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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史、戒毒史
鸦片烟祸与近代甘宁青社会
毒品与禁毒史话
2007-07-08 08:11:08 来自:杜新忠戒毒、禁毒专业网 作者:杨志国 阅读量:1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代的百年史上,鸦片从民族危机的象征进而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促进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和恶性运行,又成为这种发展和运行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在旧制度覆灭前,鸦片是近代中国无法根绝的大毒瘤。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当下世界毒品泛滥大潮起到借鉴作用。西北一隅的甘宁青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社会局势、农业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条件,鸦片的流毒更具特殊性。笔者力图从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吸食、禁政以及屡禁不止的原因等方面的系统整理中来揭示近代这一地区烟祸的全貌。

    鸦片烟祸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与整个时代相始终。西北一隅的甘宁青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社会局势、农业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条件,鸦片的流毒更具特殊性。笔者力图从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吸食、禁政以及屡禁不止的原因等方面的系统整理中来揭示近代这一地区烟祸的全貌。

一、鸦片、洋药、土药的流变
 
    鸦片,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起源于南欧、小亚细亚,是由一种草本植物罂粟的汁液,加以凝缩炼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它的汁液自古作药材用,有催眠、镇静和止痛作用。唐代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明朝开始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

    鸦片的输入和清政府“严禁”与“弛禁”间的游移。晚清衰世中,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过分成熟中腐烂。老大帝国保守着“天朝上国” 的迷梦,闭门独居于东亚。泰西列强带着得自《马可·波罗行记》的冲动,几次试图扣开这扇紧闭的大门,均以失败告终。觊觎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蠢蠢欲动。英国是这场争夺战的排头兵。英国为了畅通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祭起了鸦片这块敲门砖。美、葡、荷、西、俄等国也纷纷加入到这罪恶的鸦片贸易中。自1800年到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00余箱左右。1822年—1830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11804箱,而1839年到1840年仅一年,就达到3.5万箱。清政府真切地体会到了白银外流的紧迫。按当时的价格,一箱烟土需400元到800元银洋,3.5万箱鸦片共值2000万银洋。银洋1元大体合库平银7钱,折元成两,其数在1000万两上下,其时国库全年收入不过6000余万两。这个数目必然影响到国计。至于民生,民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鸦片戕害吸食者的身体,“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并且泯灭他们的良知,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购买烟具,为食日中”。罪恶的鸦片贸易为殖民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开始吸食时可以减轻疲劳兴奋精神,但日久成瘾则会使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以至不务正业,懒惰成性,自私贪婪,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一旦家财耗尽,则男盗女娼,颓废堕落,最终悲惨死去。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健康的发展。

    晚清中央政府在禁烟毒的方式上有“严禁”与“弛禁”的争论。1836年,太常少卿许乃济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張,道光皇帝下令大臣对鸦片买卖提出意见。中央及地方官员分化为两派: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许乃济、广东地方利益集团等为代表,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可阻绝官员贪污舞弊,鸦片买卖所课征的关税能充实国库,更提议在国內种植鸦片,价格会较便宜;严禁派以朱嶟、许球、黄爵滋、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认为鸦片祸国殃民,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财政、兵源、民生有重大的妨碍与危害,应该“严例禁遏”。虎门销烟使 “严禁”主张变为禁烟现实的顶峰。鸦片战争后,禁烟法令成为具文。通过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准予鸦片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鸦片厘税成为清政府止渴的鸩酒,它的毒害更加肆无忌惮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自此全国进入长期的“弛禁”时期。鸦片,清政府美其名曰“洋药” ,但它却给中国人民换来了“东亚病夫”的侮辱。清政府为了减少外国鸦片的进口,减少白银的外流,企图以土抵洋,允许甚而至于鼓励内地百姓种植鸦片,土药肇兴,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实际上,咸丰、同治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土烟的生产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7万箱,已超过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土烟的总量已是进口洋烟的二到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的发展。据1906年调查,中国22省遍植鸦片。估计种植面积有18713600亩。产鸦片584800担,比1890年约增加了5倍。鸦片烟祸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病体上的恶性毒瘤。

