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末禁烟谕旨此专指1906年9月20日清廷所分布的严禁鸦片的上谕。中外学术界对其历史成因和重要意义均作过探讨。本文对该上谕发布的直接起因的讨论，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就几个语焉不详或判断有误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一是唐绍仪对9月20日禁烟上谕发布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应作如何评价。该问题的提出缘于西方学者多肯定唐对上谕制定的直接影响。本文则从唐绍仪1905年初赴印度谈判至1906年9月20日上谕发布前的主要外交活动问题入手，考证此间鸦片政策的变动情况，进而认定唐绍仪与禁烟上谕的制定和发布并无直接的关联。

　　二是汪大燮6月初禁烟奏摺问题的讨论。论者多肯定汪摺对上谕发布的直接影响，但在英国政府并未就改变对华鸦片政策向中国主动作出保证的前提下，清廷却"单方面"作出了禁烟的决定，就以往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反常的举动。清廷对国内媒介关于英国议会禁烟的信息与对汪大燮传递的禁烟信息做了不同的处理，本文据时人函札材料等旁证了汪氏兄弟（汪康年和汪大燮）与对禁烟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非常交往关系，并试图推测这种非常交往关系对枢廷接纳汪摺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是讨论美国传教士杜布斯等人的联名请求对禁烟上谕的影响问题。过往论者多主张杜布斯等人的上书直接对禁政决策产生影响。本文据当时媒介的有关报道以及清外务部的有关答复，对学术界流行的这种判断作了否定的考证，从而认定杜布斯等人的联合上书并未对禁烟上谕的制定产生直接影响。

　　【关键词】禁烟谕旨 唐绍仪 汪大燮 杜布斯

　　清末之鸦片禁政是一个与新政改革相因应的重要问题，禁政所涉及之诸问题多与时局变迁、以至中外关系的流变甚且相关，尤其是1906年9月20日枢垣上层进行禁烟决策并发布禁政谕旨的导因问题与内政、外交均有兼涉，更具典型。上推近贤，下迄今人，承学之士于此多有精当著述。无庸讳言，狭境之论学，对故实认定和考证均不应含混，但既存中外著述中，就禁政谕旨的缘起与导因的判断而言，许多关键环节的讨论宜有疑问，揆诸史料，咫尺之间的物事犹易传讹，含混记述与误作判断之处在在皆有，恐不足征信。本文仅就1906年9月禁烟谕旨的直接起因问题试作梳理，欲求尽量还原历史之真象。

一

　　1906年9月之前，鸦片禁政活动即已推展多次，但终因未具规模，或虎头蛇尾而未成正果。究其原因，除了英国鸦片政策的负面制约以外，财税饷项上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主导性因素，各地新政事项之叠加推行，更强调了对鸦片税厘难以舍离的粘连状态。从中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贯彻"寓禁于征"的所谓禁烟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仔细考察了当时的禁烟法令和各地的实践，据此认为，鸦片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弛禁与抽税政策。洋药、土药重抽税厘，开始尚有寓禁于征的本来意味，但其后则变本加厉，直以鸦片作摇钱树，禁烟初衷早已抛诸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从而别立种种税名，滥抽民财。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绝鸦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户部在有关奏折中虽下决心禁止鸦片，但种因相陈，此摺主旨仍对有利可图的鸦片税源恋恋不舍，其禁烟方针的大意是，欲禁洋药，当先自禁土药，请求采熬膏由官专卖，以达到减少土药数量的目的。根据筹划，专卖局在此交易中，凡土药售银一两，局中提取二钱二分，以二钱解司库，以二分充局用。所谓"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从其奏疏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既得此大宗款项，举新政偿债金。数年之后大局渐定，用款渐少。于斯时也，分年酌减种地亩数，设熬膏局，以握准吸准买之权，不准商民干预。初并不收膏捐，但令吸食者先买票，彼少壮无瘾之人不准买。若无瘾而买票则与有瘾不买票者，同科以重罚。罚重而人不敢犯，故十年后内地无复吸烟之人，而洋药土药自然禁绝……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烟之策，害可永除。况乎不言征，而税实征于无形之中，民之蒙其利者犹或视诸异时，国之收其利者不啻得之今日。

