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随着印度鸦片贩运至华数量的激增，针对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英国，以贵格会教派为首的教士，联合传教士、改革者、医药行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创办报刊、散发传单、集会演讲等方式，自下而上游说议会组成专门的调查人员开展国际毒品调查，请愿终止罪恶的鸦片贸易议会决议。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在其中扮演“调查者”的角色，它的产生既是“英国文明运动”的产物，也反映传教士群体呼吁道德教化、参与政治运动以期改良社会的诉求，为尔后禁毒合作的建立提供组织框架和调查范式。但是，调查的最终结果反映出道德救赎让位于经济利益，大英帝国维护其殖民统治现实体系的利益需求。

　　

　　关键词：英东反鸦片会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 英国国际禁毒史

　　1874年，贵格会（Quakers）组织了一场反鸦片运动讲座，提出在报刊上刊登一则鼓励反鸦片运动的新闻，将提供2000英镑的奖金。弗雷德里克·斯托斯·特纳（FrederickStorrsTurner）发表一篇题为《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赢得此次奖项。随后，传教士联合多方势力，组建英东反鸦片会，以《中国之友》为主要舆论发声阵地，将其作为沟通中国、英国和印度的民间桥梁，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借此，以传教士团体为领导核心的反鸦片组织，以承担道德教化为使命，开始频繁活跃在国际禁毒活动的舞台上。尤其是1893年，传教士联合多维力量，从道德劝说到参与国际鸦片调查的政治活动，推动跨国调查组织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RoyalOpiumCommission）的组建。西方学者对英国毒品政策史、传教士参与国际禁毒运动的考察成果丰硕。其中，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与国际毒品调查运动的研究，或是简要说明，或是考察皇家鸦片调查与印度鸦片政策间的关系，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在华调研活动的始末，以及与国际毒品问题运动调查之间的互动，尚付阙如。学者多将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视为现代国际禁毒体系的开端，却忽视了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夕，英国、美国也曾对中国的鸦片问题进行大量细致的摸索。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英国于1893年组建的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所开展的国际合作模式、调查方式奠定了现代毒品调查跨国合作模式的基础。

　　

　　本文以1893—1895年的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还原传教士团体、英国议会、医药行会和殖民政府等多方势力参与19世纪反鸦片运动的历史现场，廓清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政治作用，探讨国际毒品合作调查机制的起源。基于原始档案、调查报告、中英文报刊等多种文献资料，钩沉英国“积极”发动反鸦片运动，且“主动”转变态度投身于国际禁毒体系建设背后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动因，以期深化国际禁毒史研究。

　　

　　一、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和组建

　　19世纪的英国启动药物改革，1868年议会通过《药物和毒物法》（PharmacyAct，1868）制度化管理专利药物，唤醒民众对鸦片毒性的认知。该项法案是英国第一部规范有毒物质的种类、药物成分、销售地点和购买渠道的药物法案，同时借以提升专业医师和药剂师对鸦片专卖权的掌控权。

　　

　　187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一股新兴的改革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以贵格会为首的教士率先发起一系列改革运动，如禁酒运动、女性运动等，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也相继加入改革运动中。自1840年起，英国零星出现反鸦片的声音。随着改革运动的兴起，大量支持反鸦片主义者的请愿书上呈至议会。他们收到来自中国传教士的报告，报告里提及中国人将外国鸦片、吸食鸦片和传教士以及他们的信息联系在一起，导致传教活动无法施展，传教士们为此感到沮丧。英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鸦片呼声逐渐引起议会的注意。

　　

　　与此同时，印度的鸦片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引发英属印度政府的担忧。英属印度政府颁布法令，严令控制殖民地滥用鸦片。1878年，英属印度政府颁布《鸦片通用法》为管制印度鸦片使用奠定了法制基础。该法案规定对以下四种持有或使用鸦片行为进行管制：（1）鸦片种植；（2）鸦片运输；（3）进出口鸦片；（4）在售鸦片。如此一来，英属印度政府直接把控鸦片的生产权和销售权。1891年，英属印度政府面临高额的税收压力，不堪重负，致信女王，请求组建一个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印度鸦片问题。

　　

　　1891年，兼任英东反鸦片会主席的下议院议员约瑟夫·帕斯（JosephPease）爵士，从道德方面痛陈鸦片是道德沦丧、犯罪频发的源头，有违大英帝国传播世界基督教的“国家形象”。在经济方面，他强烈要求英国政府清醒认知鸦片税收利益日益减少，“英属印度政府不得不面临鸦片税收逐年减少的现实处境”，呼吁以此为契机管制“鸦片交易”，限制鸦片种植和销售执照的发放。议员马克·斯图尔特（MarkStewart）亦表示同意。该项草案最终以160张赞成票力压130张反对票，赢得支持。遗憾的是，帕斯仅仅口头表达自己的意见，未引起议会足够重视，此项草案未形成议会决议。尽管罗伯特·福勒爵士（SirRobertFowler）稍后试图向议会提请修正案，呼吁政府弥补印度因反对鸦片贸易带来的财政损失，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

　　

　　1892年，自由党领导人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在大选中获胜，为以英东反鸦片会为代表的禁鸦片支持者“发声”提供了契机。1892年11月，英东反鸦片会总理事会向格莱斯顿政府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ofState）金巴利伯爵（EarlofKimberley）呈递请愿书，提及1891年议会决议，以及英国反鸦片呼声日益高涨的现状，甚至引用首相格莱斯顿在竞选时终止罪恶的鸦片贸易的“诚挚”许诺。他们建议停止孟加拉鸦片垄断专权、停止从孟买进口麻洼鸦片、终止印度税务鸦片自由买卖权，仅许可药用鸦片在印度流通。

