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万国改良会”(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在美国华盛顿正式成立，宗旨是“欲得万国人皆协力帮助一切善举，改无益而作有益，为世界造无穷之幸福者也。故无论上下人等，须宅身于洁净之门，戒酒戒赌戒鸦片，居政职者勿贪非义之财，国际上主和睦不主战争，劳动家之与资本家亦以情义交孚为尚，此为本会所望之目的，则不独望一国一会协助，实欲万国万会协助而成就此目的”①。威尔伯·克拉夫茨(Wilbur Crafts，1859-1922)身兼创始人、主管及司库三职，实为万国改良会的领导核心。

　　

　　万国改良会创建以来，自视“基督教游说组织”(Christian lobby)②，通过“写信寄万国有心行善之人，冀其帮助世界上一切善举；印书报单张送人考察，以资劝勉改良之事；派人到处演说世界上一切之利弊；运动改良万国中未备之律法”四种方式，在“地方、州、全美和国际”四个层面开展活动，以期“重塑伦理道德”。③到20世纪初期，万国改良会“把推动世界范围的反鸦片战争置于其日程的首位”④，与传教士团体、慈善家、商会携手，营造和强化反鸦片贸易的公共舆论，发挥政治杠杆作用来推动美国政府领导下的国际反鸦片贸易运动，⑤凝心聚力，为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国际学术界对万国改良会与国际禁毒合作缘起之关系，虽有论及，然因限于研究的重心和主旨，多语焉不详。⑥本文以万国改良会的档案文献资料、《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和彼时代的报刊文献的历史解读为基础，试图通过深入考察以万国改良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参与国际反鸦片运动的历史过程，廓清万国改良会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借此展现传教士游说团体的政治功能，揭示20世纪初期国际禁毒合作缘起的新面相。

　　

　　

　　作为万国改良会保护世界上“未开化民族”免遭酒类和鸦片危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⑦，1901年1月4日，万国改良会开始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国际行动，吁请所有文明国家的政府颁行法案和签署条约，保护所有原住民免受酒类和鸦片的危害。⑧这一游说行动一开始得到了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国务卿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的积极支持。12月2日，罗斯福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强调，“将尽一切努力来结束之”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又决定，美国政府要同英国政府一道向其他列强提交条约，“禁止酒类和鸦片的出售”。⑩

　　

　　但遗憾的是，这次请愿活动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官方文献常把这一失败归因为英国深陷“布尔战争”，美国如果此时向友好的盟国施压显得“不合时宜”，或有落井下石之嫌。(11)1902年5月，布尔战争的结束，使美国国务院担心的“不合时宜”不复存在。然而，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打响的日俄战争再次使重新讨论中国问题的提议被迫推迟。

　　

　　晚至1904年9月，万国改良会才重启帮助中国从鸦片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这为国际社会协同合作解决鸦片问题提供了契机，并逐步成为了传教士团体、慈善家、商会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制度上的中心。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介入中国事务表现得异常主动，或许与其同期介入中国东北事务相类似，鸦片问题同样成为日本在中国谋求利益，寻求重新安排在义和团运动、乃至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亚洲秩序的新筹码。是年9月，日本驻华盛顿公使高平小五郎(1854-1926)致信日本政府：当日本把中国从“熊爪”下解放出来之时，可能希望她把中国从更致命的“狮爪”下解放出来——换言之，要把中国从鸦片中解放出来，而英国使用最邪恶的战争强加给中国，继而通过最邪恶的条约强迫中国准入鸦片，这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要比俄国对土地的渴望大得多。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当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已经在国际会议上重新讨论之时，来向其友国——英国施压撤除其最有损名誉的条约，该条约令中国不仅禁毒受阻，而且晚至1904年，已经证明，阻止中国限制鸦片贸易带来的后果比战争、瘟疫和饥荒还要糟糕。(12)

　　

　　日本政府的积极行动，加之这一时期万国改良会敦促美国政府调整菲律宾鸦片政策的成功(13)，都极大地提升了传教士有组织地重新介入中国事务的信心。诚如克拉夫茨言，万国改良会在“菲律宾的胜利是印中鸦片贸易迅速结束的主要原因之一”(14)。随后，万国改良会开始多管齐下，敦促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英国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关联国的政府采取行动，把中国从准许鸦片贸易的条约中解放出来。

