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药酒里没有酒了，自然要换一个名字，彭博顿从饮料的一些原料里获得灵感，将其重新命名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很快成了爆款，一段商业传奇就此展开，但可口可乐的大卖并不能取代酒的特殊地位，禁酒与反禁酒的力量仍在不断博弈。

　　

　　

　　1917年通过，并于1920年1月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规定：美国全境严禁一切酒类的制造、运输和贩卖。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修正案，对什么是酒的明确定义都没有。所以1917年通过修正案后，禁酒组织再接再厉，进一步于1919年促使国会通过沃尔斯特德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即适用于禁酒令。同时成立附属于财政部的禁酒局，作为专门的禁酒执法机构。

　　

　　历经上百年，禁酒终于从一种宗教和社会道德运动演变成国法，却最终成了美国最短命的宪法修正案，并演绎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奠定了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根基。早期的移民生活简朴，严守宗教清规戒律，饮酒绝对禁止。但一两代人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开始背离清规戒律，享受生活莺歌燕舞，喝酒当然是少不了的。

　　

　　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烈酒人均消费量达每年7.1加仑(约26.8升)，由于妇女和黑人奴隶基本不喝酒，成年男性的饮酒量可以说相当惊人。美国西部一个只有1万人口的小镇，能有500多家酒馆。据统计，1833年纽约监狱关押的600名男性罪犯中，只有19个人不喝酒，其中200人严重酗酒。可以说酗酒的确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但美国内战前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让消费能力快速提高，以及近3000万来自北欧、东南欧等地的移民涌入美国，进一步刺激酒类消费。1860到1880年，美国酿酒业总投资增长7倍，啤酒消费暴涨。工业化让啤酒流水线生产、大规模运输和储存成为可能。19世纪后期，啤酒成为最主要酒精饮料，威士忌居其次。

　　

　　长期把持主流社会舆论的不少老派权贵和虔诚的清教徒们认为，酒精是万恶之源，只要没人卖酒，就能有效控制酗酒，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改善人民精神面貌，提高道德水平，然后大家一起携手共建美好新社会。但从五湖四海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宗教种族习俗迥异，对老移民的那套清规戒律不大感冒，且生存压力巨大，连喝口酒都被说三道四，简直莫名其妙。而在老移民看来，这帮不懂规矩的土鳖外来户缺乏文明教化，浑身恶习，喝酒不仅亵渎自己的信仰，还容易制造治安隐患。禁不禁酒，本质上成了新老移民社会话语权的竞争。

　　

　　推动禁酒的民间组织自19世纪20年代起不断涌现，这些民间组织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观念的影响，它们也通过游说活动等形式直接影响立法走向。禁酒不仅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不断壮大的禁酒群体也成了政客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大票仓。1851年，缅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立法禁酒的州。

　　

　　卖酒的人面临危机，但一部分人的危机也是另一部分的商机。

　　

　　1863年起一种加了古柯叶的药酒因提神功效奇佳，且极易上瘾，在美国风靡一时，随后出现了数不胜数的仿冒品。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山寨货中，亚特兰大药剂师约翰·彭伯顿的仿制品脱颖而出。作为药剂师，彭伯顿调配的药酒更有技术含量，而且彭伯顿还特别会搞营销——他说他的药酒里加了一种非洲可乐果，能壮阳、疏通血管且治疗神经衰弱，甚至还能帮助瘾君子戒鸦片或戒酒。这种保健品销售套路，对刚刚开始出现健康意识的美国民众十分奏效。随着禁酒运动声势日益扩大，彭伯顿敏感地意识到禁酒可能对药酒生意带来影响，于是他通过多次试验，将产品中的酒精成分去掉。

　　

　　既然药酒里没有酒了，自然要换一个名字，彭博顿从饮料的一些原料里获得灵感，将其重新命名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很快成了爆款，一段商业传奇就此展开，但可口可乐的大卖并不能取代酒的特殊地位，禁酒与反禁酒的力量仍在不断博弈。