　　

　　1893年6月30日，英东反鸦片会成员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b）爵士再次在议会中谈到1891年议会有关印度鸦片税收的争论，向议会提议委派一组调查员研究和调查印度的三个问题：如何改革印度的军事和民事支出；如何更好地开发和使用印度资源；如果在印度开展禁烟运动，英国财政部如何弥补此项财政亏空。至于中国的鸦片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鸦片主要源于自种鸦片，与英国和印度无太大干系。中国的鸦片走私问题，类似于英国的酗酒问题，与其管制鸦片走私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解决酗酒问题。约翰逊·帕斯也在稍后的辩论中提到鸦片给印度带来的危害：鸦片导致大量儿童死亡；鸦片引发高犯罪率；鸦片导致谋杀率上升；大量的医师医治鸦片沾染上成瘾症；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摆脱鸦片成瘾症者。在此次辩论中，阿尔弗雷德爵士强调，“现在英国财政部弥补印度政府财政亏损的唯一方式就是反对鸦片走私”。

　　

　　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政府最终决定，由议会委派一组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调查亚洲鸦片问题。调查伊始，议会和调查委员会成员就提出最终调查结果一定要维护英国的立场。为赢得更多的议员支持，稳定印度和中国的舆情，格莱斯顿“偷换”议案中的部分概念以平息民众情绪。例如，两个提案最明显的区别是，格莱斯顿用“是否”（whether）代替韦伯提案中的“什么”（what），使议案的语气更加模棱两可。格莱斯顿的提案以184∶105的压倒性优势获得议会的支持。议会最终决定组建一个鸦片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围绕以下六点展开调查。

　　

　　（1）除药用外，英属印度地区的罂粟种植，以及鸦片销售是否应该禁止，是否会对印度本土地区产生影响。

　　

　　（2）如何定义通过英国管辖地输送的鸦片，以及现在土邦对其进行的安排，是否应该公正地终止这一贸易。

　　

　　（3）印度停止鸦片的销售和进口的财政影响：（a）赔偿额；（b）采取必要行动的花费；（c）税收损失。

　　

　　（4）是否应在目前的系统中对全面禁止进行任何改变，以规范和限制鸦片走私，从中增加收入。

　　

　　（5）不同种族人群对鸦片的消费以及印度不同地区的鸦片消费，这种鸦片消费模式对当地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影响。

　　

　　（6）不同状态下印度人的不同品性：（a）非药用状态下的；（b）他们愿意承担禁鸦片运动造成的花费。

　　

　　相较于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提案，格莱斯顿的提案进一步模糊此次鸦片调查之行的目的，忽略1891年提案中涉及的印度鸦片税收问题和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这两项提议，增加经济补偿问题，进一步强调由印度承担禁鸦片带来的损失，以及此举可能给印度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英国组建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消息传到中国，英国在华记者约瑟夫·G.亚历山大（JosephG.Alexander）曾就此事采访过李鸿章。李鸿章曾就调查委员会的成立痛斥道“英国此举实属荒谬，世人皆知鸦片毒瘤”。

　　

　　经过谨慎商讨，鸦片委员会最终决定委派九个人组成鸦片调查委员会。九人中有七名成员是英国人，另外两名成员则是印度人。委员会主席由自由党人议员巴拉西（ThomasBrassey）爵士担任。事实上，他对海军、薪酬和劳工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对于印度问题一无所知。在1886年选举中，他被授予巴拉西男爵。印度事务大臣金巴利伯爵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Lansdowne）勋爵的一封信中总结巴拉西的特点：“我希望你对我们提名巴拉西担任鸦片委员会主席感到满意。他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但他勤劳、善良、公正。我们可以依赖他的公正性，这也是此类调查中最重要的品质。经过对名单进行仔细的审查，总体而言，他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另外两位由政府任命的官员阿瑟·范肖（ArthurFanshawe）和詹姆斯·布罗德伍德·莱尔爵士（SirJamesBroadwoodLyall）是坚定的鸦片贸易保护者。阿瑟·范肖出生于埃克塞特，1871年起担任孟加拉地区公职，1882年起开始担任孟买邮电部部长，1888年起开始在英属印度政府任职，1889年担任印度邮电局局长。莱尔于1892年从旁遮普退休。

　　

　　有两位支持反鸦片运动的委员会成员亨利·威尔逊（HenryWilson）和阿瑟·帕斯（ArthurPease）。前者是一位激进的自由党派人员，出生于诺丁汉的一个新教徒家中。自1885年起，威尔逊开始担任姆弗斯（Holmfirth）的自由党议员，长期致力于宗教自由和社会改革运动。

　　

　　罗伯特·格雷·布雷姆爵士（SirRobertGrayCornishMowbray）是位来自兰开夏郡的保守党议员。印度政务次官乔治·鲁塞尔（GeorgeRussell）曾经在一封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的信中如此写道：“布雷姆堪称委员会的‘外交官’。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虽然他不是十分聪明，但是足以胜任各项工作。”

　　

　　还有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内科医生威廉姆·罗伯特（WilliamRobert），他是19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临床医师之一。罗伯特于1889年从曼彻斯特迁居到伦敦，从此开始在伦敦执教。在一封致金巴利伯爵的信中，一位同事曾经如此评价道：“他是一位认真又严谨的科学家，客观而中立地对待所有事务，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调查当中，不遗余力地找寻真相，从事实中推导出结论。”

　　

