会。中华国民拒毒会的代表不仅和中国官方与会代表频频接触，以为策应，还在第二届会议上发言，达到了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参与国际禁毒活动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际禁毒会议对中国民间禁毒运动的推动，和彼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也有密切关系。万国禁烟会筹备和召开之时，包含禁毒运动的清末新政正在推行。彼时政府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禁政，但对其有所限制，旧有基层自治式的民间禁毒有了更多的官方介入。民初百废待兴，但改革之态昙花一现，到袁世凯去世后政局更为分裂，军阀混战，战事频仍，因此，民间组织能更多地参与禁毒事务。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民间禁毒运动中，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力量仍然占据重要地位。随着 20 世纪初期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民间禁毒组织也被 “民族主义化” 和 “去殖民化”，中华国民拒毒会逐渐取代万国拒土会成为民间禁毒运动的领导即是表征。

 

　　以20世纪初期的国际禁毒会议为代表的国际禁毒运动推动了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但是这种推动不是单线条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曲折和多维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禁毒运动和民间禁毒组织二者之间存在民族国家这一实体。三方之间的动态多维互动形塑了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影响。这也是为何民间禁毒组织在清末至民初的不同历史阶段内，对国内禁政的影响有所不同。国际禁毒会议是官方性质的活动，以其为代表的国际禁毒运动对民间禁毒组织既有直接影响，也有经由民族国家传递的间接影响，但大体而言，彼时国际禁毒运动和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呈现一种西鸣东应、互相促进的态势。

 

　　［黄运，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