　　

　　由于酗酒容易带来男性家暴、赌博、出轨等问题，妇女也成为了禁酒运动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女性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开始。肯塔基州女教师卡瑞·纳辛的丈夫因酗酒英年早逝，纳辛从此对饮酒深恶痛绝，身体力行地禁酒成为她余生的一大寄托。她曾经扛着斧头冲进酒馆，先怒斥里面喝酒的人道德败坏，然后挥舞斧头砸店，一时名声大噪，而后作为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成员，成为了禁酒派的着名意见领袖。禁酒联盟中除了纳辛这样的行动派外，还不乏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女性知识分子或社会贤达，如《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奥尔科特，以及美国首位女性市长苏珊娜·索尔特这样的支持者。

　　

　　面对禁酒的舆论压力，酿酒业不仅没有像样的对抗，还在沉迷内讧——烈酒势力指责啤酒馆藏污纳垢，喝啤酒的人品味低级；而啤酒势力则针锋相对，指责烈酒有害健康，啤酒才是健康饮品和社交润滑剂。缺乏组织的酿酒业，在与禁酒派的舆论斗争中溃不成军。

　　

　　一战爆发将禁酒推向最高峰，美国国内汹涌的反德情绪令民众开始仇视一切与德国有关的事物，与德国关联密切的啤酒和蒸馏酿酒法正好撞上枪口。同时禁酒派很娴熟地制造诸如酿酒消耗粮食等战略物资，以及酗酒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舆论，让酒精饮料几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公害。到1917年，全美48个州超过三分之二的州已立法禁酒，全国范围禁酒已经势在必行。

　　

　　最终在1920年1月16日，禁酒令正式在全美生效，此前一天，全美各地人们争相抢购囤积各种酒类，人们在还能合法买酒的最后一晚聚饮狂欢，一起痛骂那些推动禁酒令实施的保守地区的愚昧乡巴佬。

　　

　　

　　禁酒令如火如荼，但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酒类消费锐减和民众精神道德水平提升。

　　

　　禁酒令实施的初期的确收效明显，1921到1922年，全美人均啤酒消费量减少九成，烈酒和葡萄酒消费锐减，酒精中毒和酗酒相关疾病数量大幅减少。然而后来的情况证明这只是报复性反弹前的宁静。

　　

　　单是公开被查处的非法酿酒案件，1923年就比1910年增加了3倍，醉酒滋事被捕人数从30多万人增加到50多万人。由于酿造啤酒的设备门槛较高，非法酒类产业大多偏爱做烈酒生意，美国人均啤酒消费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降低7成，但酒类总体销量却成倍增长。

　　

　　禁酒并没有让民众变得更健康。买酒更难，反而让很多人喝得更猛，因为你不能保证明天还能不能喝到。私酒泛滥，质量得不到保障，酒精中毒也大幅增加。

　　

　　禁酒也没能让社会更安定。1920年禁酒法正式生效时，美国大城市凶杀案发生比例为10万分之6.8，十多年后禁酒令废止前夕，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万分之10。各地醉酒滋事案件直线上升，监狱里人满为患，近半囚犯都是违反禁酒法的人。

　　

　　唯一得到提高的似乎是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和对假酒的耐受力，人们为了喝上一口酒，发挥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时不时还拼上性命。

　　

　　由于禁酒令允许以医疗目的使用蒸馏酒，所以不少人找医生开医用威士忌处方。禁酒令实施七个月后，仅芝加哥一地就开出30万份假处方。《伟大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原型乔治·雷姆斯（George Remus）就抓住了这个商机——他意识到这种医用处方卖酒渠道的关键节点在于：药房。于是他一边掌握酒厂造酒，一边掌握药房作为分销点，外加打点一下监管部门，很快大赚一笔。

　　