　　检视调查人员的籍贯、个人经历和工作背景，可以发现，他们具有共同的特质，如所有人员全部是公职人员，以保证成员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为委员会其他成员提供无偿服务。其次，调查组成员都接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以确保所有被任命的人员都有经年的工作经验证明他们能应付复杂的问题。

　　

　　为配合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印度政府已经通过各级当地政府部门提前在加尔各答以及其他地区安排好受访者。这些受访者主要有以下几类：（a）选取的官方受访者需要了解印度罂粟种植的程度、生产范围，以及税收体系、财政收入和管理措施等。

　　

　　（b）选取来自印度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官员。这些官员要有相关的鸦片使用经历；职业是公务员或者军人；具备相关管理经验；或从事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c）选取民间士绅，无论是印度土着还是欧洲人，从不同角度呈现观点和例证。这些例证可能源于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可能代表不同群体的声音。

　　

　　调查委员会的筹建回应英国民众的呼声，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追求鸦片真相的诉求。在调查问卷设计方面，问题涉及广泛，涵盖鸦片种植、吸食等方面。在调查地域选取上，既选择英国本土，又涵盖印度和中国。在人员配置上，议会选取倡导反鸦片人士、自由党议员，英属印度官员等，以保证结果的相对公平。

　　

　　二、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开展

　　此次调查中，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涉及人数众多，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展开。其中，466名是印度或者中国人，257名是欧洲人。自1893年10月起至1894年2月22日，委员会成员先后在英国本土、印度和中国等地开展了为期76天的调研。

　　

　　（一）英国本土调查工作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委员会组建前期于1893年9月8日至16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举行为期一周的面谈。在此期间，没有印度人加入访谈当中。委员会访谈了一些在印度工作的传教士和曾来华工作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及商人。《泰晤士报》详细地报道会议前三天的商讨进程。第一册会议报告迅速刊登出来，委员会在伦敦一共采访39人，其中17位受访者是传教士。3位医学传教士认为使用鸦片对身体有害，主张禁止将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4位医生中有3位医生声称适度吸食鸦片的危害不仅微乎其微，而且鸦片还是治疗痢疾的良药。其中一位政府公职人员坚持认为鸦片的负面作用被夸大。贵格会随后针对该次会谈作出评论，“委员会上月召开的鸦片问题研讨会的报告有失公允，他们几乎对阿瑟·帕斯和威尔逊对中国的论述漠不关心”。

　　

　　（二）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印度之旅

　　1893年11月18日至次年2月22日是调查的第二阶段。在委员会抵达加尔各答之前，印度政府和官员安排的大量的受访者已然等候多时。受访者提供的证据显示，他们将多方面全方位地讨论鸦片问题，并于年底提交最终结果。在访问缅甸的成员返回后不久，委员会再次汇合，自1894年1月2日赴印度地区（upperIndian）。2月初，委员会再次分头行动。一队前往印多尔（Indore），另一队则前往阿默达巴德（Ahmadabad）。调查中期，委员会再次整合参与调查人员。查尔斯·伯纳德爵士（SirCharlesBernard）担任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秘书（Secretary），因故被召回印度。休伊特（J.P.Hewe-tt）接替查尔斯·伯纳德爵士的职位，和委员会一起回到英格兰。在他们返程途中，休伊特再次被召回印度。接着，英属印度政府公职人员杰沃西·阿塞尔斯坦尼·贝恩斯（JervoiseAthelstaneBaines）继任他的职位。在离开印度之前，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小组会议，商定拟稿事宜。经过仔细商讨，委员会成员于1894年2月在孟买集合，开始着手起草他们的报告。

　　

　　在印度调查期间，委员会访问了723名证人，其中包括55名当地医务人员、74名欧洲官员、47名传教士、89名土着官员和57名地主。在印度调查期间，委员会的证人是由印度政府选拔出来的。他们非常清楚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希望民众能够提供支持政府立场的言论。因此，有些人“肆无忌惮地选择证人……但每个人都知道无所不能的政府想要什么样的证据时，只有某些非常勇敢的人……将公开会议内容，提供反对政府意愿的证据”。

　　

　　委员会在印度向专业的医师询问服用鸦片带来的后果。在访问中，委员会采访了82名官方医务人员、34名独立执业医师和14名传教医生。官方医务人员虽然附属于印度军队，但在非战争时期，大部分人都在城镇里以医务人员的身份独立执业。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在听证会上的科学证据都含糊不清，缺乏精确性。听证会的主题是讨论医疗用途以外的服用鸦片习惯。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大部分证人显然更倾向将它们掺杂在一起论述。威廉·摩尔（WilliamMoore）爵士曾任印度鸦片种植地的医务官员，后晋升为孟买管辖区的外科医生将军。他的结论是“吸鸦片实际上是无害的，饮用鸦片酊不仅无害，而且在很多案例中显示大有裨益”，习惯性鸦片食用者“前所未有的健康”。当被问到“考虑到鸦片的功效时，你认为它益大于害还是害大于益呢？”他回答道：“它比酒精更有益。”

　　