　　

　　9月27日，万国改良会主席查尔斯·莱曼(Charles Lyman)致信国务卿海约翰，要求举行听证会。信中指出，“对美国而言，现在是最受欢迎的时机，美国和日本作为友好国家来敦促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人道主义和黄金律，而且代表了商业利益，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因这该死的毒品而赤贫。同时提醒国务卿，日本公使馆已经在考虑类似的建议。您会注意到我们考虑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种同英国政府最为友好的方式，我们希望借助引导性文件进行交流，呼吁世界上新兴的大国采取行动，利用国际公众舆论给予支持。但我们相信，凭借您在外交界的地位，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相较，您在外交活动的高领域能发挥更为强大的影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胜利将是黄金律外交上(golden-rule diplomacy)的伟大胜利”。(15)

　　

　　可以发现，莱曼的信既关注到了美国行动的政治利益，又指出了这一行动的经济动因，同时也意含着美国采取行动对于亚洲新秩序重建潜在的战略意义。同时代的观察者也注意到，“美国正在遭受着因为中国政府在满洲的软弱，而致使日本管制了满洲，进而歧视美国的贸易”；“而随着日本逐步膨胀的主导太平洋的野心，接踵而至的可能是世界迅速陷入严重的国际冲突”。(16)

　　

　　万国改良会的提议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10月上旬，克拉夫茨同此时正在华盛顿的中国政界元老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和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会晤，向其陈明了万国改良会的提议。伍廷芳向其保证，没有人怀疑中国将再次禁止鸦片贸易，尽管中国国内扩大了鸦片种植，但中国国内的生产不能阻止禁毒，各地的总督都希望能从这一巨大的罪恶中脱离出来，以拯救国家。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像日本一样来自由地解决这一罪恶。(17)

　　

　　得到伍廷芳的保证后，克拉夫茨的信心倍增。10月9日，克拉夫茨在纽约州水牛城布道之时，公布了万国改良会的这一提议，要求日俄战争结束之后，重启所有中国问题讨论之时，友善的列强应向英国施压，把强迫中国准入鸦片的条约解放出来。万国改良会请求世界各国的政治家、慈善家和媒体采取行动，在道义上保护中国的完整。而且，克拉夫茨指出，伍廷芳向其保证，如果得到列强的允许，中国将颁布同日本一样的立法迅速恢复鸦片禁令。这一消息一俟公布，得克萨斯、内布拉斯加、俄勒冈、扰他、马萨诸塞、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等州的多家媒体相继刊出，吁请美国政府采取行动。(18)作为回应，国务卿约海翰最终批准于11月10日在国务院就万国改良会的提议举行听证会。

　　

　　万国改良会一方面敦促国务院向英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则直接游说英国内阁要员和议员，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响应。10月12日，克拉夫茨致信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J.Balfour)，指出，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和道德事件中居于主导地位，当整个中国问题再次重启之时，他相信不仅美国、而且特别是日本，都将极力敦促英国撤回这一条约，这无疑会对英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他代表万国改良会已经提议给海约翰国务卿派出一个代表团，敦促海约翰在战争结束后考虑这一问题，因此，他希望，“在我们接触海约翰国务卿前，英国应主动取缔这一不受欢迎的条约”。

　　

　　他进而向贝尔福首相建议，“您无疑已经知道来自中国的鸦片税收正在减少，甚至消失，现在是建立受欢迎的国际公共舆论印象的战略时机，在引起公愤前，中国已经从熊爪下逃出，还需要脱离更具有破坏性的狮爪。传教士告知我们，战前他们在满洲的工作富有成效，因为与英国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强加给毒品不同，俄国限制了这里的鸦片贸易。这封信是希望英国能给予中国被长期推迟的正义。我已经得到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保证，尽管现在中国增加了鸦片，但它一定是来自外部，如果英国给予中国人一只自由之手(a free hand)，那么整个鸦片商业将迅速受到限制。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对原住民中的酒精和鸦片问题采取措施。加拿大政府在过去一两年内也收到大量的请愿书。因此，在世界采取行动前，希望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把有色种族(tinted races)从白人的朗姆酒和鸦片中解放出来”。(19)

　　

