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50年至1952年，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将祸害了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吸毒现象乘着我国改革开放之机，重新在中国大地泛滥，实际吸毒人数已超1400万。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用两年时间消灭毒品的

　　

　　新中国之前的历史上，我国有两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虎门销烟触动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宣告终结。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国初期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在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这场禁烟运动亦是不了了之。

　　

林则徐虎门销烟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充满各种丑恶现象的烂摊子。解放前夕，各省种植、销售鸦片的现象十分普遍，云贵川三省更为严重。《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的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地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食，以当时的产量计算，每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毒品还不单单是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生产，随之产生了武装贩运、残害群众、腐蚀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1950年，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利诱群众组织肛门队和阴户队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枭苗绍温就用肛门队和阴户队走私贩运2400两毒品，参与贩运的妇女和其他群众先后中毒而死的达30多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50年至1952年，中国政府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将祸害了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不是空话，新中国是以实实在在的无毒社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黄赌毒无处藏身。一个正常的社会开始保护人民群众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严令各省市积极开展禁止烟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后特别规定了严禁烟毒的办法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禁烟禁毒工作。”随后，新中国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禁毒的条例、办法。比如《麻醉药品临时登记处理办法》、《麻醉药品暂行条例》、《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等。政务院颁布《通令》之后，各大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根据政务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烟机构，并结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颁布的其他指导生产的文件中，还一步步稳扎稳打的巩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3月1日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中，就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在以往鸦片种植的重灾区，农民们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大烟籽入土。通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祸，在人民当家做主的阶段得以根治。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 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

　　

新中国禁毒时期医疗人员为吸毒者免费体检、治疗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稳定期，毒品在中国大地基本销声匿迹，这个伟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200年来饱受鸦片之害的中国人民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所以禁烟禁毒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最强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把禁毒禁烟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将它与土地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加之党和政府清正廉洁，行动效率远非腐朽的旧中国所能比拟，这种彻底禁绝毒品的决心和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是从根本上铲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国使得受苦受难的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得解放，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力和群众参与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动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群众运动为禁毒行动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基层的每个角落都彻底组织起来了，全民禁毒，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更是让毒品种植从中国大地彻底销声匿迹。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6月25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吸毒人员255.3万名。而据《京华时报》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报道，公安部禁毒局有关负责人估计我国实际吸毒人数已经超过1400万。

　　

　　在“2015中国禁毒论坛”上，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透露，我国2014年底登记滥用合成毒品人员数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40%。

　　

　　改革开放以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同进入中国大地，原先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颠覆。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帝国主义除了向我们输出商品，出于资本获利需求和颠覆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也向我们输出文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糜烂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国中情局灭亡中国的十条诫令明确写道，“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来，酒吧、KTV、会所等娱乐场所逐渐在城市地区遍地开花，因为地方权力腐败等多重因素，这类场所往往缺乏监管，往往导致其滋生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成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这就为毒品的泛滥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尽管制毒、运毒、贩毒为刑法所明确禁止，被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仍然趋势犯罪分子前赴后继、铤而走险，吸引着资本和权力的涌入，为犯罪分子大开便利之门，一条条毒品泛滥的渠道建立了起来。

　　

　　随着国门的洞开，毒品在中国泛滥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觑。

　　

　　1979年，毗邻我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建立了“缅甸-云南-广州-香港”的贩毒通道。此后，中国警方不仅发现过境毒品，而且同时发现种植、贩卖、吸食毒品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我国西南境外，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还有位于南美洲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三国交界处的“银三角”，以及我国西北境外，位于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处的“金新月”。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以后，“金新月”毒源地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

　　

　　也就是说，三大毒源地竟然有两个毗邻我国。毒品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然而讽刺的是，这三大毒源地无不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毒品是帝国主义和资本财团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达5000亿美元以上，是仅次于军火而高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买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种毒品的人数已高达2亿多，其中17～35周岁的青壮年占78%！

　　

　　18世纪中后页，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开始了把鸦片作为毒品向中国贩运的罪恶贸易，毒害了无数中国人。

　　

　　直到今天，毒品贸易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大资本攫取财富，干涉他国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在美国政治和国家事务中获得批准的非法暴力活动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实，尤其这些活动与美国长期参与的全球毒品走私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情局畅行无阻，早已陷入给毒品走私贩做帮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没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经着手摆脱这个泥潭，这是事实。中情局利用并庇护走私犯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从毒品生产统计数据中便可一窥究竟，每当美国插手干涉，毒品产量便上升，一旦美国停止干预，产量就会下降。

　　

　　例如，1979年，由于美国间接干预，阿富汗鸦片产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鸦片罂粟种植的公顷面积增加两倍多，1999年已达到9.1万公顷的高峰(2001年因为塔利班问题下降至8000公顷)，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万公顷，2007年增加到19.3万公顷。在200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15.7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之前生产过量，大大超出市场可吸收量。

　　

　　没有人应当为这种增长而感到大为震惊：在任何一个毒品生产地区，但凡是美国从军事或政治层面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绝无例外。20世纪50年代，这种模式频频再现，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哥伦比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所谓“禁毒战争”不过是蛊惑人心的旗号。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预言，这次干预必将导致毒品产量的增加，而非减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实际增量吓了一跳。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

　　

　　美国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没有遏制毒品走私，反而是让问题更为严峻。美帝国主义的邪恶远非你能想象。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毒品从销声匿迹到死灰复燃、走向泛滥，这段历史很有必要进行总结反思，毒品问题只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一角，其背后反映的是大的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病了，不必讳疾忌医，经验与教训摆在那里，走什么路也就一清二楚了。当然，除了对内的刮骨疗毒，对外部帝国主义的警惕与反抗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