　　做合法生意的精明商人也想出了各种办法钻制度空子。禁酒法规定饮料酒精含量不超过0.5%即为合法，于是便有人推出酒精含量刚好踩线的啤酒；有人卖一种调配好的浓缩葡萄汁，商品进入市场时酒精含量合法，但经过30天后葡萄汁会发酵变成葡萄酒；另有人将葡萄干和酵母搭配出售，特地在外包装上作温馨提示称：这包东西如果被放进一加仑水的密封罐中超过20天，你可能就违反禁酒法了。

　　

　　还有人在工业酒精上动脑筋，不少玉米或木薯酿造的原料酒精被酒精厂的内鬼偷出来卖掉。从这个渠道流出来的酒有多少无从知晓，但1920年美国工业酒精年生产量2800万加仑，五年后上升到8100万加仑。

　　

　　私人或犯罪组织兴办的地下酒吧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每当人们提及这些场所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这些地下酒吧因此得名“轻语吧（speakeasy）”。还有人为了进一步规避违法风险，发明出了新的形式：往店里放一些不三不四的动物，以奇妙动物展览的名义收门票钱，客人进去后提供酒类饮料以供助兴——因为开这种店的机灵鬼们发现，法律只禁止制造、运输、贩卖，没说不让拥有，也没说不让送人。这些地方被酒友们戏称为“猪瞎子（blind pig）”或“虎瞎子（blind tiger）”。

　　

　　最大牌的违法者来自白宫。嗜酒的沃伦·哈定总统在任期间，白宫的酒就没断过顿。明面上支持禁酒的许多华盛顿政客，暗地里都是酒友。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禁酒局的行动大受掣肘，预算经常被砍。

　　

　　至于执法的主要力量——禁酒特工，人手短缺，待遇微薄，而且有的是中饱私囊的机会。做私酒生意崛起的意大利黑手党教父艾尔·卡彭（Al Capone）每年便要花近1000万美元打点各级执法人员。白天查私酒身心疲惫的特工们，不少也会在晚上偷偷跑到某个地下酒馆里喝一杯。发展到后期，禁酒特工半公开地收受贿赂或直接勒索保护费，甚至公然在禁酒局办公室里开鸡尾酒派对。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成为压垮禁酒令的最后一根稻草。禁酒令带来的腐败和治安问题让民众怨声载道，生产过剩的粮食如果不酿酒便卖不出去，经济学家估算禁酒让政府每年流失超过20亿美元的酒类税收，每年还要另掏一大笔钱用于禁酒执法……禁酒令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意义，从1930年起，美国一些州便亟不可待地解除禁酒令，1933年，禁酒令正式废除。

　　

　　禁酒思潮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受到一部分群体的广泛追捧，但将禁酒作为全国性法律一刀切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此前的经验教训足以表明，酗酒固然是个社会问题，但为此立法禁酒，实在得不偿失。

　　

　　当然，不能说禁酒令一点功劳也没有，至少在促进不同阶层族裔和睦相处上面还是做了一点贡献。禁酒令下人人平等，黑人白人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大家都是想喝酒而不得的苦命人。各色地下酒吧里，门户之见和种族差异被抛诸脑后，来喝酒的都是自己人，大家心照不宣地聚饮一堂，大大促进族裔融合，这幅景象在禁酒令前几乎不可想象。

　　

　　同时伴随着禁酒运动走上政治历史舞台的女性，话语权不断扩大，加上一战期间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让女性获得政治权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1920年与禁酒令一同生效的另一条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女性选举投票权，延续至今。

　　

　　此外便是极大丰富了鸡尾酒的品类。很多黑酒吧为了把酒做得喝起来不像酒，选择往里掺各种饮料，造就了很多后来有名的鸡尾酒品类。相传一次禁酒局特工突击搜查纽约长岛的一家地下酒吧，情急之中酒保将许多种烈酒和饮料统统倒进一个大缸里，然后告诉特工这种褐色液体只是冰茶，就此躲过一劫，而那种褐色液体成了长岛冰茶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