　　贝尔福首相并没有对万国改良会的行动给予积极回应。与此不同，英国反鸦片团体(20)对美国的帮助则表示了欢迎。11月1日，“禁止鸦片贸易协会”(21)干事约瑟夫·亚历山大(Joseph G.Alexander)致信克利夫茨指出，他们对万国改良会正在采取的行动感到高兴，美国在华伟大的传教士团体对涉及中国人的道德和物质利益感兴趣，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英国人能听取美国的友好提议。当然，他也承认，对于反鸦片运动的反对几乎都与印度政府相关，他们不相信传教士关于中国鸦片罪恶的声明，他们担心失去税收，那将妨碍印度的政府。(22)

　　

　　与此同时，万国改良会还通过公开演讲、散发文献资料等方式积极动员公众向政府施压，“请求世界上的政治家、慈善家和媒体，从道义上采取行动来保护中国的完整”。(23)1904年11月，万国改良会在其长达288页的宣传材料的“前言”中提出，美国、英国和日本公众舆论应立即向其他国家政府表明——也要向传教士社团表明——通过会议的决议、请愿书、个人信件、访谈，来纠正白人和表面上的基督教国家对有色人种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您是否愿意帮助万国改良会来呼吁世界上的领导者来推动改革，迅速地把材料分发到世界各地？(24)

　　

　　万国改良会敦促美国、日本、中国和英国等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竭力要求英国政府把中国从被迫容忍鸦片贸易的条约中解放出来，逐步揭开了万国改良会国际游说的序幕。

　　

　　

　　1904年11月10日上午11时，国务卿海约翰邀请万国改良会及其同盟军(25)：基督教奋兴协会(the Endeavor Society)、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CTU)、全美禁酒联合会(The National Temperance Society)、反酒吧联盟(the Anti-Saloon League)和其他社团的代表参加国务院听证会。海约翰国务卿代表罗斯福总统主持会议。(26)

　　

　　作为万国改良会主席的查尔斯·莱曼和主管的克拉夫茨分别在听证会上陈词。莱曼指出：对美国政府而言，现在是一个通过外交努力敦促英国把中国从强加给的鸦片贸易中解放出来的战略时机。鸦片贸易是同英国人民的感情和英国商业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驰的，也是同英国国力的通常有益的影响不相一致的，而且对世界商业是有害的，因为，吸食鸦片令百万中国人变得贫穷，无法为国际的介入提供坚实的商业基础，作为英国的朋友，他们希望最友好的国家——美国和日本能领导这一运动。万国改良会新近收集到来自政治家、医生、旅行者、传教士大量的证词表明，鸦片贸易不仅使个人受害者被奴役和变得贫穷，而且也强化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更加有损于外国在华商业。日本政府投入的精力和良好的过程部分地有助于其成功地禁止鸦片，这也增强了中国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禁毒政策的信心。伍廷芳保证尽管中国增加了使用鸦片的份额，如果允许中国自由行动，中国政府将迅速地禁止贸易，无论如何中国都会限制鸦片罪恶。然而，中国政府仅稍微努力加以限制时，鸦片商就通过求助于英国的条约来反对中国政府。与英国不同，俄国也同意反对鸦片贸易的努力。

　　

　　基于这些和许多其他的有利条件，万国改良会相信，如果新兴的和强大的国际公众舆论力量迅速地支持这一运动，就将成功地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保护中国的“完整”，如果美国的国务卿作为领导者，加上美国政府当下独一无二的地位，以及国务卿自己在世界外交事务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在世界各国采取行动前，特别适合推动这一最为重大的事件。(27)

　　

　　克拉夫茨作证时更是直陈，“我们希望日本和美国来保卫中国的地理上的‘完整’。他们难道不应联合起来阻止鸦片造成中国的瓦解？美国应运用其外交努力限制英国，恢复中国的主权，实现治安的自我管理，特别是因为掠夺中国，使世界上的最大的市场变得贫穷和混乱不堪，而导致所有国家的商业受到掠夺”。而且，许多英国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反对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不断地要求解放中国。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对万国改良会正在唤起的公众舆论提供的帮助倍感高兴。另外，随着中国国内鸦片生产的稳步增加，英国从向中国出售鸦片获取的税收逐步减少，并将最终消失。俄国在满洲的反鸦片的态度，日本成功地禁止鸦片。这一切无疑都为国际社会联合采取行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8)

　　