　　医生曾就鸦片是否可以预防感冒、医治疟疾等问题展开争论。外科医生赖斯少将（Surg-eonMajor-GeneralRice）谈及鸦片的药用价值，认为鸦片是对疟疾环境常见疼痛的安抚剂。鸦片更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一种保护性机制。“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治疗间歇性发热的方法可！以替代它。”医生哈维（Dr.Harvey）说道，鸦片通过其产生的持续力量成为一种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外科医生中尉奥布莱恩（SurgeonLieutenant-ColoelOBrien）认为：“我的经验足以证明鸦片可以治疗发热。在很多情况下，鸦片正好可以弥补奎宁的不足之处。”他曾用鸦片治疗失眠。外科医生珀斯中校（BrigadeSurgeonLieutenant-ColonelPurves）认为身患疟疾的人将鸦片视为治愈疾病的万灵药。在医生看来，鸦片可以帮助病人缓和发热症状以及其他由疟疾所引发的并发症，如风湿症。同印度官方呈现的证据恰恰相反，中国的医学证据显示鸦片无法医治疟疾，在华医学传教士马雅各（JamesLaidlawMaxwell）在伦敦接受访问时曾经说道：“台湾大概是中国南部疟疾肆虐最为严重的地区，有些病人患有疟疾，过去十年，我从未在台湾听说中国人用鸦片来预防发热。”

　　

　　（三）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中国之旅

　　调查报告的第五卷刊载调查人员在中国所搜集到的证据。关于中国的调查，委员会主要通过向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和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海峡殖民地发放调查问卷、现场采访等方式，要求参与调查人员要调查“东方种族中最聪明、最值得信赖的绅士，以及特别熟悉中国和其他亚洲鸦片消费者的官员、医护人员、商人等”。

　　

　　委员会在中国一共调查178人，其中34名领事、16名中国人、47名医生（包括传教士）、37名商人和44名传教士。在华的英国政府官员甚至否认鸦片的危害性。在中国居住长达17年之久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在回答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提问时，指责反鸦片协会混淆事实，鼓吹《天津条约》合法化鸦片贸易的好处，指摘反鸦片协会抹黑英帝国形象。此外，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认为：“早在英国从事鸦片贸易之前，鸦片已经传入中国。”“不幸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总是被提起。”但他认为“战争是缘于中国人的傲慢和不公正，完全忽视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威妥玛说：“我们与中国的认知偏差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好处。”由此可见，英国的上层阶级仍然希望英国通过控制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攫取大量的税收以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秩序。

　　

　　委员会访谈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证人是鸦片商人唐纳德·马西森（DonaldMatheson），他曾在中国居住数十年，长期供职于从事鸦片交易的怡和洋行。作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唐纳德却是英东反鸦片会的会员，积极参与英国的禁毒运动。他公开告诉委员会，他赞成结束他的许多亲朋好友赖以生存的鸦片贸易。“他平和地告诉委员会他的良心使他不再能够继续从事这项业务。怡和洋行的利润主要来自对中国人民的荼毒。因为良知的唤醒，他放弃自己在这项业务中的职位，即使他至今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人。”

　　

　　相对于印度鸦片药用和医用调查的争论，委员会对中国的调查工作主要是通过传教士间接完成的。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向下议院直陈道：“中国人普遍认为吸食鸦片有违道义，这种感觉在那些沉迷于它的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他们会有罪恶感和羞耻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认为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是无害的；事实上，鸦片虽然现在不再是违禁品，但是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英国都是极具伤害性的。尤为明显的是，中国人民怀疑和不喜欢外国人，我们经常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怀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从印度进口的鸦片不是作为药剂，而是用于治疗。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鸦片贸易完全不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

　　

　　综上可以看出，来华的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普遍认为鸦片严重危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这种危害渗透到社会肌理。

　　

　　然而，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英属印度的鸦片通常是适度使用，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过度使用，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毫无疑问，适度是一个相对术语，针对每个消费者来说各有差异。在一些地方，以及社区的某些阶层中，鸦片使用可能存在过度倾向。但是，从广泛的调查结果来看，委员会得出与其在中国调查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对鸦片的普遍使用感到满意，大多数时候被描述为温和的，没有产生有害后果。在这些参与调查的许多地方，沉迷鸦片的人数只占整个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种习惯不会导致身体和道德的恶化。”

　　

　　与中国相关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印度鸦片不仅不会对中国人造成危害，甚至有利于健康，因而无须禁止鸦片贸易。譬如，最终报告中，印度调查员达尔彭加王公巴赫德爵士（Hon.MaharajaofDarbhanga）向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拉西发送电报：“首先，除非中国人愿意主动参与禁烟活动，无须终止中英鸦片贸易。如果只是一味禁止，就会牺牲掉大量的税收，还会引发政府的抱怨，百害而无一利。只有中国政府真正认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罪恶。其次，尚无明确证据表明非医用的鸦片的成瘾性特征，这些鸦片通常被当作一种无害的刺激物，因而不能剥夺那些使用这些药物的人的权利。印度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权管制鸦片滥用。”

　　

　　作为调查委员会中唯一的权威医生，威廉·罗伯特（WilliamRobert）的观点对调查报告的最终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罗伯特在最终报告中总结道，鸦片使用一般都是有益的，这种习惯广泛传播，而且鸦片中的一种成分能够治愈“疟疾”。这位医生根据其在印度的短暂调查经历总结道：“鸦片消费可以刺激和恢复人类本性，而且这种消费随处可见，因为它们满足某种人类本性的深刻本能。”他认为服用鸦片的感受因地而异。服用鸦片与食用印度槟榔和大麻、可可、酒精、烟草、茶、咖啡并无本质区别。罗伯特还宣称，这些物质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个体，甚至全部阶层的人”都应该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但是学者温瑟在他的着作中批评道，宣布一种行为或药物无害，不能证明它一定会有益于身心健康。

　　