    递降而论，相似的言论在地方督抚和幕僚中迭见不鲜。西人所办的《时报》即对袁世凯酝酿中的鸦片专卖计划作了透露："北洋大臣已议定鸦片专卖之法，拟从英国购买制造鸦片绝大机器，其价额百四十万元，计此等机力，每日能造鸦片烟三万斤，按目下计划实行专卖法，则每年可得一亿元，此亦国家之一大利源也"。至禁烟上谕发布的前一个月，郑孝胥犹向端方进言鸦片专卖之策，"余为午桥言制械之急，可议官包进口洋药，而加抽土药税，既为禁吸烟之预备，十年之内，所得足资制械之用矣。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鼎革之际，近贤吁请变革时局，新政之见灿然具陈，而举百端大政无不需资，晚清的工商发展滞缓，鸦片重税征禁之思路种因悠久，故导致新政经费罗掘的方法也易涉雷同，鸦片问题遂呈禁与不禁的吊诡之态。

　　1906年为朝廷推行新政改革的关键年代，百废待举，需款孔殷，作为朝廷财政中枢的户部与各省的财政机构均被各种新政要项所困扰，腾挪挹注，捉襟见肘。恰在此时朝廷作出了反鸦片问题的重大决策，显然已将禁烟运动纳入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它意味着枢廷上层已下决心逐步地放弃鸦片税厘这一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无论从朝廷的鸦片政策史角度，抑或是晚清的财政史方面，这个谕令的宣布均可视作重大的政策性的转轨--以至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倍感吃惊，认为这无异于"自杀"政策。

　　"鸦片问题"是中英之间在近代国际贸易问题上的产物，一端是拼力抵制鸦片的中国，另一端则是策划、支持和纵容对华鸦片贸易的英国，作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媒介，鸦片对英属印度和英国本土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他们历来曲意维护这一贸易，两次鸦片战争、鸦片经济的膨胀等皆起因于此，朝廷过去推行的鸦片禁绝和弛禁政策的交替轮回，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据此可以判断，1906年9月朝廷决定推行禁政的直接导因，除了国内吁求改革的道德、舆论压力之外，另一端的英国鸦片政策的调整当属要因。在这一基本的逻辑判断上，中外鸦片史专家没有太多分歧。但在具体还原历史真象的过程中，西方史学界与国内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问题出在对9月20日禁烟上谕的直接导因所作的判断上，中外著述均持不同的看法。限于时境变幻，史料之歧义甚多，不易理解。但厘清该问题，意义不可低估，实不容弃置，因其既关涉内政，又旁及外交，可谓一形而具数观。此一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有关鸦片问题的研究，甚至是中外交涉史问题的撰述中均不可绕过，但既存的著述中，故实认定不清，特别是许多关键环节的判断宜有疑问，似有重加厘定之必要。

　　约略而论，对影响9月20日禁烟上谕直接有关的重大因素，过往研究者见仁见智，各自认定不同的根因。西方学者多强调晚清外交重臣唐绍仪在向慈禧转述英国鸦片政策变化中,对朝廷鸦片方针的更新起了决定性影响,且将这种行为的时间提前到1905年后期。其次，认定1906年5月末英国议会变更对华鸦片政策，从而导致了英政府对华发出了积极的改变以往鸦片政策的照会，且读此大加渲染，认为枢垣上层的决策赖其影响极大。几乎大部分鸦片问题著作均提到美国传教士杜布斯等人的联合上书对朝廷禁烟决策的决定性或直接性影响，尽管各种表述的方式有差别。10部分学者肯定了清廷驻英国公使汪大燮上达政府奏摺的直接影响，但对该奏摺背后枢臣的决策等问题未加厘清，仅转述近人刘彦所著《中国近时外交史》中的断语："军机大臣瞿鸿禨以汪（大燮）驻伦敦，主张禁烟必有把握，遂议决"作为交代，含混表述尤加明显。 平心而论，以往之研究著述，已大体勾画了禁政决策前后的历史脉络，这是拙文立论的基础。惟重要故实之认定与辩误确为必要，这是拙作解决的重点，故将以往研究中涉及的三项关键因素列出，以备讨论：