　　原住民代表团荣誉主席、美以美会的正式代表贾腓力，是位在中国传教达二十年的传教士，他作证时指出：中国人普遍谴责使用鸦片。在中国，他从没有听说过有人支持鸦片。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都认为使用鸦片无益，而且是唯一不利的。很大程度上，鸦片的吸食导致了中国的政治腐败和军队的衰败。中国的发展意味着同中国商业的发展；而中国的衰败则意味着同中国商业的衰败。(29)

　　

　　美北浸礼会的代表耶士谟也指出，作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美国有理由和有能力在这一问题上发出声音，而且现在比以前更合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做到这么多，能够优雅地敦促英国让中国脱困，这样，不仅将使中国而且也会使英国和世界受益。(30)

　　

　　卫理公会女布道会纽约分会主席保灵夫人更是指出：与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迷信相比，鸦片贸易对振奋民众精神是更致命的障碍，“对他们而言，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基督徒，恰如对我们而言，他们都是异教徒一样”。现在商业利益也因鸦片而受到影响。传教士真诚地希望能保护商业，教育民众和使民众皈依基督，迅速扩大他们的需求和为西方商品打开大门。中国是世界未来的广阔市场。让美国采取行动把中国从强制准入鸦片中解放出来，美国将成为在中国广阔市场中受欢迎的国家，美国政府也将名留青史，因其通过把中国从“20世纪的犯罪”中拯救出来，为最伟大的国家和振奋世界精神作出最大的贡献。(31)

　　

　　国务院听证会成为了传教士团体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要求英国停止向中国出口鸦片的重要平台，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出于经济动因，还是道德上的考虑，加上战略上的需求，美国的行动已是众望所归。面对这样的敦促和游说，海约翰国务卿热情地作出回应，承诺会把整个过程向罗斯福总统汇报。(32)

　　

　　是日，据《圣荷塞信使报》华盛顿电，参加听证会的传教士团体代表了大多数的美国人，罗斯福总统和参议院已经宣布支持通过统一的条约来禁止致醉酒精和鸦片在原住民中出售，他们希望这次听证会能获到一些具体的结果。(33)但是，诚如斯坦的研究指出的那样，不知海约翰国务卿是没有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还是罗斯福总统没有批准国务卿的行动，总之，并没有找到国务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的记录。(34)

　　

　　面对这样的结果，万国改良会开始联合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商会，进一步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1905年1月19日，克拉夫茨在全美贸易理事会(The National Board of Trade)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国际仲裁委员会反鸦片的决议，商会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利益，因为它即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商业的，既是道德的也是物质的。中国人不仅因鸦片而贫穷，而且由此产生的“排外情绪”更是有损商业利益。这些非正义的战争已经制造了对所有白色人种的偏见。他指出，鸦片贸易已经成为“每个国家最为诚实的贸易的敌人”，每个国家最为诚实的贸易商都有权利要求本国政府加以干涉来撤除这一障碍。美国如果能使中国从英国的鸦片条约中解脱出来，无论是对商人来说还是对传教士来说，美国都将成为“受欢迎的国家”。因此，他呼吁，把中国从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所犯下最严重的错误中解救出来。(35)

　　

　　演讲结束时，全美贸易理事会投票决定，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要求所有地方商业团体都要认真考虑，并请求罗斯福总统同英国政府“斡旋”，把中国从准入鸦片的条约中解放出来，同时向海约翰国务卿报告他们的行动。随后，万国改良会把克拉夫茨的演讲稿送到媒体，进一步宣传和动员。

　　

　　在万国改良会的敦促之下，4月1日，旧金山禁烟协会通过决议，批准了来自旧金山大埠戒鸦片烟会的请愿书，旧金山旅美华人请求禁烟协会代为向海约翰国务卿“斡旋力劝英国政府废除中英商约准办鸦片烟入中国贩卖一款，俾中国政府禁止内地人民吸食与制造及卖鸦片及种罂粟，庶几造福中华，而我全国人亦感德”。同期，纽约市商人协会也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积极帮助中国从英国的鸦片中解放出来。(36)

　　

　　万国改良会的行动受到了普遍的赞誉。3月16日，保灵夫人表示，万国改良会在华盛顿已经确保许多重要的政府行动，用以保护原住民远离他们的巨大和最为有辱人格的罪恶，但是，曾经努力推动的运动都比不上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要求英国取消强迫中国同意鸦片贸易条款重要和有世界性意义。(37)12月31日，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致信克拉夫茨道：“您和您社团的工作是极其高尚的，我相信最终会获得成功。”同时表示，万国改良会敦促英属印度停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中国也会采取措施停止国内的生产。(38)

