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势严重

　　晋察冀地区，同样是我国鸦片泛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山西，早在清代光绪年间，罂粟的栽种面积就多达96万亩，当时山西的罂粟种植曾占到全省总耕地面积的30%。进入民国以来，由于连年的战争及政权更迭，禁政时严时松，导致在我党创立根据地之初，就面临着毒品的巨大威胁。

　　抗战以后，局势更加危急。晋察冀边区毗邻敌伪沦陷区，毒化情形严重，1939年的晋北，罂粟种植面积超过一万亩，鸦片产量超过1.05万两。1940年，大同、阳高等12个县种植罂粟16万亩，鸦片总产量12.9355万两。1942年，日伪又划定其它26县为罂粟种植区，强迫所有百姓种植罂粟。以太古县为例，罂粟种植超过60000亩。从这些种植地所得钱款超过200万法币。每乡都有无数烟馆，销售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白粉、金丹等。居民中一半以上为瘾君子，甚至不满9岁的孩子也出没烟馆。80%的伪政府县公务员都吸鸦片。

　　在察哈尔，日本组织了一个鸦片管制总局，大力推进鸦片种植、广征鸦片税。到1942年，除怀来县外，所有的县均大面积种植了罂粟。日伪在察哈尔南部划定所谓南察种烟区，鸦片地超过50万亩。1947年日伪收购鸦片1500万两，1942年收购500万两。所收鸦片除当地消费外，均运往上海等地销售。此外，日伪在河北也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鸦片，大规模地制毒、贩毒。由此可见晋察冀边区受敌伪毒害程度之深。

　　2、我党的对策

　　1939年2月1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就颁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该命令规定：“查播种罂粟，病国害民，早已悬为严禁，惟自敌寇进犯以来，厉行毒化政策，到处强迫播种。而无知愚民，竟有受其欺骗而偷种者，若不严加禁绝，将见生产日减，毒氛日炽，影响抗战殊非浅鲜。现值春耕将届，罂粟不日下种之日期，合再重申禁令，仰该县长认真查禁，彻底肃清，倘有偷种者，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重处办，处分令外，仰即遵照，并布告该县民众一体周知为要。”

　　1945年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又公布了《晋察冀边区鸦片缉私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鸦片一律禁止私自买卖，贩运或制造。鸦片持有人应依该管禁烟督察局所定期限，如数交局按定价收买，逾期则以禁烟法治罪罚办。

　　该办法规定：部队、机关、团体以及群众性之缉私组织，均得对鸦片烟贩缉私，但须送禁烟督察局或区以上政府处理。为提高鸦片缉私积极性，该暂行办法还特别规定了奖励措施。规定：“查获鸦片烟贩或报告鸦片烟贩而查获者不论群众、干部、机关、团体、部队等工作人员（禁烟督察局工作人员及专负缉私任务者除外），按查获鸦片所值提奖30%至50%”晋察冀边区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关禁烟禁毒的法规、条例，为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吸毒提供了法律依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禁烟禁毒措施。这些措施颇具特色，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禁毒与生产相结合。在禁毒过程中晋察冀边区政府对烟民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他们明白毒品的危害，并发动群众，使每个群众都有检查吸毒之权，营造整个社会禁毒舆论，帮助烟民戒毒。

　　第二，注意树立榜样表率，号召烟民学习。怀仁下峪村虽30余户，但烟民却达60余人，该村治安员马永福深知戒烟为开展该村生产及一切工作的关键，他以高度为村民服务的精神，真正的根据群众及烟民意见，经过宣传、酝酿、动员全村烟民，然后又以具体物质的帮助和不断的精神鼓励，发现培养正确运用戒烟的积极分子开展一个真正群众性的禁烟戒烟运动。

　　第三，在各城镇普遍设立戒烟医院。为了便于烟民戒烟，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城市设立了戒烟医院。戒治方法除了医药治疗外还采取了精神治疗法。依靠说服教育，从思想上使烟民认识。

　　第四，积极筹建戒烟所，使烟民自动戒烟。

　　第五，配制戒烟药丸，组织烟民集体戒烟。这种措施行之有效，取得了预期效果。

　　3、成效显著

　　晋察冀边区政府在禁烟禁毒运动中有毒必禁，有烟必戒，到1946年已取得了很大成功，据不完全统计，晋北、察哈尔等地已有12万烟民脱离苦海，约占烟民总数的32%强，张家口市已有3000烟民戒绝，崇礼乌拉哈达村200烟民戒除毒害，怀仁下裕村60多个烟民全部戒除烟瘾。

　　（以上参见王海川：《晋察冀边区的禁烟禁毒运动》，原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