　　1、 唐绍仪对9月20日禁烟上谕发布的作用应如何认定；

　　2、 汪大燮6月初奏摺问题的讨论；

　　3、 美国传教士杜布斯等1333人的联名请求是否对禁烟上谕产生影响？

二

　　三项因素之选择，均为关键性问题，其不但对1906年9月禁烟上谕的根因有恰切之正解，且兼涉当时之内政与外交，据此亦可窥见时流对鸦片问题的观念和处理方式，兹循序考证如下。

　　壹、 唐绍仪作用的认定

　　如前所论，单独认定唐绍仪对清廷禁烟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学者主要来自西方国家。1991年美国学者托马斯．D．莱因斯在《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5期上发表《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1908年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一文，其中有如下断语："清廷禁绝鸦片的决定显然是1905年9月以后才作出的，而且以唐绍仪的报告和请求为依据。1905年，唐绍仪在印度调查荣赫鹏西藏探险队的影响时，了解到英国可能同意停止其对华鸦片贸易。1905年9月16日，唐绍仪从加尔各答回国，向慈禧报告了英国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旧鸦片政策的惊人改变。但他同时指出，英国这个政策的转变将以中国停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的证据为前提。"无庸讳言，该结论基本上是清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法的翻版，12相对于禁烟上谕的发布，朱尔典来华任职的时间较为短促，且一直与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交往，关系自来密切，其他影响因素的消长互动为其忽略实属自然，仅在这一点上朱尔典的看法也不无偏至。

　　唐绍仪在1905年后关注鸦片问题，实与梁士诒有关。1904年10月清政府组成以唐绍仪为首的处理西藏问题的谈判班底，其中即有翰林院编修梁士诒。12月份梁士诒赴印度途经广东三水冈头乡里省视亲人，其弟梁士訢嘱其"今赴印度，想在印地有长时间耽搁。夫印度之为患我国者，厥为鸦片烟，望我兄驱除之，以救国人，此不世功业也"。14在印度谈判间隙，梁士诒"日感于五弟士訢临别赠言"，犹急谋驱绝鸦片之计，在唐绍仪的支持下，梁氏派人调查与鸦片有关的一切信息，"凡种烟地点、时期、割胶、制土、税则等，皆作成详细报告"，"先生既明内容，乃计划交涉，筹拟种种方略，以备回国后施行"，在返回国内途中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梁氏即与唐绍仪磋商，唐担心两点：一为对英交涉之难，一为枢臣之阻挠。粱即申论：

　　第一点，英国以印度烟土祸害中国，不惜在广州开战；此皆怡和太古（Butterfield & Swire）两洋行之中外人助成之，为英国政治上留永久污点。英国有识之士至今犹以为耻。然印度政府每年收入烟税不过四千万卢比。倘中英合议，能筹出一笔款项，以抵此款，外交上当无问题。至第二点，枢臣之是否赞助，不过因疆吏所管关税之收入，主张慎重。查自烟台修约后，印度烟土每六百颗为一箱，每箱征税银一百一十两。为数亦属有限。只需有力者提倡而坚持耳。