　　在选取鸦片调查地区上，英国禁烟社团为获得公开透明的取证结果，试图干预选举人员。禁烟领导人对委员会对于调查地的选择颇为不满。为了跟踪委员会的调查进程、调查对象和取证地区，伦敦多个禁烟社团的代表向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公开鸦片调查的真相，同时要求政府出具相关报告解释说明调查报告。在印度使用这种药物是“印度鸦片使用数量较少，其使用总量仅占全部药物用量的1/12，但是会影响道德声誉”。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政府”从毒品制造和商业中获得收入，危害中国人民和海峡殖民地民众。如果英国人中的大多数人想要结束印度的鸦片贩运，就没有必要任命一个委员会，而是需要为印度政府寻求不同的收入以代替鸦片税收从而维系大英帝国的统治。该声明直指“与印度有关的信息，除了官方单方面报道，民众无法获知其他信息源”。

　　

　　三、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引发的争议

　　1895年6月4日，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正式向公众刊出。七卷报告一经发布就引发来自参与调查人员、在华传教士以及议会内部的多方质疑，并在英国掀起一股舆论的热潮。

　　

　　（一）调查员亨利·威尔逊的质疑

　　早在1895年4月，委员会正式批准同意印度仍旧实行鸦片贸易制度，但是参与调查的反鸦片运动倡导者亨利·威尔逊拒绝在决议上签字。随即，他发布报告反驳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指责参与受访者出于经济利益而不是事实。此外，在华传教士富世德与140多位禁烟运动改革者联名上书驳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除亨利·威尔逊以外，其他议员均签署同意议定书。该委员会最初的调查目的主要为是否结束远东地区的鸦片出口贸易；除医疗用途外，是否应该禁止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消费。该报告认为禁鸦片主义者宣称的鸦片贸易对印度造成的伤害子虚乌有。而且，它声称亚洲的鸦片使用类似于欧洲的酗酒，鸦片对亚洲人无任何害处，中国人对鸦片的声讨主要是基于商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对于英国反鸦片运动倡导者来说，这些证据无疑令他们感到意外，令他们心生沮丧，委员会对鸦片问题的讨论，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对英国公共健康问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亨利·威尔逊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陈述道，应该终止印度鸦片的罂粟种植和生产，以及鸦片的销售。他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a）尚无针对大地主和鸦片种植者终止鸦片种植进行补助的先例；尚无针对持有许可证的赔偿先例。

　　

　　（b）尚无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预防措施的花费，通常陈述（generalstatement）似乎过于夸张。

　　

　　（c）鸦片税收不断减少，常见的陈述虚夸现状。

　　

　　在最终版报告中的第274条，委员会也承认道，“我们没有仔细考量威尔逊的建议和批评”。威尔逊在附件中嘲讽委员会对此事的回应。尽管威尔逊曾致信主席巴拉西陈述应当终止中英鸦片贸易的看法，巴拉西向其暗示他也正有此意，然而，最终的报告结果令威尔逊大失所望。“我无法认同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其他四位同事对此事的观点。”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认为禁鸦片贸易的势力主要来自英国的改革家，印度土着人、民族主义者，以及东印度公司职员。至于出口至中国的鸦片，以及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印度鸦片对中国鸦片消费市场影响不大。印度鸦片生产量只占中国鸦片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其他的鸦片也不是来源于中国自产鸦片，而是来自波斯。委员会深信，如果大英帝国放弃鸦片贸易，那么由此产生的供给差额最终将会由中国自产鸦片以及波斯、奥斯曼帝国的鸦片取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民众反对售卖鸦片。驻华英国领事馆、民众普遍认为适度吸食鸦片是无害的……医学争论总体上与领事机构的意见一致。一些参与调查研究的医学传教士也声称鸦片不会成瘾。一位来自德国的医学传教士认为：“从我医治的病例来看，成千上万的瘾君子、吸食人员食用时逐渐增加其鸦片吸食量，但并不会危及身体健康。”

　　

　　（二）在华传教士富世德的批驳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出版后不久，世界基督教大会成员、在华传教士富世德先后在《教务杂志》《中国之友》上发表多篇禁烟贸易宣言。富世德在中国生活25年，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1898年，他结合在汉口的生活经历和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英国出版一部专着《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与提交给该委员会的中国证据的比较：审查和上诉》，从12个方面驳斥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上的谬误。在序言部分，他向公众强调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坎特伯雷主教约瑟夫·阿克（JosephArch）、英格兰教会的六位主教、禁鸦片运动倡导者、社会改革家和在华传教士等其他人员，共计148位知名人士签署此份请愿书。其中，签名者大多是禁鸦片运动的支持者，包括约瑟夫·G.亚历山大、唐纳德·马西森以及其他新教教徒、医生和议员等。

　　

　　富世德在请愿书中强调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没有显示的禁鸦片证据。在扉页上，他阐述道：“出版此部禁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不是为了探讨中英鸦片问题，也不是参与禁鸦片运动，而仅仅是揭露委员会已经发布的不实证据。”富世德从两方面论述自己的观点：“首先，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迎合英国反对印度鸦片贸易的主流观点。其次，目前来看，医学上，大多数人仍认为适度地使用鸦片并不会对人的身心造成伤害。但是如何定义这种适度的标准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

　　

　　在序言中，富世德引用索尔兹伯里（RobertArthurTalbotGascoyneCecil）侯爵的话来阐释英国对华政策，“如果公众询问我们对华贸易政策，我的答案简单明了，英国是为了维护中华帝国，防止它陷入混沌废墟，诚邀它进行改革，给予它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援助，完善其防御，促使其商业繁荣。通过此番举措，我们将帮助中华帝国发展其事业”。约书亚·郎特里（JoshuaRowntree）如此评论道：“富世德在中国维护大英帝国的良好声誉。”

　　