二、甘宁青地区的烟祸流毒

(一)甘宁青地区农业社会的破败

    中国封建社会的迟暮在西北的甘宁青地区表现的更为充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农业枯滞,人口稀少,种族复杂,文化落后,经济衰颓,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甘宁青地区在鸦片战争前约有人口600余万,垦田数为23万顷(实际耕地数则要少些)。社会经济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主要是畜牧业。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麻、药材等。人民手中很少有货币,穿的是粗制的毛皮制品。嘉庆初年,有少数地方开始种植棉花。道光年间,民间织布才成为风气。农民身负地主的剥削和政府的压榨,正税而外,各种附加税、额外浮收,往往是额征的数倍;官府衙役,大小官员,贪污横行。乾隆四十六年,查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私收折色银两,并与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吏,捏报灾情,侵食赈粮,贪污共计折银达一百六十余万两,相当于当时甘肃全省赋税正额的八倍左右(每年额征白银20余万两)。

    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甘宁青地区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发生在1862年的西北回民起义使甘肃人口锐减。嘉庆末年,甘肃有2208344户,15238974人,同治乱后,甘肃的人口大约只有350万左右,比嘉庆末年减少了1173.9万人,有77%的人口在这次大动荡中损失。此后大约每隔25年就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社会动荡,如1895年河湟地区的“乙未事变”有100万人口被消耗;1928年的“河州事变”“被杀者,达50余万”。自然灾害也造成人口的损失,如1928年发生在海原的8.5级大地震,波及周围十数县,约有24.6万人丧生。因此,甘肃人口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光绪末年才达到509万,只是嘉庆末年的33.4%,1928年666.5万,是嘉庆末年的43.7%。这些变乱、灾害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如1862年陇东“村镇皆瓦砾,田亩悉荆榛。城中尚有未烬之屋,为兵勇难民所占住,满街瓦砾断井颓垣,不堪言状。”左宗棠看到的景象则更为凄惨,“平(凉)、庆(阳)、泾(州)、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1928-1929年的华北西北大旱灾波及65县,河西地区饥民遍地,“掘草根,剥树皮,与皮革共煮,勉以果腹”。原本虚弱不堪的社会系统在战乱和大灾面前土崩瓦解,贫苦百姓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中。

(二)、烟毒与禁政

    1、鸦片产地和消费地的形成   西北甘宁青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长,鸦片的产量、品质都比较高,“甘肃所产之烟,名为‘西土’与‘广土'、‘南土'交称'”,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甘肃是在道光末年才引种罂粟的。最初“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于是,到咸丰时期,“各县皆种矣”。宣统年间,甘肃产烟最多的地区为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地,皋兰五泉山所产的鸦片竟成了地方名产。

    西宁道属七县除丹噶尔,大通,巴燕戎三县地处高寒,不适种植外,西宁(包括今湟中、平安、互助),碾伯(包括今乐都、民和)等县水地,多种罂粟,少种谷类。据当时估计,每年产烟土七百多万两,征收烟苗税银二十万两以上。

    道光初年,宁夏境内已有“成段地亩栽种罂粟”,道光末年,“罂粟花遍地栽植,五六月间,灿如锦绣,妇孺老稚,用铜罐竹刀,刮浆熬炼,江、浙客贩,挟资云集。据索提督(甘肃提督索文)说,每年各属并计,约有百余万两。虽未必如此之多,大约三四十万银,所赢无绌”。光绪年间“宁夏种植罂粟地方以河东为上,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上年(光绪三年,1877年)各属奸民偷种,中卫幅员较广,更觉其多,宁灵厅,灵州次之;河西碱地每亩只可出烟土三四十两,以夏、朔、平罗三县相较,宁夏县为多,宁朔、平罗次之。惟花马池土地不宜,尚无种植。”