　　唐绍仪一时无法决断，即将希望寄予袁世凯，回国以后游说于袁，袁即表示："事故应为，但恐朝贵以为得罪外人，不肯为耳。今仗子三寸不烂之舌，先从外交上着手，予当与燕孙商定，分函各朝贵，力促成之"。在袁授意下，梁士诒"四处运动，事机渐熟"。在国内筹划期间，由于朝中百事乖弛，度支窘困，梁氏原来的思路在与枢臣结纳运动中随世俱变，原来"中英合议，筹出一笔款项，以抵此款"的计划渐为"鸦片官方专卖"计划所替代。按鸦片专卖的构想实导源于1901年"江楚会奏变法三摺"，其第三摺"采用西法十一条"中即主鸦片官局专卖。这一专卖计划在提出以后几年并未实行，却以唐绍仪赴印度谈判为契机，大张旗鼓地推展开来，尤以1906年1月份以袁世凯领衔，各省总督联名电请外务部，要求与英谈判，以扫除鸦片专卖的外部障碍这一事情为标志，这是当时坚拒鸦片的梁士诒折冲樽俎、"四处运动"的唯一结果，其背后的政策底蕴已暗暗改观，《大公报》和《万国公报》的报道即判然有别，《大公报》1906年2月1日在"中英议商烟土办法"的标题下作了如下报道：

　　闻各省总督联名电请外务部，拟于中国各省举办洋药专卖权，请即与英使开议，一面渐渐减少印度烟土进口之数目，一面限止本国种烟，仿日人在台湾举行之法，务使中国人吸烟之害于三十年内断绝。英国与中国睦谊既深，谅亦乐助中国以扫除此弊也。

　　《万国公报》的报道较晚一些，但与《大公报》的门径不尽一致，1906年4月份（第207册），该刊以"论鸦片为中国之大害"为论说标题，对该行动作了说明并作了切中肯綦的评论：

　　近闻北洋大臣袁慰帅联名呈请外务部，拟商诸英国，减少由印度进口鸦片。英国公使答以俟中国确有禁烟之凭证，如各处自种之土实已减少，则英国政府必可照办云云。可见外人疑中国之行此新章者（指鸦片专卖计划──引者），乃贸利之主义，非禁烟之主义也……今英国公使之为此言，正中国禁烟之绝大机会，此次之宗旨果出于利己之心与？抑出于爱民之心与？诚万国所同注目者也。

　　河山依然，门巷如故，鸦片专卖之策依然风行于枢廷上层，户部、商部、直隶、广东、江苏等中央、地方大员陆续筹谋鸦片专卖事宜，从而导致英国公使、各地领事与中方的外交纠纷，抗议照会往来不绝，迭见报端。至于唐绍仪的作用问题，在1906年12月之前主要是主持和参与了几项重要的外事谈判，并大获声誉，令政界侧目。梁氏在"四处运动"中，或许沾染唐之鼎助，但恃外交襄助其后，从而解除枢廷禁政的困境，对唐氏来说则未见其功。他介入鸦片问题的正式谈判，应该不早于1906年10月份。媒介报道即为旁证，《申报》对唐绍仪的行踪就有所关注，其1906年12月25日的报道称：

　　署外部侍郎唐绍仪赴营口新民厅，与日本官员商议铁路各事，已于本月十二号回京。不日将与英使开议减少印度鸦片进口，以及限制各省种植土药之法。

　　台湾李恩涵先生在研究了唐绍仪与晚清外交问题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据如上考证可以认定，1905年9月16日自印度回国后，至1906年9月20日禁烟上谕发布，唐绍仪对上谕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和直接的，而近两个月以后，会议政务处拟定的禁烟章程则是唐氏直接参与和影响的结果，此后的对英鸦片问题谈判也赖其力甚大。

　　贰、 汪大燮6月初奏摺问题的讨论

　　中外学术界对清末禁烟的原因均有所讨论，国内学者多强调汪大燮奏摺的直接性影响，另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则突出5月30日英议会辩论所导致的英国给中国发去的照会产生的影响，也有两种因素叠杂一处，含混表述者，未加厘清之判断在在皆有。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实有加以重建、澄清的必要。恰好在禁烟上谕发布近一个月后，《申报》曾就上谕发布的原因专门作过报道：