　　

　　与此同时，中国禁烟同盟和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都邀请克拉夫茨亲往进行游说和动员。中国禁烟同盟干事海依士(J.N.Hayes)致信道：“禁烟同盟的执行委员会要求我向您表示，联盟非常高兴您能来中国。希望您能在许多地方举行听证会。”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干事亚历山大特别致信表示感谢道，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会让英国接受提议来把中国从鸦片中解放出来，同时欢迎克拉夫茨到英国来给予帮助。您可以给英国外交部发送所有的材料，以友好的方式抱怨，这种呼吁将是无价的。(39)

　　

　　尔后，随着日俄战争接近尾声，万国改良会希望借此来修正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鸦片条约。据6月13日的《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称，克拉夫茨正在汇聚一次大的请愿运动，敦促罗斯福总统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来采取行动。这一行动是确保通过一项条约来要求所有文明国家禁止向世界上未开化之民族出售致醉酒精和鸦片的整个计划的组成部分。(40)

　　

　　但是，罗斯福总统对万国改良会等传教士团体的提议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致使克拉夫茨极为不满。9月28日，他在华盛顿召开的卫理公会布道者会议上作了极具轰动效应的演讲，直言不讳批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并不是如您想象的那样英雄”，“他需要时不时地被敦促和给予支持”；“据称日本人已经把俄国熊从满洲赶走，下一个目标就是把英国狮和鸦片贸易从中国驱逐出去。我会补充道，它们应把美国鹰和啤酒也赶走，因为啤酒的下一步就是鸦片。今天美国的啤酒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41)

　　

　　

　　正在克拉夫茨及其领导下的万国改良会感到无计可施之时，他的同盟军，曾联手成功阻止菲律宾鸦片专卖制度推行的美国驻菲律宾主教查尔斯·勃兰特(Charles Brent，1862-1929)的建议，直接推动了国际禁毒运动的展开。(42)

　　

　　1906年7月24日，勃兰特主教从马尼拉致信罗斯福总统：“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经历让我相信，努力来确保国际行动意义重大。追溯到美国同远东地区的外交关系，美国同鸦片贸易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此，现在我们有责任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问题，进而敦促与鸦片贸易和使用相关联的所有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一行动。”“为何我们不希望在科学和实践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英国、法国、荷兰、中国和日本应各自参加。中国人唯一希望的是实际的行动。”(43)

　　

　　这一提议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广泛兴趣。国务院发现了一条既能解决“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在菲律宾面临的鸦片问题，又能迎合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需要的捷径。(44)

　　

　　9月27日，代理国务卿阿尔维·阿迪(Alvey A.Adee)通知美国驻英国大使怀特劳·里德(Whitelaw Reid)和驻日本大使卢克·赖特(Luke E.Wright)，要求他们认真考虑勃兰特主教致总统的信件。阿迪指出，尽管美国在鸦片问题上一直同中国“保持清白”，鸦片贸易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美国既没有生产者、运输者、消费者也没有销售者，它根本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前提，没有资格要求任何的关于鸦片问题的正式发言。但是，现在同以前相比，在中国与鸦片罪恶的斗争更为激烈，而且更有希望。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日本参加，来共同调查鸦片问题，将会进一步强化在中国人自己当中迅速增强的反对鸦片的意识。同时，必须确保，如果要求中国政府参加国际会议，尽管目的是管理鸦片贸易，但中国也应提前作出承诺，真正采取严厉措施阻止鸦片种植在中国本土上的扩散。而且，罗斯福总统对勃兰特主教的建议印象深刻，总统认为，由拥有势力范围和直接利益的主要大国，如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来参加，调查远东地区鸦片贸易和鸦片成瘾的科学和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全面的和公正的调查将产生有用的和有益的结果。另外，鉴于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鸦片贸易，而日本在远东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及它还是美国菲律宾势力范围的最近的邻邦。因此，国务院采取行动之时，阿迪先指令美国驻英国和日本的大使，要求他们尽快同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进行接触，就此问题展开讨论。(45)

　　

