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这数百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虽有禁绝鸦片的决心，并从１７２９年以后多次三令五申决意要禁绝鸦片贸易和社会上吸食鸦片的风气，但是终因此风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头，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

　　鸦片，在中国俗称“大烟”。这玩意儿其实就是用罂粟汁液经过熬制而成的一种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鸦片这东西在中国的名气实在是大得很。当然，它的名气大不仅仅因为它是危害不小的毒品，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东西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发过一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因了这场战争，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天朝大国被拖进了一场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完成的现代化的浩大进程中，真正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迄今为止，关于这场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普遍认可的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著名战争，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实在可以用目不暇接、耳不暇闻来形容。但是，悖论也可能恰恰在此时而产生。因为海量的信息有时不仅不会有利于我们看清历史的真相，反倒很容易使我们越来越偏离真相。

　　具体到这场著名的以“鸦片”命名的战争而言，可能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却一向被我们的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比如，如果说鸦片战争真的是因为英国的鸦片贸易问题而引起的话，那么，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会有一个所谓的“鸦片贸易”的问题呢？

　　由此生发而来的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确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牟取了大量的暴利，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鸦片贸易只朝向中国，而不是兼及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呢？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显而易见要搞清楚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这即是：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说明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对于鸦片的需求市场。那么，这个庞大的鸦片需求市场，是由英国人一手制造的呢？还是在英国商人之前，在我们国家就已经存在这样一个市场了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很显然，英国的这些鸦片商人不但要为鸦片贸易而承担责任，还必须承担起诱导中国人民吸毒的责任。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则我们在谴责英国商人贩运毒品的同时，可能就不得不发挥点“反求诸己”的精神，查找一下我们民族自身存在着的一些导致了鸦片问题复杂化的症结。

　　当然，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和不幸。因为历史呈现给我们的真相，正是这后一种的情况。这大约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以及周边几个地区存在着一个鸦片贸易问题。很显然，一是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像我们这里的许多民众一样，已经养成了吸食鸦片的习惯；二是这些国家早就把鸦片看作是毒品，一直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

　　与这些国家相比起来，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在对待鸦片的问题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国情。这不同就在于，中国虽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吸食鸦片的发明权似乎也并不属于我们中国人。但是，当这种最初只是作为药材而引进的东西，一旦在神州大地落地之后，很快就被大范围地滥用成了一种普通的消费品，以至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在中国贩卖鸦片和消费鸦片都是被政府所默许的活动，这的的确确是在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而为这种“时尚”推波助澜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居于深宫之中的皇帝老儿。

　　史有记载，这个可以说是被最早记录进史书的染上鸦片毒瘾的皇帝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乃是明朝的第14任皇帝。此人一共在位49年，却只和大臣们公开地见过一次面！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因为和大臣们就“里储”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而和大臣们玩起消极怠工战术，长期龟缩在深宫里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任由国事日非，江河日下。

　　别看这位皇帝疏于政务，但对于鸦片这玩意儿却是情有独钟，以至于最后染上严重的毒瘾而不能自拔。因此，有历史学家以为，万历好多年不上朝理政，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中了“乌香之毒”。

　　当然，也有专家考证指出，万历皇帝虽然是个地道的“瘾君子”，但是由于彼时的中国人尚未发明出用烟枪喷云吐雾式的吸食鸦片的方法，所以这个朱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着其他药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约是想藉靠此物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按照儒家的说法，皇帝并不是人，而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也就是老天的儿子，是代表上天来这里统治亿万百姓的。因此，皇帝的一举一动对于他治下的亿万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也。

　　这样的“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的事例，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是举不胜举。比如，当那个风雅好文的李后主尚没有被赵匡胤活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多少有些变态的家伙特别喜欢宫中一个缠足的女子——窅娘，而使宫中的女子纷纷效法，争相缠脚以为邀宠之资。此后虽然李后主很快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但是，由他发起的这股缠足歪风却从深宫中殃及民间，逐渐流传开来，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国家的一大“国粹”（鲁迅语），一直到民元以后才得以完全剪除。

　　比照上述李后主的事例推断，堂堂的大明朝的万历皇帝整天憋在深宫里以吞食鸦片为乐，必然会对宫内宫外的人产生极大的示范和暗示作用，从而制造出类似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效果。因此，完全可以武断地推断说，中国民间之所以自明朝后期逐步开始形成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其始作俑者大约正是这位万历皇帝。

　　对于鸦片这东西，大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然会对其予以严厉禁止。但是，由于皇帝都染上了毒瘾，由其统治下的政府对待鸦片问题恐怕也只好听之任之，不管不问了。事实是，政府不但不对鸦片厉行禁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默许民间的吸食活动日益做大。明朝万历１７年，政府竟然火中取栗从鸦片贸易中收起税来，实在是荒唐之极！像这样的好好政府在世界上大概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

　　当然，大概是因为在明清易代之后，社会上因为吸食鸦片而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实在到了不能不重视的程度，新建立的清政府才于雍正７年（公元1729年）由皇帝颁布了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的上谕，对贩卖鸦片烟者，私开鸦片烟馆，吸食鸦片者，明确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标准。应当说，这在中国的禁毒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这数百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虽有禁绝鸦片的决心，并从1729年以后多次三令五申决意要禁绝鸦片贸易和社会上吸食鸦片的风气，但是终因此风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头，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广州等口岸鸦片仍然或明或暗地被运进口内，社会上吸食鸦片的民众依然在喷云吐雾，优哉游哉，毒焰流布之下，终于在1840年引发了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著名的鸦片战争。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首研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由此而重申笔者几年前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就是：“举凡是皇帝，根本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全都是害国害民的独夫民贼，对待这个文化怪态，理应全民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只有这样，才能将那种扎根于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的“皇帝情结”彻底铲除，避免它借尸还魂荼毒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