　　朝廷前闻英国志士创议禁止鸦片烟，深嘉其用意之仁厚；驻英汪使亦有电奏，力陈英之舆论均以禁烟为请，英政府亦甚韪其议。我国宜乘此时机，下诏禁烟，使多年痼疾一旦捐除，实为切要之图等语，故而特降上谕，严禁鸦片烟，并以十年为限云。

　　此处有几点宜抱疑问，首先是该报道未提到意味着鸦片政策松动的英国政府照会──此照会被后来者广为引用，以证明它对禁烟上谕产生了影响；其次，报道尽管突出了汪大燮奏摺的作用，但汪摺所论同样未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作出明确的说明（该报道中"政府亦甚韪其议"一语，意思显然，但未必是指英政府已经改弦更张，缘议会之讨论结果与政府之政策更迭当有距离），考虑到这一外交难题尚未解决，而它对清廷决策又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篇报道恰恰未对此作出说明。解释这些疑问，不得不集中在对汪大燮奏摺的理解和枢臣对它的处理这一关键性问题上。

　　对国内信息的来源而言，与5月30日英国下议院鸦片问题辩论有关的不仅仅是汪大燮奏摺一个渠道，在汪摺尚未到达国内以前，在中文媒介中，与枢廷保持密切联系的《外交报》于7月中旬就率先透露了这一信息：

　　闰四月初十日字林西报云：英议员条议请禁止鸦片贸易，议院深然其议。印度部大臣摩利谓中国如能禁止吸烟，印度自当废止鸦片贸易，虽损一己之利在所不恤。记者窃谓此议今竟出自英议院，诚中国禁止吸烟之绝好机会也。

　　此后，《外交报》仍围绕英国下议院的辩论刊发译论，且着加"按语"警示上层："按：鸦片贸易，英人亦自知其非理，况印人亦以迫于政府严命而始植之乎。我国当局，正宜乘此时机，与之熟商禁烟之策也"，"按：英下议院此议，所关至大，我政府当事，其亦急起直追，善谋其后，以挽回国运于万一也"。对这些信息，朝廷并未立即作出明确的反映，解释的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在此之前，朝廷对《外交报》的报道质量颇有微词，继而不加信任，并有收归官办的意图；此时的外务部尚因循乖弛，部员疲沓不振，汪大燮即说："使署自近年久不译报寄部，部中亦从无人看。敝处近日译一二段自看之，无关本国者不译也"，这可以算是解释枢廷未作反应的理由之一，且未必准确。在这期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关注到这一信息，并将其面告唐绍仪，但罔有回应。这是我们理解枢廷对汪大燮奏摺处理的基本背景。

　　汪大燮拟摺上奏的原因，论者多主英国下院鸦片问题的辩论为其机缘，此仅其一，犹不完整。揆诸汪与其弟汪穰卿的函札往返，汪使之意，在此之前的国外禁烟舆论和迹象对其触感亦极深。在具摺之后，他曾言及此事，约略有两点：

　　其一，有感于新加坡对鸦片问题的处理。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华人居多，鸦片流毒极严重，但此间舆论却看好，尽管新加坡当局赖鸦片税收为饷源大宗，庆幸的是坡督有祛除鸦片意向，稍加外力影响，可能会收大效。汪使有鉴于此，曾致函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劝谕禁烟。如果付诸实行，清除流毒，振兴华人则是我方收益之一；另外，藉此行动也可侦测英国政府的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底线，其时英国下院尚未就鸦片问题辩论，政策走向终未明朗，英国国内舆论与政府所奉行政策间有距离，汪大燮预计此事可兼收两益。从实际情况看，该项谋画的实施确实振奋人心，汪氏在来函中说："兄前嘱坡领劝人戒烟，孙铭仲请英坡督相助。盖坡埠所收土税亦不少故也。英督慨允，毫无异言。英医生且视为义务，不收钱而为之戒。今商人已集有成数为戒烟会之用，且已租定房一所，可望有效，亦可以卜英人之意见，决不因此要求也"。事足以证明，英国极力维护的鸦片利益非坚冰不可消融，其对汪氏之影响可知。中国的禁政较此复杂，因循守旧，虚应故事的积习和依赖毒品税厘的财政窘况远非新加坡可比，但朝廷推行新政，朝野风气稍有改观则是一大契机，具摺上奏虽属冒险，但尚有部分把握。