    农民用传统的精耕细作的方式侍弄罂粟,目的只是希望多几分收入。在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各品种并植,以便综合利用地利、人力和劳动时间,获得良好的收益。种罂粟可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高三至五倍。烟土市价最高时,每“百两需银六七十两”,价低时每百两也“需三十余两”。正是由于鸦片是“高效作物”,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成百亩地种植。
 
    民国时期,由于地方军阀的强迫以及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交通不便等条件的制约,甘宁青地区大面积种植罂粟,据有关资料记载,“甘肃烟田占全省农田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90%”。天水“出城遍地是烟苗,东从校场至二十里铺、东泉、甘泉,西自坚家河、天水郡、太京、耤口、牡丹、杨家场等地的大片土地都种植鸦片,其中牡丹、杨家场烟农最多,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鸦片”宁夏城附近的通贵堡“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麦及杂粮约占百分之三十。未种闲地约占百分之三十五”,省城附近已是这般,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结构使部分农民除了鸦片以外,几乎别无其他农副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并且社会风气随之恶化,处处呈现出颓废腐朽的景象。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内地禁烟运动的深入,甘宁青地区本来地广人稀,工业和农业颓废,但是政治军事经费的需要却逼迫其财政走到“实际的重税政策”上,甚至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加速了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一般百姓的生活更陷于困顿。曾经的“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俱变为惨痛的凄凉。1934年宋子文视察西北后认为西北“苦于派饷制度,民不聊生……至于鸦片成害较之长江各省千百倍之。本人在宁夏视察两乡村,肥瘠相差,一则宗奉回教,无染烟癖者,既富且康;一为汉民,,遍染烟毒,既弱且懒。”。

    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甘宁青地区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20世纪30—40年代古浪县“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在甘肃靖远县,罂粟种植较多者“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也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每元可买白面(面粉)30斤”。随着收获季节出现的大量短工——刀儿匠的涌入,各种商贩、娱乐班子也纷至沓来,于是出现了临时的繁荣——烟会(烟场),周围群众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因此,一些集镇变成了鸦片市场。在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会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的、‘打扳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是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化整为零深入田间低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女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靖远县,年产烟土600万两,大烟收割忙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在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辄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土匪抢劫。”

    烟土的贩运和销售。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政府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还是有两大鸦片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甘宁青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而且产量较大,除满足本地自吸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国内鸦片长途贩运主要的三条路线中,一般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处,实行所谓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规定只许鸦片公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的规定中,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荟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共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的禁烟机关派员押运。宁夏的烟土在陆路沿传统的商业通道:吴忠—湃土—神龙庙—碱湖—蔡灯—大水湾—包头,由骆驼、马帮驮运,到包头后即可分销于华北各地。1936年,马步芳所运烟土,大部分“以骆驼或皮筏装载,越过河西走廊,与宁夏、绥远等地方势力勾结,直达包头,通过包头地区的军阀、土匪、流氓以及日本浪人,转运北平、天津出售。”

    甘肃临夏为西北贩运鸦片的重要集散地,鸦片主要来自于川康一带的黑水、那娃等地。临夏烟贩但是被称为“马客”,百十人为一伙,后来一伙有数百人乃至上千的,该地贩运鸦片由于给马步芳家族交税(1938年到1949年十余年间“马客”仅烟土税就交银元达600万元之多),故实际上是公开贩运。到了40年代以后,河州鸦片的另一重要来源则是河西。特别是抗战初期的一段时间,马步青、马步芳在张掖、武威等主要产烟区强行收购和廉价得到烟土1600万两。在1940年所谓的禁烟计划完成后,他们将垄断的大量烟土,拿到临夏等地高价抛售。临夏地区推销烟土,多数由公开经营杂货的行店买卖,长期以来成为半公开性质,约有40余家,其他零星经营烟土的更是难以数计。