　　同期，万国改良会也希望“派人到处演说世界上一切之利弊，运动改良万国中未备之律法”。10月3日，万国改良会已经获悉罗斯福总统准备采取行动的“大好消息”。翌日，即克拉夫茨开始其为期14个月的“欧洲、亚洲、澳洲和美洲”四洲之行(46)前的一小时，他专门拜会了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鲁特向他明确表示，“我支持您，该届政府也支持您的两项提议：关于中国的鸦片以及野蛮民族的酒精，它们都是文明的耻辱。我的职责是外交，你的职责是宣传鼓动。我今天早上见过总统，我们已经决定复兴海约翰国务卿的提议”，即英国政府应同美国一道，向其他文明国家提出一项条约。但鲁特也表示；“我们曾经提出类似的提议。是英国动议的，我们必须等待。”尽管英国新一届自由党政府，相对友善，道德进步，但也“非常不愿意重新恢复已经被埋藏在英国外交部的鸽巢小洞中的项目”。国务卿的表白显而易见，克拉夫茨非官方的四洲之行得到了官方的强有力支持。(47)

　　

　　克拉夫茨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希望利用10月16日召开的讨论非洲国家酒精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推动国际社会把管制对象由酒精扩展到鸦片问题。他一方面向各国代表宣讲“伟大美国人的请愿书”——《致所有文明国家》，另一方面借助欧洲各大媒体和公众舆论，敦促政治家们采取行动，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部。他宣称：“我们这一战斗已经获得了支持，包括我们总统、参议院和人民。我们希望英帝国的政府和人民能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我们达成所愿——我们相信我们能——世界将与我们同行。”“我们期望的是普遍接受我们的提议，其后美国同英国准备条约，并提交给世界其他列强。”(48)这一提议随后还提交给日本和其他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10月16日，美国驻比利时公使、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亨利·威尔逊(Henry L.Wilson)致信会议主席，敦促会议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原住民免遭酒类和鸦片的危害，克拉夫茨起草的《国际社会联合限制酒类和鸦片在原住民中贸易备忘录》随信被一同提交会议主席。(49)

　　

　　万国改良会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同盟军的积极支持。10月18日，三年一次的世界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会议在波士顿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罗斯福总统和鲁特国务卿重启麦金莱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的建议，敦促英国和美国团结一致向其他国家建议，通过一项条约禁止向未开化民族出售鸦片和酒类。决议一经通过，大会负责人即以电报的方式通知正在布鲁塞尔参加会议的克拉夫茨，以示支持。(50)同时，媒体不仅支持和赞誉克拉夫茨的工作，而且指责欧洲各国行动迟缓。克拉夫茨“一直热心地推动敦促美国政府来帮助确保一项普遍条约的通过，以禁止致醉酒精和鸦片向所有未开化民族的出售。这是多么的合理和正确的，为何其他所有的基督教政府对此熟视无睹，真是不可思议”(51)。

　　

　　鉴于此，克拉夫茨回到伦敦之后，开始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唤醒英国人民”上，他在英国的主要城市进行了为期5周的演讲，游说英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克拉夫茨注意到，他的整个欧洲之行，显示欧洲官方对美国是非常友善的，特别是对罗斯福总统，他已经成为“国际名人”(an international man)，属于整个世界，到处受到欢迎。(52)随后，克拉夫茨又到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游说，他预见，英国和美国将成为下一次世界进步的“前节距”(the front span)。(53)

　　

　　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推动和万国改良会的民间游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态势。时至11月7日，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准备参加美国提议的会议，22日，英国外交部进一步确认，英国政府愿意同其他国家参加调查，同时希望调查能扩展到中国的鸦片生产和外国鸦片的进口。是日，日本政府也表示愿意参加调查，建议采取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同时要确保中国有诚意的合作；因为，他们担心更为危险的是中国政府限制鸦片进口之后，中国却抵挡不了更大范围种植鸦片的诱惑。(54)同期，国务院也已经向美国驻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交机构发出了指令，征询三国是否愿意参加关于鸦片问题的会议。(55)

　　

　　1907年4月15日至5月27日，克拉夫茨又相继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主要城市，共完成了一系列的33次的演讲。这些演讲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听众，包括日本外相林董、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中国外务部部分官员，呼吁日本同中国在美国提议的世界条约下展开合作。(56)

　　