　　其二，英国国内禁烟迹象之促动。汪在摺中论及英国人心目中的华人形象，概略言之就是嗜烟、聚赌和妇女缠足，三种恶习最为显见而且被世人诟病，英国知识界中多人知之且多引以为憾，尤其嗜食鸦片积习的养成与英国政府有关，撇开商务和宗教利益不论，仅从道德、风俗层面，英人即愤慨有加，遂迁怒于其政府的浅薄政策。远溯鸦片战争之前，近迄20世纪初年，英国禁烟舆论和组织即绵延不绝。更使英人羞辱的是后起的日本和美国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日人有台湾禁烟，美国则有菲律宾禁烟，美国在1904年尚有联日促英禁烟的外交意向，此间媒体曾给予关注：

　　近日美国改正党特致函于日本公使，略云，方今日俄战事必有一日之议和，而议和时关系最大者即为中国之一大问题也。故本会之意，日本于此际当与美国同心，且合词以请于英国，禁止在中国贩售鸦片一事……所望今日有志竟成，径出而劝英国，此乃美人之公见，而亦即世界各文明国之公见。吾知为海约翰（时任美国国务卿──引者）者固无庸胆怯，以有亿万人在其后，而所与除去者，实又为英国最羞辱之一端，以合乎凡从基督教国之本意也。彼俄于满洲犹不准其人民吸烟，英国则行吸烟之法于中国本部，其为名誉何如？

　　所以，英议会辩论鸦片问题之前，反鸦片言论日益隆起，且时时给驻英华使以道义上的压力，促其对朝廷施加压力，转过来又极力在媒介和议会中扩张影响。汪使日日为此所浸染，发回国内的信函中极有感触："至此间学界议员中人，兄能鼓动之使我助，断无别项要求，至多不过请其一饭而已。缘本有多人为兄言，允相助也"。考虑到英国议会中两党对华政策的差异，汪使认为议会之新党（指自由党）于我有利，设若其政府更迭，不肯放弃鸦片利益，禁政之发动便孤掌难鸣，故应抓住此一机会，况我国前途始终与此问题相因应，"此事为我国一线转机，其作用不仅在戒烟已也"，此为确论。适逢5月30日英国议会辩论，禁与不禁，倾向明了，尽管英政府尚未付诸行动，但印度部大臣摩莱的表态却是政策转轨之信号，加之此间媒介推波助澜，故拟摺上奏朝廷实属必然。

　　仔细研究汪大燮奏摺的内容，可以发现他所传递给枢廷的信息与光绪中期的禁烟奏摺并无实质之不同，摺中甚至连5月30日的议会辩论结果都未提及，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是否转变更未加明确之言语。而这些问题恰巧是军机处制定禁烟政策所不可绕过的，以往的禁政皆因投鼠忌器，都未能彻底执行。1905年中，唐绍仪的担心之一即是此一外交难题，况且，1906年9月禁烟上谕颁布之前，中英之间因鸦片专卖屡起龌龊，单方面制定禁烟政策谈何容易。事实上，汪大燮奏摺的出现，仍有大吏表示怀疑，只有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为砥柱，坚信汪摺所言，瞿乃成为这项决策中的关键。