    由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在宁夏吴忠、灵武地区出现了武装走私鸦片的“土客”帮。抗战时期,大烟价格,由“禁烟”前的每两不足1块银元,上涨到7块银元左右。当时吴忠镇每两黄金可兑换85块银元,在包头可购40两烟土,合每两烟土2块银元。而吴忠每两烟土7块银元,即每两烟土扣除成本后可获利4.5块银元。1匹快马可驮回600两烟土,在吴忠销售可得4200块银元,扣除成本,一般可净赚2500块银元。有的好马一次可偷运千两烟土,赢利也就更多。于是在1941年底,吴忠、灵武地区的一些商贾巨富们开始置马买枪,雇佣能骑烈马、打快枪的亡命徒,即贩运烟土的“土客”,来往奔跑于包头和吴、灵之间。武装走私贩运烟土成为吴、灵地区一些人暴富的重要途径。

    1915年,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虽下令禁止种烟,表面上也实行禁种“烟膏”官卖政策而对于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则不但不禁止,反加以鼓励,借以对入境和过境烟土征税,对吸食者征收“烟灯捐”。之后,由于“甘肃全省禁烟善后总公所”在西宁及道属七县普遍设立分所,马麒严厉查禁私烟外,又采用垄断贩运鸦片的办法,一面设“烟膏局”“烟膏”官卖,一面派人贩运“烟土”,经甘肃、宁夏、内蒙远销华北各地,以换取枪支弹药,补充宁海军,向蒙藏地区发展势力。1936年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时,仍然以禁烟为名大量贩运鸦片。“青海省禁烟委员会”所查获的精致烟具和烟土,都被马步芳吞没。同时他在“青海省禁烟委员会”之下附设了几百家“戒烟售药分处”,巧立名目,销售价格较高的“大烟膏子”。整个贩烟黑市由“青海省禁烟委员会”垄断起来。

    吸食鸦片的情况。甘肃全省城乡烟馆林立,仅兰州一地,烟馆多达300多家。1909年12月,宁夏将军台布给清廷的奏折称:"该省(甘肃)种烟最多,尚无禁种消息,官员百姓家家烟火,彻夜开灯,巡警兵丁卧地持枪明吸不已"。时人甚至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应酬,说媒的、谈生意的、打官司的、招待亲戚等等都要摆开烟盘,边吸边谈。有钱人家的烟盘很讲究,雕漆烟盘,白铜烟灯玻璃罩,墨竹烟杆上镶着玉石玛瑙烟嘴。劳动人民抽烟都用一般烟盘,或无烟盘用纸罩清油灯,有的则用铁丝棍烙着吃,叫“坐飞机”。还有些人把鸦片当做兴奋剂。演员登台前要把烟瘾过足,唱起来嗓音洪亮,精神抖擞。抬轿的为了让清瘦的身躯能坚持负重跋涉,也要吸足大烟。富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必以烟待客。据1937年统计,甘肃全省,共种鸦片914667亩,总产量达23472805两;土膏行店1094家;总人口为5997325人,吸毒者179651人,占总人口的3%,有的县吸毒者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武威吸毒者最多,共17427人;皋兰次之,15755人;天水第三,12097人。