　　富世德引用张之洞的《劝学篇》阐明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批驳英国支持中国鸦片贸易者的言论：悲哉！洋烟之危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材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对于如何解救中国，富世德提出改革方案：“如果英国想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她希望拯救中华帝国免于沦为废墟，唯一的改革之道就是帮助其摆脱鸦片陋习，而改革的第一步则是撤离所有参与鸦片贸易的人。”富世德报告中引述“出口到中国和远东的鸦片远远大于印度消费的鸦片，其比例约为12∶1”。他表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委员会更应该关注中国，因为“对人类的重要性要高出12倍”。

　　

　　富世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依据委员会的证据批驳委员会阐释的论点。他从两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观点。首先，调查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几乎没有任何来自中国人的证据，报告中涉及中国的证据都来自在华传教士、旅行者，抑或领事。委员会没有和中国人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其次，英国民众希望英国驻华领事馆“停止”参与印度鸦片贸易活动。富世德指出，委员会收到大量中国呼吁停止从印度进口鸦片的证据，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医疗证人表示，几乎没有适度使用鸦片的情况，鸦片有害无疑。他还表示，这种不准确的描述使他“严重怀疑整个中国报告的可信度”。委员会报告指出，委员会没有亲自前往中国询问中国证人在中国使用鸦片的道德和身体影响，但他们在报告上却呈现中国证人的证词。富世德认为，仔细检查证据将有助于支持其中一位委员会中的少数派在报告中的陈述。富世德援引调查委员会成员亨利·威尔逊的陈述：“在我看来，我的同事们采用的报告更能分享精心辩护鸦片的观点。他们为东印度公司和印度政府的贸易辩护，而不是针对我们提交的问题的回答。”

　　

　　对于鸦片来源，他批驳报告中提及即便英国不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人会自产鸦片的说法毫无根据。他说，约瑟夫·帕斯委员在举行听证会的当天简要回复此问题，他引用戴蒙德（JonathanDymond）的《道德篇》，“我没有权利做错事情，如有误，皆他人过错”。威尔逊在他的议案中承认，无论有没有当局的许可，中国的鸦片销量都会增长，无人知晓中国人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限制其鸦片种植。关于鸦片的来源，至今尚无定论。学者凯瑟琳·迈耶（KathrynMeyer）和帕森（TerryM.Parssinen）将中国的鸦片屡禁不止的原因归结于走私商。鸦片走私在中国从未断绝，鸦片市场的存在是因为走私者利用国际法律体系的漏洞。这些鸦片走私者尤其擅长贿赂政府官员，甚至更善于利用非政府层面的合作来阻止执法工作。

　　

　　富世德质疑委员会从欧洲人，尤其是亚洲的欧洲政府官员那里收集有关鸦片的证据的可靠性。他认为委员会在搜集证据时，应当优先考虑当地人民的意见。他称赞威尔逊在收集亚洲人的证据方面的努力。威尔逊指出，早期英国政府官员大都谴责鸦片，然而近年来政府官员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引用东印度公司董事1817年致总督的一封信，信中声称鸦片是“一种有害药物”，认为“除严格用于药物外，我们应该完全禁止使用这种药物，我很乐意以同情心去做此事”。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显示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民众希望停止进口印度鸦片。而富世德则引用许多来自中国人的证词加以驳斥，指出中国人呼吁委员会停止鸦片贸易。广东衙门官员的儿子俞敬柏呼吁道：“勿开脱，英国应该帮助中国根除鸦片毒瘤。”他还引用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的一部分证词来佐证其观点，这些证词是由在中国居住25年或更长时间的传教士请愿共同上书至调查委员会的，富世德将其视为与委员会结论自相矛盾的证据。

　　

　　富世德极度不赞同中国的鸦片使用与英国的酒精滥用性质相同。为了反驳这一说法，他提到鸦片经常被用来自杀，但尚未发现服用酒精自杀者，除了一位赞成使用鸦片的人，所有参与调查取证的医生都认为，中国人常常用鸦片自杀。富世德在呼吁推翻委员会的结论和结束鸦片贸易的请愿书中陈述道，他认为中国不可能从目前的羸弱状态中觉醒，除非她能够摆脱鸦片毒瘤。英国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鸦片贸易引发的道德问题，最终确定这不是不道德的，而且使用鸦片引起的弊端很轻微。其他欧洲国家也会凭此借口试图进入鸦片贸易体系以攫取利润。更为可悲的是，英国有关鸦片贸易的愚蠢行为早已成为其代名词。

　　

　　此外，他反复强调委员会向民众公布的报告断章取义，调查结果只是为了支持委员会的最终结论。19世纪，在华传教士大都强烈谴责鸦片在华滥用，在论述中，富世德引用传教士阿什莫尔（Rev.W.Ashmore）的证词佐证，阿什莫尔在证词中论述鸦片带来的危害性、成瘾性以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情形。然而委员会片面截取阿什莫尔的证词，如“多年服用鸦片，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结果，其他人在身体和道德上的恶化表现效果一般”。

　　

　　富世德谴责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片面截取中国人的采访言论，他认为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沉重灾难远远比饥荒还要严重，上瘾者承受的苦痛比饿死还要多。他还进一步分析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呈现的中国人的证词，指出其与中国的鸦片流布现象完全相反。委员会在报告中故意引用一些不反对鸦片贸易的传教士的证词，从而“遮蔽”中国鸦片吸食者的真实状况。在对中国人的采访过程中，仅选取某些证词，故意忽视某些不利证词，且大部分受访者都是支持鸦片贸易的鸦片商人。

　　