　　因此，单由奏摺本身入手难以解释全部原因。汪大燮在摺子发走以后，对其建议是否能被采纳尚抱有疑虑，尽管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自谓章程颇详密，和平易办。如果肯行，必可办到，英亦必无他言。如不欲禁，但欲加税，反恐有要求也"。汪此时的忧虑主要不在于英国之阻力，而是对朝廷内部百事乖驰，不尚进取之积习抱有担心，"惟我国向来局于小就，言大则骇听，为可虑耳"。基于此项考虑，汪在此后即给其弟汪穰卿和瞿鸿禨分别致函，着加解释，特别恳请汪穰卿在穆公左右阴相策应，襄助善化。谜结看来只有从瞿鸿禨与汪氏兄弟波谲云诡的结纳中得以解开。虽然瞿氏遗留的该段史料付诸阙如，难以两面为证，但汪氏兄弟往来密函，却大量地涉及到他们与瞿氏的密切交往，视自己为瞿师之"切言扛帮"，瞿氏由汪大燮处获致了大量外交机密，汪也通过其弟向瞿密荐人才，评点枢臣，不遗余力为瞿广为结纳，虚与委蛇。从1905年底汪初使英国至1906年9月20日上谕发布之前，在致汪穰卿的信中，屡屡密商此类事项，汪大燮对瞿的私恩和评价也时时提及，略举数证：

　　1、 瞿师所荐之人，兄岂有不遵者，且瞿师必不荐无用之人，其人又在香帅幕中，更无疑义……前出京时，本欲与瞿师言，求弗放差，但彼时毫无影响。放差一事人且以为美谈，乌知必轮到我，是以嗫嚅未言，不意今竟及此，然彼时所虑者奥、义、比也。然与其来英，不若义、比多矣。惟奥则与此同，因奥之物价亦昂，而酬应亦大也。〖按：此为汪初至英国，于1905年12月29日给其弟信中所言。其时朝廷的外交人员中，以英国为出使的首善之区，汪未加运动即获致此缺，殊感意外。〗

　　2、 比见报章，欣悉善化师相荣协揆，喜慰无似。当朝明白事体，胸中有为国之见存者，曾无几人。瞿、徐两枢不可谓一时之杰，居然联翩直上，时局尚有可望，不特私淑之虚慕已也。想师相渥承优眷，其胆气必加壮，吾弟在穆公之侧，能极力赞助为盼……兹有上师相一函，乞饬呈。此函请弟一阅，阅后封送，见师相时，但言未见信内所言所语，不必说明也。〖按：私下臧否人物，连枢臣亦不放过是汪大燮与汪穰卿信函往返中的一个内容，但如此推重瞿，实属罕见；致瞿函，却有意途经汪穰卿，为其在左右建言瞿鸿禨构筑了空间〗

　　3、 瞿师意新而行甚稳，实今政府必要之人，弟在左右，能尽力匡扶为妙，此非特我辈恩私之见也……尊言瞿无肩膀，无手段，诚然，吾辈仍不能不望之。比瞿明白而自好者，更无人也。惟有切言扛帮之而已。否则奈何！〖按：清末廷臣之间，风云际合，宗派营生，瞿在上层结好肃王、春煊，为慈圣侧目动容，而与庆、袁为敌，中下层则援门生为营垒，广其结纳，上与下均桴鼓相应，汪氏兄弟、曾广铨等实为中介，"切言扛帮"何能卸责！〗

　　汪大燮奏摺到达军机处，枢廷大臣得以讨论。前述5月30日英国议会辩论之结果，6月1日即由上海的《字林西报》作了简短的英文报道，《外交报》先后以不同形式三次报道该消息，7月份的《万国公报》也间接言及英国政府大员摩莱在议会上的表态，涉洋递呈的汪摺由于也涉及同一问题，方使枢臣重视此摺。但由于尚未得到英国的正式照会，群臣多有疑虑，担心英国政府从中作梗阻拦，瞿鸿禨本不谙熟外交及国际情势，但汪氏兄弟的言论非他人可比，对瞿来说，其可信度更高于他人，多种信源均与英国5月30日议会辩论结果有关，故可力释群疑，独当一面，故近人刘彦称："军机大臣瞿鸿禨以汪（大燮）驻伦敦，主张禁烟必有把握，议遂决"。9月20日的禁烟上谕因而面世。