    2、烟毒流祸  鸦片烟毒,对近代甘宁青地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危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二十九卷是这样描述烟害的:“泰西称中国为支那者,及其成病夫也。究其得病之源罂粟误之耳!自甘肃再种罂粟,怠情之病深中乎人人之心矣。夫士惰于学则经荒,农惰于亩则谷荒,工惰于肆则艺荒,商惰于尘则钱荒。今吾中国一荒国也,艺荒钱荒谷荒,而实由于罂粟之不荒。惰四民而荒吾者莫罂粟也”。鸦片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浪费在不但无益却流毒无穷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吸食烟土之上,有限的商品市场和社会资金都为鸦片所占据,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消费降低,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这样一来本就破败残破的农村经济更加捉襟见肘。农村劳动力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农家生活的兴废和农业经济的成败。然而,大量的人口因为便利易得的鸦片而成为“大烟鬼”,身体孱弱不堪,农业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正常的农业耕作都难以维继,如1936年范长江在宁夏青铜峡的大坝所见的情形:“有烟癖的农夫,在田间监视水道之际,受阳光之蒸晒,身体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卧田中,任水自溢,状至可怜”。这样还怎么能奢谈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宁夏“全省烟民有十四万之多,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还多”,并且“宁夏人口之中,除回教人以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说起”。缩小耕地,枯萎劳动力,便是勒种鸦片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影响,然而农民个人,在重重剥削之下,种植鸦片,是的不到利益的。“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烟如不起价,社会经济即立陷于紧张”。事实上,即使烟土的市价很高,农民除了把烟土送给官家、军人、高利贷者、商人等发财外,自己是没希望的。在各种烟土交易中尤以军人每年要地方上缴的“官土”(即官家所要的烟土)为最。收买官土系派定某区上缴若干,区派保,保派甲,甲长派到农民。如官土二万两,农民还得多出几千两的“中饱土”。烟价官定比市价要低,即使这样的“官价”也常常只给一半。同时,官价经由商会到各区,区到保,保到甲,等分到农民手中,又比原来的数目差了许多。若再加上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则农民的处境只有贫困。

    3、禁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署理陕甘总督林则徐下令严禁鸦片入境,在陇东严加防范鸦片入甘。同治乱后,左宗棠督甘时,由于“禁种罂粟较之禁吸鸦片为易”而以禁种为先。1869年左宗棠颁布《禁种鸦片四字谕》,做舆论鼓吹。并下令“拔恶卉而植佳苗”奖励各地种植棉花。同治十一年(1873年)左宗棠下令“甘辖属农民如有仍种植罂粟者,地方官与根苗初发时即饬拔除。严禁丁差扰索,不肖官吏如敢按亩收费,即照枉法贪赃严参治罪。1875年4月甘肃全境禁种鸦片。但是,由于军队暗中包庇和官吏腐败,致使各种禁令形同废纸。光绪七年(1881年)3月,甘肃全省开征“烟厘”,甘肃烟禁大开。“寓禁于征”非但不能禁绝鸦片,反而使鸦片更加泛滥起来。

    自1906年始,随着禁烟在全国的实施,甘肃大面积的种烟基本禁止,但“该省地瘠民贫,重以灾旱不时,故取栽种渐减之法”45。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地奉令禁烟。官方设立戒烟所、官膏局,登记烟民,均向官膏局购食。偷种、偷卖、偷吸者治罪。宣统二年(1910年)二次限期禁绝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后因时事混乱国体变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又有偷种的现象。1922年陆洪涛督甘,为了扩大势力,换取各镇守使的支持,遂借口筹备军饷,开放烟禁。征收“烟花税”(罂粟开花时,登记烟亩,按亩收税)。每年除征粮外,每亩征“烟花税”高达白银十四两,农民不仅无力可图,且负担沉重,无法再生产而自动不种。陆洪涛又发布了一道强制性的命令,凡种烟之田,按亩征收烟税即“烟亩罚款”,不种之地,征银更所,名曰“懒捐”。致使禁烟废弛,几乎户户种吸。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入甘,刘郁芬则把“烟亩罚款”正式列为财政预算。自1937年始,甘肃当局厉行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全面禁毒政策,并辅之以一系列严格配套的措施。截止1940年底,据各种文报记载,除特殊情形未戒绝的1345人外,其余登记的烟民(截止1939年10月底甘肃全省登记烟民19.7万人)全部戒除;私种烟苗基本绝迹,运售烟土得到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甘肃的禁政较为显著,烟害骤减。但是,好景不常,内战爆发后“禁政”徒有虚名,烟害又起。

