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早在清代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种植罂粟制造鸦片，到了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种烟大省，罂粟花遍及各地。1905年至1906年，山西行销土烟数即占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四川。1906年，山西的婴粟种植面积达于96万亩，位居华北数省之首。

　　当时山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咸丰登基十一年，口里口外种洋烟。十亩地里八亩烟，留下一亩种秋田。不盼秋，不盼夏，但盼洋烟开花花。大公烟，小公烟，水红花儿更值钱。”山西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里面，有这样的记录：“当今之世（1892年），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鬼。约略记之，吸之者十之八九，不吸者十之二三。”

　　山西的毒祸之所以如此惨烈，与当局的政策有极大关系。在清代末年，官方一方面表面上禁止罂粟种植，另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赋税，暗中鼓励种植，实行所谓的“以不禁为禁”的政策，这是鸦片泛滥的最主要原因。同样是刘大鹏，他在《日记》里回忆：“（光绪初年）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已丑间（1888——1889年之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

　　山西巡抚宝(芬下加木)在1909年加大了查禁力度，山西的禁烟形式有所好转。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亡，民国初期罂粟种植死灰复燃，鸦片又在山西重新泛滥成灾。

　　1916年以后，阎锡山逐步掌握了统治山西的实权，为巩固政权，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禁毒，是阎锡山“六政”中的重大内容。

　　应该说，在这一时期阎锡山对禁毒态度是积极、坚决的，措施也比较得力。1917年至1922年的六年间，山西省公署先后向相关部门发出《训令各县颁发禁烟成绩考核规则及村长副报告禁烟惩奖规则文》等令66条。正是由于阎采取了这些相当严厉的措施，禁烟成效斐然。据统计，1918至1921四年共破获烟案总计50974起，1918至1921年四年戒烟局戒除烟瘾人数总计70800人。（《山西政治述要》）

　　1922 年 1 月, 山西省公署颁布《取缔商户运售金丹鸦片规则》, 对商人贩运烟丹实行“取缔手续”, 规定“凡商户必须出具不运售金丹鸦片及例禁毒质切结。”（《山西村政处?六政三事汇编》）

　　政府的禁烟政策得到民众支持，当时在山西形成了禁烟的热潮。在许多地方学生们组织起来沿大街呼喊：“贩金丹的可杀! 吃金丹的可怜! ”、“谁是一村好的妨害, 一村莫把他让! ”（《浅析民国初期山西“村政”运动》，作者：祖秋红，原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

　　阎锡山禁烟所以取得相当的成就，与他注重发展农业有很大关系，也与山西各方面经济发展有关系。“据统计，1936年，全省的粮食产量达到336.74万吨，按当时全省1059.5万农业人口算，每人平均317公斤，这个粮食总产量的数字，直到15年后1952年，才再次达到。”（《评辛亥革命后的阎锡山》作者：景占魁，原载《晋阳学刊》2002年第6期）

　　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更由于阎锡山本人并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性质，山西的禁烟不可能是彻底的，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为解决财政困难，将当年禁烟没收存放的鸦片制成“戒烟药饼”出售。在《三晋都市报》所载《阎锡山和毒品祸》一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1929年初，阎锡山为了大批收集大烟土，开始派各地的视察人员，在山庄乡村调查偷种罂粟的情况。发现有种植的就地估计能收多少大烟土，要求成熟后一律上交，如有按估计数少交者，加倍处罚，或送监关押。又叫当地烟民报告谁家私藏烟土，挨户搜查，查出的一律没收。为扩大烟源，在绥远屯垦区种植了大量鸦片。此外，还派人员到河南、陕西等地，借制药为名廉价购回大批烟土。”

　　在全国解放前夕，山西又有“镇静片事件”。《阎锡山和毒品祸》中这样记载：“‘镇静片’是阎锡山政府1946年开始公开制作出售的毒品。当时，阎锡山由于从晋西带回的大批大烟及由日伪手中‘接收’和向民间掠夺的烟土数目甚巨，而这些毒品又不敢在市面销售，为遮人耳目，遂以其官办企业‘川至制药厂’，生产‘镇静片’出售。名为‘川至制药厂’，实际该厂只出两大种产品：一是‘吗啡’，一是‘镇静片’，均以大烟土做原料。这个药厂是阎锡山至亲曲宪纯任厂长。曲既是川至医学院院长，同时兼川至制药厂厂长。

　　曲宪纯领受这一任务后，委任曾留学日本学医的王周飞具体负责，大批制作，以30%的大烟土做主料，配以西药压制成片，每100片为一盒，每1000盒为一箱，每盒售价银元一元。为了有一机构专门从事推销，又设立了川至制药厂福利部，以韩文彬为主任。

　　这一公开制毒贩毒机构，是阎锡山聚敛钱财的一个部分。为了能及时将销货额进入其直接掌握之下，阎授权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兼管这一机构。1947年，川至制药厂福利部派员押运一批‘镇静片’赴晋中及晋南地区销售，此货置于车上，烟土味充斥车厢。随车的警宪大肆检查。当发现是‘镇静片’后，警察找到货主，使警察目瞪口呆的是，货主竟持有太原绥靖公署证明。”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阎锡山在统治山西的时期内，确实施行了禁烟政策，并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禁烟禁毒又不可是彻底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禁毒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