　　叁、传教士杜布斯联合请愿书的影响问题讨论

　　1907年8月30日的《字林星期周刊》根据杜布斯事后的解释，作了一篇报道，文中援引杜布斯的话说：中国的禁烟法令可以说是1906年8月21日近1400位传教士向皇帝提交请愿书的复印副本；1910年《教会年鉴》对杜布斯此行作了肯定的记载。据此，民国时期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文中确认其"与政府之禁烟谕旨甚有直接关系"，其后的绝大部分著述均沿袭此论。此事实看来亦大误，当时媒介报道的外务部对此事的处理情况可大体证明杜布斯联合请愿书并未影响9月20日禁烟上谕的制定和发布，缘其在时间上有误差，上谕发布在先，请愿书到京在后。此据有关报道试作梳理分析。

　　1906年8月19日杜布斯呈递两江总督衙门的联合请愿书的特征有二：一为签名者之众，计有1333人；二为理由申诉，情词恳切，约略内容如下：鸦片本为药品，用以疗病，无病之人食则受害，敬求严谕禁止，俾百姓去其数百年之痼病。教士等来自远方，受尘贵国历有年所，凡有益于中国者，理当效野芹之责，故不揣冒昧，敬抒愚见，谨请代奏等。此请愿书递达两江总督衙门的时间较为特别，恰逢前总督周馥与继任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之间进行职位交接，且多有耽搁，端午桥对是否代奏犹豫不决，不得已午桥以南洋通商大臣名义札开准外务部咨文，连同请愿书送交北京。杜布斯请愿书到达外务部的准确时间是禁烟上谕发布后的第六天，即光绪32年8月9日（农历）。由于上谕已经下达，外务部认为勿庸再奏，故专文通知南洋大臣端方：

　　查该教士等本力劝人为善之，诚存除恶务尽之意，应否据情代奏之处祈核明酌办等因，前来查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多，该教士等呈请严禁，情词恳切，深堪嘉尚，惟此事已奉谕旨，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并由政务处妥议禁止章程在案，该教士等所呈自勿庸再行代奏，相应咨复贵大臣查照转知该教士……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接到外务部的咨文后，查知杜布斯等寓居苏州养育苍教堂，即饬苏州关道专函告知杜布斯等。这就是朝廷对美国传教士杜布斯等人联合请愿一事的处理。

　　实际上，杜布斯专门就鸦片问题的上书有两次，1906年8月19日呈请严禁鸦片烟是第一次上书，由于时间误差，这次上书并未影响到军机处的禁烟决策；9月20日上谕下达后，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历时较长，为了对枢臣制定具体的禁烟政策有所影响，1906年11月，他又就各地禁烟情形和禁政中的税收抵补问题专程赴京与外务部交涉，并递交税厘短收弥补之策的书面建议。但这次赴京，并非"联合请愿"，与首次有别。关于该善举，《申报》亦有报道：

　　美国教士杜布西博士因提倡禁烟事，亲赴北京报告禁烟踊跃情形。驻京美使柔克义、参赞柯立基、卫廉明皆竭力赞助。杜博士曾向外务部请谒日久，始得与各堂官会见，颇为满意……杜教士撰有禁烟后税厘短收如何弥补之策，由美使署代为分送外务部及各督抚。夫泰西友人之所以与中国爱国之士同力合作者，亦只盼此亿兆黎民脱离烟害耳。

　　传教士在清末反鸦片运动中的作用之一，是规模不等的请愿上书活动。清季晚期的鸦片问题，既涉本土，又与香港、澳门、印度和英国有唇齿相依之关系，清政府就鸦片问题讨论期间，传教士不仅以上书形式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且于该年的11月份分别上书请愿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在英国及其各殖民地政府改变鸦片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并且屡屡波及英议会和政府，从而产生多方影响。该问题已经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容另文专论。

　　本文原刊于王宏斌主编：《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