    宁夏地区于1909年始,曾一度强制禁种了两年。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宁夏的烟苗乘机出土。1915年再禁,持续有七年时间,烟价高涨到每两值十两白银。1926年宁夏地区每年以九十万元的定额开征“烟亩罚款”上交,1929年门致中将其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元,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一倍。1934年南京政府把“烟亩罚款”取消,由中央每月发给补助费,但马鸿逵得到补助费后,却将“烟亩罚款”偷偷改为附加税,照例征收。

    1915年,马麒为求长久割据青海,解决粮饷和兵员等的来源问题,下令禁止种烟,以保证农业生产,多征收军粮,,便于供应军需。西宁道各县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虽多,但罂粟的种植面积却大减。到1918年,沿湟水地区农田,基本上全部种植了粮食作物。1936年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时,虽然以“禁吸、禁贩、禁运”为标榜,且将“青海省禁烟总局”改组为“青海省禁烟委员会”,实际上却以禁烟为名大量贩运鸦片。

    4、禁而不绝的原因  近代甘宁青地区的鸦片烟毒的泛滥,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但是甘宁青地区成为近代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却还有着它的特殊性。

    第一、甘宁青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条件,为反动统治者和追逐高额利润的人发展鸦片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甘宁青地区偏处西北边地,交通闭塞,社会生产落后,普遍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隔绝,使得鸦片生产可以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容易逃避社会的检查和舆论的谴责。地方势力的私利和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又给鸦片生产加上了一重保护伞。在郭嵩焘看来,甘肃“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减省。州县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农业经济凋敝,农村市场衰退,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民别无出产以维持生计,仅鸦片尚可勉强将就度日。辛亥革命后,甘宁青地为大小的军阀分片割据。军阀们以大于粮税数倍的烟税作为其军饷及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以血腥的镇压手段或课税的办法迫令人民铲除禾苗,改种罂粟。陆洪涛督甘时,甘肃全省每年收“烟亩罚款”500多万元,占全省总收入1300元的38?46%。张掖县一年缴“烟亩罚款”20万元,县长可从中提取5%的报酬。1933年前后的宁夏财政中,仅“清乡费”和“善后罚款”两项税收就占到了60%以上。而甘肃省财政收入中“烟亩罚款”和“禁烟善后捐”竟占到半数以上。大烟垄断是甘宁青禁毒史上的特殊现象。马步芳、马步清、马鸿逵等势力在甘宁青地区大肆搜刮烟土,囤积居奇,以官方强购、烟土专卖、官匪勾结武装贩运等形式实行烟土垄断,敛取不义之财。如马鸿逵在1938年因“赵文府监制”的板烟是独家经营而大发横财。他除以84万余板烟收回他私印发行的省纸币340万元外,并提出部分烟土“奖励”各级党政军官和“有功”人员,多则13000两,少者50两,第一次共计30多万两。当时烟价每两1.5元左右。1940年以后,烟土价格暴涨至买两7块银元。原先分到烟土的小党政军和工商名人们,或以此置地购房,或经商牟利。

