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权；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以巩固新生的制度。两者虽然初衷不一，但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的上下篇。这场运动前后10年，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取得了很大成果：罂粟种植锐减，烟馆大量封闭，吸毒者纷纷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但好景不长，自1917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毒祸再起。

　　

　　军阀们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禁”弛交替，只征不禁，遂使毒品更加泛滥。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个生死攸关的财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取更多的鸦片税。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割据政权与鸦片交易的长期共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

　　

　　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烟政几经变化，先是“寓禁于征”，实质上也是征而不禁。1935年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分阶段禁烟，尽管各地阳奉阴违有之，但在步履姗姗之中，仍有些起色。抗战爆发，再追加三年禁烟；抗战胜利后，又有二年禁断计划。但不久，内战再开，国民党重心全在内战，对烟政既无心也无力，以至毒祸继续。前前后后禁了22年，结果仍屡禁不止，烟毒泛滥。在解放前夕，全国的罂粟地有2000万亩，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达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而瘾君子人数达2000万人。千百万民众在这毒气迷天、烟火铺地的黑地狱里，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见一线天光。

　　

　　自清中叶禁烟后，在长达220年的时间里，历届政府均高喊禁烟，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但正是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烟毒走向了泛滥，达到了高潮。毒祸屡禁不止的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是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号令不一，各行其是；各级政府因贪图鸦片烟税而见利忘义，动摇于禁弛之间；历朝历代政风腐败，官吏贪赃枉法，使禁烟徒有虚名；列强凭借条约的庇护或武装干涉，大肆向中国走私毒品，破坏中国的禁烟。因此，尽管绵延百年的禁烟运动曲折悲壮，可歌可泣，但毒品问题一直没能根本解决。这项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鸦片烟毒问题（1949年，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达100万公顷；吸毒者2000万名，平均25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以贩毒为业者30多万名），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广泛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8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我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