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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2020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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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两次鸦片战争,你了解多少?
2021-05-31 16:19:49 来自:中国禁毒报 作者:杜新忠转 阅读量:1
  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虎门升起焚毒之烟时,英国的鸦片商人正在策划发动一场对华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决定开战。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率英舰48艘,大炮540门和士兵4000人,驶往东方。6月,英舰队主力到达广州湾,除留下部分船只封锁广州外,于7月进犯厦门,接着北犯浙江,攻陷中国第一座县城——定海。然后于8月到达天津,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强悍地要求赔款、割地、通商。
  
  英军北犯,引起了清廷的恐慌。穆彰阿、琦善等宣扬战争是林则徐禁烟造成的,而且英军船坚炮利。此时的道光帝惊慌之中动摇了当初的厉禁决心和抵抗政策,从目空一切的“虚骄心”,转而对英国采取妥协的立场,先派琦善赴天津与英人谈判,后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并署理两广总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将林则徐与邓廷桢革职查办。
  
  琦善到广州谈判时,也不敢满足义律的割地要求。1841年1月7日,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成功,义律提出《穿鼻草约》,要求增辟通商口案和赔偿鸦片损失费600万银元。面对英军的无理要求,琦善尽管态度暧昧,但没有在草约上签字,道光帝亦感到英国的过分要求有伤“国体”,遂于27日发布诏令对英宣战,调各省绿营兵前往广东参战。英军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于2月攻占虎门,进逼广州。
  
  当时琦善已被革职查办,奕山任靖逆将军,由于清军军事素质落后,战力低下,统兵大员多贪生怕死之辈,5月底,广州失陷。清廷被迫订立《广州和约》,向英军交付600万元赎城费。
  
  英国政府看到腐朽的清军不堪一击,遂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率军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进占厦门,9月克镇海,陷宁波。在战争中,鸦片已使清政府初尝恶果,军队因吸食鸦片而丧失战力的噩耗时有所闻。例如在浙江前线,前营总指挥张应云率部作战时,这位大人烟瘾大作,不能指挥。
  
  英军1842年6月攻吴淞,下宝山,得上海,接着溯长江西犯,攻克镇江后,直抵南京城下。这时,赶到南京的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急忙谈和,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严格意义上说,对英国而言,这场军事行动并不是一场动骨伤筋的战争,他们最初仅仅出动了3000人,兵力最多时亦仅万人,充其量只是一次武装冲突,但对中国而言,却是一次震撼天朝、改写历史的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它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给予中国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中英《南京条约》所带来的影响。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与英国政府的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江宁条约》)。这个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赔款2100万银元,四年内交清;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取消“公行”制度;五、协定关税。
  
  此后到1843年7月22日,中英在香港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10月8日,他们又在虎门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英国人从中又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地的权利。
  
  接着美、法殖民者也跟踪而至,以分尝英国战胜中国后的一杯美酒。1844年7月3日,中美代表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共34款,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一条外,不仅取得了英国在此前三约中的一切特权,而且还在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方面有所扩大。因此顾盛曾得意洋洋地向美政府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1844年8月,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华讹诈,10月24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拉萼尼签订《黄埔条约》,法国如愿以偿地取得英美所得到的各项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资产阶级以为这下总算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大门。枢密院顾问官璞鼎查在英国议院宣称:“倾所有英国兰克夏纺织厂的出产,都不足供给中国一个省的消费之用。”于是,西方各国怀着发财的美梦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运来了欧洲人惯用的睡帽,并乐观地预言:“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性急的英国商人甚至把钢琴和西餐用的刀叉,也大批地运到了中国。
  
  然而,结果并没有像英国资产阶级想象的那样,直到中英通商10年以后,在中国消费的英国制造品,还不及荷兰的一半,当然,鸦片除外。他们并不明白,强悍的武力虽然制服了清朝政府,但并没有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虽用利炮轰开了中国主权国家的大门,但并没有轰散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另外,鸦片贸易的增长也妨碍了合法贸易的发展。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物……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即使是对于进展最顺利的鸦片贸易,殖民者似乎也不太满意。因为,一方面清政府表面上仍坚持禁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殖民者靡费于武装走私,也非常不便。
  
  因此,英国迫切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扩大商品输出,实现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扬言必要时不惜再度使用武力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就曾赤裸裸地说:“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现在我们又再度在这样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经扩张了的,但是还有限度的利益作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1854年,英国以《望厦条约》有12年后在贸易及海面各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为借口,指示驻华公使联合法、美两国公使布尔布隆和麦莲,向清廷进行修约交涉。他们提出了公使进京、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增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清政府以“荒谬已极”予以驳回。在公使包令看来,“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否则他们是不能成功的。于是,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挑起战争。
  
  1856年10月,英国以广东方面搜捕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悍然出兵占领广州各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法国以发生在广西的“马神甫事件”为口实,派军队同英国一起对华开战。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次年,又向天津进发。6月,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内容有,各国公使驻京,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法赔款等。1859年6月,英、法军队以入京换约为名,再起衅端,清军在大沽口英勇抗击。10月英法联军在占领大沽口后,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作为战争起因的鸦片问题,也因《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订立而完全合法化了。
  
  英国一直在谋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不仅英国如此,连美国也有此要求。美国公使列维廉在中美《天津条约》里,把《望厦条约》中有关美国政府对本国国民携带鸦片不加保护的规定取消后,仍不满足,他接着向英国公使额尔金提出正式照会,敦促英方在中英税则谈判中要求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额尔金从列维廉那里找到了支持,信心大增,10月19日他复函列维廉说:“我对阁下表示关于鸦片贸易的意见竭诚同意;因此对于尊函所提的这一部分,此处亦不必多言了……我当立即训令此次参加谈判的我的代表,把尊函中明确说明的意见提交中国政府官吏们考虑。”
  
  于是,在上海举行的中英通商税则谈判中,英方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代表被迫承认了鸦片合法贸易的原则。当讨论到鸦片税率时,钦差大臣桂良等起初要求每箱纳税60两,英方反对说,税率不能高到鸦片商人承受不了而设法逃税的限度,还价15到20两,最后双方同意定为每箱30两。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将鸦片改称洋药,规定:“向来洋药……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
  
  从此,至少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鸦片,变成了合法的洋药,可以完全公开买卖了。这样,西方在取得设立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之后,又夺得了鸦片的销售权。而且不仅是洋药可自由输入,内地自种的“土药”也可种植和买卖了。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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