　　在华长达25年的生活经历，使富世德更加熟知中国的鸦片泛滥情形。相较于帕斯和郎特里，富世德对传教士证据的分析更加客观而理性，尤其是富士德在论证中采纳大量商人的证词，而这些商人呈现的证据事实上与委员会最终提交的报告相悖。尽管与中国相关的报告中委员会没有采纳禁鸦片证人所呈现的任何一条不利证据，但是委员会的报告证据显示，印度出口至中国的鸦片数量是印度消费的12倍。在整个调查报告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比例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报告也彰显委员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譬如，在长达2200页的报告中，仅仅有350页论及中国鸦片问题。

　　

　　（三）来自议会的声音

　　与此同时，议会内部也针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展开争论。帕斯认为：“印度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用来支持反对鸦片运动的参与者。”约翰·埃利斯（JohnEllis）谴责道：“当我们的国家试图寻找真理的时候，这件事完全颠覆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则。”遗憾的是，鸦片委员会没有继续试图揭示事实真相。印度政府使用“误导性通告，预设性问答，流行性建议，过滤性审查，以及针对性证人”。约瑟夫·帕斯呼吁公众关注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他进一步指出，下议院已经收到1893年6月30日提案，印度政府继续执行减少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和销售的政策。1893年9月2日任命的皇家委员会调查与印度种植罂粟相关的问题，印度鸦片收入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委员会敦促印度政府在英属印度地区停止颁发种植罂粟和销售鸦片的许可证。除了满足合法的医疗用途需求，他们应该同时采取措施制止马尔洼鸦片成为英国的过境鸦片。

　　

　　其次，议员强烈批评委员会调查人员名单。约翰·埃利斯批评委员会人员安排上的问题，在修正案提出时，委员会的言论仅仅局限于对印度当局的看法以及委员会本身的程序上。而且他认为，仔细研究委员会出版的第七卷调查报告就可以发现，该委员会没有对谈话内容进行仔细的安排和梳理。英属印度政府向调查委员会发出指示，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员不要直接与皇家委员会秘书沟通。他诘问道：“如果英国委任一个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以防止他们的任何下属直接与委员会委员或委员会秘书打交道，那么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的意义何在？”

　　

　　其中，议员约书亚·郎特里的言论抨击最为激烈。他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并于1893年出版《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证据研究（1893—1894）》来反对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发行。自1886年起，约书亚·郎特里开始担任格莱斯顿自由党议员。在1892年离开议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贵格会思想的现代性诠释”。郎特里在该部专着的引言部分指出，“现在的人类无暇通读这五卷着作”。郎特里从两个方面批驳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首先，英属印度政府声称印度鸦片已然根除的证据尚待考证；其次，郎特里讨论印度鸦片种植以及中国可以自行终止鸦片贸易的声明，“这两份声明都是由负责任的政治家以官方身份制定和确认的，而且两者都显示出超出所有收益的说法是对事实的错误陈述”。因而，他认为委员会最终结论显示英属印度政府向议会提供的鸦片信息偏离事实。

　　

　　对于中国的鸦片问题，郎特里指出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故意忽略贫穷问题，以片面证词“消解”中国鸦片吸食的灾难性后果。至于鸦片在华的医用问题，郎特里指出，即便委员会提供的医学证据显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鸦片可以有效预防疟疾的医学性质，而且与印度医学家提出的医学证据互为矛盾，委员会仍坚持认为鸦片可以有效医治疟疾。

　　

　　四、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与国际禁毒合作的开启

　　随着调查报告的正式刊出，英国反鸦片运动声势渐微，由此引发的国际回响却未就此终止。1895年5月，帕斯在议会试图再次提请议案以期引起公众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关注，从而结束罪恶的鸦片贸易。公众也意识到委员会的报告很可能是片面的，掩盖了鸦片流毒的真相。不幸的是，该提案仍然以176票对59票决定性地被击败。印证传教士富世德的观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探求鸦片问题真相的公正的机构，“委员会的报告为现状辩护，禁鸦片倡导者仍须努力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尔后，愈来愈多的成员开始从英东反鸦片会出走，英国反鸦片运动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国际上，英国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间接促成中国禁烟组织全面开展鸦片调查研究行动。1895年12月，在华传教士组织在苏州举行的每周例行祷告会上，传教士裴义理（Rev.JosephBailie）向公众宣传鸦片毒瘤的罪恶性。189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CoitDuBose）和柏乐文（WilliamHectorPark）等传教士及基督教医疗工作者会决定在中国组成一个传教士禁烟团体，即中国禁烟会（Anti-OpiumLeagueinChina）。该团体在中西文杂志上发表禁烟时论。该组织召集人之一柏乐文主张，“以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设计的问题为蓝本，将这些问题送至在华的西医传教士手中”。在扉页上，中国禁烟会呼吁道：“我们希望从如下的问题中获得信息，中国禁烟会将其编纂成册。”1897年9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反鸦片组织代表齐聚上海，正式组建“中国禁毒联合会”。由此，在华传教士团体开始制度性组织中国的反鸦片运动。

　　

　　中国在国际上的呼吁也再次引发英国议会的关注。唐绍仪赴加尔各答谈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之际，印度政府向其表达印度愿意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此举引发英国方面的强烈警觉。由此，英国政府意识到亟须解决鸦片问题。这也是继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后，英国对鸦片问题长期保持缄默态度后的首次讨论。

　　

