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毒品的鸦片成规模地侵入中国由来已久，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鸦片的泛滥，最初当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东、福建等地。然后从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鸦片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大清朝的首都北京的，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考证清楚，但在嘉庆时期，我们从皇帝的谕令中，看到了关于鸦片“入侵”北京的记录。

　　应该说，在嘉庆时期朝廷与皇帝对鸦片的泛滥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从嘉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能看到嘉庆皇帝对沿海地区鸦片泛滥是非常担忧的。而在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北京发现了有人销售鸦片，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今天看，应该是非常有力的。

　　首先，嘉庆皇帝给当时的最高权利机关军机处的大臣们下了一道谕令，对鸦片流入京城一事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最为风俗之害”，并且要求“严厉稽查杜绝，毋任透漏”。（见《清仁宗实录》卷一八九）

　　同时，嘉庆皇帝又给刑部下了批示，要求刑部“将该犯从何处贩运来京，卖与何人，严加讯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也就是说，就加以追查，不能草率结案。同时还要求刑部彻底查清楚案情的基础上，拟定出惩办的措施，同时上报。（见《清朝续文献通考》）

　　从上面嘉庆皇帝的行动上，我们看到了他对鸦片流入北京一事的重视，是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的。皇帝亲自过问，并且指示最高权利机关军机处加以重视，指示司法部门加以追查并且等着“听汇报”，充分显示了皇帝个人的态度。从以上，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下面的政府机关对此事的重视，因为如果没有被重视，是不可能向皇帝汇报的。

　　过了几年（1810年），京城又查获了鸦片，皇帝下令给步军统领，要求在京城各门严查鸦片。嘉庆皇帝要求：“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见《上谕档》）

　　皇帝下令给步军统领与五城御史，那么步军统领和五城御史又是什么官职呢？

　　所谓“步军统领”，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是京师卫戎部队。掌京城守卫、稽查、门禁、巡夜、禁令、保甲、缉捕、审理案件、监禁人犯、发信号炮等要职。

　　所谓“五城御史”，就是巡查京城内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的治安官。

　　皇帝亲自下令给卫戍部队指挥官及治安官员，要求严厉查禁鸦片，足以显示对鸦片流入北京城的高度重视。

　　清政府甚至皇帝本人的高度重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鸦片，效果如何呢？从后来的资料上看，鸦片在京城并没有被禁绝，甚至有蔓延的趋势。证据有二：其一就是侍卫官员的沾染鸦片；其二就是皇宫里的太监也出现了吸食鸦片的。

　　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皇帝要求刑部拟定惩办贩卖鸦片及侍卫官员吸食鸦片的法律条文。在这道“上谕”中我们读到，皇帝对侍卫官员吸食鸦片的行为非常愤怒，说“甚属可恶”，“不可不严行饬禁”。（见《清仁宗实录》卷二七０）

　　同年，在另外一道上谕中，嘉庆皇帝又提到太监吸鸦片的问题，说“太监供役内廷，亦闻有买食者，其情节尤为可恶。”同时，皇帝还根据刑部的建议，规定了惩办措施：“如有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该处官员为奴。”（见《上谕档》）

　　从上面两道皇帝的“上谕”，我们可以看出鸦片的恐怖——即便遭到严厉的禁止，不仅仍旧在京城泛滥，甚至危害到了皇帝的近卫及皇宫里的太监。

　　在其后，我们在清政府的档案中，还看到两个关于北京城查禁鸦片的两个文件。

　　其一：嘉庆十九年（1814年），京城崇文门的两个监督官员崇禄和景安向皇帝奏报，拿获了私带鸦片进京的人犯。事情是这样的：负责崇文门税务所的官员崇禄和景安，接到下属报告，查获了一个叫张四的人携带鸦片及烟具。该人供认是随同广东省东莞县的一个进京赶考的贡生卢某一起进京的，两人在旅店曾经一起吸食过鸦片。结果，张四和那个姓卢的考生，一起被逮捕，交由刑部处理。

　　其二：嘉庆二十年（1815年），刑部的官员董诰等，向皇帝上折奏报审讯私带鸦片进京一案的情况。事情的原委是，有个广东的武官叫兴亮的人，跟随上级副都统萧昌进京公干。兴亮为了获利，携带了鸦片十一斤，到京城郊区后雇佣人企图将鸦片运进城，结果被查获，押送到崇文门。

　　经过刑部的审讯，作出了处理决定，上报皇帝批准：兴亮被革去“骁骑校”的官职，流放新疆；协助兴亮贩运的两个北京人，也分别受到了“杖一百，徒三年”及“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的惩罚。那个副都统萧昌，要负失察之责，也交有关部门加以审查议定，严肃处理。

　　嘉庆皇帝对董诰等人的汇报比较满意，基本同意了这个处理办法。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又增添了追究两个官员的内容。副都统萧昌的上级，将军本智受连带责任，也要受到惩处；广东海关的官员祥绍，因没有在当地禁止鸦片，同样要受惩处。两个人，都交有关部门议处。（见《上谕档》）

　　从上面这个案件的处理来看，当时对鸦片贩运的惩处是够严厉的。一个小小武官贩卖鸦片，不仅他的直接上级要受到牵连，甚至间接上级，本地的将军都要受到惩处。在当时各地驻防的八旗军的建制中，骁骑校是最低的一级武官，在骁骑校上面，是协领参领，再上面是副都统、将军。一个最低级的军官因贩卖鸦片，连当地的将军都受到牵连，这样的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

　　综上所述，在清代嘉庆时期，政府和皇帝本人对鸦片的流入北京是非常警惕，也是高度重视的；采取的措施，也是相当有力的。但是，因为贩运鸦片利润很高，总有一些人冒险。同时，由于鸦片具有很强的成瘾性，皇宫的一些侍卫甚至太监也沾染了恶习。但整体上看，鸦片在嘉庆时期，在北京的流行范围还不是很广，造成的危害也还不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