　　是年7月，荷兰、德国、法国和中国也都相继同意派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的调查，但因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反对，联合行动最终被定为委员会级而不是国际会议级。(57)随后，各参加国又进一步商定会期和地点，并最终确定“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于1909年2月1日在中国的上海召开。

　　

　　其间，为了更方便开展工作，万国改良会特别派遣丁义华(Edward W.Thwing)(58)作为负责“东方事务的干事”(Oriental Secretary)到中国，敦促会议采取实际行动，加速消除全世界的鸦片贸易。1908年，丁义华在天津组建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59)1909年1月下旬，丁义华抵沪，同时定于初六、七、八晚（即27、28、29日）在美租界武昌路仁德里明德学堂演说禁烟问题。(60)

　　

　　2月1日至26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会议最终通过九项决议案，虽然这些决议案仅是建议性的，而非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然此会议，实开国际协作禁烟之端，而其决议九条，亦为日后《海牙鸦片公约》之蓝本”。(61)而且，诚如罗斯福总统言，“这一国际项目的伟大目标是考虑到人类的福祉高于一切，是现代文明最好的和国际良好意愿和合作的榜样”(62)。

　　

　　

　　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始，传教士站到了希望停止鸦片贸易的最前线(63)。到20世纪初，万国改良会和其同盟军的活动进一步把这一运动具体化，其间，克拉夫茨牧师、丁义华牧师和勃兰特主教是最为积极地推动者。(64)

　　

　　以万国改良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团体积极地组织、动员和宣传，努力把鸦片逐出传教之地。它在民众、传教士和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扮演着“传导器”的角色，即把民众和传教士反鸦片的观念传导给政府，代表“民意”来向政府施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运作；与此同时，直接发挥政治杠杆的作用，动用分散各国的反鸦片传教士团体，把反鸦片的观念普遍化，并敦促政府把其转化为政治行动和国际联合行动。最终成功推动1909年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开创了通过国际行动来解决鸦片问题的先河。(65)而且，诚如万国改良会地区干事(Field Secretary)格雷格(A.S.Gregg)希望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将对东方的道德、市场和传教活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66)。

　　

　　诚然，万国改良会的游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效用，其游说的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把鸦片视为一个道德问题，视为传教活动的最大障碍，而且还把鸦片问题视为商业和经济问题，同时巧妙地利用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战略博弈，推动美英两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争做“受欢迎的国家”，进而实现其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新秩序中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时期，美国推行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虽得到了列强名义上的赞同和支持，然而在实际的推动过程中却屡次受挫。而日俄战争更是极大地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关系格局。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拒绝把中国东北向列强开放，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膨胀，逐步成为美国、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主要威胁，更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其中，随着美国政府极力地谋求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和态度的日渐强硬，美国政府在续修商约和华工问题的独断专行，致使中美关系不断恶化，最终酿成1905年中国民众自发的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为改善两国关系，同意以反对鸦片贸易为突破口，确保美国在华利益。或正因如此，斯坦的研究指出，“没有传教士，非医学目的的鸦片使用不会成为社会问题，而没有中美关系的恶化，它也不会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国际社会问题”(67)。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中国解决鸦片问题还有助于美国的长远目标：改变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使英国逊色，支持中国对抗“欧洲堡垒”。(68)

　　

　　与此同时，英国支持下的印度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与日本在中国台湾推行的鸦片专卖制度、俄国在中国东北支持限制鸦片贸易的政策，以及美国积极倡导的国际禁毒合作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成为了英国赢得中国人支持和投资中国铁路机会的有力竞争者，为此，1906-1910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John N.Jordan)常抱怨，他每天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就是寻求中国人的支持，同其他列强竞争，特别是同美国的竞争，在美国同北京政府协商巨额的贷款项目中，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行动被自觉地视为条件之一。(69)这样，英国必须调整政策，同意和支持美国的提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鸦片。

　　

　　万国改良会正是成功地利用了列强在华战略利益的竞争，推动了以“万国禁烟会”为平台的国际禁毒合作；同时，这一会议的召开也进一步彰显了列强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影响力的微妙变化，预示着列强力量的分化组合与此消彼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剧了欧洲列强在远东影响的衰变，与此相反，日本在战后不仅成为了政治强国，而且成为中国毒品市场上的主要供应国。(70)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也因鸦片而变得同19世纪大为不同。(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