　　1905年英国禁烟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1905年成立的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Bannerman）自由党政府的组建，该党派开始着手处理前一届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由党政府成员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在社会活动中主张戒酒、宗教上反对信奉英国国教，尤其反对中英鸦片贸易。自由党上台后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新上任的改革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曾任殖民部的下议院议员。他宣布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支持中国政府执行和实施道德计划”，承诺“英国政府将会鼎力支持”而且“不再插手与之有关的任何事务”。1906年5月30日，罗斯福·泰勒先生（Mr.TheodoreTaylor）再次提出，“本议院重申，印度和中国鸦片贸易问题在道义上是无可辩驳的，请求政府尽可能地采取必要措施结束此项贸易”。

　　

　　此时，晚清政府面对内政外交的困境也开展禁烟运动。1906年9月23日，光绪下达禁烟上谕：自鸦片烟驰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谓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着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钦此。

　　

　　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随后向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报告：“今日发布的一项诏令要求制定严格禁止种植和消费鸦片的措施。该诏令规定，十年内彻底根除本土和外国鸦片毒瘤。”美国驻英公使向英国建议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中国和日本这七个国家的鸦片销售和使用情况。随后，美国公使照会日本。美国号召英国、日本等国共同参与此次多方调查，召开万国禁烟会的想法初现雏形。英国政府开始就此事同印度政府以及美国政府讨论组建联合调查团，调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鸦片使用实况，此举也正为日后召开的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奠定基础。

　　

　　印度鸦片销量的减少也迫使英国政府重新考量中英鸦片贸易。随着中国自产鸦片的增多，土耳其和波斯鸦片涌入中国市场，印度鸦片市场份额渐趋减少。鸦片长期以来是印度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维持大英帝国有效运行的产业支柱。1800年至19世纪60年代，中国鸦片年均进口量激增。19世纪50—90年代增长趋势较为稳定。90年代以后，呈现断崖式下跌。反观印度，1880—1887年，印度的鸦片收入14%来自销往中国的鸦片，1905年已经减少至7%。至此，英国政府认识到开展中英对话合作的必要性，但是仍然拒绝同美国等其他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就中英禁烟事宜达成协定。

　　

　　1906年禁烟政策果断执行，此举产生的显着效果迫使英国“承认”中国政府的改革能力。为此，1906年英国委派专员谢立山（AlexanderHosie）来华就中国禁烟成效展开调查。1909年10月28日，印度国务卿莫利勋爵（LordMorley）的信中就提出：“为了英国政府的利益，应由一位官员，例如谢立山先生，他熟悉广泛种植罂粟的地区，对于这场禁烟运动也深表同情。由其独立进行调查，获得罂粟种植相应减少的可靠证据后，才能同意1910年以后继续履行协议。”1910年3月23日，格雷电致驻华临时代办穆勒（MaxMüller），同样建议由原天津总领事谢立山负责调查此事。经印度政府与穆勒同意，谢立山被正式委以调查中国禁烟成效。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三年的试验期结束时中国政府是否已完成协议中鸦片相应减少的生产量。印度政府应该继续执行向中国出口的鸦片每年减少十分之一的政策”。自1910年5月起，谢立山经过调查走访，实地考察西南地区6个主要鸦片生产地，同时参考相关文献材料，向英国外交部呈递各省罂粟种植与鸦片产量的报告。英国对中国禁烟运动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满意，这也推动了后续禁烟运动的持续进行。十年双边禁烟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双边合作管制机制的开启，为全球管制体系萌芽与发展奠定基础。中英鸦片贸易也渐入尾声。

　　

　　结语

　　英国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艰苦”调查，总计调查8000多人，撰写了大量的访谈记录、笔记和报告，得出令时人“满意”的结果，暂时平息了英国民众的“众怒”。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英东反鸦片会的舆论影响力达到最高点，以及英东反鸦片会作为一个游说团体的影响的终结。在20世纪初的国际禁毒运动中，跨国国际组织以及跨政府间的多元合作逐渐取代协会使用的小册子宣传模式。请愿及向议会施压，成为英国制定更严格的管制殖民地政府鸦片政策，以及推动中国鸦片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国际禁毒运动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也在上海万国禁烟会中延续。在某种程度上，英东反鸦片会的跨国游说形式预示着国际会议时代“非暴力”合作禁毒运动机制的确立。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反映这一调查委员会组建甚至开展调查最终是为大英帝国维持鸦片贸易寻找新路径，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维护中国人的健康福祉。尽管委员会出版的调查报告遭到调查委员、议员以及传教士的多方批评指责，但是调查报告仍然“顺利”获得议会通过，进入公众视野。回溯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组建初期，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目的就初见端倪。委员会在报告中甚至直陈：“我们认为不可能不考虑鸦片贸易带来的财政损失，而仅仅从道德角度终止印度鸦片税收。”学者希拉里·比蒂（HilaryJ.Beattie）亦持同样的看法，“1895年皇家委员会的决议表明，道德劝说显然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利益”。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为日后美国开展国际禁鸦片运动留下“口实”。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美国政府在国际禁毒会议上旧事重提。美国代表在会议上谴责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把印度鸦片税收提高到一个不太可能被取代的地位”。历史学家弗吉尼亚·贝里奇（VirginiaBerridge）也认为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在洗白印度的鸦片问题。

　　

　　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出版为大英帝国深入了解印度和中国的鸦片贸易趋势、消费状况、种植情况、医用效果提供了全方位的“情报支持”。也正是凭借此契机，英国对中国本土鸦片的生产消费情况有更深入的“刺探”，为大英帝国接下来的鸦片政策制定确定了方向。英国逐渐认识到中印鸦片贸易面临着中国土产鸦片、波斯鸦片、土耳其鸦片等多种鸦片的市场冲击，以及美国希望通过鸦片重构国际秩序的多维需求，转而重新审视其殖民鸦片贸易政策，为接下来《十年禁烟协定》的签订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