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学者苏智良的考证，我党在早期领导建立的红色政权采取的禁毒措施，比较早见之于文献的有：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就宣布禁止吸食鸦片，并且同时禁止种植、贩卖毒品。宣布“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

　　1929年，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红色政权。在韦拔群占领东兰县城后发布的《最低纲领》中，就规定“严禁烟赌”。

　　1933年，红军川陕根据地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区、乡两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劳工内务委员，职责是“注意卫生防疫和戒烟工作”。（《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

　　省政府还设立禁烟局，命令禁止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以上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

　　而比较早形成法律的，应该是赣东北特区苏维埃于1931年5月19日发布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该《刑律》在第九章共6条规定了鸦片罪。明确规定：“制造鸦片烟或贩卖或意图贩卖而私藏或自苏区外贩运者，处死刑至三等有期徒刑。”“开设馆舍，供人吸鸦片者”和“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者，均处“死刑至三等有期徒刑。”

　　红军川陕根据地巴中县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发布的布告，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完备、周详的。政府考虑到“已种鸦片烟苗，如一时铲除，则农民受损失较大”的情况，宣布了以下五项规定：

　　1、除已种之烟苗准予经营外，以后不得再进行栽种；

　　2、立刻在各县、区 进行戒烟、禁种、禁吃的宣传教育工作；

　　3、取消榜粮捐、红灯捐、原民捐及对农民的各种捐税 ；只收买烟的税百分之五，以作戒烟的设备之用。同时因为各种烟捐已取消，易为商人利用，已收的则限期停收；

　　4、进行种烟登记、吸烟登记。末吸烟的绝对禁止再吸，已吸的则限期戒去；

　　5、征收戒烟税，特设戒烟局，进行戒烟设备，并代收戒烟税与出口税。

　　为落实政令，红军川陕根据地还有配套措施：

　　1、关闭烟馆：对开设烟馆者每月照三个等级征税，头等二元，二等一元，三等五角。专门以贩卖鸦片为业者，按每两抽百分之五的特种税计，促使其彻底关闭烟馆。

　　2、隔离戒烟：凡是吸烟 之人，都由省、县苏维埃政府介绍到戒烟局特设的休养所隔离戒烟。伙食由政府负责，而且吃得很好。但不准出街。白天晚上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戒烟有无决心。

　　3、口服戒烟药品：这些药品是由川陕省政府特请中医师，用红花、芥子、获善等中药，加上少量鸦片制成的戒烟丸，下发给戒烟者本人，用每日递减服用办法，将戒烟者和其疾病结合治疗。

　　4、干部带头：苏区各级干部首先戒烟，在戒烟所戒掉后，出去现身说法。

　　5、说服与监督并用：各地戒烟所，部队均派政府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步减少其供应量。有烟毒的新兵，限期内戒掉。

　　6、戒烟所与家庭帮助 相结合：各所热情接待戒烟者家属，去说服自己的亲人戒烟。

　　7、首长定期不定期的视察探望戒烟者。

　　川陕苏区既有政策又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禁毒效果就非常显著：1933年2月16日《川北穷人》第9期就以《戒烟局成绩甚佳》为题，对巴中县的戒烟作了“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月，毫无痛苦”的报导。

　　据查，禁烟运动从1933年1月发起，到1934年，全苏区除准予限额种烟的几个地方外，其他地方全部停止了种植。就连国民党统治区的《国闻周报》也报道说：“在通南巴赤区内，鸦片烟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方，简直看不到一根烟苗。”

　　由以上政令及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我党早期的禁毒政策措施是高水平的，既坚持原则又人性化，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由于工作做得细致，效果就很好，可以说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据一些老红军回忆，当初党的禁毒戒烟政策引起了三大变化：首先是人变了。以前精神上萎靡不振的烟鬼，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再就是地变了。过去普遍种植罂粟，现在改种了粮食。粮食多了，保障了民众的生活，也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第三就是家庭变了。过去因吸鸦片，往往导致家庭纠纷或者家庭破裂。现在则家家和睦，生活美满。

　　至今老区还流传着当时的民谣：

　　烟毒害人不计年，多少穷人丧黄泉。

　　不是红军戒鸦片，哪有后代接香烟？

　　（以上参见陈以政：《川陕苏区的禁毒考察》）

　　红军从1934年开始长征，即便是在这一战略大转移的途中，在形式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我党仍然坚持禁毒政策。根据《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红军总政治部认为：“在原则上尽可能争取俘虏并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的训练，在这些时候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