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拒毒”宣传画
名人吸毒似乎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实,从古代开始,就陆续有名人乃至皇帝深受毒品之害。古籍中提到的“底也伽”、“合甫融”、“哈芙蓉”等都是指含有罂粟的毒品,明神宗朱翊钧甚至深中“乌香之毒”,在他当皇帝的48年中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
李治:受罂粟之害的第一位名人
中国人接触毒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被视为仙丹一类的“不老药”等毒品大多以壮阳药、保健药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当时的名人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都热衷于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最早且在现代乃流行的毒品种类,当是含有罂粟提取物,亦即鸦片一类的毒品。
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位皇帝。
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位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著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
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旧唐书》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那么,拂菻国为何要向大唐进贡“底也伽”?
李治原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不到30岁就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名医名道都曾被召入宫问药。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等疾病的解毒剂。所以,拂菻进贡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最大可能就是出于治疗李治“风疾”的需要。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位名人。
苏辙出现吸毒后典型症状
到了宋代,罂粟及鸦片的价植被进一步认识。当时,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名人、词人辛弃疾,即服用过由一“异僧”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
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作“佛粥”。
著名词人苏轼、苏辙兄弟,或许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
苏辙还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对罂粟美言多多。他在《种药苗》中称,用罂粟熬的粥“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同时,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
元朝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当是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晚清曾留英的陈寿彭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毒品泛滥,当从明代始。虽然明代之前有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但并无鸦片的输入和采集方面的记载。“鸦片”一词,最早便出现于明代的书中。徐伯龄撰《蟫精隽》第十卷“合甫融”条称,“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壮若没药,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
可见,明代是将鸦片这种毒品当成“壮阳药”来服用的。《蟫精隽》中称:“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并因此研制出了以鸦片为主要成分的“一粒金丹”、“鸦片散”、“大金丹”等药丸。
当时,鸦片很贵,“其价与黄金等”。所以,当时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主要消费者当然是社会名流、权贵。明朝皇宫吸食毒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已出现。王玉海在《续绀珠集》中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太监(中贵)多嗜之。“碗药”,即鸦片。
明代对鸦片之害已有认知
明代,关于鸦片的毒性已被认识,明代文化名人谢肇淛即记之“有大毒”,“往往呑之即毙”。
谢肇淛是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进士,当时的皇帝是朱翊钧,朱翊钧即明神宗,因其陵墓定陵在1956年被考古发掘而广为知晓。据史书记载,朱翊钧即是一位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宅在深宫大院里,户部主事董汉儒称:“群臣罕能窥其面”。有人认为朱翊钧是“奸臣毒药所蛊”,清代的俞燮《癸巳类稿》则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即时藩属国进贡的鸦片。
从《明神宗实录》中所记来看,朱翊钧经常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显然,这是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在定陵发掘后,人类学家从朱翊钧的头盖骨中检出了毒品吗啡成分的残留,这证明他生前长期吸食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