    第二、甘宁青地区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落后,不仅给鸦片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也可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罂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手工劳动,只有在农业生产落后,劳动力大量过剩、价格低廉的地区(国家)种植才有利可图。同沿海地区发展迅速的工商业相比,封闭落后的西北甘宁青地区仍以土地为生,落后的交通,高昂的运输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农产品的远途外运。在这种情况下,种植、生产体积小而价格高、又适宜远途运销的鸦片,就成为甘宁青地区农民的必然选择。甘宁青地区的生存环境恶劣,农业经济面临破产境地,劳动者劳苦一年,收入微薄,在劳动强度大而身体羸弱的情况下,吸食鸦片可以暂时消除疲劳,振奋精神。在缺医少药、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的农村、山区,鸦片具有的镇痛、麻醉、收敛的作用对常见的各种疼痛、腹泻、咳嗽、等都有疗效,有的还疗效显著。于是鸦片被当作万能的民间药物而广泛使用。而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许多人因药成瘾后却很难自拔,转而受到贫困与毒瘾的双重折磨。小农经济具有极度的脆弱和极强的再生性。由于其规模较小,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特别差,所以十分容易破产;然而也正是由于其落后狭小,从而也较容易恢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甘宁青地区的农业在这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迟缓发展,农民也在此基础上艰难地维持生计。如果遇到较大的天灾及较重的人祸便难以正常生存,或迁移外地、或为乞丐、或充当盗贼土匪,而参军当兵也成为破产农民的一条维持生计之路。甘宁青地区农业经济破产,社会动荡不宁,自然灾害、兵祸和烟祸交织在一起将劳苦大众推入巨大的贫困之中。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难得温饱,没有正当的娱乐能舒解生活的痛苦,也没有社会的关心来慰藉苦难的心灵,于是具有麻醉作用的鸦片便成了他们寻求解脱的良方。由于大量农民自种鸦片,他们很容易得到鸦片,接下来只需将生鸦片熬制成膏后就可以即时地吸食。伴随着吸食后产生的疯狂幻觉的欣快感,鸦片又成为黑暗动荡的乱世中消极避世者和浮华堕落者精神自慰的消遣之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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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万善、张玉峰:《西北近代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7](美)马丁·布思,任华梨译:《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8] 冼波:《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注释:

1 自明代甘肃建省以来,宁夏、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甘肃。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将青海改为行省;10月17日第159次会议决定将宁夏道8县(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平远)和宁夏护军使辖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合并建为宁夏省。1929年宁夏省、青海省建立。笔者在行文中若没有特别指出,1928年以前的甘肃省即指未分治前的包括宁夏、青海的甘肃省。
2 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再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到英国。英国商人通过这一贸易形式,攫取了巨额利润(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东印度公司的贩烟利润率高达92.4%,在当时的世界贸易史上也恐怕是空前的)。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纽带就是流毒无穷的鸦片。
3有学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认为1800年到1839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总数应为638119箱(每箱120斤),按时价折合白银约6亿两。
4 烟毒的历史,第25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一页)《著步军统领等于京城各门严查烟务事上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二五五页)《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7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六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220页。
8 1884年以前的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1866年占了60%。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35页。
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6页。
10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416页。转引自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12 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3 同上。
14 《冯逆玉祥蹂躏下的西北》,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残本。转引自黄正林:《近代甘宁清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5 杨钟健:甘肃地震情形,1921年9月15日〈晨报〉,第7版。转引自黄正林:《近代甘宁清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6 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7 民国《甘肃通志稿》卷25,“民族五?户口”。《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二),第198页。
18 张集馨:《咸道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3页。
19 《恪靖侯奏稿·续编》卷21,转引自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 左宗棠:《办理禁种未能悉合部章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三,上海书店1986年6月影印本,第13页。
21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 》,卷二十四,页十三。
22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00页。
23《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九,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页。
2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版,第214页。
25《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2月版,第424页。
26 左宗棠:《答王雩轩方伯》,《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十三,上海书店1986年6月影印本,36页。
27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页。
28 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2997年4月版,第564--565页。
29 陈雅赓:《西北视察记》,1934年—1935年在《申报》连载,1936年初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第73页。
30 连若雪:《宋子文西北之行》,《民国春秋》1996年第6期。
31 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古浪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转引自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 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75页。
33 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65页。
34 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81页。
35 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74页。
36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44页。
37 王德清、家玉琴:《解放前鸦片在临夏的毒害》。转引自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13页。
38 《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8071页。
39 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39-540页。
40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91页。
41 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一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26页。
42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87-188页。
43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38页。
44《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2月版,第509页。
45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5-907页。
46 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42页。
47 杨坚校注:《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第367页。
48 拜襄华、张鹤鸣:《朱绍良在西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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